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伦理场域中的劳动观念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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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伦理场域中的劳动观念变迁

摘 要：从“劳工神圣”到“劳动光荣”，劳动观念在中国的变迁曾经承载了时代的精神风向和价值坐标。“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第一次真正使“劳动”进入到中国人的社会公共生活视野。通过知识精英的思想启蒙和广泛发动，社会大众开始以“劳动”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作用，并以“劳动”为核心确立起自身的身份认同和社会价值认同。在中国现代性和启蒙伦理的历史语境中，劳动观念是如何在同其他观念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占支配地位且广泛流行的”社会观念，实现了由思想启蒙到革命实践的深刻变革？新时期以来，随着资本地位的上升，劳动观念呈现出日益复杂的新态势，其统摄性社会基础价值的缺失，不仅使社会主导性价值观整合异常困难，也加剧了社会碎片化的风险。
关键词：启蒙伦理；劳动观念；资本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观念日趋式微。对劳动的推崇虽然并没有从国家政治生活中退隐，却不再是政治热情之所在，劳动话语的主导性地位逐渐边缘化。在社会生活层面，从事劳动生产已难以被视为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多元化，通过传统的劳动生产方式所得收入与非劳动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普通劳动者越来越难以单纯从一般性劳动中获得存在感和尊严感。在个体美德层面，虽然在品德教育中还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实际上劳动教育越来越受到忽视。围绕着“劳动”应不应该被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曾经出现了诸多争论，劳动与社会主流价值之间的关系亦趋复杂化态势。
“劳动”始终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概念。若要从总体上呈现和把握当下的劳动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劳动观念的成长变迁史，即从思想史与社会史还原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劳动观念在百年中国的历史命运与行程折变，才能更加清晰地理解当前劳动问题的实质及其走向。美国著名观念史家诺夫乔伊指出：“作为观念史的最终任务的一部分，就是运用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试图理解新的信仰和理智风格是如何被引进和传播的，并试图有助于说明在观念的时尚和影响中的变化得以产生的过程的心理学特征，如果可能的话，则弄清楚那些占支配地位或广泛流行的思想是如何在一代人中放弃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而让位于别的思想的。”*[美]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页。在中国现代性与启蒙伦理的历史语境中，劳动观念是如何在同其他观念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成为“占支配地位并广泛流行的”社会观念？取得支配地位后的劳动观念又是如何与其他社会观念深入互动，以新的意识形态重构了国家、社会和个体认同的统一？随着资本力量的强势崛起，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劳动价值观念日益衰落，与之相应的是多维价值观念的光谱，在多元价值的纷争中难以形成统摄性的价值观念。由于具有奠基性价值观念的缺失，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公民身份认同的价值基础和整合问题；二是多重价值观之间难以相互贯通，加大了社会碎片化的风险。
一、启蒙伦理与现代“劳动”观念的觉醒
“劳动”一词在古汉语中很早就已经出现。“劳动”通常指的是一般的劳作、活动。在“大传统”的观念解释中，“劳动”一般被理解为“小人之事”；虽然“勤劳”曾被冠以美德之一，但基本上劳动还只是事生的需要、谋生的手段。古代的“劳动”观念还只是基于生活经验而对某些类型的活动的类称和评价，还没有上升为边界清晰、结构确定的概念*高瑞泉:《“劳动”：可作历史分析的观念》，《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8期。。现代汉语中的“劳动”概念不仅具有了抽象的一般意义——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动，而且成为了解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术语。
中国社会现代“劳动”观念的觉醒，大致可以“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为标识。1918年11月16日，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民众大会上，蔡元培发表了关于“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讲*岳凯华：《蔡元培与“劳工神圣”》，《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5年11月8日，第7版。。他指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蔡元培：《劳工神圣——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第260号(1918年11月27日)。“劳工神圣”的口号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知识界和劳动界的积极响应，并很快取代“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民国日报》曾发表文章称赞蔡元培的这篇演说，“将众人脑筋里深深地藏着的‘劳工神圣’，一声叫破了出来，于是众人都被他喊着，就回答一声‘劳工神圣’”*卢玄：《“劳工神圣”底意义》，《觉悟》(《民国日报》[上海]副刊)1920年10月26日。。这场演讲破天荒获得了社会上无数人的回响和景仰。
在“劳工神圣”的精神感召下，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劳工群众进行宣讲，尝试唤醒更多劳工群众的意识。1919年3月，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邓中夏发起了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工人群体和农村进行演讲。1920年北京大学隆重举行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纪念活动，北京大学学生为此罢课一天。李大钊形象地阐述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原因:“希望诸位常常纪念着‘五一’节，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我们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767页；岳凯华：《蔡元培与“劳工神圣”》，《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5年11月8日，第7版。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何孟雄等工读互助团的团员在北京发起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游行中出动了两辆标有“劳工神圣”等字样的红旗汽车，并沿街散发了数千张《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以唤起工人为反对剥削、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邓中夏到北京长辛店，向铁路工人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并发表讲演；平民教育演讲团也发表了诸如《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我们为什么纪念劳动节呢？》之类的演讲，阐述劳动节的历史和意义。李大钊则鼓励青年知识分子要在农村“安身立命”，认为青年应该一边劳动，一边去做“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8页。。因此，在乡村，除了平民教育的宣讲，一些知识分子还开展了“新村运动”的社会实验，“新村运动”旨在普及乡村教育，主张知识分子下乡参加劳动，如1920年代初王拱璧在家乡创建的青年公学，1930年代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工学团，便是“劳工神圣”这一观念在知识分子中发挥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促进了劳动观念在广大农村人口中的觉醒。
文学是时代思想的先声。“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在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文学上的变革进一步激发了劳工群众劳动观念的觉醒，关注底层劳工群众生活的文学创作开始涌现。19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的作品，如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等特别关注大众的劳动生活。此外，一批大众文学刊物应运而生，像《大众文艺》、《拓荒者》、《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文学月报》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半农等人用新诗去反映底层群众的生活，掀起了一股“新悯农诗”的风潮。刘半农被誉为五四时期的贫民诗人，像《铁匠》、《一个小农家的暮》、《相隔一层纸》等诗作都是以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为创作对象，唱出了人世间的疾苦不平。这些文学作品在激活劳动者的情感、推动劳动观念的传播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第一次真正使“劳动”进入了中国人的社会公共生活视野，不少知识分子和底层劳动群众开始用“劳动”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作用，并以“劳动”为核心建立起自身的身份认同。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劳动”进行了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劳动观逐渐成为阐释“劳工神圣”口号的核心理论资源。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创办针对普通劳动者的简明刊物来宣传“劳工神圣”的思想，以期唤醒更多劳动者。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当天，全国各地举行了多种形式的庆祝纪念活动和示威游行，北京的《晨报》，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报》和《申报》等主要报刊或发表纪念文章，或以大篇幅报道各地庆祝“五一”的盛况。正如当天的《民国日报》所言:“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的潮流滚滚而来，‘劳工神圣’的声浪也就一天高似一天。”*《劳工节的北京》，《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5月1日。《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都是周刊，分别是上海、北京、广东的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指导工人运动的通俗刊物*中央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75页。。这三份兄弟刊物分享共同的宗旨，即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促进工人阶级团结，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正如《劳动界》创刊号所说：“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要教育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汉俊：《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劳动界》第1册(1920年8月15日)。这些刊物都讴歌劳动的伟大、劳工的神圣。陈独秀在《劳动界》发文称：“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就饿死了。……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屋，穿的衣裳，都全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人们才说)‘劳工神圣’。”*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3页。《劳动音》也指出，劳动是“进化的原动力”，要提倡“劳动主义”；《劳动者》则歌颂了劳动者的伟大，倡导“只有做工的人，是最有用的人，是最高贵的人”*《我亦工人，劳动者啊！》，《劳动者》第1号(1920年10月3日)。。这些刊物语言通俗易懂，深受工人好评，被誉为“工人的喉舌”、“工人的明星”*《劳动界》第5册“通讯栏”(1920年9月12日)。；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影响很大，对于唤醒工人的觉悟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综观这一时期以“劳工神圣”为引擎的劳动观念的兴起和传播，其间带有明显的思想启蒙的意味。思想启蒙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现代性成长中一个深刻的伦理命题。从魏源、林则徐等最早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传统士大夫介绍西方社会观念开始，到维新派与洋务派、顽固派的论战，再到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这些宣传和论战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思想启蒙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发挥了启发民智的作用。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则是由新文化运动所开启。《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也是思想启蒙的路标。新文化运动致力于思想的革命，陈独秀曾多次与友人谈起创办《新青年》的原因，他认为，民国虽立，但是，“中国还是军阀当权，革不成什么命，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要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4页。，“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传记文学》(台北)第30卷第5号(1977年2月)，第12页。。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除了制度上的设计，更需要价值和伦理的觉悟。“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通过对中国现代化艰难历程的反省，提出国民觉悟由学术而政治，再到伦理渐次演进的过程，揭示了中国现代性启蒙的历史逻辑。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反对封建专制与迷信；提倡白话文与新文学，以文化叙事方式的革新推动新思想的传播；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重建社会伦理观念与秩序。《新青年》早期专注于民主与科学的启蒙，后期则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劳工神圣”的口号提出以后，很快就取代了“民主”与“科学”，成为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中呼声最高的口号与旗帜。
“劳工神圣”何以能够迅速取代“民主”与“科学”，进而成为思想启蒙的新号角？这是与当时所面临的国内与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的，同时也与一些主要知识分子的经历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旅法华工的功绩，世界工人运动与国内工人运动的影响等等，这一切都显示了劳工的巨大力量。中国社会思想启蒙的任务并不只是国民观念的革新，还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相关，与中国社会道路选择的问题相关。“劳工神圣”之所以成为最受推崇的口号，正是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俄国革命的鼓舞，希望通过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条路向则是与“劳工神圣”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带有十分明显的工具理性的特征，尚缺少对民众的理性认知能力的关注和培养，“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和宣传也反映出这种工具理性的倾向。
“劳工神圣”的口号是思想启蒙的有力抓手，有力地促进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价值观念的传播和落地，有利于更彻底地摧毁旧的伦常秩序，建立起符合现代文明发展趋势的伦理观念。对劳工、劳动地位的推崇是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民主启蒙，正是“劳工神圣”理念的广泛传播，为民主思想的发育提供了现实的有效途径。比如，蔡元培即十分注重平等观念的培育，并通过对劳工的高扬来促进平等观念的落实；正是在劳动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才真正具有了现实的平等基础。处于当时社会最弱势地位的莫过于劳工，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平等群体，而“劳工神圣”却唤醒了人们对劳工价值的认识以及劳工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并由此去获得自我的尊严和作为社会存在的尊严，就像蔡元培所说：“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蔡元培：《劳工神圣——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第260号(1918年11月27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还将劳动与人生追求相联系，用劳动观念去承载起人生理想。李大钊将劳动视为人生快乐的根源：“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劳动的人，自然没有苦境跟着他。这个道理可以由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说。劳动为一切物质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结果。……至于精神的方面，一切苦恼，也可以拿劳动去排除它，解脱它。”*李大钊：《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李大钊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1302页。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他们的生命是劳动着的生命，他们的人生也是劳动的人生，他们的苦乐也必定和劳动相关，“劳工神圣”将民众的人生幸福观念与人生实践真正地结合了起来，求得人生幸福就是要求得劳动，进行劳动就是在追求人生幸福。陈独秀也反对只在维持生存的意义上来理解劳动，强调劳动对整个人生的意义，他指出：“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作维持衣食的条件。”*陈独秀：《〈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通过对劳动的这些认识和阐发，使劳动观念能够更好地承载其他价值观念，以“劳工神圣”为口号进行思想启蒙就更加具有了现实的有效性。
不过，由于“劳工神圣”过早地接棒“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承担起中国社会启蒙的重任，这就使得当时的中国社会“既难以在真正扬弃的意义上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也难以在现代社会发展和全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深刻内涵上，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徐中振：《“劳工神圣”——一个不容忽视的五四新启蒙口号》，《江汉论坛》1991年第7期。。而且囿于中国当时底层劳工群体严酷的生存状况，这一时期围绕“劳工神圣”的宣传和行动实际上都是以底层工农的劳动为“劳动”的认可标准。虽然蔡元培、李大钊等人都区分了劳动的分工，承认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但此时的“劳动”更多指向的是体力劳动，如李大钊所说的“非把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第648页。，都表明“劳动”实际上被等同于艰辛困苦的体力劳作，这甚至成了人们理解劳动时的一种普遍态度，直至今天仍对当代中国人的劳动认知有着深刻的影响。
劳动观念的传播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进相伴而行，承担起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责任。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深入及其局部政权的建立，“劳工神圣”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国广大农民群体日益被唤醒，这些都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群众基础。
二、现代“劳动”观念的胜利与影响——劳动最光荣
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仅仅依靠口号传播和思想动员，现代“劳动”观念只能影响到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某些层面，还远不足以成为在整个社会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主导性观念。“观念并非一种纯粹的智力上的构想；其自身内部即蕴涵着一种动态的力量，激发个体和民族，驱使个体和民族去实现目标并建构目标中所蕴涵的社会制度”*[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本身就是劳动者的胜利，这空前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劳动热情，鼓舞劳动者以战斗的姿态积极投身国家建设。
“任何重要的新观念要真正引进一个社会，广泛传播并代替旧观念，需要相应的社会生活实践，尤其需要在建制上获得体现”*高瑞泉：《“劳动”：可作历史分析的观念》，《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8期。。新中国成立后，“劳动”观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不断上升，逐步成长为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和观念建构的主导力量。首先是在国家层面上，中国社会最广大的两个劳动群体——工人和农民——被认为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五四宪法”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际上标志着“劳动”观念在国家政治层面上的胜利，“劳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国家层面上对“劳动”的这种确认，还落实到了政权的架构和经济制度的安排当中。政治上规定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人大代表经由人民选举产生，充分保障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权利；在法律层面上确认了五一劳动节的合法性，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布五一劳动节为法定假日之一，从此中国的劳动者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节日。为了庆祝劳动节，全国各地都会举行各种活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还要对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者进行表彰，体现了国家政治生活中对劳动及劳动者的认肯。经济上，则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起了全体劳动者对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确立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这一切都凸显了“劳动”在国家建制安排中的核心地位。其次是在社会层面上形成了讴歌劳动、崇尚劳动的风尚，突出表现在当时的文艺方针以及社会宣传的学习榜样上。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5页。。建国后的文艺方针也强调文艺要服务于广大劳动群众，反映工农现实生活，反映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局面。周恩来要求“文艺创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歌颂的方面，应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文艺工作者“必须掌握国家的政策”，“必须与劳动人民共呼吸”*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2135页。；社会主义文艺要反映时代，并要着力塑造体现时代精神的工农大众。人们空前崇拜劳动英雄，最受人追捧的是铁人王进喜、陈学孟等奋斗在劳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模范，“劳动光荣”理念深入人心。最后是在个人层面上进行并实现了全民的劳动身份的转化，在“劳动”基础上建立起了统一的个人身份认同。工人和农民的身份某种程度上即是劳动精神的象征。对于原来的地主、资本家等食利阶级则进行了全面的劳动改造，通过土地改革以及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广大农村不仅在形式上消灭了地主和富农的经济基础，而且还迫使原来的地主和富农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家的经济基础，资本家阶级则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普通劳动者。知识分子则是直接被下放到乡村和工厂参加一线生产劳动。通过这些改造，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基本上都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当中的一分子，“劳动者”成了他们共同的身份标识。“一五”计划任务的超额完成，既反映了中国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又进一步鼓舞了民众对劳动力量的崇拜和狂热。至此可以说，“劳动”观念在中国已经全面崛起，真正成为“占支配地位并广泛流行的”社会观念，成为承载整个国家和社会全部价值观念的基石，居于社会价值观念的支配性地位。
在“劳动”观念的支配下，整个社会的人群身份得到了整合，每个人的身份都可以在劳动观念中进行识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受到广泛认同和尊重。个体身份之间，除了劳动分工和职业上的分殊，没有身份的贵贱之别。即使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区分，也是以劳动认同为基础。在劳动的序列中，干部本身也是劳动者，群众与干部并没有因身份差异而不平等。以“劳动”为核心的身份识别和认同实际上保持了政治认同、社会认同以及个体自我认同上的统一，政治上劳动者的地位被认可、受推崇。不论从事何种劳动，劳动者同样受到尊重，而且劳动者个人也对自身的劳动感到认同和满足，“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之分”。由于身份认同的统一，整个社会在行动上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人际关系变得相对简单与和谐。基于“劳动”关系的认同有时甚至超越了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认同，“同志加战友胜过兄弟情”。当然，由于当时采取城乡二元分治的国家发展策略，优先保障城市发展，也导致了工人与农民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持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是由国家供养，吃“国库公粮”，而农村户籍的“乡下人”则是自我供养，还要交“公粮”，由此形成了农民对工人的集体羡慕、工人比农民拥有更多荣耀感的情形。但是在当时社会的政治热潮笼罩下，这种户籍身份上的不平等感并没有导致劳动者集体性心理失衡。
以劳动观念和劳动者身份认同为依托，社会成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观念上亦呈现趋同化，整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劳动”观念的支配下，劳动者在个体身份上的平等，进而在法律和社会生活认同层面得到落实，法律上人人平等，社会生活上一切劳动都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劳动”的精神和形象建构，始终与底层劳工和农民艰苦的生存境遇相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翻身作主的革命进程，实际上也是依靠劳动奋发自强的过程，劳动成为实现自我拯救的神奇力量。人们对自身劳动力量的认可，并最终转变成自立自强、艰苦奋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无限热情。民族国家的独立，人民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都无限地激发了国民的国家认同感，而这一切又都与劳动者革命的胜利相关。热爱劳动，做好本职工作就是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对“劳动”观念的认同甚至成为影响国家间交往的重要因素和纽带，在劳动者共同革命的旗帜下，中国人民热情支援亚非拉等深陷“苦难”的兄弟国家。总之，“劳动”观念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观念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使得整个社会人群在个体身份认同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并进而成为解释其他社会观念的基础观念。
正如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一书中对启蒙的分析，启蒙通过宣扬理性和自主破除了专制的神话，但是却造成了理性本身的膨胀，从而启蒙自身异化为另一个神话*[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劳动”观念的这种支配作用并没有在身份认同的自然维度上止步，而是要把这种认同发挥到极致，整个社会陷入到对劳动的崇拜和狂热中。“劳动”观念不只是在社会观念中占支配地位，而且要寻求成为观念上的“神话”，确立本身无上的正确性。“三大改造”迅速实现，“一五”计划超额完成，激发了民众对劳动力量的过分崇拜，劳动者被幻想成为在战天斗地中永远的胜利者。“劳动”观念这种自我神话的冲动还将身份认同的标准推向了极端化，劳动身份的认同不单要停留在现实参与劳动的事实层面，还追求劳动身份的传承延续。纯粹且可靠的劳动者身份要追溯到血缘关系上，贫下中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弟是“根红苗正”的劳动者，而“黑五类”出身的人则不是纯正的劳动者，要强制接受劳动改造，由此又形成了社会群体间的分化与对立。这些建立在“劳动”观念的支配地位基础之上的理想性社会实践实际上狭隘化了对“劳动”的理解，只有生产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似乎越是粗重的体力劳动，越是重要且光荣。片面强调体力劳动而忽视脑力劳动，结果就是普泛的“知识无用论”和“读书无用论”。这种偏颇的劳动观念给一个民族造成的后果，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赵修义教授曾以切身经历和具体史料对这段历史(1957-1966年)作了深入分析和评论。参见赵修义：《为什么要花大力气研究劳动观念问题？》，《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8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劳动问题的复杂态势也是这种影响在当今社会的深化和折射。
三、“劳动”观念的衰落与当前劳动问题的凸显
基于“劳动”观念支配地位的理想性社会实践的迷失，终于使人们从对劳动的狂热崇拜中清醒过来。经过知识界的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振兴科学，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价值重新被认肯。随着主体性的分化和权利意识的觉醒，整全性的“劳动”统治观念不仅走下了神坛，而且逐渐失去了在社会观念中的支配地位。
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并延伸到城市的改革，再度激发起了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对劳动成果的占有和享用增进了劳动者对自身劳动价值的体认。此时的“劳动”观念更多地与个体存在和利益诉求相联系，提倡“白手起家”、“自我奋斗”，“劳动”观念开始与“自主、自由、自利”等观念融合。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资本前进的步伐越来越势不可挡。在资本快速扩张面前，集体主义时代的“劳动”观念越来越式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动，使市场和资本的力量迅速成长起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加速市场化和资本化的过程，从引入外来资本开始，到鼓励内部资本的积累和再投资，并逐步放开对资本投资领域的限制。随着社会深度市场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化的浸淫，一切神圣性的东西都被消解或者正在被消解，市场价值观无孔不入，整个社会似乎都成了市场。而在资本的强势扩张中，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大规模的招商引资，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在劳资关系博弈过程中，“农民工”不仅经济上受资本控制，劳动权益保护也处于弱势境地，拖欠工资、劳动伤害纠纷屡见不鲜。当今社会劳资之间地位的差异带给人们一种切己的震撼，也是当前劳动问题受到关注的直接原因。“农民工”群体实际上沦为了“新穷人”，进一步加剧了劳动以及劳动者尊严的丧失。如果说类似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还是生产性劳动，那么近年来为维持工人自身的再生产而进行的“再生产劳动”，即生产过剩产品的生产，则直接将底层劳动者置入社会负累的地位*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可见，“劳动”观念虽然还葆有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尊严地位，在社会生活层面已不可避免地旁落了，“五一”劳动节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消费和休假的狂欢日。“劳动”观念一方面失去了对社会价值观的支配性影响，另一方面则与“自主、自由”等个体观念相融合并获得了新的表达形式，甚至脱离了与“劳动”的关联性而成为独立的社会观念。社会上对待“劳动”的态度也日益多元和分化，很多白手起家、自我奋斗式的成功故事成为世人称羡的传奇，相比于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懒汉和“啃老族”，靠努力工作来维持自身生存的蚁族依然受到社会尊重；同时，相比于“劳动”本身，资本和财富则更能获得社会青睐，底层劳动者的尊严在财富和权势面前遭受巨大压制。伴随着“劳动”观念的退隐，原本基于“劳动”观念的社会价值认同也变得难以整合，价值的多元化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价值观的歧义与多元，本身即内涵着价值认同上的某些冲突，这些冲突部分可以通过对话得以解决，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维系成本的增加。
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在劳资冲突的意义上来理解“劳动”观念的衰落。当今的劳动问题，一方面是过去遗留问题的再现，是改头换面的旧的劳资关系冲突的重现；另一方面则是发展了的劳动事实与原有价值观念的冲突，如何搭建新的理念框架来理解当下的劳动问题本身就成了问题。传统的劳动者形象在当今社会依然被认可，传统的“劳动”观念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人们思考当前社会问题的向度；虽然在社会生活层面上劳动观念日益衰落，一个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但政治生活层面上的劳动观念依然占据着支配地位。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下，这种基于政治权威的而获得合法性与尊严地位的劳动观念，使人们愈发感受到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深刻冲突，这不仅造成了社会成员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而且也导致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分裂。随着劳资冲突的日益加剧，社会不同人群之间也形成了不同的身份认同基础。汉娜·阿伦特对“劳动”的区分，便呈现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深刻差异。马克思是用“劳动”概念阐释整个社会系统，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能在“劳动”框架下得到解释，因而可以在其“劳动”观念下实现人们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以及社会交往活动的整合，但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把一切人类活动都简化并还原为劳动，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政治理想，最终将导致政治对人的压迫，而她则区分了“劳动”(labor)、“制作”(work)和“行动”(action)的不同，她将劳动限定为生产自身的活动，即维持人自身的生存活动，将制作限定为人类存在的非自然活动，即通过生产和利用工具来改造自然，建立一个不同于自然界的人工世界，而行动则是唯一无需物质媒介而直接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活动，是真正的政治活动*付长珍、王成峰：《从生产自身到发展自身——西方劳动观念的变迁及其启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阿伦特强调劳动与制作的联合，有力地回应了当前劳动问题发展的新态势。
面对当前劳动问题在现实发展趋势上与其政治理想规定上的分歧，我们需要对“劳动”概念作出新的再阐释，并通过这种解释弥合劳动在政治诉求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裂隙。而一旦将劳动问题进一步深化，当前的问题就不再是纯粹的劳动问题，而且更为关键的问题恰恰不是恢复劳动者在原有观念意义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而是在更为实质的层面上使劳动者摆脱繁重的负累，进一步在自由劳动的理想意义上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
劳动观念是社会价值变迁的晴雨表。对当代劳动问题作观念史的考察，不仅可以深化对劳动与社会正义、劳动与现代法治、劳动与公民德性等诸多问题的研究，而且对当前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也深具启发意义。劳动观念曾经承载起了一个时代的价值坐标，促进了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协调关系。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价值诉求日趋多元化。在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问题上，需要实现一种问题视域的转换，即追问什么是国民身份认同和社会价值认同的基础性观念？劳动在当代还能否承担起核心观念的使命？如果可以，需要对之进行怎样的再阐释？如果不可以，还有什么样的理念或观念真正可以承担起这个时代的价值使命，成为领航时代精神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