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扩围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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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扩围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吗？
——基于随机前沿回归的分析

摘 要： 建设创新性经济需要提高生产效率，而税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以中国营改增为契机，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并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首先研究营改增前后增值税比重与全要素生产率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对1994-2011年和2012-2015年中国29个省份营改增前后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营改增前增值税比重的提高能够改善技术效率，但是不利于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高。营改增扩围后增值税比重的提高能够改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效率，但是不能改善规模效率。本文的实证结果论证了全面营改增的合理性，建议进一步简化增值税税率、提高研发的税前扣除范围和比例，增强增值税对创新的税收激励。
关键词： 生产效率； 随机前沿分析； 增值税
一、引言
Shan(2006)、林毅夫等(2007)和Wu(2003)认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而非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实现的，而建设创新型经济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税制是影响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作为中性税种的增值税在国际上发展极为迅速。增值税于1954年起源于法国[4]，现已被主要大国广泛采用，包括欧洲诸国，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仅沙特和美国没有实行增值税*美国以直接税为主，目前联邦和各州政府都没有征收增值税。密歇根州曾经征收过“单一商业税”(single businesstax)，本质上是增值税，但在2008年废止。。增值税的全球风靡，主要归因于其高效、中性的特征。Richard M Bird和Pierre-Pascal Gendron(2007)指出，只要一国财税体系中消费课税比重较大，那么实行增值税将是最优的[6]。增值税仅对“增值额”课税，不具有阻碍社会分工的“扭曲性”[7]，增值税通过“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的减法设计，可以形成上下游企业间完整的监督链条，能够优化税收结构，提高征管效率。
我国的增值税制度自从70年代末引入以来几经改革。1994年分税制改革扩大了征税范围，简化了税率，增值税进入国际规范化发展阶段。2009年我国实施了增值税转型，即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把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纳入抵扣范围。2012年首先由上海市试点交通运输业及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即为“增值税扩围”)。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推行营改增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
增值税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8]。研究增值税对中国生产率的影响将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增值税是有效率的吗？增值税的中性、高效能在我国充分发挥吗？这是进一步税制改革需要回答的问题。当前国内的现有研究未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区分，并且多以文字叙述为主，缺乏计量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本文将根据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以省际层面具体探讨增值税的比重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采用Kumbhakar和Lovell的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再分别研究增值税对全要素生产率各组成部分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主要对增值税的有效性及影响机制两方面进行研究。在增值税有效性研究方面，研究结论可以归为两类：有效与效果不确定。
1.结论支持增值税是有效性的主要研究
Desai和Hines(2005)研究认为增值税是特别有效率的税种，增值税常被用于替代营业税。营业税对中间交易征税，会导致生产效率损失[10]。严成樑、龚六堂(2009)在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实证检验支持增值税有助于经济发展，可以有效调整生产经济结构、促进生产专业化、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对外贸易四个方面。谭崇钧，杨默如(2013)认为我国消费课税必须以增值税为本，渐次扩大增值税税基是国际税制改革的趋势。
2.增值税对经济效率影响不确定的主要研究
Emran和Stiglitz(2005)发现增值税在经济效率上的比较优势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么显著。并且不完全的增值税会使进项抵扣链条中断[12，19]。增值税是价外税，具有“中性”特征，不会阻碍经济效率但也不会促进经济效率[20]。中国现阶段经济制度及税收结构下，作为流转税类收入的增值税在总税收收入中份额的增加会提高资本效率，但对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及总体经济效率没有显著影响[21-22]。如法国税务学家罗伯伦所说：“增值税的抵扣机制像是血液循环系统，而抵扣犹如心脏促使血液循环流动，若不抵扣，就如同血液循环系统被堵塞。所以进项抵扣是增值税税制设计的艺术所在，抵扣不完全的增值税制不能称得上真正的增值税。”[13]基于增值税效率的不明确表现，关于营业税改增值税是否有利于经济效率改善的研究只能是实证研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经验上探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效率增益抑或效率损失[14]。
3.增值税影响机制主要研究
认为增值税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途径主要有：“中性”的抵扣机制、税制设计简洁和征收广泛、经济发展的中介、调节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等。如Desai和Hines(2005)、Keen和Michael(2008)认为由于增值税只对最终消费课税，符合税收“中性”，避免了其他间接税制的低效率；增值税在简洁性和广泛性方面较周转税(营业税)有潜在优势[11]；张五常(2009)认为中国的增值税制度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以宏观政策角度，增值税制度一方面是政府执行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也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可以有效调整生产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17-18]。
以上我国关于增值税对生产率及经济效率的研究，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实证分析不足。并且在我国增值税与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方面，虽然理论上认为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国内外的实证结论却是模棱两可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研究样本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实证估计结果不同。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还很不成熟，研究者们经常使用的面板模型容易受到较多因素的干扰；因而，寻找一个相对客观并且可以操做的方法来补充传统增值税的经济绩效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当前，采用随机前沿技术开展实证分析已获得越来越多研究者青睐。而该方法运用在增值税与经济效率联结关系方面的实证研究仍属空白。增值税扩围是否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决定了增值税扩围是否合理及全面营改增后如何进一步推进增值税改革。深入而多角度的研究可为中国制定正确的增值税政策提供基础，因此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进行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模型设定、估计方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
(一)随机前沿分析
随机前沿分析(SFA)通过将实际产出分为生产函数、随机因素和技术无效率，同时可对结果进行统计检验，更加适合于大样本分析。相比其他分析方法，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的显著优点是无须囊括所有影响因素。因为SFA是分析个体的相对效率差异，并研究影响效率差异因素的具体作用。这样就有效分离了影响因素与决定因素的问题[23-27]。被广泛应用的Battese和Coelli(1995)[26]的模型如下
Yit=f(Xit,t;β)exp(ωit-vit)
i=1,2,…，T
(1)
vit=Zitγ+εit
(2)
式(1)中，Yit是个体i第t期实际产出的对数，Xit指个体i第t期要素投入的转置向量(k×1)，β为待估参数。误差项为复合结构，第一部分ωit为随机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且独立于第二部分技术无效率项vit。而vit的分布可以有四种情形：半正态分布、指数分布、截断正态分布和伽马分布。本文假设非负随机变量vit服从半正态分布进一步地，vit可以表达为式(2)。式(2)中，γ为待估参数(1×p)，Zit是影响无效率项的向量(p×1)，外生于生产过程，随机误差项εit服从正态分布技术效率项可以定义为
TEit=exp{-vit}=exp{-Zitγ-εit}
(3)
Battese和Coelli(1995)[26]认为样本数据是否需要采用随机前沿模型要进行检验，而检验统计量其中，γ为待估参数。γ=0时，此时误差项为ωit。如果γ=0这一原假设被接受，此时可直接进行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反之，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二)估计方法
早期的随机前沿分析并没有把技术无效率的影响因素纳入分析，对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一般采用两阶段回归方法：首先估计生产函数，据此计算无效率项，然后估计生产无效率方程。随机前沿分析的复合残差结构，使得最小二乘法不再适用。Battese和Coelli(1995)[26]建议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针对无效率方程，由于无效率部分非负，需要采用截断回归。两阶段回归方法实际上与技术无效率的确定性分布的假设相违背。由于两阶段回归方法的不足，Kumbhakar等(1991)[28]提出采用一步法来估计技术无效率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一步法根据极大似然法或非线性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已知分布假设时，采用一步法可以同时把生产函数与无效率模型估算出来，从而避免两阶段回归前后假设不一致的情况。Wang等(2002)通过蒙特卡罗数值模拟证实了两部回归方法具有偏误，而一步法可以减少偏误。一步回归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本文亦采用一步回归法进行估计。此外，技术进步方程及规模效率方程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
(三)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
Solow(1957)正式提出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总量生产函数，进而分解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目前国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较多，但大多未对其组成部分进行区分。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区分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效率、规模效率及资源生产效率。按照Kumbhakar等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分解的做法，假定生产函数为Yit=f(Xit,t)exp(-vit)。把生产函数对t求导，省略下标i，t，则全要素生产率可分解为

其中，Δ为变化量；Xj为投入要素j(资本K或劳动力L)的投入。εj为要素j的产出弹性。而TFP的变化率是产出与投入变化率之差，即
为要素j在总成本中的份额。
整合上述两式可得
E为所有要素的投入弹性之和，衡量行业规模经济效用，用来测度要素j的相对产出弹性，且由上式可得，TFP变化率可依次分解为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变化率、规模效率变化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率。由于要素价格无法可靠获得，要素支出比例无法准确计算，资源配置效率通常忽略不计。由此，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可依次分解为技术进步变化率、技术效率变化率及规模效应变化率。则

即
其中，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为技术进步变化率，为技术效率变化率，为规模效应变化率，为资本要素变化率，为劳动要素的变化率，一般在实际计算中，
(四)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及模型设定
生产函数的不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值亦不同。本文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形式。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如下优点：要素间替代弹性可变；允许技术进步的非中性，可以将技术进步分解为共同项和随时间和地区变化的特质项；可以将TFP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项、技术效率变化项以及规模效率变化项。
基于Battese和Coelli(1995)[26]的研究，本文实证分析框架为

(4)
其中，Yit、Kit和Lit分别表示第省第期的实际产出、实际资本存量和劳动力。t是时间趋势，用来表示技术进步。α0，α1，…,α9为待估参数。ωit和vit分别是随机误差项与技术无效率项。
根据上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可以定义i省第t期的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规模弹性，此外，还可以定义i省第t期的技术进步率。

E=εL+εK

基于以上假设，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函数模型分别设定如下
TEit=γ0+γ1lnvatit+γ2marketit+γ3governmentit+γ4opennessit+γ5hcit+γ6mc+γ7eastit+γ8westit+εit
TPit=λ0+λ1lnvatit+λ2marketit+λ3governmentit+λ4opennessit+λ5hcit+λ6mc+λ7eastit+λ8westit+uit+ξit
SEit=π0+π1lnvatit+π2marketit+π3governmentit+π4opennessit+π5hcit+π6mc+λ7eastit+π8westit+wit+ξit
其中，γ，λ，π为待估参数，lnvatit为解释变量，市场化水平(marketit)、政府参与度(governmentit)、开放程度(opennessit)、人力资本(hcit)、物质资本(mcit)为控制变量。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为了反映不同区域的影响，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和来研究区域差异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四、变量定义及统计描述
本研究选取分税制改革的1994-2011年和2012-2015年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数据，不包括西藏，重庆并入四川，共638个观测值。同时，把29个省区划分为东(easst)、中(middle)、西(west)三大区域。下面对选取的变量及数据来源做详细说明。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Yit)表示i省第t年的实际GDP。根据以1978年为基期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获得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原始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实际资本存量(Kit)表示i省第t年的年均固定资本存量。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永续盘存法计算实际资本存量时所需要的关键变量包括：初始期的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资本形成总额和折旧率(张军等，2004)。中国目前只统计了历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固定资本存量数据尚未可得，所以本研究在估算资本存量时借鉴张军(2004)等和单豪杰(2008)[30]的具体做法，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实际资本存量，折旧率取10%。
劳动力(Lit)表示i省第t年劳动力。目前研究中统计劳动力的口径较多，本文根据三次产业划分的从业人员数来计算劳动力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1994年至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增值税比重(vatit)。本文通过各省区国内增值税与税收收入总额的比值来计算该指标。增值税比重衡量了增值税在税收结构中的重要程度。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税务年鉴》。
技术效率指标。根据上述设定的SFA模型计算获得技术效率。
控制变量。本文参照王志刚等(2006)的做法，市场化水平(marketit)以国有工业总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政府干预的程度(governmentit)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开放程度(opennessit)以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初始期人力资本存量(hcit)以1982年小学以上文化人口占比衡量，初始物质资本存量(mcit)以1978年实际资本存量衡量。同时，把29个省区划分为东(east)、中(middle)、西(west)三大区域并相应设置地区虚拟变量。
上述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各变量及其统计特征(1994-2011年)

表2 各变量及其统计特征(2012-2015年)

表3 各地区TFP变化的图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及各组成部分的贡献率 (%)

五、增值税比重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结果
从全国范围来看，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的增长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起着阻碍作用。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增长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阻碍作用，而中、西部地区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起着促进作用。除了东部地区规模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外，中、西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都起着阻碍作用[32]。
(二)实证结果
根据上文设定的基本模型，本文应用Froniter4.1分别测算了1994-2011年和2012-2015年营改增前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首先采用一步法对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分别得到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规模效率的估计值，继而对各效率方程再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1．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分析
由表4和表5的结果可以看出，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中的变量及其二次项的估计结果大多十分显著。以上一步法的估计结果表明，1994-2011年资本平均产出弹性为0.468，劳动的平均产出弹性为0.438，2012-2015年资本平均产出弹性为0.425，劳动的平均产出弹性为0.478。所得结果均与预期的现实情形比较一致。
表4 生产函数及效率方程的估计结果(1994-2011年)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表5 生产函数及效率方程的估计结果(2012-2015年)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2．效率方程的估计结果分析
(1)技术(无)效率方程的估计结果分析。从上表对技术效率方程的估计结果来看，增值税比重对技术效率具有显著而正向的影响。表明增值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越高，技术效率就会越高。说明我国之前进行的增值税改革，整体上是有助于增进技术效率的。
针对表4和表5对技术效率方程的估计结果来看，增值税比重对技术效率均具有显著而正向的影响。表明增值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越高，技术效率就会越高。说明我国之前进行的增值税改革，整体上是有助于增进技术效率的。
对比表4，可以发现表5中2012-2015年营改增后增值税比重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系数增大且显著性增强，表明从2012年1月1日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始试点的营改增扩围改革，提高了增值税的比重，进一步发挥了增值税制度的优势，营改增扩围后我国的技术效率得以进一步提升。
其他控制变量中，表4增值税扩围前除了初始人力资本对技术效率具有显著而稳健的正影响外，其他变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表5增值税扩围后中除了初始人力资本外，市场化水平也对技术效率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影响。表明增值税扩围能够进一步发挥市场化对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表4中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越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技术效率就越高。可能的原因是，1994-2011年国有企业已基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基本建设支出为技术效率的改善创造了良好条件。而表5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越高，技术效率却越低，表明2012年以后进一步扩大国有经济比重已经开始阻碍技术效率[17-18]。此外，表4和表5结果显示开放程度的深化有助于技术效率的改善，具有较高初始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省区其技术效率也相对越高。同时，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较高。这些结论都与预期相吻合。特别地，相比表4，表5中市场化水平、初始物质资本和初始人力资本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系数增大，仅开放程度的影响系数减小。表明增值税扩围增强了国内市场对技术效率的积极影响，同时弱化了国际市场对我国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33]。
(2)技术进步效率方程的估计结果分析。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技术进步效率方程。因此估计结果忽略了地区虚拟变量及初始物质资本存量。
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增值税比重的提高不利于技术进步的改善，并且该结论是显著而稳健的。可能的原因是增值税对研发资本的抵扣范围有限，不能补偿技术研发的风险。导致增值税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并未显示其优势。
由表4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增值税扩围前增值税比重的提高不利于技术进步的改善，并且该结论是显著而稳健的。表5中增值税扩围后提高增值税比重有利于技术进步但结果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增值税对研发资本的抵扣范围有限，不能补偿技术研发的风险。导致增值税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并未显示其优势[19]。虽然增值税扩围能够增强增值税对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但若要进一步发挥增值税对技术进步效率的影响，需要对企业的研发行为实施更充分的税收激励。
其他控制变量而言，表4和表5中国有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技术进步。表明国有企业更多依靠其垄断地位和规模经济，技术研发动机较低。表4中政府支出比重越高，则会显著促进技术进步。表明研究期间政府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资金的支持，政府鼓励民间技术创新的财政补贴等政策已显现成效。表5中政府支出对技术进步效率的影响系数仍然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增值税扩围后市场对技术进步效率的积极作用增强，从而相对弱化了政府支出的作用。同时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技术进步效率的提高。内在的逻辑可能是对外开放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同时国际竞争又会促使国内企业提高技术创新的水平。不同的是，表5中开放程度对技术进步效率的影响系数减小且显著性下降，表明增值税扩围有利于发挥国内市场对技术进步效率的影响，从而弱化国际市场的作用。而表4和表5中初始人力资本存量越高，越不利于技术进步。但这种效应均不显著。表明人力资本存量越低的省份，其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后发优势就会越明显。
(3)规模效率方程的估计结果分析。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规模效率方程。因此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表4和表5的实证结果表明，增值税比重越高，越不利于发挥规模效率。并且这种效应是显著而稳健的。斯密定理认为，规模效益与专业化分工相关，专业化分工促进规模效率。理论上而言，增值税由于只对增值额征税，应该能够促进专业化分工。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增值税并不利于规模效率的提高。这说明我国增值税制度的具体设计存在较大的问题，实践中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优势。表5中增值税扩围后增值税对规模效率的负向影响系数增大，表明从2012年开始的增值税扩围改革实践中并不能改善增值税的规模效应，不彻底的增值税制度并不能完全实现规模经济优势，由此我国2016年5月1日后开始实施全面营改增，以期发挥增值税制度的规模经济优势。
其他控制变量，表4中国有化程度和政府支出比重越高，规模效率就会越高。并且效应均是显著的。内在的原因是国有企业一般是自然垄断的结果，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规模效率的提高。而政府支出优化了投资环境，能够引导专业化分工，促进地方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表5中增值税扩围后国有化程度同样显著有利于规模效率，而政府支出比重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变小且不显著，表明增值税扩围后政府的行政干预手段对规模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弱。表4中开放程度对规模效率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而表5中开放程度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表明增值税扩围降低了外部市场对我国经济规模效率的影响。表4中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不利于规模效率的提高。初始物质资本存量有利于规模效率的提高。地区差别而言，东部地区的规模效率显著为负，西部地区的规模效率为正而不显著。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不集中引致的。而表5中初始人力资本由负影响转为正影响且显著，表明增值税扩围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对规模效率的促进作用。且东部地区的规模效率系数变为正数但不显著，内在原因是东部地区二三产业的融合程度更高，增值税扩围更有利于东部地区的产业融合，从而减弱东部地区在规模效率方面的不利因素。
六、结论
本文采用随机边界分析，结合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分析了增值税对全要素生产率各组成部分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1)增值税扩围前后增值税比重对技术效率均具有显著而正向的影响。也即增值税占税收结构的比重越高，技术效率就会越高。说明之前进行的增值税改革在促进技术效率方面是有效的。(2)增值税扩围前增值税比重的提高不利于技术进步的改善，增值税扩围后提高增值税比重有利于技术进步，但结果不显著。原因是增值税对研发资本的抵扣范围有限，不能补偿技术研发的风险，导致增值税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并未显示其优势。增值税扩围能够增强增值税对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但若要进一步发挥增值税对技术进步效率的影响，需要对企业的研发行为实施更充分的税收激励。(3)增值税扩围前后增值税比重对规模效率具有显著而负向的影响。也即增值税比重越高，越不利于规模效率的提高。这说明我国不彻底的增值税制度并不能完全实现规模经济优势，实践中不利于专业化分工，不利于发挥规模效率优势，论证了我国全面营改增的必要性。
本文的回归结果表明，我国现行增值税尚属发展不完整型增值税，存在着诸多影响生产率的弊端。造成这些弊端的可能原因有：(1)增值税税率档次过多，影响税负公平。增值税税负的不均，影响不同行业企业的竞争能力，进而影响不同行业的投资，扰乱了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并且增值税采取两类征收制，使得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税率悬殊。抵扣项目过低的企业倾向于“拆分”业务，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进项纳税申报。这样的税率设计会阻碍企业规模扩张，不利于规模效率的提高。(2)税款抵扣不完善，研发支出的进项税额抵扣项目过窄。我国增值税的扣税机制，由于阻断与分割因素较多而难以运行，税款抵扣不实。目前我国研发费用的扣除，一般是针对可辨认的物质资本。对于大量的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本的消耗，不能进行进项抵扣。这样就增大了企业进行研发的税收负担和风险，降低了企业进行技术革新的动力。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稳定现有税制的基础上，全面实施营改增，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的课税体系，有利于优化税制结构，改进生产效率；有利于科学调整税率或税基、征收标准等，实施减税政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支持实体经济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的技术效率；有利于完善扣税机制，支持社会专业化分工，推动产业融合和产业结构调整。建议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的扣税机制，扩大抵扣项目范围，增加对技术研发的进项税额抵扣，考虑增加对无形资产进项税额的确认；将增值税的扣税权法定化；应该严格实施增值税只对最终交易征税，较少重复征税，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规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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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t Beneficial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for VAT Enlargement?——Analysis Based on Random Frontier Regression
JIANG Yan-feng1,2, ZHOU Ling-xiu2
(1.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at and Nankai University Jointly Frain post doctoral Workstation, Beijing 10086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Construction of the innovative economy needs the drive of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Improving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advantageous to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And among all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our country, the influence of the tax system should not be ignored. The replacement of business tax with VAT is an opportunity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value-added tax an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is study is based on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and uses the translog production function with China’s 29 provinces’ data in 1994-2011 and 2012-201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China's value-added tax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complex, before the VAT enlargement,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value added tax can improve technical efficiency, bu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technology progress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After the VAT enlargement,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value added tax can improv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efficiency but not the scale efficiency.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paper demonstrate the rationality of VAT enlargement, and suggest that the tax rate of VAT should be reduced, and the scope and proportion of the pre tax deduction of R&D should be increased and the tax incentives for innovation be enhanced.
Key words：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V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