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与上述列举的批判相关的论争检视为关于数字人文的一段论争史,那么这一历史中更为晚近的“事件”是2019年《批评探索》上发表的笪章难(Nan Z.Da)的《以计算的方法反对计算文学研究》(The Computational Case against Computational Literary Studies)这一文章在很大范围内引起了反响,但恰恰是其中往往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处埋藏着回答上述问题的契机,这一如果对数字人文上述的论争史不熟悉就难以发现的细节不仅在表面上显示出数字人文内外部从未终止的论争,且暗示了一个学术史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
第一个例子是著名的《使用数百万数字化书籍对文化进行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ulture Using million of digitalized Books),该文作者声称在未出版的词典中发现了数万个(新)单词,但是经过辨析,这些大量的生词不过是原有单词的词法变形(morphological variants)。第二个例子来自文学批评,霍伊特·朗(Hoyt Long)运用机器学习及“文学体裁识别”等数字技术研究现代主义俳句,其中一些大量计算后的结论不过是俳句拥有与其他短诗所不同的形式特征,而这点似乎是不需要高科技确认的文学常识。基于这样的例子,布伦南所得出的结论是,数字人文往往混淆了更多信息与更多知识之间的区别,简言之,数字人文声称作为新的方法论是产生新知识的范式,而在布伦南看来,这未免是一种自负,数字人文仅仅能获得信息,而无法将之加工为知识,前者是数字技术的本色,后者是人文学科的当行。
那么如果数字人文并不能产生实质意义上的真知灼见,是什么在推动人文学科对数字人文方兴未艾的热情呢,布伦南直言不讳,这一切都是“科学拜物教和自由主义撤资”造成的,如果前一概念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科学主义批判,作者的实际重点却在后一句,在他看来,正是年轻学者在面对美国大学难以撼动的自由主义逻辑时的无力感,使他们试图加入数字人文的倡议之中,这些大学里的弱势群体,即规模小,资金少的文科院系和二流的研究型大学及其学者把数字人文当成了一种“均贫富”的机会,或者说,数字人文脱离了传统的美国大学终身制的层级壁垒,充分体现出一种“合作共赢”姿态①“合作”常被视为数字人文的核心品质之一,参见Susan Schreibman.Ray Siemens.and John Unsworth.A New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M],West Sussex:John Wiley&Sons,Ltd,2015,p.55.。
我们有必要先将布伦南的结论暂时搁置,再来看笪章难提到的另一篇更为出名的批判文章——丹尼尔·阿灵顿(Daniel Allington)、莎拉·布洛莱特(Sarah Brouillette)和大卫·格伦比亚(David Golumbia)的《新自由主义工具(和档案):数字人文的政治史》(Neoliberal Tools(and Archiv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以下简称三人文章)。较布伦南更为激进的是,三位作者给予了数字人文“更高”的定位,认为这一学术思潮根本是以扮演“过时的”人文学科的救世主的形象出现的,具有革命性的力量。当作者将这一认识赋予对方后,便顺利地在这一层面上得出了全文的基本结论,即这个政治意义如果有的话,“它对学术政治的最大贡献可能在于促进了新自由主义对大学的接管”[8]。尽管作者们承认这一政治行为或许是无意识的,因为他们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主要来自数字人文受到了可观的物质支持。而这一物质支持绝非没有来由,文章描绘了北美大学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市场对大学的支持,主要是为了技术对资本的贡献,而传统的人文学术却不能像科学技术性学科那样提供直接的经济效用,由此应运而生的数字人文,便是致力于通过对人文学科进行彻底的结构性调整来改变这一局面。与布伦南的认识有相似之处,作者们指出仅为传统人文研究提供数学工具的帮助或定量分析的思路绝非数字人文,数字人文必然是革命性的,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从根本上把人文学科带进实验室。
事实上,所谓的数字人文的意识形态批判早已有之,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以其学术影响力扮演起了21 世纪10 年代这一波数字人文崛起中最初的“卫道士”,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于他的“三篇博文”。2011 年在MLA 年会之前,费什发表《旧秩序的变化》(The Old Order Changeth)一文,用讽刺的语调表达了对美国文学研究界逐年追求“新潮”理论的不满,在他看来,前几年还如日中天的多元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题今年就要让位于数字人文,比如他读到了一个小组的主题是“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小说”,费什惊呼道“什么,这么快?!(刚刚还是后现代,一转眼已经开始谈后现代之后了?)”[9]。
在第二篇《数字人文与不朽》(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Transcending of Mortality)中,费什将数字人文学者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Kathleen Fitzpatrick)的新书《计划中的过时:学院的出版,技术和未来》(Planned Obsolescence:Publishing,Tech⁃nology,and the Future of the Academy)作为具体批判对象。在菲茨帕特里克看来,传统学术不仅倚赖长期(long-form)学术,文章和著作在期刊发表和在出版社出版,更与作者、文本和原创性这些相辅相成的核心概念有关,她认为由此,一来造成作者的孤立,前人和当代人既是作者的思考背景又是其(为保证原创性)对立面,二来学者与其阅读文本之间的接触方式是单一和线性的,现在,数字技术的新型传媒方式改变了这点。因此,我们应更少关注完成品而更多关注过程中的文本,更少关注个体作者而更多关注合作,更少关注原创性而更多关注混合,更少关注“版权”而更多关注分享。对此,费什指出“首先,这是神学上的描述,其信奉者最有可能抗拒;其次,这是政治上的观点,其信奉者将最有可能接受”[10]。说菲茨帕特里克描绘的这幅数字人文愿景是神性的,在于她认为要将我们从线性的和时间性的局限中解救出来。而这种局限,在许多神学描绘中就是由个体的死亡而得以实现的,脱离肉身时间而进入神性空间的唯一障碍就是“生命的有限性”(mortality),作为凡人就是能够死亡,而宗教和数字愿景展现给我们的则是与这一内含有始有终过程相悖的纯粹中间状态和没有限度的普遍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数字人文的这一愿景旨在对抗愈加严重的学科和专业壁垒的僵化体制,就像《数字人文宣言》(The Digital Humanities Manifesto 2.0)中所说,数字人文是关于“整合”(integration)和“数字无政府主义”(digital anarchy)的[11],而这便是所谓的政治的方面,当数字人文学者声称要将“跨学科性”升至学科的核心位置,这绝非人文学科的“改革”,而只能是“革命”。
在该文中费什充分指出数字人文的颠覆性特征,为的是在第三篇文章《注意你的P和B:数字人文与解释》(Mind Your P’s and B’s: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Interpretation)中加以批判。作者在化用俗语“注意你的言行”(mind your P’s and Q’s)的标题下,以其钟爱的弥尔顿简述了一个人文学科研究过程。费什指出在《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中,弥尔顿说道:“曾经抱怨被圣公会主教(Episcopalian bishops)审查的长老会牧师(Presby⁃terian ministers)现在成了审查者”[12],继而主教(Bishops)和长老(Presbyters)对弥尔顿来说具有了相似性,不仅是所指同时在能指上是一样的,费什进一步指出这样的相似性同时表现在语音学层面,两个单词均含有p和b这样的双唇爆破音(bila⁃bial plosives),这也就是文章标题的由来。同类型的词接下来在弥尔顿的叙述中继续大量出现,如教区(parish)、书籍(books)、多元论者(pluralists)、私人的(private)、宫殿(palace)、特权(privilege),人民(people)等等。最后,这样的表述在“反对”(op⁃posite)这样两个p 连接的词汇中达到高潮。费什宣称这一分析的原创性,却不能保证这一假设的意义,他认为需要证明的是弥尔顿这样的措辞法对其论证的意义,那么就要以形式主义的方法鉴别弥尔顿修辞学的特点,进一步将词汇本身自动的重复与作者有意的设计辨析区分。而这就是他的学术研究的模式,“我从一个实质性的解释性假设开始——弥尔顿认为,尽管在礼拜和教会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但那些在主教的专制统治下遭受苦难的人却变成了他们的压迫者。而且,在指路灯,甚至是探照灯下,我注意到一种模式,我认为与之相关。然后,我详细阐述了相关性。”[12]简言之,其研究方式的方向性(顺序)至关重要,“先是解释性假说,然后是形式模型,它获得了显著性的地位仅仅是因为一个先在的解释把它挑出来了”[12]。与之相反,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则是“首先计算数字,然后看看它们是否提出了解释性假设”[12]。换言之,一个直接的后果是数字人文的研究方式是工具导向的,其次,它的假设没有清晰地线索,常常是随机或一时兴起,先计算一下看看结果如何再说。这“三篇博文”代表了费什质疑数字人文学术价值的路径,他强调传统文学研究方式就是基于不同的假设对文本进行不同的重写,而数字人文的工具论和随机论则致使其研究是无序的、盲目的、功利的,甚至在实际意义上与个人利益绑定。“数字人文计划的这两种愿景——传统批评的完善和全新事物的揭幕——与数字人文者惯常伸张的两种态度相对应:(1)我们正在做你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但)只有我们拥有可使你做得更好的工具,(所以)带我们一起玩;(2)我们是新真理的先知和使者,而新真理的破坏性挑战使你们对我们有所反感。”[12]费什说基本上每一个反抗运动都有类似的态度。这一二元论断有其粗粝和轻率之处,费什明显地表现出对第二个的倾斜,因为,如果要在其话语中找出主导思想,显然对数字人文革命性的判断和对此的“反感”才符合其思路,否则他不会使用“反抗运动”和“革命”这样的字眼。
三
现在回到布伦南的文章,该文掀起轩然大波之初,许多急切的回应以数字人文研究个案的成果加以驳斥。比如《数字考古学破产了吗》(Is Dig⁃ital Archaeology Busted?)试图向人们解释数字考古学一隅的实绩[13],《描绘种族主义并评估数字人文的成功》(Mapping Racism And Assessing the Suc⁃cess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则试图说明地理信息系统在社会学等方面的积极贡献[14]。然而,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第一,这些列举的层次和取向并不一致,仅上述两例,一个以传统学科为核心,另一个则是强调某一数字技术的实际效果。第二,这些反驳表明数字人文是否包括“数字社会科学”甚至是其“内部人”都不确定之事,但这却并非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毕竟近年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边界问题本身就是另一个论争热点。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辩驳恰恰掩盖了前述布伦南论题的核心矛盾。
拉姆塞在《论建造》(On Building)中认为,数字人文者之间的共性“涉及从阅读和批判转向建造(building)与创作(making)”[20](p241),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此文是其另一篇引发论争的《孰是孰非》(Who’s In and Who’s Out)的补充说明,在那篇文章里,这位数字人文者表现出近乎党同伐异的气魄,“就个人而言,我认为数字人文科学是在建造(building)事物……如果您什么都没做(making),那就不是……数字人文者”[20](p241)。相对于王涛的“良莠不齐”,拉姆塞的“建造与否”则是在数字人文和传统人文之间做出的价值判断,马克·桑普尔(Mark Sample)的《数字人文并非关于建造,而是关于分享》(The Digital Humanities is not About Building,It’s about Sharing)又显然不同意这种高调收缩“疆域”的行为[20](p255-259)。
[3]Matthew K Gold.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M].Minnesota:U of Minnesota Press,2012.
[4][美]笪章难.以计算的方法反对计算文学研究[J].汪蘅,译.山东社会科学,2019(8).
[5]John McLeod.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ostcolonial Studies[M].London:Routledge,2007.
[6]Timothy Brennan.The digital-humanities bust[J].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017(October 15).
[7]Susan Schreibman.Ray Siemens.and John Un⁃sworth.A New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M].West Sussex:John Wiley&Sons,Ltd,2015.
[8]Daniel Allington.Sarah Brouillette.and David Golumbia.Neoliberal tools(and archiv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J].LA Review of Books,2016(1).
[9]Stanley Fish.The old order changeth[N].The New York Times,2011(26).
[10]Stanley Fish.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transcending of mortality[N].The New York Times 2012(9).
[14]Sarah Emily Bond.Mapping Racism And As⁃sessing the Success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EB/OL].https://sarahemilybond.com/2017/10/20/mapping-rac⁃ism-and-assessing-the-success-of-the-digital-hu⁃manities/.2020-04-10.
[15]Eric Weiskott.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the Digital Humanities”[J].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17(November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