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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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四）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1、“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有哪些？
答：“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国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共和国历史上一场大灾难，教训是异常深刻的。
第一，必须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被消灭，其残余分子不可能再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更不可能在党内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因此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彻底否定。同时也要看到，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此，我们既要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正确处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种社会矛盾，也要反对那种认为阶级斗争已完全熄灭的观点，对于极少数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应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 。
第二，必须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制度是决定因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同上书）。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是一种先进的制度。但是我国政治体制还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家长制、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等等，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和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而“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病，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为了防止悲剧的重演，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在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文化大革命”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次疯狂的践踏。要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我们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制止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使制度和法制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保证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的强大武器。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任何领导人不能修改宪法和法律，要使已经建立的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真正地由“人治”走向“法治”。
第三，必须大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文化大革命”从反面证明了，错误的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也就会变成对整个社会生活造成巨大破坏的力量。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之所以遭到这场灾难，是我们党在一个时期对理论学习和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正确把握的结果，以致全党当时普遍接受了毛泽东的那一套“左”倾错误理论，而很少人提出质疑和不同意见。也正因此，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大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驾驭全局，掌握主动权；才能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避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才能不断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把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胜利地推向前进。”
总之，“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教训是丰富且深刻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正是系统总结了这些历史教训，从而才在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方面，实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为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