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罢黜百家”的幻象：两汉律学教育形态的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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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罢黜百家”的幻象：两汉律学教育形态的再探讨
姜 建 设

谈到两汉教育，人们自然会想起“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想起那“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的官私儒学。在这种思维定式的潜在束缚下，两汉律学教育究竟走过怎样的历程，似乎还没有得到很好梳理。考虑到律学教育在法治进程中的基础地位和引领作用，同时又是两汉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是值得深究的。本文打算通过历史文本的剥茧抽丝，努力厘清两汉律学教育的实际形态，揭示其演进轨迹，以期纠正当代法史研究中似是而非的一些说法，还原两汉学术史的真实镜像。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
两汉律学兴盛，律家人才辈出，从南齐给事黄门侍郎崔祖思、廷尉孔稚珪到近代法律史大家程树德，这一看法几成定论。崔祖思说：“汉来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故张、于二氏，絜誉文、宣之世；陈、郭两族，流称武、明之朝。决狱无冤，庆昌枝裔，槐衮相袭，蝉紫传辉”(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19页)。孔稚珪说：“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故释之、定国，声光汉台；元常、文惠，绩映魏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八《孔稚珪列传》，第837页)。程树德也说：“汉晋士大夫，往往治律，马融、郑玄、羊祜、杜预皆律家也。六朝以后，祖尚玄虚，律令科条，委之胥吏，其治此者，非陋则俗，斯学浸微”。在《汉律考》序言中，程树德继续写道：“汉世律学最盛，何休注《公羊》，郑司农注《周礼》，皆以汉律解经。许氏《说文》则并以汉律解字”(程树德：《九朝律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页)。这几段话，治汉律者大都耳熟能详。然而与儒学一样，律学教育也有一个从萧索逐渐走向复兴的过程。

西汉初年，律学教育开始艰难起步。《汉书·晁错传》写道：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与雒阳宋孟及刘带同师。”这是“刑名学”在汉代传播的最早记录。“张恢生”即“张恢先生”的意思，此人在《汉书》中仅此一见，清人周寿昌推测他是一位“刑名家”，而“刑名家”则是“法家”的别名。张恢先生在自己的家乡轵县(今河南济源)兴办私学，传授先秦法家学说，时间大约在惠帝四年“除挟书律”之后至文帝前期，儒学此时也在复苏中。如同田何之于《易经》、伏胜之于《尚书》、申培之于《诗经》一样，我们认为汉代律学教育家当首推这位张恢先生。张恢的学生也许不止晁、宋、刘三位，但不会太多也是可以肯定的。秦汉之际的兵燹之后，汉初经济一片凋敝，作为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律学教育的恢复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

稍晚于晁错，大约在文帝末年至景帝时期，韩安国“受《韩子》、杂说邹田生所”(班固：《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94页)。邹县的这位田先生也在招生授徒，传授着韩非子的法家学说。

正因为传授者代不乏人，出师的学生集中起来就是一批。武帝即位的当年十月，下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等高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王绾奏请道：“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56页)。能够从全国各地举荐到朝廷来的这批“贤良方正”，自然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中的佼佼者，他们散落在社会上的同学或同好肯定还有一些。

汉武帝“表章六经”后，儒学教育在官学中迅速发展起来，儒家私学也更加兴盛，但律学教育并没有因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而遭到罢黜，事实上，它仍然行走在私学的道路上，并且也加快了发展步伐。滑稽之徒东方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东方朔是文学家，他曾经自吹自擂道：“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语见《汉书》本传。这段夸口之辞中没有提法家典籍，但他谙熟法家学说是没有疑问的，否则怎能专言“商鞅、韩非之语”？东方朔在哪里和跟谁人学习“商鞅、韩非之语”，史无明文，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从私学里学来的。

《汉书·地理志下》写道：颍川郡是战国时代韩国都城所在地，也是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故乡，法家“刻害余烈”之所及，这里的人们直到汉代仍然“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韩延寿为太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韩、黄二位出任颍川太守在昭宣时期，他们极力改变这里受申、韩思想影响而“好文法”、“争讼生分”的社会风尚，可见法家学说余韵犹存，民间仍然有人在这一带传授着申韩学说。

东汉初年，樊晔“好申、韩法”；东汉中期，周纡“好韩非之术”；东汉晚年，阳球“好申、韩之学”，三个人的这些学术嗜好，明白无误地记录在《后汉书·酷吏列传》中。

“申、商刑名”或“申、韩之学”，在私学中绵延不断地传递下来，先秦法家所倡导的一些理念，什么“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仲：《管子》卷六七《明法解》，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46页)；什么“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鞅：《商君书》卷一七《赏刑》，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9页)，什么“以法治国”，“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韩非子》卷六《有度》，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6页)，诸如此类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流行于两汉时代的一些铮铮格言，如“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司马迁：《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54页)，“法令，汉家之经，吏议决焉；事定于法，诚为明矣”(王充：《论衡》卷三四《程材》，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1页)，是可以在先秦法家那里直接找到出处的。在我们看来，先秦法家学说的广泛传播，为两汉法治建设奠定了法理基础。

同时我们还要指出的是，“申、商刑名”也罢，“申、韩之学”也罢，其内涵与汉代律学之间不仅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而且常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谈法理，并没有空谈法理，传习者目光所及，自然而然地就转到了汉律上来，这一点从晁错的所作所为中看得很清楚。

晁错被清末张鹏一《两汉律学考》、程树德《九朝律考·律家考》封为律家，应该说他这个“律家”绝对是名副其实的。《汉书·艺文志》法家类典籍著录“《晁错》三十一篇”，这部著作后来亡佚了，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汉书》本传称晁错上书朝廷，建议“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在他的主持下，“法令多所更定”，“更令三十章”。有理论、有实践、有著作，这是西汉时代响当当的律学大家，而其本人却是从“学申、商刑名”出身的：“申、商刑名”和“汉代律令”在晁错这里实现了无缝对接。

上面引述爱好申、商、韩之学的三位东汉酷吏，出任职务不外乎“侍御史”“廷尉史”“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司法监察官，并被许以“有理奸才”，也是他们谙熟汉律的直接证明。如此说来，那些“刑名之学”或“申、商之学”的传习者，与汉代律家本来就是相通的。换句话说，传授“刑名之学”或者“申、商之学”，原本就是汉代律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董昆字文通，余姚人也。少游学，师事颖川荀季卿。受《春秋》，治律令。明达法理，又才能拨烦。县长潘松署功曹史。刺史卢孟行部，垂念冤结。松以孟明察于法，令转署昆为狱史。孟到，昆断正刑法，甚得其平。孟问昆本学律令，所师为谁？昆对事荀季卿。孟曰：“史与刺史同师”。孟又问昆从何职为狱史？松具以实对。孟叹曰：“刺史学律，犹不及昆！”召之署文学。

这是《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刑法部四·律令下》所引《会稽典录》中的一段记载。颖川荀氏是东汉中后期的名门望族，自荀淑以降人才辈出，荀爽、荀彧、荀悦等是其中的翘楚。荀淑字季和，与季卿难道是兄弟关系？材料所限，不便妄揣，但可以肯定的是，荀季卿也像张恢、田生那样在举办律令私学，董昆和卢孟就是他的学生。我们推测，两汉时代这种形态的律令私学可能还有一些，只是史书中没有留下记载罢了，樊晔、周纡和阳球等人的师承关系我们就不清楚。

这种专门举办的律令学校，私人开办，属于典型的私学范畴，似乎在传播先秦法家法理学说方面贡献更大一些。与两《汉书》《儒林传》中的儒家私学相比，这种私学稍显冷清，史书中留下的记载不是太多。

二
汉代典籍中记载较多的，是律学在一些家族内部的薪尽火传：

张汤，杜陵人也。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是《汉书·张汤传》的一段记载。对于这段材料中的演绎色彩，这里且不去管它。我们关注的是，从侦查、审问到判决，直到判决书的最后写定，手法就像一个“老狱吏”——如果这个事实可信的话，那也只能说明儿时的张汤已经接触到并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生而知之的人是没有的。张汤生长在京城长安，父亲是辅助长安令做司法工作的县丞，耳濡目染的机会是很多的。就像王充《论衡·程材篇》所说的那样，“幼则笔墨，手习而行”，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张汤的律学知识，很有可能来自父亲的传授。什么是“书狱”？如淳解释说：“决狱之书，谓律令也。”王先谦《汉书补注》援引沈钦韩的说法，修正了如淳的解说:“汤父为长安丞，丞主狱，凡传逮出死之事，皆令书之，非泛谓律令也。”

文法官吏以律学传家，这种现象在武帝以后开始出现。与张汤同时代的杜周，长期担任廷尉、御史大夫，其子延年“亦明法律”“居九卿位十余年”“五凤中，征入为御史大夫”。此后，于定国家族也是这样。于定国的父亲长期担任县狱吏、郡决曹，是一位优秀基层文法吏，史书特别点出“定国少学法于父”。于定国后来担任廷尉长达十八年，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也在执掌法律事务(班固：《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第3042页)。

律学的家学化，是西汉中期开始出现的一个现象，我们认为这是律学教育走向兴盛的一个标志。而这一现象刚好出现在“表章六经”之后，给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供的，恰恰是相反的证据。

两汉之际，王霸家族“世好文法”“祖父为诏狱丞”“父为郡决曹掾，霸亦少为狱吏”(范晔：《后汉书》卷二〇《王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34页)。这是一个游弋在社会中下层的文法吏世家。东汉时代，这种家族多了起来，社会地位也在提高。颍川郭躬家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河南吴雄家族，“以明法律”“三世廷尉，为法名家”(范晔：《后汉书》卷四六《郭陈列传》，第1546页)。沛国陈宠家族“世典刑法”，颍川钟皓家族也是这样，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律学世家，当代法史学者称之为“东汉律学四大家”，也有人去掉钟氏而称之为“三大家”。与西汉时代的张氏、杜氏、于氏等家族相比较，东汉中后期出现的这些家族学术积淀更为厚实，律学成就自然也更大一些。

能够成为传世的祖业，表征着社会对律学的高度认可。以律学传家的郭躬家族被史家直呼为“法家”；杨赐出任廷尉，“自以代非法家”，坚辞不就；张晧“虽非法家，而留心刑断”，于是被“征拜廷尉”，也可以为此作证。这些话都记在《后汉书》他们本人的列传中。当代法史学者从郭、吴、陈、钟等家族的行迹中得出结论说，汉代“师徒式律学教育规模庞大，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曾宪义等：《律学与法学：中国法律教育与法律学术的传统及其现代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有两点讲得是不够准确的：

第一，两汉律学教育事业发达有个过程，“规模庞大”是东汉中后期才有的事情，西汉时代这种现象还没有出现，不能以偏概全。

第二，学生人数问题。郭躬之父“习《小杜律》”，其本人“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范晔：《后汉书》卷四六《郭陈列传》，第1543页)。钟皓“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笃行称，公府连辟，为二兄未仕，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后汉书·钟皓列传》如此写道。《三国志·钟繇传》裴注征引《先贤行状》也有类似的记载：“钟皓字季明，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馀人，为郡功曹。”这是汉魏典籍中律学私学规模最大的两个纪录，当代法史学者所谓的“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估计也是从这三条材料中提取之后而加以放大的数据。因为在郭、钟之外，他们还举出马融和郑玄招生授徒作为证据，在我们看来这是靠不住的：马、郑二位律学造诣固然高深，是两汉律家中的大师级人物，在其讲学生涯中也曾用心传授律学，然而其本色是儒学大师，毕竟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业，不能想当然地在他们的学生中划出“数千人”放在“律学教育规模”里来充数。同理，在钟皓的学生中，一部分人的专业为《诗》学，律学“千余人”也要打折扣，这与儒家私学动辄成千上万的规模比起来还是逊色不少。张兴“习《梁丘易》以教授”，“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牟长“少习《欧阳尚书》，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看看《后汉书·儒林列传》中的这些数据，两家热度上的差距一目了然。尽管儒、法两家都是积极的入世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家学说交融互补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清晰的学术分野毕竟还是客观存在的。看不见汉代律学发达固然不对，夸大其词也不可取，历史结论应该以历史事实为依据。

当然，以一己之力，“徒众常数百人”乃至“千余人”，这个规模也是蛮大的。我们推测，郭躬和钟皓可能也像儒学大师那样，“使高业弟子传授”给初学者，“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否则以当时的教学设施和其他教学条件，这样大的学生规模，组织教学还是有难度的。

宗室贵族中也有人熟读律令，赵敬肃王刘彭祖、淮阳宪王刘钦和东汉广陵思王刘荆三人被程树德《汉律考》列入了“律家”。如果这三人也可以算作律家的话，我们认为程氏还落下一个人，这就是原本为定陶王、后来入继大统的哀帝刘欣。《汉书·哀帝纪》记载：欣“年三岁嗣立为王，长好文辞法律。”此人“文辞博敏”，精通《诗》经，律令随手拈来，成帝认为他贤明，“数称其材”，其律学造诣比上述三人可能还要高一些。诸侯王学习条件优越，他们随时能够请老师到王府里来讲授。王府里的这种律学教育，我们把它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律学家学。

家族内部递相传授的结果，使律学也像儒学那样产生了家法，分出了门户，推动了律学研究的纵深发展，陈宠所谓“律有三家，其说各异”(范晔：《后汉书》卷四六《郭陈列传》，第1554页)，即此之谓也。至于是哪“三家”，史无明文，不便妄加猜揣。《晋书·刑法志》说：对汉代律令，“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繁琐的弊端显而易见，同时又表征着东汉律学研究的兴旺发达，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同时，郭躬等人在公务之余，钟皓等人专门从事，也像张恢、田生和荀季卿那样当起了律学教授，把汉律送出家门后播向了社会，从广度上推动了律学的传播。因为他们名气大，门庭也就格外热闹。

这种律学世家的家学，是两汉律学教育的另一种形态。当代法史学者认为，“两汉时期的律学或以世传其业或以聚众讲学的形式”向下传递，他们举出张汤父子、杜周父子和东汉郭躬、吴雄、陈宠三大法律世家的例子作为佐证(曾宪义等：《律学与法学：中国法律教育与法律学术的传统及其现代发展》，第168页)。在我们看来，就律学教育形态而言，“世传其业”和“聚众讲学”逻辑上是一种交叉而非并列关系，“专门举办的律令私学”在“聚众讲学”，“世传其业”者也在“聚众讲学”，教育方式都是“师徒式递相传授”，从私学维度上看，郭躬、钟皓与张恢、田生、荀季卿等人的教育活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我们之所以把律学世家的家学看作两汉律学私学的另一种形态，主要是就其家族内部世代相传的意义上来讲的，当然不排除一些异姓子弟前来就学：郭躬、钟皓等人的门生中，异姓子弟有可能占据多数，否则哪个家族会有成百上千个同姓子侄？

三
从两汉史籍中看，在专门举办的律令私学和律学世家的家学之外，两汉律学教育似乎还存在着第三种形态，并且是受众更为广泛的一种形态。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

这是《汉书·循吏传》中的一段文字。关于文翁派人赴长安求学这件事情，不同历史典籍记载中存在着微小的差异。除时间不同外，荀悦《汉纪·卷十》和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均没有提到有人“学律令”。我们认为，“或学律令”者，是十余人(《华阳国志·蜀志》：18人)中的少数，所以被后两部著作忽略了。《汉书》成书时间在先，《汉纪》和《华阳国志》成书在后，当以《汉书》记载为准。这批求学长安的十余人中，有人习儒学，有人学律令。前者“受业博士”，后者在哪里和向谁人学习？史家忽略了这个历史细节，今天已经无从得知了。

《汉书》记载，黄霸“少学律令”“习文法”；郑弘与哥哥郑昌“通法律政事”；丙吉“治律令，为鲁狱史”；王禁“少学法律长安，为廷尉史”；秦丰，“少时受律令，为县吏”。《后汉书》说，陈球“善律令”；王涣“读律令，略举大义”；梁统“性刚毅而好法律”。这几条材料，除黄霸条见于《汉书·循吏传》、王禁条见于《汉书·元后传》、秦丰条见于袁宏《后汉纪》外，其余五条来自两《汉书》其本人的传记中。律学属于专门之学，要求准确无误，无师无法自通，上引《会稽典录》所记卢孟询问董昆“本学律令，所师为谁”，可以为此作证。俩人初次见面就提出这个问题，说明时人对师承关系的关注以及师承的重要意义。从黄霸到梁统，这几位在哪里学习，求教的老师是谁，史籍中均没有留下明确记载。倒是《汉书·路温舒传》的一段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考的线索：

路温舒字长君，巨鹿东里人也。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稍习善，求为狱小吏，因学律令，转为狱史，县中疑事皆问焉。

路温舒出身寒微，蒲草编成篾片抄写文字，牧羊途中反复辨认，识字之后开始读书，读点书后为小狱吏，任狱吏后学习律令，求学历程明明白白。那么，他的律令老师，虽然不排除来自巨鹿县的某家私学，但更大的可能则是县衙里的那些大狱吏。因为巨鹿县有没有律令私学？即便有，路温舒有没有经济能力前去求学？这些都是未知数。与路温舒求学路径近似，河南太守严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因为他的父亲为丞相掾(班固：《汉书》卷九〇《酷吏传·严延年》，第3667页)。严延年请教的律学老师，自然是相府里的那些文法官吏。

《汉书·萧望之传》说：“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汉书·孔光传》记载：孔子第十四世孙孔光“经学尤明”，“为尚书，观故事品式，数岁明习汉制及法令”。弘恭、石显“明习文法”，孔光“明习汉制及法令”，都是因为长久浸淫在官场的缘故：周围有许多老师，用心就能学会。从西汉晚年名臣朱博的经历中似乎看得更为明白：

迁廷尉，职典决疑，当谳平天下狱。博恐为官属所诬，视事，召见正监典法掾史，谓曰：“廷尉本起于武吏，不通法律，幸有众贤，亦何忧！然廷尉治郡断狱以来且二十年，亦独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试与正监共撰前世决事吏议难知者数十事，持以问廷尉，得为诸君覆意之。”正监以为博苟强，意未必能然，即共条白焉。博皆召掾史，并坐而问，为平处其轻重，十中八九。官属咸服博之疏略，材过人也。

这是《汉书·朱博传》中的一段文字。朱博武吏出身，本来“不通法律”，担任郡守近二十年，长时间断狱判案，“耳剽日久”，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进步，三尺律令也就印在了脑海里。这是一个能吏，又是一个有心人，处处留心，“幸有众贤”，虚心学习，不懂就问，渐渐成为律令方面的行家里手，从而出任一般由“法家”才能担任的廷尉一职。朱博的律学老师，自然是那些熟悉律令的同事和属员。

这就使我们想起李斯那道“劝焚书”的著名奏议来：“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5页)。看来，学习法令辟禁要以吏为师，秦王朝的这种法学教育形态也被汉人给继承下来了！朱博在廷尉府里的这次主动“被面试”，何尝不是别具一格的“以吏为师”呢？

文法官吏传授律学知识，大多是零散的，一对一的口耳相传；也有成规模的收徒讲学，就像郭躬那样，这与前面两种形态的律令私学就合流了。张汤向父亲学习律令，于定国“少学法于父”，一方面家学渊源有自，另一方面也是在“以吏为师”，所以我们说，律学教育形态的界线不是绝对的，本文做出的，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划分而已。

《汉书·孔光传》记载，孔光的教授生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一是从谏大夫任上免归居家至出任尚书期间，二是任卿大夫高官之后。前一阶段为“专职教授”，时间没有几年；而“兼职教授”则贯穿了后半生。“自为尚书，止不教授”，这个间隙时间不长。孔光是儒学教授，文法官吏传授律学，其情形估计也差不了多少。

西汉中期以后，视个人意愿、时间、精力、教学条件等因素而定，只要有人前来求学且“孺子可教”，即可开门授徒，所谓的“罢黜百家”，仅仅表现在官学里，对私学的政策性限制在史书里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反倒是，官学教育资源有限，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因此在儒学经师们“各以家法教授”的同时，许多文法官吏也纷纷举办起律令私学来，“以吏为师”遂成为两汉律学教育的另一种形态。由于文法官吏是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较之专门举办的律令私学和律学世家的家学，这些人传授律令活动贯穿于两汉之始终，时间最长，传习者最多，受益面最大，这是两汉律学教育最为重要的一种形态。

各级官员视察下属单位或监察官巡视地方，时人称之为“行部”，往往要向属员、民众或巡视对象宣传乃至宣讲诏令法条，史书中所谓“行风俗，宣明德化”“宣明教化，通达幽隐”云云，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像秦统一前南郡太守腾发布《语书》所说的那样：我把“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歫)于罪。”(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这是秦汉政治生活中的日常节目，史书中多有记载。例如，汉五年夏五月，高祖下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班固：《汉书》卷一《高祖纪》，第54页)，也讲到了这件事情。宣帝时代，颍川太守黄霸“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班固：《汉书》卷八九《循吏传·黄霸》，第3629页)。“班行于民间”的这些“文法”“条教”，旨在“为善防奸”，汉律自然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东汉名臣陈蕃坚持认为，“班宣法令”是地方“牧守令长”的重要职责之一(范晔：《后汉书》卷六六《陈蕃列传》，第2160页)。文法官吏“班宣法令”属于公务活动，与招生收徒的个人行为性质不同，事情本身超出了私学范畴，但他们从中扮演的，仍然是律令传播者的角色，更为直接地诠释着什么是“以吏为师”。这种讲解，宣传的意义大于实际内容，传播的效果是有限的。

专门举办的律令私学、律学世家的家学和各级文法官吏的招生授徒、宣讲律令，三种形态交叉互补，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两汉律学教育的体系架构，承担起律学人才培养和律令宣传普及的任务。官学中没有律学，律学在私学里逐渐发达起来了。法律史大家程树德说，“汉世律学最盛”。我们认为，以律学的家学化为标志，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晚年的近三百年间，律学教育的确走上了蓬勃发展的兴盛之路。通过私学的诠释和传播，以及各级文法官吏的宣传，两汉律令及其精神走出简牍，来到了各级衙门和民间，成为指导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

汉王朝建立后，很快明白了“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的道理，于是对官吏的文化素养提出了明确要求，《汉书·艺文志》写道：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发现的《史律》，为上面这段记载提供了有力的旁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204页)：

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

卜学童能风(讽)史书三千字，征卜书三千字，卜九发中七以上，乃得为卜。

以祝十四章试祝学童，能诵七千言以上者，乃得为祝五更。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发展教育事业势在必行。于是我们看到，汉武帝以后，官、私儒学热火朝天，而律令私学也是繁星点点，一派繁荣景象。百家并未罢黜，儒术也没有独尊，律学教育因为顺应了封建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而受到社会青睐，这才是两汉教育史的真实镜像。

如此说来，一旦破除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幻象，我们就会看到，在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晚年的近三百年间，三种形态的律令私学交相辉映，昭示着律学教育事业的欣欣向荣。究其原因就在于，周秦以来社会变革和社会结构转换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汉王朝最终选择“霸王道杂用”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制度。封建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催生了律学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这就是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