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下产业“群链”共治及其社会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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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下产业“群链”共治及其社会性升级

摘 要： 当前，对价值链的研究正在重塑学术界对产业集群如何影响产业升级的理解，社会责任对企业的重要性正在凸显。由于社会收益与经济收益未必同步，加之社会性升级更加复杂，导致对价值链和产业集群的关系研究缺乏一个准确的契合点，产业治理的“群链”分割始终难以弥合。本文基于近十年来国外文献，以日益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作为视角，以产业“群链”作为切入点，将集群企业整合纳入价值链构建了产业“群链”共治框架，依据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下集群(水平)与价值链(垂直)治理中社会性升级不同压力拓展治理类型，进而甄别治理性质和主体类型，提出了产业社会性升级的关键路径。进一步提供了产业治理与社会性升级的研究新框架，打破了产业治理“群链”分割的桎梏，将其推进至“群链”融合的全新阶段，为异质性产业的社会性升级提供了系统的新范式。
关键词： 价值链； 集群； 治理； 社会性； 升级
一、引言
梳理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于产业升级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思路: 一是基于集群视角，侧重于集群内部分析升级的路径；二是基于价值链的视角，探究升级的路径。当前，在激烈竞争、生产分割、地理分散的背景下，通过升级促进产业向价值链更高价值环节跃迁，对于提高劳动者报酬、改善其社会条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2]。在实践层面，作为产业本地化标志，产业集群、价值链不仅是有效的区域经济发展载体和组织范式，而且两者有日益耦合的趋势[3]。
为了保持与价值链中供应商的良好关系，价值链中的领先企业会实施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4]。通过将社会、环境、伦理以及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整合并注入其核心业务实践，追求利益相关者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将企业行为潜在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5]。
整体而言，当前学术界越来越多关注不同尺度的行为主体，从企业、产业直至国家层面通过提升技术、知识与技能向价值链中价值更高的环节跃升。在价值链研究文献中，社会性升级是指工人作为社会行动者，其合法权利得到保障，社会福利得到增进，就业质量得到提升
的过程[6]。改善价值链中工人与组织的社会条件是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特别是何种条件下，社会性升级可以有效融合于价值链中？这已经引起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
尽管国外对价值链和集群研究的文献日益交叉，但在研究中，对价值链与产业集群及其社会性升级的解读仍有很大分歧，对价值链和产业集群的关系研究缺乏一个准确的契合点，导致产业治理的“群链”分割始终难以弥合。本文聚焦“群链”共治促进社会升级的核心命题，以近十年来研究文献为基础，以日益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作为视角，以产业“群链”作为切入点，将集群企业整合进入价值链，根据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下垂直(价值链)或水平(集群)治理中社会升级面临的不同治理压力，形成垂直和水平维度下不同的治理类型，将价值链(垂直)和集群(水平)的治理结合起来共同促进升级，探究其融合共治及其差异化社会性升级路径，从而整合价值链与产业集群的社会性升级成为内外一致的逻辑整体。为推进异质性产业的社会性升级提供可行范式，具有较为明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一)产业集群与区位
产业集群源自马歇尔的工业区概念，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地理接近、密切社会联系，促进信息、知识和技能等要素流动的非正式网络生成。当产业集群超出所处区位的空间范围，两者的相似性便体现出来，即：多元化生产结构限于当地的空间区位[7]。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地区的产业集群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表明，产业集群的升级，首先是生产活动的集聚产生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对群内外企业的外部性；其次是促进了当地集群企业和机构根据其相互依赖关系，采取联合行动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进而带来了所谓的“集体效率”，这对通常要以较小的规模、有限的资源参与区域甚至更大空间尺度的产业竞争的发展中地区的企业而言，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8]。地理空间接近和密切的社会联系促使企业积极构建与供应商的密切关系网络，进而形成涵盖熟练工人、信息、知识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的共享池，从而提高生产活动效率。此外，集群中的其他主体也会参与联合行动，但由于集群内企业间的协调因彼此的激烈竞争而难以实现，因此在联合行动的组织中，集群其他主体和机构，如行业协会等所发挥的作用便突显出来。
在发展中区域，群内企业经常发现自己经常面对“两难”困境：既要降低劳动力成本，同时又要遵守高质量的产品标准或社会规范，而这导致了额外的成本负担，也阻碍了集群的相关主体在基础设施或劳动力发展方面进行持续投资，从而不利于当地企业的联合行动[9]。
面对这些挑战，产业集群的升级是必然选择。基于地方主体的特点和有效性、与国际网络的联系形式以及价值链治理的性质，产业集群升级的路径是差异化的[10]。如，高科技消费品的需求将刺激集群内企业向高技能环节升级，包括产品开发和设计的投资等。但这样的升级可能加剧集群内企业的分化，导致主要的大企业得到升级，而小企业则落在后面。分化加剧不仅直接降低了联合行动的可能性以及潜在的集体效率，而且最终导致企业依据其在群链中的地位、与最终市场的关联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升级结果。
简而言之，产业集群的研究文献强调地方背景下群内企业和机构的水平治理，包括学习、创新等经济性升级及以实施企业社会责任为体现的社会性升级。价值链的研究文献则将链中领先企业、先进企业与地方供应商与全球生产网络链接起来。产业集群水平治理与价值链垂直治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二)价值链及其升级
价值链分析提供了产业整体观的两个视角：治理和升级。价值链治理主要关注领先企业以及其在更大空间内组织供应链的方式，而升级则是国家、区域、企业和其他经济利益相关者保持或提高其经济地位所使用的策略。近年来，这两大概念日渐融合。
治理是价值链分析的核心[11]。领先企业运用自身实力配置产业资源、控制利润与风险，进而影响产业升级的效果，其影响范围甚至包括发展中地区供应链之外的企业[12]。在价值链框架中，升级成败的关键是价值链的治理结构。治理结构具有高度的复杂性[13]，涵盖从国际到国家层面的各种行为规则，以及公共、私人和社会等不同治理形式。就不同的研究领域而言，价值链研究者更加关注外部环境和压力，特别是区外企业通过公共和私人治理过程，促进产业标准扩散，带动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相比之下，产业集群研究者更加关注社会和文化壁垒、企业间学习和地方集群体系，认为这些是集群升级的关键[14]。
随着价值链治理结构日益复杂，上述以驱动力为标准的价值链两大分类过于宽泛。为此，Gereffi等[15]基于两大极端的经典市场和层级结构(垂直整合)，又确定了三种治理形式，即：模块化、关系型和俘获型。在此三大价值链治理形式中，领先企业通过治理，即“协调”无产权关联的供应商而达到不同的目标。与此相区别，最初的生产者驱动和商品购买者驱动链则将治理定义为“驾驭”。在此之后，Ponte和Sturgeon[16]引入了治理的第三个维度：“正常化”，并与一定的标准或规范相匹配。无论在何种价值链治理维度下，领先企业在制定供应链规则、合并或拆分某些产业部门、决定价值创造的空间、时间与方式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产业治理需要买方势力(如产品规格、标准、物流、价格制定等)以及规范性力量(如塑造企业组织方式、保障工人权利和生产条件)协同发挥作用*规范性维度在实体产业集群中尤为重要，马歇尔(Marshallian)工业区的一个独特特征是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知识的转移和合作生产(De Marchi和Grandinetti，2014)。。
在发展中地区，价值链对地方集群升级的影响必须考虑相关机构及其与价值链治理的交互作用。这些机构制定的质量标准、劳动权益保障措施等对当地集群升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此类措施大多只适用于嵌入价值链的特定企业和正式员工，大多数中小企业和临时工、农民工常被边缘化或排除在这些政策的红利之外。因此，必须准确把握当地产差异化的社会性和制度性背景，及其与当地生产系统以及多种形式价值链治理的共存与互动。
价值链最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地方供应商在产业集群社会性升级中日益重要的作用[17]，包括：(1)组织合理化，即：价值链中领先企业会寻求规模更大、技术能力更强，但数量则不必太多的战略供应商；(2)地理整合，即：供应链的生产中心集中分布于在大型新兴经济体中，因为这里有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发达的制造技术和日益扩大的市场；(3)区际贸易的增长，即：自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以来，国际需求锐减导致贸易地理方向从发达国家转向国内区域之间。
(三)价值链与产业集群的社会性升级
社会性升级是指为作为社会成员的工人其权利改善与就业质量提升的过程[18]，具有就业标准、工作权利和社会保障等“体面工作”的内涵。社会性升级不仅包括带来更好的工作，而且也会促进经济性升级。如工人已获得胜任价值链中某环节工作的技能，便有可能向价值链中更好的工作环节提升，其工作条件、权利保障等方面的获得改进，从而提高福利水平。社会性升级涉及多维度主体，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更加复杂，社会收益也不一定伴随着经济收益，因此，产业社会性升级大多落后经济性升级。
社会性升级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薪酬待遇，包括就业类型(正式或非正式)、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和工作时间等；二是权益保障，多为难以量化的方面，如结社自由、集体谈判的权利、消除歧视等。
社会性升级与企业社会责任密切相关，但内涵更为丰富。近几十年来，作为价值链中劳动工作条件改善的有效方式，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一直由领先企业倡议并实施。领先企业利用其在价值链中的支配地位，在其供应链内执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准则，以此促进供应商解决其存在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但从效果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并不能完全解决供应链中的劳动问题。同时，领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明显增加了供应商的成本，且无论这些供应商是否投入资源并受益，社会责任模型都未包括供应商的价值投入[19]。
除企业社会责任外，社会性升级也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采取的措施，但较少涉及特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措施是否有效的问题，主要侧重在何种条件下社会升级更有效，以及如何与经济升级有效结合的问题。本文将在下面讨论主要升级的路径。
在产业集群和价值链中，性别歧视同样不可忽视。女性工人大多从事不安全、不稳定、低收入的工作，很多具有临时性和季节性特征[20]。产业集群升级需要技能熟练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妇女和非熟练工人日益边缘化。事实上，领先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只在供应链中很小的环节内有效，中小企业和边缘化的工人无法有效保障自身权益。
现有对产业集群和价值链的研究文献经常隐含一个假定：如果有更好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经济升级会自动转化为社会升级。实践表明，经济性升级确实会影响社会性升级的结果，但现实过程可能更加复杂[21]。当升级主要依靠低端战略削减劳动力成本时，新创造的工作机会一般是低薪、非正式、工作条件欠佳的岗位。在产业集群中，正式工人的工作条件更好，更能享受社会性升级的成果，虽然临时工对企业保持成本竞争力和灵活性具有很好的缓冲作用，但却未享受社会性升级的成果。这直接导致了同一产业集群内社会性升级结果的分化。
(四)研究评述
通过上述回顾看出，国内外已对产业治理与升级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但需在以下方面完善。
第一，产业集群与价值链治理亟需内在一致的分析框架，这是产业升级的核心方式。研究中往往将价值链与集群的治理与升级割裂开来，严重滞后于群链日益耦合发展的实践。当前研究的重点聚焦于领先企业所主导的治理关系以及对集群企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忽略了集群当地联系这一层面；其治理模式是外生的，无法提供集群升级中内在一致的分析框架，其分析方法是静态的，无法满足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动态的分析框架。群链治理的不同类型需要考虑水平和垂直方向的企业关系及其复杂的交互作用，包括公共治理、社会治理和私人治理的互补、冲突、替代与融合。
第二，学术界的研究倾向产生明显的分层，涵盖从全球、区域到地方等各尺度，这就需要更加集成的分析框架，即如何对价值链和集群有效整合并协同治理，进而实现社会性升级。产业升级包括经济性与社会性升级两大方面，受到价值链与产业集群的交互影响，社会与公共部门对社会性升级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根据治理性质和主体类型，需要进一步总结归纳群链社会性升级的路径，由于社会收益不一定伴随着经济收益，在社会性升级大多落后经济性升级的情况下，对社会性升级及其不同路径应有所侧重。
三、产业集群与价值链共治框架
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归纳了两种产业群链的治理方式(见表1)。水平(集群)治理是集群内的企业与群内外机构等主体间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区位协调。垂直(价值链)治理则沿着价值链，将不同区位的企业及其供应商联系起来，各环节的增值累积形成最终产品的价值。价值链研究者普遍关注垂直、跨区域治理问题，产业集群学者们则强调水平、基于区位的治理[22]。但需要考虑两种治理类型的互动和结合，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区域产业的功能及产业群链社会性升级的结果。
表1 不同类型群链治理的范围和主体

治理因参与主体的不同类型而区分开来，产生了的私人治理、公共治理和社会治理三种相对独立的维度类型。随着对社会性升级日益重视，公共治理、社会治理及其相关主体的作用日益突出。
集群的私人治理主要是群内企业间交易及其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关系调节。私人治理通常基于集群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和相互依赖，依靠重复性交易将密切的人际关系嵌入集群的社会关系网络，目标是克服其规模较小和资源共享的约束，实现集体效率。私人治理通常由集群协会或商会等机构发挥调节作用。联合行动可以降低集群企业合规成本，同时通过集体监督和制裁提高承诺水平[23]。在价值链中，私人治理由领先企业驱动，通过企业标准影响产品生产的数量和质量，以此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24]。私人治理适用于群链企业间交易，同时也具有社会和环境维度的含义。
与私人治理不同，公共治理由公众主体，包括国家各级政府与超国家组织实施。集群背景下，公共治理包括地方、区域和国家等各层面政府部门设立的正式的规则、条例和规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性升级。价值链公共治理还可以通过双边或多边区际要素、贸易等制度安排实现，将区域政策互动、资源共享、市场开放会被纳入到体系化、全局性设计中，有利于在统一规划产业布局、生态结构，建立一体化市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协同发展。同样区别私人治理，公共治理尤其是政府法规，通常具有法律强制性。但是，在顶层设计中，这些法规的设计通常并不完善，需要不断改进，各主体的执行力也须提升。
社会治理由社会公民主体实施，如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等。他们对工人权利和劳动条件提供了明确规范，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多重利益相关者的出台的举措，如贸易道德倡议。这种形式的治理很少是强制性的，通常依赖于企业自身或政府的行政权力执行。正因与此，社会治理常常采取多重利益相关者共治的形式，促进公共、私人和社会公民主体联合行动以达到共同目标。这种共同治理的形式，在发展中地区比私人治理、公共治理或社会治理可以更有效的实现社会性升级[25]。
然而，由于各主体利益的协调存在难度，因此集体行动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由谁承担因遵守劳工标准而产生的成本一直是领先企业和供应商等企业间争议的问题[26]。此外，还有“搭便车”的问题，一些群内企业不想加入集体行动或为集体行动买单，但仍从中受益。因此，群内企业不同的利益直接影响集体行动的结果。

图1 产业“群链”共治框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产业群链共治的整合性框架(见图1)。通过将集群企业整合进入价值链，根据垂直(价值链)或水平(集群)治理中社会升级面临的不同治理压力，形成垂直和水平维度下不同的治理类型，价值链(垂直)和集群(水平)的治理结合起来共同促进升级。
四、产业集群与价值链社会性升级路径
基于Puppim de Oliveira[27]的研究并进行拓展，本文提出六条社会性升级路径，每条路径由各自主体依托一定的机制驱动实现。由于社会性升级通常由多个主体参与，因此这些路径并非泾渭分明。
(1)市场化路径。一般在市场对较高标准产品需求下，群内企业主动改善劳动条件。升级的关键动力是群内企业通过产品和工艺差异化构筑其市场竞争力。群内企业对市场偏好的相互学习可以有效促进这一升级，同时得到其他企业特别是领先企业的支持[28]。此路径的主要挑战是市场激励的有效性，即：很多情形下，市场对工作条件好的企业未能提供激励，而对剥削工人的企业也未能及时惩罚。而且，如果消费者不关心社会因素，则市场激励对集群企业改善劳动条件的作用并不明显。虽然还不清楚发展中地区工人对工作条件的关注程度是否与发达地区的工人一致[29]，但事实是，发展中地区集群的市场激励缺失的概率很高。这意味着，市场条件可能导致工人劳动保障条件降低。
(2)社会责任驱动路径。群内企业通过执行领先企业社会规则以实现社会责任驱动路径。此路径由领先企业明确承担社会责任而成为所谓的“合规”范式。领先企业会采取行动避免因其在价值链中的不道德行为而使品牌受损，这一做法会对其他嵌入价值链的群内企业产生示范效应。对社会责任的践踏将对市场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尽管社会性升级的这一“合规”范式在某些领域，如劳动安全、强迫劳动、工人健康等方面是成功的，但在推进社会性升级的其他方面则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导致了企业降低成本与遵守劳动法规的两难困境，导致其合规成本失控[30]。此外，许多发展中区域的集群服务其国内市场，成为所谓“隐形”链。在这种群链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压力很小，因此社会责任难以成为企业社会升级的动力。此外，社会责任的压力不仅来自垂直治理，也来自其他地方主体，包括媒体舆论、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等。这些主体的参与有利于强化企业社会责任路径，同时促进了其他升级路径的形成。
(3)多重利益相关者路径。此路径主要由多重利益相关者推动，致力于改善发展中地区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社会条件。该路径与企业社会责任路径截然不同。首先，它是基于多重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包括各级政府、集群机构和地方企业等，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是该路径的突出特征。其次，它将合规监测和能力建设结合起来，从而解决劳动问题[31]。此路径的驱动力源于各种类型行为主体的广泛联盟，包括全球领先企业、国际和地方非政府组织、工会、集群企业和关联产业，他们合作制定相关标准、实施监督和制裁以及共同推进能力建设。虽然多重利益相关者模型采用标准化的行为准则和第三方认证，但当地集群会基于自身基本利益做出反应。地方集群企业和行业协通常会在“隐形”链中发挥突出作用，它们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性升级。甚至在高度发达的价值链中，通过组织集体行动，提高此类活动的有效性，从而更紧密的嵌入当地经济。最后，对少数大企业而言集，集群能力建设的作用很有限，而且也不会在集群扩散，因为危险的工作环节会沿着供应链进入非正式部门。
(4)劳动力导向路径。该路径主要发挥工人和工会促进企业升级的核心作用。工人日益重视维护自身权利，甚至像中国这样工会作用相对不强的国家[32]。企业社会责任和多重利益相关者模型将工人及其组织视为被动接受的行为主体，但这一假设在本路径中被推翻。现实中，工人和工会在改善自己的社会条件方面已经成为主动的推动者。工人对自身情况最有发言权，工人罢工或以罢工相威胁可以成为其与价值链中企业讨价还价的关键，特别是技能型的熟练工人作用更加明显。劳动力导向路径的一个挑战是，部分工人群体的升级往往是以牺牲其他工人，特别是女人、移民、临时工以及非正式部门的工人为代价。但这些工人却是企业经营灵活性的缓冲器，对此部分群体，企业应对其进行补偿。
(5)集群驱动路径。这是一条自下而上的路径，是集群企业自觉改善集群内的工作条件。与工人类似，集群主体往往是标准的执行者而不是制定者。与其他路径相比，集群驱动路径需考虑当地的背景，特别是集群企业的潜在经济利益，而这通常不是领先企业推动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重点。此路径的关键机制是集群通过集体行动改善劳动条件，在此过程中促进企业之间的信任和相互依赖。集群中的机构，如协会、商会和合作社，在提供培训、保证外部市场信息质量、促进社会标准实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27]。此外，创新的压力促使领先企业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在集群层面的地方治理、促进集体行动的有效实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行动通过将社会目标嵌入集群规范和实践，降低合规成本，促进当地社会规范，反过来进一步提高合规管理的有效性。但是在发展中区域“隐形”的价值链中，面对领先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地方集群发展的自主性可能受到削弱。
(6)公共治理路径。公共法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切实改善劳动条件，其影响范围涵盖所有群链企业，无论是否属于价值链或集群，都必须遵守公共法规。其中，国家层面在“执法”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可以有效防止企业蜕变，并化解各利益相关者集体行动中的矛盾。国家权力来自不同层面，包括政府部门、最高法院以及国家劳动检查机关当地的代表[33]。工人对福利待遇、劳动条件、公共安全等日益强烈的需求推动了国家层面制定并执行更为严格的劳动法规。最近的研究表明，国家可以超越其传统的威慑性法规，采取更具创新性的方式，推动与私人和民间主体合作、提供技术援助等激励，支持当地产业群链升级。但是目前尚不明确国家在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中发挥的作用及程度，也不能确认政府作用所适用的尺度、层级与部门。
本文总结了社会性升级的关键动力、机制和主体(表2)。在现实中，社会性升级往往是通过多个能力差异化的主体协同参与。产业标准只有在能够与当地环境交互、化解多样化冲突以及遵守当地规范和制度等情况下，才能得到较好执行。因此，从全球、国家到地方层面，跨越社会、公众和私人主体的协同共治已经日渐兴起。不同治理类型的共存与互动可能导致一种治理类型对其他形式的排斥甚至替代。私人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可能取代公共治理并削弱其他的治理形式，如当地劳动机构或工会的参与等。已经有一些研究发现了这一替代现象的经验证据。
此外，不同形式的治理可以互补，在一定情境下可能形成“混合治理体系”或所谓“协同治理”[34]。如私人治理和公共治理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可以相互补充。最近，学者们开始识别价值链和集群升级的适用体系，即在何种条件下，集群与价值链中的经济和社会性升级可以深入融合并相得益彰。又如，私人治理本身对工作条件和环境的持续改善作用并不明显，但当其与公共强制规定并行时，其自发设立的标准是最有效的。如果能将市场条件、多重利益相关者联盟、政府意愿、工人组织等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企业的行为准则与社会责任治理也会带来群链的协同升级。
表2 社会性升级的关键动力、机制和主体

五、结论与展望
近年来，价值链和产业集群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学术界的研究倾向产生明显的分层，涵盖从全球、区域到地方等各尺度，这就需要更加集成的分析框架，即如何对价值链和集群有效整合并协同治理，进而实现社会性升级。
(一)主要结论
第一，群链的有效融合是进行治理的前提。价值链中领先企业迫于压力会选择超越基于成本的狭隘竞争模型，从而促进群链的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企业从消极被动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将供应链关系视作供应链管理的责任)转向更加积极主动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强调地方供应商和主体相关的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这是推进群链融合内在动力。
第二，本文将社会性升级集成应用于价值链与集群融合治理的模型中，将集群企业整合进入价值链，依据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下垂直(价值链)或水平(集群)治理中社会升级面临的不同治理压力，从而扩展价值链和集群治理的类型，特别是垂直和水平关系，对私人、公共和社会形式的治理下的不同主体予以甄别；依据群链治理的不同类型需要考虑水平和垂直方向的企业关系和复杂的交互作用，包括公共治理、社会治理和私人治理的互补、冲突、替代与融合。
第三，根据治理性质和主体类型，提出了群链社会性升级的六条关键路径：市场化路径、社会责任驱动路径、多重利益相关者路径、劳动力导向路径、集群驱动路径与公共治理路径。不同形式的治理可以互补，在一定情境下可能形成“混合治理体系”或所谓“协同治理”。由于社会性升级涉及多维度主体，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更加复杂，加之社会收益不一定伴随着经济收益，产业社会性升级大多落后经济性升级，本文的研究为产业治理与社会性升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较为明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价值。
(二)研究展望
(1)强调重产业的多重异质性，构建差异化治理机制。价值链中的企业及其中间供应商在多样化选择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产业异质性，如汽车、电子和造船等生产者推动型价值链，当地供应商往往决定了价值链的运行方式[35]；而服装、鞋类等消费者推动型价值链，低成本则是主要动力，消费者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价值链的运行，但就食品价值链而言，安全性则是消费者最为看重的因素。治理机制须以产业的多重异质性为出发点，探索不同的治理机制对产业升级产生的不同影响，此外，产业异质性导致治理主体，如企业、行业协会、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网络形成的独特治理机制分析还有待更具指向性的研究。加之异质性导致产业在治理与升级中的关键要素产生叠加与交互，使得治理机制趋于复杂。在这一交互治理机制如何提升“集体效率”加速产业升级，将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2)注重中外经济社会文化差异，生成中国情境下的产业治理与升级的新路径。研究治理问题必须考虑不同制度背景下的文化差异，理论基础、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研究思路。经济社会快速转型与传统的儒家文化使得中国的产业治理升级与国外具有显著差异。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都普遍源于一种以“关系”为中心的文化导向[36]。因此，在研究产业治理就需要考虑社会资本、人际信任、互惠关系等文化维度要素，提出更符合中国情境的产业治理与社会性升级新路径，推进产业治理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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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Cluster-Chain’ Synergetic Governance and ItsSocial Upgrading Under the Corporate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ategy
LIU Jian-zhao, WANG Jian-ting, WANG Zhen-p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The burgeoning literature on value chains has recast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industrial clusters shaped the industry upgrading, but within this context, the role played b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has been increasingly emerging. The social benefits and economic benefits are not necessarily synchronous and the social upgrading is more complex, 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an accurate fit point between the value chain and the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he "group chain" segmentation of the industrial governance always difficult to bridge. This paper, based on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with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aking industrial ‘cluster-chain’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constructed an industrial ‘cluster-chain’ synergistic governance framework through the integrating cluster enterprise into the value chain, expanded the governance typ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ressure in cluster (horizontal) and the value chain (vertical) social upgrading under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ategy, identified the governance nature and actor's types, and put forward the critical path of industrial social upgrading finally. Thus we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governance and the social upgrading, breaks the shackles of ‘cluster-chain’ segmentation in the industrial governance, propels the research to the new stage of industrial ‘cluster-chain’ integration, and provides a new systematic paradigm of heterogeneity industry social upgrading.
Key words：value chains; clusters; governance; social; upgr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