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学术的契合：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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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学术的契合：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然与应然∗
石 璞

[摘要]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历史再现，有助于探寻“学术独立”的历史真相，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然与应然。作为“五四”时期思潮之一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学术政治化和政治学术化的交织与互动，最终实现了作为指导理论的科学体系和作为“救国”的自觉革命实践的统一。这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也揭开了所谓“学术独立”的历史真相：后人抽象掉了历史逻辑而仅从字面上加以理解，只能使“学术独立”成为一种虚假的政治想象。因此，我们要积极回应和驳斥那种随意歪曲、肢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尤其要警惕那些打着“学术独立”旗号，实则要将马克思主义拉回到纯粹的学术层面的观点，要旗帜鲜明地向当代“去政治化”的观点作斗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哲学社会科学；政治性与学术性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在我国，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1]这一重要论述科学揭示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回答了哲学社会科学应如何对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如何看待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存在不同观点。一是认为从输入学理到政治实践的互动只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和徘徊，只要远离政治权力的学说和理论，在重构国家秩序的政治实践中就是与政治无涉的。[2]二是认为学术就是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有关的，政治就是学术的政治实践、推广和传播，两者根本上相辅相成、内在统一。[3]三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分离造成了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两种性质，只有把政治性与学术性统一起来，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4]史学研究中的政治性与学术性应该且可以统一起来。[5]这种观点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与学术性统一特质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

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历史再现，有助于探寻“学术独立”的历史真相，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然与应然。“五四”时期所标榜的“学术独立”是思想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但长期以来一直有“五四精神即学术独立，学术独立即与政治无关”的错误认识。因此，诸如“革命压倒启蒙”“政治遮蔽学术”等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时有出现。这一问题的历史还原，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实践基础、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意义重大。

一、近代“学术独立”问题提出的实质
“学术独立”的价值内核是学术与政治相分离。中国学术与政治相分离的主张最早可以追溯至严复和王国维等人。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促使当时的知识精英率先思考这些问题。

我们不妨把始于严、王等人的“学术独立”称为“去政治化的学术”。严复认为，对于“学问”，国家应“优其本质，谨其保护，则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寓焉”。[6](p.89)王国维直斥政府“以官奖励学问，是剿灭学问”，“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使学子多“无固有之兴味”，“中道而止”。他认为当时已渐趋“研究自由之时代”，“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7](pp.194-195)“学术独立”的主张认为学术应与政治相分离，即学术应从传统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秩序中独立出来，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不应该被淘汰。

五四运动后，新旧思潮两个阵营急剧分化。新旧阵营的划分以新旧思潮为依据，凡反对“保守国粹”“孔教伦理”等旧思想者，都可算归属新学阵营。陈望道在回忆党成立的情况时提到，当时“新文化内容很杂，凡是中国所没有的，都受到欢迎，认为是‘新的’。那时候，只问新旧，不管内容，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国外来的思潮，同被列为新文化”。[8](pp.19-20)

与清末思想家立足于传统文化和政治秩序来思考救国方案不同，“五四”时期的“学术独立”无疑已经超出了传统救国叙事，其历史所指是避免对宣扬“新思潮”的政治干预，这种去政治化学术主张的背后，是对政治方向的判断和政治道路的选择，同样充满了政治化诉求。

1919年3月，林纾连续发表文章，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北京政府通过报纸散布谣言，污蔑陈独秀等被北京大学驱逐，并指使议员在“国会”上提出弹劾教育部的议案，以此打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此举引起了北京、上海等地进步舆论的激烈反对，于是一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展开了。保守派以林纾和“学衡派”梅光迪等人为代表。林纾在给蔡元培的复函中直言《新青年》等宣扬新思潮的刊物意在“覆孔孟，铲伦常”，不惜“拼我残年，极力卫道”。

从时人对林纾的批评，也能看出新旧思潮论战中政治干预学术的情况。遗生在《最近之学术新潮》中指出，新派所倡能否实行以及旧派所倡是否有“应存之必要”，“是皆另一问题”，对于新派主张的新文学和宣传的新学理，如不满意，则需平心静气以为学理上的研究，是则“真理将愈析而愈明”。①参见遗生：《最近之学术新潮》，《每周评论》第17号，1919年4月13日。署名为“翰芗”的作者在《益世报》上发表了《学术与政治》一文，针对旧党反对新文学，认为包括新学旧学在内的各种学术尚处于幼稚阶段，都需要提倡发展，以政治干预学术，会使“思想言论的自由”扫地而尽。[9](p.250)

李大钊认为“旧人”难以在“道理上来和新的对抗”，“在政治上相见，就想引政治以外的势力；在学术上相遇，就想引学术以外的势力”。[11]②参见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9日。这样的观点还广泛存在于持其他立场的知识分子之中。在新思潮阵营看来，新思潮是应“救中国”的时代课题而出现，其与旧思潮的对抗，从内涵上看并非纯粹的学术主张，而是蕴含深层的政治思考。

无论“学术独立”还是“学术自由”的价值主张，都一定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确立的。当时的学者对于学术与政治的认识都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他们的学术主张可被视为一种对于传统政治秩序的学术反叛。申而言之，所谓去政治化的学术主张本来就代表了一种政治立场，即从学术上与传统政治秩序“割席”，以期找到一条通往现代国家的转型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独立”的价值主张从一开始就不是与政治相分离，而是以作为传统政治对立面的学术出现的。

二、学术政治化与政治学术化的实践基础
（一）学术政治化：学术思想是政治立场的外在形式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思潮之间展开了持续且深刻的学术交锋。在内忧外患中，早期那种潜藏在学术之下的政治主张的外衣逐渐褪去，学术政治化倾向开始加强。随着各家政治实践的开始，由“学术独立”向“学术政治化”公开、完全的转向也完成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无疑是对知识精英拥抱西化倾向的沉重打击，他们很难接受曾经被自己奉为“救国良方”的制度和文明，其行径竟如此野蛮。因而，知识精英在为公理欢呼之时，也逐渐萌发了对资本主义的怀疑与批判。大战结束后，社会舆论称颂“公理战胜强权”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营造出一种举国狂欢的虚假感觉。当得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知识精英在世界观上遭受了第二次巨大打击。在新思潮阵营内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舆论阵地的分化和政治阵营的形成，标志着开启了“学术政治化”的实践转向。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于国家道路的论战是新思潮阵营分裂的开端，论战虽然仍表现出了明显的学理讨论的特点，但隐藏在论战内容之下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开始把学术思想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谱系。这两个学术阵营为此后中国两条道路提供了思想上的初步准备。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以张君劢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之间也展开了一场讨论。张东荪主张生“社会主义道德”，行“社会主义制度”，造就一种“与现在相反”新文明运动，但遭到了张君劢的反对。张君劢在复张东荪的信中表示，列宁发起的俄国革命，是否为他人所可学或所能学，则不得不令人生疑。至于中国，唯有仿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路线。这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路线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方案。蓝公彦亦提出中国的问题，绝无“根本解决”之可能，故而唯有“提倡资本主义”。③参见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1卷7号，1919年12月；张君劢：《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改造》2卷14期，1920年7月15日；蓝公彦：《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改造》3卷6期，1921年2月15日。

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色彩，进一步体现了学术性筑于政治性之上。这时的资本主义学说就是资本主义政治道路的学术注解，而受到“社会主义”影响也是当时的环境使然。即使在核心理论上不被接受，“社会主义”的“平等”“均富”等理念也无疑成为资本主义自我价值的一种政治包装。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不同学说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凸显，原先隐藏在相同的“社会主义”外衣之下的学说一旦从“救国”主张萌发实践需求，彼此间的争鸣甚至相互批判就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时通过学术争鸣把自己从杂乱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析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观点上更加明确、政治上更趋成熟的学术团体。这段讨论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在论战性质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的争鸣还停留在较为单一的学理层面。在“社会主义”思想“阵营”中，不同学说之间必然会交锋碰撞，但这时的学术争鸣还处于带有比较强的摆观点、讲道理的特征，很少有直接的政治行动。二是在论战平台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的争鸣还未形成完全独立的理论阵地。新思潮内部具有相似或者相近观点的学说，在保持阵营形式统一的基础上开始展开学术争鸣，如《每周评论》、《新青年》、《晨报》副刊、《解放与改造》等。这时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学说的松散同盟在思想上还未彻底瓦解、政治上还未完全对抗，因而能够凭借学术的强大张力保持一种松散的共同体状态，一些刊物在一定程度上为各家学说同台登场搭建了平台。①参见陈永发：《中国共产党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第60页。三是在学术概念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观点还需要在一些重要概念上作出澄清。从一些关键概念的使用上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完全通透，一些概念还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残留。比如，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还受到无政府主义话语体系的影响。②参见若愚：《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对于“阶级斗争”的理解还受到“互助”思想的影响。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文章中，多次把“阶级竞争”和“互助”放在一起讲，带有一定的进化论和互助论思想。

尽管凭借强大的学术张力，一些学术团体仍在形式上保持着松散的共同体状态，但因为各自所持的学说在政治主张上存在巨大分歧，故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讨论的持续，依据一定的学说思想（政治主张），政治上的分裂不可避免，分裂的初期表现就是与政治主张相适应的理论阵地的形成。

一般认为，1920年5月的“劳动节专号”刊出之后，《新青年》立场开始趋于左转，其后逐渐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阵地和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为此还爆发了《新青年》继续作为学术性刊物还是作为政治性刊物发展的争论。陈独秀指出，“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而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色彩过于鲜明”。胡适在给陈独秀的回信中表示，《新青年》改革之事有三种办法，一是“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重申“注重学术思想文艺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三是“暂时停办”。因为陈独秀的反对，在另一封信中胡适又说不谈“停办”的办法，也“不必声明不谈政治”，而再次建议编辑部迁址北上，因为“今《新青年》差不多成‘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10](pp.6-12)由于政治立场的分化，《新青年》同仁之间的分裂在所难免。

正是由于学术观点的政治表达不断增强，加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新青年》完成了从新文化阵营的学术平台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平台的根本性转变。1922年5月7日，胡适、高一涵、陶孟和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努力周报》，标志着新文化阵营政治上彻底和公开的分裂。至此，作为学术组织的“社会主义”松散联盟或许还存在，但各自理论阵地的形成则在事实上宣告了其政治根基的瓦解。[11](p.259)同时，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1920年3月起，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山东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相继成立。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各地共产党小组的学术前身，而随后成立的共产党小组则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知识、政治、组织上的准备。

这次学术论战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学理讨论，而是政治思考和道路探寻的学术表达。最初学术与政治之间尚保持了强大的张力，不至于发生根本对抗。但不管哪一种主张，都不是一种纯粹学术上的阐发，无不透露出“救国”的政治主张。各种学说之间的交锋与其说是学术上的争鸣，不如说是以学术为注解的政治立场的确认和分化。清末以来的学术非但没有实现去政治化的政治设想，反而表现为政治化的学术论战。

（二）政治学术化：政治实践更加需要学术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党内刊物的创办也筑起共产党人的理论阵地，是澄清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核心观点的主战场。这一时期，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既有学术上的阐述与澄清，也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完成了学术主张向政治主张的深层转变。

第一，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确立了政治学术化的实践主体。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陆续在学术组织的基础上建立政治组织。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同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在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和北京小组的支持和帮助下，武汉、济南、长沙、广州和旅日、旅法支部逐渐建立起来，依托原有的研究会，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纷纷建立。

组织化是区分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政治身份的重要标志。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化或者“布尔什维克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政党组织，与无政府主义者所信奉的学说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应该是效法俄国建立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党；无政府主义者则主张用阶级斗争废除阶级，而不只是用阶级斗争来颠倒阶级，①参见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2卷2号，1921年3月；区声白：《答陈独秀先生的疑问》，《学灯》1922年10月15日。言外之意就是拒绝党的组织化及其指导，拒绝无产阶级专政。

在共产党组织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政党组织”的异见，开始由学术上的“求同”联合发展为政治实践上的分裂。1920年11月，为发展党员，李大钊吸收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这6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党组织，但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同，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产生抗拒，无政府主义者最终全部退出党组织。这也预示着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日后在政治实践上存在本质区别。

正是由于共产党的组织化，才有了在探索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进程中工人组织化和青年组织化的政治实践。政治组织以及政治实践，正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从“救中国”的百家思潮之一成为指导中国实践的革命理论。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党组织成员就需要以政治组织引领政治实践，以学术研究捍卫政治身份。

第二，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推动工人组织化。

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核心观点。由于对政党组织化问题存在根本分歧，建立在政党组织之下，受政党组织影响和领导的其他团体也就面临组织化与去组织化两条道路。在实践中，各地共产党组织都与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开始独立组织并领导工人运动。

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是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使之组织化，除在工人运动中教育工人外，在各地党组织的帮助下，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纷纷建立起来。这是继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化之后无产阶级组织化的重要行动。例如，上海机器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等工会组织建立起来。《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出版物把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一改此前“只向智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的情况。②参见：《劳动运动的新生命》，《劳动音》第1期，1920年11月7日。

就在共产党组织领导工人阶级运动的同时，无政府主义者又针对“无产阶级专政”向马克思主义者发起“学术”论战，这时无政府主义的“无强权”和“无政治”的思想更多地指向捍卫他们“去组织化”的政治主张，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权。③参见陈独秀，郑贤宗：《国家、政府、法律》，《新青年》8卷3号，1920年11月。同时，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也随之展开，矛头直指布尔什维克主义。该论调已经由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转为批判俄国式的革命实践。

作为回应，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共产党》月刊上反复澄清“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必经之路，也是在新政权建立初期保卫新政权的必经之路。无产阶级专政是早期党组织坚决捍卫的政治立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共产主义是以劳动专政为原则的”，无政府主义的原理对与不对暂不批评，但是不要政治是不可能推倒有产阶级，因而无政府主义的一切理想都是空想。与工人运动结合之后，共产党就有了更加明确的革命任务：组织和集中阶级斗争的势力，不断增强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能力。④参见《短言》，《共产党》第3号，1921年4月7日；无懈：《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辩论虽有学术争鸣的形式，但显然已经摆脱了之前那种“学理输入”的色彩，而是把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深入阐发视为指导工人运动的理论依据。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工会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实际的结合，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开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

第三，还原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来扫除阶级斗争的理论障碍。

“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是其他学说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观点，共产党人必须在还原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基础上反驳“马克思主义内在冲突论”，这对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政治实践同样重要。

李大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他学说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时，要么把唯物史观中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歪曲为“经济决定论”，从而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要么把唯物史观曲解为“宿命论”，以此来论证阶级斗争实施条件的不成熟。⑤参见崔文成：《解释一般人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觉悟》1924年5月14日。“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的实质都是以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够为由反对社会革命，尤其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是阶级斗争理论乃至实践必须直面回应的重大问题，不能科学回答这一问题，就无法从整体上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实面貌，其承担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就会大受影响。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由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组成，“是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不可分割，而阶级斗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矛盾冲突，是马克思主义颇受非议的地方。究其根源，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理解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性。[27]陈独秀在分析阶级斗争理论时一并列举了“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较为完整地还原出马克思主义的原貌，认为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依然是唯物史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①参见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6卷5号，1919年5月；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9卷6号，1922年7月。把唯物史观只理解为“解决经济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误解，拿“社会不只经济一面的关系”来非难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澄清，在党内强化了阶级斗争的理论信仰，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反马克思主义者解构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思想混乱，为共产党举起阶级斗争大旗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政治实践上，阶级斗争表现为一种激烈的革命行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澄清进一步为无产阶级革命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也为党领导工人从工会斗争到社会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第四，通过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坚定革命道路抉择。

选择哪一种“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澄清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及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革命路线问题。第二国际、第四国际以及当时影响极大的修正主义，都给其他派别攻击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需要对此作出政治判断和学术甄别。

首先，厘清第四国际不同于第三国际之处。李达指出了两者的五点差别：一是革命领导者的问题，第四国际不赞成无产阶级有独立的政党，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应由全体无产阶级加入；二是工人组织的问题，第四国际主张退出旧式工人组织而另集共产主义工人组织；三是第四国际主张和资产阶级议会绝交；四是第四国际认为工农联盟的革命策略只适用于俄国，在西欧并无必要；五是关于新经济政策，第四国际认为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通商违背了共产主义原理。以上五点表明，第四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对立，并不像第三国际脱离第二国际那样，是因为主义不同，只是因为手段不同而已。②李达：《评第四国际》，《新青年》9卷6号，1922年7月。

其次，区分列宁主义、正统派和修正主义。李达认为，“坚守民主主义，支持议会政策”，是正统派误解马克思学说的根本谬误。修正主义“把进化的思想，注入本国社会党的纲领之中，社会主义，就变成了进化的或改良的主义了”。而考茨基把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相结合的主张，在李达看来只是德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③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新青年》9卷2号，1921年6月。从“哥达纲领”与拉萨尔主义的妥协到放弃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再到由国际主义变为国家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至此时已完全消失了”。此时，在其他学说看来，布尔什维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行者”，“说马克思主义的不对，就无异乎说布尔扎维克的不对”。④AD：《我们为什么反对布尔扎维克》，《奋斗》第2号，1920年2月24日。

对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的阐发，不仅历史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统一起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在学说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和德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划清了界限。在“救中国”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兼具学术性与政治性，两者相互支撑，其学术价值正是经由“救国”实践才得以显现，而政治实践则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根本标准。

学术与政治相分离在近代中国成为知识群体的一项“救国”主张，经“五四”时期各种思潮的交织、碰撞而放大，逐渐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预先假设。由此，一些学者只能把“学术政治化”与“政治学术化”相统一的历史逻辑误解为一种未完成的“学术独立的使命”。[12]“去政治化”只是现代知识精英暂求免除政治干扰或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即便如此，“武人政治”仍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学术的走向和兴衰。“五四”时期与政治“无涉”的纯粹意义上的学术是不可能存在的。随着马克思主义与各派学说的关系愈加澄明，相互之间的政治分歧也越来越明显，直至依据学说观点成立了相互区别的学术组织和理论阵地，从而导致各方政治分裂。也正基于此，马克思主义者才在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实现了“因相近而相分”的政治共同体的确立，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现代转向。

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就集中体现在作为指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和作为“救国”的自觉革命实践的统一。这个过程还原了“学术独立”的历史真相：后人抽象掉了历史逻辑而仅从字面上加以理解，只能使“学术独立”成为一种虚假的政治想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既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取向。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历史进程，要求我们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建立在深入广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习近平深刻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历史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真懂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真信就是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和解释世界。这说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历史进程，要求我们时刻保持哲学社会科学中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内在统一的思想自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层面上把马克思主义放在与其他学术观点平等的位置，在相互切磋、平等讨论的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注入时代活力和思想资源；在政治上要警惕那些打着“学术独立”招牌，实则要让马克思主义退回纯粹学术层面的错误观点作斗争，毫不犹豫同当代“去政治化”的观点作斗争。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历史进程，要求我们秉承哲学社会科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和方向。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也是实践的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就是要坚持人民立场，把蕴含在学术体系中的人民追求外化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人民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科学指南，也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指南。

第四，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历史进程，规定着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也内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推进理论创新，一方面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认识和创造性运用，应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守正”与“创新”的关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取向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时代，往往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必将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诞生，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必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这就必然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构建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哲学社会科学要发展，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这既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取向，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政治自觉和基本立场。脱离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内容，不仅意味着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体系，还意味着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生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就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治理创新，需要汲取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时代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过程，恰好是中国近代以来思想大交流、大碰撞、大交锋、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其中，既有资本主义的思想成果，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些思想资源极大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内涵，增添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引性和解释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段历史启示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创新，就必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进程中，依托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源源不断的历史资源和时代资源，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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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欣然.学术与政治：胡适校长的双重角色解读[J].高教探索，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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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olitics and Academia:On the Inevitability and Necessity of Marxism’s Guiding Role in the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Shi Pu)

The historical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a and politics helps to search for the historical truth of“academic independence”，thus revealing the inevitability and necessity of Marxism’s guiding role.Marxism，as one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s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in 1919，through the intertwining and interaction of academic politicization and political scholarship，finally realize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Marxist scientific system as a guiding theory and the consciou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s the“salvation of the nation”.This marks the formation of the Marxist philosophical social science system and unveils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the so-called“academic independence”:the abstraction of historical logic and its literal understanding by posterity can only make“academic independence”a false political imagination.Therefore，we need to respond positively to and refute those views that arbitrarily distort and dismantle Marxism，be particularly alert to those views that，under the banner of“academic independence”，actually aim at bringing Marxism back to a purely academic level，and fight with a clear stand against those contemporary views of“de-politicization”.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4-0040-06

∗本文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基因及其历史嵌入”[2020FDMYC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石璞，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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