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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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三）
第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1、八大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是什么？
答：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明确提出马列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苏联和别国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又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的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是毛泽东同志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冲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体现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要立足于本国，学习外国，中外结合，走自己的路的明确态度。在更高的层面上提出了全方位借鉴学习别国的长处，更主要的是寻求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走自己的路的要求。
第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这也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围绕这个方针，提出要处理好涉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十个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是把国内和国外的、党内和党外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的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基本思想的依据就是紧紧抓住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为完成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
第三，提出了经济建设的一些基本方针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是明确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这不是简单地把原来的重、轻、农的颠倒，而是突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这既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也是实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重要步骤，并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二是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指出，“工业化道路，可以和苏联有些不同”同时坚持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并举，农、轻、重并举，两条腿走路的经济建设方针：三是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第四，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意义重大。
2、60年代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实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内容主要有哪些？
答：1961年8月，国家计委根据中共中央意见,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在《报告》中指出,1961年国民经济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恩来建议把“整顿”改为“调整”并增加“充实”二字，这就完整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会议听取、讨论，并通过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会议正式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基本内容是：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失调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获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质量和经济效益。根据这一方针，会议要求在1961年国民经济的安排中，要尽可能提高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努力加强农业战线。
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停止了“大跃进”，这标志着在这个阶段中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从此我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但也应该看到，这次全会仍然继续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是正确的，对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也认识不足，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并未彻底清算。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首先从农业开始,主要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农业生产。主要措施有：①在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关系上，明确人民公社的体制一般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规模不宜过大，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规定公社对生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强加干涉，也不得无偿调用生产队所有和支配的资金、物资等，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和小农具等生产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开放农村集市贸易。②在分配上取消过去实行的部分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严格实行评工计分和按工分配办法，从而解决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③从各方面精简人员 ，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到1961年底，全国精简职工873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国家减少城镇粮食供应量22.5亿公斤 ，少发工资15亿元，仅1961秋到1961年春,新增加农业劳动力就达2913万人。④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1961年农产品提价幅度分别为：粮食20%、油料13%，生猪26%，禽蛋37%，对粮食还实行超购加价办法，1960年全国粮食平均加价5%，对棉花、油料等主要经济作物实行奖励政策。⑤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1960年和1961年，国家拨出钢材151万吨，以支援农业和农机制造，增产化肥和农药，提高农业和支农工业的投资比重。经过一系列调整措施，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形势日趋稳定，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
其次,对工业进行调整。调整工业的主要措施是：①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去。对1961年计划作了较大的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由167亿元降为87亿元，钢由1900万吨降为850万吨，粮食由2050亿公斤降为1350亿公斤。1961年实际执行情况与这些指标大体相符 。②整顿企业秩序。“大跃进”使许多企业管理混乱，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废弛，设备损坏，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降低。根据这种情况,中央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即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材料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即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③在工业管理中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把过去下放过多的权力集中到省、市、自治区一级。同时在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和监督。
再次，对商业也进行初步调整。主要是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减轻市场需求压力，积极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生产，增加市场供应能力。同时，国家对粮、棉等18种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定价定量供应办法，对一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恢复“大跃进”以来被撤并的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开放农村集市贸易。
经过一年来对“八字”方针的初步贯彻，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新的转机，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彻底纠正，全国的经济形势仍未摆脱困境。要实现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3、简评1956-1966年国家经济建设
答：从1956年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这十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十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第一，工业生产有了巨大的增长，并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 ，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了巨大增长，尤其是石油工业有了长足发展，1965年原油产量达到1131005万吨，终于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钢材也基本上实现自给。在工业产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经济效益和技术经济指标也有很大改善。一些旧的工业部门，如能源、冶金、机械等都得到充实和加强，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如电子、石油、石油化工、原子能工业等都建立起来，工业布局有了很大改善，沿海工业基地得到充实和加强，在内地也新建了不少工业基地。内地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在1965年达到35%。
第二，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1966年农业总产值为910亿元,比1956年增长24%,粮食增长11%,棉花增长61%。其他经济作物也有大幅度增长。这十年中建成了150多项水利工程 ，大大提高了农田灌溉面积。农业的技术改造和现代化有了很大进展 ，从1956年到1966年，农村拖拉机拥有量增长54倍，化肥施用量增长68倍，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机耕面积在耕地总面积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提高到1965年的15%,机灌面积在灌溉总面积中的比重也由4.4%提高到24.5%。
第三，交通运输邮电相应发展。到1965年全国铁路新增万公里，有12条干线建成或部分建成，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区都有了铁路。在十年中全国公路增长1倍多,全国绝大部分的县都通了汽车。民航里程，1965年比1956年增长1倍以上,水运的客货量均有较大增长。邮电通信事业发展也很快，1966年末全国已开设4.48万个邮电局(所)，比1957年增长70%，邮路总长度和长途电话线路均增长1倍以上。
第四，教育和科技事业取得很大成绩。1965年，全国在校学生达1.3亿人,其中高校生67.4万人，十年间高校毕业生达139万人，是建国后7年的4.9倍。十年间,科技工作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在基础科学研究、资源勘探、矿藏开采、工农业生产、医疗技术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较大进展。1965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我国还建成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最早育成世界第一个水稻矮秆良种。尤其在国防尖端技术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1964年6月,中远程导弹试验成功；1964年10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5月，又成功地进行了核弹空投爆炸实验，使我国拥有了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两弹”研制成功，表明我国防科研方面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第五，军队建设和外交战线取得巨大进展。在军队建设方面，加强海、空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的建设。1965年，人民解放军总人数达到362万人 ，军队训练也得到加强。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全军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大比武的训练高潮，大大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同时民兵建设也得到了加强，为巩固国防提供了保证。
在外交战线，我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努力发展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合作关系。从1957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与欧、亚、非和拉美四大洲的1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我国已与全世界五大洲的5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尤其1964年1月的中法建交是我国在外交事务方面的一个重大胜利，它对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对改善中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在这十年间 ，中国领导人多次出访世界各国 。刘少奇主席1963年和1965年先后出访亚洲8国。周恩来总理也进行较大范围的频繁的外交活动,这些访问和外交活动不仅加深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扩大了中国在各国人民中间的影响。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较好地处理了与大多数接壤国家由于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我国政府于1960年1月、1961年10月、1962年12月、1963年3月以及11月分别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签订了边界条约。这样，中国与自己的邻国，除了与苏联和印度的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未解决外，其余都圆满地得到解决，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个较为和平的周边环境。另外，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为了支持亚、非人民的正义斗争，打破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封销破坏，不仅在政治上、道义上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而且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为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帮助他们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1964年,在我国国民经济刚刚全面好转的形势下,即与埃及、老挝、斯里兰卞、阿尔及利亚等国签订经济技术合作或经济援助协定，全年共签订对外援助款额为88746万元(其中无偿援助为37053万元)。1965年，我国又为朝鲜、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提供经济援助，这一年成为建国以来援外最多的一年，全年共付出外援款337040万元(其中无偿援助为222390万元)，我国政府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为举世共赏。
总之，这十年我国在经济、教育、科技、国防、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十年也是我国人民初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在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趋向。这主要是指出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以及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变革上急于过渡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具体来讲，就是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从反右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 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在政治上的“左”的错误。以上这两个发展趋向在这十年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构成了这十年探索中错误复杂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