政党类型学视域中的使命型政党：体制框架、产生逻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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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类型学视域中的使命型政党：体制框架、产生逻辑与中国实践
□赵大朋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上海200233）

[摘 要]政党类型的形成和发展与特定政治体制框架紧密相关，反映了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具体位置的变化。西方政党类型学的相关范式由于受到特定政治框架的影响，具有内在的局限性，对于复杂现实的解释力相对有限。尤其是在“政党—国家”体制的框架中，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位置有了根本性变化，政党由此具备了新的组织特征和类型化特点。作为一种特殊类型，使命型政党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是政党政治发展内在规律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典型的使命型政党，既具备使命型政党一般性的组织特征和运行逻辑，又在中国实践中形成了鲜明的自身特色，具备了相应的特殊性。也正是这些特殊性让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始终保持着党的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政党类型学；使命型政党；组织特征；中国语境；特殊性

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应该如何从类型学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征和运行逻辑进行科学概括，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始终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可以说，在现代政党分类谱系中重新理解和定位中国共产党，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大理论命题[1](p69-79)。党的十九大以来，很多学者开始使用“使命型政党”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共产党的类型化特征。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相当一部分学者在使用“使命型政党”这一概念时，往往将其作为一个纯粹中国化的概念来对待，仅仅是突出或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所独有的类型化特征。但笔者认为，“使命型政党”并不是中国语境下的一个特有概念或研究范式，而是体现了在特定政治框架中政党类型发展与变化的一般性规律。过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类型上的特殊性，而忽视其政党类型形成和发展背后的规律性，会导致中国共产党游离于世界政党谱系之外，失去了进行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因此，在研究中应该立足于政党类型学的相关理论，通过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既要准确概括中国语境下使命型政党诞生和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性，又要充分认识这种特殊性形成背后所体现的政党类型演变的一般性规律。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使命型政党研究的学理性和系统性，而且也创新了中国政党研究的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西方政治框架中的政党类型学研究：基本观点及其内在局限
政党类型学研究（typologies）是一种从分类学的角度探究政党组织结构转型或嬗变的理论，强调以发展的、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僵化的视角来解析政党组织的变迁进程[2]（p84-93）。政党类型学在政党政治研究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西方政党理论主要就是建立在政党分类基础之上的[3]（p30-34）。

（一）西方政党类型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
政治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政党类型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就会产生类型各异的政党，形成不同特征的政党谱系。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学界有关政党分类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在政治谱系上或多维政治坐标中确定不同政党的相对位置来定位政党的性质；另一类则关注在政党发展史中出现的不同政党组织形态来对政党进行划分[4]（p62-77+111）。在第一类研究方法中，比较常见也是比较传统的分类方法就是把政党划分为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激进政党与保守政党、革命政党与改良政党等。随着二战以后社会结构的转型，对政党进行研判的维度和标准不断多元，政党类型也变得日益复杂。例如，德国政治学家克劳斯·冯·贝姆（Klaus von Beyme）提出了“政党家族”（party families）的概念，并按照政党的传统名称、基本纲领和政策立场，把西欧国家中的主要政党分为九种类型，即自由主义与激进政党、保守主义政党、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土地党、地区性政党与族群型政党、极右翼政党以及生态运动[5](p29－136)。在第二类研究方法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按照起源把政党分成两种，即内生型政党和外生型政党。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认为，现代政党或是从议会内的组织演化而来或从议会以外的团体扩充而来，二者必居其一[6](p24-37)。起源不同，政党的组织形态和运行逻辑也就不一样，从而产生了类型化差异。

以上两种政党分类方法相对粗线条，在实践中都可以进一步细分。例如，在内生型政党和外生型政党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又基于政党组织形态的变化，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了四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即组织学路径、功能主义路径、历史主义路径和整合主义路径[7](p35)。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政党的具体类型和发展趋势也不尽相同。在诸多研究视角中，有以下几种经典研究范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迪维尔热提出的干部型政党（cadre parties）和群众型政党（mass parties），基尔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提出的全方位型政党，以及卡兹（Richard S.Katz）、梅尔（Peter Mair）提出的卡特尔型政党。尤其是卡兹和梅尔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政党组织变革的“四阶段”范式，即精英型政党（elite party）、群众型政党（mass party）、全方位型政党（catch-all party）和卡特尔型政党（cartel party）[8](p5-28)。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政党类型的分析普遍受到“四阶段”范式的影响。或者是在“四阶段”范式基础上的延伸和细化，例如荷兰学者库维尔（André Krouwel）将“商业公司型政党”补充进来，从而形成了政党发展“五阶段”[9](p261)；或者是对“四阶段”范式进行一定的修正和完善，例如安哥鲁·帕尼比昂科（Angelo Panebianco）就认为，“大众—官僚型政党”（massbureaucratic parties）未来的发展趋势并不是全囊括型政党（全方位政党），而是变得更加专业化或职业化，成为“选举—职业型政党”（electoral-professional parties）[10](p298-299)。再如，理查德·冈瑟（Richard Gunther）与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首先将政党分为五个主要类型，即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种族主义政党、选举型政党和运动型政党。他们把这五大政党类型作为进一步细分的“属”，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定义和区分了15种不同的政党类型，如精英型政党包括传统的地方显贵型和庇护型政党，选举型政党包括个人魅力型、全方位型和纲领型政党等[11](p10-12)。总之，作为二战后欧美政治学界最具影响力和原创性的研究范式，政党类型“四阶段”范式已经成为分析政党组织特征及其变化趋势的重要研究工具[12]（p53-59）。其中，卡特尔政党是当前西方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政党类型学研究模式，成为当今欧美国家政党组织的主流形态，并被诸多关于政党的定性分析和经验研究所证实[13]（p35-40）。

（二）特定政治体制与西方主流政党的类型演变
政党类型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与政党的诞生方式和核心价值诉求有关，但同时也与特定的政治体制框架密不可分。这种紧密的相关性体现为以下两方面：其一，政党必然是特定政治体制框架的维系者、运行者或反对者；其二，特定的政治体制框架为政党类型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体制支撑、资源保障或政治动员条件。在研究中，脱离了特定的政治体制框架，也就无法准确分析政党类型变化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基本趋势。西方政党类型学的相关研究范式正是基于西方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和特定的理论前提。也正是这种内在的价值倾向或理论前提限制了西方政党类型学对于无产阶级执政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解释力。

1.政党类型发展演变的基本逻辑：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位置变化。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对明确的。正如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欧内斯特·巴特曾经指出的：“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如果改变一种表达方式，那么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导入政治机构的水车并使之转动的导管和水闸。”[14]（p42）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本阶级的成员进行阶级斗争。”[15]（p311）可见，政党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扮演着“媒介”的角色，既可以是双方沟通与互动的纽带，也可以是国家和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工具。这种角色定位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党的根本功能和运行逻辑。必须强调的是，政党在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中并不是一种静态或被动的存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而这种位置的变化就是测量政党变革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被用来区分政党特征以及政党实现组织目标的差异[13]（p35-40）。

就其内在逻辑来看，西方主流政党类型发展“四阶段”范式的形成标志着学术界的研究旨趣出现重大变化，开始关注政党在社会与国家中的位置变化及其影响。西方主流政党由精英型到卡特尔型的转变就是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位置不断变化的结果，具有一定规律性和逻辑性。具体来说，精英型政党是政党的最初形态，主要活跃在国家权力机关（议会）中。此时，社会与国家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国家权力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掌控着整个社会。在群众型政党阶段，政党属于社会，最初是社会新生成分的代表，与国家的距离较远，有着一定的革命性诉求。在全方位型政党阶段，政党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性经纪人。在卡特尔型政党阶段，政党与社会的距离在不断加大，与国家的距离进一步缩小，逐步成为国家的组成部分[4]（p62-77+111）。在这种状态下，政党对国家资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甚至已经成为国家科层体系的一部分。此时的政党已经不再是一种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而是变成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机构，这改变了政党在民主制度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和功能[13]（p35-40）。从整体趋势来看，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西方主流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不断疏远，代表性功能不断弱化；与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依赖性和合作性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具体位置的变化对政党自身也带来了复杂影响，导致政党的组织特征和具体功能构成在运行中不断发生改变，使得政党在保持根本功能和运行逻辑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又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由此具备了鲜明的类型化属性。

2.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及其内在局限性。

西方国家是政党产生最早、政党政治最为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政党理论研究最早的地区。这就使得西方学术界掌握着政党理论研究的话语权，在政党类型学相关研究范式的建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西方语境下的“政党”是一种复数化的存在。西方学界在使用“政党”这一概念的时候，政党一定是个复数化的存在。正如萨托利所言：“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政党指的是多个政党，党是复数的党。”[16]（p60）尽管“一党制”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在西方政治学的语境中仍然是一种非常态化，甚至是畸形化的存在。“不论一党制国家产生于革命的形势或革命的手段，他们都被当成例外的、‘特殊的’政权——而不仅仅是‘新的’政权。”[16]（p65-66）正是因为具有了“原罪”，所以不论是什么类型的一党制国家都是不稳定的，必须依靠政治强迫或榨取资源的方式来维持存在，因此也很难取得持久性的成功。二是西方语境下的“政党”相对于国家和社会有着明确的地位差异。在西方语境中，政党在与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基本地位是基本明确或固定的，那就是政党仅仅作为“执行表达功能的表达工具”[16]（p57）。在政治活动中，政党是社会的一部分，“正是社会中的这部分试图通过控制政府来获得国家的资源，并且（或者）改变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走向，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走向”[17]（p44）。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西方语境下的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相比，是一个相对“次级概念”，是为了适应国家和社会互动需要而产生的组织化工具。因此，政党要么是“社会中的党”（群众型政党），要么是“国家中的党”（卡特尔型政党），自身所具有的能动性相对不足。即便某些政党在诞生时属于“外生型政党”，对于既有国家政权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往往在实践中会逐步被“体制”所吸纳，最终实现了“功能的回归”。总之，以上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了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理论前提。脱离了这两个基本理论前提，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整个理论体系就坍塌了。可以说，西方政党类型学的形成和发展受制于特定的政治体制环境，是基于西方民主政治运行逻辑和基本政治体制框架，对西方主流政党发展规律进行的一种抽象与概括。

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来看，并不是所有政党都活动在西方政治体制的框架中，具备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理论前提，无产阶级政党尤为如此。作为典型的外生型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是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具，以打破旧的国家政权、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为主要诉求。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交流和沟通工具，而是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讳言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特殊性”。正如恩格斯所讲的那样：“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 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8]（p469）尤其是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无产阶级政党一党长期执政，并在实践中建构起新的政治体制框架。这样就使得无产阶级政党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进一步凸显。可见，一旦研究对象或理论预设发生改变，西方政党类型学相关研究范式的解释力就会大打折扣。从中国现实来看，机械地使用西方政党类型学的相关理论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征，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承担的角色、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所肩负的使命，无疑是过时的、老套的、失去解释力的[19]（p5-15）。西方政党类型学在解释力上的局限性也就为中国政党研究话语体系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空间。

二、“政党—国家”体制与政党类型的演变：使命型政党的产生与定型
既然西方政党类型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西方政治体制框架基础之上，那么在非西方的政治框架中（尤其是“政党—国家”体制）的政党，又具有什么样的类型化特征呢？从历史来看，“政党—国家”体制的形成具有特定的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在世界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的影响。“政党—国家”体制（party state system）在相关研究成果中也被称为党国体制、政党国家或党治国家。作为一种政权体制形态，政党国家体制是由政党作为民族的“代表”来建构并统治国家的国家形态[20]（p68-80）。从政党体制的角度来看，政党国家在整体上可以归类于“一党制”国家的范畴。就其起源来看，一般认为，“政党—国家”体制起源于苏联，是20 世纪不发达国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解决现代化危机的产物，由此形成的特殊国家形态也就带有鲜明的共产主义革命政治体系的特点[21](p5)。萨托利也认为，“政党—国家”体制“这个标签通常被贴在共产主义国家的身上”[16]（p70）。这种特征是由建构“政党—国家”体制的无产阶级政党所决定的。依托于“政党—国家”体制，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位置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传统西方政治框架中的政党截然不同。这也就使得政党在运行中形成了特殊的运行逻辑和组织特征，在类型上具备了相应的特殊性。

（一）“政党—国家”体制的建构与政党特殊地位的形成
从“政党—国家”体制形成的过程来看，政党是在原有的国家体制之外产生的，最初作为原有国家的对立面或敌人而存在，经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摧毁原有的国家体制并重建了新的国家体制，掌控了最高权力，取得法定执政地位。在这样的状态下，政党（执政党）就成为国家特殊的支配性的组织和力量，因而可以把政党的组织、制度和价值输入国家，从而决定了国家的命脉、形构、方向、进程和特征[22]（p99-114）。可见，“政党—国家”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党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渗透、控制，最终以政党为核心，实现了党国同构和党国一体。具体来说，“党国同构”描述的是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指的是政党将自身的组织机制作为国家机制的先导，国家组织都是政党组织的摹本[23]（p76-94）。这种同构性具体体现为：政党与国家在发展目标或使命上是一致的，政党与国家的制度逻辑是相同的，政党与国家的利益偏好是趋同的，政党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是相似的。正如波齐所描述的那样，在政党国家体制框架中“或者是通过公开宣称，或者是通过建设制度安排，共产党享有不受挑战的惯例以及决定性的宪法权力所享有的永久性的、独占性的利益。共产党通过自己的机构行使权力，但是要通过制定日常的、约束性的政策，领导国家，利用国家资源展开活动”[24]（p149-152）。萨托利也认为，在“政党—国家”体制中“公共行政大体上只是党务的副产品”[16]（p71）。此外，“党国一体”描述的是政党和国家在面对社会的时候处于一体化的状态，政党依托于国家权力能够对社会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和整合力。这在现实中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国家与社会领域缺乏明确界分的情况下，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边界彼此重合，功能高度重叠，社会生活高度科层化和政治化；二是在国家与社会出现某种分离的情况下，政党与国家二者相互联结，作为相对于社会而存在的一个整合结构，压倒性地制约和影响着社会[22]（p99-114）。

可以说，“政党—国家”体制的建构重塑了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彻底改变了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基本位置。基于“政党—国家”体制，政党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渗透性、整合性和引导性有了质的飞跃，政党在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中不再是一种“被动”或“次级”的工具性力量，也不是多元政治力量中的普通构成部分，而是具备了强大的组织能动性和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在实践中，政党的这种主体性特征具体体现为政党对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自我选择、自我塑造、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能动力，也表现为政党领导和参与国家建设的能级与能量[19]。总之，建构和维系“政党—国家”体制的政党是一种可以基于自身价值诉求和政治意图来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和社会发展态势的关键性力量。

（二）“政党—国家”体制框架中使命型政党的产生逻辑及其组织特征
为了适应政党位置的变化，确保自身的组织能动性和主体性特征能够在实践中得以科学和有效地实现，建构和维系“政党—国家”体制框架的政党必然要具备一些新的组织特征或特质。具体来说，这些组织特征或特质包括：第一，有一套科学完善的理论学说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导，形成了科学、明确的政党使命和奋斗目标。第二，有科学的组织原则和系统严密的组织体系，能够确保政党自身的凝聚力或组织力。第三，具备科学完备的领导体制，能够确保政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地位的实现。第四，有成熟而富有经验和激情的职业化政治精英集团作为协调行动的领导力量，并能持续保持政治精英集团的先进性和纪律性。第五，能够建构符合时代需要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确保民众对于政党使命的认同度和支持度。第六，对各级组织和成员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对组织内部各种违反纪律的现象能够进行有效纠正。第七，有倡导为主义不惜献身的精神教育作为党员的道德律令[22]（p99-114）。通过这些组织特征可以发现，建构和维持“政党—国家”体制对政党品质的要求更高。在上述的政党诸多组织特质或特征中，科学、明确且能鼓舞人心的政党使命和奋斗目标无疑是具有统领性的。这里所强调的“政党使命”不是政党活动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也不是抽象的价值或理论想象，而是政党依据科学理论形成的，对国家以及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愿景的描述或界定，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等特征。对政党自身来说，政党使命体现了政党存在和活动的根本价值，是政党能够统领国家和社会，维系“政党—国家”体制稳定性的根本前提。同时，政党使命也塑造了政党的价值偏向、运行逻辑以及其他组织特征，明确了政党组织能动性和主体性特征实现的价值方向，决定了政党自身的生命力。正因如此，我们把这种类型的政党称为“使命型政党”。

使命型政党在实践中的具体形态就是在“政党—国家”体制框架中长期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例如苏联、东欧地区执政的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共产党等。从起源来看，无产阶级政党自诞生起就具备了“使命型政党”的核心特征。但由于诞生之后无产阶级政党处于开展革命战争和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政党的某些组织特征和运行逻辑具有一定的“临战属性”，还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在建立新政权以后，依托于“政党—国家”体制，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性进一步凸显，政党原有的运行逻辑和组织特征也随即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尤其是“政党—国家”体制的建构为政党使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支撑和资源保障，全方位提升了政党使命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渗透性与塑造力。可以说，新型政治体制框架（即“政党—国家”体制）的建构在根本上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因此，在当代世界的政党分类谱系中，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使命型政党，不仅符合现代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1]。

从字面来看，“使命型政党”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西方政治学术界早有提及。例如，奥斯汀·兰尼就曾以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在塑造政党的政治态度、活动方式和行为模式方面的功能差异为标准，将现代政党明确区分为使命型政党（missionary party）和经纪型政党（broker party）。使命型政党代表着一种理想形态，其主要目标是赢得意识形态上的皈依者（converts），而非最大化自己的选票以赢得公职[25]（p165-166）。当然，在西方政治体制框架中，奥斯汀·兰尼基于政党意识形态而提出的“使命型政党”只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价值目标，并不具备现实的体制支撑或制度保障。在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环境中，政党已经被选举所“绑架”，选举的逻辑就是西方政党生存和运行的逻辑。脱离选举，不追求选票的最大化，政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不具备活动的社会条件和合法性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拥有的不是缺少实践性的抽象价值口号，就是取悦或迎合选民的具体目标或主张。而政党的这些目标或主张往往具有短期性和功利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使命。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不论哪一种类型的西方政党在本质上都是“选举型政党”，是作为“使命型政党”在类型上的对立面而存在的。

三、中国语境下的“使命型政党”：类型的规定性与实践的特殊性
政党是以民族国家为主要活动空间的，特定的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都会对政党产生复杂的影响。使命型政党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类型化的存在，就因为政党有着相对稳定的组织特征和运行逻辑。同时，使命型政党在活动中也要受制于不同民族国家的特殊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在各方面体现出相应的特殊性。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自诞生起就具备了使命型政党的基本特征。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并逐步建构起“政党—国家”体制。这重塑了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确立并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各种特征。与此同时，使命型政党的建构和运行也必然要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有效解决中国人民所关切的各种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要赋予政党使命特殊的中国内涵，并对自身的组织特征和运行逻辑进行不同程度的“中国化”改造，使政党能够更好地嵌入国家和社会之中。由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具备了使命型政党的一般特征和内在规定性，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实现了类型的规定性与实践的特殊性相统一。这种状态不仅让中国共产党更加适应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具备了强大的内生性和适应性，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更好地实现自身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使命型政党不仅符合西方政党建设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具有中国经验事实的坚实支撑[1]](p69-79)。具体来说，使命型政党在中国实践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使命型政党的运行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
在中国语境下，使命型政党的诞生和活动始终与中华民族发展与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承载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核心诉求。面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被列强欺凌和压迫的现实，救亡图存和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要达到的核心目标和价值诉求。正所谓：“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历经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26]（p49）在经历了多次探索和失败之后，“十月革命”的成功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挽救民族危亡、推动国家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选择。在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备了历史必然性。作为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诞生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党使命的建构与挽救民族的危机，实现民族复兴深度融合在一起。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使命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从无产阶级政党本质属性的角度来看，即无产阶级的解放、共产主义的实现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二是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即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27]（p13）

中国共产党政党使命的两方面构成在政党运行中是有机融合的，体现了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内在统一。这种内在的统一和融合也就使得使命型政党在中国的诞生与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外部“革命输入”的结果，而是具备了更为强大的内生性，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在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以政党使命重塑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愿景与目标，真正开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这无疑进一步增强了政党使命的说服力和整合力，为使命型政党的长期执政奠定了关键的合法性基础，有效提升了“政党—国家”体制的稳定性。在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又立足于具体国情和发展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阶段性目标（例如“三步走”战略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等），不断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具象化和目标化。这在实践中极大丰富了政党使命的具体内涵，增强了中国发展的节奏性和目标性，进一步强化了使命型政党的中国特色。同时，“政党—国家”体制的建构也为使命型政党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提供了必要的体制支撑和资源保障。总之，与西方政党和其他共产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实践中具备优势和特殊性，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所结成的命运一体化的特征[28]（p4-9+2）。

（二）使命型政党的领导地位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使命型政党依托于“政党—国家”体制，实现了政党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开启了对国家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使命型政党应注重以制度化的形式来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地位，贯彻科学的治理理念，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国家权力的科学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为党的长期执政以及政党使命的顺利实现创造必要的条件。对使命型政党来说，如何在“政党—国家”体制的框架中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问题，其国家治理模式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形成科学的治理理念、治理手段和治理体系。具体来说，苏联的国家治理模式是一种全能主义治理模式，主要由高度集权的党和政府实行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治理，它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现代民主、自由和法治精神，存在着制度化不高、民主法制匮乏、权力过度集中、缺乏监督等严重缺陷[29]（p10-16）。可以说，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不具备现代化的治理能力是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也曾参照和学习过苏联的国家治理模式。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的启动，中国共产党开始对苏联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行系统反思，以全新的视角和理念来看待制度建设以及国家治理的相关问题，深刻认识到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特别是基于“文革”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反思与改革。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就特别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30]（p327）“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30]（p333）可以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条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秉持科学的治理理念，不断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稳步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创新作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更加重视以制度思维和制度方式解决重大问题，更加重视以制度化的方式确认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变革、新经验[31]。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专题研究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相关问题，并作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在系统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优势的基础上，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问题。这不仅为使命型政党全面领导地位的有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也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发展与成熟指明了方向。

（三）“政党—国家”体制的运行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构
尽管在基本政治框架上属于“政党—国家”体制的范畴，但中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党制”国家，而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有别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那种彻底的“一党制”，是基于中国革命历史的特殊性以及苏东各国对政党制度的探索经验和教训而进行的重大创新[32]。对在“政党—国家”体制框架中长期执政的使命型政党来说，这种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的优势或价值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使命型政党可以借此更为广泛地凝聚共识，提高自身的适应性和引导力。依托于新型政党制度，在“政党—国家”体制的框架中形成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非竞争型协商合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苏联“一党制”模式的弊端，为使命型政党有效地应对差异化的外部环境，提升政党使命的影响力和整合力提供了重要的体制保障。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复杂化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这种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更加明显。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模式之所以在运行中滋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忽视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忽视这一不平衡基础上所有制的多样性，忽视这种多样性基础上人们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忽视这一诉求不一致基础上非共产主义政党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有着直接的联系[33]（p38-46）。二是可以加强对使命型政党的民主监督，确保使命型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能够保持自身的生机与活力。由于民主党派由各界知识分子和有一定影响的代表性人士组成，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相比，监督方式更加多样性、监督主体更具广泛性，使之更容易发现权力不作为和权力滥用的现象[34]。而且这种合作型的党际监督也避免了不同政党相互间的攻讦与掣肘，克服了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弊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那样：“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35]（p34）总之，新型政党制度的开创和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使命型政党的运行规律和“政党—国家”体制的基本框架而进行的创造性实践，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四）使命型政党治理逻辑的发展与突破：强化自我革命的组织品格
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由于复杂外部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使命型政党的先进性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尤其是在“政党—国家”体制的框架中，执政党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这既为政党使命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资源支撑和体制保障，但也同时对使命型政党自身带来了复杂的负面影响。由于在“政党—国家”体制的框架中，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处于“同构”状态，长期执掌国家权力容易导致政党在运行中过度依赖国家权力，产生了权力的傲慢，凌驾于社会之上。这无疑扭曲了使命型政党的运行逻辑和价值偏向，使得党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官僚主义、权力腐败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使命型政党的某些组织特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衰退风险。面对这种状态，如果使命型政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不能进行有效的自我革命，自身的先进性和代表性就会不断下降，并最终导致使命型政党在类型上的异化和蜕变以及“政党—国家”体制的崩溃。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失败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正是因为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不能有效地进行自我革命，妥善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深层次问题，才最终导致苏联共产党自身的蜕变和异化以及苏联的解体。

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执政后，也同样面临着革命精神消退、初心使命意识淡化的重大风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执政党在科层化、专业化的压力下日益官僚化，存在行政吞噬政治、政党国家化和党员干部日益脱离群众的巨大风险[1](p69-79)。但与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各种内外风险有着清醒的认知，并且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始终把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有机结合。可以说，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从严管党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组织品格。正因为具备了如此鲜明的组织品格，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及时进行纠错，有效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妥善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逐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同时，也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组织品格，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克服国家权力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敢于面对并妥善处理党内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突破制约自身建设的各种瓶颈，不断巩固党的群众基础，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更是进一步强化了使命型政党自我革命的组织品格，以“猛药去疴”的决心和系统化的措施“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使得“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了伟大的社会革命”[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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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3.009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3-007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的发展与改革研究”（19BKS065）。

作者简介：赵大朋（1983—），男，山东临沂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