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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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
任剑涛

摘 要：一直以来，现代知识体系之“中国议题”，与中国学术界的关联程度相对有限。无论是从关于“中国”的基本概念、主要命题与大致结论来看，还是从对于中国研究作出的基本贡献、杰出学者层级以及研究范式观察，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都与西方国家和西方学者存在紧密的联系。这是在中国国家处境发生结构性改变的情境下，中国学者亟欲改变的状况。此种改变之尝试，既需要中国学者坦然面对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主要由西方学者设定的既成事实，也需要对于现代知识建构共识之前提条件的依循，更需要在可公度性的知识准则规训下之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检验。之于中国学界，有贡献于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是一个既定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路，实非坦途。

关键词：现代知识体系；知识准则；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国议题

“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这一话题，是近年来国内知识界着力甚紧，用力甚勤，尝试突破，但又尚未取得预期效果的一个宏大论题。原因很简单，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主要由西方学者控局。这是学界无论愿不愿意、乐不乐见都得承认的事实。只不过在当年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非常时期，中国学者面对自己无所贡献于现代知识建构的局面，只能报以无可奈何的态度。如今，中国的崛起极大地鼓舞了学术界，有学者试图改变中国学者在现代知识建构上的尴尬地位，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历经数百年的积累，其中的中国议题设置也已经有近乎定势的预设，中国学者仅仅有改变之的宏愿，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固然，中国学者不能因此止步不前，但真正有效地改变现代知识体系现状，尤其是改变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现状，前路实非坦途。

一、遗憾的缺席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或中国学者，在现代知识体系当中几乎处于缺席状态，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这里所谓的现代知识体系，主要指的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不包括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现代知识体系与现代价值体系、现代制度体系、现代文化体系具有明显的不同：现代知识体系是人们相信的、被知识共同体根据相同标准验证过的客观知识，它既可以是纯粹理论形态，也可以是实践指向形态；现代价值体系则是指同处于现代处境中的人类集群对理想、信仰、信念、取向的表达，在内涵上对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法治、民主等价值观念的认同、论证与践行；现代制度体系是指人们对现代社会运行所依托的一系列行为规则的安排，诸如对政治、法律、社会诸制度的设计与改善；现代文化体系是指人们对现代状态下文化诸要素的整合模式，涉及文化模式、文化整合、界限持守与自我维续等问题。比较而言，现代知识体系的普遍性特点最强，而现代价值、制度、文化体系的特殊性相对凸显。所谓普遍性，就是超越民族性、国家性、时代性而具有理性普适的特性。所谓特殊性，就是较为鲜明地呈现出的民族性、国家性与时代性的差异。就全球知识界共同关心并必须借重的知识体系来讲，源自西方尤其是现代西方的知识体系，已经构成跨越时空限制的普遍知识。只要翻阅《西方大观念》所收录的102个“大观念”，以及在这些观念之下梳理出来的近三千个分类主题，人们就会同意，现代知识体系既包含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社会知识，更主要是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知识，几乎都在西方的知识源流中得到了系统的呈现(1)参见艾萨克·阿西莫夫等著：《西方大观念》，陈嘉映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width=10,height=11,dpi=1104页。。我们固然不能“长他人志气”地认定，现代知识是西方独自一家的不世之功，必须承认非西方国家对现代知识的兴起与发展，也作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但从总体上讲，非西方国家的贡献是无法与西方国家的贡献相提并论的。

现代知识体系的历史源流非常绵长。就成型的现代知识体系来讲，它生成于17世纪的欧洲，经18世纪“启蒙运动”的狂飙突进，在19世纪成为流行全球的知识形式。20世纪，现代知识体系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它不可撼动的全球地位。其中，今天被命名为自然科学的现代知识体系，是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坚，其建构知识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进路，不仅形成了庞大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而且渗透到人们认识社会的一切知识领域；不仅促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并且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人文知识的构成。截至当下，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最重要的知识贡献，都与西方伟大学者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非西方学者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从总体上讲，仍然有限。这不是一个仅靠对“西方中心论”的指责就可以改变的现代知识局面；也不是由一个“地方性知识”的归纳，就可将这一知识体系的普遍性局限起来。因为这一知识体系在建构之时，就呈现出从地方性知识向全球性知识、从特殊性知识向普遍性知识突进的特质。

这可以从三个视角加以审视。一是从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分流看，唯有在西方形成了与悠久的传统文化相疏离的科学文化。在对两种文化的批评性分析中，人们对两者关系的疏离、情绪上的对立、知识上的相互蔑视，感到非常遗憾(2)斯诺认为，在西方，非科学家即以文学知识分子为主的人文知识分子，认为科学家抱持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缺乏对人的处境的关怀；科学家则认为前者缺乏远见，不关心同胞，有反智倾向。见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5页。。但需要看到，正是由于科学文化的出现及其成熟，让西方国家为人类贡献了全新的知识形态，而且催生了人文与社会知识的更新，形成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前者，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机制。“我相信利用电子、原子能和自动化的工业社会在各个基本方面都不同于以前经历过的任何社会，它将更大地改变世界。……正是这种转变才可以称之为‘科学革命’。”(3)C.P.斯诺：《两种文化》，第27页。科学知识不仅催生了新的社会机制，相应地也刷新了人们对社会本身的认识，让人文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携手，去揭示人性的本质与才能。“任何一种文化，无论它是文学文化还是科学文化，都只能称之为子文化(sub-culture)，‘表征人性的本质与才能’，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对思维符号系统的运用，这正是最珍贵、最人性的两种人类本性。”(4)C.P.斯诺：《两种文化》，第60页。如果说文学文化是人类所有文化体系中源远流长的文化形式，那么，科学与人文的相携出场，则是西方国家为人类文化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二是从人文学的角度看。如果说“轴心时代”出现了几大文明的“人的觉醒”，因此促成了不同地域的人文学术，那么，古典人文学术就是几大轴心文明共同推动发展的结果。但古典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向，得益于欧洲兴起的现代人文学术理念推动而形成的新型人文学术。“19世纪期间，人文学的很大一部分都变‘新’了。虽然每一门学科的主题依然如故(音乐、艺术、语言、文学或历史)，但研究方法变了。比如，历史编纂学中有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文献研究’，它起始于早期近代，但现在在所有西方大学成了范式。语文学也经历了从纯古典到民族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是突如其来地发生的。18世纪期间，对赞颂古典的反应变得越来越具有批评性。另外，创建民族国家的渴望导致了对民族史的兴趣越来越浓。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历史被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了。修道院档案室被国有化，博物馆馆藏对公众开放。与每一个民族对其历史的兴趣相匹配的，是对通俗文学和民间传说越来越多的需求。”(5)任博德(Rens Bod)：《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徐德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3页。到20世纪，人文学术作别了民族主义的约束。但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在现代人文学中，以及——非常令人吃惊的是——在后现代人文学中，我们再次看到了连续不断的一条原则和模式线索。其他地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越来越多地受到欧洲的支配”(6)任博德(Rens Bod)：《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第273页。。从现代人文学发展的两大阶段来看，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人文学科建构上，都处于受人影响的位置。

三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社会科学是受自然科学影响并仿照自然科学方法来认识与解释社会现象而形成的学科形式。社会科学无可怀疑地发源于西方国家。19世纪，西方学者开始新的社会研究尝试，一方面在知识建构上划分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界限，认定社会科学不可能像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理学那样；另一方面则坚信，社会科学要依赖于所有以前形成的科学，因此主张用一种严格“科学的”方式研究社会。随之社会学、经济学、法律科学、政治科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现代社会科学发育生长并兴盛起来。“社会科学很严肃地对待科学的理想，而且即使这种理想如所描述的那样未能实现，它也保持了一定的规范力。”(7)西奥多·M.波特等主编：《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翻译委员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4页。而在非西方兴起的社会科学研究风潮，则基本上是处理西方性与本土化论题的结果，且由此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8)参见西奥多·M.波特等主编：《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第三部分“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总第22章“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的社会科学”，第357页。。

可见，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为西方国家所绝对主导，非西方国家逐步在现代知识体系中作出了一些贡献，但西方国家在这一体系中的总贡献率未有改变。中国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几乎缺席，是一个让国人颇感尴尬的事实。从总体上讲，中国是现代知识体系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对中国学者来讲，承认国人对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缺乏原创的体系性贡献，也许还是可以在动心忍性的情况下默默颔首的事情。让中国学者难以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即便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议题上，中国学者也贡献无多。这是一个难以让人直面，因此常常让人经意或不经意间加以悬置的尴尬论题。

中国学者在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上缺乏贡献，似有些说不过去。一是因为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不像关乎其他国家或一般理论的论题那样，由其他国家或先发国家的学者们领先而无可责备。中国议题，理当由中国学者提出并加以阐释，由此发散开来，供国际学术界共享资源，但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温和地说贡献不大，苛刻地说几无贡献。二是因为现代知识体系在萌发阶段，中国议题成为这一体系的催生因素之一。这些议题，如法国启蒙运动眼里的中国古代善治、传教士著作中的中国文明礼仪、现代早期艺术中的中国趣味，等等(9)参见张国刚等：《中西文化关系史》第三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09width=10,height=11,dpi=110488页。，是中国学者身在其中、深知三昧的。中国学者具有阐释这些议题的经验优势，却未能将阐释权掌握在手。三是现代知识体系成熟时期，中国学者仍然处在这一体系的低端位势。就当代知识体系看，进入其中的中国学者数量激增，知识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国际往来日益频繁，但中国知识界在致力于探究各自感兴趣的学术话题时，援引的学术资源、确认的知识权威，大都是发达国家的著名学者，几乎很少援引中国学者哪怕是知名度极高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既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知识的权威性上不足的一个显著表现，也是中国学者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缺乏原创性贡献的一个客观记录。四是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建构所作贡献的公众认知度很低。对现代知识体系感兴趣的中国公众，可以不经思考就能指出来的全球可数的重量级中国学者，恐怕也是寥寥无几，甚至根本就无从指名道姓。

正是因为这种令人遗憾的缺席，人们很难在现代知识体系发展史的综合著作，甚或专门学科史作品中，发现中国学者的贡献。这是一种亟待打破的尴尬局面。循此思路，促使人们深入分析中国学者何以缺席现代知识体系的原创性系统建构进程，并由此寻求一条改变现状的前路。

二、既定之局
寻求改变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甚少贡献的局面，需要从两个角度切入，方可寻找到可靠出路。一个角度是扼要描述并分析西方国家的学者何以能够创建现代知识体系，把握西方国家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关键点，从而发现建构现代知识的切入口，以加入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行列。另一个角度是找寻中国学者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一者总结极少数中国学者何以为现代知识体系作出自己的可贵贡献；二者致力于探寻中国总体缺席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深层原因，从而在找到自信之理由的同时，克制妨碍中国学者进入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行列的因素，实现中国学者改写、改变和改善现代知识体系的目标。

首先聚焦于第一个角度。如前所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肇始于文艺复兴运动，系统化于17世纪的体系化时代，成就于启蒙运动时期。18世纪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节点。正是发生于此间的启蒙运动，让现代知识体系正式确立起来。这样的确立，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在14—15世纪奠立的现代人文主义传统，在17世纪建构的理性主义知识体系，终于在此时正式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知识系统。二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建构，不再基于学者的哲学式洞察，而是建基于自然科学式的精确。尽管所谓社会“科学”直到今天获得的科学承认仍然有限，但以追求确定性为目标的现代社会科学，已经挣脱了宗教的神定性、哲学的统揽性约束，而具有了自身的理性化、数量化、模型化等学术特点。三是人文社会科学分门别类的发展，让人类对人自身和社会的精密复杂构成，有了一个相当深入的认识：一者对人与社会的观察，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科那里得到不同视角的描述与解析，从而保证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思考更趋细致深入；二者这些学科的跨界思考，又为具体学者的思考提供了宏大叙事背景，让学者们对现代社会的深入思考不至于陷于支离破碎(10)参见西奥多·M.波特等主编：《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第一部分总第二章，尤其该章第四、五两节。。

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从总体上讲是基于人类视野的知识体系，这与17世纪欧洲建构现代知识体系时所确立的基本知识立场有关。在此，只需要引证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两段话，即可呈现知识体系的人类视野。就一般的人类相似性而言，“由于一个人的思想感情与别人的相似，所以每个人对自己进行反省时，要考虑当他在‘思考’‘构思’‘推理’‘希望’和‘害怕’等等的时候，他是在做什么和他是根据什么而这样做的；从而他就可以在类似的情况下了解和知道别人的思想感情。我说的感情相似，是指人人都具有的，如‘意愿’‘害怕’‘希望’等等”。就社会政治生活而言，“要统治整个国家的人就必须从自己的内心进行了解而不是了解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人，而是要了解全人类”(11)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width=10,height=11,dpi=1103页。。就此而言，现代知识体系是超越国家、民族、地区等等局限的普遍知识体系。它对增添这一知识体系构成内容的具体学人、来源国家与文化根系，是不太关注的。凡是那些一味强调现代知识体系的地方属性、民族特色的论断，可以说都是对现代知识体系的特质不甚了了、似是而非的说辞。

但也需要看到，现代知识体系与国家、民族、传统、地方等等因素并非全不相干。至少在三个意义上，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演进，与地方性、特殊性、民族性等等因素高度关联：一是现代知识体系都是具体属于民族、国家与文化传统的学者所贡献的。因此，在现代知识体系的演进史上，总是会浓墨重彩地书写上那些为现代知识体系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不同国家的伟大学者的高姓大名。二是现代知识体系总是基于具体的经验事实作出的普遍性归纳，即使脱离开具体事实进行的纯粹社会科学推论，也因为思维习惯、传统积淀与知识积累等因素的作用，而为这一知识打上特殊性的烙印。三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建构，一直都与具体的生活经验相关联。在生活经验与学术议题之间的紧张关系，让人们只能在其经验以及由此展开的想象基础上，提出理论命题与提供相应解释。就此而言，17世纪浮现的现代知识体系的两大传统，便分别体现了英国与欧陆不同的知识进路。英国对现代知识体系的经验主义进路，法、德对现代知识体系的理性主义进路，各自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现代知识体系的基本议题基本上由它们所设定。中国议题的设置，也不例外。

就现代知识体系的一般议题来讲，“社会科学诞生于一个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欧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不稳定与危机”(12)理查德·奥尔森：《社会科学的兴起1642width=10,height=11,dpi=1101792》，王凯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6页。。这些促成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兴起的社会变迁，包括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中央帝国的政治统治危机、宗教改革引发的挑战、古今之变的文化冲突等等(13)理查德·奥尔森：《社会科学的兴起1642width=10,height=11,dpi=1101792》，第6width=10,height=11,dpi=1107页。，而这些促成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兴起的因素，在欧洲以外的地区要么不存在，要么不尖锐，不足以引发人文社会知识的革命性变化。非西方国家的后发现代化进程，一者注定了它们无法先期对后发现代化了然于心，未卜先知地创制与现代进程携手的知识体系；二者也注定了它们必然受先发现代国家的影响，不仅在现代的社会变迁上全面呈现依赖性，而且在知识引入上一定会受其全面制约。即使后发国家走上比较顺畅的现代发展道路，国中学者，也必然只有在顺畅与颠沛的不同体验中，才具有了挣脱西方国家的现代知识束缚的体验前提，也才足以将自己独特的现代体验代入知识建构，提出不同于先发现代国家学者的新见解、新主张、新学说，从而刷新现代知识体系。然而，先发现代国家同样在发展之中，因此相关社会进程的先人一步、相关思考的高人一筹，使得他们总会占据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优越地位。后发国家的学者要改变此种处境，无疑是相当困难的。除非后发国家具备极为优越的知识创制条件，同时整个知识共同体潜心学问、心无旁骛，才能真正对现代知识体系的刷新有所贡献。

就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来看，17—18世纪奠立了“中国”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基本地位与知识倾向。就“中国”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基本地位来讲，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议题；就“中国”议题的知识倾向而言，同样是在18世纪，法国学者以表彰为主，德国学者以批评居多，英国学者则倾向于客观描述。注释性的介绍与解释性的评说，确立了中国议题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从总体上讲，“到18世纪，解释性的评说明显发展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特性上，即：传播东方文化，以推进西方文化的目的性；结合西方情况和背景有选择地介绍中国文化的主动性；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自觉性。正是这种解释性特征的突出，才使得西方中国观变得越来越丰富，但却越来越复杂化；变得越来越深刻，但却越来越主观化”(14)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可以说，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议题，基本上是由欧美学者确立并予以阐释的。在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上之所以会出现一个让中国学者居于场外的局面，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西方的现代发展在先发内生的情况下，需要眼光向外，寻找学习与批判两种可能性同时具备的对象，而中国恰好成为这样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现代知识建构的优先性，注定了中国议题在被纳入这一知识体系之际，就构成任何尝试进入这一体系的学者不得不正视的论题。西方学者对中国议题的设定，即便是中国学者进入相关议题的讨论，也不得不首先对已经设定的中国议题表达赞同或拒斥的态度，但这样的表达，构成的是设置相关议题的学者定论的一个存量性论证，因此只能在设置这一议题的西方学者的学术脉络中被定位与评价。

从中国现代学术史来看，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不唯对中国学者加入全球学术共同体设定了先在的门槛，而且对中国学术的议题设置，也发生了广泛、深刻而持续的影响：迄于今时，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主流学界的呼应、孟德斯鸠的“中国专制主义”断言引发的广泛讨论、伏尔泰的“中国君王统治秩序礼赞”导出的不同论断、黑格尔的“中国哲学属于哲学前史”所引起的愤懑情绪、韦伯的“中国无以诞生资本主义”引致的长期争执、李约瑟的“现代科学为何不出现在中国”的论题，对中国学术界讨论相关话题，毫无疑问地发生了制导性作用。这些都无不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对现代知识体系关乎中国的议题所采取的认同与拒斥态度，而这样的态度恰恰让中国学者很难摆脱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现状。这里的认同与拒斥，不过是两种相反相成的承接现代知识体系之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议题的设置方式而已。中国学术界似乎还没有发挥出扭转国际学术界对这些议题的广泛认同的能量，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以接受或拒斥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从国际学术界的现状来看，西方国家在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主导地位，总体上没有被撼动。从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来看，中国学者立下宏愿，尝试改变西方学者领先的定势，并且存在一种力图突破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现状，进而改变中国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跟随定势的意欲。相对于心甘情愿尾随西方学者所设置的现代知识的中国议题而言，改变现状的尝试是可贵的。这不是一种基于中西对峙的赞许，而是基于中国学者必须对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有所贡献而言。

三、局部贡献
不能不承认的是，现代知识体系的基本命题、基本论证、基本理论，几与中国学者无关。只不过需要同时看到，在某些具体科学、具体论域、具体议题上，中国学者有过某些贡献，因而得以进入现代知识体系之中，成为被现代知识共同体所礼敬的学者。

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在某些领域占据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这些领域首先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关的领域。相关中国议题的提出，自然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定位安顿在了优先的位置。因此，在中国历史/经验方面，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中国议题可以作出的贡献，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被称为中国现代四大历史学家的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钱穆，对中国历史的精湛研究，可以作为案例来分析。四位历史学家都是著述宏富的大家，也都在整理中国古史、开拓历史研究领域与培养历史学者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对中国现代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相比而言，钱穆以其在港台的学术活动，影响了一批旅居海外的历史学者，因此间接融入了现代世界历史学知识的建构进程(15)其中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便是余英时。余英时2006年获得“人文学界的诺贝尔奖”——克鲁格奖，标志着他的历史学研究成就获得了西方学界的认可。参见陆扬：《从塔外到塔内——谈余英时先生的人文学研究和本届克卢格奖的意义》，《南方周末》2006年12月24日。。陈寅恪则以他游学西方的经历，不仅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兴起发挥了极大作用，而且也在西方学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承认，其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等人推荐入选英国学术院外籍院士，便是此种承认的一个有力佐证(16)参见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4页。，而他之受聘牛津大学，虽未到位，却表明其历史学研究成就受到西方顶尖大学承认的事实。

如果说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有中国学者参与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且作出了主要贡献，乃是一种“应分”的结果，也就是中国学者理应做好中国历史研究的话，那么中国学者在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则是他们积极介入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标志。胡适对中国思想史及其现代转变的探究，无疑令世人瞩目。他被西方学术界视为中国现代学术与新文化兴起过程中的标志性人物，因此长期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以其为代表，上承严复对现代政治学主流价值的引入，下启殷海光等学者对政治学主流理论的评鉴，胡适式学人对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政治议题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如果说现代政治学主流理论在西方学者如约翰·洛克、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到约翰·罗尔斯那里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原创性阐释，那么在这一理论脉络中的胡适式学人，则创发性地诠释了中国处境下接应现代主流政治学理论的进路。这无疑是对现代政治学知识的一个贡献。由于种种缘故，胡适的这一贡献还没有得到中国学界与国际学术界很好的理解和应有的阐释。

在人文学的其他学科，哲学家牟宗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与哲学史研究，也得到了国际哲学学会的承认，并为之召开过专题会议。在全球化与本土性视角创发的现代新儒学，包括港台及海外新儒学，则对现代知识体系中的文化保守主义乃至于政治保守主义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样的保守主义阐释，与全球保守主义浪潮相契合，形成接受与反思现代性的重要思潮。艾恺在“文化守成主义”命名下对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张君劢的讨论，已经显现出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高度关注(17)艾恺认为四人同属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这是一种不太准确的断定。至少后三人对中国的现代变化都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在此前提条件下，他们表达了对现代变迁过程的一些遗憾与不满。参见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3width=10,height=11,dpi=110177页。。现代新儒家从仅限于大陆的第一代，到流播港台的第二代，终致影响广及欧美的第三代，也显现出融入国际学术界并加入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明显势头。

中国学者不仅在现代人文学方面积极参与了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而且在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上，也作出了令人尊重的贡献。譬如社会学领域的费孝通等人，以对中国社会的描述与分析，很受国际社会学界的重视。包括中国现代社会学的一批奠基性人物，譬如吴文藻、潘光旦等人接引西方现代社会学以建构本土化社会学的努力，让中国社会学在一段时间内直接与国际社会学界的研究相同步，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这与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学术立意具有密切关系。“在治学上，他们中西兼备，博取各方之所长；在实践中，他们根据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详细而切实地规划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策略与步骤。最可贵的是，他们在倾全力于中国现代化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要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并希望以中国为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指明方向。”(18)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4页。这种眼界，正是中国社会学家能够有贡献于现代社会学知识的缘由。

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中国学者也曾作出过相应的贡献：政治学家萧公权对“政治多元论”的探究受到国际政治学界的重视，此后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中国现代转型的研究，在专业领域中产生过国际影响。经济学家张培刚对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功，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在实践领域，法学家张彭春对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作出的贡献，早获世人肯定。法学家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已成为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如此等等，都标示着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尤其是这一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所留下的劳绩。

设若将“中国学者”的范围扩大为包括海外华人学者在内的圈子，那么，中国学者对现代人文知识体系的贡献，就显得更为突出。如果说中国历史学的历史理论主要还是运用德国“兰克学派”，主流学者基本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既成理论，那么，既在中国大学供职，后又在西方大学任教的一些华人学者，对现代人文科学的某些领域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长期在普林斯顿历史系任教的余英时、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任教的杜维明、在威斯康辛width=13,height=13,dpi=110麦迪逊任教的林毓生、在美加著名大学任教的何炳棣等学者，堪为代表。在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曾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张光直和杨联陞，都对国际学界产生过不小的专业影响，对自己所在学科作出过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

但就对现代知识的总体贡献而言，中国学者未能书写出足以改变现代知识体系的一笔。换句话说，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之具体学科知识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对学科总体知识建构、整全性现代知识体系的贡献都显不足。一个现代知识史的事实是，人们还无法一想到某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就指认某位中国学者作为代表；人们也还无法一想到现代知识体系的总体突破，就马上联想到哪位中国学者的名字。在这个特定意义上，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的贡献，总体上是局部的、个别的、零星的。即是说，上述列举与未列举的中国学者，都只是在某个专业学科的局部构成性知识上有所贡献，尚未以学人群体的形式出现在国际学术界，且对现代知识体系缺乏代不乏人的继起性贡献。

从整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门类来讲，及至今日，依然无法在其上写下任何一个无可替代的中国学者的名字。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中国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消费者的缘故，试图将消费者的身份转变为生产者的身份，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学术蜕变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长期处在高度紧张的建构现代国家的进程且极不顺畅。这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想象力，让他们被现实关怀牵制而难以自拔，而且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被国家的权力体系牵着鼻子走，无法真正以学者的逻辑考虑问题，因此无力依从纯粹的学术逻辑来建构其知识体系。再一方面则与学者自身的定位不高具有密切关系。近代以降，中国学者的世俗关怀过强，现实参与诉求过盛，现世功名心太高，因之造成妨碍高水平学术研究的两个必要条件的缺乏：缺少学术创造所需要的超凡脱俗，也缺乏与权力一较高下的学术自信。拉不开与建构中的现代国家权力体系的距离，不仅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研究定位不高，也让他们的学术成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内在限制(19)参见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因此，即便是在中国学者已经较有深度地介入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时期，他们也无以改写现代知识体系。不宁唯是，在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上，他们还主要表现为对核心议题的紧密跟进。仅从两个特别富有标志性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聚焦论道的话题上，就可以看出中国之作为现代知识的消费者的定势。一是关乎科学、科学史研究的长期争议的热门话题“李约瑟之问”(20)“李约瑟之问”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一是现代科学为什么未出现在中国？二是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前者为中国学者高度关注，后者为西方学者聚力解析。其实，两个问题及其解答具有高度相关性。也只有在相关解答中，才足以让人充分理解相对问题的答案。在这里，与西方的相对方是一个可变项。参见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即现代科学为什么不出现在中国的问题。本来，李约瑟设定的这一中国议题，既应出自中国学者，也应由中国学者予以有力解答，但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受制于民族自尊心或其他因素，既不愿坦承这一命题的恰当性，也不愿深入剖析中国科学发展进程的深层机理。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以李氏的研究，以及对传统科学的挖掘，聚力反驳李约瑟的某些论断，进而从反面强化了“李约瑟之问”。于是，这一议题至今还主导着相关研究。二是中国社会科学界一直热心求解的“韦伯命题”，也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中国学界，长期存在的争议，不是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而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何时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长期讨论的焦点问题，属当年历史学大论争的“五朵金花”之一。在“韦伯命题”成为有关讨论的学理依托的情况下，相关争议围绕着新教伦理何以推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儒教与道教的互补建构如何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展开。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提出“儒教资本主义”的命题，试图证伪韦伯命题(21)参见卢兴等：《从东亚现代性的兴起反思“韦伯命题”》，《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46width=10,height=11,dpi=11052页。，但这一论证进路表明，它依然受韦伯思路的支配性影响。

从上述两个典型个案可以看出，中国学者面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既定中国议题，在总体上处于被动跟随的状态。这一状态，即使在中国学界发出超越“西方地方性知识”倡议的当下，也没有根本的改观。何以中国学者不单在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总体局面中缺席，同时在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上也处于被动地位呢？这确实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四、缺憾探因
就现代人文社科学知识体系来讲，中国学者在总体上尚未作出令世人瞩目的贡献。即使在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上，为国际学术界聚焦争辩的宏大命题，中国学者也没有作出令世人公认的贡献，这是一大缺憾。为何中国学者之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未能作出令人瞩目的原创性、体系性贡献？稍加分析，下述因素值得重视：

其一，学术界的现代体验过于晚近，以至于在古今之变中，学者的经验生活以及对经验的叙述、总结、提炼和知识化，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同业。从现代化变迁的漫长过程及其经验体会来看，国人始终有一种慢半拍的滞后性：直到晚明，才开始比较正式和全面地接触西方知识体系，但明代传入中国的西方知识，主要还是通过传教士所负载的西方古典知识，对当时已经初步形成的现代知识来讲，我们还处在完全陌生的状态。中国真正接触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已是晚清。“洋务运动”是直接催生西学东渐的现实动力。冯桂芬提出的“制洋器”与“采西学”大致规划了晚清中国进入现代知识体系的进路(22)参见邹小站：《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7width=10,height=11,dpi=110128页。。这相对于奠定现代知识体系的文艺复兴运动已经晚了四百年；相对于17世纪现代知识体系的基本成型也已晚了二百余年。中国人现代体验的后进，注定了国人现代认知的晚起，也注定了某种跟随现代知识进展的被动态势。

自晚清至今，中国长期陷于现代政制建构的起伏跌宕状态。现代知识经连续性积累，才能从草创、成熟而到有所创造。百余年之间，国人经历了三种政治体。这意味着，国人关于“现代”的思考被刚性地裁成三截，也就意味着国人在百余年现代知识建构历程上三度回到起步状态。这就让中国学术界很难以一种领先而深刻的现代经验，提出基于现代经验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国议题。且因为经验的滞后性，常常让人处于一种心有不甘的愤懑之中，故易陷入拒斥现代性的颠覆心态，从而无法以平静而理性的心境，去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大厦添砖加瓦。这既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缺乏原创性贡献的原因，也是中国学者很容易汇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否定性洪流的主要原因。

其二，现代知识体系建构所需制度支持明显不足，内外部阻力叠加。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权力哲学的主导，中国社会对现代知识抱持一种近乎敌视的态度，远甚在现代制度建构和社会进步上所遭遇的其他抵制。如何基于现代经验生活，而为中国的现代知识建构腾出反思的经验性和原创的理论性空间，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至于学术界内部较低的宽容度，则成为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严重内在障碍。内外阻力的叠加，让中国学者很难为现代知识体系的增量有所原创性贡献。

其三，知识共同体因受制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处境，理智与情感处于尖锐对立状态。一方面，知识共同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现代知识建构上的全面落后状态，并作出了理性判断；另一方面，在情感上却难以接受全面落后的事实，因此常常以对西方学者的现代知识贡献的批判、拒斥和颠覆态度，来对待自己理智上已然接受的东西，并力图在一个自娱自乐的封闭环境中营构超越之的新体系。

这就使得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知识界在现代知识体系中设置的中国议题以及相应的解释成果，始终抱持一种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一者，中国学者在总体上不甘心承认西方学者早已领先的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不予承认的深层原因，是认为这些知识属于西方的地方性和特殊性知识。殊不知，西方学者建构的现代知识体系，在经验上确实具有地方性与特殊性烙印；但在知识的普遍性层面，非西方学者一直以地方性、特殊性为理由所进行的颠覆，其实并不成立。因为非西方学者对普遍性的拒斥大多是基于知识生产的主体、地域、经验的特殊局限，却不知普遍性大多是基于理性而呈现的特质。一个具有知识价值的立论一定是确然性的主张，“一个确然性的主张就是一个普遍的主张。换言之，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并不依赖于提出这一主张的人的特殊性”(23)此处是针对道德主张作出的断言，但这一断言对经过检验的知识所具有的特性具有同样的适用性。参见翟振明：《将讲理进行到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3页。。

二者，中国学者自晚清以来的一个认定，也发挥着负面的作用。这一认定是，西方学者贡献的所谓普遍性知识，其实是不包括非西方知识尤其是不包括中国传统知识在内的局部性知识，因此不具备全球适用的普遍性。这是以现代知识体系的地方涵盖性不足为理由，挑战其所具有的普遍性特质。其实，无论是古典知识体系，还是现代知识体系，都不可能具有一无遗漏的地域涵盖性。所有知识，从来都只是原创者与后续者基于其具体认知和普遍理解的结晶。换言之，不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知识，不等于是无效的知识。同理，由中国学者基于特殊经验作出的知识贡献，即使不包括西方经验，只要知识共同体认可，那也是可以作为普遍知识成立的。因此，一个知识体系是否包含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经验提供的知识，都不足以构成否定西方学者基于西方经验所提供的知识的理由，反之亦然。

这引发了中国学者建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一种倾向，即以中国的地方性知识抗拒来自西方的地方性知识，结果就是陷入地方性知识的差异辨识而不能自拔。这种以社会历史文化具体经验的特殊性，对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理论建构的普遍性所进行的颠覆(24)陈嘉映在论及普遍性的时候，明确指出了理性的普遍性与经验的普遍性之间的差异。但他着意指出的是物理世界经验的一致性，以及理性普遍性与之的差异(参见氏著：《普遍性种种》[修订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8页)。在社会世界中，经验的普遍性建立在人性同一性的基础上，经验的特殊性则与人实际生活的周遭环境与人文历史相关。前者趋向于普遍性，后者趋向于特殊性。只有建立在普遍人性基础上的理性，才能让人发现超越地方性的普遍性，并且将其建基于超脱社会实际环境的理性认知之上。这正是前述霍布斯以人类性作为建构政治人性的立足点的缘故，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至今都缺乏认同的知识预设。，不仅徒劳无功，而且会败坏人们寻求普遍理论的知识趣味，最后只会陷落至具体经验世界的陷阱，而完全丧失超越具体经验以建构普遍理论的能力。这对偏好以地方性知识抗拒现代知识的中国学者而言，是一个需要慎重以待的问题。唯有理性区分地方性与普遍性，才能让中国学者避免以“反西方”知识掉进“反现代”知识的陷阱。

三者，由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现代知识体系上长于差异性辨认，且主要活跃于汉语知识圈——这不仅是指以汉语为母语的学者圈，也包括西方的“汉学家”圈，以及美国的“中国学”圈，而内在限制了知识生产能力。这就让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基本上限于会讲汉语的狭小圈子。即使少数跨出汉语学术圈的学者，其影响也很难广及全球社会科学圈。譬如，有人讲，美国华裔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主要影响会讲英语的欧美中国学家；余英时先生，对于会讲汉语的汉学家和中国学家影响很大；林毓生先生则对台湾政治转型时期的新生代政治家影响很大。这样的说法虽然不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但从一个侧面让人明白，华人学者还缺乏真正影响全球社会科学界的超重量级人物。这既是因为华人学者尚未提出过令全球学术界瞩目并予以讨论的重大学术议题，也是因为他们的研究缺乏普遍认知度的结果。至于中国大陆，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产生持续性国际影响力的学者。更为令人尴尬的是，即便是几位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海外华人学者，也没有改写过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更何况改写现代知识体系本身。他们擅长的知识生产方式，是挪用欧美国家的主导性、流行性理论以解释中国古典之今义或现代转型问题。

因此，中国学者总体上还限于对西方学者设定的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表达赞同或反对态度。故而人们很容易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17、18世纪现代知识体系确立以来，有关中国的议题，由法国知识群体给我们设置了中华帝国优良秩序的知识命题，到今天中国学者还兴致盎然地讨论着从魁奈到伏尔泰的现代知识体系之中国议题的设置，并为之感到无比自豪。因为它满足了中国学者内心涌动的领先全球的意愿。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不得不承受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知识群体将中国哲学贬入哲学前史，以及中国政治属于专制政治的负面评价。这刺激了中国学者试图重新设置现代知识体系之中国议题的冲动。至于寻求中国的现代出路的理论思虑，则常常徘徊于英美方案与德法方案之间，甚至效仿两种方案的转手方案。这无疑从两个互补的端点影响了中国知识界，但更主要的还是受制于德法思路。由此也使得德法知识界对中国知识界接受、理解、创造、转化现代知识发挥了决定性影响。广而言之，德法知识群体对中国的影响，甚至扩展到政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由于法国是以激进姿态面对现代知识体系，德国知识群体甚至是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反抗者而存在，因此，中国知识界似乎更多地受到了批判或反对现代知识体系进路的广泛、深刻而持续的影响。这让中国学者犹如丧失了判断力，感染了一种时时试图大力回击现代主流知识的悲情意识。

五、突入新境？！
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由于中国学者在知识上缺乏冷峻的理性判断能力，深陷于现代知识中国议题的法国式积极评价与德国式负面评价深渊，因此受两种情绪——前者激发的兴奋与后者催生的激越之情——的诱导而不能自拔。而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中国学者也深受现代知识体系的“二传手”苏俄与日本的深刻影响，并依从他们挪移和改写现代知识的进路，以同样的眼光看待现代知识体系(25)参见任剑涛：《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第二、三、五、六章，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5width=10,height=11,dpi=110156、201width=10,height=11,dpi=110285页。。即便置身英美的华人学者，因为心底留存的那份抗拒主流的英雄情结，也对现代主流知识与实践方案抱持拒斥态度(26)参见任剑涛：《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第46width=10,height=11,dpi=11084、157width=10,height=11,dpi=110200页。。然而，无论是跟随还是抗拒现代知识体系，其实都是一种无所适从的表现。正是这种心态，让中国学者常常因之丧失必要的知识自信。

如果说在中国国力处于孱弱之际，这种心态尚有让人理解的理由；那么，在中国国力走向强盛之际，这种心态的挥之不去，就有些令人费解了。从官民双方对中国的国际处境的反应来看，当下流行的一个说法，即“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正是这种不自信引发的说辞。前者涉及的是国家硬实力问题，后者涉及的正是中国的现代正当性辩护问题。这样的说法正好说明，中国的现代知识建构已经明显落后于国家实力的增长。而且，由之而来的更为重要的提示是，中国知识界甚至根本没有掌握现代知识要领，以至于不知道从何处着手以建立中国的“现代”辩辞，遑论登堂入室，优化现代知识或其中的“中国议题”设置。

这是中国学者被现代知识体系之中国议题的既定设置所宥限的主要体现。面对英格兰开拓的现代知识与实践方案，中国学者深知，中国不可能再像英格兰那样付出数百年的时间代价，“慢工出细活”地渐进推进自身的现代转变进程；因此，国家转型的紧迫感，让他们疏离渐进式现代发展道路，而选择一种旨在迅速实现现代转变目标的激进进路。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一是因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全球局面这一客观条件，确实不容许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以闲庭信步的从容来对待其现代转变处境；二是因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及其主观情绪，让人处在一种高度亢奋的心理状态，因此，必须仰仗一种同样具有急迫感与紧张性的观念、学说和实践方案，才足以让国人感到满足，并毫无拒斥感地全情投入其中。以此不难理解，为何法国式的激越之情、德国人的诗性浪漫、俄国人的反抗行动，在中国社会引发如此广泛、持久和深入的反响。中国人的现代处境与反应机制，促使中国学者在总体上全力抗拒现代知识体系的主流机制，以及相应的中国议题设置方式，并总是试图自主地设定相关议题。中国学者多多少少认为，只有由中国学者所贡献的现代知识，才是真知识；只有由中国学者设置的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才是真正反映中国面目的议题。这种心理定势，从积极的方面看，是促使中国学者为现代知识提供原创性成果的动力；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是中国学者进入现代知识殿堂的阻力。关键就看这种心理运动的方向如何定位：如果朝向前者，且与积极的现代知识建构搭配，那么它的正面导向作用就值得高度肯定；如果转向后者，且与反西方为表、反现代为里的社会运动相结合，那么它的作用就应当引起中国知识界的高度警觉。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中国议题既定设置的抗拒，已经成为其关于现代知识体系中国议题的前置条件，但这是一种无助于改变现代知识体系中国议题设置状态的自闭行为。它所促成的情形大多是：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中国议题设置的改变，成为这一学者群体以及同情之的外国学者的圈子性游戏。丹尼尔·贝淡宁组织中国学者在美国出版论及中国的英文著作，可以视为一个相关学术尝试的分析标本(27)由贝淡宁组织、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普林斯顿width=10,height=11,dpi=110中国”系列丛书已出版的四本书分别是朱苏力的The Constitution of Ancient China，贝淡宁的Just Hierarchy: Why Social Hierarchies Matter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白彤东的Against Political Equality: The Confucian Case。有关报道见《活动回眸：PUP携手北京大学燕京学堂：贝淡宁、白彤东、朱苏力教授谈儒法之争》，https://xw.qq.com/cmsid/20201229A0EEST00，2021年12月21日访问。。由一个会讲汉语的加拿大学者，与一批志在推翻现代知识体系中国议题设置现状的中国学者，共同营构一个重新设置现代知识体系中国议题的意象，确实是一个可以引起人们关注的知识现象。然而，不能不看到，这样的尝试，只是关心中国学者重新设置现代知识体系中国议题的少数西方学者的可贵努力；这样的尝试，虽然基于他们的中国经验生活和知识背景，但仍属封闭性地设置中国议题的尝试，完全没有改变现代知识体系中国议题设置的现状。换言之，现代知识体系中国议题设置的学术权力，似乎仍然牢牢掌握在发达国家学者的手中。

由中国学者相对自主地开拓进入国际学术界的进路，并且与国外学者就现代知识展开双语对话，是中国学者致力于改变现代知识体系建构定势的另一条道路。其中赵汀阳与法国学者德布雷就“革命”展开的讨论，以及他与法国人类学家阿兰·乐比雄展开的对话(28)德布雷、赵汀阳：《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另见赵汀阳、阿兰·乐比雄：《一神论的影子：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通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即属此类。与前述贝淡宁组织编写英文书籍的主旨在于表明中国学者的学术见解有所不同，赵汀阳与法国学者的对话和通信，一方面固然也有表达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的看法的意欲，另一方面则主要是针对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论题展开交流对话。这是中国学者尝试直入现代知识体系核心圈的表现。从这两个“思想事件”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尝试切进现代知识体系及其中国议题的愿望，是非常强烈和极为自觉的。

当然，在对上述中国学者尝试改写现代知识体系及其中国议题的意义进行明确肯定之外，还须看到，现代知识体系及其中国议题的总体构成状态并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即使是功能性的调整，也非明显可辨。在突入以中国学者相彪炳的现代知识供给新境的前路上，还有漫漫征途要走。或问，中国学者为什么一定要有贡献于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仅仅是因为中国学者与中国议题的“中国”共享性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或因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贡献无多的现状必须改变，以满足中国崛起之际国人日益高涨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回答仍然是否定的；又或因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只要激活这些资源就足以对现代知识体系增添崭新内容？回答还是否定的。

中国学者之所以需要对现代知识体系及其中国议题有所贡献，是因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这个世界的重要集群，在漫长的国族间互动中，中华民族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智慧，也善于发挥文明间融合创新的能力，并给世界文明增添了有目共睹的新因素。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深刻体验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艰难困苦，与任何其他民族一样，渴望人类发展臻入更为美好的境界。正是以同处一个世界的同气共求，中国学者不应缺席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不应在与自身经验密切相关的中国议题上无所贡献。这不是从中国的特殊性上寻找中国学者需要对现代知识体系建构及中国议题设置作出贡献的理由，而是从人类处境的普遍一致性上对中国学者提出的应然要求。中国学者对此要求的回应，自然是千差万别——基于民族主义、历史主义、特殊主义作出的反应，当然不在少数，但需要确立的反应进路，却应是世界主义、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至少，改变中国学者在上述知识体系建构与议题设置之被动处境最为有益的进路，是在处置这两类精神观念的张力时，给出富有原创性的、经得起国际学术界批判性论辩的研究成果。因而，国际学术界以可公度性为知识准则对中国学者的现代知识贡献进行的检验、接受与批评，是证明中国学者是否作出相关贡献的唯一标准。一切以自恋、自信和自负姿态提供所谓新知，如经不起国际学术界检验，都只具有自娱自乐的效果。

中国学者倘若能够真正平情地不断开拓知识话题，对现代知识体系之议题设置的理性取向加以确认，而不是以尖锐的悲情叙事和突兀的观念对抗去实现改变相关设置的目的，就有可能在现代知识体系上免除法国、德国知识群体对中国议题设置的张力，并对现代知识体系中国议题的更为合理的设置有所贡献。就此而言，前述中国学者在美出版关乎现代知识体系中国议题重新设置的著作，便是宝贵的尝试。因为，这将促使中国学者不再拘执于西方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中国议题设置贡献的地方性、特殊性，而以西方文字，为西方议题注入中国学者的知识阐释。或许，它能够改进现代知识体系中国议题设置的理性认知度。进而，赵汀阳与西方学者的直接对话，也属一种积极的现代知识建构姿态。中国学者之于西方学者，不是采取一种冷眼旁观或明显对峙的态度，而是秉持理性对话的姿态，则对于双方的互相了解与理解，对于营造互动式知识建构环境，对于促进中国学者在国际语境中推进现代知识建构，必将具有积极之作用。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2.05.01

作者简介：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北京 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