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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青年群体对华认知评析[1]
于婉莹
【内容提要】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长期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在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显著成果,但两国在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近年韩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对华负面认知上升,应引起关注。韩国青年是与中韩关系共同成长的一代,未来将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力量。研究韩国青年对华负面认知上升的主要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拓宽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路径、创新中韩青年交流模式等措施,对推动中韩友好合作关系的务实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韩国青年 对华认知 中韩关系 跨文化传播
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人员交流日益密切。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中韩关系仍面临诸多挑战。韩国民众对华一直存在负面认知,仅在不同时期有程度上的差异。[1] 朴钟锦:《韩国人对华负面认知与中国对韩公共外交途径》,载《当代韩国》2012年第3期,第48-58页。近年韩国青年群体的对华负面认知上升,给迈向“而立之年”的中韩关系带来新的挑战。韩国新总统尹锡悦在竞选期间就直言,“韩国国民尤其是大部分青年讨厌中国,而中国大部分青年也讨厌韩国”。[2] 《尹锡悦:韩国青年讨厌中国,中国青年也讨厌韩国》,(韩)YTN网,2021年12月28日,https://www.ytn.co.kr/_ln/0101_202112281823398559。此言论当时就引起两国舆论的极大争议。当前,韩国保守政党上台,其对外政策更加重视韩美同盟关系,强调价值观外交,对华政策更为强硬,加之西方国家对华“舆论战”趋于常态化,韩国青年的对华负面认知可能进一步加深。目前有关韩国对华认知的研究大多从其国民整体角度出发,未充分关注韩国青年群体的认知问题。青年是现在和将来影响韩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展的核心群体,也必将影响中韩关系的发展趋势。在当前形势下,重视并研究韩国青年对华负面认知问题,找到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并采取相应举措,对促进中韩关系长期友好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围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对韩国青年群体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华认知现状的观察,从多个角度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思考。
一、韩国青年群体的主要特征及其对韩国家发展的地位作用
关于“青年”的概念,国内外并无严格的年龄划分标准。韩国《青年基本法》中将青年的范围划定在19~34岁之间,但在一些青年扶持项目和就业政策中会适当放宽。这与目前韩国网络上较流行的“MZ世代”[3] “MZ世代”指1980年代初出生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和1990年代中期~2000年代初期出生的“Z世代”的统称。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主要来自网络及社交媒体,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照片墙(Instagram)、油管(YouTube)、抖音(TikTok)等社交网站和视频平台领域引领潮流。(大体对应中国的80后和95后)、“2030世代”(20~29、30~39岁的年轻人)的年龄大体重合(下文统称“青年群体”)。他们的成长经历了韩国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以及全球化和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过程,成长背景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身份认知、世界观构建以及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在韩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韩国青年群体正在崛起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推动韩国政治新老交替。他们是参与2016年要求朴槿惠总统下台的“烛光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也是善于在网络上表达政治立场的主要群体[1] [韩]赵元彬:《韩国社会MZ世代与政治参与》,载《哲学与现实》2022年第132卷,第112页。,其中许多人还成长为政治新星。2021年6月,36岁的李俊锡当选为韩国最大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首,成为韩国宪政史上最年轻党首;1980年出生的金在妍代表进步势力参加了刚结束的第20届总统选举,成为韩国最年轻的总统候选人。在本届韩国总统选举中,占全体选民32%的青年群体作为“摇摆选民”(swing voter)成为各方争取的关键力量。[2] 《2030世代提前投票率上升,能打破进步倾向吗?》,(韩)首尔经济网,2022年2月18日,https://www.sedaily.com/NewsView/2626T6IUFY。这意味着韩国青年群体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开始进入国家政坛的舞台中心,他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影响韩国的政治格局及内外政策走向。
第二,韩国青年群体已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青年群体在韩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中约占45%,在大企业员工中约占60%,在IT行业等创新企业中约占80%。此外,他们还是新媒体平台的主要创业者。[3] 《相似而又不同的MZ世代》,(韩)每日经济网,2022年2月11日,https://www.mk.co.kr/economy/view/2022/128454/。从年龄分布看,韩国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正处于劳动人口的“黄金期”,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核心群体;随着1995年后出生的人口参与劳动和经济活动的比例增加,他们不久将成为韩国最大的新兴消费群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
第三,韩国青年群体成为大众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主体。自上世纪90年代“韩流”开始风靡亚洲后,韩国青年就作为消费者开始与之接触。而当“韩流”走向世界时,他们不仅是该文化产品的主要消费者,还是其生产者和传播者。[1] 大学明日20代研究所:《千禧-Z世代趋势2022》,首尔:Wisdomhouse2021年版,第102页。目前,韩国青年群体已成为韩国文化产业的主导力量,扮演着将“韩流”文化全方位推向世界的重要角色,在维护和扩大世界对韩国的认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韩国青年群体在成长时期经历了经济危机。当下,他们生活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面临着高失业率、高房价、高负债、低结婚率、低生育率、老龄化以及严重的社会撕裂,导致他们与上一代人相比经济承受力更加脆弱。成长背景与群体特征深刻影响韩国青年群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包括对华认知。
二、韩国青年群体对华负面认知现状
据韩美日等国媒体和研究机构组织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近年韩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呈上升趋势。其中青年群体对华负面认知现状令人担忧。
(一)韩国社会整体对华负面认知上升
从纵向看,近年韩国社会整体对华好感度逐年下降;从横向看,韩国对华好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据韩国民间智库东亚研究院(EAI)与日本东京智库“言论NPO”于2021年发表的 《韩日国民相互认识调查》显示,韩国人对华负面认知从2020年的59.4%上升到2021年的73.8%,正面认知则从16.3%下降到10.7%,不到一年时间对华认知显著恶化。[2] [韩]朴相求:《一年之间,韩国对华认知恶化,对日认知改善》,EAI(东亚研 究 院)网 站,2021年9月29日,https://www.eai.or.kr/new/ko/etc ... oard=kor_eaiinmedia。韩国《时事IN》杂志也于2021年进行了一项名为“韩国人对华认知调查”,其报告显示,韩国受访者中对中国有好感的2016年占60%,2018年后开始下降 (2017年“萨德”部署入韩),2021年降至26.4%,与美国的57.3%、日本的28.8%、朝鲜的28.6%相比处于最低水平。[1] 《讨厌中国所有的核心群体是谁?》,(韩)时事IN网,2021年6月17日,https://www.sisain.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4821。而韩国受访者对美国的好感度则呈上升趋势,64.5%的人认为在中美之间韩国应该与美国保持更好关系。[2] 《反感中国的另一面是亲美》,(韩)时事IN网,2021年7月12日, https://www.sisain.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5021。
(二)韩国青年对华负面认知较深
从年龄结构来看,韩国青年群体对华负面认知较深。其中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09年以前出生的人成为引领这种趋势的主要群体。据2021年《时事IN》杂志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见图1),在20~29岁年龄段的韩国受访者中,对中国的好感度仅占15.9%,对美国的好感度为57.7%;在30~39岁年龄段中,对中国的好感度为21.8%,对美国的好感度则为57.2%。从图中还可以看出,韩国青年群体对中国的好感度明显低于韩国其他年龄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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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韩国对中国、美国的好感度
资料来源:根据《韩国人的反华认知调查报告》数据绘制。《时事IN》,https://www.sisain.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5021。
此外,在其他几项调查中,认为“中国是敌人”的韩国青年占62.8%;主张“韩中应该合作”的只占37.6%;判断“韩中关系会恶化”的占40.5%;认为“韩中关系会改善”的仅占8.4%。这组数字反映出韩国青年群体对中韩关系的未来较为悲观。[1] 《20世代为什么如此讨厌中国》,(韩)时事IN网,2021年7月14日, https://www.sisain.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5025。
2022年2月,东盟-韩国中心发布了《2021韩国-东盟青年相互认知调查报告》,分析了韩国19~34岁的青年群体对东盟、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5个地区和国家的认知现状(见图2)。其中,韩国青年对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信任度依次为:美国(82.7%)、澳大利亚(80.1%)、东盟(64.4%)、日本(39%)、中国(16.7%)。他们大多数认为未来对韩国帮助最大的是美国(89.9%),其次是东盟(82.2%)、澳大利亚(77.4%),而认为是中国的最少(38.1%)。可见韩国青年对中国的态度与对上述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明显差异。[2] 《2021韩国-东盟青年相互认知调查》,(韩)ASEAN-KOREA CENTRE(东盟-韩国中心)网,2022年1月27日,https://www.aseankorea.org/kor/Resources/ASEAN_Talk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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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韩国19~34岁青年对周边国家的看法
资料来源:根据《2021韩国-东盟青年相互认知调查报告》数据自制。ASEAN-KOREA CENTRE, https://www.aseankorea.org/asean ... sp?boa_filenum=5330。
2020年4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14个国家开展关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民调,在这些国家18~29、30~49及50岁以上三个年龄段的民众中,多数国家对华负面认知最严重的是50岁以上群体。而韩国与之相反,50岁以上群体的对华负面认知低于18~29和30~49岁人群,韩国青年群体中对华有负面认知的人超过80%。[1]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6,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 ... -in-many-countries/。
(三)来华留学生人数减少反映出韩国青年对华好感度下降
一个国家的留学生规模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国对其他国家青年群体是否具有吸引力。中韩建交后,两国留学生人数逐年稳步上升,曾互为对方最大留学生来源国。在留学生中培养出的知华、知韩群体,一直在中韩人文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2012—2017年,韩国来华留学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201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留学目的国;2017年,韩国来华留学生高达73240人,占当年韩国留学生总人数的30%以上。但从2018年开始,韩国来华留学情况呈下降趋势,到2021年降至26949人(见图3)。其中虽然还有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但韩国来华留学人数下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韩国青年对华好感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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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2—2021年韩国海外留学生人数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韩国教育部2012-2021年海外高等院校留学生人数统计数据自制。韩国教育部,https://www.moe.go.kr/。
三、韩国青年群体对华负面认知加深的主要原因
韩国青年群体对华负面认知的形成过程较为复杂,他们对中国的形象认定受政治事件、自身利益和地缘格局的影响较大。[1] 张蕴岭:《国家形象是一种软实力》,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23期,第16-18页。
(一)国内政治氛围和国际战略环境发生变化
过去5年间,韩国青年的政治立场出现了急转弯式的变化。2017年文在寅上台初期,韩国“2030世代”对其支持率高达94%。[2] 《每日意见第261号》,(韩)Gallup网,2017年6月1日,https://www.gallup.co.kr/gallupdb/reportContent.asp?seqNo=836。但目前这种情况发生了反转。在刚结束的韩国总统选举和地方选举中,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党都取得了胜利。其中“2030世代”的近一半选票投给了保守政党。即有一大部分青年的政治立场从进步转向了保守。在选举过程中,韩国政客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青年人易受煽动性言论影响的特点,制造韩国内“反华”“仇华”“嫌华”社会氛围,成为青年群体对华负面认知加深的重要因素。
此外,近年来美国加紧实施“印太战略”,不遗余力围堵中国,不断向韩国施压,夸大中韩利益分歧,推出所谓“芯片联盟”构想,试图通过“脱钩”孤立中国,拉拢韩国加入美国的遏华阵营。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俄乌冲突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环境的保守气氛,导致韩国在中美之间长期采取的“模糊战略”空间被挤压。在此背景下,中韩国力的非对称性、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对“相互尊重”的认知差异,作用于韩国青年的对华认知,放大了其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尤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受制于战后形成的韩美同盟影响,韩国民众大多将美国视为“领导者”,将中国视为“追随国”(follower)[3] [韩]金永浩、金润浩:《韩国人对亚洲的认知:空间从东北亚向东南亚扩大》,Asia Brief,2022年第2卷第2号,第1-5页。,“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在韩国卷土重来。据2021年韩国民调显示,受访者中认为中国会“对韩国构成军事威胁”的比例也从2020年的44.3%上升到61.8%。[1] [韩]孙烈:《从第9次韩日国民相互认知调查看韩日关系》,(韩) EAI(东亚研究院)网,2021年10月 8日,kor_issuebriefing。韩国社会这种对“中国威胁”的感知也影响了青年一代的对华认知。韩国青年群体从小就接受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教育,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持有偏见,这导致他们对快速崛起的中国的认知出现严重偏差,从“伙伴”“邻居”变成了国际秩序的“竞争者”“挑战者”,甚至是“破坏者”。[2] 《报告:中日韩三国民众相互怎么看?负面印象比正面多》,环球网,2018年12月13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韩国“时事IN”的民调结果显示,受访者中75%认为“中国会为了本国利益破坏国际社会的法律与秩序”,74%认为“中国正在世界和亚洲地区追求霸权”,71.8%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将给韩国带来威胁”,远高于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将有助于韩国”的受访者。《反感中国的另一面是亲美》,(韩)时事IN网,2021年7月12日, https://www.sisain.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5021。
(二)中韩文化传承交流的纽带遭到削弱
文化与认知、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主观感受。历史上,中韩源于深厚交往而形成的文化纽带为两国民众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但近年两国青年人在互联网上围绕历史、文化等问题充满情绪化的争议,对相互认知产生了消极作用。这与他们的成长经历,尤其是受到的教育熏陶密切相关。基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自信,韩国提出了将自身打造成为“文化强国”的目标。为了彰显其文化的独立性与优越性,韩国多次实施“去汉字”“去中国化”运动。韩国历史上属于汉字文化圈,与上一代人相比,韩国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甚少,加之汉字教育也被削弱,导致韩国青年一代出现了汉字文化断层现象。此外,韩国对一些传统文化的概念和来源进行模糊化宣传,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选择性叙述,甚至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对中国历史事实进行歪曲和丑化,导致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并不太了解的青年群体出现了认知错位。这也是近年来两国围绕历史问题,传统文化起源、归属问题等频繁发生争议的重要原因。韩国老一代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香港电影等影响,对中国文化有较深情怀,而年轻人对中国文化接触很少、理解肤浅。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却不断涌入,干扰了东亚国家的文化共同体构建[1] 郭树勇、于洋:《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构建》,载《东北亚论坛》2021第4期,第117页。;另外,由于“韩流”的国际传播,使韩国青年对本国文化的自豪感上升。在西方文化与“韩流”兴起的双重夹击下,东方传统文化对韩国青年的影响渐趋薄弱。
此外,在韩国青年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中,也缺乏对中国的客观、完整叙述。中国从古至今的地大物博、文化丰富、巨大变化等完全未进入韩国青少年的历史教育体系中。即在韩国青年一代的世界观中,中国被塑造成在历史上是“好战的封建帝国”,在现代是一个“非民主问题国家”形象。[2] 韩国“时事IN”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受访者给中国的政治民主程度打出的平均分只有8分(满分为100),受访者中有78.6%认为“中国会为了本国利益向韩国施压”,77.4%认为“中国是会为了本国利益而先动用武力的国家”。《反感中国的另一面是亲美》,(韩)时事IN网,2021年7月12日, https://www.sisain.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5021。即使在高等院校的教育中,也甚少有对中国各领域较为全面客观的介绍,使韩国民众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民族宗教政策、“一国两制”等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这导致他们眼中只有一个“想象中的中国”,即政治专制,经济落后,在军事、外交、文化上追求霸权,社会问题严重等等。[3] [韩]李春植:《古代中国的霸权战略与周边国家朝贡化》,高丽大学出版文化院,2020;[韩]圆光大学韩中关系研究院、东亚人文社会研究所:《憧憬全球霸权的中国的挑战与局限性》,(韩)景仁文化社,2022。2015年,国营电视台“韩国放送公社”(KBS)推出7集纪录片《超级中国》,从人口、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政治等多方面介绍了中国的最新发展面貌,播出后在韩国内引起轰动,其全新的观察视角、具有冲击力的数据和影像资料刷新了韩国人的对华片面认知,受到其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商界等的好评。但这类有关中国的客观全面的文化产品非常少。
(三)舆论环境复杂导致的认知偏差
首先,韩国媒体舆论与社交媒体对其青年群体的对华负面认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部分韩国媒体缺乏对中国客观全面的报道,尤其是一些保守派媒体,受意识形态影响,在“萨德”部署、环境保护、传统文化归属、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等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不乏歪曲事实,甚至妖魔化中国的报道。这些负面消息通过网络发酵作用于韩国青年,严重误导了他们对华的客观认知。此外,有的国际评论专栏记者不懂汉语,从未到过中国,甚至部分媒体的驻华记者也不懂汉语,严重影响了他们报道中国问题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其中一些问题直接关系到韩国青年的切身利益,导致他们对华负面认知日益加剧。
其次,在互联网3.0时代,青年群体是网络重要用户,他们在信息获取、消费取向、生活空间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互联网特征[1] 《2021年韩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韩国海外文化宣传院网站,2022年1月24日,http://www.kocis.go.kr/ebook/ecatalog5.jsp?Dir=396。,互联网信息与舆论成为大多数年轻人认识和判断国家形象的最主要方式。但当前互联网上真假消息混杂、信息碎片化,导致年轻人无法准确判断和把握其真实性、客观性。网络上充斥的负面事件、引导性话题也严重阻碍了中韩民间在媒介平台上的良性互动。
最后,一些西方国家试图搞意识形态战争,以偏离客观、中立和公正的视角扭曲中国形象,并利用舆论垄断制造对华负面形象,这使长期不知真相的韩国民众易被误导,对华认知出现结构性偏差。
(四)互联网空间非理性摩擦触发国民对立情绪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其中带有情绪性、非理性特征的龃龉往往会放大民族情绪,成为阻碍国家民间友好交流的障碍。[1] 叶璞:《理性看待“网络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9月30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930/c40531-23083908.html。韩国的被殖民和战争经历使其社会的“历史受害者意识”强烈,因此经常会有明显“进攻性”民族情绪,强调新身份构建、彰显民族独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在韩国蓬勃发展,网络空间迅速成为一些人宣泄民族情绪的场所。青年群体敢于表达不满,而在网络上表达还具有低成本、低门槛特征,因此网络迅速成为韩国青年群体发表意见和表达情绪的工具,当出现争议时,相同立场的人可以迅速在网络上形成同一阵营。21世纪初,中韩就曾因“东北工程”、高句丽历史归属、江陵端午祭申遗等历史文化问题在互联网发生争议和国民情绪对立,近年两国青年在网上又围绕“泡菜风波”“韩服”等问题产生争论,这种民族情绪对立,已成为中韩关系的“震源地”。[2] [韩]林明默:《中韩青年相互认知的根源在何处》,载《成均中国观察》2022年第1期,第86-90页。当前,网络民族主义情绪逐渐向韩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日常生活领域扩大,存在走向“极端爱国主义”的危险。
四、改善韩国青年群体对华认知的思考
中韩青年的相互认知状况是评估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参考变量之一。当下韩国青年对华认知的民调数据起到了警示作用。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如果不能及时制止中韩民间感情的恶化,这种负面认知将形成一种结构化的冲突并长期存在于两国关系中。因此,中韩两国都应重视这一问题,积极采取措施改善两国青年群体的相互认知,共同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避免这种现象在民间进一步扩散。
(一)引导韩国青年群体对中韩关系及对华全面客观的认知
韩国作为中国的邻国,几千年来一直与中国保持直接、密切和持续的交往,因而也对中国有深刻的认知。当前,韩国政府应促使民众提升独立观察、思考和辨别的能力,警惕一些西方国家对中韩关系的误导和分化,认清美国鼓吹“中国威胁论”和夸大中韩竞争的真实意图。此外,韩国政府还应从本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摈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避免成为美国围堵中国战略的前沿阵地。
韩国应该引导青年群体认识到中韩关系发展是两国几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来之不易,不应让个别事件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整体氛围,也不能因为少数分歧否定之前的交往成果。中韩建交后,两国高层交往密切,双边关系发展迅速,民间相互帮助,友谊不断发展。当前,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2021年中韩双边贸易额突破3600亿美元,是建交之年的72倍。[1] 商务部:《2021年中韩双边贸易额突破3600亿美元》,中国新闻网,2022年6月1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建交30年来,中韩在应对朝核、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上一直保持密切沟通,建立起全方位合作,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两国立场相近,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共同利益与合作远大于竞争。未来中韩的高水平合作也将给两国青年群体带来大量机会。
针对韩国青年的文化断层现象,韩国政府应加强对民众有关东亚历史、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培养青年群体对东亚共享文化与价值的自豪感,增进韩国青年作为东亚人的认同感。中韩共享的文化与价值需要两国共同维护,不应为追求本国的文化独立性而否认中韩之间的历史联系与共同价值,致力于消除因舆论炒作和夸大造成的历史文化问题误会。为此,中韩应共同探索东方文化与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的新意义,共同担负起传承这种文化与价值的责任。
(二)提升跨文化传播实效,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
青年群体具有跨文化传播的多重属性,他们既是传播的对象,也是媒介和主体。因此,改善韩国青年群体的对华认知,使他们成为中国“正能量”的传播者,可以带动整个韩国社会提升对华正面认知。第一,打造符合青年群体特点的服务和产品。高度重视对青年群体的观察和研究,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民调,对年轻人的偏好和情绪变化保持敏感度。此外,针对不同圈层量身定制“魅力攻势”,推动韩国青年群体主动接纳中国文化,提升跨文化传播的效能。2021年中国商务部公布了2021-2022年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可以据此重点扶持手机游戏、智能产品、影视、文学作品等在韩国青年群体中较有市场的优势领域项目。第二,抓住“融媒体”发展机遇, 拓宽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路径。针对青年群体开展精准化传播,重点关注并借助青年人常用的社交平台,增加他们对中国相关信息、知识以及优质文化的接触。如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加大中国权威媒体、企业、高校等官方账号的运营,提供多语言服务,通过社交矩阵形成“共振”效果。[1] 涂凌波、边歌:《国际传播中的受众问题:观念转型、制约因素与传播效能提升》,载《视听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3期,第46页。第三,整合文化资源,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打破西方媒体的舆论垄断,确立跨文化传播多元共生的文化理念,构建中国新媒体国际传播话语体系。鉴于中韩文化存在差异性,韩国青年对中国地方文化、少数民族习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接触较少,应以更丰富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充实中国文化的多元化特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尝试面向青年群体出版有影响力的权威书籍,或推出相关课程、信息情报网站等,弥补当前碎片式的信息情报与知识来源,促进韩国青年对中国各领域有更加全面、均衡、系统性的学习。
(三)以实践推动人文交流纽带构建
提升中韩青年之间的交流质量,消除隔阂,增信释疑。第一,吸引更多韩国青年来华旅游,使其更直接地观察和体验中国。2014年中韩旅游互访人次突破1000万大关,但来华的韩国游客更多是中高年龄人群,青年游客所占比例较低,而且来华人员中商务出差的比例明显偏高。[1] 刘志明:《舆情与管理:构建中国旅游舆情智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7-97页。因此,韩国青年群体来华旅游规模仍有上升空间。考虑到新冠疫情犹存,可推出更灵活的“云旅游”等线上主题活动,实现中韩持续交流与互动。第二,灵活开展留学生、高校公共外交。比起单纯扩大来华韩国留学生规模,应致力于吸引更多优质韩国生源,培养知华人士。中国高校可以为两国青年的交流提供优质平台。如可以留学生、交换学生为中心,灵活开展共同关注领域(如文物保护、减排、医疗卫生合作等)的“感知型”公共外交项目,提高他们在中国的留学体验感。还可以优先考虑在文化、体育、艺术等领域持续开发中长期的青年友好交流和共同研究项目,在合作中建立起文化纽带。第三,鼓励在韩中国企业、华人及其团体开展公益和文化交流活动。韩国在华企业曾开展多种公益性社会活动,包括资助偏远地区的小学、捐赠图书、资助女性“两癌”筛查等,为营造互爱互助的两国民间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也应发挥在韩中国企业的优势,推动民间互助,树立中国企业的海外良好形象。
(四)改善舆论环境、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及时化解风险和管控冲突
中韩两国的学者、媒体、舆论领袖应合力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对敏感问题进行客观、理性的发声和报道。中韩主流媒体可以开展战略合作,共享信息资源,共建良好媒体生态,促进两国及时真实地相互了解。还应警惕新媒体环境下的负面舆论被过度放大,制造焦虑和危机感,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防止中韩青年之间网络仇恨增长、民族主义蔓延。尤其是韩国的媒体人、舆论领袖应对中国民族、宗教、区域等政策及中国社会有更全面的了解和深入考察,以免被对中国人权状况和意识形态有偏见的西方国家舆论所影响。共同探讨解决两国文化冲突的方式和技巧,扫除民间交流障碍,打开促进民间相互理解的通道。
结 语
韩国青年群体在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影响中韩关系的重要变量之一。重视并减少他们的对华负面认知,是一项急需且重要的工作。否则,其作为一种结构性问题长期存在,会导致中韩关系更加疏远并恶化。这种趋势若不能及时得到遏制,未来可能对中韩关系造成严重冲击。
中韩关系迈向成熟阶段的关键是提高民间关系的稳定性,并使其与政治关系相互补充、促进,使中韩关系不易因个别事件或不实舆论而动摇。未来中韩关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群体的彼此认知,因此改善当前韩国青年的对华负面认知刻不容缓。两国应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积极扩大两国青年的人文交流并提质升级,让社会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群体在中韩民间交往上发挥更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于婉莹,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241(2022)04-0119-16
[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全球伙伴关系战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CGJ0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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