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斯的出生地波恩就是这些种子生根发芽的绝佳之地。赫斯出生在莱茵河畔的莱茵兰地区波恩,并一直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最初的童年,尽管在1825年由于母亲的不幸去世,14岁的赫斯来到了位于科隆的父亲身边,但是,他在波恩所度过的童年给他的生命烙上了深刻的印记。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莱茵河畔的波恩划归给了法国,在1795年到1814年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波恩一直都在法国人的统治之下,并按照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进行管理。因此,犹太聚集区的大门一下子便四面敞开,犹太居民在遭受了数百年的歧视和压迫后终于重见天日。人身自由、经济机会、世俗知识和自由主义观念,对于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的孩子,其作用就像是上头的烈酒;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它都浸润在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的氛围中,这种氛围是德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③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赫斯的生平与观点”,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5页。。然而,“当1815年拿破仑终于战败后,莱茵兰又被并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试图走回头路,重新实施了大多数限制其国内犹太人的原有的法律,这在刚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中间造成了一场危机”[2](p255)。对于这场危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①卡尔·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法学家爱德华·甘斯、路德维希·斯塔尔和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的儿子等等,都是其中最著名的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参见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255页。同时参见Ken Koltun-Fromm:Moses Hess and Modern Jewish Identit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p.3;Shlomo Avineri:Moses Hess:Prophet of Communism and Zionis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5,pp.5—6)。,一想到要回到过去卑贱的地位,就感到无法忍受,于是怀着不同程度的真诚信念皈依了基督教”[2](p255)。因此,一些犹太人就这样成了改教的基督徒,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就属于这种犹太人。然而,一些犹太人却做出了与这些人完全相反的选择,他们更加狂热地信奉自己古老的宗教,赫斯家族就是如此[2](p255)。对于这些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德意志地区,它们已经沐浴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洗礼,生活在其间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犹太知识分子已经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回到以前的生活了,这些人的行为模式都逃不开法国大革命的藩篱。虽然现在复辟势力卷土重来,但是,种子已经种下,只要种子不死,就无虑花果凋零。
作为德国的社会主义之父,赫斯是最早走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批人。1837年,赫斯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人类的神圣历史》——这是一部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著作,同时也是德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著作。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戴维·麦克莱伦对它这样评价道,“赫斯的这本书是德国第一部共产主义文献”[4](p59),这本书让赫斯成了“德国社会主义之父”[4](p3)。在1840年代,赫斯先后发表了《行动的哲学》和《论货币的本质》,在这两篇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文献中,赫斯进一步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同时阐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经济异化思想。赫斯的论文《论货币的本质》(Ueber das Geldwesen,On Money)第一次将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应用到了社会经济领域[5](p36),赫斯将费尔巴哈认识领域内“宗教异化”的批判框架延伸到了现实经济领域内“货币异化”的批判①参见高天,张元庆:《赫斯的货币哲学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载《学术交流》2016年第6期。,这无疑对马克思,尤其是马克思的“经济异化”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843年,赫斯撰写了自己的这篇论文,并将它发送到马克思那里进行发表。然而,它直到一年半后才发表出来。因此,马克思在撰写《论犹太人问题》时就知道了赫斯的这篇论文,马克思这部作品中出现的大部分形象都是从赫斯那里借用而来的。”[6](p41)
然而,虽然大马士革事件引起了赫斯内心巨大的震动,但是,赫斯却仍然没有立即回到犹太人中间,而是强压下这种痛苦,继续为社会主义运动奔走呼号。因为,他认为欧洲无产阶级承受着更大的痛苦,“尽管那时我已疏远了犹太教,但是,我却很想表达自己内心极度压抑和痛苦的爱国情感,然而,自己心中的这种痛苦很快就被欧洲无产阶级那种更大的痛苦所淹没”[1](p31)。“犹太人的苦难不管多么深重和不公,毕竟无产阶级的苦难比它更大更严重。”①参见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269页;同时参见Robert S.Wistrich:Socialism and the Jews:The Dilemmas of Assimilation in 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the Messianic Nationalism of Moses Hess”,p.37。赫斯觉得,无产阶级比犹太人遭受了更多的不公,更需要自己的帮助和呐喊,也更值得自己为它献出生命。可以说,大马士革事件并没有让赫斯改弦更张,也没有让赫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得到改变;与其说大马士革事件让赫斯的社会主义思想立即产生了转向,倒不如说大马士革事件只是重新唤醒了赫斯儿时的犹太身份意识与犹太身份记忆。种子既然已经种下,它就只需等待时机生根发芽。
因此,虽然赫斯继续在社会主义运动的道路上继续奋进,但是,大马士革事件的影响仍深深地镌刻在赫斯的心里,直至大马士革事件二十余年后,压抑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思想和感情终于喷涌而出。赫斯再一次回到了自己祖父灌输给自己的信仰,在自己生命的晚年,他最终重新“回到了”(returned)对犹太教的热爱[7](p54),他不再压抑自己内心的犹太人意识。“与我的人民疏远了二十年之后,我再一次地站在了我的人民中间,积极地参与到他们的节日庆典和斋戒活动,努力地分享民族的记忆和希望,热情地投入到以色列之家(House of Israel),深情地加入他们同周围其他文明国家的精神斗争与智识斗争中去。”[1](p13)“一个我原以为永远埋葬在自己心中的思想现在再一次生动地浮现在我的面前:这个思想就是关于我自己的民族身份的思想,它与我的祖先的遗产和这片圣地(the Holy Land)——这座永恒之城(the Eternal City)是相信生活神圣统一性的发源地,同时也是相信未来所有人全都情同手足的发源地——的记忆是密不可分的。”[1](p13)赫斯接着写道,“我和我的家庭(如果我有家庭的话)不仅会积极地参加一个虔敬的犹太会堂,而且也会在自己的家里严格地遵守斋戒与节日的习俗,让民族的传统永远活在自己和后代的心中”[1](p51)。赫斯现在终于把视线转移到了自己民族身上和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来。大马士革事件无疑在赫斯的生命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大马士革事件对于赫斯的影响,犹如德雷福斯事件对于西奥多·赫茨尔的影响。尽管受到德雷福斯事件冲击的赫茨尔立即就转向了犹太复国主义,并写就了《犹太国》,而受到大马士革事件冲击的赫斯直到二十多年后才重新回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道路上来,并写就了《罗马与耶路撒冷》①在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摩西·赫斯、列奥·平斯克和西奥多·赫茨尔是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三人先后分别撰写了犹太复国主义史上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罗马与耶路撒冷》(1862)、《自我解放》(1882)和《犹太国》(1896)。;但是,大马士革事件对赫斯的巨大影响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没有大马士革事件,我们很难想象,赫斯会在自己生命的晚年写出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第一部著作,同时也是里程碑式的著作《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因此,弗兰克尔认为,《罗马与耶路撒冷》表明赫斯“回到”(return)了“1840年的那个时刻”②Jonathan Frankel:Prophey and Politics:Socialism,Nationalism,and the Russian Jews,1862—191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1。转引自 Ken Koltun-Fromm:Moses Hess and Modern Jewish Identity,p.57。,也即是回到了1840年大马士革事件的那个时刻。
那些希望对犹太教进行改革以更加融入德国的犹太人的想法是幼稚而可笑的。不管犹太教怎么改革,也不管它改革成什么样子,犹太人都不可能因为对犹太教的改革而融入德国社会。以融入德国社会的目标来改革犹太教注定两头落空,因为,这既不可能减轻德国人对犹太教的敌意,以至于让犹太人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也不可能让犹太教真正地得到革新。因此,赫斯说道;“没有哪种‘激进’(radical)改革(之所以这么称呼,可能是因为它试图把犹太教连根拔起)、没有哪种洗礼、没有哪种教育,也没有哪种解放,能够完全开启德国犹太人社会生活的大门。”[1](p25-26)改革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它往往只会适得其反①然而,赫斯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所有的改革,相反,赫斯也主张改革,只是赫斯的改革与其他人的改革大为不同。对此,赫斯说道:“因而,我也会坚持‘改革’(reforms)。但是,古代的习俗和习惯不应该作任何的改革,希伯来语祈祷辞也不应该缩短或者用德语译本来诵读。最后,安息日和节日也不应该取消或者推迟到星期日(a Christian day)。领唱者(Hazan)和歌咏者不应该只是毫无灵魂的歌唱工具。祈祷辞和赞美诗应该由虔诚的大人和小孩一遍遍地进行诵读和传唱,他们不仅精通音乐,而且还精通宗教知识。祈祷房不是戏院,领唱者、歌咏者和祈祷者不应该是一群滑稽的喜剧演员。如果人们遵守了上述规定,犹太社区将会安享和谐,每一个犹太人(不管他持什么样的观念)的信仰都将会得到更好地满足。无系统的改革只会以无意义的虚无主义而收场,除了带来一系列的精神颓势和年轻一代对犹太教的疏离之外,毫无其他意义”(Moses Hess:Rome and Jerusalem,“Seventh Letter”,translated by Rabbi Maurice J.Bloom,pp.51—52)。。
[5]Robert S.Wistrich.Socialism and the Jews:The Dilemmas of Assimilation in 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M].London and Toronto: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82.
[6]Shlomo Avineri.The Making of Modern Zionism[M].New York:Basic Books,1981.
[7]Mary Schulman.Moses Hess:Prophet of Zionism[M].New York:Thomas Yoseloff,1963.
[9]Ron Margolin.Mose Hess as a Prophet of Spir⁃itual Zionism:The Origins of Messianic Jewish Hu⁃manism[J].Modern Judaism,Volume 38,Number 1,February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