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批评家纷纷效仿本顿,对动物权利提出了批判。伦左·洛伦特声称,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了物种主义,他的整个异化劳动理论都是建立在人与动物具有差异的之基础上①Renzo Llorente,“Reflectionson the Prospectsfor a Non-Speciesist Marxism,”in Critical Theory and Animal Liberation,ed.John Sanbonmatsu(Lanham,Marylan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1),126—127.洛伦特在论证马克思是物种学家的同时,否认了物种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属性。。约翰·桑本马祖宣称,马克思“在思想领域中消灭了地球上数十亿其他苦难生命的感官存在和体验”[3](215-218),[4](p17-19)。凯瑟琳·柏洛坚持认为马克思对动物实施了“意识形态暴力”,而大卫·施蒂贝尔则认为,动物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就像机器一样[5](p304),[6](p170-171)。
1970年,理查德赖德创造了“物种主义”这个术语。1985年,牛津英语词典将其定义为“基于人类优越性的设想,歧视或剥削某些动物物种”[7](p320)。虽然物种主义被正式限定为人与动物之间的分化,但因物种主义导致了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歧视和剥削,因此动物权利学者更倾向于扩展这一概念的外延,使其广泛应用于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一切分化,无论它是否被用来为歧视或虐待辩护②对此观点的批判参见Bradley J.Macdonald,“Marx and the Human/Animal Dialectic,”in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Animal/Human Relationship,eds.Judith Grant and Vincent G.Jungkuz(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1),36.。
马克思的著作主要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人与动物关系的研究明显不是其主要研究对象,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在其分析论述中,没有关注动物①一些批评者断章取义地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因动物保护对社会做出的批评,并将之作为他们缺乏对动物同情的证据。有力的反驳参见Ryan Gunderson,“Marx’s Comments on Animal Welfare,”Rethinking Marxism23,no.4(2011):543—548.。总的来说,马克思对人与动物关系辩证法的思考,受到了不同生产方式和人与动物关系历史特定概念的影响。这引发了马克思对政治学家布拉德利·麦克唐纳提出的“疏离的物种主义”的批判,这种“异化的物种主义”源于资本主义的自然异化②Macdonald,“Marx and the Human/Animal Dialectic,”41—42.麦克唐纳对其所称的“辩证二元论”和资本主义的“异化物种主义”做了区分:“辩证二元论”是指人类与自然关系固有的“客观化”或“外化”的反映过程。“异化物种主义”仅仅是异化物种这一客观存在的另一面。关于“客观化”和“外化”的概念,以及它们与马克思的异化的区别,参见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London:Merlin Press,1971),xxxvi,and The Young Hegel(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Press,1975),537—567.。
一、伊壁鸠鲁和人与动物关系辩证法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深受其博士论文主题的影响,即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探索③参见 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1(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5),25—107,403—509;Epicurus,The Epicurus Reader(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1994);Lucretius,On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On Marx and Epicurus,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0),21—65.。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原始进化。因为所有生命都存在于地球之上,所以他强调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物质关系。与人类一样,动物也具有痛苦和快乐④有关卢克莱修和人与动物的关系,参见Alma Massaro,“The Livingin Lucretius’Dererumnatura:Animals’ataraxia and Humans’Distress,”Relations 2,no.2(2014),http://ledonline.it/Relations.On Epicurus’s protoevolutionary views,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Brett Clark,and Richard York,Critique of Intelligent Desig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8),49—64.。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关注环境破坏,包括物种的灭绝⑤卢克莱修关于环境破坏的论述,参见Lucretius,On the Natureof the Universe,bk.VI,179—217;Jack Lindsay,Blast Power and Ballistics:Conceptsof Forceand Energy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Frederick Muller,1974),379—381;H.S.Commager,Jr.,“Lucretiu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Plague,”Harvard Studiesin Classical Philology 62(1957):105—118.。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伊壁鸠鲁来说,“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朋友”[9](p141)。
德国反对笛卡尔动物机器概念的哲学斗争的核心人物——自然神论者哲学家雷马勒斯,也强烈反对伊壁鸠鲁主义。雷马勒斯在动物心理学和动物行为学方面的发现,影响了康德、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18世纪中期的思想家①Julian Jaynes and William Woodward,“In the Shadow of Enlightenment,II:Reimarus and his Theory of Drive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s 10,no.2(1974):144—159;John H.Zammito,The Gestation of German B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8),134—149,“Herder Between Reimarus and Tetens:The Problem of an Animal-Human Boundary,”in Herder:Philosophy and Anthropology,eds.Anik Waldow and Nigel DeSouz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127—146;Günter Zöller,Fichte’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63;James Muldoon,Hegel’s Philosophy of Drives(Aurora,California:Noesis Press,2014);G.W.F.Hegel,The Philosophy of N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406—409.。雷马勒斯坚决反对笛卡尔将动物简化为机器。他还反对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艾蒂安·博纳特·德·康狄拉克的观点,即动物具有一种意识和从环境中学习的能力,本质上与人类是相同的。作为对这些概念的回应,雷马勒斯在他的《动物驱动力(1760)》中引入了Trieb或驱动力的概念。由于英语中没有明确的对应词,直到20世纪Trieb才被翻译成冲动或本能。Trieb在后来逐渐成为心理学理论的基本解释范畴。雷马勒斯认为动物(包括人类)有和感觉相互作用的内在驱动力②Dorothea E.von Mücke,The Practices of the Enlightenmen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33—38;Zammito,The Gestation of German Biology,138—139;Kurt Danziger,“The Unknown Wundt:Drive,Apperception,and Volition,”in Wilhelm Wundt in History,eds.Robert W.Rieber and David K.Robinson(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2001),101—102;Muldoon,Hegel’s Philosophy of Drives,107—111.。因此,驱动力或Trieb代表了动物追求有益目标的能力,“不需要任何个人的反思、经验和实践,不需要任何训练、榜样或模型,就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技能,能够熟练地达到目标”[18](p139)。
马克思的分析中体现出强烈的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他通过与性格、能力相关的驱动力概念,实现了人类和动物的统一①参见 Arend Th.Van Leeuwen,Critique of Earth(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4),53—54;Giorgio Agamben,The Man without Conten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84.埃里希·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整个批判分析都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的驱动力是一种自然力量,就像其他自然力量(土壤肥力、自然灌溉等)一样,是社会过程子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因此,对这种力量的认识是全面了解社会进程所必需的。”Erich Fromm,The Crisisof Psychoanalysis(Greenwich,Connecticut:Fawcett,1970),65—66,157.。正如人类在生产和社会劳动中反映出来的那样,和其他动物相比,如果人类具有更发达的社会驱动力、需求和能力的话,那么这些都是通过一个将人类与其他生命联系在一起的物质组织而产生的。由此可见,即使动物缺乏像人类一样的自觉的社会驱动力,它们仍然是客观的、感性的生物,具有自己独特的物种生活形式,反映了它们自身的物质组织、驱动力、需求和能力。
本顿等人对马克思的物种存在概念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马克思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鉴了物种存在的概念,将人类置于动物之上,所以表现出物种主义。但是这里也存在误解。物种存在,也被译为一般存在。马克思认为,与一般意识(物化)和人类生产的“普遍”特征相联系,人类物种独特的驱动力和能力促使更高层次的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产生②马克思在发展物种(或类属)存在的概念(Gattungswesen)的过程中,借鉴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早期关于人类“类属本质”(Gattungswesen)的概念,这一概念与国家所倡导的普遍意识相联系。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这种“普遍的共性本质”构成了区分人类物种的高阶意识或自我意识。人类作为自觉的行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和世界,进而改造自己的社会关系和自身。参见G.W.F.Hegel,The Philosophy of Righ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200—201,372;Karl Marx,Early Writings,192,328—329;Charles Taylor,Hege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549,Hegel and Modern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143;George Márkus,Marxismand Anthropology(Assen,the Netherlands:Van Gorcum,1978),3—15;Paul Heyer,Nature,Human Nature,and Society(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82),13,73—96;István Mészáros,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London:Pluto Press,1972),14.。
本顿、洛伦特和桑本马祖等人都批判马克思的观点:当人类与劳动疏远时,他们就会退化到动物那样,只是吃、喝、繁殖,最多也只是装饰他们的住所和穿着,而与他们作为创造性的、劳动生产者的人类物种疏远②Marx,Early Writings,327;Benton,“Humanism=Speciesism,”5—9;Llorente,“Reflections on the Prospects for a Non-Speciesist Marxism,”126—127;Sanbonmatsu,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and Animal Liberation,17—19.。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提出了物种本体论。然而,马克思对古典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并没有否认人类与其他动物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有着密切关系,包括许多共同的驱动力。相反,他认为人类在生产更普遍的和更自觉的能力上是独特的,因此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受到特定驱动力的片面限制。因此,人类能够以各种方式改造自然,不断创造新的人类需求、能力和力量[27](p173-180),[28](p68)。人类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物种,通过劳动分工、私有财产、阶级、商品生产等发展,产生了自我异化的能力。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一种独特的人类自我强加,这不能与动物的痛苦相混淆,因为动物的痛苦不是自我异化的产物。人类的自我异化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也是与自然和其他自然生物疏远的过程,这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物种主义,例如笛卡尔将动物称之为机器[29](p41)。
马克思是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强烈批判者,因为笛卡尔将思想从动物的领域中去除,并简化为纯粹的机械运动③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4,125—126.与笛卡尔相比,马克思更喜欢培根的物理学,他认为在前者的概念化中,物质的运动是一种动力(Trieb)的形式,而不是像笛卡尔那样仅仅是一种机械(参见:van Leeuwen,Critique of Earth,15—20;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4,127—130)。。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笛卡尔一方面用近代工业时期的眼光将动物看作是机器;另一方面,结合中世纪的观点,认为动物是人类的助手”④Marx,Capital,vol.1,512.笛卡尔本人已明确指出,在人类工业(手工业)的“大生产”时期,自动机器或运动基件得到了应用,随后他又用这一概念来描述动物(参见Descartes,Discourse on Method,59—60)。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评估中,动物被当作机器,这反映了自然和商品价值之间的矛盾(参见 James D.White,“Nicholas Sieber and Karl Marx,”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19(2000):6)。。
1858年7月,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由此他们成了以进化的基础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共同发现者。仅仅两周之后,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他在信中提到,“研究比较生理学的学者在其他动物身上进行了一次极其讽刺的尝试,这仅仅是唯心主义者的欣喜。在每一个步骤中,都有一个动物与其他哺乳动物的结构完全一致,而且在它的主要特征上,这种统一性扩展到所有的脊椎动物,甚至扩展到昆虫、甲壳类动物、蚯蚓等”[37](p166)。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烈地赞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认为这是一部“能够让我们在自然史领域有所了解的书”②参见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41,232.。这并不奇怪,因为正如弗拉基亚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人类物质的组织作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事实,并认为这是一次哥白尼式的剧变——恰恰是因为……一般而言,这是在达尔文对动物生物体的研究中加入了人类的研究作为补充”[13](p3)。
作为对自然科学中正在发展的新知识的回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笛卡尔动物机器概念的批判更加深入。因此,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提到了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所称的“19世纪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的最佳例证”,所有人类进化理论都必须采用的一种形式,以此来解释人类大脑发展和语言发展[31](p452-459),[39](p111)。在这本书中,恩格斯论述了动物在环境中复杂的进化过程。它们不仅可以适应环境,而且也是进化过程中辩证的主客体①对于基因、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复杂的进化动力学的当代讨论参见Richard Lewontin,The Triple Helix(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Richard Levins and Richard Lewontin,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and Richard Lewontin and Richard Levins,Biology Under the Influenc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7).。“不言而喻,我们根本不会去质疑动物有计划、有预谋地行动的能力。”[31](p460)“我们与动物认知活动的共同点就在于:归纳、演绎和抽象;分析未知对象;合成以及实验。研究人类和高等动物本性的方法完全相同,因此关于普通逻辑认知的所有科学研究的方法也是相同的,它们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研究方法假定了他们所做的研究具有概念本身的性质,辩证法思想只有人类才能够拥有,而且是针对处于相对较高发展阶段的人类而言的。”[31](p503)
同样,马克思在《关于阿道夫·瓦格纳的笔记》中指出,动物能够在“理论上”区分它们所需的东西。他严格地指明,“羊几乎不具备人类可食用的‘有用’的性能”,他把剥夺动物以及动物所受的苦与剥削工人相提并论。马克思认为,“他的三只小狗具有和人类相似的智力”[40](p190-191)[41]。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类的起源》中采用了与达尔文相同的观点,即“人类与高等动物之间的思想差异,尽管很大,但肯定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异”。的确,他们与达尔文一样,都赞同与高级动物相比,人类的“巨大的优越性”可归因于人类的“智力”“社会习惯”和“物质结构”②Charles Darwin,The Descent of Man(1871;rep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105,136—37.达尔文在这里所指的“社会习惯”是指以某些习惯性社会行为的形式,后天习得的性格的遗传——这一观点通常与让·巴蒂斯特·拉马克联系在一起,但此时达尔文已将其作为自然选择的补充原则引入。达尔文提出,作为一个可能的例子,工人孩子的手会比贵族孩子的更大,因为遗传的习得性特征源自于用尽废退的“社会习惯”(参见 Darwin,The Descent of Man,117—118,157,160—161;Helen P.Liepman,“The Six Editions of the‘Origin of Species,’”Acta Biotheoretica 30(1981):199—214)。恩格斯在这方面受到了达尔文观点的影响,并以类似的方式提到了与手有关的后天特性的遗传(参见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25,453—454)。虽然这显然不是达尔文的主要意思,但是也可以看到他在这里所提及的社会(代表着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更普遍的概念)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这使得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实践智慧的提高,通过教育传承下来,并体现在文化能力上,通过外来的手段操纵世界。从一开始,正如恩格斯在19世纪所理解的,智人是一个复杂的基因文化共同进化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解释了人类物质组织的起源,特别是人类大脑的发展(参见Gould,An Urchin in the Storm,111)。应该补充的是,由于表观遗传学的发展,获得性特征遗传的整个问题正在引起生物学界的新兴趣——参见Peter Ward,Lamarck’s Revenge(New York:Bloomsbury Publishing,2018);Eva Jablonkaand Mario J.Lamb,Epigenetic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马克思批判了拉韦涅的这一观点,他反对用这些新方法使动物生产肉类和奶制品,因为追求无止境的利润导致了大量的动物遭受苦难以及肉体的欺凌。这是一种异化的物种主义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动物不被视为生物,而是被像机器那般任人操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通过降低骨骼的重量来饲养绵羊的做法,就是“终止骨骼的生长就是为了把它们的骨头变成纯肉和脂肪”,这会导致这些羊瘦弱的骨骼难以支撑自己更大、更重的身体,甚至让它们无法站立起来。为了增加市场上的牛奶产量,小牛提前被断奶。越来越多的牛被限制在畜栏里,人们用油饼和其他高能量的混合物喂牛,这些混合物可以加快牛的生长速度①Karl Marx,Marx-Engels Archive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Sign.B.,106,336,quoted in Kohei Saito,“Why Ecosocialism Needs Marx,”Monthly Review 68,no.6(November 2016):62;John Bellamy Foster,“Marx asa Food Theorist,”Monthly Review 68,no.7(December 2016):14—16.。
马克思观察到,在以前的耕作方式中,“动物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下自由活动”。但是后来它们被局限在固定的畜栏中由专人饲养,这意味着“在这些监狱中,动物从出生到被杀死,它们一直得待在这里”。这是对它们身体的“一种极其恶劣的力量”,并且会导致它们畸形地生长,它们被视为资本的磨坊中被磨碎的谷物。对马克思来说,这一切都是“令人作呕的!”这相当于“动物的牢房”②Marx,Marx-Engels Archive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Sign.B.,106,336,quoted in Saito,“Why Ecosocialism Needs Marx,”511(translation altered slightly);Foster,“Marx as a Food Theorist,”15—16.。
如今,这些加速自然繁殖并使其商品化的资本主义方法还包括使用生长激素、大规模集中饲养动物,以及广泛使用抗生素来治疗在饲养动物的过程中引起的疾病。这些方法使生产肉类和奶制品的动物中变得更加密集、更加广泛,例如鸡、猪、牛、羊和鱼③为了对这些问题进行有益的讨论,参见William D.Heffernan,“Concent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Agriculture,”in Hungry for Profit,eds.Fred Magdoff,John Bellamy Foster,and Frederick H.Buttel(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0),61—75;Tony Weis,The Global Food Economy(New York:Zed Books,2007);Tony Weis,The Ecological Hoofprint(New York:Zed Books,2013);Stefano B.Long,Rebecca Clausen,and Brett Clark,The Tragedy of the Commodity(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5);Stefano B.Longo,Rebecca Clausen,and Brett Clark,“Capitalism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Salmon:From Wild Fish to a Genetically Modified Species,”Monthly Review 66,no.7(2014):35—55.。正如环境学家瑞安·冈德森所强调的,工业化生产中的动物的数量急剧上升是由于对资本积累的无休止追求④Ryan Gunderson,“From Cattle to Capital:Exchange Value,Animal Commodification and Barbarism,”Critical Sociology 39,no.2(2011):259—275;亦参见David Naguib Pellow,Total Libera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4).。
虽然拉弗涅赞扬工业化的农业经营是为了获得肉类和奶制品加大畜牧生产的行为,但马克思认为,总而言之,以粮食为基础的农业体系是一种更有效的体系,它不仅可以为人们提供粮食,而且可以确保土地长期具有活力①Foster,“Marx as a Food Theorist”;Marx,Capital,vol.1,637—638;Marx,Capital,vol.2,313—315;Karl Marx,Capital,vol.3(London:Penguin,1981),916,949—950.。马克思对异化的物种主义的批判,与人类和动物的退化有关,与代谢断层相关,可以认为是他的生态批判理论的一个部分[29](p42)[54]。代谢断层不仅限于外部自然,而且还包括对物质存在的掠夺。动物在不断扩张的系统中沦为机器,在这个不断扩张的系统中,动物的痛苦被忽视并不断增加。的确,对马克思来说,当动物问题出现时,他的分析只是超越了生态的框架,表现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但动物是有限的、客观的,它们像人类一样都是“受苦的存在”[8](p389-390)。
马克思从未失去与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密切联系。伊壁鸠鲁唯物主义认为,动物的痛苦和人类的痛苦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属于自然的存在。伟大的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在《物性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对祭祀活动进行了五次抨击,这五次抨击以描述阿伽门农牺牲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祭神为开端,以介绍一只死去的牛为结尾,他这样描述仿佛是在强调人类与动物的密切关系。故事讲述了一头小牛经常出现在高贵的神殿前,因激怒了神,它被杀死在圣坛旁,一股热血从它的胸膛喷涌出来。这头小牛的母亲在绿叶繁茂的谷地间徘徊,失去亲人的她在地上寻找分散开的脚印。她用好奇的眼睛四处寻找,是否在某个地方可以看到她走失的孩子;她站着,呻吟着,它在森林空地徘徊,然后回到牛棚,一次又一次地思念她的孩子①Lucretius,On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46(II,350—365).比较卢克莱修对阿伽门农在神坛上献祭伊菲革涅亚的描述——Lucretius,On the Natureof the Universe,5—6(80—101).参见 Massaro,“The Living in Lucretius’Dererumnatura,”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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