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国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女性主义抗议活动使女性主义再度成为一个热词。韦氏词典编辑彼得·索科洛夫斯基(Peter Sokolowski)曾评论说：“没有任何一个词汇能够涵盖 2017年的新闻、事件和故事……人们在使用‘女性主义’这个词时意义较为宽泛。在2017年，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意味着什么？我想正是这一问题激发人们去从词典中寻找答案。”[注]据《好奇心日报》载，韦氏词典评出了2017年度词语，是“女性主义”，参见https://news.uc.cn/a_8927011465222451983/20180106。综观当今世界，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或者承认，女性主义及其抵抗政治都在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甚至国家和世界的政治格局与发展轨迹。女性主义抵抗政治(Feminist resistance politics)是女性主义在进行政治抵抗时所奉行的价值观和行动方针，对于女性主义运动实践具有直接的推动和指导作用。当女性主义不再是书斋中的理论演绎而成为改变社会和世界的行动时，女性主义抵抗政治便成为其中的应有之义。
美国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一直关注女性主义抵抗政治问题，并把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贯穿于自己的女性主义理论之中，成为一种鼓舞和激励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理论及实践发展的力量。鉴于巴特勒著述颇丰、理论观点晦涩难懂的事实，本文试图从她的著作《安提戈涅的诉求：生与死的亲缘关系》(以下简称《安提戈涅的诉求》)以及她所阐释的人物安提戈涅入手分析她的女性主义抵抗政治理论。
在解释学看来，“一切都是解释”，当一部作品问世之后，就连作者本人最终也不免被认为是解释者之一，因为他已经无法控制他人对自己作品的认知和理解。用这种观点理解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注]《安提戈涅》是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前406)完成的一部悲剧作品。索福克勒斯生活在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盛世，一生创作了130余部戏剧，被亚里士多德称赞为能把“人应当有的样子”作为原则来写作悲剧的人。再合适不过了。千百年来，围绕这部悲剧和悲剧人物安提戈涅所建构的话语似乎开启了高谈阔论传统与反叛、亲缘关系与国家、私领域与公领域、人意与神意、法律与神律、法治与人性甚至生与死关系的闸门，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它产生的时代、历史和剧作家的想象，在每一时代都能被关注、被讨论、被刷新、被重释，从而使其能作为经典著作和人物延续下去。[注] 例如，美国当代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奥茨认为：“《安提戈涅》的悲剧使人想到，悲剧是由执着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或者一种本质造成的，安提戈涅的悲剧是她自己，而不是别人。我受到启发：这也许是悲剧的本质——尽管很简单。感情用事的人相信事在人为，或者至少应该力争做到。这种人是不可能理解这一点的。这正是存在的悲剧——普遍性的为难。”安提戈涅式的性格在于她不是由于无法适应社会与现实而罹难，而是由于她拒绝妥协与顺应，她不是由于无法分辨真实与想象而濒于疯狂，而在于她顽强、固执地生活在她心造的世界之中。参见戴锦华：《阿黛尔·雨果的故事:一个心灵个例病案》，载《电影艺术》，1993(3)。这些评论试图揭示安提戈涅的悲剧命运以及这种命运与其性格的关联，然而，巴特勒的分析却深入到抵抗政治层面。
在《安提戈涅的诉求》一书的开篇，巴特勒便谈及自己研究《安提戈涅》的原因：“几年前我便开始思考安提戈涅，因为我想知道女性主义者反抗国家的努力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注]然而，在这一思考过程中，她却接二连三地感觉到“失望”，因为她最初把安提戈涅设想为一个舍命与国家抗争的人物，她的命运或许有助于人们认识和反思女性主义抵抗政治，例如美国女性主义者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抗议。然而，巴特勒很快就发现，如今的女性主义者更希望通过寻求国家支持来实现自身的目标，这与安提戈涅的做法刚好相反。这样一来，安提戈涅的反抗遗产似乎对于重塑当代女性主义抵抗政治便失去了意义，因为用露丝·伊丽格瑞的话说，安提戈涅只是“一个对抗国家主义、反对专制主义的榜样”。[注]不仅如此，在研究这部悲剧时，巴特勒又遇到两个“出乎意料”：一是由于《安提戈涅》中所呈现的亲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曾在无数历史场景中再现，因而巴特勒最初想探索作为一个女性政治反抗者，安提戈涅是如何通过一系列身体和言说行为对抗国家的，但她后来却发现，在黑格尔、拉康、伊丽格瑞等人的解读中，安提戈涅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她的抗辩之词是先于政治的、代表亲缘关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尽管这些言说为政治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却从未深入其中。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等人的阐释逻辑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并为无数的文学和哲学话语奠定了基础，于是，“安提戈涅越发地代表亲缘关系及其解体，克瑞昂越发地代表一种新生的、基于普遍原则的伦理秩序和国家权威”。[注]Judith Butler.Antigone’s Claim：Kinship Between Life & Death.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p.1,p.1,p.3.第二个出乎意料是黑格尔把亲缘关系置于伦理秩序的边界，即政治参与领域，而且也是可行的文化规范、具有合法性规范的边界来讨论。同样地，拉康基于结构主义假设，把安提戈涅置于想象界和象征界的边界，让她来宣布象征界的诞生，从此便有了指导语言和言说的法律与规范。巴特勒也看到，拉康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把一种理想化的亲缘概念变为文化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的前提。
那么，安提戈涅究竟是何人？她如同黑格尔、拉康等人所解释的那样，代表着亲缘关系、位于伦理秩序或象征界的边界而与政治无关吗？安提戈涅的诉求究竟是什么？女性主义抵抗政治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一、安提戈涅究竟是何人？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悲剧中的虚构人物——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女主人公。《安提戈涅》创作于公元前 442年。在索福克勒斯一生创作的130余部戏剧作品中，仅有七部流传至今，《安提戈涅》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
索福克勒斯的另一部悲剧《俄狄浦斯王》[注]在《俄狄浦斯王》中，特拜城创建者的第四代子孙拉伊奥斯由于诱拐过他人之子，在向阿波罗求子时接到一个神示：宙斯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你会死在自己儿子手上。于是，拉伊奥斯的夫人在儿子出生三天后便让人在其双脚根部各钉一钉，命一牧人把他弃之山中。然而，牧人却把他送给邻国国王收养，取名为俄狄浦斯，意为“脚肿的”。而后俄狄浦斯继承王位，弑父娶母，生下二女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以及二子埃特奥克勒斯和波吕涅克斯。是《安提戈涅》故事的前因。《安提戈涅》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特拜城闹瘟疫，必须查出杀死先王的凶手才能消灾，结果查出凶手就是俄狄浦斯王本人，当他得知自己弑父娶母的事实后便刺瞎双眼并退位，而他的妻子同时也是其母亲自缢身亡，他的两个儿子在争夺王位的对阵中身亡。妻舅克瑞昂继承王位，下令安葬他的一个儿子——埃特奥克勒斯，并宣布他的另一个儿子——波吕涅克斯为叛逆，下禁葬令，违者处死。而“在古希腊，埋葬和祭祀死者是一种习俗，且被视作神律。未被埋葬的死者，其灵魂是不洁净的，这会得罪冥王哈德斯以及天上众神”。[注]于是，安提戈涅陷入一种类似于存在主义的“荒谬”困境之中：如果埋葬哥哥波吕涅克斯，她会被处死; 如果不去埋葬，也会因触犯神律而受到天谴。她最终勇敢地选择了死亡，为了神律而反抗法律和国王克瑞昂，为了亲缘关系而对抗国家，用血肉之躯捍卫死者的尊严和权利。
最初，安提戈涅的妹妹伊斯墨涅不同意姐姐铤而走险，强调“如果我们触犯法律，反抗国王的命令或权力，就会死得更惨。首先，我们得记住我们生来是女人，斗不过男子；其次，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甚至更严厉的命令。因此，我祈求下界鬼神原谅我，既然受压迫，我只好服从当权的人，自不量力是不聪明的”。[注]这些话反映出在被压迫女性中普遍存在的两个观点：女人终究斗不过男人;被压迫者违抗强权者是不明智的，而且会死得很惨。然而，安提戈涅却提出了三个相反的理由：其一，应当遵奉神圣的天神而与城邦对抗，因为“一个凡人下一道命令”不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天，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注]其二,要尊重自己的亲人，要为他们尽义务，这并不可耻。“我要对哥哥尽我的义务”，“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我与我的亲人接近”。[注]其三,要奉行平等和爱的价值观。克瑞昂认为“好人不愿意和坏人平等，享受同样的葬礼”，“仇人决不会成为朋友，甚至死后也不会”。而安提戈涅却不相信这种仇恨，她提出“下界鬼魂会不会认为这件事是可告无罪的”问题，并且强调“我的天性不喜欢跟着人恨，而喜欢跟着人爱”。[注]索福克勒斯：《奥狄浦斯王》，64、71、81、70、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由此可以推论：安提戈涅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为了遵守神律敢于与俗世当权者对抗；她也是一个尊重他人、把义务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她还是一个具有平等意识和充满爱心的人。这些或许都是她悲剧命运的缘由，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她的悲剧也缘于她是一个女人——一个生活在她那个时代的女人。然而，既然她生活在一个不被人理解的时代，便有可能肩负起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政治使命。
二、安提戈涅的诉求：不同阐释者的逻辑在哲学思想史上，安提戈涅一直是一个广被关注的女性。尽管她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却引发了无数的争论和阐释。在《安提戈涅的诉求》中，巴特勒首先基于女性主义视角，以黑格尔、拉康和伊丽格瑞等人的阐释为例进行分析，而她自己的阐释和女性主义抵抗政治理论便是基于这些分析产生的。
巴特勒认为黑格尔的阐释有七个要点：(1)安提戈涅及其抗辩代表了亲缘关系，这种关系是先于政治存在的。黑格尔把这种亲缘关系置于伦理秩序和政治参与领域的边界，同时也是可行的文化规范、合法的成文规范的边界。(2)亲缘关系是政治和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却从未深入到后者之中。亲缘关系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安提戈涅“代表从母权制到父权制准则的过渡，也代表亲缘关系原则”。[注](3)“安提戈涅代表家神法，而克瑞昂代表国家法，黑格尔主张在两者冲突中，亲缘关系必须让位于作为正义最终裁决者的国家权威。”[注]支持安提戈涅的家庭伦理是“神的规律”，而克瑞昂所代表的国家伦理是“人的规律”。(4)亲缘关系准确地说是“血缘”关系而不是规范关系。亲缘关系尚未进入社会，社会关系是通过暴力压抑亲缘关系得以开创的。[注](5)即便在国家出现之后，亲缘关系亦可在服从国家权力的条件下存在，而国家为了自身问世和维持也需要依赖亲缘关系结构，家庭的理想是提供保家卫国的年轻人。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安提戈涅的逝去视为女性权力的丧失，这种女性权力随后被重新定义为母性权力，母亲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为国家养育战士。“公民身份要求部分放弃使男性成为公民的亲缘关系，而亲缘关系被保留下来的目的只是它能够生产男性公民。”[注](6)“对于黑格尔来说，安提戈涅不能具有公民地位，因为她在这种伦理秩序中无法奉献和获得承认。”[注]黑格尔所说的承认是相互承认(reciprocal recognition)，安提戈涅与波吕涅克斯的兄妹之情没有欲望夹杂其中，所以她只能获得亲缘关系意义上的承认。(7)黑格尔把安提戈涅视为一个法律上的“无意识”个体。虽然安提戈涅自认为在遵循神律，黑格尔却认为这些律令不能被书写，其来源也是不可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安提戈涅仅代表着“女性法律”，而在国家法律面前，这便是一种法律上的“无意识”。黑格尔也强调，事实上这种“无意识”一直“与意识联系在一起”。所以，安提戈涅是以“正当”行为为由有意识地违法犯罪，她与其父俄狄浦斯不同，至少后者由于不知情而犯罪，而且事后充满悔恨。安提戈涅反抗行为的“正当性”恰好寓于其犯罪性之中，但她却没有任何犯罪感，“安提戈涅似乎并没有犯罪感，虽然她断言自己行为是正当的，同时也会意识到证明这一行为正当性的‘法律’在克瑞昂那里却是一种违法犯罪。”[注]黑格尔还认为，“在犯罪中，隐含着赋权(entitlement)主张，赋权——获得一种必要的权利，同时违反另一部法律”。[注]尽管安提戈涅要求赋权，但却把不能算作法律的“法律”当成行为根据，这使其行为毫无正当性可言。在任何传统意义上，她所求助的“法律”都不能概念化为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超出了法律范围，超出了概念范围，使她的行为及其辩论除了违法之外什么都不是”。[注]
如果说黑格尔试图把安提戈涅及其行为视为一种历史过渡，明确地割断了亲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把安提戈涅当成“前”政治人物封存到历史尘埃之中，那么，拉康却在继承黑格尔某些遗产的前提下，把亲缘关系与社会关系、想象界与象征界关联起来，承认某种亲缘关系启动了语言和言说结构并构成社会关系的能动因素。虽然与黑格尔相比，拉康在这一点上有所进步，但他同样宣布亲缘关系不是社会性的。“对于拉康来说，亲缘关系被提炼为语言结构的驱动力，一个象征界可理解性的前提条件，并由此脱离了社会领域。”[注] Judith Butler.Antigone’s Claim：Kinship Between Life & Death.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p.1,p.4,p.3,p.12,p.13,p.32,p.32,p.32,p.3.拉康把安提戈涅作为一个研究案例，让她提供一种理想的亲缘关系和进入象征界的路径，在象征界里，她也爱兄长波吕涅克斯，但爱的却不是他的具身，而是他的“纯粹存在”。准确地说，象征界是通过消解和否定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来实现的，它并不等于任何碰巧占据这一位置的人。这样一来，拉康便以象征界为基地把亲缘关系和社会关系分割开来，使社会关系的亲缘关系来源，或者反过来说亲缘关系的社会性作为某种完整的、不可追溯的东西以及不变的意义封存起来，而且这种亲缘关系也被当成一种语言功能。于是，便有了下列的假设：(a)亲缘关系在儿童获得语言的那一刻被建立起来，(b)亲缘关系是一种语言功能，(c)语言和亲缘关系并不是可以改变的社会制度，至少是不容易改变的。“所以，从黑格尔到拉康，都认为安提戈涅在捍卫一种不能被标志为社会性的亲缘关系，它遵循着可以使社会关系被理解的准则，然而，同以往一样，这种社会关系代表着对亲缘关系致命的偏离。”[注] Judith Butler.Antigone’s Claim：Kinship Between Life & Death.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p.15.因而，与黑格尔相比，拉康的进步在于看到了亲缘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肯定前者在象征界具有语言功能和激发社会关系的能动性，并把象征界中的人视为一种“纯粹存在”，把欲望或爱欲的对象变成一种抽象意义上的人，这一进步意味着拉康发现了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性或语言准则，认为它们支撑起亲缘关系并为这种关系编码，例如“我”“你”“我们”“他们”，儿童在习得语言时必须依赖这些人称指代，它们是普遍的和一成不变的，或者是不易变化的。亲缘关系需要语言来建构，而它也在语言中得以保留和延续。
巴特勒认为，伊丽格瑞的阐释具有女性主义特色，因为伊丽格瑞看到，在《精神现象学》中安提戈涅是“共同体生活的永恒的讽刺”，她“并没有屈服于城邦法，屈服于它的权威，屈服于家中的男人——克瑞昂的法律”。她没有朋友，没有丈夫，没有眼泪，独自一人向那条被人遗忘的小径走去，走向一个封闭在岩石中的洞穴，永远也照不到阳光。然而，至少安提戈涅大声地呐喊过，并“以这种方式成为一种声音——那种与人民，与奴隶，与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反抗主人的人们团结起来的声音”。[注]巴特勒欣赏伊丽格瑞的这一分析，虽然伊丽格瑞也把安提戈涅置于现存政治之外，但并没有将其禁锢在私人领域，而是让她以政治外在者的身份进行言说，从而冲破既定的伦理秩序，动摇了亲缘关系与社会、国家之间的稳定关系，并把亲缘政治这一古老的西方哲学难题抛到当今社会。同时，伊丽格瑞让安提戈涅所代表的亲缘关系成为连接母权法与父权法的桥梁。此外，伊丽格瑞也强调“兄妹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两个本质之间的一种平等承认和非暴力合作，在这其中，人律和神律都获得一种普遍性”。[注]然而，由于人类社会是基于性别差异建构法律准则的，兄妹双方很快便意识到彼此间的敌对、否定和死亡关系。“因为法律准则不可能出现一方与另一方价值相同，并且同样公平的情况”。[注] Luce Irigaray.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p.218,p.222,p.222.这迫使人们最终必须遵从自身的伦理本质去行动，对自身性别保持一种源于本性的忠诚立场。
三、安提戈涅的诉求：巴特勒的逻辑基于女性主义立场，巴特勒把黑格尔和拉康等人对安提戈涅诉求的阐释视为父权制政治的体现，而她的阐释是在反思、批评、解构这种政治过程中形成的。巴特勒的阐释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本体论、认识论层面；政治哲学层面。前者体现为她对于黑格尔等人二元论的解构和批评，后者体现在她对于安提戈涅之死的文化和政治反思中，并进一步揭露了父权制为安提戈涅定罪的荒谬性。
首先，巴特勒认为黑格尔等人的阐释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把亲缘关系与社会关系、把自然与文化割裂的二元论，于是，她以“亲缘关系与文化关系究竟是何种关系”的提问来质疑这种二元区分。如前所述，黑格尔把亲缘关系置于伦理秩序和政治参与领域的边界，拉康也把亲缘关系置于想象界和象征界的边界。巴特勒认为，在这些学者的阐释中似乎都有一个时间节点，正是在这一点上，自然与文化被割裂开来，亲缘关系被置于自然领域，文化被安置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并未把文化和自然截然分开，也充满辩证思维地让亲缘关系在文化中起到桥梁或者酵母作用，然而，在论述安提戈涅及其反抗行为时，他们却无一例外地相信她代表着一种前政治、前文化的伦理和亲缘关系，遵循着“神律”而不是“人律”，局限在亲缘关系的私领域之中，并试图与代表未来和文明的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以及国家权力对抗，因而必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于这种撕裂性的二元论思维，巴特勒提出了“安提戈涅是否代表亲缘关系”的问题。显而易见，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的后代，由于乱伦关系而出生，不可能是理想亲缘关系的代表，而克瑞昂的王位却来自他的亲缘关系。所以，安提戈涅与克瑞昂之间的对抗不可能是那种纯粹的自然与文化、前政治与政治、亲缘关系与社会关系、母权制与父权制、伦理与法律、社会和国家政治之间的对抗。正是由于这种不可能性，人们便不应如同黑格尔及其后继者那样继续演绎那种自然与文化的割裂，而应以逆向思维去反省这种割裂是否任意的、武断的，有悖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事实上，“自然的概念永远都是文化的表述”，自然界已被人类打上了深刻而复杂的烙印，要探求一种能得到承认、可以定义的自然很可能是徒劳无功的。[注]威廉·贝纳、彼得·科茨：《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既然自然与文化都是人为的概念，亲缘关系也不可能脱离文化表述，安提戈涅实际上代表的是社会中的亲缘关系，她的行为是对所处社会标准的偏离，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社会悲剧。
巴特勒认为，拉康的二元论主要体现了象征界和社会法律之间的区分，而这实际上也是不能成立的。20世纪50年代，象征界成为拉康理论的专有术语，“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象征界被理解为规范欲望的法律领域”。这一情结来自具有象征意义的乱伦禁忌，正是这些禁忌把每个家庭成员规范固定在专有的位置上。换句话说，这个位置便象征着“正常的”概念。巴特勒认为，拉康的这一结构主义观点对当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和文化理论以及性别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一观念来看，我们可以追问，是否存在一种亲缘性社会生活？一种可能很好地适应亲缘关系变化的社会生活？”[注] “在我看来，象征界和社会法律之间的区分最终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不仅象征界本身是社会实践的残留，而且亲缘关系的激烈变化也要求重新预设精神分析学以及当代性别研究与性研究的结构主义假设。”[注]以所谓的法律作为亲缘关系的最终仲裁者，赋予这种法律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事实上只是一种武断的权力安排：“这难道不是用神学手段来解决并无最终规范形式的、人类性关系安排的具体困境吗？”[注]因而，巴特勒试图消解象征界和社会法律之间的二元区分，消解拉康的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结构主义准则。
在政治哲学层面，巴特勒认为安提戈涅之死意味着文化和政治承认方面的局限性。“安提戈涅之死难道不是让我们认识对于文化和亲缘关系可理解性的限制，反思这种限制意义的必修课吗？……或者说，她的死反映了一种需要当作政治权力操控来解读的局限性，是这种权力操控决定了哪些亲缘关系形式可以理解，哪些生命能被算作可活的生命。”[注] Judith Butler.Antigone’s Claim：Kinship Between Life & Death.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p.18，p.19，p.21，p.29.在这里，巴特勒引入女性主义思维“个人都是政治的”来分析：对于一个人的死，或者说安提戈涅之死，更应当思考文化和政治承认问题，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理解为亲缘关系(私人领域)与公共秩序的冲突，或者像拉康那样的象征界欲望和语言。在巴特勒看来，是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所代表的政治权力结构对于安提戈涅及其诉求的强烈排斥酿成她的悲剧。黑格尔说安提戈涅与波吕涅克斯的兄妹之情没有欲望夹杂其中，他们之间只有承认的内在动力却没有相互承认，但巴特勒却指出，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最初讨论的欲望就是承认的欲望，即在他者身上寻找自我，在与他者的捆绑中发现自我的欲望，一个人既恐惧成为他者，又被他者所捕获，没有这种情感上的捆绑关系，也就不存在承认。这种相互承认的戏剧性始于意识到自我的丢失——丢失在他者之中，并已成为自身的局外人，自我由此作为他者而存在，实际上就存在于他者之中。承认是由从他者那里寻找自我的欲望来驱动的，意识在寻求自我的回归，不仅意识到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自我，也接受了由这种不可能带来的变化。从这一逻辑来看，黑格尔承认兄妹之间有承认的内在动力却否定他们之间有欲望的逻辑是无法自洽的。黑格尔也主张，“承认”意指主体之间的一种理想关系，每一主体都把另一主体看成与自己是平等的和分离的，只有当一个主体得到另一个主体承认时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因而，在巴特勒看来，欲望在这里仅仅是一个托词，安提戈涅的悲剧仅仅在于她在自己文化和政治中没有身份、主体性、公民地位，所以得不到承认，关键的问题并非她是否有欲望和欲望什么，而是何种政治和文化承认的局限性置她于死地。
巴特勒进一步揭露了“父权制”政治以维护共同体利益为名给安提戈涅定罪的荒谬性。她追问说：如果犯罪感和忏悔都必须以对国家和公共领域的意识为前提，是否所有女性都无法体会到黑格尔所说的犯罪感？“我在这里所说的公共领域依情况被称为共同体、政府和国家”。[注]安提戈涅在公共领域作为愤怒的主体提出权利要求，这种行为在黑格尔看来完全是一种自不量力，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罪行——法律上的“非存在”和“无意识”个体、代表亲缘关系的“前政治主体”、以“神的规律”对抗“人的规律”、以家庭伦理抗拒国家伦理、以“血缘”关系抗拒规范关系、明知故犯地违法和反对国家等。巴特勒指出，黑格尔所列罪名的核心即安提戈涅是女性，代表着“女性法律”，她僭越到公共领域，在那里讲演是克瑞昂和黑格尔所不能解接受和原谅的。因为公共领域“只能通过干预(interfering)家庭幸福才能存在，因此，它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内部的敌人——女性(womankind)。女性是共同体生活的永恒的讽刺’”。[注]这似乎是黑格尔通过大量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女性属于私人领域，只能囿于和代表家庭伦理、“女性法律”和“神的规律”，也正是由于这种定位，她们不仅不能获得公共领域的权利和公民身份，得到文化上的承认，而且会成为共同体的“天敌”，因为她们有可能为了保护家庭和亲人抵抗公共领域。不仅如此，而且“这个‘女性’会使普遍性堕落(perversion)，把国家财产和装饰物变为家庭所有，用国家的各种物件装饰家庭，用国家的设备生产旗帜和披肩，这种普遍性的堕落并不具有政治含义。实际上，‘女性’行为并没有政治性，只是构成一种堕落，把政治领域——一个由普遍性支配的领域私有化”。[注]巴特勒认为黑格尔把对维护共同体利益的激情和对个人主义的愤怒都转化为对女性及其化身安提戈涅的愤怒：“当一个人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时，她就是一个反对国家的罪犯，更为重要的是她犯了个人主义罪行。”[注]因此，克瑞昂镇压安提戈涅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共同体只能通过镇压这种个人主义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女性的这种对于家庭和亲人的爱，把公共财产挪为私有财产的个人主义精神，即便没有政治含义，也应当通过国家机器进行暴力镇压。这样一来，安提戈涅无论如何都是罪该万死、万劫不复的。
巴特勒也看到，拉康更多的是在精神分析、符号学和本体论意义上分析安提戈涅的反抗行为，反对将“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对立起来，但他同样在亲缘关系的边界把安提戈涅置于死地，支持宣判其死亡的法律。出于精神分析的旨趣，拉康试图分析安提戈涅面临死亡时内心的欲望冲突。他认为，黑格尔把安提戈涅行为视为亲缘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对立是错误的，与安提戈涅对峙的不是法律的象征克瑞昂，而是他的欲望，那种偏离正轨、最终会导致自我毁灭的欲望。安提戈涅也同样受困于欲望，所以“拉康把安提戈涅的问题重新建构成‘行善欲望’，即由符合伦理标准的欲望所带来的内在困境”。[注]他相信人们有一种谜一般追求善的欲望轨迹，主体最终会发现自己从未完全揭开这种欲望的谜底。因此，拉康集中讨论安提戈涅如何由于欲望而自我毁灭的问题，把她的反抗视为在承受最后的苦难。巴特勒在对拉康的分析中发现了“界限”和“存在位置”的概念：“安提戈涅毫不费力地呈现出的形象也意味着‘界限’和‘存在位置’，这是一个生命中不能准确把握的界限，但是生者的行为却构成一个自身不能跨越的边界，一个同时构成并摧毁生命的边界。”[注] Judith Butler.Antigone’s Claim：Kinship Between Life & Death.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p.35，p.35，p.35，p.36，p.46，p.49.这一界限也是“可活的生命”界限，拉康认为这个界限是安提戈涅自己设立的，是“她感觉到不能被侵犯之处，作为一个道德存在不能超越法律的地方”[注]，尽管这部法律是不成文的“神律”。巴特勒却指出，如果“安提戈涅代表着一种与象征界进而与生命相反的思考，或许因为她的诉求所要挑战的正是由象征界所建构的可活的生命概念。实际上，这种诉求并非发生在象征界或者公共领域之外，而是刚好出现在这个范围之内。”[注]如此看来，拉康所称的“可活的生命”界限并不是由安提戈涅本人设置的，而是文化和政治的界限，安提戈涅也并非死于象征界和公共领域之外。
四、抵抗政治：一种新的政治可能性通过《安提戈涅的诉求》一书，我们可以提炼出巴特勒女性主义抵抗政治的四个要素：(1)肯定政治抵抗的意义；(2)关注抵抗行为中的易受伤害者；(3)从权力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分析父权制文化与政治的排除性本质；(4)确立为承认而斗争的目标。
首先，巴特勒肯定了抵抗政治的意义。她认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于人的境况的分析存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因为“阿伦特没有解释为什么一种前政治的专制制度或者‘政治’为何必然要延伸到欠缺人之资格的群体，这些人不被允许进入到公共领域的对话中来，然而，只有在公共领域，人才被通过词语和行为建构起来，而且当这些词语转化为行为时，便成为最有力的建构”。[注]巴特勒需要回答阿伦特没有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一种前政治的专制制度或者“政治”必然要延伸到欠缺人之资格的群体？如何促使这一延伸发生？她认为这需要来自被压迫群体的抵抗政治行为，应当说巴特勒写作《安提戈涅的诉求》的初衷就是力图建构一种抵抗政治，尤其是女性主义抵抗政治理论。如前所述，巴特勒欣赏伊丽格瑞对于安提戈涅诉求的女性主义分析，认为尽管伊丽格瑞也把安提戈涅置于现存政治之外，但并没有把后者禁锢在私人领域，而是让她以政治外在者的身份进行言说，从而冲破既定的伦理秩序，动摇了亲缘关系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稳定性。安提戈涅“行为，她言说，她成为由于言说行为而犯下重罪之人，但是，这种死亡超越了她的生命，进入死亡本身所期冀的可理解话语之中，一种偏离的和史无前例的社会形式之中”。[注] Judith Butler.Antigone’s Claim：Kinship Between Life & Death.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pp.51-52，p.54，p.81，p.82.
其次，巴特勒敏锐地观察到，在每一次抵抗活动中，都可以发现一个易受伤害的群体。“每一种违抗都是试图暴露一种易受伤害性，提出一种与这个世界建立另一种关系的权利主张。这是一种置身于被承认的政治术语之外的那些主体的抵抗形式，无论这些主体是女性主义者、左翼人士还是民族主义者。”[注]在巴特勒看来，安提戈涅已经不只是一个女性，她可能是无数女性和男性，当“一个男人上街参加反饥饿示威游行时，便接受自己作为‘安提戈涅’的角色，它关系到越轨政治和易受伤害性”。[注] Nukhet Sirman.“When Antigone Is a Man: Feminist ‘Trouble’ in the Late Colony”.Judith Butler, Zeynep Gambetti, and Leticia Sabsay (eds.).Vulnerability in Resistance.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p.191,p.191.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剥削压迫，受害者便会如同安提戈涅一样不断地反抗下去，通过各种形式伸张自己的权利，安提戈涅的遗产并没有失去意义，因为它被以各种形式和各种政治事件延续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便不难理解为何许多后来者都试图与时俱进地重释《安提戈涅》这部悲剧，因为它是抵抗政治的源头，它与人类文明一样久远，并不断带来道德、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开启一个又一个新时代。在新近出版的著作《抵抗中的易受伤害性》中，巴特勒更为深入地讨论了抵抗政治与易受伤害性之间的关系：“我想指出的是，即便公开抵抗导致易受伤害性，易受伤害性促使抵抗，准确地说，易受伤害性也不能通过抵抗来克服。但在政治变革中，它可以成为潜在的动员力量。”[注] Judith Butler.“Rethinking Vulnerability and Resistance”.Judith Butler, Zeynep Gambetti, and Leticia Sabsay (eds.).Vulnerability in Resistance.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p.14.
再次，巴特勒试图从权力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分析父权制文化与政治的排除性本质。无论是如同黑格尔一样把安提戈涅置于私人领域，还是像拉康那样把她置于想象界和象征界的边界；无论是以“前政治的主体”、法律上的“非存在”和“无意识”个体以及公共领域和共同体的“敌人”，还是以“欲望冲突”“界限”“存在位置”以及“可活的生命”概念来阐释安提戈涅的行为，实际上最终都离不开文化承认上的局限性以及权力结构在背后所起的决定作用。黑格尔公私领域的划分和拉康的象征界运行机制都是以“排除”安提戈涅的主体地位为基础的，是社会机制使安提戈涅的诉求被拒斥、排除和否定，在公共领域和象征界的入口处，安提戈涅总被视为一种被排除的、无法标记位置的存在。
最后，巴特勒为女性主义抵抗政治设立了“为承认而斗争”的目标。这也是安提戈涅反抗以及抵抗政治的正当理由和目标。“当面对《安提戈涅》中不可表达的事物时，我们不也是正面对由社会制度建构的那种理解限度以及那种忧郁症——在它之中，被语言所不可理解的生命作为鲜活的生命有可能被埋进坟墓吗？”[注]巴特勒引用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观点强调：“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不具有充分公民权的人们日益增多的时代。这些人作为法律主体的本体地位被悬置起来。这些既不是被大屠杀摧毁的生命，也不是被合法社群——在这里承认的标准允许一个人成其为人——所容纳的生命。”[注] Judith Butler.Antigone’s Claim：Kinship Between Life & Death.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pp.80-81,p.81.阿伦特把安提戈涅、女性和无数被压迫者的这种生存状况描述为生活在“阴影地带”(shadowy realm)，这里的人们被公共领域关于“人”的建构排除在外，而正是由于这种排除，他们的生命才渐渐地消损。因此，巴特勒想重新确立安提戈涅的政治主体地位，把她视为一个具有能动性的政治主体。当安提戈涅不再保持沉默、站出来反抗公共领域和象征界政治对自己的排斥时，她便成为自身欲望的主人，获得一种新的身份，去争取新的政治可能性。她所争取的承认不是基于个体主体性，而是互动主体性的承认。“黑格尔相信，主体为了其身份得到相互承认的斗争导致内在的社会压力，趋向于构建为自由提供保障的现实政治制度。个体对于自己身份得到主体间承认的权利主张从一开始便作为道德上的紧张关系进入社会生活之中，并由来已久地超越制度化的社会进程——通过不断否定冲突的路径——达到一种相互自由生存的状态。”[注] Axel Honneth.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1995,p.5.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承认不仅始终与“身份”概念紧密联系，也更多地具有政治、伦理和文化意义。为承认而斗争实际上也是为公民权利，尤其是女性的公民权利而斗争。 “‘承认’作为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古老范畴，在当代政治理论中得到复兴，用以证明今天的人们为身份和差异而斗争的意义。”[注]南茜·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尔：《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许多物品的奇妙意义，常常与它们的象征意义紧密相连……要将奇妙的意义和象征意义决然分开，往往是不可能的。”[注] 加斯帕·格里芬：《荷马史诗中的胜与死》，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事实上，安提戈涅令人久久难以忘却的原因是人们从她身上演绎出的各种象征意义,它们看似漫不经心地散落在文学、哲学、法学和政治学以及性别研究中，实则却成为贯穿古老西方哲学的难题。由此可见，《安提戈涅》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她所诞生的时代。巴特勒并不是一个躲在书斋里构建形而上学体系的思想家，而是一个革命者，她直面现实、直指人心，痛恨权力结构通过“可活的生命”界限对于人类尊严的践踏和剥夺。“9·11”事件后，巴特勒出版了《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一书，讨论人类生命的易受伤害性和脆弱性，从国际关系角度思考“如果从‘受到伤害的可能’与‘伤害别人的行为’两个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如何深刻反思政治生活”，以及“伤害令我们思考，我们的生命依赖他人，我们依赖那些未曾相识且永远不会相识的陌生人”的问题。她认为当今美国社会虽然正面临严重的安全问题，但“如果国家主权受到了挑战，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不择手段，以牺牲公民自由、镇压政治异见为代价维护主权”。一种新的政治可能性基础是尽一切可能避免暴力，“人们将尽一切可能避免暴力，人类不可避免的相互依存状态将成为全球政治共同体的公认基础”。[注]从这一意义上说，巴特勒的抵抗政治追求的目标是消除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暴力，意识到人类本身的易受伤害性和相互依存性，不再以任何文化、话语、权力和制度建构把人作为“非人”排除在外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相向。“不要忘记列维纳斯的话，‘面孔’乃是苦难的声音，它尚未成为语言或者已经不再是言语；‘面孔’使我们领悟到他者生命的脆弱不安，它既激发了我们的杀欲，又禁止我们真正杀人。”“他者的‘语言’道出了生命的脆弱不安，也确立了非暴力伦理的持久张力。”[注]朱迪斯·巴特勒：《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1-2、121-122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因而，当安提戈涅提出自己的权利诉求时，她实际上是在使用现行文化中“尚未成为语言或者已经不再是语言”的声音暴露自己的易受伤害性，呼唤他人的理解和关怀，这是一种非暴力的伦理呼声，但在父权制的历史和阐释中，她的这一行为却引发了更大的暴力——消灭她的生命。然而，这种抵抗政治并非没有意义，尽管“易受伤害性也不能通过抵抗来克服, 但在政治变革中，它可以成为潜在的动员力量”。[注] Judith Butler.“Rethinking Vulnerability and Resistance”.Judith Butler, Zeynep Gambetti, and Leticia Sabsay (eds.).Vulnerability in Resistance.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p.14.由此可以推论，巴特勒并不倡导暴力革命，而是希望以非暴力的形式消除暴力，但从安提戈涅的命运和人类历史权力更迭以及社会变革的事实来看，巴特勒的这一主张不可避免地具有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比，这或许便是巴特勒理论的局限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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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29 10:2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