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道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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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发展路径回溯、理论进路与热点问题高端研讨会综述

摘 要：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2018年11月4日，由《现代财经》编辑部发起，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联合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改革》杂志、经济管理出版社9个单位共同举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发展高端研讨会”。会议从历史变迁角度审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程，探讨了理论发展脉络，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归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与结构特征,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之策，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混合所有制改革； 虚拟经济；共享经济
一、前言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道路自信”，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40年的历程。这40年，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前所未有，所取得的成就全球瞩目，所探索的道路世界独有。这40年，理论层面的最大贡献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领域的最大成就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说，认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条明晰的认知线索，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的实践。
现有文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出发，诠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对中国特色研究不够；也有的研究是依据党中央各次全会精神和中央领导的讲话，证明其合理性和正确性，但脱离讲话和精神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去理解，很难抓住讲话的精髓和理论内涵。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引领中国不断地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发展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中国特色；还有些研究从西方市场经济逻辑解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运行机制，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和运行机制理解不透，总结不到位，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逻辑与策略安排更缺乏深度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如果不从环境变迁、要素变迁和制度变迁等历史进程角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探索到自信的演化过程，就难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内涵，清醒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由《现代财经》编辑部发起，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学院承办，联合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智库、经济管理出版社9个单位共同举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发展高端研讨会”。会议由8位专家做主题发言，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相关议题的讨论。会议从历史变迁角度审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程，探讨了理论发展脉络，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报告和讨论录音内容，本综述根据主题归纳如下。
二、主持人语：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强化对中国问题的深度研究
(联合主持人：蔡双立，天津财经大学期刊社社长，《现代财经》主编，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丛屹，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讨会伊始，主持人蔡双立教授用其赴美访学的亲身经历，引出了中国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责任与使命。
在美国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主持人曾与两位美国学者就市场经济问题进行过讨论。其中一位美国学者认为，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中国不属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属于市场经济范畴。主持人则认为，中国确实不是资本为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以人民为上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在南巡讲话中早就提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符合中国市场规律的一种市场经济，它既不是西方自由竞争市场的翻版，也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符合中国国情，被中国人民选择的市场经济，是中国人民对于市场经济的伟大探索，是一条符合市场规律，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绩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合理性与合法性；另一位美国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探索，也是人类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实践。作为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应仅属于中国，应该属于全人类。学者的任务就是把这种行之有效的模式客观地想全世界解读，既要解析模式的合理一面，也要分析模式存在的局限性。然而，现在很多中国学者，要么证明西方模式的正确性，要么用西方的思维看模式的不足，然后大加批判。他们为什么不能针对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好机会，研究中国，解读中国，提出系统的、建设性的建议和方案？
针对这个问题，主持人利用国外6个月访学时间，系统查阅了国外顶级前20期刊，研究了500多篇论文。发现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甚少，所刊发的文章，要么不了解，要么误解，要么污名化；而国内学者所刊发的英文文章因为缺乏对话基础，缺乏系统研究，传播效果不佳。主持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对市场经济的伟大探索，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就事实上已经证明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模式、环境模式、转型路径，包括它的未来发展、话语权进行深度研究，应当是当前学界的一项重要使命。
针对主持人所引出的话题，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学院院长丛屹教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中国模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40年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不难发现其既具有独特性，也具有共性。“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应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应和全球化进程，1978-2008年的全球化三十年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以兼收并蓄和包容互鉴的方式，融入了全球化进程；其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汲取了前苏联模式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摒弃了冷战思维，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国家层面实践的“2.0版本”；其三，借助全球化机遇，基本完成了人口大国的工业化进程，实现了从计划模式到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发展。而2008年的全球化危机以来，至今危机仍然在深层次蔓延，全球化面临大变局，全球生产体系面临重大调整，这恰恰又是中国在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需要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升级发展的重要阶段。所以，在此历史节点上，回顾40年经验、总结发展的路径和经验，同时探讨当下主要问题并展望未来，才能确保改革开放的战略定力，笃定道路和理论上的自信。
三、改革开放40年：“回溯方式”和“政策主线变化”
(报告人：王佳宁，北京物资学院特聘教授，大运河研究院院长)
对改革开放40年的回溯，一般会有三种方式。
第一，总量数据的对比。对比方式多延用于官方。从1977年到2017年的节点数据表来看，2017年经济总量是1978年的34.4倍，年均增速为9.5%。数据方面的显著增速，首先反映了国家的巨大进步。
第二，关键事件的回溯。主要是对史实的回溯，尤其表现在当初某一件事情的源起。如深圳。今年5月份中宣部要求全国的主流媒体，包括学术期刊，要开办改革开放40年的专栏。这个专栏的基调叫“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新华社、人民日报推出的第一篇报道就是深圳，深圳是一个转型的重要标志。再如，第一个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第一个包产到户的小岗村，第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新农村等。对史实的追溯，是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
第三，改革开放的理论概括。这也是今天学界应当认真梳理的、责无旁贷的任务。重庆智库前期做过一些梳理，并通过一些出版物谈出了自己的观点。本人认为，理论概括方面，有“三条线”：第一条线是坚持党的改革开放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这是中央强调的。第二条线，是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说的三句话，用以判断改革开放的是非、成败、得失，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产水平”。本人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会继续认同和强调这“三个有利于”。第三条线，是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时至今日，我们碰到的各种问题、风险和挑战，仍都可以归结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具体表象、事件和现象。
今天，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改革开放40年，政策的变化主线究竟是什么？政策设计的轨迹以及政策拐点和政策预期，能给出什么样的判断？这方面的研究，学界应当付出努力。为此，简要阐述一下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优先序、时间表和路线图。变化了的政策主线，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顶层设计导航定向。顶层设计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三大宏观战略，第二个是八大中观战略。首先，三大宏观战略，包括“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外的64个国家和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2014年2月份党中央提出的，京津冀的学术界至今仍未能给政府提供一个清晰可行的报告。长江经济带战略，是2014年4月提出的，2016年1月25日总书记又到重庆对长江经济带的基调进行了调整。总书记把这个基调调整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经济带沿线全部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轴的发展战略。所以，顶层设计、三大定向的战略设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贯彻、坚持推进的。如果向前追溯，长江经济带最早从80年代初期就提出来，京津冀的概念联动以及协同也是京津冀学者从80年代中期不遗余力地提出的。其次，是八个中观战略。这八个中观战略，是三大战略下的具体表现。其中，科教兴国、人才、区域协同等不是首次提出，但有三个是新的，分别是乡村振兴、军民融合、健康中国。与之前既有联系，也有发展。敏感的期刊主编以及关切中国经济发展的学者会格外注意三个新的战略内容，这也是近一段时期的热点问题。变化了的政策主线首先表现在顶层设计战略的导航定向，尤其表现在三大顶层、八个中观的有机互动和铺排。
第二个方面，区域板块各自布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从党的十五大开始提出，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写进公报，再到十七大正式提出。这四个板块中，西部大开发不是地理版图，它是政策范围的西部大开发，是指西北的陕甘宁青新和西南的云贵、川藏领域，加上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广西和内蒙古，累计12个。其他三个基本对应地理上的版图，东北振兴地理上对应东北三省，六个省份的中部崛起，10个省份包括天津、北京、海南的东部率先。很明显，中央在顶层设计导航定向的大背景下铺排了四个板块的布局。
第三个方面，城市群建设有的放矢。这些年，陆续建了一些城市群，现在有11个，11个城市群是国家级的。城市群有很多层面，有国家级的，也有省级的、甚至县域的。城市群的建设，发展到今天，已不是孤立的了。长江经济带沿线的城市群组布局，包括了三个大的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包括上海市全域、江苏、安徽、浙江的一部分，累计由26个城市组成，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了22%。长江中游城市群，由湖南、湖北、江西的部分城市构成。此外，还有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呼包蒙鄂城市群、兰新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等，11个城市群进一步凸显了四大板块的各自布局。
第四个方面，开放高地，力推抓手。最为典型的，是12个自贸实验区。2013年是上海，2014年跟进三个，福建、广东、天津，2016年跟进七个，2018年跟进了海南全域。所以，从12个自贸实验区的情况来看，显然是改革开放的抓手。
第五个方面，改革载体靶向施策。“18+1”的国家级新区。“18”包括2007年明确为国家级新区的天津滨海新区，在这之前2006年明确了国家级新区是上海浦东，最先两个现在已经变成建制政府，剩下的16个都是管委会模式，其间的区别是什么？基本的衡量标准是有没有走完工业化中期。当然，从观察来看，天津滨海新区显然还没有走完，但它有特殊的体制，撤销了塘沽、汉沽、大港三个行政区，定位滨海新区，时间不长变为政府，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种强势政府的体制。上海浦东，从最初的规划面积600平方公里，到2015年撤销了上海的南汇变为上海浦东。重庆的两江新区的布局也是有讲究的。总之，在靶向施策方面，有政策拐点和政策设计的总体把握。例如长江经济带沿线，从长三角来看有上海浦东、浙江舟山群岛、江苏的南京江北，从长江中游来看有湖南湘江新区、江西赣江新区，长江上游则有重庆两江、四川天府以及云南的滇中新区。再如东北，分别有哈尔滨江北新区、长春新区、大连的金府新区。华南有广州的南沙新区，等等。唯一与以上有差异的，是去年4月份破土而出的雄安新区，目前是作为河北省的派驻机构，但很明显，它是党中央、国务院在18个新区以外的铺排。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上，通过回溯和对比、史实的回放、一系列理论的概括，中国政府改革开放40年不懈努力的成果，变化了的政策主线的具体表现，顶层设计的导航定向，四大板块的各自铺排，城市群的建设引进，开放高地的有的放矢，以及国家级新区的靶向施策，这些都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平台和素材。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程
(报告人：孔祥利，陕西《资本论》研究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变迁
第一阶段(1949—1978)：革命建设探索时期。前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功的典范。中国实行了“一边倒”的基本国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承认市场经济，学习引进使用的是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则变成了《资本论》+《国民经济计划学》。马寅初、孙冶方等著名经济学家也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第二阶段(1978—199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确立时期。改革开放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商品、市场、货币、资本、利润、股票、产权等经济学概念和范畴，被纷纷提出和广泛使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市场经济、 计划—市场—企业—政府的相互关系，也在研究探索中；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
第三阶段(1992—20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基本形成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成为新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严重弱化、边缘化，教学科研处于坚守维持状态。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不断探索、发展、实践中，提出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理论、财政金融体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全球化理论等。
第四阶段(2012—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论述，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述状况，有人说政治经济学的春天来了。五大发展理念 、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等理论被提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2.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时机基本成熟
(1)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为其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2)“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其提供了时代内容。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原则与转变
(1)坚持基本原则。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不动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价值取向、为最广大的劳动者说话代言等原则立场必须坚持；二是反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再生产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没有错，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三是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合理科学的部分。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因噎废食，其机制、方法、范式、内容上，都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四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生动实践。
(2)实现四大转变。一是从经验到理论的转变；二是从碎片到系统的转变；三是从边缘到主流的转变；四是从本土到世界的转变。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
近十余年来，诸多专家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行了不同视角的有益探索，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建议，也编写了各具特色的教材。
本人认为，要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研究对象与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理论贡献与中国风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包括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市场运行、市场调控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应体现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运行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关于发展的理论，主要包括：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等，涉及产业发展、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等。
关于发展的动力理论，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现代企业制度与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经济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与财税体制改革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关于对外开放与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主要内容包括开放型经济理论、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理论、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合作共赢理论、世界市场等。
五、当前若干热点问题的探讨
(一)外部冲击：关于中美贸易的摩擦(报告人：保健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为什么中美发生贸易摩擦？本人认为，中美贸易战是必然会发生的，本质是大国之争、发展模式之争，东西方之争。
首先，大国之争。2008年到现在，刚好金融危机发生十年，十年过程中从数字上看变化不小。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大国。2017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0%，而美国的数据则持续下降。2013年中国的货物贸易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最大的国家。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量是4.1万亿美元，美国是约3.89万亿美元，按照海关统计，中国对美的货物贸易顺差是2 758亿美元，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的来源国。在美国的精英们看来，制造业总产值被中国超过了，贸易额超过了，这是美国历史上没有过的。这在美国的贸易精英阶层，包括美国中西部的底层产生了一种焦虑。中国第三个季度公布的数据，GDP是6.5%，去年是6.9%，这是近十几年来增长速度最慢的，美国最快的平均整个年度一般不会超过3.5%，如果中国保持这种趋势，肯定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老大，这是1894年以后全球没有发生的事情。其次，发展模式之争。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主导的市场制度不同，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未来给全人类提供公共产品的时候，谁更具有普世性？现在，在这个层面的竞争，事实上已经开始。最后，东西方文化之争。从1519年麦哲伦环游世界算起，全球化刚好500年。之前的历史，基本上是西方的强势文化向东方不断地传播，目前，这方面的变局也正在发生。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之间的大规模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演变的必然趋势。所以，本人判断，这是一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比较极端的、持续时间更长的贸易摩擦，是一场持久战。它可能带来大变局，包括贸易的变局，产业的变局，技术的变局，人口的变局，制度的大变局。
这场贸易摩擦的结果会如何？本人认为，战略上，一个大国不讲信用，进行极限施压，最后可能在道义层面不会收获好的结果。当今的国际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中美贸易摩擦对全人类的发展实际是一个伤害，对美国也是一个伤害，对美国人民、美国的国家道义，美国的国家话语权也是一个伤害，所以，从历史大势来看，中美两个国家打贸易战最终的赢家肯定是中国，输家肯定是美国。
(二)实虚失衡：为什么要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报告人：刘晓欣，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晓欣教授的主题报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认清虚拟经济的本质，理解其运行方式，并沿着马克思的逻辑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可以发现哪些传统分析框架下被忽略的经济现象及其背后的规律。
第一，为什么提出虚拟经济的概念？刘晓欣教授指出，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这两个领域，不是为了区分“真、假”经济，而是为了区别两种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并观察二者比重变化对整个经济产生的影响及未来发展趋势。
第二，无论是从微观上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构成，还是宏观上金融业、房地产业占GDP比重，大量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存在“脱实向虚”的不良倾向，需要引起警示。“脱实向虚”领域，一者是指实体产业的资金流向虚拟经济进行投机、获利，二者也包括虚拟资本本身在自己的领域进行反复的投机、炒作，这样实现的增值，与实际的生产过程是没有太多关系。“脱实向虚”问题目前是国家比较重视的，也是战略层面要思考和纠正的一个问题。
第三，虚拟经济的运行有“两个渠道、三条路径”，并会通过“五种方式”创造实际GDP。特别是虚拟经济在自我循环过程中创造了大量可以瞬间蒸发的虚拟财富，所以，需要什么样的GDP值得深思。从总的GDP数据来看也是这样，中国GDP构成中，金融占GDP的比重是上升的，房地产的GDP也是上升的，只有工业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对这一状况进行国际比较，可发现，中国、美国、德国金融业相比，中国的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在2005年以后就直线上升，在2007年的时候超过了德国，2013年的时候超过了美国。
第四，突破三次产业分类，依据纯产品原则，创新性地剥离实体经济中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中的实体经济，提供了科学测度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美国数据发现，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导致实体经济相对萎缩，经济虚拟化程度较高。进行“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分类是因为两种运行方式不一样，在经济当中所占比重不一样，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也不一样。而且，可能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美国的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导致的并危及全球。中国在工业化后期该怎么发展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中央的态度是，还是要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不要走单一的“脱实向虚”的路子，而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
(三)稳增长、高质量发展与混合经济结构优化(报告人：景维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稳增长、高质量发展，混合结构优化，是最近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为什么会关注？有三个事实。
事实之一，自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必须从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理论到实践都在不断地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的再转型。
事实之二，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到今年已下降到6.5%左右。对增长率，政府和学界有一定的争执，如最近数据，值不值得担心的问题。尽管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电量消耗表明统计数据从一般理论原则来说还是支撑的，但普遍认为，增速和增长问题是个大问题。因为内部外的不确定性，本人认为，稳增长的问题实际是当前面临的很重要的任务。
事实之三，10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经济问题，重点还是在强调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发展问题。
基于三个事实，可看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有一个现象，进入新时代后，从官员到学者很少再提增长，特别是稳增长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理论和经验表明，如何认识稳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摆当前理论界、政界和学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对这个问题，本人认为主要包括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第二个问题是国际比较视角下的经济增长，第三个问题是中国视角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个问题是混合经济结构优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
增长和发展，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一般来说，从再生产的角度看，扩大再生产是总生产能力的增长，又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都要以扩大再生产为前提，所以在理论上，增长是发展的前提物质基础，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它强调的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的发展，这种高质量的发展是离不开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经济增长的事实。也就是说，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有稳增长，没有稳增长恐怕也就没有高质量发展。客观地说，任何国家经过经济高速增长以后都会遇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问题。虽然中国的高速增长比别的国家持续时间长，但也必然会降下来。但同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经济增长的连续下降和幅度超预期，显然也是从政府到人民难以接受的，必然被国家所干预。国际经验证明，增长不稳会相对落后。
中国经济必须保持稳增长，这种稳增长是客观事实的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然反映。要把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这两者之间的理论框架打通并清晰化，走稳增长不是粗放式的稳增长，而是集约式的稳增长，这个稳增长一定在合理的区间。未来的一、二十年，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在“6%”左右。
怎么实施高质量发展？本人认为，其基础是混合经济结构优化。混合经济结构优化，既有宏观问题，也有微观问题。当代中国混合经济宏观的优化问题，解决得比较好，通过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这也是为什么过去长期以来中国能取得巨大的成效。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但在本人看来，结构优化的难点、重点不在于宏观，而在于微观。
微观的混合经济优化本质上就是微观企业的重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按照三个“有利于”，最终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最后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才是根本的落脚点。
(四)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报告人：杨世伟，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改变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转换，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这些转换是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不同表现。十八大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人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市场和政府的有效结合是实现高效率管理的基础。
时至今日，西方经济学的任何一个理论流派都不解完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绩，要想从理论上对中国改革开放加以概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特征。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会清楚地认识到：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调控作用；第三，承认企业和个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主体地位，使经济发展的活力充分实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上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充分容忍政府和市场的试错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对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充分尊重。尤其在当前国际环境激烈的情况下，一定要一心一意求发展，扎扎实实干工作。其次，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了公平与效率兼顾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平与效率兼顾，让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笫二，已经进入工业化社会，虽然全国人民富起来了，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还有部分人口没有脱贫。所以，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通过全社会精准扶贫，促进社会公平。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继续坚持三个“有利于”，在习总书记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五) 共享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解读(报告人：张玉明，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共享经济的发展能够为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带来诸多有益的启发。共享经济指的是通过资源使用权的多次流转实现对资源的高频利用的经济模式，其低门槛的平等化交易方式催生了参与主体的无界化，从而带来了共享平台的人人参与和共享资源的海量性。共享经济以共享平台为中介，是去中介化同时又是一个再中介化的过程，共享经济模式下的交易成本无限趋向于零且能够实现高频、海量、即时交易。
共享经济同时迸发于不同所有制形式国家，但是在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体量和最快的发展速度，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49 205亿元，较上年增长47.2%。中国成为全球共享经济创新者和引领者，共享经济“中国式创新”引发全球关注。
实质上，共享经济勃发于全球经济危机频发、贫富差距加大、居民消费能力下降、产能过剩、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尤其是移动互联时代信息、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形成强力支撑的大背景下，共享经济的实质恰好是在不改变资源原有产权属性的前提下，通过对资源使用权的共享，实现生产资料等社会资源从私人占有到社会公用的转化。集大家之私，成大家之公。共享经济通过基于移动互联、大数据等而形成的共享经济平台对海量资源的“一对多”、“多对多”交易模式，快速匹配交易的方式实现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缓解生产过剩问题；并且共享经济是去中介化降低资源的中介的过程，可实现低成本、甚至趋向于零边际成本的资源交易，从而可实现高效率的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是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及其新型的资源高效利用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时代化体现。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恰好适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阶段，中国庞大的数字经济基础和市场潜力，以及移动互联、第三方支付等的迅速发展，为将资源由私有到公用的转化的共享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创造了共享经济发展的奇迹。共享经济使用权共享的模式契合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存在的所有制形式；零边际成本和低交易成本的低成本属性致力于服务广大群众，助力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认知盈余分享等资源共享形式能够更有效地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们更加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又能够为共享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实现“共享资源”的保障和维护。所以，从所有制层面来讲，尽管共享经济没有触动基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但是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新型的有效发展路径，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我国多种资源所有制形式与新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够为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中国化提供良好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启示。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降低交易成本。共享经济的发展实质，是由私有制到公用化。共享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解决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技术创新等等一系列问题。本人认为，共享经济实现了按消费生产，按价值分配，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共享经济对于所有制理论、再生产理论、收益分配理论都会带来影响。
From “Touching the Stones across the River” to “Road Self-Confidence”: A Summary of the High-end Seminar on the Ret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Approach and Hot Issues
CONG Yi1, CAI Shuang-li2
(1.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2. Periodical Press,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To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on November 4, 2018, sponsor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Modern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hosted by the Marxism College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 high-end seminar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s co-organized by Nankai Universit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handong Universit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eform Magazine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Pr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hanges, the conference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explore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summarized the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ed 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Relevant hot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ixed ownership reform; virtual economy; sharing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