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异化的物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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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异化的物种主义①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1，布雷特·克拉克2著 禚明亮3，刘一帆4译

（1.俄勒冈大学；2.犹他大学；3.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38；4.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许多国外左派动物权利学者和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认识存在争议，他们批判马克思为物种主义者，并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为此，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布雷特·克拉克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凭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长期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马克思关于人与动物的辩证关系认识做了专门的、系统的分析，有针对性地批驳了断章取义歪曲马克思观点的倾向。在批驳过程中，清晰呈现和梳理马克思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基本观点，拨开迷雾，指出马克思对人与动物关系认识的贡献。

[关键词]农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围绕人类社会中动物地位这一问题的学术争论，几乎没有任何左派的观点比马克思的观点更为妥当。许多左派动物权利学者，包括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在内，认为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一名物种主义者，尽管他和恩格斯后来坚持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但他们从未完全超越这一根深蒂固的物种主义观点。因此，这从整体上影响了历史唯物主义。批评家们反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他们声称：马克思提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割裂人和动物关系的二元论观点，认为人和动物之间存在着鸿沟，二者不具有连续性，从而在本体论上证明了人类以剥削和工具主义对待动物的正确性，但这种方法忽视和否认动物遭受的痛苦，无视动物生存的基本条件。

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者特德·本顿在这方面对马克思的批判成了范本。本顿认为，马克思对待人与动物关系的主要方法是“一种极佳的物种自恋”的例子。马克思是一位“物种主义者”，他坚持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这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尤为突出。马克思的观点根植于笛卡尔二元论，从根本上将人（思维）与动物（机器）分开。本顿坚持，马克思认为动物的能力是一直不变的，在描述劳动异化使人类沦为一种动物似的状态时，马克思贬低了动物生命[1](p4，6，8，11-12)[2](p32-35)。

其他批评家纷纷效仿本顿，对动物权利提出了批判。伦左·洛伦特声称，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了物种主义，他的整个异化劳动理论都是建立在人与动物具有差异的之基础上①Renzo Llorente，“Reflectionson the Prospectsfor a Non-Speciesist Marxism，”in Critical Theory and Animal Liberation，ed.John Sanbonmatsu（Lanham，Marylan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1），126—127.洛伦特在论证马克思是物种学家的同时，否认了物种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属性。。约翰·桑本马祖宣称，马克思“在思想领域中消灭了地球上数十亿其他苦难生命的感官存在和体验”[3](215-218)，[4](p17-19)。凯瑟琳·柏洛坚持认为马克思对动物实施了“意识形态暴力”，而大卫·施蒂贝尔则认为，动物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就像机器一样[5](p304)，[6](p170-171)。

1970年，理查德赖德创造了“物种主义”这个术语。1985年，牛津英语词典将其定义为“基于人类优越性的设想，歧视或剥削某些动物物种”[7](p320)。虽然物种主义被正式限定为人与动物之间的分化，但因物种主义导致了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歧视和剥削，因此动物权利学者更倾向于扩展这一概念的外延，使其广泛应用于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一切分化，无论它是否被用来为歧视或虐待辩护②对此观点的批判参见Bradley J.Macdonald，“Marx and the Human/Animal Dialectic，”in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Animal/Human Relationship，eds.Judith Grant and Vincent G.Jungkuz（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1），36.。

因此，本顿认为，马克思在人和动物之间做了尖锐的对比，切断了对人与动物共有的痛苦形式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本体论基础[2](p42)。这里的指控并不是说马克思曾试图直接为动物的痛苦申辩（该说法没有证据），而是说他的人类中心主义破坏了承认动物痛苦的本体论基础。所以，本顿宣称“人道主义等同于物种主义”，他直接反驳了马克思提出的“完全发达的人文主义等同于自然主义”这一观点[1](p1)，[8](p348)。

反对马克思的人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他们通常断章取义，忽视了马克思更全面的观点和他的整个知识体系。此外，他们也忽视了更广的历史背景、其他学者对他的影响以及关于马克思人与动物辩证关系的争论。具体如下：（1）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斯的研究；（2）马克思对德国动物驱动和动物心理学辩论的了解，特别是对赫尔曼·塞缪尔·雷马勒斯的著作的了解；（3）马克思对笛卡尔动物和机制的批判；（4）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物种概念的运用；（5）马克思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吸收；（6）马克思在李比希和其他人的社会生态新陈代谢概念基础上的发展。他们只是声称，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物种主义，根本不会重视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生态学方面的探索。

要明确马克思关于动物的讨论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和自然科学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动物在社会中地位的研究不是针对道德哲学的问题，大多数批评家也是如此。出于同样的原因，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领域的价值在于它教会我们如何具体地改变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不断进化的生态条件的尊重，包括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动物生活的“退化”[8](p239)。

马克思的著作主要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人与动物关系的研究明显不是其主要研究对象，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在其分析论述中，没有关注动物①一些批评者断章取义地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因动物保护对社会做出的批评，并将之作为他们缺乏对动物同情的证据。有力的反驳参见Ryan Gunderson，“Marx’s Comments on Animal Welfare，”Rethinking Marxism23，no.4（2011）：543—548.。总的来说，马克思对人与动物关系辩证法的思考，受到了不同生产方式和人与动物关系历史特定概念的影响。这引发了马克思对政治学家布拉德利·麦克唐纳提出的“疏离的物种主义”的批判，这种“异化的物种主义”源于资本主义的自然异化②Macdonald，“Marx and the Human/Animal Dialectic，”41—42.麦克唐纳对其所称的“辩证二元论”和资本主义的“异化物种主义”做了区分：“辩证二元论”是指人类与自然关系固有的“客观化”或“外化”的反映过程。“异化物种主义”仅仅是异化物种这一客观存在的另一面。关于“客观化”和“外化”的概念，以及它们与马克思的异化的区别，参见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London：Merlin Press，1971），xxxvi，and The Young Hegel（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Press，1975），537—567.。

一、伊壁鸠鲁和人与动物关系辩证法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深受其博士论文主题的影响，即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探索③参见 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1（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5），25—107，403—509;Epicurus，The Epicurus Reader（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1994）;Lucretius，On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On Marx and Epicurus，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0），21—65.。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原始进化。因为所有生命都存在于地球之上，所以他强调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物质关系。与人类一样，动物也具有痛苦和快乐④有关卢克莱修和人与动物的关系，参见Alma Massaro，“The Livingin Lucretius’Dererumnatura：Animals’ataraxia and Humans’Distress，”Relations 2，no.2（2014），http：//ledonline.it/Relations.On Epicurus’s protoevolutionary views，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Brett Clark，and Richard York，Critique of Intelligent Desig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8），49—64.。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关注环境破坏，包括物种的灭绝⑤卢克莱修关于环境破坏的论述，参见Lucretius，On the Natureof the Universe，bk.VI，179—217;Jack Lindsay，Blast Power and Ballistics：Conceptsof Forceand Energy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Frederick Muller，1974），379—381;H.S.Commager，Jr.，“Lucretiu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Plague，”Harvard Studiesin Classical Philology 62（1957）：105—118.。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伊壁鸠鲁来说，“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朋友”[9](p14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强调人与动物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以及这种观点对马克思的影响，本顿和施蒂贝尔在他们的批评中都选择了引用马克思的伊壁鸠鲁笔记中的一段话：“如果一个哲学家认为把人当作动物是不可容忍的，那么他就无法理解任何事情。”[10](p453)对本顿来说，这是证明马克思的思想中具有极端且明确的人与动物二元论的有力证据[2](p35)。同样，对施蒂贝尔来说，这表明马克思在早期阶段缺乏自然主义的观点，对动物采取了一种完全的工具主义方法[6](p171)。然而，这两位批评家都没有研究这句话出现的实际背景，即马克思对普卢塔克的批评。马克思批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攻击，即以恐惧为基础拒绝宗教的观点。在本顿和施蒂贝尔都没有引用的前一句话中，马克思表达了他对普卢塔克观点的认识：“因为恐惧确实是一种内在的、无法消除的，所以人被确定为一种动物(动物没有理性和自由)，并且它对动物如何被控制漠不关心。”[10](p75，448，452-453)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反对普卢塔克反伊壁鸠鲁的论证。因为实际上，伊壁鸠鲁使快乐的生活变得不可能，并且他反对种族主义[11](p1104-1106)。在这些著作中，尤其是前者，继柏拉图之后，普卢塔克宣称，大众的宗教应该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包括对来世的恐惧(“大众的地狱”)[12](p141-215)。在普卢塔克反对伊壁鸠鲁批判宗教和永生的背景下，马克思与普卢塔克的激烈冲突成为马克思的论文附录的基础(论文名为《批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保留了下来)，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对普卢塔克提出了同样的批评意见。马克思认为，理性让人类超越了普卢塔克眼中的动物“无法消除的内心恐惧”[12](p141-215)。在这里，马克思与伊壁鸠鲁一样，承认动物的痛苦和人类的痛苦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与普卢塔克相反，马克思还强调了把人类与其他动物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物质”基础（因为人类和动物一样，二者都没有不朽的灵魂），同时强调人类通过实践理性提高自身的潜力，即自我意识的物质存在[8](p389-390)。

动物权利批评家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缺乏认识，这也在其他方面影响着对马克思的批判。为了证明马克思完全以工具性来看待动物，施蒂贝尔引用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句话：“自然也是抽象的，对于自己而言，与人类严格分离，对人类来说无关紧要。”施蒂贝尔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暗指伊壁鸠鲁的一个主要学说，他却得出结论：马克思认为的自然，包括动物生命在内，最多只是具有工具价值罢了[6](p173-174)。然而，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所有受过古典教育的人都能从伊壁鸠鲁的著名宣言中认识到，“死亡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被分解的东西没有感觉经验，没有感觉经验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①Epicurus，The Epicurus Reader，32;Frederick Engels to Friedrich Adolph Sorge，March 15，1883，in Karl Marx Remembered，ed.Philip S.Foner（San Francisco：Synthesis Publications，1983），28.同参见 Foster，Marx’s Ecology，77—78.。

因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自然与人类是分离的。马克思强调人是客观的、有形的、感性的存在。这正是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黑格尔的要点，就像定义所有的物质生物一样，他将人类定义为有生命的和苦难的生物。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考虑地球中存在的感性联系，那么就如伊壁鸠鲁所言，自然对人来说便毫无意义。脱离了自然，人类就像动物一样，根本不存在。但在此处，马克思对动物没有推崇工具主义的方法，他强调了支配人类与所有物种存在的物质关系。这种说法不代表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分离，也不代表人类利用动物的道德理由，而是作为两者物质实体共同存在的一种表达。正如约瑟夫·弗拉奇亚所说，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的物质组织”既是为了将人类视为动物，也是为了将人类与其他所有动物区分开来[13](p1-3)。

事实上，马克思不否认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联系。1843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写道：“在私有财产和金钱制度下成长起来的自然观，实际上是对自然的蔑视和退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托马斯·明泽尔无法忍受“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地球上的植物等所有的生物都被生产成财产”（托马斯·明泽尔认为所有生物也必须获得自由）[8](p239)，[14](p335)。

二、对“笛卡尔动物机器学说”的批判
本顿为他所认为的马克思的人与动物关系二元论寻找了一个广泛的哲学基础。他反复指出，马克思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物种主义方法困于“笛卡尔的范式二元论哲学”之中[1](p8，12)，[2](p33，37)。1637年，笛卡尔在关于方法的论述中，把人与思维联系在一起，而把动物和机器或天然自动装置归为一类。这一观点对启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5](p59-63)。然而，本顿的描述缺乏对马克思所说的笛卡尔二元论的认识，缺少对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德国哲学和心理学中笛卡尔动物机器概念批判的认识，而马克思正是这种批判的继承者。德国浪漫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家都对笛卡尔的动物机器假说提出了挑战，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对动物和人类心理学革命性的新理解[16]([426-442)，[17](p90)。马克思对笛卡尔动物机器概念的批判建立在德国哲学中长期存在的反笛卡尔传统的基础上。

德国反对笛卡尔动物机器概念的哲学斗争的核心人物——自然神论者哲学家雷马勒斯，也强烈反对伊壁鸠鲁主义。雷马勒斯在动物心理学和动物行为学方面的发现，影响了康德、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18世纪中期的思想家①Julian Jaynes and William Woodward，“In the Shadow of Enlightenment，II：Reimarus and his Theory of Drive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s 10，no.2（1974）：144—159；John H.Zammito，The Gestation of German B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8），134—149，“Herder Between Reimarus and Tetens：The Problem of an Animal-Human Boundary，”in Herder：Philosophy and Anthropology，eds.Anik Waldow and Nigel DeSouz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127—146；Günter Zöller，Fichte’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63；James Muldoon，Hegel’s Philosophy of Drives（Aurora，California：Noesis Press，2014）；G.W.F.Hegel，The Philosophy of N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406—409.。雷马勒斯坚决反对笛卡尔将动物简化为机器。他还反对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艾蒂安·博纳特·德·康狄拉克的观点，即动物具有一种意识和从环境中学习的能力，本质上与人类是相同的。作为对这些概念的回应，雷马勒斯在他的《动物驱动力（1760）》中引入了Trieb或驱动力的概念。由于英语中没有明确的对应词，直到20世纪Trieb才被翻译成冲动或本能。Trieb在后来逐渐成为心理学理论的基本解释范畴。雷马勒斯认为动物(包括人类)有和感觉相互作用的内在驱动力②Dorothea E.von Mücke，The Practices of the Enlightenmen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33—38；Zammito，The Gestation of German Biology，138—139；Kurt Danziger，“The Unknown Wundt：Drive，Apperception，and Volition，”in Wilhelm Wundt in History，eds.Robert W.Rieber and David K.Robinson（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2001），101—102；Muldoon，Hegel’s Philosophy of Drives，107—111.。因此，驱动力或Trieb代表了动物追求有益目标的能力，“不需要任何个人的反思、经验和实践，不需要任何训练、榜样或模型，就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技能，能够熟练地达到目标”[18](p139)。

雷马勒斯把驱动力划分为10个大类和57个子类，其中最重要的是熟练驱动力。更具体地说，熟练驱动力表现为对某些行为具有天生的控制能力。雷马勒斯用它来解释蜜蜂、蜘蛛和其他动物惊人的生产能力。熟练驱动力是一种内在驱动力，也是一种代理驱动力，也就是一种“选择性驱动力”，包含了选择的元素[18](p139-140)。这种分析对马克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他对雷马勒斯的熟练驱动力概念十分着迷[10](p19)。

雷马勒斯认为，动物缺乏对事物更抽象、更普遍的概念的理解，所以也就缺乏更高层次的推理，比如概念关系(元认知)、推理、反思和语言[18](p141-142)，[19](p35)。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动物对感官刺激有反应的意识和想象力，这些刺激与它们的基本驱动力相互作用。康德以此为基础，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人类”的定义：人类有超越内在动力的自由，并且人类会基于自身的心理和伦理需求发展有意识目标的自由[19](p36-38)，[20](p55-56)。赫尔德认为更通用的说法是：与动物相比，人类特有的意识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一系列经验的产物，这些经验反映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相对未知的互动，使人类得以超越某些更强大的动物驱动力[21](p56)。

在雷马勒斯的《动物驱动力》出版后，罗伯特·奥施在《心理学思维高级指南》中指出，驱动力（Trieb）的概念被纳入动物心理学的分析中，并且要求动物行为专业的学生在雷马勒斯的框架内进行研究[17](p91)。许多种类的动物都表现出复杂的先天驱动力，这些驱动力是不需要习得的，是相一致的，同时也表现出很高的智能性，以至于不能将其简单归纳为笛卡尔的动物机器。在雷马勒斯的理论中，人类物种是独特的，具有使用一般概念的能力。而笛卡尔将动物认定为机器是其在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失败。

马克思试图在此基础上发展社会劳动本体论，他依赖于当时最先进的动物和人类心理学。动物熟练驱动概念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影响了他的著作。例如，把“蜜蜂、海狸、蚂蚁”的巢穴生产与人类劳动的有意识生产进行比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按照雷马勒斯的熟练驱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来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23](p208)。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一方面拥有自然力和生命力，是一个活跃的自然存在；这些力量作为驱动力存在于他的性格和能力中；另一方面，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客观存在，他们和动物、植物一样，都是痛苦的、有条件的和有限的存在。人类的驱动对象作为独立于人类的客体，存在于人类之外，但这些客体却是人类必需的，是确认和训练其基本动力必不可少的要素。人类是具有自然力量的、物质的、真实的、感性的客观实在[8](p389-390)，[24](p472-476)。

马克思的分析中体现出强烈的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他通过与性格、能力相关的驱动力概念，实现了人类和动物的统一①参见 Arend Th.Van Leeuwen，Critique of Earth（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4），53—54；Giorgio Agamben，The Man without Conten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84.埃里希·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整个批判分析都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的驱动力是一种自然力量，就像其他自然力量（土壤肥力、自然灌溉等）一样，是社会过程子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因此，对这种力量的认识是全面了解社会进程所必需的。”Erich Fromm，The Crisisof Psychoanalysis（Greenwich，Connecticut：Fawcett，1970），65—66，157.。正如人类在生产和社会劳动中反映出来的那样，和其他动物相比，如果人类具有更发达的社会驱动力、需求和能力的话，那么这些都是通过一个将人类与其他生命联系在一起的物质组织而产生的。由此可见，即使动物缺乏像人类一样的自觉的社会驱动力，它们仍然是客观的、感性的生物，具有自己独特的物种生活形式，反映了它们自身的物质组织、驱动力、需求和能力。

本顿等人对马克思的物种存在概念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马克思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鉴了物种存在的概念，将人类置于动物之上，所以表现出物种主义。但是这里也存在误解。物种存在，也被译为一般存在。马克思认为，与一般意识(物化)和人类生产的“普遍”特征相联系，人类物种独特的驱动力和能力促使更高层次的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产生②马克思在发展物种（或类属）存在的概念（Gattungswesen）的过程中，借鉴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早期关于人类“类属本质”（Gattungswesen）的概念，这一概念与国家所倡导的普遍意识相联系。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这种“普遍的共性本质”构成了区分人类物种的高阶意识或自我意识。人类作为自觉的行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和世界，进而改造自己的社会关系和自身。参见G.W.F.Hegel，The Philosophy of Righ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200—201，372；Karl Marx，Early Writings，192，328—329；Charles Taylor，Hege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549，Hegel and Modern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143；George Márkus，Marxismand Anthropology（Assen，the Netherlands：Van Gorcum，1978），3—15；Paul Heyer，Nature，Human Nature，and Society（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82），13，73—96；István Mészáros，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London：Pluto Press，1972），14.。

费尔巴哈在雷马勒斯、康德、赫尔德和费希特的基础上提出，人类的自我意识使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一般存在或物种存在的一部分，这构成了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费尔巴哈写道，“严格地讲，意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被赋予，即他的物种、他的存在方式是一个思考的对象。尽管动物以个体的方式体验自己，但作为一个物种，它并没有这样做……人的内在生命是由这样一个事实构成的：人把自己与他的物种和存在方式联系起来”①Ludwig Feuerbach，The Fiery Brook（New York：Anchor Books，1972），97—99；Zöller，Fichte’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63；Marx W.Wartofsky，Feuerbac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5—6，206—208.。

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关于物种存在的一些观点，尤其是人类特有的意识是一种普遍的意识或发展的物种意识[25](p4-5)。然而，马克思把这一点与动物驱动力的假设联系在一起，而动物驱动力是人类和动物心理的基础，它也和人类是劳动人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26](p65-95)。在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中，人类通过生产活动主动地、自觉地转变着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转变着自身的需要和潜能。所以，如果在异化理论中，马克思把自我意识发展的能力视为人类而非动物的特征，那么这并不是为后者统治作辩护的不利因素，而仅仅是在历史上对通过劳动和生产过程实现的积极自我发展的人类需求、权力和能力的认可。

本顿、洛伦特和桑本马祖等人都批判马克思的观点：当人类与劳动疏远时，他们就会退化到动物那样，只是吃、喝、繁殖，最多也只是装饰他们的住所和穿着，而与他们作为创造性的、劳动生产者的人类物种疏远②Marx，Early Writings，327；Benton，“Humanism=Speciesism，”5—9；Llorente，“Reflections on the Prospects for a Non-Speciesist Marxism，”126—127；Sanbonmatsu，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and Animal Liberation，17—19.。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提出了物种本体论。然而，马克思对古典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并没有否认人类与其他动物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有着密切关系，包括许多共同的驱动力。相反，他认为人类在生产更普遍的和更自觉的能力上是独特的，因此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受到特定驱动力的片面限制。因此，人类能够以各种方式改造自然，不断创造新的人类需求、能力和力量[27](p173-180)，[28](p68)。人类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物种，通过劳动分工、私有财产、阶级、商品生产等发展，产生了自我异化的能力。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一种独特的人类自我强加，这不能与动物的痛苦相混淆，因为动物的痛苦不是自我异化的产物。人类的自我异化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也是与自然和其他自然生物疏远的过程，这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物种主义，例如笛卡尔将动物称之为机器[29](p41)。

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动物的生态环境和资本主义对动物的破坏和污染。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句名言：“鱼的‘本质’在于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一旦这条河流归工业支配，一旦河流被染料和其他废物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简单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适合生存的环境了。”[12](p141-215)

马克思是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强烈批判者，因为笛卡尔将思想从动物的领域中去除，并简化为纯粹的机械运动③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4，125—126.与笛卡尔相比，马克思更喜欢培根的物理学，他认为在前者的概念化中，物质的运动是一种动力（Trieb）的形式，而不是像笛卡尔那样仅仅是一种机械（参见：van Leeuwen，Critique of Earth，15—20；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4，127—130）。。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笛卡尔一方面用近代工业时期的眼光将动物看作是机器；另一方面，结合中世纪的观点，认为动物是人类的助手”④Marx，Capital，vol.1，512.笛卡尔本人已明确指出，在人类工业（手工业）的“大生产”时期，自动机器或运动基件得到了应用，随后他又用这一概念来描述动物（参见Descartes，Discourse on Method，59—60）。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评估中，动物被当作机器，这反映了自然和商品价值之间的矛盾（参见 James D.White，“Nicholas Sieber and Karl Marx，”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19（2000）：6）。。

三、马克思、达尔文和进化论
本顿把早期马克思与早期达尔文做了比较，他认为这两个人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达尔文在1839年的笔记中指出，人和动物园里的猩猩具有相似的面部表情，由此表明，人与动物具有亲缘关系[1](p16)。然而，四年后，即1843年，比达尔文小九岁的马克思以商品化为例，指出了人类社会的自然“退化”这一过程——达尔文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8](p239)。一年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人和作为客观自然物的其他动物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8](327)。

马克思强调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一观点在当时并不是主流观点。查尔斯·莱尔在其开创性的著作《地质学原理（1830—1833）》中，用了四章的篇幅论述物种灭绝。这四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在为人类使动物种类减少的行为辩护。马克思和达尔文都很熟悉这本著作。莱尔写道：“如果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对动物挥舞着灭绝之剑，我们就没有理由抱怨我们所造成的破坏，也没有理由像苏格兰诗人罗伯特·伯恩斯那样幻想，因为‘我们违背了自然的社会联盟’。我们甚至也没有理由像忧郁的雅克那样抱怨。我们只不过是篡夺者、暴君，更糟糕的是，我们只是在吓唬动物，并在它们的地盘把它们杀死。我们只要想一下就可以发现，通过征服获得对土地的占有，并通过武力保卫我们所取得的东西，这不仅仅是我们人类独有的特权。任何一个物种，只要它从一个小地方扩展到了广阔的区域，就会像人类一样，通过减少或消灭其他的物种来显示它的进步。”[30](p276-277)

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详细地阐述了人类通过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对当地生态和物种造成的破坏。然而，与莱尔不同的是，在他们的论述中并没有为这些行为和后果作道德上的辩护。他们反而对资本制度产生异化的物种主义这一过程提出了批评。例如，恩格斯提到了欧洲殖民者在圣赫勒拿岛引进入侵物种山羊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影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对本土生态破坏的忧虑[31](p459)。

一般来说，进化的思想早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及其自然选择学说发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①参见 Foster，Marx’s Ecology，120，180—182，and Foster，Clark，and York，Critique of Intelligent Design.。因此，作为一个始终如一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进化的思想融入了他的观点中，我们并不感到惊讶。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开始反对宗教的观点，并坚持认为早在遥远的地质时代，物种就已经是自然产生的了。他认为，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物种在进化和形态方面具有亲缘关系[8](p356)。如果说马克思在1857年就比喻了“人体解剖学涵盖了猿类解剖学的关键部分”，那么这个比喻仍然适用于人类和高等灵长类动物之间确实在形态方面存在亲缘关系这一事实[32](p105)。

马克思那时应该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林奈已将智人划分为灵长类动物，这种动物与猿类相近[33](p156-179)。马克思曾在特里尔的一所备考大学的学校中师从德国著名地质学家约翰·斯坦宁格。后来，他在柏林大学参加了自然哲学家、重要地质学家和矿物学家海因里希·史蒂芬斯的人类学讲座。马克思对乔治·库维尔《世界表面的革命性剧变》这一演讲也很熟悉[34](p322)。他一直对地质学感兴趣，只不过直到1878年，他才开始密切关注到因古气候变化引起等温线（气候带）移动最终导致物种灭绝这一事实，并把英国著名地质学家约瑟夫·比特·朱克斯的《学生地质学手册》摘录在笔记本上[35](p214-219)[36]。

1858年7月，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由此他们成了以进化的基础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共同发现者。仅仅两周之后，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他在信中提到，“研究比较生理学的学者在其他动物身上进行了一次极其讽刺的尝试，这仅仅是唯心主义者的欣喜。在每一个步骤中，都有一个动物与其他哺乳动物的结构完全一致，而且在它的主要特征上，这种统一性扩展到所有的脊椎动物，甚至扩展到昆虫、甲壳类动物、蚯蚓等”[37](p166)。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烈地赞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认为这是一部“能够让我们在自然史领域有所了解的书”②参见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41，232.。这并不奇怪，因为正如弗拉基亚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人类物质的组织作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事实，并认为这是一次哥白尼式的剧变——恰恰是因为……一般而言，这是在达尔文对动物生物体的研究中加入了人类的研究作为补充”[13](p3)。

作为对自然科学中正在发展的新知识的回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笛卡尔动物机器概念的批判更加深入。因此，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提到了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所称的“19世纪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的最佳例证”，所有人类进化理论都必须采用的一种形式，以此来解释人类大脑发展和语言发展[31](p452-459)，[39](p111)。在这本书中，恩格斯论述了动物在环境中复杂的进化过程。它们不仅可以适应环境，而且也是进化过程中辩证的主客体①对于基因、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复杂的进化动力学的当代讨论参见Richard Lewontin，The Triple Helix（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Richard Levins and Richard Lewontin，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and Richard Lewontin and Richard Levins，Biology Under the Influenc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7）.。“不言而喻，我们根本不会去质疑动物有计划、有预谋地行动的能力。”[31](p460)“我们与动物认知活动的共同点就在于：归纳、演绎和抽象；分析未知对象；合成以及实验。研究人类和高等动物本性的方法完全相同，因此关于普通逻辑认知的所有科学研究的方法也是相同的，它们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研究方法假定了他们所做的研究具有概念本身的性质，辩证法思想只有人类才能够拥有，而且是针对处于相对较高发展阶段的人类而言的。”[31](p503)

同样，马克思在《关于阿道夫·瓦格纳的笔记》中指出，动物能够在“理论上”区分它们所需的东西。他严格地指明，“羊几乎不具备人类可食用的‘有用’的性能”，他把剥夺动物以及动物所受的苦与剥削工人相提并论。马克思认为，“他的三只小狗具有和人类相似的智力”[40](p190-191)[41]。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类的起源》中采用了与达尔文相同的观点，即“人类与高等动物之间的思想差异，尽管很大，但肯定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异”。的确，他们与达尔文一样，都赞同与高级动物相比，人类的“巨大的优越性”可归因于人类的“智力”“社会习惯”和“物质结构”②Charles Darwin，The Descent of Man（1871；rep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105，136—37.达尔文在这里所指的“社会习惯”是指以某些习惯性社会行为的形式，后天习得的性格的遗传——这一观点通常与让·巴蒂斯特·拉马克联系在一起，但此时达尔文已将其作为自然选择的补充原则引入。达尔文提出，作为一个可能的例子，工人孩子的手会比贵族孩子的更大，因为遗传的习得性特征源自于用尽废退的“社会习惯”（参见 Darwin，The Descent of Man，117—118，157，160—161；Helen P.Liepman，“The Six Editions of the‘Origin of Species，’”Acta Biotheoretica 30（1981）：199—214）。恩格斯在这方面受到了达尔文观点的影响，并以类似的方式提到了与手有关的后天特性的遗传（参见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25，453—454）。虽然这显然不是达尔文的主要意思，但是也可以看到他在这里所提及的社会（代表着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更普遍的概念）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这使得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实践智慧的提高，通过教育传承下来，并体现在文化能力上，通过外来的手段操纵世界。从一开始，正如恩格斯在19世纪所理解的，智人是一个复杂的基因文化共同进化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解释了人类物质组织的起源，特别是人类大脑的发展（参见Gould，An Urchin in the Storm，111）。应该补充的是，由于表观遗传学的发展，获得性特征遗传的整个问题正在引起生物学界的新兴趣——参见Peter Ward，Lamarck’s Revenge（New York：Bloomsbury Publishing，2018）；Eva Jablonkaand Mario J.Lamb，Epigenetic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四、异化的物种主义和代谢断层学说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包含了进化论和科学的洞察力，所以他才能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改变动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异化的物种主义、如何加剧大范围的动物苦难做出评述。约翰·伯格在他的文章《为何凝视动物》中警告到，把动物仅仅看作是肉类、皮革或牛奶的来源是不合乎历史的，这也包括把19世纪的观念在跨越数千年之后强加到我们的这个时代[42](p4)。他指出，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有物质上的连续性和差异性，因为它们“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变化，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具体关系一直在改变。这一变化过程开始于19世纪的西欧和北美，截止到20世纪的组合资本主义。这时，人与自然已经不可能像之前那样和谐共处了。在此之前，动物构成了环绕人类的第一个圈子。也许这一事实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他们以人类为中心，这当然是经济的和生产的中心。无论生产手段和社会组织发生什么变化，人类生产食物、下田干活、交通运输以及制作衣服都离不开动物的协助[42](p3-4)。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分析中，突出了动物地位的转变。在他看来，笛卡尔把动物描绘成机器的想法，凸显了动物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的地位。马克思注意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例如，人类把动物作为一种力量的来源，并改变它们的物质组织和它们原本的存在方式，且为了不断地积累资本而压制它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人与农场动物之间的动态关系，揭示了人与农场动物之间极其密切并且相互依存的关系。他指出，“在人类历史的初期，经过加工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外，被驯服的，也就是被劳动改变的、被饲养的动物，也曾作为劳动资料起着主要的作用”[23](p210)。与此同时，他也特别关注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的，其中包括城镇和乡村的划分，正是这一划分创造了将动物简化为工具和原材料的那些条件，反映了这一制度的一般逻辑。马克思解释说，“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通过人的劳动不断变化的产物。尤其是说到劳动资料，那么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同一产品可以既充当劳动资料，又充当原料。例如，在牲畜饲养业中，牲畜既是被加工的原料，又是制造肥料的手段”[23](p213)。

在这个普遍的商品生产体系中，动物与资本的关系通常是不断变化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描述了资本家是如何将奶牛与生产联系起来的：“牲畜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作为肥育的牲畜，则是原料，它最后会作为产品进入流通，因此不是固定资本，而是流动资本。”[43](p240-254)对资本而言，动物的物质性引起的成本问题，包括与周转时间有关的成本问题，是由自然繁殖的生态调节决定的。马克思解释说，“就活的劳动资料来说，例如马，再生产时间是由自然规律规定的。它们作为劳动资料的平均寿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这段时间一过，损耗掉的头数就必须用新的来替代。一匹马不能一部分一部分替换，只能用另一匹马来替换”[43](p240-254)。虽然马的形态不同，但就资本而言，马就像笛卡尔发现的坐标系那样，它只是可互换的。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写作的这段时期，正是人与动物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虽然动物的力量长期以来一直被使用，比如在耕地和运输货物方面，但与资本主义发展相联系的机械化正从根本上改变着动物之间的关系。资本家仔细比较了人类、动物或机器的力量，在这三种方式中，哪一种才是提高利润的最佳方式。在英国，有时候用那些被养肥的马来沿着河流和运河拉送船舶，还不如雇佣女性，因为她们执行相同的任务所需的费用极低。事实上，在家庭社会进行再生产的成本中并不包含她们的工资，这就造成了女性拉船而不是马拉船的现象[44](p517)。

资本家总是设法利用科学技术来加速生产，以便缩短与自然和生态调节过程相关的时间，例如动物数量的增加，就是为了缩短周转时间、加快利润的实现速度[45](p41-47)。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在羊群饲养中，在五年期满前提供一个五年生的动物，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但在一定限度内，通过饲养方式的改变，使牲畜在较短时间成长起来提供一定的用途，却是可能的。贝克韦尔确实做到了。之前，英国羊和法国羊一样，像1855年前的法国羊一样，不满四年或五年是不可能被宰杀的。贝克韦尔认为，一岁的羊已经可以肥育了，无论如何，在满两年之前可以完全成熟。通过精心选种，贝克韦尔将羊的骨骼缩小到它们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这些羊被称为新莱斯特羊[44](p262-264)。

在这里，马克思引用了法国农业学家《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的作者拉韦涅的话。拉韦涅主张进一步扩大肉类和奶制品的生产，他认为，“饲养员现在可以用他之前养出一只羊的时间，可以养出三只羊来供应市场。如果它们不那么高，那么它们就会更宽、更圆，并且在肉多的部位发育得更好。它们的骨骼重量绝对不超过维持它们生命所必需的重量，因而它们身体的重量几乎纯是肉的重量”[44](p262-264)。

马克思批判了拉韦涅的这一观点，他反对用这些新方法使动物生产肉类和奶制品，因为追求无止境的利润导致了大量的动物遭受苦难以及肉体的欺凌。这是一种异化的物种主义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动物不被视为生物，而是被像机器那般任人操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通过降低骨骼的重量来饲养绵羊的做法，就是“终止骨骼的生长就是为了把它们的骨头变成纯肉和脂肪”，这会导致这些羊瘦弱的骨骼难以支撑自己更大、更重的身体，甚至让它们无法站立起来。为了增加市场上的牛奶产量，小牛提前被断奶。越来越多的牛被限制在畜栏里，人们用油饼和其他高能量的混合物喂牛，这些混合物可以加快牛的生长速度①Karl Marx，Marx-Engels Archive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Sign.B.，106，336，quoted in Kohei Saito，“Why Ecosocialism Needs Marx，”Monthly Review 68，no.6（November 2016）：62;John Bellamy Foster，“Marx asa Food Theorist，”Monthly Review 68，no.7（December 2016）：14—16.。

马克思观察到，在以前的耕作方式中，“动物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下自由活动”。但是后来它们被局限在固定的畜栏中由专人饲养，这意味着“在这些监狱中，动物从出生到被杀死，它们一直得待在这里”。这是对它们身体的“一种极其恶劣的力量”，并且会导致它们畸形地生长，它们被视为资本的磨坊中被磨碎的谷物。对马克思来说，这一切都是“令人作呕的！”这相当于“动物的牢房”②Marx，Marx-Engels Archive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Sign.B.，106，336，quoted in Saito，“Why Ecosocialism Needs Marx，”511（translation altered slightly）;Foster，“Marx as a Food Theorist，”15—16.。

如今，这些加速自然繁殖并使其商品化的资本主义方法还包括使用生长激素、大规模集中饲养动物，以及广泛使用抗生素来治疗在饲养动物的过程中引起的疾病。这些方法使生产肉类和奶制品的动物中变得更加密集、更加广泛，例如鸡、猪、牛、羊和鱼③为了对这些问题进行有益的讨论，参见William D.Heffernan，“Concent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Agriculture，”in Hungry for Profit，eds.Fred Magdoff，John Bellamy Foster，and Frederick H.Buttel（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0），61—75;Tony Weis，The Global Food Economy（New York：Zed Books，2007）;Tony Weis，The Ecological Hoofprint（New York：Zed Books，2013）;Stefano B.Long，Rebecca Clausen，and Brett Clark，The Tragedy of the Commodity（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5）;Stefano B.Longo，Rebecca Clausen，and Brett Clark，“Capitalism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Salmon：From Wild Fish to a Genetically Modified Species，”Monthly Review 66，no.7（2014）：35—55.。正如环境学家瑞安·冈德森所强调的，工业化生产中的动物的数量急剧上升是由于对资本积累的无休止追求④Ryan Gunderson，“From Cattle to Capital：Exchange Value，Animal Commodification and Barbarism，”Critical Sociology 39，no.2（2011）：259—275；亦参见David Naguib Pellow，Total Libera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4）.。

通过这一分析，马克思详细阐述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是怎样在人与自然之间创造了一种异化的调和。这种异化的物种主义把动物降为工厂化农场中的机器。而且，由于栖息地的破坏、气候的变化以及海洋的酸化世界各地的动物濒临灭绝，所有这些都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普遍运作有关。麦克唐纳指出，这种断裂极具讽刺意味，正如肉类、皮革、胶水等商品，它们流通的越多，“就会与我们的身体相交得越多”“最终就会从人类的生活中消失的越多”[29](p41)。这一发现，与资本主义下异化的物种主义有关，一般而言，这与伴随自然异化的动力类似。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所指出的，对于那些用于生产商品和产生污染生态系统的东西，它们与自然的异化程度越深，就会与生物物理学世界的“真正互动”越密切[46](p83)。

这些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生态条件和异化的物种主义运作的广泛关注，与马克思对自然和社会新陈代谢的思考交织在一起。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解释说，英国的高耕作技术违反了“补偿法”，因为它把农作物运到遥远的地方，从而导致那些被移除的养分无法再次回到土壤之中。这种抢劫式的制度导致了对农地的掠夺。马克思吸纳了李比希的这一观点，以及他提出的代谢关系概念。马克思比李比希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内容更加丰富的社会生态代谢方法，其重点是代谢断层，它与异化的社会代谢相一致，与自然的普遍代谢相矛盾，它打乱或破坏了自然循环、自然系统和自然流动[47](p1-19)[48](p1-20)。

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开创了自由贸易，马克思在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粮食生产“新体制”中发现了几个趋势。其中包括进一步加深土壤养分循环中的代谢断层、扩大对动物机械化征用规模。在这一过程中，动物本身仅被当作机器或机器部件[49](p12-13)[50](p29-31)。作为诺福克轮岗制以及其他类似的轮岗制的一部分，它有一种推动英国转向更多的肉类和乳制品生产的动力，它主要服务于较富裕的人。其结果是，更多的土地被转换成牧场，用于种植饲料作物，如豆类，而不种植谷物和谷粒，并由此导致动物放牧的范围不断扩大。土地上的家畜越多，对工人的需求就越少。在这种新的粮食制度下，英国的小麦产量直线下降，因此必须依靠谷物的大量进口来养活普通民众[51](p147)。爱尔兰的土地被改造成牧场来饲养猪、牛和羊，这些动物取代了大部分的农村人口[51](p121-122)。新莱斯特羊被引进到爱尔兰，与当地的羊一起繁殖，从而培育出一种为资本提供更大利润的品种，但是他们从不顾及动物是否健康[53](p209)。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剥夺了英国和国外土壤中的养分，导致了农业投入和谷物进口的依赖日益增加。代谢断层的扩大掠夺了遥远土地上的养分，无论是以供人类食用的谷物和谷粒的形式，还是以修复退化土地的鸟粪的形式，还是以生产油饼的油菜籽喂养农场动物以增加它们的肥料[49]。

虽然拉弗涅赞扬工业化的农业经营是为了获得肉类和奶制品加大畜牧生产的行为，但马克思认为，总而言之，以粮食为基础的农业体系是一种更有效的体系，它不仅可以为人们提供粮食，而且可以确保土地长期具有活力①Foster，“Marx as a Food Theorist”;Marx，Capital，vol.1，637—638；Marx，Capital，vol.2，313—315；Karl Marx，Capital，vol.3（London：Penguin，1981），916，949—950.。马克思对异化的物种主义的批判，与人类和动物的退化有关，与代谢断层相关，可以认为是他的生态批判理论的一个部分[29](p42)[54]。代谢断层不仅限于外部自然，而且还包括对物质存在的掠夺。动物在不断扩张的系统中沦为机器，在这个不断扩张的系统中，动物的痛苦被忽视并不断增加。的确，对马克思来说，当动物问题出现时，他的分析只是超越了生态的框架，表现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但动物是有限的、客观的，它们像人类一样都是“受苦的存在”[8](p389-390)。

马克思从未失去与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密切联系。伊壁鸠鲁唯物主义认为，动物的痛苦和人类的痛苦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属于自然的存在。伟大的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在《物性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对祭祀活动进行了五次抨击，这五次抨击以描述阿伽门农牺牲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祭神为开端，以介绍一只死去的牛为结尾，他这样描述仿佛是在强调人类与动物的密切关系。故事讲述了一头小牛经常出现在高贵的神殿前，因激怒了神，它被杀死在圣坛旁，一股热血从它的胸膛喷涌出来。这头小牛的母亲在绿叶繁茂的谷地间徘徊，失去亲人的她在地上寻找分散开的脚印。她用好奇的眼睛四处寻找，是否在某个地方可以看到她走失的孩子；她站着，呻吟着，它在森林空地徘徊，然后回到牛棚，一次又一次地思念她的孩子①Lucretius，On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46（II，350—365）.比较卢克莱修对阿伽门农在神坛上献祭伊菲革涅亚的描述——Lucretius，On the Natureof the Universe，5—6（80—101）.参见 Massaro，“The Living in Lucretius’Dererumnatura，”45—58.。

正如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都可以从中认识到，人类的苦难和动物的苦难是相似的。革命斗争是超越资本主义对自然异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铲除异化的物种主义是这场斗争的一部分。如果“充分发展的人文主义”要成为“自然主义”，那么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人与动物的逻辑论证，这种论证应建立在“世界是我的朋友”这一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原则之上。马克思与明泽尔的观点相呼应，他宣称“所有的生物也必须是自由的”[8](p348)，[9](p141)。

参考文献：

[1]Ted Benton.Humanism=Speciesism：Marx on Humansand Animals[J].Radical Philosophy，1988（50）.

[2]Ted Benton.Natural Relations：Ecology，Animal Rightsand Social Justice[M].London/New York：Verso，1993.

[3]John Sanbonmatsu.The Postmodern Prince[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4.

[4]John Sanbonmatsu.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and Animal Liberation[M]//John Sanbonmatsu.Critical Theory and Animal Liberation.Lanham，Marylan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1.

[5]Katherine Perlo.Marxismand the Underdog[J].Society and Animals，2002，10（3）.

[6]David Sztybel.Marxismand Animal Rights[J].Environmental Ethics，1997，2（2）.

[7]Richard D.Ryder.Speciesism[M]//Marc Bekoff.Encyclopedia of Animal Rights and Animal Welfare.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98.

[8]Karl Marx.Early Writings[M].London：Penguin，1970.

[9]Karl Marx，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5[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5.

[10]Marx，Engels.Collected Works，vol.1[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5.

[11]Plutarch.Moralia，vol.14，Loeb Classical Library[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1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3]Joseph Fracchia.Organisms and Objectifications：AHistorical-Materialist Inquiry intothe“Human and Animal”[J].Monthly Review68，no.10（March2017）.

[14]Thomas Müntzer.Collected Works[M].Edinburgh：Tand TClark，1988.

[15]RenéDescartes.Discourse on Method[M].Chicago：Open Court，1899.

[16]Alice Kuzniar.A Higher Language：Novalis on Communion with Animals[J].German Quarterly，2003，76（4）.

[17]Robert Ausch.An Advanced Guide to Psychological Thinking[M].Lanham，Maryland：Lexington Books，2015.

[18]John H.Zammito.The Gestation of German Biolog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8.

[19]Dorothea E.von Mücke.The Practices of the Enlightenment[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2015.

[20]Immanuel Kant.On History[M].New York：Bobbs-Merrill.

[21]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Philosophical Writing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22]Herder.Herder Between Reimarusand Tetens：The Problemof an Animal-Human Boundary[M]//Anik Waldow and Nigel DeSouza.Philosophy and Anthrop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2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4]Christopher Dowrick.The Roots of Consciousness[J].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5，no.3（Winter 1984）.

[25]George Márkus.Marxism and Anthropology[M].Assen，the Netherlands：Van Gorcum，1978.

[26]Shlomo Avineri.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27]István Mészáros.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M].London：Pluto Press，1972.

[28]Erich Fromm.The Crisisof Psychoanalysis[M].Greenwich，Connecticut：Fawcett，1970.

[29]Bradley J.Macdonald.Marx and the Human/Animal Dialectic[M]//Judith Grant and Vincent G.Jungkuz.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Animal/Human Relationship，.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1.

[30]Charles 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M].London：Penguin.

[31]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25[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5.

[32]Karl Marx.Grundrisse[M].London：Penguin，1973.

[33]Gunnar Broberg.Homo sapiens：Linnaeus’s Classification of Man[M].Sten Lindroth，Gunnar Eriksson，and Gunnar Broberg.Linnaeus：TheManand His Work.Berkeley：Universityof CaliforniaPress，1983.

[34]Marx，Engels.Collected Works，vol.42[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5.

[35]Karl Marx，Frederick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26[M].Berlin：Akademie Verlag，2011.

[36]Joseph Beete Jukes.The Student’s Manual of Geology[M].Edinburgh：Adamand Charles Black，1872.

[37]Karl Marx，Frederick Engels.Selected Correspondence[M].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5.

[38]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0.

[39]Stephen Jay Gould.An Urchin in the Storm[M].New York：W.W.Norton，1987.

[40]Karl Marx.Textson Method[M].Oxford：Blackwell，1975.

[41]Marian Comyn.My Recollectionsof Karl Marx[J].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vol.91，available at http：//marxists.org.

[42]John Berger.About Looking[M].London：Vintage International，1991.

[43]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4]Marx.Capital，vol.1[M].London：Penguin，1981.

[45]Burkett.Marx and Nature[M].Palgrave Macmillan，1999.

[46]Raymond Williams.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M].London：Verso，1980.

[47]John Bellamy Foster.Marx and the Rift in the Universal Metabolism of Nature[J].Monthly Review，2013，65（7）.

[48]John Bellamy Foster，Brett Clark.The Robbery of Nature[J].Monthly Review ，2018，70（3）.

[49]John Bellamy Foster.Marx asa Food Theorist[J].Monthly Review 68，no.7（December 2016）.

[50]John Bellamy Foster，Paul Burkett.Marx and the Earth[M].Leiden：Brill，2016.

[51]Mette Erjnaes，Karl Gunnar Persson，and Søren Rich.Feeding the British，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08，61（1）.

[52]Karl Marx，Frederick Engels.Ireland and the Irish Question[M]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1.

[53]Kohei Saito.Karl Marx’s Ecosocialism[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7.

[54]John Bellamy Foster，Brett Clark，and Richard York.The Ecological Rift[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0.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5.002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5-0012-14

作者简介：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每月评论》杂志主编，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布雷特·克拉克，《每月评论》副主编，犹他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译者简介：禚明亮（1986—），男，山东临沭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刘一帆（1996—），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