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性质、政治关联与税费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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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性质、政治关联与税费粘性产权性质、政治关联与税费粘性

摘 要： 本文运用2008-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营业收入下降时税费的减少幅度小于营业收入同比上升时税费的增加幅度，即存在显著的粘性特征，说明企业税费在营业收入下降时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减少，反而加重了企业财务负担。同时，发现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会对税费粘性产生异质性影响，中央国企的税费粘性最高，地方国企的税费粘性最低；政治关联中，现任政治关联的引入降低了税费粘性，过任政治关联的引入增强了税费粘性，且受产权性质发挥主导作用的影响，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

关键词： 企业税费； 粘性； 产权性质；政治关联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家税收增速却居高不下，政府减税政策频繁颁布，企业税负痛感却依然不减[注]曹德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宗庆后：当前做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利润率很低。董明珠：中国税不算高，但各种费太多了。详见2016年12月—2017年1月新闻媒体报道。，这一宏观调控与微观感知的相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思考。大多研究都将原因归结于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1]、税制结构[2]、税收征管[3]以及税收刚性计划[4]等，很少有学者从微观企业的财务层面给予解释。笔者认为，既然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企业税费，要探究其中原因，就有必要从企业税费的综合角度[注]目前对于企业税费的范围界定尚不统一，本文界定为企业向政府、税务部门缴纳的各种税、费、基金等，不包括为职工支付的“五险一金”。着手，并结合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特征予以分析。

税费是企业与政府进行财务分配的基本途径，关于企业税费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绝对税负，包括实际所得税率[5-8]和总体税负[9-11]的研究较为广泛，但从企业税费双维角度的研究却较少，大多偏向企业税负的单一维度，这对于衡量政企财务分配难免有所偏颇。借鉴已有成本(费用)粘性[12]的概念，本文试图从粘性的角度，探索企业在不同经营状况下税费双维变化的规律和特征。与成本(费用)粘性的特征类似，税费粘性是指企业在营业收入下降时税费的减少幅度要显著小于营业收入上升时税费的增加幅度，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5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了我国上市公司中确实存在税费粘性现象。这反映了我国企业在经营状况恶化时税费减少幅度的有限性，说明企业税费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程度的减少，反而加重了财务负担。结合心理账户理论[13-14]，可以解释税费粘性或许也是微观企业经营者税负痛感的原因之一。

然而，税费粘性的成因可能有别于企业其他成本或费用粘性。企业其他成本或费用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内部资源消耗的体现，其粘性可以从企业内部和管理层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或调整[15]。而税费是政府参与企业经营收入的分配所得，国家和企业分别是征纳主体，所以企业税费会受到企业和政府行为的双重影响[16-17]，加之我国税收制度尚不完善，税费征管存在较大谈判空间，最终的征纳结果极可能取决于政企双方的博弈[18]。因此，在税费粘性存在的前提下，本文聚焦于企业特征中与政企关系密切相关的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研究其对税费粘性的影响，并通过后文的实证设计检验相关假设。

本文的创新点和贡献可能存在于以下方面：第一，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税费存在粘性特征，为政企财务分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的研究关注于企业单一税负维度，而较少涉及总体税费财务负担，使得评价政企财务分配的准确性、完整性、公平性存在一定偏差。本文研究对于丰富企业财务分配理论，推进政企财务分配的公平测度具有较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二，丰富了关于粘性的研究。已有研究对营业成本、期间费用和高管薪酬等的粘性特征进行了大量的检验和影响因素探索，文章嵌入税费因素加以分析，将研究视野由企业内部资源摩擦拓展至企业外部政治关系，扩展了粘性现象的研究范围。第三，发现产权性质、政治关联的异质性会对企业税费粘性的程度产生影响，并据此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为政府和企业共同应对新常态下的税费粘性提供了参考，对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税费粘性的存在性

自2003年，Anderson和Banker[12]提出成本粘性以来，关于粘性的研究已经拓展到各类具体的成本科目，包括营业成本粘性[19]、薪酬粘性[20]、研发费用粘性[21]等。与其他费用类似，企业税费本质上也是从营业收入中扣除，用以支付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那么其变化是否也会存在类似的粘性特征呢？丛屹和周怡君(2017)[22]指出我国企业税负存在刚性特征，即企业税负利润水平在盈利水平下降时不降反升，但由于研究对象与本文不同，得到的结论也有所出入。有学者将研究对象锁定在所得税费用与税前利润的相对变化上，分别基于税费差异和盈余管理[23]，以及税收征管等角度探讨所得税费用粘性现象存在的原因，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到其确实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结论[24]，但由于所得税费用不能完整地体现政企财务分配，其研究也不足以把握企业总体税费的变化规律。事实上，早有文献指出企业总体税费的增长率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长率[25]，只是因未区分两者在不同方向上的变化而没有发现税费变化在营业收入增减时存在不对称性的粘性特征。综上，尽管关于税费粘性的研究尚无统一的结论，但从已有文献研究中也可以发现企业税费粘性存在的可能性。

分解企业税费的构成，一部分与业务量相关，例如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另一部分则是固定性质的税费，常与企业规模、固定资产相关，例如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车船税、印花税及具有税收性质的政府收费等。在经营情况良好时，企业通常会扩大经营规模，增加投资，以满足生产的需求，这时除与业务量相关的税收上升外，固定性质的税费也会迅速上升，但是当企业的业务量由盛转衰时，这部分税费因规模和固定资产无法迅速缩减也不会下降，最终造成总体税费的变化在营业收入增减时出现不对称性。

学者指出税收征管的不稳定是企业纳税支出粘性产生的重要因素[24]。我国的税收工作是按目标计划征收[26]，征管部门迫于完成任务的压力，会采取一定手段，例如征收“过头税”、预缴税款、先征后返、查税补税等形式[27]，增加财政收入；政府提高企业税费征管率，也使得在收入下降的年份，企业税费易增难减。这些情况都会导致企业税费在营业收入下降的年份减少幅度受限，表现出粘性特征。此外，税费粘性还可能与企业自身的税收政策有关，例如采取积极税收政策的企业，重视税费的降成本作用，税费控制力度好，在营业收入下降时进行税收筹划、税收规避或寻求税费优惠，税费的减少程度可能更明显；但现实中仍然存在大部份企业采取消极的税收政策，对税费关注不够，当经营不善时，不会通过税收筹划、合理避税、税收谈判等方式来减少税费，导致税费成本缩减有限。综合以上论述，提出本文的基本研究假设。

H1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税费粘性的现象。

(二)产权性质与税费粘性

基于政府的税费征管工作存在一定弹性，站在企业的立场，我们认为作为征纳双方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对企业的税费粘性产生影响，这使得与政企关系密切相关的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

学界对于产权性质会对企业税负产生影响已经达成共识，但对于国有产权到底是减轻还是加重企业税负未得到统一结论，吴联生(2009)[17]研究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越高，所得税实际税率也越高；刘骏和刘峰(2014)[28]发现纳入流转税的企业税负在国企中低于非国企。实际上，我国企业的产权性质是比较复杂的，可分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又可分为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仅把企业初步分类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并不能完整地了解产权异质性对企业税费的影响，因为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基于实际控制人层级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税收筹划动机和面临不同的税费征管政策，最终税费支出也会不同，这可能也是前人研究国有产权对企业税负影响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因此，本文将企业细分为民营企业、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可以更清晰地探明产权性质对税费粘性的影响异质性。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国际关系总监Marco Siebert说：“全球化和数字化正在大力推动工业转型。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全球商界、制造业界和政治界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这两大议题以及当前工业面临的其他问题和挑战。例如，我们如何确保算法能够使机器合乎逻辑地处理和响应数据，而不做出恶意行动？”

1.税收筹划动机

国有企业由政府控制，产权主体不明确，税收和利润都属于国家，加之企业管理中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控制者的社会职能、管理人员的行政身份等，使其可能会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而倾向于迎合基于经济增长、上交利税等类似政府行为[29],因此国有企业倾向于保守的税收筹划行为[30]。但是考虑到受不同层级政府的控制，企业与政府的利益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中央国企来说，其获利和税收都属于国家，降低税费的动机更小；对于地方国企来说，其获利归属于地方，但税收由中央和地方分享，因此降低税费支出增加留利的动机要强于中央国企[31]。而民营企业的管理层往往是大股东、创业人或其家庭成员，其决策和经营目标与股东利益一致，更有动力为提高企业盈利而努力，在税费上则表现为积极寻求税收优惠、税收筹划、合理避税等降税费方法。因此，当企业经营情况出现下降时，民营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来减轻经营成本的动机最强，中央国企最低。

2.税费征管差异

地方政府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税费征管时往往有所差异。地方政府通过各种税费减免活动帮助本地企业达到资本市场对上市资格、配股、增发等的要求[32]，也能够通过降低税费征管力度的选择性执法为地方企业减税创造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33]。由于地方政府直接控制地方国企，相对于税费收入，会更加关心企业实际盈利能力和发展情况，当地方国企的经营水平下降时，地方政府更有动机通过税费减免、税收优惠或发放补助等形式帮助企业减轻负担、维持经营，而对于中央国企和民营企业的这种动机则较小，地方国企或许成为“税收所有制歧视”中的受益者[34]。

综合以上分析，以民营企业作为参照对象，在营业收入下降时，中央国企可能因消极的税收筹划而导致税费的降幅受限，而地方国企可能因得到地方政府的帮助而改善这种限制。提出如下假设。

H2a 中央国企的税费粘性显著大于民营企业。

我对此不敢苟同。长这么大，我还没看到有不客气一番就把礼物收下的。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老婆便猜测蒋利学是不是嫌钱少，王姐说不会，气管镜一个小手术，他还想要多少？可能是他怕取不出来，所以才不敢收。

H2b 地方国企的税费粘性显著小于民营企业。

(三)政治关联与税费粘性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从周围环境中汲取资源，资源的价值越大，企业对资源的依赖性就越强。在税收征缴关系中，政府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除了国有股权这种天然的政府关系之外，政治关联作为非正式替代机制，成为企业寻求政府资源的次选方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以关系为基础的，所以其上市公司政治关联的存在比较普遍[35]。关于政治关联的作用，一般从“政治权力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两方面分析。政治权力假设认为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权力“寻租”或者增加与政府的谈判力[36]来改善税费支付。政治成本假设认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容易成为政府机构的关注企业，政府会干预其进行税收筹划的动机和决策，从而给企业增加税费负担。

在关注企业政治关联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部份企业的政治关联是目前存在的，部份企业的政治关联是曾经存在但目前已不存在的，而现有研究较少对此进行区分，为此，本文将政治关联指标划分为过任政治关联和现任政治关联，结合时效性来考察不同政治关联所产生的效应。正所谓“人走茶凉”，政治权力假设在现任政治关联中可能更为有效，企业管理者在经营收入下降的情况下，通过与现任政府建立政治关系，增强谈判与游说的能力，从而获得税收优惠或税费减免，而过任政治关联的企业则不具有这种优势；反之，过任政治关联的企业因曾经与政府建立过关系，更容易受到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关注，从而选择保守的税务行为，或者更容易成为政府实现某些社会职能的目标企业，加之其与政府的谈判能力不足，导致因配合政府行为而多交税费，所以政治成本假设在过任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有效。综上所述，当税费粘性存在时，现任政治关联会因政治权力而获得进一步的税费减少，过任政治关联会因政治成本承担更多的税费负担。提出如下假设。

H3a 现任政治关联会减轻企业税费粘性。

H3b 过任政治关联会加重企业税费粘性。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一)研究模型

1.税费粘性的存在性

本文借鉴Anderson等(2003)[12]经典的ABJ粘性模型，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1)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税费粘性的存在性。

Lntaxi,t=β0+β1Lninci,t+β2×Di,t×Lninci,t+ε

(1)

考虑到不同行业的企业缴纳的税费存在差异，不同年份间的税费会相互影响，加入行业和年份变量，控制行业和年份效应，构建模型(2)。

Lntaxi,t=β0+β1Lninci,t+β2×Di,t×Lninci,t+ΣYear+ΣInd+ε

(2)

进一步地，参考已有文献[28,37]，加入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税费的控制变量，以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构建模型(3)。

Lntaxi,t=β0+β1Lninci,t+β2×Di,t×Lninci,t+Σβi×cantrolVi,t+ΣYear+ΣInd+ε

(3)

2.产权性质、政治关联与税费粘性

为了讨论不同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对税费粘性的影响，参考王百强等(2018)[24]的方法，构建三重交互模型(4)、(5)对假设2、假设3进行检验。

Lntaxi,t=β0+β1Lninci,t+β2×Di,t×Lninci,t+β3×Di,t×Soe+β4Soe+β5×Lninci,t×Soe+Σβi×ControlVi,t+ΣYear+ΣInd+ε

(4)

Lntaxi,t=β0+β1Lninci,t+β2×Di,t×Lninci,t+β3×Di,t×Lninci,t+β4PC+β5×Lninci,t×Pc+Σβi×ControlVi,t+ΣYear+ΣInd+ε

(5)

在模型(1)-(3)中，考察税费粘性的机制如下。

当incomei,t>incomei,t-1时，Di,t=0，表示营业收入每增加1%，税费支出增加β1%；当incomei,t<incomei,t-1时，Di,t=1，表示营业收入每减少1%，税费支出减少(β1+β2)%。显然，当β1>( β1+β2)时，即当β2<0时，税费粘性——税费在营业收入上升时的增长率大于在营业收入下降时的减少率——存在，且当β2的绝对值越大时，粘性特征越明显，假设1可以得到检验。

在模型(4)-(5)中，考察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对税费粘性的影响，应观察三重交互项Di,t×Lninci,t×Soe(Pc)的系数β3，当β3<0时，说明变量会加重税费粘性的程度，当β3>0时，说明变量会减轻税费粘性的程度。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对于企业税费的度量，借鉴刘骏和刘峰(2014)[28]、李林木和汪冲(2017) [38]等的做法，以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来描述企业当期实际承担的税费。

税费变化Lntaxi,t=ln(taxi,t/taxi,t-1)，taxi,t表示第i家企业第t期的税费支出，taxi,t/taxi,t-1表示企业支付的税费从第t-1期到第t期的变化率，对其取自然对数，可消除数据方差过大的影响。

2.解释变量

(1)营业收入变化Lninci,t=ln(incomei,t/incomei,t-1)，incomei,t表示第i家企业第t期的营业收入，incomei,t/incomei,t-1表示企业的营业收入第t-1期到第t期的变化率，对其取自然对数。

(2)营业收入下降D，为虚拟变量，当营业收入较前一年的营业收入下降时取1，否则取0。

(3)产权性质Soe，为虚拟变量，包括Soe_h,某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国家机构的则定义为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Soe_c,最终控制人为中央机构的定义为中央国企，取值为1，否则为0；Soe_l,最终控制人为地方机构的定义为地方国企，取值为1，否则为0。

(4)政治关联Pc，为虚拟变量，包括Pc_h，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中有一人在政府、机构部门、人大、政协等任职或曾经任职的，则该企业有政治关联，取值为1，否则为0；Pc_n，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若董事、监事和高管中有人目前任职的，则该企业为有现任政治关联，取值为1，否则为0；Pc_a，若董事、监事和高管中只有人曾经任职但目前无任职的，则该企业为有过任政治关联，取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1)财务杠杆Lev，等于年末总负债除以总资产；(2)资本密集度Guint，为年末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3)无形资产比重Wuint，为年末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4)营业成本率S_Crate，为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5)公司规模Size，为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6)盈利水平Roa，为公司当年净利润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7)投资机会Mba，为年末公司资产价值与市值的比值；(8)宏观经济环境Gdp，为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此外，还加入行业和年份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变量说明如下表1。

(三)样本选取

考虑到2007年年末所得税税率由33%下调至25%，2016年“营改增”的全面推行，是两次比较重大的税制改革，可能会对企业税费支出产生重大影响，故本文选取2008-2015年作为时间窗口，以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样本的全面性，然后按照如下标准进行剔除：(1)ST和已退市的公司；(2)金融与保险行业的公司；(3)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11 750个公司-年度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使用的统计软件为stata13.0。

表1 主要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变量符号变量定义被解释变量税费变化Lntax当年税费与上年税费的比值取自然对数解释变量营业收入变化Lninc当年营业收入与上年营业收入的比值取自然对数营业收入下降D若当年营业收入相比上一年下降,取值为1,否则取0产权性质Soe_h最终控制人为国家机构的,取值为1,否则为0中央国企Soe_c最终控制人为中央机构的,取值为1,否则为0地方国企Soe_l最终控制人为地方机构的,取值为1,否则为0政治关联Pc_h董事、监事和高管中有一人在政府、机构部门、人大、政协等任职或曾经任职的,取值为1,否则为0现任政治关联Pc_n政治关联中有人目前任职的,取值为1,否则为0过任政治关联Pc_a政治关联中曾经任职但目前无任职的,取值为1,否则为0控制变量财务杠杆Lev年末负债总额与总资产的比值资本密集度Guint年末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无形资产比重Wuint年末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营业成本率S_Crate营业成本/营业收入公司规模Size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盈利水平Roa当年净利润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投资机会Mba年末资产价值与市值的比值宏观经济环境Gdp所在地区的GDP增长率行业Ind证监会2012年行业分类标准,行业虚拟变量年度Year年度虚拟变量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一)描述性分析

表2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税费变化(Tax_c)的均值为1.627，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税费增长率平均为62.7%，取对数后(Lntax)均值为0.105。收入变化(Inc_c)的均值为1.425，说明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为42.5%，取对数后(Lninc)的均值为0.119。从标准差来看，税费变化与营业收入变化的波动较大，取对数后得到显著缓解。收入下降(D)的均值为0.294，说明只有29.4%的样本发生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此外，有45.1%的样本为国有企业，其中15.3%为中央国企，29.8%为地方国企；有76.1%的企业有政治关联，其中41.9%的企业有现任政治关联，34.3%的企业有过任政治关联。其他变量的结果与以往研究基本一致。

表面上看，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没有任何联系，是彼此孤立的，其实不然，要想达到现代企业各项资源合理的优化配置，就需要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做到有机融合、互相渗透，彼此发挥着自己的优势，这样企业才能有新的发展，才能用发展的眼光去面对未来。企业既增强了在激烈市场中的竞争力，又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表2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企业税费变化分别在营业收入上升和下降时的统计情况。营业收入平均上升25.5%时，税费平均上升19.6%，营业收入平均下降20.7%时，税费平均仅下降11.3%，说明税费在营业收入增减时的变化幅度确实存在不对称性，这初步证实了税费粘性的存在。当然，需要做进一步实证分析以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样本量均值标准差25%分位数中位数75%分位数Tax_c11 7501.6276.2550.8591.1011.410Inc_c11 7501.4258.4840.9691.1071.269Lntax11 7500.1050.665-0.1520.0960.344Lninc11 7500.1190.399-0.0320.1020.238D11 7500.2940.456001Soe_h11 7500.4510.498001Soe_c11 7500.1530.360000Soe_l11 7500.2980.457001Pc_h11 7500.7610.426111Pc_n11 7500.4190.493001Pc_a11 7500.3430.475001Lev11 7500.4570.3540.2740.4470.616Guint11 7500.2340.1720.1000.2000.334Wuint11 7500.0500.06870.0160.0340.060S_Crate11 7500.730.2880.6310.7580.848Size11 75021.961.29221.0621.7822.67Roa11 7500.0390.1150.0140.0370.066Mba11 7500.9110.9500.3600.6111.082Gdp11 7500.1240.0630.0810.1120.156营业收入上升的样本 D=0Lntax8 2980.1960.652-0.05420.1570.398Lninc8 2980.2550.3470.08910.1730.306营业收入下降的样本 D=1Lntax3 452-0.1130.645-0.354-0.07650.171Lninc3 452-0.2070.320-0.246-0.124-0.054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1.税费粘性的存在性检验

为了检验税费粘性是否存在，对模型(1)-(3)进行了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仅研究税费变化与营业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显示Lninc的系数为0.751，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营业收入上升1%时，公司税费增加0.751%；D×Lninc的系数为-0.383，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营业收入下降1%时，公司税费仅减少0.368%(0.751%-0.383%)。模型(2)和模型(3)中依次增加了行业和年度、其他控制变量，发现Lninc、D×Lninc的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与模型(1)一致，说明在营业收入上升1%时，公司税费增加0.75%、0.74%，而当营业收入下降1%时，税费支出仅减少0.374%(0.750%-0.376%)、0.321%(0.737%-0.416%)。同时，无形资产比重、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对税费变化产生正向影响，销售成本率和投资机对税费变化产生负向影响。综合以上结果，我国上市公司的税费粘性特征确实存在，假设H1成立。

1) 及时扑救储罐火灾。储罐火灾持续一段时间才会发生沸溢，尽快扑灭火灾是防止储罐沸溢最有效的措施。储罐沸溢一般有前兆，例如油品表面有细小油泡沫，呈涌涨现象，火焰颜色由浓黑暗红变成泛白发亮，伴有“嘶嘶”声响等，应立即命令消防人员和车辆迅速撤离。

表3 税费粘性的存在性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Lninc0.751***(41.07)0.750***(40.36)0.737***(39.56)D×Lninc-0.383***(-10.35)-0.376***(-10.00)-0.416***(-10.92)Lev——0.019(1.06)Guint——-0.036(-0.91)Wuint——0.200**(2.30)S_Crate——-0.070***(-3.39)Size——0.021***(3.41)Roa——0.406***(7.68)Mba——-0.020**(-2.27)Gdp——0.189(0.96)Ind—控制控制Year—控制控制Constant-0.008(-1.12)0.041(0.85)-0.373***(-2.70)样本量11 75011 75011 750调整R20.1510.1520.159

注：***, **, *分别表示在 1%、 5%、 10%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内是 t统计值。

2.产权性质对税费粘性影响的检验

为考察企业的产权性质对于税费粘性的影响，使用三重交互模型将产权性质变量纳入，并分别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中进行回归，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结果如下表4所示。第(1)-(6)列，D×Lninc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绝对数值较为接近，再一次验证了税费粘性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均普遍存在。之后，关注三重交互项的系数进一步检验产权变量对税费粘性的影响。第(1)(2)列是利用全样本初步判断国有产权的引入是否会影响税费粘性，然而D×Lninc×Soe_h的系数均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的不同效应相互抵消导致，说明仅把企业分为民营和国有无法详细得到产权性质对税费粘性的作用，与前文预期一致。因此把国有产权再次区分，第(3)(4)列为民营和中央国企的样本回归结果，可以发现D×Lninc×Soe_c的系数均显著为负(-0.256,-0.277)，说明中央国有产权性质的引入加重了企业的税费粘性，当营业收入下降1%时，中央国企的税费下降幅度显著小于民营企业的下降幅度，假设H2a得到检验。第(5)(6)列是民营和地方国企的比较结果，D×Lninc×Soe_l的系数均显著为正(0.199，0.250)，说明地方国有产权性质的引入减轻了企业税费粘性的程度，营业收入下降1%时，地方国企的税费下降幅度显著大于民营企业，假设H2b得到支持。表4的回归结果证实了产权性质对税费粘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表4 产权性质与税费粘性

     

变量(1)(2)(3)(4)(5)(6)民营VS国企民营VS中央国企民营VS地方国企Lninc0.742***(31.83)0.728***(31.25)0.737***(38.21)0.725***(37.52)0.759***(34.51)0.744***(33.80)D×Lninc-0.395***(-8.65)-0.440***(-9.55)-0.406***(-8.69)-0.450***(-9.48)-0.392***(-8.52)-0.456***(-9.77)D×Lninc×Soe_h0.064(0.81)0.078(0.99)————Soe_h0.001(0.04)0.006(0.37)————Lninc×Soe_h0.019(0.51)0.021(0.55)————D×Lninc×Soe_c——-0.256*(-1.95)-0.277**(-2.11)——Soe_c——-0.022(-0.99)-0.020(-0.87)——Lninc×Soe_c——0.167**(2.34)0.166**(2.33)——D×Lninc×Soe_l————0.199**(2.19)0.250***(2.74)Soe_l————0.009(0.51)0.014(0.81)Lninc×Soe_l————-0.021(-0.51)-0.017(-0.41)ControlV—控制—控制—控制Ind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Year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Constant0.043(0.88)-0.365***(-2.61)0.040(0.82)-0.358**(-2.57)0.040(0.82)-0.376***(-2.72)样本量11 75011 75011 75011 75011 75011 750调整R20.1520.1590.1530.1600.1530.160

注：***, **, *分别表示在 1%、 5%、 10%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内是 t统计值。

3.政治关联对税费粘性影响的检验

表5是将政治关联变量引入三重交互模型的回归结果。首先考察全部政治关联对企业税费粘性的影响，结果如表第(1)(2)列所示，三重交互项D×Lninc×Pc_h的系数均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不同政治关联的双重影响相互抵消所致，说明仅把企业区分为有无政治关联仍无法具体得知其对税费粘性的影响效果。第(3)(4)列为有现任政治关联与无政治关联的样本回归结果，发现D×Lninc×Pc_n的系数均显著为正(0.170，0.175)，说明企业的现任政治关联可以显著减轻其税费粘性的程度，即有现任政治关联的企业税费粘性弱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假设H3a成立。第(5)(6)列汇报了仅有过任政治关联与无政治关联的样本回归结果，发现D×Lninc×Pc_a的系数均显著为负(-0.238，-0.255)，说明企业的过任政治关联会显著加重其税费粘性的程度，即有过任政治关联的企业税费粘性强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假设H3b成立。综上，不同类型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税费粘性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

表5 政治关联与税费粘性

     

变量(1)(2)(3)(4)(5)(6)有VS无现任VS无过任VS无Lninc0.686***(22.18)0.674***(21.83)0.753***(32.05)0.739***(31.44)0.714***(33.23)0.702***(32.68)D×Lninc-0.324***(-4.48)-0.363***(-5.03)-0.446***(-10.05)-0.485***(-10.83)-0.241***(-4.71)-0.281***(-5.49)D×Lninc×Pc_h-0.086(-1.03)-0.087(-1.04)————Pc_h-0.044*(-1.89)-0.047**(-2.01)————Lninc×Pc_h0.100***(2.60)0.098**(2.54)————D×Lninc×Pc_n——0.170*(1.66)0.175*(1.71)——Pc_n——-0.024(-0.97)-0.027(-1.09)Lninc×Pc_n——0.056(1.30)0.053(1.22)D×Lninc×Pc_a———-0.238**(-2.56)-0.255***(-2.75)Pc_a————-0.059**(-2.38)-0.059**(-2.39)Lninc×Pc_a————0.153***(3.21)0.150***(3.18)ControlV—控制—控制—控制Ind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Year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Constant0.078(1.48)-0.342**(-2.47)0.116*(1.82)-0.289*(-1.70)0.050(0.73)-0.550***(-2.89)样本量11 75011 7507 7267 7266 8326 832调整R20.1530.1600.1560.1620.1570.168

注：***, **, *分别表示在 1%、 5%、 10%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内是 t统计值。

4.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前文的研究结论稳健，做如下调整：首先使用了被解释变量税费变化的替代度量。借鉴李炜光和臧建文(2017)[11]的“当期应交税费”的概念，对于企业实际支付的税费衡量还考虑了资产负债表中“应交税费”的影响，因此，在前文税费支出指标的基础上考虑纳入期初期末应交税费，即以“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期末应交税费-期初应交税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指标，对研究假设进行重新检验；其次，考虑到企业在亏损时不需要交纳所得税，且会因亏损抵扣对下一期税费支出产生影响，对发生亏损的1 062个样本进行剔除，重复上述回归；最后，鉴于制造业企业构成了上市公司的主要部分，且涉及的税费也较为全面，其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对以上结果进行佐证，运用制造业共计7 392个样本(占全样本比例为63%)重新进行回归。综合以上检验的结果，实证分析的结果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说明上文结论是较为稳健的[注]限于篇幅，并考虑到稳健性检验与主检验结果是基本一致的，未在文中展示稳健性检验结果，如有需要，可直接联系作者。。

2.1.2 数据需求分析。以内蒙古范围内的基础地理信息底图数据和社会人口经济需从各年度进行统计，将统计结果抽取汇总到Excel表格中，并实现通过系统功能导入数据库。

表6 产权性质、政治关联和税费粘性

     

变量民营中央国企地方国企现任过任现任过任现任过任Lninc0.726***(24.28)0.685***(24.83)0.861***(10.24)0.945***(11.37)0.702***(15.57)0.672***(17.19)D×Lninc-0.532***(-9.45)-0.299***(-4.45)-0.713***(-5.09)-0.752***(-4.54)-0.304***(-2.96)-0.157*(-1.69)D×Lninc×Pc_n0.271**(2.41)—0.226(0.82)—0.232(1.53)—D×Lninc×Pc_a—-0.420***(-4.20)—0.165(0.70)—-0.165(-1.02)ControlV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Ind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Year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Constant-0.780***(-3.52)-0.737***(-3.32)0.611*(1.85)0.596*(1.80)-0.165(-0.63)-0.161(-0.61)样本量6 4546 4541 7981 7983 4983 498调整R20.1670.1690.1270.1260.1720.172

注：***, **, *分别表示在 1%、 5%、 10%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内是 t统计值。

5.进一步研究

通过前文的分析，发现不同类别的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都会对税费粘性产生影响。那么当政治关联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存在时，是否还能显著地影响企业的税费粘性呢？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天然的股权关系，其行为决策受到最终控制人角色的干扰较强，而民营企业所有权相对独立，其行为决策主要受到自身动机的影响，政治关联已经成为不完善机制下民营企业维护政企关系的重要途径。所以，政治关联可能在民营企业当中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大，而在国有企业中则相对受限。对此，将上市公司按产权性质分类，分别进行政治关联与税费粘性的回归分析，可以考察政治关联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发挥的作用，表6汇报了结果。研究发现，三重交互项系数的只在民营企业样本组中显著，且符号与前文结果一致，说明相较于政治关联，产权性质对税费粘性的影响起主导作用，现任政治关联可以缓解税费粘性，过任政治关联会加重税费粘性的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税费负担的合理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2008-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企业税费变化相对于营业收入变化的规律，并考察了产权性质、政治关联在其中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税费在营业收入下降时的减少幅度小于在营业收入上升时的增加幅度，即粘性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确实存在。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对税费粘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中央国企的税费粘性更强，而地方国企的税费粘性最弱，民营企业居中；同时，现任政治关联的引入降低了企业税费粘性，过任政治关联的引入加重了企业税费粘性，且受产权性质发挥主导作用的影响，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具有较大的现实启示。

税费粘性的存在，与税费在收入增减时对称变化的认识有所背离，企业在收入下降时没有得到相应幅度的税费减少，客观上恶化了财务困境，加重了财务拮据成本，主观上增加了企业管理者的税负痛感，削弱其经营信心，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升级和国家“降成本”战略的实施成效。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重视并积极干预税费粘性的形成，对于增强企业的信心、支持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建议政府在完善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落实“降税减费”政策的大方向上，坚持公平与效率原则，规范税收征管工作，减少政企征纳摩擦，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减少不合理干预和非税成本。同时，特别考虑结合纳税信用评级优化税收优惠的目标体系、政策方针与管理手段，提高优惠效率，在企业经营不景气时有针对性地施以援手，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企业应认真解读国家税收政策，积极进行税收筹划，争取税收优惠，减少税费成本；明确把握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充分利用普惠政策提高科技创新投入和效率，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对企业税费粘性产生异质性影响，说明非正式机制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与我国建立政企分离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所偏离，为此，国有企业要持续纵深改革，剥离不必要的社会职能，同时强化危机意识，提升财务预警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释放市场活力；民营企业要提高职业管理能力，减少机会主义倾向，强化纳税人权利意识[39]，通过合理方式减少税费粘性压力。总之，营造政企主体明确、权责分明的健康市场环境，有助于政府和企业共同降低税费负担、促进税收公平，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本文仅是对企业税费粘性的初步探索，仍然存在如下的不足。第一，关于税费粘性存在的原因探讨得并不全面，且只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二，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无法分析企业与政府税收征管方面的博弈与利益冲突，因而未能对产权性制、政治关联对税费粘性的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第三，税费粘性的经济后果有哪些，例如税费粘性与企业创新投入、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等尚未明确。以上局限有待另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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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rietary Nature,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Tax Stickiness

GAN Sheng-dao, YANG Wei, WANG Hong

(Business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00,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5 to make an empirical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duction of tax when the business income decreases is less than the increase of tax when the business income increases comparably. That is to say, the corporate tax has a significant stickiness characteristic, which means that the corporate tax doesn’t decrease enough when the business income decreases, but increases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prietary nature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 hav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n tax stickiness. 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the highest tax stickiness, while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the lowest tax stickiness. In political connection, the current political connection reduces tax stickiness, while the excessive political connection enhances tax stickiness, which is more effective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the proprietary nature plays a leading role.

Key words：corporate tax; stickiness; proprietary nature; political conn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