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人类共同富裕何以可能”的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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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人类共同富裕何以可能”的四个维度
孟书广 朱可辛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并非永远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它具有现实性、科学性和崇高理想性。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四个维度出发，论证了“人类共同富裕何以可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求索中发掘根据；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中发现希望；在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与超越中获得认同；在科学论证方法的甄别中强化支撑。马克思、恩格斯将“共同富裕”思想置于科学理论基础之上，不仅依赖逻辑论证，更依赖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不仅是伦理性的道德理想，更具有科学性。通过科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得出了“共同富裕”必然实现的科学结论。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可能性；维度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原则和根本目标，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丰富的思想资源供我们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在著作中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但是不能由此断定他们没有“共同富裕”思想。他们的著作中有着系统完备的“共同富裕”思想，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阐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中，“共同富裕”思想的清晰轮廓和丰富内涵都体现了出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具有现实性、科学性和崇高理想性，但是这一思想受到国内外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是脱离现实、遥不可及的，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对此，笔者认为，持有这样看法的学者，可能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人类共同富裕何以可能”的维度。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四个维度出发，论证了“人类共同富裕何以可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求索中发掘根据；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中发现希望；在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与超越中获得认同；在科学论证方法的甄别中强化支撑。其中，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理论基础，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是对理论的运用和证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富裕”科学理想是核心和落脚点，最后一个维度——论证方法为前面三个维度提供了科学支撑。

一、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求索中发掘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求索中，马克思、恩格斯发掘了“人类共同富裕何以可能”的根据，将“共同富裕”思想置于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一）在历史唯物主义生成过程中对人类共同富裕可能性加以思考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通过“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调查，认识到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由此开始，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费尔巴哈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基础上，逐步创立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类共同富裕何以可能”的根据，诉诸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其中，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期的重要成果。他把人的类本质归结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一个人只有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活动才能实现人的本质。[1](p.162)可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不仅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活动，也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在私有制下，人进行的是异化劳动，而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劳动成果与自身相分离并反过来支配人自身。[1](p.157)随着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发展，劳动人民在劳动中没有实现自己实践的和社会的本质，反而越来越远离自己的类本质。马克思构建了异化劳动理论，提出了社会财富应该归劳动者所有的观点，强调了劳动的重要性。他开始从劳动发展史出发考察社会发展史，揭示了劳动是人的本质，为人的社会性本质和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初步阐明了生产劳动的内在矛盾，为科学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人类共同富裕何以可能”的根据由“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现实化为人的“实践活动”。他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立足点和生长点。哲学不是为人们提供某种永恒真理、永恒价值、永恒道德的形而上学，也不只是为人们提供某种“观看世界”的认识论，而是帮助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改变世界”的理论学说。[1](p.502)劳动者只有通过革命实践，才能摆脱资本剥削和压迫，自由支配自己创造的财富。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找到了“人类共同富裕何以可能”的现实依据，指出劳动实践是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他开始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考虑如何改变劳动者的贫困境地，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这是实现“共同富裕”从空想到科学哲学变革的“阿基米德支点”。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共同富裕何以可能”的根据由人的“实践活动”具体化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神圣家族》清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指出了物质生产和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并指明，历史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而不是由观念决定的。历史不是起源于虚无缥缈的空中，而是形成于尘世间实在的物质生产；劳动者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能改变物质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提出了普通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民群众必然发展壮大的论断。[1](p.287)物质利益是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而物质生产的主体是广大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能够自我解放，且只能自我解放。劳动者从物质财富和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人类就实现了共同富裕。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转向实践后的一大理论成果，系统表述了唯物史观是“人类共同富裕何以可能”的真正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研究的出发点不是想象中的人，而是从事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人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p.544)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分工。劳动分工在社会历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工和所有制是紧密相连的。劳动的分工不是一开始就有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有了自发的分工。直到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分离开来，人类社会才有了真正的劳动分工。分工导致生产资料占有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私有制也在分工基础上产生，贫富差距因而逐渐拉大。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将发生变革，分工和私有制必将逐渐消亡。未来社会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史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探讨劳动者解放，探讨劳动者如何才能摆脱剥削和压迫，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思想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中产生的，“共同富裕”的实现也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展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共同富裕”发展规律大门的钥匙。

（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共同富裕的发展规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创造的社会财富比之前一切世代创造的财富都要多。[2](p.36)资产阶级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狭隘的社会关系，会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通过各种手段调整生产关系，改善社会福利，甚至还发展了一些“国有企业”。但是资本剥削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广大工人阶级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没有显著提高，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有下滑趋势，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较大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贫富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没有改变，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带领人类实现“共同富裕”。

私有制、经济剥削、两极分化等是阶级社会的共性，都不能让人类实现“共同富裕”。恩格斯指出，原始社会结束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之前的发展阶段，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历史发展是在阶级对立的形式中进行的，文明成果主要被少数特权者享受，劳动群众只能终身从事体力劳动，为特权者提供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自己只能得到少量的必需的生活资料。[3](p.724)

资本主义没有终结人类文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过时，是指导我们改革发展的重要理论武器，奠定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根基。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狭隘，以至于不能再促进生产发展，不能再增加社会财富，生产关系必须作出进一步调整。[2](p.37)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资本会逐渐被集体资本所代替，工人在企业中的话语权会日益增加，工人的“合作工厂”会发展起来，福利待遇会越来越好，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小，最终会实现“共同富裕”。

二、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中发现希望
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过程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一些“新社会的因素”，这是人类走向“共同富裕”的深层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把“共同富裕”的论证仅建立在哲学基础上，他们认为一切理论问题都要面对现实，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因而摆脱了前人纯粹思辨和空想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不仅依赖逻辑论证，更依赖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4](p.569)“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p.591)

（一）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源
马克思一生的黄金时间大部分都用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研究，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存在两个对立的阶级，一是劳动者阶级，他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但是往往一无所有；二是资本家阶级，他们不从事生产劳动，但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空泛地谈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忽视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忽视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剥削性质的雇佣劳动制度的存在，资本家不劳而获，工人阶级虽创造财富但日益相对贫困。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不能实现人类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必须寻找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因素。

（二）“新社会的因素”是人类走向“共同富裕”的深层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一些“新社会的因素”，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源。如果没有这些“新社会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就会陷入空想，成为主观自生的东西。只有在旧社会内部先形成“新社会的因素”，才能在此基础上产生革命化的思想，进而要求对整个社会进行革命化改造。[5](p.420)从经济层面上讲，这种“新社会的因素”主要就是“资本扬弃”。“资本扬弃”是人类走向“共同富裕”的深层依据。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逐渐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这个过程就是“资本扬弃”的过程。“资本扬弃”有两大原因，一是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竞争，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竞争导致“资本消极扬弃”。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发展，导致资本集中和资本联合，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股份制公司和垄断组织，这些都是“资本消极扬弃”的具体表现。个人资本之间存在的利益对立是“资本消极扬弃”的基础。在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下，个人资本被扬弃，逐渐发展为合伙资本、股份资本、法人资本、国家资本等资本占有形式。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是“资本消极扬弃”的典型表现。马克思认为，市场不仅促使单个资本之间确立一般的规则，而且还具有其他重要意义，市场逐步扬弃了单个资本的独立存在，这种扬弃主要表现为发展了信用，这种信用的最适当的形式、最高形式就是股份资本。[6](p.167)垄断逐步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往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7](p.497)垄断组织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形式。这些经济垄断组织的发展壮大，表明资本主义标榜的自由竞争破产了。垄断组织的发展是为了通过价格和利润等方式调节社会生产，但是他们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垄断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无计划生产向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生产的过渡，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生产方式。“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7](p.497)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梯，也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后形式。[8](p.265)垄断自身并不属于公有制经济，但是垄断组织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组织保障。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导致“资本积极扬弃”。雇佣工人参与的资本扬弃称为“资本积极扬弃”。“资本积极扬弃”主要表现为工人反抗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建立“合作工厂”，还包括参与和影响企业的决策、生产过程、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以及促使政府和企业建立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合作工厂”是“资本积极扬弃”的典型，体现了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9](p.498)“合作工厂”本质上就是公有制的经济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自发产生。“合作工厂”和其他雇佣工人对资本主义的改造过程，就是消灭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

不论是“资本积极扬弃”，还是“资本消极扬弃”，其实质都是对资本的否定。换个角度来看，“资本扬弃”就是对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或者说是“资本的社会化”。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斗争和资本的社会化占有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层依据。

三、在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与超越中获得认同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客观规律性和自觉能动性的有机统一，这要求“共同富裕”既要满足人民意愿，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也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主要是在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19世纪英法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富裕”思想进行了科学改造，使其成为一种科学的社会理想，以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不仅是伦理性的道德理想，而且更具有科学性。

（一）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富裕”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贫富差距问题的伦理性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贫富差距问题进行了猛烈抨击，设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圣西门认为，法国大革命没有改变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劳动者仍与“游手好闲者”处于对立状态，资本主义制度是奴役人的制度；傅立叶把资本主义称为“社会地狱”，是“复活的奴隶制”，工人阶级虽创造了社会财富，但是日益贫穷，只有消灭这个地狱才能改变劳动者的贫困境地；欧文认为，私有制是一大祸害，是人们遭受无数苦难的原因，是贫富差距悬殊的重要原因，必须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彻底改造。[10](p.19)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反映了人类千百年来的崇高理想。他们设想代替现存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高度发达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是一个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是每一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11](p.14)马克思、恩格斯同情劳动阶级的贫困境况，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延续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贫富差距的道德批判，而且认识更全面、深刻。“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1](p.158)“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p.159)

在对资本主义贫富差距问题进行伦理性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和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提出了“共同富裕”实践方案。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思想都具有一定的历史辩证法因素，提出的“共同富裕”实践方案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例如，圣西门提出要建立一种“实业制度”，长期目标是运用科学知识、艺术和工艺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傅立叶主张建立“法朗吉”，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还主张消除城乡的对立，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欧文的思想更为激进，主张建立“新和谐公社”，在他看来，这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劳动者联合体，消费资料实行按需分配。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共同富裕”实践方案，他们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无产阶级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人民群众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二）马克思、恩格斯使“共同富裕”思想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是以道德的标准来否定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并幻想通过宣传教育、道德感化，劝说资产阶级帮助无产阶级实现“共同富裕”。因而，我们称之为“空想的共同富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不是从道德角度，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来论证“共同富裕”实现的必然性。他们发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是私有制的掘墓人，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无产阶级的自觉，生产关系必然相应发生改变，剥削制度必然消亡，全人类的“共同富裕”必然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之所以是科学构想，主要是因为他们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符合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要求，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生产决定分配，不仅从形式上说是如此，而且从对象上说也是如此，可以分配的只能是生产的成果。[1](p.19)如果生产力发展不起来，“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p.166)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生产力，是我们在共产主义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坚实物质基础。[1](p.185)共产主义是在继承过去的物质财富和生产力基础上，使生产力得到更大程度发展。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大大提高，但是还不足够发达，消费资料分配实行的是不同形式的劳动量相交换，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分配方式实际上还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4](p.434)消费品的这种分配方式只能实现形式公正，按劳分配阶段还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足够发达，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实现实质公正，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私有财产制度是市民社会领域特殊问题的根源。在市民社会中，私有制的存在导致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束缚人。但是，财产公有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通过长期发展，逐步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除生活资料分配不公正的经济根源，逐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经济制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再也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工人革命的核心问题，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的主要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2](p.45)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不再进行产品交换，社会利益直接表现为个人利益，个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共同富裕”的生产关系基础将牢固建立起来。[4](p.433)

人的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是“共同富裕”的精神文明基础。人的精神境界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一方面，只有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极大提高，形成共产主义道德观念，才能为“共同富裕”奠定思想道德基础。劳动生产了美好事物，但是工人却变得越来越畸形；大机器生产逐渐取代了手工劳动，却给工人带来了愚钝和痴呆。[5](p.5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工人群众道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是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他们认为，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废除私有制，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公有制，而且“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p.52)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离不开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人们才能超出资本主义道德的狭隘性，形成共产主义道德观念，为“共同富裕”奠定思想道德基础。

另一方面，只有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充分发展，才能促进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足够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当人的劳动能力达到相当的水平，才能使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去学习科学技术等文明成果，并把它们作为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进一步发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有统治阶级才能独自占有。[4](p.258)科学文化能够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客观规律，从而利用客观规律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消灭资产阶级对“精神财富”的垄断，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统一，社会达到高度和谐，才能极大提升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

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了个体基础。同时，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也是“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只有每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高度发达，集体财富的源泉才能得到充分涌流，“共同富裕”才能实现。[4](p.436)“共同富裕”理想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致的，互相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离不开“共同富裕”，如果不能摆脱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或者不能缩小贫富差距，那么，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无从谈起。“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不是物，而是人，是人的解放。人从自然界和社会中解放出来，就意味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意味着人类摆脱了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人的依赖关系”和资本主义阶段的“物的依赖关系”，意味着人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3](p.670)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人的能力和潜能得到充分发展。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人的智力、体力、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都会得到提高，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四、在科学论证方法的甄别中强化支撑
在论证方法上，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和经济学论证方法，为其“共同富裕”思想提供了科学支撑。一种思想、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论证方法是否科学。

（一）通过“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方法发现贫富差距是暂时的
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形态时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2](p.29)马克思生动阐释了，一种现象在低级阶段的表现特征不易被发觉，只有等到高级阶段，这种现象充分发展，其表现出来的特征才会比较明显。在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马克思、恩格斯就采用了这种从高级阶段来考察低级阶段的方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当时最发达、最多样的生产组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各种关系的范畴的理解，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一切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及其生产关系。[12](p.29)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当时最发达、最丰富、最典型的社会形态。为了对这一形态开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采取了科学抽象的方法：在人类社会形态的纵向发展中抽取最发达、最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研究典型；在众多资本主义国家中挑选最典型的英国作为研究典型。纵向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既可以显现未来社会的萌芽，也可以通过古代社会的“残片”分析以往历史，进而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横向来看，在对英国这个特殊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再通过比较研究舍弃英国的特殊要素，就可以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这就解决了一般与特殊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出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的形成、发展和灭亡过程的一般规律。

资本主义社会是了解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在原始社会不存在贫富差距问题。“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2](p.29)资本主义社会可能还会保留一些古代的社会形态的“残片”和因素，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在古代社会一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代社会形态的一些残片和因素起初只是一些萌芽或者征兆，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则变成了具有决定性的东西；而另一些残片和因素在古代得到充分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日益消亡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先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然后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经济进行考察。在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以及它的社会结构深入分析之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篇章中，对亚细亚的所有制、古代的所有制、日耳曼的所有制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对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社会形态的对比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原始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不存在贫富差距问题，私有制不是从来就有的，私有制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

资本主义社会是预测未来社会发展的根本依据，“共同富裕”将随着“新社会的因素”的发展逐步实现。任何一种新出现的生产方式都不是无源之本，既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人为观念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先前生产发展过程的内部及先前所有制关系内部发展起来的，新的生产方式与先前生产方式是对立发展起来的，是对先前生产方式的扬弃。[13](p.236)工人“合作工厂”等是“新社会的因素”的典型代表，“共同富裕”就是在这些“新社会的因素”基础上逐步实现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加以考察，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分析透视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追溯古代的历史发展，而且能够帮助我们预见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力继续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私有制将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那时私有制必然会被公有制取代。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将占据主导地位，贫富差距将逐步消失，“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逐步实现。

（二）通过经济学论证方法证明了“共同富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运用经济学方法进行论证的。他们的“共同富裕”思想立足于现实，是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预言，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科学理论。他们的经济学论证方法包括唯物辩证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等。

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从肯定与否定的角度、不断运动的角度、批判的角度看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贫富差距问题。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最根本的经济学论证方法。他们辩证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评价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在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否定的因素。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问题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即从它的暂时性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是固定不变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同时，周期性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走向灭亡也是必然趋势。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不会永久存在下去，取而代之的将是全人类的“共同富裕”。

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揭示了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基本矛盾。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经济学方法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中试图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在理论的逻辑结构中再现现实经济运行的方法，也即运用经济范畴、概念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14](p.80)抽象与具体反映的是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的统一，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把简单经济范畴上升到复杂经济范畴的逻辑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把商品具体化为货币、再具体化为资本，把剩余价值具体化为利润、再具体化为平均利润，把价值具体化为生产价格，等等，既是对逻辑发展过程的研究，更是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体现。采用这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再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深刻揭示了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基本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将随着生产社会化的日益发展走向灭亡的真理。

通过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马克思预测了资本主义从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趋势。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论证方法。马克思曾说，想要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5](p.8)研究方法就是在掌握丰富的经济生活材料的基础上，使用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去除片面、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本质、共性的东西，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通过研究方法，马克思创立了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流通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这“三大理论”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抽象出来的本质和共性的东西。正是通过对这“三大理论”的研究，他们预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从而为揭示人类从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趋势奠定了理论基础。

叙述方法是通过一定方法把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再现出来。“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5](pp.21-22)叙述方式是建立在研究方法基础上的，只有先采用研究方法，完成研究工作，才能运用科学理论把现实运动无误地叙述出来。叙述方法实际上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抽象”是逻辑起点，是最一般的经济范畴；“具体”是逻辑终点，是一般经济范畴展开后的复杂经济范畴。马克思以《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形式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和运行规律进行研究，就是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具体应用的重要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揭示了隐藏在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为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必将消失、“共同富裕”必然实现的论断奠定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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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The Four Dimensions of Marx and Engels’Demonstr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Mankind:

(Meng Shu-guang and Zhu Ke-xin)

Marx and Engels’idea of“common prosperity”is not a utopia beyond reach; instead，it is realistic，scientific and noble.Marx and Engels demonstrated the possibility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mankind from four dimensions:in the search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r factual basis;in the study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for hope; in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ideal socialism for acknowledgement; and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of argumentation for enhanced supports.Marx and Engels placed“common prosperity”on a scientific and theoretical basis，relying on both logical arguments and the study of real problems.Thus，their idea of“common prosperity”is not only an ethical moral ideal，but also a scientific one.Through scientific methods，Marx and Engels discovered the development law of human society and came to the scientific conclusion that“common prosperity”must be achieved.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4-0026-08

作者：孟书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朱可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