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毛泽东思想概论》第十一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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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师《毛泽东思想概论》
第十一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毛泽东研究概况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毛泽东研究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
毛泽东研究发展概况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毛泽东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毛泽东研究的拨乱反正阶段：（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前）
这个阶段研究的主要课题(也是广大群众和干部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由于毛泽东晚年有严重错误，毛泽东思想还能否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会不会导致否定毛泽东思想？如何界定毛泽东思想？如何反对对待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对这些问题，一段时间众论纷纭。1979年3月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0年8月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以及邓小平、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还有1981年4 月黄克诚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等著述，既是指导全党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文献，也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科学论著，澄清了许多是非，推动了毛泽东研究。
（二）毛泽东研究的开拓发展阶段（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至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后的1984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工作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精邃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这本身就是以科学态度研究毛泽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大认识飞跃，同时也使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在《历史决议》指引下，从1981年下半年到198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前后， 毛泽东研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喜人局面。 所谓“开拓性发展”，就是指：第一，以《历史决议》为指针，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在各个领域普遍展开。前几年被较少涉猎的一些领域，如毛泽东的经济、军事、党建、教育、文艺等思想，也出现了一些研究著述。学术空气异常活跃，研究势头愈趋旺盛。第二，宣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的专业刊物与学会相继创立，一支由老中青相结合的献身毛泽东研究事业的专业队伍逐渐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动态》于1982年率先在上海创刊，《毛泽东思想研究》随之在四川出版。这两个刊物为毛泽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源和理论阵地。从学术活动看，早在1980年，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地就已成立，以后逐年都召开一次毛泽东文艺思想学术讨论会。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在1981年和1983年召开过两次，都在理论界有较大影响。毛泽东教育思想、军事思想的学术讨论会也在此期间先后召开。1983年11月在广西南宁召开全国毛泽东思想讨论会，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水平和研究队伍的一次大检阅。第三，毛泽东研究的著述获得了空间的“大面积丰收”。从报刊发表的文章看，1981年至1984年是13年来研究毛泽东的文章发表最多的年份。据不完全统计，将近3000篇。以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为契机，1983年到1984年则把毛泽东研究推向了高潮。这两年发表的研究文章近2000篇，出版的研究著作达50本之多。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第一次“毛泽东研究热”。
三、毛泽东研究的“双向”发展较为突出阶段（1985年到1989年政治风波前）
自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社会思潮上，对毛泽东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双向”,在“基本否定”与“主要肯定”之间存在着较大反差，甚至深刻的对立。这对研究界也有一定影响。《历史决议》发表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与党在这个阶段的工作状况相类似，毛泽东研究也出现了曲折，尽管这个时期的曲折不是全局性的。这个时期的所谓“双向”发展，即是一方面，随着《毛泽东著作选读》和一些毛泽东专题文集的出版以及一些相关文献的披露，绝大多数研究者继续遵循《历史决议》指引的方向，使研究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放松了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极少数研究者发表了一些带有错误倾向的著述，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但是，前者仍是主流、干流，后者属于支流，有的是潜流。
（四）毛泽东研究的整顿、发展阶段（1989年政治风波后迄今）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加强，毛泽东研究中的错误倾向得到遏制。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鼓吹的毛泽东思想“过时论”、“变形论”、“无用论”，以及其他诋毁毛泽东的言论受到了批判。严肃的科学研究以更加的步伐向前推进。随着《毛泽东选集》修订本的出版，以及纪念建党70周年学术活动的开展，特别是为了迎接毛泽东100周年的诞辰，一个新的“毛泽东研究热”正在兴起。
二、在整顿、发展阶段，毛泽东研究有什么显著特征？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加强，毛泽东研究中的错误倾向得到遏制。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鼓吹的毛泽东思想“过时论”、“变形论”、“无用论”，以及其他诋毁毛泽东的言论受到了批判。严肃的科学研究以更加的步伐向前推进。随着《毛泽东选集》修订本的出版，以及纪念建党70周年学术活动的开展，特别是为了迎接毛泽东100周年的诞辰，一个新的“毛泽东研究热”正在兴起。
这个阶段的毛泽东研究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1、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研究成为主要热点。毛泽东研究界早就提出了毛泽东研究也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随着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著作和谈话的陆续出版，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现实研究已成为研究者们的重要政治任务。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阐述和对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归纳，江泽民在纪念建党70周年大会上讲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可视为对新时期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既吸收了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并为理论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政治指南。围绕着这些文献展开阐述新时期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论著有了显著增加。在提交全国纪念建党7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毛泽东研究论文中，这一方面的研究论文占2／3以上。
2、对毛泽东理论贡献的研究上了新台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自延安时期以来一直是研究的大课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少著作来阐述。每个时期的论述都带有那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有不少论著来试图进行说明，但是产生较大影响的论著并不多。在纪念建党70周年之际，胡乔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长文，比较全面、系统、深刻地概括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堪称有较高理论价值的毛泽东研究的科学论著。
3、重新审视毛泽东晚年的某些理论与实践，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随着国内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展和东欧、苏联形势的剧变，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的某些理论与实践再次成为热门课题。社会上有不同看法，理论界的认识也不尽然相同。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在总的方向应当继续坚持《历史决议》的评价。逄先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为研究晚年毛泽东提供了较为详实的文献资料；他的另一篇专论《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提出的重新认识反和平演变理论的意义的问题产生了较大影响。龚育之的《再谈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提出的研究晚年毛泽东的方法论问题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
4、研究性专著竞相推出。在前些年长期研究的基础上，这个时期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性著作。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虽不是研究毛泽东的专著，但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对毛泽东在建国后的与失误的精湛分析达到了目前研究的较高水平。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6、7卷比较详实地研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史中影响较大的一部著作。长期从事毛泽东传记研究的李锐，在过去出版的《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基础上，经过增补、修订于近期推出《早年毛泽东》，用比较丰富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和活动。还有一些专著都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的特点，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
5、综合性研究朝辞书、丛书方向倾斜。1990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辞典》填补了毛泽东研究史上辞书的空白，堪属严肃著作。在纪念建党70周年之际，同时为了迎接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纪念，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研究的一大批“辞典”、“大全”、“导读”以及研究丛书相继问世，有的即将推出。其中不乏颇具匠心的佳作，但是有的“导读”一类工具书缺乏严肃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质量偏差，错误迭出；有的辗转抄袭、拼凑组合，缺少科学的研究精神，这在读者中造成了极不好的印象。
6、研究队伍加入了大批新生力量。一些青年学子崭露头角。长期以来，毛泽东研究似乎只是中老年学者驰骋的领域，“青黄不接”的呼唤甚为强烈。但在1989年以来，高校青年中掀起了“寻找毛泽东”热。不少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把毛泽东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10多年来，高校、党校和科研机构培养的近200名专攻毛泽东思想或哲学思想的研究生已成长为一支生力军，活跃在各种学术论坛上。仅1991年，39岁以下申请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课题者，就占这个课题总申请数的1／3。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视觉、思维方法和论著已受到瞩目，后继无人的状况正在改变。
三、毛泽东思想史研究突破表现在哪些方面？
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纵向研究,考察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既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在这13年的毛泽东研究中占有显著地位，目前已基本形成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毛泽东思想史研究的突破主要有：
1、澄清了“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的历史过程。在《历史决议》发表后，研究界对这个问题说法颇多。《历史决议注释本》设有一条注释，还有其他文章，专门对此进行了考察。指出尽管有的同志较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或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概念，但是作为党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被确认下来还是在1945年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之中。这两上文献充分吸收了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们的意见。因此，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正如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形成一样，不只是出于个别同志的创造，更应当视为党的集体智慧的成果。
2、拓展了对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的认识。长期以来，“一源论”居于主导地位，即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唯一理论渊源。随着从文化学视角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始渐深入，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两源论”，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撞击融合而形成的。其论据是认为，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往往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来阐释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文化形态上看是一个重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中西文化合流的一种特殊形态。这种“两源论”虽然拓宽了对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的认识,但是没有对“两源”的地位与作用进行具体分析是一大罅漏。为弥补此缺隙，近年又有论者提出“有主次的两源论”，即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其次才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尽管研究者们对此还没有完全肯定，但无疑有助于推进该问题的探讨。有的学者还认为，从文化视角来研究毛泽东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意义重大，即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开拓了新的传播领域，实现了其从西方形态到中国形态的转化；另方面从中国文化发展史而言，结束了中国文化以自我为中心运动的历史，找到了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途径。毛泽东思想便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文化精神旗帜。
3、 多层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论断。许多著述翔实地考察了党的领导人们––––既包括后来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邓小平、陈云等，也包括早期的李大钊、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成果，为毛泽东总汇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了许多准备；他们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在某些方面提出的卓越见解，被毛泽东吸取或概括在他的著作之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内容；他们参与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研究，毛泽东的有些著作就是党的领导人们共同讨论写成的；他们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这些方面或那些方面的经验所做的系统的总结，或者补充、丰富、发展了毛泽东论著中的许多观点,或者对毛泽东的观点作了精辟阐述,或者运用毛泽东的观点说明了新的问题，或者与毛泽东的某些观点交相辉映。这样的阐述丰富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改变了长期固有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单一性、封闭性的旧识，使人们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组成或发展诸多方面来了解毛泽东思想是个具有开放性的科学思想体系。
4、 深刻地分析 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内容。 研究界对《历史决议》的这一全新的概括充满了研究兴趣，特别是对“实事求是”基本点的研究10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经过多方面探讨，研究者们或运用档案文献进行历史考察，或从哲学、政治、党建等视角进行理论分析，基本上说清了为什么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基本点,并且一致认同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资本主义》一文初步地提出了三个基本点的雏形。
这三个基本点本身来说，一是考察了实事求是既是思想路线，又是思想方法，还是思想作风的多层含义，基本讲清了实事求是与思想解决的辩证关系，即从认识论上说，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是一个过程，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过程，既不能一次完成，其认识也不应当是静态的、凝固的；思想解放无非强调要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对客观实际进行动态认识，它要求摒弃陈旧的固定观念，正是为了实事求是，而不是偏离实事求是，这就改变了一个时期把两者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势。二是提出了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相统一的思想，论证了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从认识论上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不仅是同一个工作过程，还是同一个认识过程，这就不仅从根本上说明了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意义，也强调了调查研究是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三是论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要求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走出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正确道路，因而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必然结论的思想。在研究过程中，不少学者探讨了“独立自主”思想的多层涵义，既有“根本意义”和“方法论意义”说，也有“二重涵义”、“三重涵义”甚至“四重涵义”说。这样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有助于完整地把握其科学内涵。
5、基本理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初步地建构起了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体系框架。毛泽东思想史作为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尽管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出版的几本毛泽东思想史及相关论文，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特征、基本原理、组成部分、体系构成，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间、发展标志、历史分期、不同阶段的基本特征等基础性研究已取得了较大进展。近年出版的专著已由50年代中期的毛泽东著作串讲勾连起来的“思想发展史”转变到了具有异常丰富内容的思想史著作。有的专著能根据大量历史文献分析每个阶段思想形成的具体历史条件，思想发展的具体内容,同时期各领导人思想发展的相互影响，以及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贡献和各个阶段之间思想发展的逻辑联系等。这样阐述的毛泽东思想史在著作的档次上提高了一大步。尽管研究者们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间、标志、以及历史分期等具体问题上还有意见分歧，但这正可构成深化其研究的一个动因。
四、研究者是如何肯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大贡献？
由于毛泽东是大哲学家，其哲学著作具有特殊魅力，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需要它作为认识工具去分析，因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比起其他领域来更为显著。在50年代、60年代的大学课堂里只能开设毛泽东单篇哲学著作专题讲座，而不能系统讲授毛泽东哲学思想课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种教材琳琅满目,仅“概论”就有数十本之多。它比对毛泽东的其他任何思想研究都更早地形成为专门的学科。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大突破有：
1、 明确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定义。尽管“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早在50年代后期已开始使用，并广泛地进行宣传，但是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前没有对这个概念的涵义进行科学界定。 《历史决议》发表前后，研究者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1981年10月的桂林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龚育之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可表述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这个定义得到了与会者认同。大家认为，它比较好地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之间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整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中国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也能比较好地说明与毛泽东个人、与党和群众的集体智慧之间的关系，因而能比较准确地揭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此后，有的研究者还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多重涵义，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定义的意见，如可以界定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这个定义虽还在争议之中，但与桂林定义并不矛盾，可以视为其扩展和具体化。这些年的大多数教科书都采用桂林定义。“毛泽东哲学思想”定义的明确化，是它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
2、正确地说明了《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30年代哲学教科书的关系。曾几何时，少数国内外研究者大肆渲染，或说“两论”是抄袭之作，或说“两论”是拼凑的平庸之作。1987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体》提供了原始的档案文献，研究者们通过客观的比较研究对这个问题取得了共识。首先，不必讳言，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时利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作为思想资料，但是毛泽东是以自己的辩证方式来吸收作为营养，并非简单的抄袭使之成为苏联教科书的中国版。因为“两论”的主旨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中国现实的革命运动进行总结，批判危害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作哲学分析时，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具有理论的恢宏气度。将两者比较，“两论”无论在框架体系还是立论分析上都有许多明显的特色，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两论”从根本上说是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工程。这样，一时沸沸扬扬的问题终于沉寂。
3、 系统地总结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巨大贡献。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只是由于对“发展”、“贡献”的不同理解，研究者们便有这样那样的概括，但是从总的方面看，都承认毛泽东哲学思想至少有三个序列的贡献：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如在本体论方面，深刻地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思想路线；在认识论方面，全面地阐明了以社会实践的基础，以能动的革命的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体系；在发展观方面，集中论述了作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对于客观事物进行研究的矛盾论系统；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强调社会基本矛盾，精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创立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创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论系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理论上的统一性，在实践活动中真正溶于一体。这个创造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思想,在实践中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其成为革命取得胜利、工作取得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论者还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既是这个哲学的显著特色，又是其他哲学无法相比的巨大优势，这正是它的巨大社会价值所在。这些年,对毛泽东方法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毛泽东方法学”、“毛泽东思想方法论”体系正在建构，很有可能发展为一门新的学科分支。第三，毛泽东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在异常广阔的领域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群众的结合。他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中国化、使这成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哲学；另方面又特别注重宣传哲学和普及哲学,使哲学成为群众手里锐利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开创 了千百万人民学哲学、 用哲学的伟大奇观。研究者们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巨大贡献时，也没有忽视研究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错误，只是这项工作比较复杂，短时间内有些认识难于趋同。但是大家一致认为，一方面，毛泽东晚年的哲学错误一定要认真总结，吸取教训；另方面，毛泽东晚年的哲学错误不能成为贬低、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巨大贡献的理由。
4、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化工作的成绩斐然。如果说毛泽东思想史的体系化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那末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化工作则已进入成熟阶段。目前这类出版物已形成了三个系列：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通史系列，除已出版的几本外，同名多卷本书将有几部同时问世；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断代史系列，除有多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史外，还有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专著的系列也正在形成。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系列。这类著作已多达数十本。三个系列的著作没有完全模式化，不少著作还有些特色。目前也不必在体系构架上着急定于一尊，可以通过教学实践,通过历史淘汰进行最佳体系的自然选择。
五、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突破表现在哪些方面？
1、 考察了以区分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将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国情的一个理论创造。过去以为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最终彻底解决是在抗日战争中期。与此相适应，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即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系统总结而达到成熟，特别是1939年到1941年毛泽东领导全党打退国民党连续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中的许多论述，异常地丰富和充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例如，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各自进一步区分为左、右、右三派，制定了相应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明确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实行“三三制”原则，不断扩大争取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形成了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一整套策略，强调以革命两面政策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把斗争的基点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等等。这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获得巨大发展的特殊岁月。自此以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思想渐趋成熟，并基本定型。2、 初步地建构了以研究武装斗争理论为基础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学科体系。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起步虽然较早，但是体系的主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基本明确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定义，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其次，强调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创造，而且凝聚了全党全军和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的集体智慧，并将老一辈革命家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不少本关于老一辈革命家军事思想理论的著作。第三，基本统一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认识,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是奠基时期，从遵义会议到整个抗日战争是科学体系形成和确定的时期，解放战争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时期。第四，比较深刻地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即包括战争观和方法论，人民军队的理论，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理论等五大部分。对这几个部分思想理论的研究构成了这些年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主体。第五,初步地总结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主要特征，如东方大国的特殊历史条件，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长期、复杂、广泛的战争实战等等。这些年的研究也使毛泽东军事思想渐渐形成为较为独立的分支学科。
3、 基本理清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道路的思想发展脉络。这个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也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且著述很多。其突破在于，第一，既深入研究了毛泽东的杰出理论贡献，又开创性地研究了党的六大前后中共中央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因而正确地说明了这条道路的开辟也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第二，区分了“工农武装割据”同“农村包围城市”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是指政权形式,后者是讲道路方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无疑经过工农武装割据形式。但是认识到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不等于就认识了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思想的核心是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而不是城市为中心。六大以后的中央虽然有了要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但仍坚持城市中心论。因此两者不能混同。第三,考察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即井冈山时期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赣南闽西时期基本产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这以后他在实践上始终坚持这个思想;到了抗战时期，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城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标志着革命道路思想的理论成熟。
4、 深入地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立的艰苦认识过程。任何一个革命理论的创造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最终形成尤其如此。这些年的研究，一是突出了把毛泽东的认识放在中国人产党整体认识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有的研究指出，尽管无论是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分析，还是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的认识，毛泽东都不一定是最早提出这些问题的，姑且不论其他领导人，就是陈独秀在党的创立之初也对中国革命的某些问题发表过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比较全面、完整和深刻的认识，并在实践中正确解决了的，当属毛泽东。比如：关于农民问题，他不是最早从事研究的，但在大革命后期，通过分析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农民进行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应当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为基础巩固的工农联盟的思想；并从推翻反动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性中论述了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农民的领导权思想。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认识过程。不少学者认为,中国革命实践所以“左”右曲折,与理论认识上发生的曲折密切相关。如在革命转变问题上，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是党中央经历8年“左”倾错误的理论根源之一;在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命之间划了“天然鸿沟”的“二次革命论”，则是党内右倾错误的理论根源之一。毛泽东正是总结了这两方面的历史教训才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开 始较为全面地提 出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正确思想。有的还对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的认识发展进行了具体考察，指出仅从30年代后期始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到40年代后期最终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就整整花了10年时间，可见理论的认识是一个多么艰辛的过程。
5、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价值。研究者们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两个部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不仅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的特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且深刻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描绘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长时期以来，对前者研究较多，对后者研究较少。近些年来，研究者们 倡导“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概念,并多角度地对其展开了研究。有的论著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两个革命转变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了重要补充，在实践中为世界上众多像中国这样不发达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实行革命转变，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模式。有的研究还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刘少奇的一些思想源于毛泽东。有的研究指出，就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来说，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它的理论光辉，另方面也要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也存在一些罅漏，如关于两个革命阶段转变时间衔接的模糊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二元性，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认识的不确定性，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短暂性等。有的研究还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批评了那种与其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如倒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错误倾向，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已经成为历史，尽管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有某种“血缘关系”，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是向前看，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完善它、发展它，而不是把它绝对化、偶像化。
六、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研究突破表现在那些方面？
1、考察了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而引起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思路的变化。这是在80年代后期兴起的研究课题。不少研究提出，毛泽东原来的思路是：民主革命胜利后，经过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在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这后再采取社会主义改造步骤，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从而一举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到了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严厉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认为不是在将来等工业化完成后再搞社会主义改造，而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在指导思想上就由“将来突然转变论”改为了“现在逐步过渡论”。一些研究者考察了毛泽东的思路变化过程,并对两条思路的关系作了初步比较。有的提出“背离”论，认为渡过时期总路线“背离”了七届二中全会确认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断。有的提出“等同”论，认为两者完全一致，后者还是地前者的发展。更多的研究赞同作具体分析，认为两者既有相互包容的一面（如两者的过渡性、目标和任务、转变的方法和规划转变的时间都是一致的），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面，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主要矛盾和任务的重心变了，对待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变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起点到实施步骤变了。这样的分析避免了简单人化倾向，毛泽东思路的变化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变化是相吻合的。
2、 考察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历史过程。这是过去不甚清楚的一个问题，薄老在他的书中聆听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酝酿和制定总线的过程作了回顾。他通过强调几个重要的关键时间,说明这个思想是逐步明确和完善的。薄老指出，总路线的提出确曾征求过斯大林的意见,但是毛泽东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就开始酝酿这个问题了。斯大林则是在一个月后的10月24日接见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参加苏共19大代表团回答刘少奇信中提出的这个问题时才表示赞同的。这就可以排除一个时期盛传的所谓总路线的提出有“国际背景”、是“斯大林建议”的等等流言。不少学者还指出，毛泽东在1952年下半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也不是突发奇想，并从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两个方面作了多层次的分析，从而基本上说明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原因。
3、正确地说明了农业合作争论的历史始末。建国后,毛泽东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 先后发生过几次争论。第一次是1950年春围绕富农问题，第二次是1951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会问题，第三次是1955年夏围绕浙江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全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速度问题。研究界对社会主义改造引发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对于农业合作社的起步、巩固和速度问题的认识不一致引起的工作方针的争论。薄老认为，前两次争论涉及农村土改后要不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毛泽东主张趁热打铁，改变私有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刘少奇在认识和工作方法上有缺点，但他的意见“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他提出不能地采取否定私有制的步骤，符合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符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像薄老这样明确的意见，过去从未有过。这就了结了建国后的一大历史公案。对第三次争论，薄老也作了十分中肯的分析，指出在认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邓子恢侧重强调生产关系的改造一要同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毛泽东则强调通过加快生产关系的改造来发展生产力，并且似乎认为生产关系的改变可以不顾生产力的状况，改变得越书，越能发展生产力；在加快合作社会展步伐的可能性方面，邓子恢比较强调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性,毛泽东比较强调群众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但对这种积极性并没作具体分析。薄老的研究深化了《历史决议》对这个问题的论断，从理论上说明了农业合作化争论的实质。
4、科学地总结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和教训。如何正确地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和党的工作,是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根据《历史决议》精神，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改造伟大成就的同时，又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工作失误，这是研究的必然趋势。近些年出现了完全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政策作了全面考察，并较深入地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发生失误的教训。不少研究认为，这就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急于求纯、急躁冒进；对农村形势的认识上，既过分地估计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性，也过分地夸大了农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忽视了农村个体经济对农业生产力发展还有一定的适应性；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认识上，片面地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性，忽视了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补充还有一定范围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就党内生活言，缺乏民主机制，错误地把工作中的不同意见急剧上升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堵塞了言论，颠倒了是非，人人恐右，“左”倾思想急剧膨胀，从而人为地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使本来要求过急的15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在不到4年时间内超前完成，留下了不少社会政治问题。但是，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对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历史评价和总结其经验教训是既相联系又不能混同的两个问题。前者侧重于估量其历史作用，后者侧重于探求理想效应。就评价历史言，尽管发生了1955年下半年的“社会主义高潮”和随后的经济建设的急躁冒进的方针性错误，但还没有构成毛泽东指导思想的根本偏转，何况从1956年春天开始毛泽东也在着手纠正已经发现的工作失误。因此既不能因有1955年下半年的错误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也不能把1955年下半年的错误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的错误相提并论。
七、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研究的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毛泽东研究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毛泽东研究13年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在前述概况中已经提及，这里着重讲这样几点：
1、研究方向的个别偏离。这有两种情况，一是政治倾向的背离，一是学术观点的偏颇，两者既有性质上的区别，但又有一定联系。除前述外，诸如论证毛泽东是乌邦主义者，农业社会主义者、现代农民领袖，毛泽东思想从文化学上看是道德主义＋斗争哲学＋民粹主义，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封建化、儒学化，等等。这些虽然是个别论者的观点（情况也不尽同，要作具体分析），但一个时期对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造成了思想混乱。这类倾向的影响不能低估。
2、 研究思路的不够开阔。研究思路的拓是这些年的一大进步。同时也要指出，一是有较为开阔的思路的研究者还不普遍，二是研究思路的开拓还有广阔的余地。一般来说，青年研究人员的思路较为活跃，但是受到知识和阅历的局限；中老年研究人员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和阅历基础，但有时往往受到某些陈旧的思维定式的影响。对于毛泽东研究来说，过细的分工造成的知识结构的偏狭是影响思路开阔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有的学党史的缺乏哲学抽象思维的概括，有的学哲学的对党史资料不很熟悉，这需要两者结合，取长补短。
3、研究课题的过多重复。这些年发表的论著盛况空前,虽然是喜,但也不能说不包含有忧，即课题内容重复或基本重复者不少，有的大同小异，有的甚至是“积木式”研究。造成这种现象有多方面原因，如信息不灵，资料短缺，任务需要，“热点效应”等等。当然，任何一个学科研究者很难避免这种现象，但从扩大研究层面、提高研究水平计，应当尽量减少这类问题。
4、研究方法的滞后和步入误区。一方面,研究方法和改进行扩展推动了这些年的毛泽东研究；另方面，研究方法的单调、呆滞又不能适应毛泽东研究的时代需要。同时，在改进研究方法、开阔研究视野的过程中，有的研究者在引进国外学者的“反映综合法”、“动态研究法”、“精神分析法”等等时，没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只学到了些皮毛,没有真正掌握积极因素或合理内核,因而也出现了偏差，有的甚至步入了误区。比较研究流于现象性的简单类比，“精神分析”陷入缺乏任何史实根据的唯心论胡谄。所谓“仇父情结”论，除政治倾向问题外，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5、 研究格调有的沦向庸俗。这主要是个别纪实性读物和生平性著作。有的作者追求“猎奇效应”，大肆搜罗奇闻秘事，不作考证，不辩真伪，随意披露，对毛泽东形象造成的损害不亚于那些政治倾向性不好的作品。
八、怎样进一步加强对毛泽东的研究？
1、要进一步明确毛泽东研究的指导思想，增强研究的责任意识。毛泽东研究是政治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决不单纯是对一个普通历史人物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历史形象和政治威望，甚至直接影响到当前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定团结。作为毛泽东研究乾必须要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抱着严肃审慎的科学态度来进行研究。对具体的学术观点可以百家争鸣，但是对于涉及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必须坚持以两个《历史决议》作为根本准绳。这是大局，毛泽东研究者要服从这个大局。
2、加强毛泽东思想的现实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明显成绩，但还需要加强。无论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还是观察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都需要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智慧、经验和力量。就研究毛泽东个人思想言，既要进一步研究毛泽东的那些与当前现实直接相关的思想，如改革思想、建设思想、执政党的建设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问题、反和平演变问题等等；更要研究毛泽东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来观察、分析和解决上述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弄清他的正确经验和失误教训，从而使毛泽东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也为现实决策提供历史借鉴。
3、 加强对毛泽东问题的难点研究。这里有的与现实相关研究有关，有的属于思想史研究内容，有的与研究方法相联系。诸如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与晚年的错误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性的影响，毛泽东的思想性格与晚年悲剧，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视觉与政治视觉的结合，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具有学术性，但政治性也很强，正确地说明和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研究将会再上一个台阶。
4、重视毛泽东晚年研究的方法论。毛泽东晚年研究在相当时期都将是个热门课题。但是研究晚年毛泽东有异常特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它需要正确处理好许多关系，如机与效果、偶然与必然、理论与实践、 理论的错误体系与合理内核因素、 实践的近期效应与远期影响、一个思想观点的实在意义与泛化意义,以及抽象继承与具体继承，等等。如有的研究者说，这里不能有任何马虎、片面、粗心大意，甚至凭想当然去下结论，而应当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把所研究的问题放在具体地历史条件中去考察，完整地准确地把握其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历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也才能真正有利于坚持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
5、加强评价研究。这些年书出多了是好事，但是评价思路上是个缺欠。对于国内研究的论著，目前还处于介绍性、推荐性的评述阶段,缺乏深度和特色；对于国外研究的译著有影响的评价是寥若晨星。随着科学文化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信息、著述和评价都需要加强。好的评价著述有特殊的价值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