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的本土话语构建

奥鹏网院作业

中国经济学的本土话语构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3年，19942003年，2004年至今。第一阶段的主体是20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思潮，经济学家、特别是一批年轻经济学者，开始摆脱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说教，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实践，并为此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在这个阶段，西方现代经济学开始引入，但是就研究而言，现代经济学的应用还非常有限。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系统地引进现代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体系。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外，各主要大学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开始形成体系；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工具从事研究工作。进入第三阶段之后，海归学者大量增加。与此相呼应，各大经济学院(研究机构)开始引进严格的“非升即走”的升等制度，学术发表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经济学研究进入繁荣时期。
然而，在发表繁荣的背后，中国经济学也存在诸多隐忧，尤其是没有建立起本土话语体系。什么是本土话语体系？它不是自说自话，也不是脱离国际学术界另起炉灶，而是扎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目标是对经济学理论作出贡献。具体而言，它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设定研究议题，研究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2)具有理论抱负，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3)构建学术共同体，促进学术批评和学术进步。在精神层面，构建本土话语体系，就是回归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是，这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发扬光大八十年代“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精神，即用现代经济学的手段研究中国问题。
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设定研究议题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经济问题，尽管不是每项研究都具有应用价值。否则，经济学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重大的理论突破都是来自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比如，科斯的企业理论来自于他对美国企业垂直一体化的观察，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则来自于他长期从事美国反垄断法的研究。然而，经历近一个世纪的成长，当今西方经济学已经进入瓶颈期，学术研究的数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学术成果离现实越来越远。在很多情况下，经济研究成为研究者玩弄智力和谋取个人荣誉的媒介，其成果对现实是否具有指导意义甚或是否反映现实，已经不再重要。如果这种虚假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书斋里，它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然而，许多“虔诚者”还要把在空中搭建的模型应用到现实之中，结果是得到不合直觉的结论。正如保罗·罗默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困境》一文里批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发明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时所指出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将衰退归因于‘燃素’外生性地减少。给定产出Y，货币总量M变化的唯一影响就是价格水平P的同比例变化。在这一模型中，——正如Prescott在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研究生课程时讲到的，‘邮政经济学要比货币经济学更接近理解经济的本质’——货币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注]参见“人大经济论坛”，http://bbs.pinggu.org/thread48792041.html.
西方经济学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给中国经济学带来两个负面影响。一是用书本上的理论和西方国家的实践套于中国现实，因而让研究者无法认清中国经济的本质。以货币理论为例，许多人受货币主义理论的影响，以总量指标来衡量我国的杠杆率，从而得出我国经济杠杆率太高的结论。受此结论影响，降杠杆成为政府过去几年宏观调控的主旋律。然而，这个结论没有注意到，我国绝大多数货币存量是由外汇储备创造的，因而不可能通过常用的手段(如公开市场操作)回收[注]姚洋：《美丽的烦恼：如何用好我国的巨额储蓄》，《新金融评论》2017年第4期。。另外一个例子是对固定汇率制度的理解。在2005年之前，我国采取了相对于美元的固定汇率(或双轨制汇率)制度。我国的多数经济学家接受现有经济理论的结论，认为汇率只是一个名义价格，固定汇率不可能对实际汇率产生作用，因而也不可能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然而，既然固定汇率对实体经济没有作用，我国为什么要长期采取这个制度？现实情况是，在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存在大量的未加充分利用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当我国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时候，这些资源被动员起来，国内物价不至于大幅度上涨，因此，固定汇率可以抑制实际汇率的上涨，从而增强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注]Rui Mao, Yang Yao and Jingxian Zuo, “Productivity Growth, Fixed Exchange Rates, and ExportLed Growth,” CCER Working Paper E2017001.。用书本上的理论套于中国现实而失败的最显著例子，莫过于对中国制度变革的理解。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转型采取渐进主义的进路，许多制度安排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常识”不相吻合，如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模糊的产权安排、地区分权、官员的激励和晋升，等等。按照标准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些制度安排要么会直接损失效率，要么会导致寻租和腐败；“把制度搞对”，永远是西方经济学家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第一副药方。而“对的制度”一定是纯粹的制度；但现实是，各国拥有自己的历史和制度传统，因而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纯粹制度，合适的制度才是“对的制度”。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经济，也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的制度安排。
第二个负面影响是，理解中国不再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研究中国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提供新的数据或案例。经济学研究受思潮的影响很大，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战后的经济学思潮无不反映美国的经济现实。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货币主义理论，其背景是美国经济的滞涨现象；9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随后于新世纪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学者对外援的反思；20世纪90年代的所谓“大缓和”，无疑促成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滥觞；而当前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催生了一批研究中国出口如何影响美国就业和福利的成果。这些思潮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随着更加严格的升等制度的引进，“国际发表”成为各大经济学院和研究机构追逐的目标。为了能够在国际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国经济学界有意无意地在美国经济学界设定的议题上做文章。这种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使得一些国内学者能够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文章。但它的负面作用是，国内学者不再关心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本身的意义。对于美国重要的事情，不一定对中国重要；反之亦然。如果中国经济学家不能自主设定研究议题，中国经济学就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现阶段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肩负着理论创新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双重责任。理论创新要求中国学者把自己的学说和理论摆到世界学术界面前，和国际顶尖学者同台竞争，因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必须具有一般性意义。“讲好中国故事”则要求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国情有深入的研究，深刻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因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必须观照中国的特殊性，这在国际学术界往往被冠以“区域研究”的帽子。如何平衡理论创新和“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必须面对的挑战。一些学科的策略是不与国际学术界同台竞争，而专注于国内学术界的交流；经济学则相反，倾向于以国际发表的多寡和质量作为评判经济学者研究能力的唯一标准。两种倾向恐怕都不可取。
正确的取向是把理论创新和“讲好中国故事”有机地统一到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上来，路径是设定自己的研究议题，并提炼出对于经济学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一方面，这些议题应该是对于中国而言富有意义，其研究成果能够增进我们对于中国现实和历史的理解；另一方面，开展这些研究能够对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在国际学术界被发达国家学者所垄断的情况下，兼顾两者显然要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也有一些成功的先例，如钱颖一和许成钢对于中国经济分权和经济转型的研究[注]参见Xu Chenggang,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9, no. 4(2011): 10761151.。
二、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
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是后发国家，似乎我们当前所经历的，发达国家业已经历，因而不可能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任何新的贡献。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环境与发达国家当年所遇有很大不同。而且，中国具有自己的历史和制度传统，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无数鲜活的案例。中国所走过的路虽然特殊，但也包含普遍性的东西，学者的任务就是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的规律和原理。
1.认识18401978年的历史
中国自1840年以来开启的现代化之路，是全球范围内因工业文明的兴起而形成的现代化浪潮的一部分，在其背后蕴含着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普遍规律。除少数国家(如日本)之外，后发国家都经历了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过程，中国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国家都进行了反抗，有些成功早一些，有些成功晚一些。中国因为没有完全被殖民，所以，反抗和现代化是交织在一起的，“救亡”与“革新”成为自1840年、特别是1898年以来仁人志士所关注的双重主题。20世纪二十年代，无论是新生的共产党还是改组之后的国民党，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西式政治组织和理念正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载体。北伐之后形成的国共之争，是现代化道路之争。如黄仁宇所指，国民党希冀自上而下地改造中国，而共产党希冀自下而上地改造中国[注]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只是，道路之争很快被日本的入侵所打断，国共两党在“救亡”的大旗下联合起来。自1949年执政之后，共产党回到“革新”层面。在社会方面，党开始实施自下而上的全面改造；在经济方面，党集中全部国力，希冀在短期内完成“超英赶美”的壮举。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学术界至今对此仍然没有停止争论。
要正确认识18401978年的历史，就必须把它放到全球范围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中加以分析。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被全面殖民的国家摆脱殖民统治，但接受宗主国留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本国经济；另一类是没有被全面殖民的国家发愤图强，经济赶超和社会变革交织，形成比较复杂的现代化路径。前者包括印度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后者包括日本、俄国、中国等少数大国。就结果而言，第二类国家比第一类国家更加成功，但是，这其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学术界深入研究。就经济学而言，对以下几个中国问题的研究，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对于经济赶超和现代化的认识。
其一，过去二十多年里，计量史学方兴未艾，其中一个题目是历史事件或历史进程如何影响当代的制度和经济发展。由于清史留下的资料较多，因而出现了许多对清代的研究。然而，多数研究的重点有关“历史如何延续”，特别是清代的落后制度如何对后来的中国产生负面影响，少有关注自1840年以来的变革对于当代的正面影响。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历史延续是自然的，变革却需要勇气和牺牲。在很大程度上，研究历史的延续性来自于西方学术界对议题的设定，因为西方已经完成现代化，进入了后现代社会，所以西方学者看到的，更多是后发国家落后的一面。身为中国学者，更多的应该关注中国社会的变化，发现那些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因素。这就需要中国学者具有设定议题的勇气和能力，由中国的变化揭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普遍规律。
其二，自亚洲“四小龙”成功之后，关于经济赶超的争论就未见停息，争论的焦点是市场和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孰轻孰重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重要，但恐怕过于空泛；更为实在的问题是，一个后发国家是否应该“超前性地”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绝对是肯定性的，因为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之后，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否定的声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实践中得到实施，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拉美国家。20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发生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不得不接受西方国家的债务重组和结构调整方案，全盘采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导致过早的去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戛然而止。中国在19531978年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是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如何评价这个战略所取得的成就？它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起到了什么作用？回答这两个问题，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中国，而且可以为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提供理论指导。
其三，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重点多在五四运动前后，对19491978年的历史鲜有涉及，而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最为激烈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党通过基层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对社会实施了翻天覆地的改造。以往学者更多地关注这些改造的负面作用，但是，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改造也许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作为学术研究对象，下面的问题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这些改造给社会留下了什么进步性的东西？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研究表明，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是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是少数经历了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国家，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革命所造就的平等社会结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还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远未完成，社会和政治动员是提高妇女地位的有效手段。而妇女解放是19491978年间中国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的结果如何？如果有正面作用，是否做到了长期持续？
总之，研究1978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中国的现代史，而且能够从理论上厘清赶超型国家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进步做出贡献。
2.改革开放再认识
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无疑是奇迹。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我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在19782018年间增长了16倍，超越同期绝大多数国家。中国的经济赶超具有哪些世界意义上的普遍性？在过去的十年间，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不再是发现中国实践中和国际经济发展相通的东西，而是倾向于用中国的特殊性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国家资本主义”是这些解释的集大成者。对于亲历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学者来说，国家资本主义显然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事实上，西方学者以国家资本主义概括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带有很强的政治动机，与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改革仍然在路上，因此，研究中国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仍然是中国学者的责任。然而，如果不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仅仅为西方主导的议题提供注脚，中国学者就必须开辟新的领域，设定自己的议题。在现实层面，对于多数外国人来说，中国是如何成功的、特别是中国政府是如何扮演一个成功的角色的，还是一个谜，许多中国人也未必清楚；在理论层面，研究成功经验比研究失败经验更可能产生新的和持久的理论——指出失败原因总是容易的，因为现有理论就可以提供足够的炮弹；而总结成功经验则需要一个完整的解释框架，构建理论就在所难免。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只能产生碎片化和零碎化的知识，研究成功的经验才可能产生自洽而全面的理论。中国成功的经验很多，其中最可能产生新理论的地方，是研究政府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即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方兴未艾，中国的实践可以为之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为此，下列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是农村工业化的路径和模式。我国的工业化起始于计划经济时代，但那时的工业化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和城市地区，除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外，没有扩散到农村地区。农村改革完成之后，农村地区开始工业化进程，直到今天仍然在蔓延。发展经济学研究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却很少涉及工业化的微观机制，原因是战后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只发生在中国大陆，在其他国家没有见到过。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城市的过度膨胀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村地区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如果这些国家也能够实现农村工业化，城市的过度膨胀问题就会大大缓解。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我国的农村工业化的发生机制和特征，就可以填补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空白，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提供帮助。
第二是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限度。经济起飞的原动力来自于储蓄、资本积累和生产能力的培养。但是，如何动员储蓄、获得必要的生产能力，是多数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难题。发展中国家早期普遍处于贫穷状态，能够从国内动员的储蓄很少，更没有多少工业化生产的能力，此时致力于出口，不仅可以增加储蓄，而且可以获得和提升生产能力。我国在19531978年间主要是通过对农村的汲取获得储蓄，起初获得较好的效果，但也导致了农业的停滞和城市消费的疲软，从而迟滞了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之后，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采用了多项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以刺激出口和技术能力的提升，如汇率双轨制、固定汇率、出口补贴、特定行业的高关税、“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如果成功，背后的支撑条件是什么？它们的应用是否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度？回答这些问题，既可以让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也可以回答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方为有效的问题，为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第三是“中间制度”的有效性问题。自诺斯和托马斯于1973年发表《西方世界的兴起》之后[注][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重要的，经济学家却没有形成共识。一些人倾向于相信，存在一套“最优的”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更是明确区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认为前者鼓励经济增长，后者扼杀经济增长[注][美]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失败？》，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5年。。这种区分具有理论上的自洽性，但当应用到现实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回顾战后的历史就会发现，除南欧国家和少数产油国之外，能够实现赶超的经济体都在东亚地区，而这一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都是非民主体制，因而不具备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定义的“包容性制度”的政治前提。诺斯早就注意到制度的路径依赖问题，认为移植制度必须适应接收国原有的制度才能发生作用。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移植来许多市场经济制度，但是，不像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并没有采取“大爆炸”的方式，而是采取渐进的方式来完成经济制度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采行了许多计划和市场之间的“中间制度”，以获得合意的转型效果。前面提到的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地区分权等，都是中间制度的例子，它们不完美，但在一定时间里是成功的，让我们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在今天，研究这些中间制度的目的不再是理解我国的转型之路，而是把它提升到一般性的制度研究层面，回答“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第四是经济分权和政治分权/集权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我国是最为分权的国家。20世纪八十年代，地方获得极大的经济和财政自主性，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把财政分权以法律手段固定下来。不同于其他国家只分散财政支出权，我国既分散支出权，也分散收入权，从而给予地方政府以极大的激励。但是，分权也可能导致地方官员的腐败，因而，分权的总体效果可能是不确定的。我国的经济分权效果比较好，可能和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及党对人事任免的主导权有很大的关系。在我国的政治集权体制下，地方官员不仅要关注地方经济发展，而且要对上级负责，因而上级的意图可以得到贯彻执行。基于党的强大地位，中央政府可以摆脱利益集团的束缚，在社会利益冲突面前保持中性的态度，从而可以拥有较为长远的眼光，制定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分权长期被认为是打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门的钥匙之一，但是，分权的表现并不理想。尽管多数国家没有中国的政治体制，但中国的实践仍然具有参考价值，特别是那些中央政府拥有地方官员任免权的单一制国家。
第五是官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这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学者关注的往往是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不关注政府官员的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事实上，经济学家在研究官员的时候，仅仅关心如何用制度约束官员，似乎只要把制度搞对，官员就会自动地为社会服务了。这显然不符合日常生活的常识：同一个企业、同一个组织，不同的领导会有不同的业绩，为什么在国家层面领导人的特质就不起作用了呢？另一方面，除约束之外，政府官员是否需要正面激励？在民主体制下，唯一的正面激励是做得好的领导人可以获得连任，但是，这种激励往往导致领导人讨好选民的短期行为。我国的官员选拔制度为研究官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由于官员能够在地区之间进行调动，研究者可以识别官员发展经济的相对能力；由于地方政府在市场上发债(如城投债)并招商引资，研究者可以研究市场是否给官员能力定价；又由于能力是升迁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研究者还可以研究高能力者是否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以及这种制度安排是否增强了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这些研究既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可以为政治选拔文献提供新的经验事实和新的理论。
以上议题只是管中窥豹，揭示我国的发展经验可能对经济学做出的贡献，其他领域也同样可以找到有意义的议题。构建本土话语体系，首先从设定议题开始，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学者可以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从显著的议题出发，做深入的研究，发现对经济学有意义的普遍性规律。
三、构建学术共同体
议题设定之后，需要在学术市场上检验，一些议题被淘汰，另一些议题被保留下来，并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最终甚至可以发展成一个学派。这个过程需要学术共同体来支撑。学术共同体由学者、发表平台和会议等要素构成。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以凯恩斯为核心的学术圈子、六十至八十年代的“芝加哥学派”以及当今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更普遍的例子是专业学术学会以及由学会创办的学术杂志。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学者拥有共同的研究主题，遵从相同的学术规范，使用相同的学术语言和相似的研究方法，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共同体内的讨论，并为共同体提供公共服务(如为学术刊物审稿、参与筹划学会的学术会议等)。用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说就是，学术共同体里的学者共享同一的研究范式；每个人既是这个范式的创造者，也是它的受益者。
就构建学术话语体系而言，学术共同体至少有下面几方面的作用。其一，学术共同体可以成为学术话语体系的载体。一个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是研究题目和研究范式，它们正是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体系是人为建构的产物，因而需要一群人去维护和传承，学术共同体可以肩负起这个责任。其二，学术共同体为新思想、新思路提供发表和竞争的平台。今天的国际学术界，分工越来越细化，全才越来越少，关注一般问题的学者也不多。在这个背景下，新的思想和新的研究思路就只能先在特定的学术共同体里发表，得到充分肯定之后才有可能被更多的人接受。这样做的好处是，共同体内部的学者都是内行，会用挑剔的眼光审视每一项新成果，因而可以加强研究的科学性。其三，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议题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得到传播和加强。已如前述，学术研究是有潮流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议题如果不能形成潮流，最终会被人忘记。一个议题一旦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许多人就会围绕着这个议题展开研究，从而比较容易地在共同体内部形成潮流。
国际上(特别是英、美两国)的经济学研究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学术共同体，我国的经济学者比较难以进入，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学者所关心的议题不同，切入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要建构本土学术话语体系，就必须首先建立本土学术共同体，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缺专业学会，更不缺学术杂志，但是，学会和杂志设定议题的能力较差，而且也没有形成批评和尊重被批评者的风气[注]譬如，杂志上经常能看到“……兼与×××讨论”或“……兼评×××的理论”这样的批评文章。既然是评论他人，为什么不直接批评他的理论，而非要把他摆在“兼”的位置呢？，从而无法形成研究潮流。另一方面，主要经济学院和研究机构在对教师进行学术考评的时候，主要是看教师在国际知名刊物上的发表，迫使教师不得不想尽办法进入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学术共同体。如何平衡国际和国内发表，是横亘在本土话语体系建设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放弃国际发表、全部回归国内发表，显然是一种失败主义的做法。一个可能的出路是，首先在国内构建比较健康的学术共同体，锤炼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议题，然后冲击国际发表。这就要求各大经济学院系重新评估学术发表考核体系，增加国内发表的权重。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应更多参与国际学术组织的学术活动，在这些组织中形成自己的力量，为国内学者的国际发表提供支持。
总结起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本土话语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每位经济学者付出努力；最为重要的，是每位经济学者都必须同时具有本土问题意识和经济学的理论关怀，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另一方面，各个经济学院系也需要反思教师的学术考核体系，给予本土问题更多的权重，而不是仅仅看国际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