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到犹太复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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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主义到犹太复国主义①
——摩西·赫斯的思想嬗变
杨之涵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摩西·赫斯不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先行者，而且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人，无论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他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赫斯是德国社会主义之父，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贡献，同时，赫斯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相识的中间人，正因为赫斯的这种桥梁作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伟大革命友谊才得以开启；不过，由于自身的犹太人身份、从小接受的正统犹太教育的作用以及大马士革事件的影响，赫斯后来将视线转移到了犹太复国主义，并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当然，赫斯在转向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社会主义思想。

[关键词]赫斯；社会主义思想；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大马士革事件；思想嬗变

自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民族主义的洪流就日益席卷整个世界，传统中世纪的那种多元性、多层次和多中心的网状式封建性政治结构日益走向衰亡，一元性、单层次和独中心的民族国家开始逐步地成型和发展。各个民族都在积极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日渐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最终走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股民族主义洪流中，犹太民族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成为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洪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世界历史的原因和犹太人问题的特殊性②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犹太人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土地，因此，在其他国家，他们只有如何清除旧有的封建结构和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的问题。然而，由于自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王国和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王国灭亡以来——它们由此分别产生了所谓的著名的“亚述之囚”（Assyrian Exile）和“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Exile）——犹太人就大批地散居在世界各地；因此，犹太人在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时，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领土问题，也即是犹太复国的问题。，以至于犹太民族主义问题格外地引人注目。

在犹太民族主义问题或者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①犹太复国主义的英文单词是Zionism，Zionism（犹太复国主义）是由Zion（中译作“锡安山”）一词衍生而来的，Zion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的名称。希伯来先知们把它当作耶路撒冷城的精神象征与别称，它代表了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故土耶路撒冷的怀念之情与回归之愿。与其他所有民族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不同，由于犹太人没有自己的领土，因此，犹太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回归故土和在故土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虽然犹太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但是，它们两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重合的，甚至是同一的。，摩西·赫斯无疑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用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话来说：“他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Zionist Movement）的‘先驱’（precursor），相反，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人（initiator）。”[1](p5)

一、赫斯的生平与时代
1812年1月21日，赫斯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波恩市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由于商业上的原因，赫斯的父亲在赫斯五岁时就离开了波恩前往了科隆，幼小的赫斯就留给了赫斯的祖父抚养和教育，直到14岁时，赫斯才前往到了位于科隆的父亲那里。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赫斯出生及成长的时代（19世纪初期）、地方（波恩②波恩位于莱茵河畔的莱茵兰地区，卡尔·马克思的出生地特里尔城也位于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深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阶级（资产阶级）和犹太身份（犹太人出身）。

从时代上而言，赫斯出生和成长于19世纪初叶，在这个时期，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仍然在滚滚向前，法国大革命，尤其是拿破仑对欧洲各国的征服战争，把启蒙思想的众多果实也带到了法国以及拿破仑所征服的这些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的犹太人深深地受惠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者实现了犹太人一直以来所梦寐以求的身份自由权和平等公民权。犹太人一直以来所受到的歧视和压迫被清除了，犹太人第一次品尝到了平等和自由的甘甜，这无疑让犹太人欣喜若狂。然而，由于拿破仑的战败和波旁王朝的复辟，启蒙的果实很快就受到了严重地践踏，作为这些果实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太人所取得的身份自由权和平等公民权自然也必然随着拿破仑的战败和欧洲各国君主的复辟而丧失，万分艰难地获得解放的犹太人就这样再次跌入了灾难的深渊。然而，尽管这个时期欧洲的各君主国已经联合起来共同绞杀大革命所结出的种种“果实”，但是，法国大革命的果实已经播撒下了自己的种子，这些种子已经在法国大革命所波及的地方，尤其在法国所统治的那些地方慢慢地发芽生长。

赫斯的出生地波恩就是这些种子生根发芽的绝佳之地。赫斯出生在莱茵河畔的莱茵兰地区波恩，并一直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最初的童年，尽管在1825年由于母亲的不幸去世，14岁的赫斯来到了位于科隆的父亲身边，但是，他在波恩所度过的童年给他的生命烙上了深刻的印记。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莱茵河畔的波恩划归给了法国，在1795年到1814年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波恩一直都在法国人的统治之下，并按照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进行管理。因此，犹太聚集区的大门一下子便四面敞开，犹太居民在遭受了数百年的歧视和压迫后终于重见天日。人身自由、经济机会、世俗知识和自由主义观念，对于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的孩子，其作用就像是上头的烈酒；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它都浸润在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的氛围中，这种氛围是德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③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赫斯的生平与观点”，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5页。。然而，“当1815年拿破仑终于战败后，莱茵兰又被并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试图走回头路，重新实施了大多数限制其国内犹太人的原有的法律，这在刚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中间造成了一场危机”[2](p255)。对于这场危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①卡尔·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法学家爱德华·甘斯、路德维希·斯塔尔和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的儿子等等，都是其中最著名的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参见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255页。同时参见Ken Koltun-Fromm：Moses Hess and Modern Jewish Identit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p.3；Shlomo Avineri：Moses Hess：Prophet of Communism and Zionis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5，pp.5—6）。，一想到要回到过去卑贱的地位，就感到无法忍受，于是怀着不同程度的真诚信念皈依了基督教”[2](p255)。因此，一些犹太人就这样成了改教的基督徒，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就属于这种犹太人。然而，一些犹太人却做出了与这些人完全相反的选择，他们更加狂热地信奉自己古老的宗教，赫斯家族就是如此[2](p255)。对于这些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德意志地区，它们已经沐浴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洗礼，生活在其间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犹太知识分子已经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回到以前的生活了，这些人的行为模式都逃不开法国大革命的藩篱。虽然现在复辟势力卷土重来，但是，种子已经种下，只要种子不死，就无虑花果凋零。

从民族身份而言，赫斯是一名犹太人。犹太人的身份是赫斯最显眼的身份标志。赫斯自身的思想与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息息相关。与马克思所不同的是，赫斯终生都没有否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也没有像那些犹太启蒙知识分子那样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感到耻辱或者对自己的犹太身份弃之而后快。与其相反，赫斯对自己的犹太宗教和犹太身份倍感光荣和骄傲。正是对自己的犹太身份的坚持和骄傲，赫斯最终写就了《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也成就了其在犹太复国主义史上的重要地位。

赫斯的祖父对赫斯思想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商业的需要，赫斯的父亲在赫斯五岁时离开了波恩去往科隆，当时赫斯只有五岁，幼小的赫斯就这样留给了自己的祖父教育，而信仰虔敬的祖父则为赫斯提供了传统的犹太教育，向他系统地传授了《希伯来圣经》和《塔木德》等方面的犹太知识，这些知识为赫斯奠定了一生的基础。毋庸置疑，早年的这种教育给赫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赫斯的祖父对小赫斯影响深远，以至于在将近半个世纪后，赫斯仍然对自己的祖父念念不忘，在《罗马与耶路撒冷》的第四封信中，他感人肺腑地这样回忆起这位老人：“我的祖父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尽管他没有用《托拉》当作自己的维生之道，但是，他拥有拉比的头衔和知识。每天晚上，在结束了自己白天的日常工作后，他就开始研究起《塔木德》直到深夜……他会给自己的小孙子读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流放的故事，一直持续到午夜。这位长着花白胡子的老人在阅读的时候眼含泪水；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止不住流泪和哭泣。”赫斯的祖父对犹太人的故土巴勒斯坦极为热爱，赫斯的祖父有一次向小赫斯展示了一些橄榄和枣椰，并满脸自豪地告诉他说：“这些水果都是在以色列的土地上（Eretz Israel）培育出来的！”巴勒斯坦的所有事物都被虔敬的犹太人视为珍宝，它们就好像是祖先的房子里所遗留下来的神圣遗物一样。一个广为人知的习俗是，在大流散（Dias⁃pora）时期去世的所有犹太人都要从巴勒斯坦掘取一块泥土到他的坟前。否则，死者将得不到安息，因为，只有在圣地的泥土下才能得到安息和复活[1](p27-28)。这种对犹太故土的热爱显然传递给幼小的赫斯，给幼小的赫斯埋下了犹太生命的种子，以至于最终在后来的赫斯身上生根发芽。如果没有祖父所传递的这种对犹太故土和犹太民族的热爱，很难想象赫斯会最终转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二、赫斯的社会主义思想
摩西·赫斯是德国社会主义之父，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贡献，同时，赫斯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相识的中间人，正因为赫斯的这种桥梁作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伟大革命友谊才得以开启。赫斯是马克思交往的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赫斯同时也对马克思评价极高，1841年9月初，赫斯在给自己的朋友奥尔巴赫去信，在信中赫斯称马克思是最伟大的、也许是现今在世的唯一一位真正的哲学家[2](p270)。除此之外，赫斯对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也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赫斯的这种作用迟迟没有得到承认或者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赫斯的这种巨大作用逐渐地浮出水面和得以被大家所认识，以至于“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强调了赫斯对马克思的正面影响，从欧洲大陆到日本和中国，都出现了一场堪称‘回到赫斯’的思想运动”[3]；甚至现在大部分学者都用“引路人”“大前辈”“先锋”等称谓来肯定赫斯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影响①参见姜海波：《马克思与赫斯的思想关系——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理论分歧为核心》，载《哲学动态》2014年第5期。，认为赫斯是“马克思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②西方学者称赞赫斯是“马克思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赫茨尔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前的赫茨尔”（参见Raphael Vago，“Moses Hess—From Marxism to Zionism”，Studia Judacia，2016；转引自王雪：《摩西·赫斯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一般认为，赫斯至少在四个方面影响甚至引领了马克思：一是走向共产主义；二是接受并运用费尔巴哈德哲学；三是超越费尔巴哈；四是运用古典经济学③参见姜海波：《马克思与赫斯的思想关系——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理论分歧为核心》，载《哲学动态》2014年第5期。关于赫斯是否对马克思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外学界仍然存在不小的争议，有一些学者，诸如苏东学者卢卡奇，就否认赫斯对马克思产生过重要影响。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观点越来越不被学界所接受，一些学者——诸如日本学者广松涉——甚至认为赫斯对马克思有“压倒性”的影响。具体参见张一兵：《赫斯：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代译序），载《赫斯精粹》，邓习仪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4页；张一兵：《赫斯：人本学经济异化理论逻辑的初始呈现》，载《福建论坛》1998年第5期；陈东英：《关于赫斯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地位研究述评》，载《理论探讨》2010年第6期；陈东英：《赫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4期；高天、张元庆：《赫斯的货币哲学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载《学术交流》2016年第6期；候才：《赫斯〈金钱的本质〉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0期；韩立新：《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回到赫斯”——赫斯和马克思的关系研究回顾史》，载《哲学动态》2011年第3期；王代月：《早期马克思政治立场转变中的赫斯因素研究》，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2期；宋婷婷，刘奕含：《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的赫斯因素》，载《学术交流》2018年第6期；黄其洪，卢丽娟：《马克思与赫斯思想关联的再反思》，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从阶级的出身而言，赫斯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家境殷实，赫斯从小也没有受到因为家境困窘与金钱短缺而招致物质匮乏问题的困扰，这与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其他大部分社会主义者迥然不同。而且，赫斯的父系祖辈和母系祖辈中都出过多位著名的拉比，可以说，赫斯的出身非比寻常。在这方面，他与马克思非常类似。显赫的出身和富有的家庭，让赫斯的童年免受了物质的贫瘠以及财产与金钱问题的困扰，但是，赫斯后来却走上了一条为穷人的事业——无产阶级的事业——奋斗终生的道路，而且矢志不渝，这完全是因为赫斯具有一个高贵的灵魂和一颗理想主义的心灵的缘故。以赛亚·伯林就评价道：“赫斯的不食人间烟火和洁白无瑕的性格，有时甚至具有真正的圣徒气象。”[2](p261)

赫斯撰写了大量鼓吹和宣传社会主义事业的政论文章，积极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摇旗呐喊和效犬马之力，即使遭遇了各种困境，他仍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赫斯一生都坚持和践行社会主义思想。赫斯一生都没有气馁，无论遇到何种困难，他都一直坚持自己的理念，他从没有背叛自己的灵魂。由于出生于商人家庭，因此，赫斯更加深知地无产阶级的痛苦，对受奴役的无产阶级更加感同身受。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只知道赚钱，他们把金钱看成一切，其他所有问题都没有金钱重要，他们为了金钱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资产阶级自私自利，他们完全不顾广大劳苦大众的贫苦生活，相反，他们尽可能地压榨无产阶级，利润压倒一切，人道主义完全不值一提，资产阶级的私心和贪婪令人憎恶。尽管赫斯的父亲一直都对赫斯给予了厚望，热切地希望赫斯可以子承父业，承担起对家族企业的经营责任，让家族事业最终发扬光大，但是，赫斯却只想服务于人类，帮助穷人，解放压迫者，而非赚钱[2](p256)。赫斯对赚钱没有任何兴趣，对经营企业更是非常厌恶，他憎恨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完全是一种人剥削人的制度。

作为德国的社会主义之父，赫斯是最早走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批人。1837年，赫斯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人类的神圣历史》——这是一部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著作，同时也是德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著作。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戴维·麦克莱伦对它这样评价道，“赫斯的这本书是德国第一部共产主义文献”[4](p59)，这本书让赫斯成了“德国社会主义之父”[4](p3)。在1840年代，赫斯先后发表了《行动的哲学》和《论货币的本质》，在这两篇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文献中，赫斯进一步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同时阐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经济异化思想。赫斯的论文《论货币的本质》（Ueber das Geldwesen，On Money）第一次将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应用到了社会经济领域[5](p36)，赫斯将费尔巴哈认识领域内“宗教异化”的批判框架延伸到了现实经济领域内“货币异化”的批判①参见高天，张元庆：《赫斯的货币哲学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载《学术交流》2016年第6期。，这无疑对马克思，尤其是马克思的“经济异化”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843年，赫斯撰写了自己的这篇论文，并将它发送到马克思那里进行发表。然而，它直到一年半后才发表出来。因此，马克思在撰写《论犹太人问题》时就知道了赫斯的这篇论文，马克思这部作品中出现的大部分形象都是从赫斯那里借用而来的。”[6](p41)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赫斯最先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推向了经济领域，使宗教批判进一步地扩展到了政治与社会领域，但是，赫斯一直停留在道德控诉的层面，以至于赫斯的批判显得更具有道德化的色彩，他始终坚持非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没有看到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也没有将自己的批判工作深入挖掘到物质生活领域②参见姜海波：《马克思与赫斯的思想关系——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理论分歧为核心》，载《哲学动态》2014年第5期。。“他（赫斯——引者注）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实践性的伦理体系，而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摩西·赫斯看来，非经济因素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是至关重要的。”[7](p48)马克思的经济异化思想明显受到了赫斯的影响，但是，马克思无疑发展和超越了赫斯，马克思正确地看到了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通过生产力的历史发展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通过生产力切入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分析发现了历史的根本动力，进而建构了唯物史观，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论证了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8]。赫斯的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科学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社会正义原则的基础之上[9](p89)。赫斯一直坚持人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这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存在内在的逻辑冲突，以至于最终导致赫斯与马克思恩格斯分道扬镳③参见张一兵：《赫斯：人本学经济异化理论逻辑的初始呈现》，载《福建论坛》1998年第5期。。

除此之外，需要指出的是，赫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还存在着一些其他方面的较大分歧。

例如，关于阶级斗争方面，赫斯与马克思就存在分歧。虽然发表在马克思的《年鉴》（Marx’s Jah⁃rbuecher）上的论文中，赫斯也主张阶级斗争，并宣布自己是一名无产阶级斗士[1](p21)，虽然“后来，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他再度成了一名信仰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者”[1](p30)，虽然赫斯自己也写道，“过去的一切历史都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有关”[1](p10)，但是，赫斯仍然认为：“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是第二位的；当民族对立结束，阶级斗争也将随之结束。社会各阶级的平等会随着各民族的平等的到来而到来，最后，它将仅仅变成一个纯粹的社会学问题。”[1](p10)“他（赫斯——引者注）从来没有变成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仍然不相信暴力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范畴。”[2](p289)相较于马克思而言，赫斯的这种主张明显较为和缓。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或许与赫斯本身的性格有关。赫斯真诚、洁白无瑕而又不食人间烟火，虽然目睹了私有财产的罪恶、资本主义的贪得无厌，以及使人变成野兽、失去人性的竞争与劳动分工体制，他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信念，也真诚地希望这些统统都予以铲除和消灭，但是，秉持人本主义思想的赫斯更多的是停留在道德批判的立场，而不主张赤裸裸的暴力手段。

此外，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赫斯与马克思也存在着较大差异。马克思坚持普遍主义的哲学观，否认民族主义这种特殊性存在，“民族主义的持续存在及其实际增长，显然是马克思远未注意到的现象”[10](p3)“不管是否出于自觉，马克思终其一生都低估了作为一股独立力量的民族主义”[2](p333)。然而，赫斯则在秉持普遍主义的同时，也坚持民族主义。因此，“赫斯看到了一些马克思故意不去看的东西”[11](p13)。这也是赫斯后来为什么重新回到了犹太复国主义道路，而马克思一生都拒斥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所在。正因为存在这些分歧，以至于马克思幽默地称赫斯是“蠢驴摩西·赫斯”[2](p298)，也最终造成了赫斯与马克思的“决裂”。不过，他们之间的“决裂”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一次性彻底决裂，而是经历了“友好合作—决裂告别—隔空对话”的发展轨迹，在晚年时期，他们分别给予了对方的《物质动力学说》和《资本论》以崇高的礼赞①参见黄其洪，卢丽娟：《马克思与赫斯思想关联的再反思》，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因此，尽管他们两人之间存在这些分歧，尽管马克思对赫斯语出轻慢，但是，赫斯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影响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抹杀的。

三、关键性事件：大马士革事件
赫斯一生都在苦苦追求社会主义，他热情地接受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赫斯呼吁人们正视资本主义的巨大罪恶，他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残酷的竞争和私人企业造成的罪恶。由于赫斯自己就出身于资本主义商人家庭，因此，赫斯亲眼见识了资本主义血淋淋的剥削场景，他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与罪恶有着直观的感受，而且感同身受。对资本主义给人类的灵魂与肉身所造成二元分离及其所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冲突与伤害，赫斯有着非常清醒地认识，而且，他也难以忍受。只要是资本主义，那么，它肯定就是冷酷无情的，而且，它必然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毫无人情和温暖可言。赫斯对这种体制感到由衷地憎恨和不满。赫斯希望以一种集体合作的方式来消除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这种灵肉分离和伤害，这是一种和谐的而不是野蛮的关系，它会使人类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和生产力；而且，它会造就一个温暖、公正、繁荣与幸福的社会，这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类会实现普遍的幸福。

在赫斯的整个人生中，大马士革事件占据重要地位，它让赫斯重新审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尽管他可能一度忘记了这种身份。那么，什么是大马士革事件呢？大马士革事件是对犹太人的血祭诽谤（blood libel）的一个典型事件。1840年2月5日，大马士革的托马斯神父（Father Tomas）及其穆斯林仆人易仆拉欣·阿马拉（Ibrahim Amara）神秘失踪。托马斯不仅是一名神父，而且也是一名医生，他在大马士革居住了三十余年，其间他不仅在当地履行圣职，而且也为当地民众治病，他的救死扶伤和热忱帮助底层民众的善举在当地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他的失踪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传言他是在犹太区失踪的，而2月5日正临近犹太人的逾越节，因此，大马士革当局就怀疑托马斯神父是被犹太人杀害，以用死者的血来制作无酵饼。这无疑是典型的血祭诽谤。血祭诽谤在中世纪的欧洲流传甚广，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大马士革本来是没有血祭诽谤的；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阿拉伯世界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外来影响，以至于欧洲的这种血祭诽谤也逐渐地传到了东方的穆斯林地区。可以说，阿拉伯世界的血祭诽谤是一种外来输入型的血祭诽谤，而不是本地原生型的血祭诽谤。在这种背景下，大马士革当局就怀疑托马斯神父是被犹太人杀害，以作为犹太人的血祭礼仪。因此，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就悉数逮捕了当地的犹太名流，并予以严刑拷打，有的甚至毒打致死。

这就是所谓的著名的大马士革事件，这次事件对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犹太人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赫斯就是其中之一。赫斯原本已经遗忘或者暂时遗忘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是，大马士革事件重新唤醒了赫斯身上的犹太身份意识与犹太身份记忆。在大马士革事件之前，赫斯一直倡导一种解决全人类疾病的普遍方案，而且，他也深信这种普遍的救治方案也同样适用于犹太人。然而，大马士革事件让赫斯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原来所持的这种普遍救治思想是否也能自动地治愈犹太人的疾病[2](p268-269)。可以说，1840年的大马士革事件在赫斯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回响，它让赫斯感到了巨大的痛苦，同时也让赫斯意识到了犹太民族的特殊需要[12](p178)；赫斯自己就写道：“就在我正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之时，这次事件使我第一次明白，自己属于一个被人任意诽谤的民族，它散居世界各地，被全世界的人民所抛弃，但却一直没有灭亡。”[1](p31)“我的那些不幸的兄弟们的影像——在我年轻时，这些影像就一直环绕着我——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长期压抑的情感也开始喷薄而出。”[1](p32)

然而，虽然大马士革事件引起了赫斯内心巨大的震动，但是，赫斯却仍然没有立即回到犹太人中间，而是强压下这种痛苦，继续为社会主义运动奔走呼号。因为，他认为欧洲无产阶级承受着更大的痛苦，“尽管那时我已疏远了犹太教，但是，我却很想表达自己内心极度压抑和痛苦的爱国情感，然而，自己心中的这种痛苦很快就被欧洲无产阶级那种更大的痛苦所淹没”[1](p31)。“犹太人的苦难不管多么深重和不公，毕竟无产阶级的苦难比它更大更严重。”①参见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269页；同时参见Robert S.Wistrich：Socialism and the Jews：The Dilemmas of Assimilation in 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the Messianic Nationalism of Moses Hess”，p.37。赫斯觉得，无产阶级比犹太人遭受了更多的不公，更需要自己的帮助和呐喊，也更值得自己为它献出生命。可以说，大马士革事件并没有让赫斯改弦更张，也没有让赫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得到改变；与其说大马士革事件让赫斯的社会主义思想立即产生了转向，倒不如说大马士革事件只是重新唤醒了赫斯儿时的犹太身份意识与犹太身份记忆。种子既然已经种下，它就只需等待时机生根发芽。

因此，虽然赫斯继续在社会主义运动的道路上继续奋进，但是，大马士革事件的影响仍深深地镌刻在赫斯的心里，直至大马士革事件二十余年后，压抑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思想和感情终于喷涌而出。赫斯再一次回到了自己祖父灌输给自己的信仰，在自己生命的晚年，他最终重新“回到了”（returned）对犹太教的热爱[7](p54)，他不再压抑自己内心的犹太人意识。“与我的人民疏远了二十年之后，我再一次地站在了我的人民中间，积极地参与到他们的节日庆典和斋戒活动，努力地分享民族的记忆和希望，热情地投入到以色列之家（House of Israel），深情地加入他们同周围其他文明国家的精神斗争与智识斗争中去。”[1](p13)“一个我原以为永远埋葬在自己心中的思想现在再一次生动地浮现在我的面前：这个思想就是关于我自己的民族身份的思想，它与我的祖先的遗产和这片圣地（the Holy Land）——这座永恒之城（the Eternal City）是相信生活神圣统一性的发源地，同时也是相信未来所有人全都情同手足的发源地——的记忆是密不可分的。”[1](p13)赫斯接着写道，“我和我的家庭（如果我有家庭的话）不仅会积极地参加一个虔敬的犹太会堂，而且也会在自己的家里严格地遵守斋戒与节日的习俗，让民族的传统永远活在自己和后代的心中”[1](p51)。赫斯现在终于把视线转移到了自己民族身上和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来。大马士革事件无疑在赫斯的生命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大马士革事件对于赫斯的影响，犹如德雷福斯事件对于西奥多·赫茨尔的影响。尽管受到德雷福斯事件冲击的赫茨尔立即就转向了犹太复国主义，并写就了《犹太国》，而受到大马士革事件冲击的赫斯直到二十多年后才重新回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道路上来，并写就了《罗马与耶路撒冷》①在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摩西·赫斯、列奥·平斯克和西奥多·赫茨尔是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三人先后分别撰写了犹太复国主义史上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罗马与耶路撒冷》（1862）、《自我解放》（1882）和《犹太国》（1896）。；但是，大马士革事件对赫斯的巨大影响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没有大马士革事件，我们很难想象，赫斯会在自己生命的晚年写出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第一部著作，同时也是里程碑式的著作《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因此，弗兰克尔认为，《罗马与耶路撒冷》表明赫斯“回到”（return）了“1840年的那个时刻”②Jonathan Frankel：Prophey and Politics：Socialism，Nationalism，and the Russian Jews，1862—191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1。转引自 Ken Koltun-Fromm：Moses Hess and Modern Jewish Identity，p.57。，也即是回到了1840年大马士革事件的那个时刻。

四、赫斯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虽然摩西·赫斯在社会主义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赫斯青史留名的主要原因仍在于赫斯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③以赛亚·伯林甚至认为，赫斯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赫斯青史留名的唯一原因，参见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254页。。赫斯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和先行者，同时也是后来轰轰烈烈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第一人。

赫斯对犹太人问题各个方面的深刻认识伴随了自己的整个一生[6](p38)，而且具有鲜明的特点。与犹太前辈门德尔松等人不同，赫斯坚决反对犹太人的启蒙。对于那些深受启蒙影响的犹太人，赫斯向来没有好感。对于这些人，赫斯专门发明了一个全新的词汇来称呼他们——“新式的”（new⁃fangled）犹太人。这些“新式的”犹太人的标志非常明显，他们以自身背离犹太习俗的程度来衡量自己的启蒙与教育的程度，他们以启蒙价值观来审视一切，急切地抛弃自己身上的犹太身份。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这些“新式的”犹太人也反对犹太民族主义的主张和犹太国家的重建。他们不关心故国或者回到故国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他们害怕自己的犹太身份被周围的人们所发现，他们刻意地选择隐瞒，从而让自己更容易融入他者之中。为了实现这种融合——这种融合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往往憎恨自己的犹太身份，因为犹太身份妨碍了自己的这种融合。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可以什么都弃之不顾。然而，他们越是这样不择手段，结果却往往越适得其反。德国人没有因为犹太人的这种选择而接纳犹太人，相反，德国人更加地怀疑和猜忌起犹太人来。希冀通过启蒙和教育来让犹太人融入德国人当中必定是适得其反的，而且，希望通过启蒙和教育来减少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也必将注定是徒劳无功的。赫斯认为，犹太教的主干其实就是犹太爱国精神[1](p30)，“一位虔敬的犹太人首先是一位犹太爱国者”[1](p27)。但是，“新式的”犹太人——他们拒斥犹太民族主义——不仅是一位宗教信仰上的背教者，而且还是一位自己民族与家庭的叛徒。如果犹太人的解放与犹太民族主义的确水火不容，那么，犹太人就必须选择牺牲解放[1](p27)。无论是出于自身的考虑，还是出于整个犹太民族的考虑，犹太人都必须要有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种自发而非造作的感情。没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犹太人就不是犹太人。

因此，启蒙是危险的，犹太人需要对启蒙异常警惕，赫斯甚至认为“犹太教必然随着启蒙的展开而崩溃”[1](p50)。“现代启蒙运动的最大诱惑可能就是沉醉在一种迷梦之中，而这种迷梦就是整个犹太民族可以借助虚弱的人道主义来远离犹太教，这很可能导致犹太教的灭亡。”[1](p80)在那些接受了启蒙的犹太人看来，犹太教实在没有存续的理由，它只会妨碍自身地位的提升和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当中，他们只希望犹太教尽快解体，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因为自身的犹太身份而遭受事业上的阻碍，从而实现自己的飞黄腾达。

然而，尽管那些接受启蒙的犹太人——对于这些犹太人，赫斯有时称呼他们为进步的犹太人或者先进的犹太人，有时称呼他们为现代的犹太人或者新式的犹太人——竭尽全力地去除自己的犹太性，甚至更换自己的姓氏和改变自己的信仰，但是，这毫无助益，德国人根本就不会降低自己对犹太人的仇视。因为，德国人极端地仇视犹太人，无论他们如何行事，他们都改变不了德国人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同时，赫斯也非常不赞成对犹太教的改革。任何改革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贸然的改革只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它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它还会进一步地加剧问题的严重性。从整个犹太历史的角度来看，赫斯的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历史上的那些犹太改革，往往造成了犹太人背离犹太教的恶果。我们可以从门德尔松的例子中就可以窥见一些端倪。门德尔松希望通过改革犹太教那些不适应时代的东西，从而让犹太人更加有效地融入德国社会。虽然门德尔松所倡导的改革赢得了一些支持和实效，但是，从后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尤其是从门德尔松子女的犹太教信仰来看——在门德尔松的六个子女中，就有三个改宗了基督教，在他去世不到一个世纪之内，他的所有直系后裔也相继改宗了基督教①不光是门德尔松的子女，就连门德尔松的许多学生也改信了基督教（参见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第11页；同时参见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门德尔松的改革实际上背离了门德尔松的初衷，他的改革并没有达到他原先所希望达到的结果。相反，如果从维持犹太教信仰的角度来看，门德尔松所倡导的改革造成了完全相反的结果，不管他最初的动机是多么美好或者多么单纯，但是，他在客观上仍然造成了犹太人背离犹太教的恶果。

对于那些进步的德国犹太人而言，不管对犹太教进行何种彻底的改革，他们都会认为它不够彻底。因为，他们只想抛弃自己的犹太身份和扔掉所有与犹太性有关的东西，他们非常害怕别人把他们与犹太性挂起钩来。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凡是妨碍自己的幸福生活的东西就是恶的，很不幸的是，他们自己身上的犹太性恰恰是自己幸福生活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恨不得翻个底朝天，彻底断绝与犹太性的所有关联。因而，对这些人来说，改革毫无作用，而且，改革也完全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一旦启动改革，他们只会得寸进尺，他们会愈加渴望更加彻底和激进的改革。如果他们满足不了他们所要求的改革，他们会更加憎恨起犹太教和犹太身份来。在赫斯看来，任何改革都是徒劳的，改革愈加努力，结果愈适得其反，求仁并不能得仁，这就是真正的悖谬所在。

事实上，无论何种改革，它或多或少都会存在这种恶果，尽管它最初可能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改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恶果会逐渐地愈加显现。因此，赫斯非常反对犹太教的改革，他认为，对犹太教的改革只会让犹太教走向灭亡，赫斯直言不讳地指出，改革只会引起背教的恶果[1](p82)。

赫斯进一步论述道：“犹太人的危机只来自那些犹太教改革者，他们用新发明的仪式与陈腐的修辞吸干了犹太教最后的精华，结果只留下了虚幻的空壳。它既不能增进现代犹太人的学识，也不能满足犹太人更为有序与更为美妙的信仰需求。他们所培育出的宗教改革思想是对犹太教的民族特性的一种严重扭曲。他们的改革只有一个消极目标——如果说他们有目标的话——那就是深切地怀疑犹太宗教对民族构建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些改革只是一种对犹太教的冷漠举动，也是一种对犹太教的背教行径。”[1](p50)

那些希望对犹太教进行改革以更加融入德国的犹太人的想法是幼稚而可笑的。不管犹太教怎么改革，也不管它改革成什么样子，犹太人都不可能因为对犹太教的改革而融入德国社会。以融入德国社会的目标来改革犹太教注定两头落空，因为，这既不可能减轻德国人对犹太教的敌意，以至于让犹太人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也不可能让犹太教真正地得到革新。因此，赫斯说道；“没有哪种‘激进’（radical）改革（之所以这么称呼，可能是因为它试图把犹太教连根拔起）、没有哪种洗礼、没有哪种教育，也没有哪种解放，能够完全开启德国犹太人社会生活的大门。”[1](p25-26)改革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它往往只会适得其反①然而，赫斯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所有的改革，相反，赫斯也主张改革，只是赫斯的改革与其他人的改革大为不同。对此，赫斯说道：“因而，我也会坚持‘改革’（reforms）。但是，古代的习俗和习惯不应该作任何的改革，希伯来语祈祷辞也不应该缩短或者用德语译本来诵读。最后，安息日和节日也不应该取消或者推迟到星期日（a Christian day）。领唱者（Hazan）和歌咏者不应该只是毫无灵魂的歌唱工具。祈祷辞和赞美诗应该由虔诚的大人和小孩一遍遍地进行诵读和传唱，他们不仅精通音乐，而且还精通宗教知识。祈祷房不是戏院，领唱者、歌咏者和祈祷者不应该是一群滑稽的喜剧演员。如果人们遵守了上述规定，犹太社区将会安享和谐，每一个犹太人（不管他持什么样的观念）的信仰都将会得到更好地满足。无系统的改革只会以无意义的虚无主义而收场，除了带来一系列的精神颓势和年轻一代对犹太教的疏离之外，毫无其他意义”（Moses Hess：Rome and Jerusalem，“Seventh Letter”，translated by Rabbi Maurice J.Bloom，pp.51—52）。。

因此，无论是启蒙，还是改革，它对犹太教不仅无效，反而可能会造成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恶果。犹太人需要做的是保持自己的传统，坚持自己的犹太教信仰，相反，否认自己的犹太血统，更换自己的犹太姓氏，抛弃自己的犹太教信仰，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现代化”，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五、结语
玛丽·舒尔曼（Mary Schulman）认为，赫斯的人生可以分成两个时期，一是赫斯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时期；二是赫斯作为哲学家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时期[7](p48)。事实上，这种划分方式虽然不无启发，但仍有简单化之嫌，因为这两个时期并不是全然的泾渭分明。因为，即使在所谓的第一个时期，虽然那时赫斯拒斥了传统信仰，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犹太人问题仍然出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只不过，他在那个时期提出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就是接受和融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6](p38)。而在所谓的第二个时期，也即是在《罗马与耶路撒冷》出版后，赫斯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他仍然继续活跃于社会主义运动。他没有因为坚持社会主义而放弃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也没有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而放弃社会主义。他也不认为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存在非此即彼的冲突之处，而是认为两者可以有机地融合起来。“赫斯既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也没有放弃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看不到它们之间有不相容之处。”[2](p288)认为《罗马与耶路撒冷》的问世是赫斯拒绝社会主义和从社会主义向民族主义过渡的证明的那种观点明显是错误的[6](p38)。事实上，“19世纪思想和社会运动的两股主流——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最初都由法国大革命所催生，后来又被马克思分离，但在赫斯的思想中又重新统一了起来”[12](p252)。

虽然赫斯在第一个时期所提出的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接受和融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表面上与他后来在《罗马与耶路撒冷》中所主张的解决方案完全不同，但是，这两种解决方案其实仍然存在着一种实质上的关联，那就是，它们都与社会主义相关。“当赫斯对犹太人问题制定一个民族的解决方案时，他并没有牺牲自己的社会主义承诺来换取对它的倡导。相反，他深信，巴勒斯坦的民族解决方案……是对犹太人所存在的困境的一个正确无误而又‘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与‘社会主义的’（socialist）解决办法。”[6](p38)因为，“在赫斯看来，如果没有一个植根于犹太民族社会框架内的犹太无产阶级，那么，就不会有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办法”[6](p43)。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犹太民族祖先的土地上设想的犹太共和国要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原因”[6](p38)。

因此，他未来在巴勒斯坦所设想的犹太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他也并不觉得这个理想遥不可期；相反，他坚信这个理想终有一天会实现，而且，这个犹太人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必将欣欣向荣。因为，“犹太民族仍然保存了丰盈的生命种子，它就像埃及木乃伊坟墓里所发现的谷粒一样，尽管埋葬了数千年之久，但却从未丧失自己的生命动力。一旦种植到肥沃的土壤里面，空气、阳光充足，那么，它就会生根发芽、结满果实”[1](p37)。

赫斯是一位彻彻底底的理想主义者，虽然贫穷、漂泊、奔波，但却天真、真诚而又毫不气馁。1875年4月6日，63岁的赫斯在巴黎去世，遵照他的遗嘱，赫斯埋葬在了位于科隆的犹太公墓。由于赫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巨大贡献，赫斯的墓地于1949年被迁葬到了以色列，以被后世所有的犹太人所悼念和铭记。

总之，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还是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赫斯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社会主义，赫斯素有共产主义拉比的美称，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赫斯则有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的美誉。赫斯的卓越贡献，不仅值得犹太世界所传颂，而且也值得非犹太世界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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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6.003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6-0020-11

基金项目：2018年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双一流建设百层次项目“中国与阿什肯兹犹太人关系研究”（149142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之涵（1985—），男，江西宁都人，南京大学哲学系2018级博士生。

①本文系摩西·赫斯《罗马与耶路撒冷》中译本导言。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