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字当头的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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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字当头的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提 要] 2022年是国际国内超预期事件高发的一年。本文认为，“三重压力”叠加“两大超预期冲击”使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严重偏离正常增长轨道，呈现“快速探底”“压力加剧”的特征。但随着近期疫情因素逐渐消退和宏观政策刺激力度加大，核心经济参数的拐点纷纷到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底部将充分显现。展望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必将迎来企稳回升态势，但复苏的进程将比2020年更加脆弱，将呈现非对称的“W型复苏”的运行特征。上半年宏观政策调整及时、靠前发力，但力度不足、效率下降；下半年需要更大力度、更加精准的宏观调控举措，政策效果也必将会有更充分的体现。此外，为保证全年经济目标的基本完成，稳经济一揽子措施需要在中期进行扩容和工具的创新。最后，本文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十大建议。

[关键词] 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经济复苏；疫情冲击；增长预测

一、总论与预测
2022年是国际、国内超预期事件高发的一年。预期内的“三重压力”叠加超预期的“两大冲击”使得短期中国经济运行严重偏离正常增长轨道，上半年宏观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的困难局面。一方面，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下行压力需要时间消化调整，疫情反复、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企、宏观经济政策的快速常态化，以及房地产、教育培训、平台经济的整顿和碳减排等结构性政策的同步实施，使得中国经济在2021年底已经面临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减弱三重压力。另一方面，2022年上半年，新一轮更大力度的疫情冲击、俄乌冲突下大宗商品价格的进一步飙升、悲观预期下房地产行业的持续下滑、全球通胀高企下美欧货币政策的快速转向以及外贸和互联网高新技术产业经历连年扩张后的高位回落，使得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新旧两方面因素叠加，不仅导致各类宏观经济指标纷纷突破底线，而且形成了新的趋势性变化。

与前期预测分析和各类研究相比，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以下新现象、新特征和新问题：

第一，2022年1-2月份开局回暖与3-5月份形势急转直下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新冠肺炎疫情防治进程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化进程，中国经济迎来自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最为困难的一段时期。

第二，2022年1-2月份宏观经济的向好说明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应对三重压力所布局实施的政策具有很好的效果，如果没有疫情和俄乌冲突这两大超预期的外生冲击，政策布局具有很好的针对性。但2022年3月份以来这两大超预期冲击极其迅猛，导致经济下行力量过大、下行节奏过快，各类稳增长政策力度不足以及时有效对冲并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加上疫情防控使得宏观政策传导和刺激效率下降，各项政策靠前发力但难以快速落地并产生引领性作用，使得悲观预期全面形成，经济循环流量急剧收缩。但是，在疫情得到全面控制之后，前期存量政策的力量将继续发挥巨大支撑作用。

第三，俄乌冲突的持续加剧、全球通货膨胀的高企、美欧货币政策的快速转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全球供应链的持续调整给中国宏观经济外部环境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不确定性冲击。

第四，2022年上半年各类先行参数的持续变异、市场主体预期的加速回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大崩溃，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系统性的变化，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地方政府支出保守化倾向严重。这不仅反映了市场主体对于短期政策调整不到位、宏观调节力度不足所做出的不乐观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市场主体在未来疫情变化、政策调整、战略定位等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持非常审慎的态度。

第五，2022年上半年，供给端和需求端都出现明显下滑，但核心CPI的回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大幅上升、产出缺口的扩大都表明，需求端力量的收缩更为明显。

第六，2022年宏观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不仅要求宏观调控有力度，还要求宏观调控更具前瞻性、灵活性和行动的魄力。有利的一面在于决策当局提前做出了三重压力的判断，较早进行了稳增长政策定位调整并强调政策靠前发力，但不利的一面在于新一轮疫情冲击发生在两会之后，已经确定的宏观政策安排特别是财政预算安排进行大幅调整需要时间，这就需要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有效配合。当前的宏观政策能够应对预期内的三重压力，但不足以应对与超预期的两大冲击相叠加的局面，下一步需要着力开拓新的政策空间并及时出台更大规模的增量政策。

展望2022年下半年，随着全国疫情形势的极大缓和、各地区复工复产复市复商的全面推进、稳定经济大盘主基调的确认、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充分显化、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的全面落地以及地方政府换届的完成，中国宏观经济有望迎来企稳回升态势，并在低基数效应下呈现较高同比增速，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并为2023年中国经济全面复苏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

第一，以上海和北京宣布启动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为标志，中国经济总体进入疫情后的复苏阶段。特别是以上海、北京等特大中心城市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一轮超大规模疫情冲击和力度超前的防控举措之后，开始逐渐恢复往日的生机和活力。2022年6月份经济增速反弹力度可能相对强劲，能够完成第二季度经济正增长、失业率下降的短期政策目标，但经济依然难以立即回到正常轨道。

第二，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和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为标志，宏观经济政策已经旗帜鲜明地确立了总体宽松定位。存量政策的全面前置、增量政策的全面出台、中央政府的强力督导、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层层落实、短期资金和财政的保障以及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能够保证2022年6月中国经济参数出现快速反弹，并保证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出现加速反弹。

第三，欧美通胀的全面显现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外需的回升，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面临的各种瓶颈约束也使得中国外需的窗口期得到一定的延续，因此在解除了国内疫情防控带来的生产和物流约束后，中国出口仍具有短期反弹的基础。

第四，相比于2021年下半年，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将寻找到新的平衡，先前的各种不利因素将得到极大缓和。煤电荒、汽车芯片荒等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从而使产业复苏在供需两端得到释放；房地产政策的放松和汽车政策的刺激，有助于遏制其在上半年的加速性下滑态势；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反思中得到改善，各种运动式的结构性政策逐渐脱离“层层叠加”与“几碰头”的困境；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九不准”，最大限度降低疫情防控带来的经济成本。

第五，高频数据也显示中国经济关键指标参数已经开始自我修复。从2022年5月份和6月份中上旬的高频数据可以看到，在疫情防控调整和稳经济一揽子措施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在触底后开始全面反弹，多数核心指标的拐点在5-6月份先后到来。

第六，考虑到现有一揽子政策的中期性质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的现有空间约束，2022年第四季度增长速度可能难以持续，特别是在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下，现有政策包可能难以满足2022年第四季度和2023年第一季度持续复苏的要求。中国稳经济一揽子措施需要在中期内进行扩容和工具的创新。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地方政府完成换届的一年、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的一年、新发展格局全面布局的一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必将逆转上半年经济增速回落的势头。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下半年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当前形势与2020年的异同，清醒地认识到本轮经济复苏可能面临着比2020年更为严峻的困难和挑战。第一，微观基础不同，企业和家庭部门比2020年更加脆弱。第二，市场预期不同，各类市场主体的信心比2020年有所下降。第三，运行模式不同，中国经济循环周转速度比2020年放缓。第四，外部环境不同，外部需求下降而供给冲击上升。第五，政策空间不同，传统财政、货币及就业政策空间收窄。

坚持底线思维，2022—2023年还需充分考虑小概率事件可能带来的系统性影响，防范和化解几大“灰犀牛”冲击叠加导致的经济系统性下滑的风险。

第一，疫情存在再次暴发的可能，从而导致防控成本急剧上升、经济复苏进程再次中断。第二，俄乌冲突不仅长期化而且出现全面激化的局面，从而导致我国地缘政治环境全面恶化，国际军事政治对经济产生强烈的外溢效应。第三，房地产政策的放松可能难以对冲本轮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大调整。第四，出口高同比增速不仅难以持续同时也存在断崖式下滑的概率。第五，中期视角下，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内缩外移”的风险。第六，非金融企业信用风险演变下重点板块出现变异的风险。第七，中国资本市场依然存在全面下挫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第八，世界经济存在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将进一步恶化和复杂化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

因此，对于2022—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调控不仅需要从当前状态出发来出台应对之策，更重要的是要在坚持底线思维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种极端现象可能演化的路径，找到阻断经济急剧恶化的关键点，确定与之相匹配的宏观政策，做好应对极端情形的政策储备。

根据上述各种定性判断，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设定2022年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如下：(1)名义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为2.8%；(2)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为6.6。预测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增长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增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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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预测值。

第一，总体来看，2022年上半年，三重压力叠加两大超预期冲击对短期中国经济运行产生了较大的下行压力。在基准情景下，预计2022年上半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为2.7%，主要受3-5月份疫情严重冲击下消费、服务业、制造业明显收缩的拖累。2022年下半年，随着疫情因素的极大缓和，在宏观政策全面发力和市场主体修复调整的共同作用下，受抑制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将得到充分释放，产业链供应链得到有效恢复，预期经济增长将实现强劲反弹，下半年实际GDP增速有望达到6.4%。

第二，分季度来看，基准情景下，2022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中国实际GDP增速分别为4.8%，0.8%，6.5%和6.3%，全年呈现非对称性的“W型复苏”特征，至年末阶段性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由于中国经济运行在第二季度严重偏离正常轨道，第三季度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修复的关键，第四季度成为微观基础全面修复的关键，特别是企业绩效和居民收入得到明显改善、失业率出现明显回落，为2023年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第三，全年来看，综合考虑中国经济自身调整和一揽子政策措施的拉动效应，基准情景下，预计2022年实际GDP增速为4.7%，较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仍高于全球经济增速近2个百分点。但考虑到人民币贬值因素，以美元计价的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重基本稳定。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中国必须确保国内经济大盘稳定、微观基础扎实牢固，以全面恢复和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二、 超预期冲击下的2022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本轮经济下滑的性质、深度与拐点判断
(一)总体来看：新一轮疫情因素冲击迅猛，使得中国经济下行力量过大、下行节奏过快，总需求和总供给均出现了明显的收缩态势
自2021年冬季开始，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频率提高、持续周期变长，并逐渐从“多点散发”演化为“多点密发”。在2022年3月份以来的新一轮疫情冲击中，确诊病例人数、管控持续时间、波及区域范围以及产业深度均已超越了2020年1-3月份的疫情时期。不仅如此，本轮疫情集中暴发在中国经济的核心区、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区，以及外资外贸的窗口区，且集中暴发于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收缩等特殊时点，这些因素决定了本轮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为迅猛，影响也更加深远。

受国内外不利因素叠加影响，特别是本轮疫情冲击，2022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复苏势头明显放缓，出现较大下行压力(见图1)。第一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4.8%，环比(季调)增长1.3%，低于年初预期；而相比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受疫情冲击力度更大，结合4-6月份的高频数据，本文预计第二季度实际GDP增速将进一步显著回落。在基准情景下，本文预计第二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0.8%，上半年实际GDP增速为2.7%；在乐观情景下，本文预计第二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1.3%，上半年实际GDP增速为3.0%。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速度决定了6月份经济补偿性、赶超性反弹的速度，即产生了上述两种不同情景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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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实际GDP增速

(二)从需求面来看：消费受冲击最为严重，投资相对平稳
消费方面，2022年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同比下降1.5%，剔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同比下降4.0%(见图2)。分月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月份实际同比增长4.9%，但自3月份起出现大幅负增长。3月份当月同比下降6.0%，4月份跌幅进一步扩大至14.0%，5月份跌幅缩小至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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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负增长

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回落，基建投资支撑力度加大，房地产投资拖累明显(见图3)。2022年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同比增长6.2%，比第一季度增速回落3.1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8.2%，高于总体投资增速2.0个百分点，较2021年全年增速提高8.0个百分点，对投资的支撑力度明显加大。相比之下，1-5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4.0%，比1-4月份跌幅扩大，比1-3月份增速回落4.7个百分点，下滑趋势更加明显，需要其他领域投资加大力度填补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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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变化趋势

(三)从供给面来看，服务业受冲击最为严重，工业相对平稳
2022年1-5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累计同比下降0.7%，比第一季度增速回落3.2个百分点，较2021年全年增速回落13.8个百分点(见图4)。疫情冲击下，服务业普遍低迷，零售、道路运输、航空运输、住宿、餐饮、房地产、居民服务、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指数均处于收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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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服务业生产指数出现负增长

2022年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3.3%，比第一季度增速回落3.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2.6%，比第一季度增速回落3.6个百分点(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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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工业增加值出现负增长

(四)从物价运行情况来看：核心CPI、服务价格低位运行且不断走弱， PPI涨幅持续回落但依然高位运行，进口出口价差扩大
在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推升下，2022年4-5月份CPI同比涨幅回升至2.1%，较3月份提高0.6个百分点；但是，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因素，核心CPI同比涨幅则下降至0.9%，较3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创2021年6月份以来的新低(见图6)。这说明在供需同步收缩中，总需求不足问题相对更加严重。同时，服务价格同比涨幅持续下降至0.7%，较1月份涨幅回落1.0个百分点，表明服务业在疫情冲击下陷入低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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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价格运行情况

自2022年年初以来，受俄乌冲突影响，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飙升，同时受疫情防控影响，物流运输明显受阻，企业生产和运输成本抬高，因此，俄乌冲突的经济社会效应进一步被放大。5月份，PPI同比上涨6.4%，在高基数效应下继续回落，环比上涨0.1%，价格水平保持高位运行。

进口出口价差扩大，反映了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和出口受阻放大了本轮冲击的经济社会效应，出现贸易条件恶化。2022年3月份以来，中国进口价格涨幅明显高于出口价格涨幅，4月份进口价格总指数升至117.1%，而出口价格总指数则持续回落至108.9%，缺口迅速扩大至8.2个百分点，表明中国贸易条件恶化。

(五)从微观基础来看：在经济深度下滑的冲击下，2022年上半年企业绩效恶化、居民失业率飙升、财政及基金收入下滑，市场信心出现大崩溃
2022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下行节奏之快、探底幅度之深，不仅意味着第二季度总体经济增速将比第一季度显著回落，而且意味着微观基础可能发生变异，形成经济内部恶性螺旋，导致下阶段经济复苏乏力。

1.企业绩效显著恶化。

市场需求下滑和生产成本上升叠加导致企业绩效显著恶化(见图7)。2022年4月份企业利润总额出现负增长，亏损面扩大。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5%，较第一季度增速回落5.0个百分点；其中，4月份利润总额同比下降8.5%，较第一季度增速回落17.0个百分点。企业亏损面以及亏损额显著扩大。1-4月份，工业企业亏损家数同比增长15.5%，占比为27.8%，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39.7%，占利润总额的20.5%。1-4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比第一季度增加5个，仅19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比第一季度减少5个。需要指出的是，相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的绩效恶化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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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工业企业盈利与亏损情况

2.居民失业率大幅飙升。

在经济深度下滑的冲击下，居民就业参数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持续突破目标底线(见图8)。2022年1-5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29万人，同比减少7.8%。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破6”，达到6.1%，连续6个月上升，尽管5月份出现小幅回落至5.9%，但仍高于5.5%的政策目标。5月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继续上升至6.9%，16岁～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继续上升至18.4%，均创下有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随着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青年群体失业率高峰可能将在7-8月份到来，这意味着未来一个季度就业压力更大，失业率可能还会进一步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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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城镇调查失业率变化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数字仍然可能低估了经济下滑对就业的总体影响，因为许多人已经被迫离开劳动力大军。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22年全球劳动参与率将比2019年低1.46个百分点，同时失业率比2019年上升0.51个百分点。中国由于跨区域、跨城乡流动就业的特点，受冲击幅度将更大。2022年5月份，中国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6.6%，其中外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6.2%，分别高出本地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1.1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同时，由于中低收入群体和民营经济中的工薪阶层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和就业形势的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第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仅为平均数的84.7%，相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1.6个百分点。

3.政府收入全面下滑。

在宏观经济下行和市场主体绩效恶化的情况下，公共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自然回落(见图9)。根据年初预算的目标，2022年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8%，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长0.6%。1-5月份，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同比下降10.1%，比第一季度增速下降18.7个百分点，显著低于预期，部分原因是4-5月份加大了留抵退税等政策力度。1-5月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下降26.1%，比2021年增速回落31.0个百分点，也大幅低于预期，主要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所造成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综合考虑公共财政和政府性基金两方面，1-5月份，政府收入累计同比减少13.9%，比2021年增速回落22.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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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变化情况

4.消费者信心大崩溃。

在以上背景下，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满意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均出现大幅度的回落，2022年4月份分别降至86.7%，86.5%和86.8%，较上年同期分别回落了34.8个百分点、28.4个百分点和39.1个百分点，较2022年2月份分别回落了33.8个百分点、28.8个百分点和37.1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是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期间回落幅度的4.8倍～5.1倍(见图10)。此外，分项指标显示，消费者就业信心、收入信心和消费意愿均显著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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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消费者信心、满意和预期指数显著回落

消费者系列参数如此显著地回落，说明202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绝不能简单照搬2020年的经验。针对居民收入和消费方面的举措如果没有实质性地调整，将难以在短期内快速扭转终端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

(六)从近期形势看：困难终将过去，中国经济将在触底后开始全面反弹
以2022年6月初上海和北京宣布启动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为标志，中国经济总体进入疫情后的复苏阶段。特别是，以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一轮超大规模疫情冲击和力度超前的防控举措之后，开始逐渐恢复往日的生机和活力。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速度决定了6月份经济补偿性、赶超性反弹的速度。

高频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关键指标已经开始自我修复(见表2)。从2022年5月份和6月份中上旬的高频参数可以看到，在疫情防控政策和稳经济一揽子措施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的核心指标在4月份触底后开始全面反弹，多数指标的拐点在5-6月份先后到来。预计6月份经济增速反弹力度相对强劲，能够完成第二季度经济正增长、失业率下降的短期政策目标，但经济依然难以立即回到正常轨道。

表2 高频数据显示拐点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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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份，中国综合PMI产出指数为48.4%，虽然仍低于临界点，但比4月份回升了5.7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回落幅度收窄(见图11)。其中，制造业PMI为49.6%，比4月份上升了2.2个百分点，接近临界点，表明制造业总体景气水平有所改善。5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7.1%，仍低于临界点，但比4月份大幅上升了7.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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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中国PMI指数走势

2022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对外资仍具有吸引力。1-5月份，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77.7亿美元(5 642亿人民币)，累计同比增长22.6%(17.3%)，保持较高增速(见图12)。其中，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8%，占比为75%。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2.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32.9%，高技术服务业增长45.4%。从来源地看，韩国、美国、德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52.8%，27.1%和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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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外商直接投资走势

2022年6月份人民币汇率企稳回升(见图13)。截至5月份，官方外汇储备为31 278亿美元，较年初减少1 224亿美元，主要是3-4月份下降较多，5月份已经企稳回升，较4月份环比回升81亿美元；5月份，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为6.71，较年初贬值5.3%，主要是5月份贬值较多，6月份以来已经企稳回升。截至6月21日，汇率微升至6.69(6月1日-6月21日的均值为6.70)，这主要是由于近期中国经济基本面改善，国际市场对人民币币值稳定的信心有所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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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人民币汇率和官方外汇储备走势

三、 疫情后企稳复苏的2022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经济复苏的节奏、挑战与风险研判
展望2022年下半年，对于中国经济形势不必过于悲观。随着疫情因素消退、各地复工复产复市复商全面推进、先前的各种不利冲击因素在下半年的缓和、一揽子宏观政策刺激效果的逐步显现以及十四五规划项目的全面落地，2022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将企稳回升，并在低基数效应下呈现较高同比增速。但是，对于本轮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当前形势与2020年情形在微观基础、市场预期、运行模式、外部环境和政策空间等方面的异同，特别是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微观基础和外部环境的恶化，2022年经济复苏将面临比2020年更为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复苏进程也将更加脆弱。同时，我们应坚持底线思维，2022—2023年还需高度关注小概率事件可能带来的系统性影响，防范化解几大“灰犀牛”冲击叠加导致经济系统性下滑的风险。

(一)坚定信心，五大支撑因素助力2022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
1.疫情因素消退，各地区复工复产复市复商全面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因素是影响2022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最大变量。5月下旬以来，国内的疫情形势得到了极大缓和。6月1日起，以上海、北京宣布启动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为标志，本轮疫情进入扫尾阶段。这意味着长三角、京津冀两大地区将重回正常经济发展轨道，中国经济发展全面进入疫情后的恢复阶段。

在不考虑政策支撑因素的情况下，本文分不同情景模拟分析了仅依靠经济系统的内生调整，发现疫情冲击对核心变量的影响将随时间递减，2022年年末基本恢复，疫情对2022年经济产出的累积损失预计达到2.0个百分点～2.3个百分点(见图14)。其中，在基准情景下，中国经济产出水平有望在6月份得到基本恢复，但消费和投资需求恢复缓慢，需要到2022年第四季度基本恢复，至2023年第一季度完全恢复，这将产生较大的短期供需失衡压力；同时在就业领域，劳动供给较快恢复而岗位需求减少将造成显性失业问题(见图15)。因此，2022年宏观调控政策必须要着眼于扩大总需求，及时有效地化解供需失衡问题和显性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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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不同情景下中国经济产出累计调整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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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基准情景下中国经济变量内生调整节奏

2.宏观政策刺激效果显化，助推中国经济基本面改善。

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旗帜鲜明地确立了总体宽松定位，这将全面改变此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相对偏紧的局面。存量政策的全面前置、增量政策的全面出台、中央政府的强力督导、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层层落实、短期资金和财政的保障以及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能够保证6月份中国经济参数出现快速反弹，并保证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出现加速反弹。同时，全国各地房地产政策的明显放松和汽车减税政策的刺激也有助于遏制其上半年加速性下滑的态势。

国务院印发的《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提出了六个方面33项具体措施，包括财政政策(7项)、货币金融政策(5项)、稳投资促消费政策(6项)、保粮食能源安全政策(5项)、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政策(7项)以及保基本民生政策(3项)，并启动对相关省份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情况的专项督查。对比可见，这一揽子政策措施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力度，更加强调“靠前发力、适当加力”。这也意味着，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从此前应对“三重压力”向当前防范化解经济危机的模式转变。随着一揽子政策措施加快落地见效，预期能够对下半年稳住经济和助企纾困等产生更大的政策效应。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内外部政策时滞和疫情防控干扰，2022年的宏观政策特别是增量政策在上半年的刺激效果并不明显，但在下半年必定会有更加充分的体现，使得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速呈现加速抬升的态势。

3.先前的各种不利因素影响将在2022年下半年得到缓和。

相比2021年下半年，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将寻找到新的平衡，先前的各种不利因素将得到极大缓和。煤电荒、汽车芯片荒等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从而使产业复苏在供需两端得到释放；房地产政策的放松和汽车相关产业政策的刺激，有助于遏制其在上半年加速性下滑态势；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反思中得到改善，各种运动式的结构性政策逐渐脱离“层层叠加”与“几碰头”的困境；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期发布了“九不准”等措施，也将最大限度地降低部分地区因过度疫情防控所带来的经济成本，使得中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找到新的平衡。此外，欧美通胀的全面显现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外需的回升，同时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面临的各种瓶颈约束也使得中国外需的窗口期得到一定的延续。因此，在解除了国内疫情防控带来的生产和物流约束后，中国出口仍具有反弹的基础。其中，一个目前有待确认的利好因素是美国可能会在下半年取消对华贸易关税，以缓和其国内高企的通胀压力。

4.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的实施和落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所带来的战略转换效应，将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对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力量。

如果说2021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通过和各地区开始布局的一年，那么2022年将是十四五规划的重大项目具体实施和全面落地的一年。十四五期间中国全面启动科技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支撑效应的具体途径与规模预测如下(见表3)：第一，从总体层面来看，十四五期间，中国的总研发投入对GDP可能带来的增加值规模可能达到39 200亿元，对十四五期间的GDP拉动效应年均可以达到0.8个百分点。第二，从基础研究角度来看，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对GDP可能带来的增加值规模可能达到2 650亿元～2 990亿元，对十四五期间的GDP拉动效应年均可以达到0.1个百分点。第三，从应用研究角度来看，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应用研究投入对GDP可能带来的增加值规模可能达到36 800亿元，对十四五期间的GDP拉动效应年均可以达到0.7个百分点。类似地，从高等院校及政府所属科研机构角度来看，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高等院校及政府所属科研机构部门研究投入对GDP可能带来的增加值规模可能达到9 750亿元，对十四五期间的GDP拉动效应年均可以达到0.3个百分点。从企业角度来看，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企业部门研究投入对GDP可能带来的增加值规模可能会达到24 208亿元，对十四五期间的GDP拉动效应年均可以达到0.5个百分点。

表3 十四五时期中国研发投入对GDP拉动效应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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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低基数效应将助推2022年下半年实现高同比增速。

由于2021年宏观经济走势“前高后低”，特别是下半年经济下行幅度较大，在客观上对于2022年经济同比增速形成了上半年高基数、下半年低基数的效果。具体来看，2021年上半年实际GDP同比增长12.7%(两年平均增长5.3%)，而下半年实际GDP同比增长4.4%(两年平均增长5.0%)。因此，考虑低基数效应因素，2022年下半年同比增速有望得到提升。事实上，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大多都有类似的效果，甚至包括疫情变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供给冲击因素。

(二)保持清醒，2022年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将比2020年面临更大挑战
基于上述分析，2022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有望实现复苏。但是对于本轮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当前形势与2020年形势的异同，清醒地认识到微观基础和外部环境的恶化。2022年经济复苏将面临比2020年更为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复苏的进程可能会更加脆弱。

1.微观基础不同，2022年企业和家庭部门比2020年更加脆弱。

在客观上，相比2020年疫情初次暴发，2022年各类市场主体已经在连续两年多的疫情持续冲击下消耗了大量的储备，经济的弹性韧性已经发挥到了极致，“最后一根稻草效应”很可能快速爆发(Bartik et al.,2020)。此外，在主观上，疫情反复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国内外疫情防控政策的差别、不同人群对俄乌冲突不同价值观的撕裂以及其他重大纷扰，导致市场主体预期进一步低迷，难以形成大上快上的新局面(Ahir et al.，2018)。

从2020年疫情暴发至今，中国中小微企业经营者的元气始终没有得到恢复。北京大学针对中国小微企业经营者的调查显示，以2019年同期经营状况为基准，小微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恢复比例最高点为2021年的第二季度，达到38.3%，此后开始持续回落，至2022年第一季度，恢复比例仅有27.1%(见图16)。从现金流可以维持的时间来看，平均为2.4个月，较上年第四季度减少0.3个月；近四成小微企业现金流只可维持不到1个月，该比例相比于上年同期有显著攀升。从盈利水平来看，全国范围内的小微企业经营者的净利润率环比均出现下降。而剔除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时间趋势的影响后发现，相比未受疫情影响地区，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地区的小微企业经营者在盈利方面、现金流维持时长方面受到的负面冲击更为明显(见表4)。

表4 2022年第一季度疫情扰动对小微企业经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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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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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2020年以来各季度对比2019年同期的经营恢复比例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线下经济低迷的同时，线上经济也并不景气。根据阿里研究院在淘宝、天猫平台开展的调查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有72.1%的中小企业营业收入下滑，13.2%的企业持平，仅有14.7%的企业营业收入增加。企业面临的最大经营困难是疫情的反复冲击。物流管控导致电商企业进销货不畅，库存积压、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导致营收下滑的企业占比持续上升，线上中小企业的经营活跃度持续走低。

2.市场预期不同，2022年各类市场主体的信心比2020年下降。

2020年中国迅速战胜疫情使得市场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只是一个加强版的“非典”，疫情“结束”后中国经济将很快进入全面复苏阶段并最终走向正常化。然而，疫情迄今仍然没有结束，2022年的新一轮疫情比2020年的疫情持续时间更久、防控力度更大，使人们意识到“疫情可能永远无法结束，经济活动也可能长期无法恢复正常”。在这种悲观预期下，企业投资行为和居民消费行为必然发生重大变异，生产投资和居民消费支出保守化倾向更加严重。这意味着，相比2020年，在本轮经济复苏阶段，市场主体对于长期投资、重资产投资、流动性较差的投资，耐用品消费、负债消费、过度透支未来的消费，都将变得更加谨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策调整不能起到引领性作用，进而恢复市场主体对未来的中长期信心，中国经济的复苏进程将变得更加缓慢和脆弱。

在悲观预期下，财政金融政策边际宽松难以抑制市场信贷需求内生回落。首先，居民部门信贷总量持续全面收缩。特别是2022年4月份，居民部门住房贷款、消费贷款、经营贷款全面负增长，不仅反映出居民的购房意愿和消费意愿大幅下滑，还反映出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的扩张意愿遭受明显的负面冲击。

其次，企业部门的信贷结构恶化，用于扩大投资生产的中长期贷款大幅度减少，而为了维持现金流的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大幅多增。从资产端来看，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资产扩张主要来自流动资产的高速增长(见图17)。2022年4月末，工业企业流动资产余额同比增长13.5%，比资产总额增速高出3.1个百分点，这可能意味着企业长期投资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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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2022年1-5月份企业和居民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变化

3.运行模式不同，2022年中国经济大循环速度比2020年放缓。

疫情暴发至今三年来，中国经济循环速度明显放缓，人员流动和货物流动已经发现系统性变化(见图18)。数据显示，即使是在2021年疫情因素大缓和、经济恢复较为理想的时候，货运量也没有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更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增长趋势。相比货物流动，人员流动放缓趋势更为明显，客运量在2020年10月份恢复到峰值时也仅为疫情前2019年同期的69%，此后则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21年12月份降至2019年同期的42.9%、2020年同期的66.4%，2022年4月份则进一步降至2019年同期的22.6%、2020年同期的56.7%。中国经济整体变得更“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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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中国客运量和货运量同比增速走势

4.外部环境不同，2022年外需比2020年下降，而供给冲击比2020年上升。

第一，2020年中国率先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在中国经济复工复产阶段，恰逢海外疫情暴发和蔓延高峰。中国疫情与世界疫情的不同步、中国产业链与世界产业链重启的不同步，使得中国供应链产业链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不仅为世界各国提供疫情物资和“宅经济”的供给基础，也保证了中国外需不仅没有随着世界贸易的崩溃而崩溃，反而逆势出现超预期反弹，为中国内循环的重启和经济整体复苏提供了强大支撑。2022年则与此情景相反。

第二，2020年全球能源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降至历史低点，对于中国经济生产成本的降低起到了显著作用。2022年则与此情景相反。

第三，2020年欧美国家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外需起到提振作用。2022年则与此情景相反。

第四，2020年中美关系得到了阶段性的极大缓和，使中国贸易成本显著降低。2022年则与此情景相反。

5.政策空间不同，传统财政、货币及就业政策空间比2020年收窄。

不同于2020年，2022年传统宏观政策的空间已经在过去两年多消耗大半，各类政策刺激效率也已大幅递减。一是降息降准大幅度缩小了货币政策空间，且随着美联储加息节奏提速，为减缓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货币政策趋于保守。二是持续高赤字和地方政府高债务率大幅度缩减了财政政策空间。在市场需求不足和企业营收下降的背景下，实质性减税降费空间有所缩小。三是随着房地产市场下行，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大幅下降，政府性基金支出的扩张空间受限。四是狭义就业稳定政策在过去三年中应出尽出，事实上已经造成就业质量下降和灵活就业泡沫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各种政策争论不断，其背后所反映的一个本质现象是，各地方各部门开始感觉自身政策空间逼仄，而将稳增长重任寄希望于其他单位或部门发力。

(三)守住底线，2022—2023年还可能面临八大“灰犀牛”冲击叠加风险
坚持底线思维，2022—2023年还需高度关注小概率事件可能带来的系统性影响，防范化解以下八大“灰犀牛”冲击叠加导致经济系统性下滑的风险。

1.疫情存在再次暴发的可能，从而导致2022年下半年经济复苏进程再次中断。

按照目前的疫情防控节奏和疫情周期测算，本轮疫情已经基本结束，这也是目前很多宏观研究报告的基准。但必须认识到奥密克戎病毒依然在变异，而变异病毒的传染性不断提高，这给我国采取的“动态清零”政策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全面放开政策，疫情存在着在持续变异的过程加速传播的可能，中国未来输入性压力将进一步提升。这对于中国疫情暴发的频率和防控的难度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不断提高的传染性和高频率的突发性将使中国疫情防控面临几何级数增加的经济成本冲击。

如果2022年下半年疫情再次暴发，特别是在中国经济的核心区、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区、外资外贸的窗口区，可能超出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对此，本文模拟分析了在2022年8月份或11月份如果再发生一次中等强度疫情的“不利情景”。结果显示，2022年全年累计产出损失将由基准情景和乐观情景的2.3个百分点、2.0个百分点提高至4.0个百分点，并且其不利影响还将进一步延续至2023年上半年，从而累计产生更大的损失(见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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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模拟分析不利情景下中国经济产出累计调整幅度

2.俄乌冲突不仅长期化，而且出现全面激化的局面，从而导致我国地缘政治环境全面恶化，国际军事政治对经济产生强烈的外溢效应。

俄乌冲突自2022年2月下旬爆发以来，引发全球能源供给危机和粮食安全危机，成为影响2022年全球政治经济走势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之一。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俄乌冲突不仅长期化而且出现全面激化的局面。一是俄乌冲突主要方目前仍然没有和谈的迹象，反而存在在局部战场不断扩大冲突的风险；二是波兰准备派兵进入乌克兰，从而导致冲突局势变异；三是在欧美持续资助下，乌克兰开始对俄罗斯本土进行袭击；四是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带来的局势变化；五是立陶宛与俄罗斯爆发飞地通行争端问题；六是北约对俄罗斯打击和遏制的战略全面升级，导致俄罗斯出现各种变异；七是英美等国利用乌克兰危机绑架中国，可能对中国采取捆绑式的制裁。

3.房地产政策调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的局面，短期内房地产市场仍存在加速恶化的可能。

一是本轮房地产政策的放松难以对冲房地产市场结构性大调整。与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性变化不同的是，本轮房地产市场变化是各类基础性结构参数(住房存量、人均面积以及适婚人群数、居民债务率以及企业杠杆率)都发生拐点变化带来的产物，而非单纯政策变化的产物。二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基础环境变异的冲击下经营模式发生巨大的调整，过去十多年的“高债务-高杠杆-高流转”模式不可持续，大部分房地产企业都在进行经营模式的转变，特别是大部分头部房地产企业在去金融化中面临阶段性危机调整，短期难以回归到常态化经营之中。三是“房住不炒”战略定位及相关土地制度、监管体系改革的出台决定了房地产市场处于性质转型的过渡期。四是房地产“价格-预期”正反馈机制在调整期依然存在，价格下滑引起需求预期恶化，进一步引发价格的下滑，这种强化机制很可能被引发，特别是在疫情时期房地产需求预期本来十分低落。

4.出口高同比增速不仅难以持续同时也存在断崖式下滑的概率。

尽管短期内出口仍有反弹的基础，但如果前瞻性进行底线思维，以下几大极端现象出现很可能导致出口快速恶化：一是本国供应链和产业链在疫情和防控政策的冲击下出现断裂，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以及印度、东南亚和拉美等国供应链和产业链全面恢复，产生强烈的替代效应，导致全球产业链发生系统性漂移。二是中美冲突不仅没有因为俄乌冲突而出现一个缓冲期，反而在欧美阵营进一步团结过程中全面恶化，美国进一步借助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对中国进一步遏制，特别是拜登政府这两年来布局的供应链联盟产生效果。三是世界经济也很可能在未来一年左右再次陷入萧条，各国贸易需求大幅度下降。

为综合分析未来贸易发展情况，基于我国历年月度进出口贸易数据，本文对我国2022年第二季度以及下半年的贸易情况进行了预测。

图20报告了出口规模预测结果。其中，预测值1基于时间序列预测方法，预测值2基于加法分解模型，将对外出口分解为趋势项、周期项以及非规律性的节日效应与冲击效应，预测值3为预测值1与预测值2的平均值。根据图中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对外出口规模存在高度的周期性增长特征，且时间序列预测以及加法分解预测结果均表明，在出口交货时滞与当下国内零星疫情频发的背景下，受原材料库存、出口订单需求、供应商供货水平下降的复合影响，2022年第二季度出口规模具有一定的波动性，2022年5-6月份的出口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延续4月份的下降趋势，但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条件下，下半年出口规模将呈略增长趋势，整体水平较为平稳，但是同比增速将显著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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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我国出口规模预测

此外，考虑到在疫情之外，俄乌冲突较为深远地影响了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因而相对出口，进口的波动性更为明显(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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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我国进口规模预测

5.中期视角下，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内缩外移”的重大风险。

从中长期视角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面临“内缩外移”双重叠加型的新风险。而且，这种“内缩外移”双重叠加风险对中国经济表现为中长期影响效应，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带来不可忽略的负面冲击效应，很有可能会严重干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断裂现象。

一方面，从“内缩”风险来看，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策略很有可能会阻断国内与国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各种要素资源的正常流动关系，从根本上削弱和阻碍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战略空间。

另一方面，从“外移”风险来看，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动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效应之下，全球重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向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转移和集聚现象凸显，很有可能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难以忽略的竞争效应和替代效应。针对当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内缩外移”的新型叠加风险，要有全新的、前瞻性的、持久性的应对战略思维(黄群慧等，2017；刘伟和陈彦斌，2021)。

6.短期资本市场依然存在全面下挫、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2022年4月25日至5月25日，中国资本市场持续拉响“3 000点保卫战”，上证A股总市值从年初51万亿元的高点一度跌至4月26日的37.6万亿元，直至近期企稳回升。截至6月20日，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和沪深300指数分别较年初下跌8.9%,16%和12.4%。

展望未来一段时期，下述5大因素依然随时可能产生扳机效应，导致中国股市直线加速下滑，从而引发一系列系统性风险。一是美国可能对中国资本市场采取进一步打压的举措，包括进一步扩大中概股退市名单，对我国互联网头部企业的围堵，对科技企业黑名单的扩容等措施不仅直接导致这些行业股价出现系统性变化，同时会使中美冲突在短期上升到新的高度。二是在后疫情时期，美国全面启动新的遏制战略，全面缩短疫情带来的中美冲突缓和期。三是美国货币政策转型超预期加速，带来全球资本超预期的变异，美元持续升值，进一步引发资本外逃压力加剧。四是各类资本对于中国疫情政策、资本监管政策、地缘政治的态度采取用脚投票。五是本国上市公司业绩快速恶化，并与欧美公司业绩进一步拉大差距带来的价格效应。

7.非金融企业信用风险演变下重点板块出现变异的风险。

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多轮信用扩张后，我国债务风险累积至高位，宏观杠杆率持续居于全球前列(刘晓光等，2018)。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作为债务的主要载体，债务风险尤为值得关注(刘晓光和刘元春，2019)。展望2022年，虽然在稳杠杆基调下宏观杠杆率有望维持稳中略升态势，但债务“灰犀牛”风险仍存，地产行业、城投行业、高碳行业等板块的信用风险值得高度关注，需要处理好疫情防控与稳增长、防风险的动态平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一是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延续2021年下半年以来释放态势，应关注债券展期、交叉违约等风险以及风险外溢的可能性。二是地方债务严监管下尾部城投风险持续释放，应关注信用分化加剧及风险向债市传导可能。三是高碳行业债务风险普遍较高，应关注绿色转型过程中重点行业信用分化加剧及尾部风险上扬。四是金融机构风险敞口有所扩大，应关注产业类风险向金融领域进一步传导以及风险在金融领域内部扩散的可能。

8.欧美政策转向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世界经济衰退的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俄乌冲突、美欧货币政策快速转向、全球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持续高企等冲击，进一步加重了疫情之前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趋势(刘元春等，2020)。总览当前国际经济与金融市场环境，欧美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不断刷新纪录，随着美联储和欧央行政策转向，市场风险偏好发生逆转、全球资本市场剧烈下行调整，未来可能刺破资产泡沫或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将进一步恶化和复杂化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22年是国际国内超预期事件高发的一年。“三重压力”叠加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两大超预期冲击，使得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暂时偏离正常增长轨道。展望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必将迎来企稳回升态势，呈现非对称的“W型复苏”的运行特征。随着疫情因素的消退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稳增长主基调的全面确认和强化，一揽子政策措施效果的逐步显化，以及十四五规划项目的全面落地，地方政府换届的全面完成，2022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将企稳回升，并在低基数效应下呈现较高同比增速，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本轮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当前形势与2020年在微观基础、市场预期、运行模式、外部环境和政策空间等方面的异同，特别是清醒地认识到微观基础和外部环境的恶化，2022年经济复苏将面临比2020年更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复苏进程也将更加脆弱。同时，坚持底线思维，2022—2023年还需高度关注小概率事件可能带来的系统性影响，防范化解几大“灰犀牛”冲击叠加导致经济系统性下滑的风险。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十点政策建议。

第一，科学规划2022年下半年的增长目标和相匹配的政策举措。建议坚持全年5%～5.5%的增长目标并追加相匹配的政策力度，以此确立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定位和发挥预期引导作用。

第二，把握新阶段经济复苏带来的信心提振的窗口期，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对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进行中期扩容和工具创新。

第三，高度重视疫情冲击下各类微观市场主体行为模式变化的宏观经济后果，特别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行为的“保守化”倾向将导致传统政策手段及预调微调模式的失效。

第四，随着中国经济步入疫情后的复苏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应当从短期救助转向有效需求的快速扩展，实现向市场型深度复苏的顺利转换。

第五，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应在已出台政策举措基础上，科学组合搭配一揽子规模性政策，着力疏通宏观经济循环堵点。

第六，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应该充分发挥其面对突发情况的灵活性，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配合，更好地发挥预期引导作用和政策乘数效应。

第七，坚持底线思维，提前建立并及时启用非常规政策工具。面对疫情发展和国际局势的高度不确定性，不仅要考虑到基准情景下的经济下行压力，还必须意识到2022—2023年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形。除了旗帜鲜明地从结构性扩展向总量扩张转变之外，还需要建立非常规政策储备并根据需要及时使用。

第八，各类监管政策要与逆周期政策协调配合，重点在于“市场秩序建设”而非松紧力度的摇摆，从而在防范风险积累的同时避免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

第九，民生政策要托底，提高就业弹性和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应对经济下行和民生冲击叠加带来的“双重风险”。

第十，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关键在于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落地，推出以形成国内市场大循环为导向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持续释放制度红利，不断巩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不易成果(刘晓光和龚斌磊，2022；尹恒和李世刚，2019)。

参考文献

Ahir，H.，N. Bloom，and D. Furceri，2018，“The World Uncertainty Index”，SSRN Working Paper.

Bartik，A.，M.Bertrand，Z.Cullen，E.L.Glaeser，M.Luca，and C.Stanton，2020，“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Small Business Outcomes and Expectations”，SSRN Working Paper.

黄群慧、黄阳华、贺俊、江飞涛,2017：《面向中上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工业化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刘伟、陈彦斌，2021：《“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经济发展：任务、挑战与应对方略》，《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刘晓光、龚斌磊，2022：《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分析框架、TFP测度与驱动因素》，《经济学(季刊)》第2期。

刘晓光、刘元春、王健，2018：《杠杆率、经济增长与衰退》，《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刘晓光、刘元春，2019：《杠杆率、短债长用与企业表现》，《经济研究》第7期。

刘元春、刘晓光、邹静娴，2020：《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进入裂变期的中国战略选择》，《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期。

尹恒、李世刚，2019：《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空间有多大？——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结构估计》，《管理世界》第12期。

CHINA’S MACRO-ECONOMY IN 2022 WITH GROWTH STABILITYAS THE FIRST POLICY PRIORITY
RUC Research Group of Macroeconomic Analysis and Forecas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2022 is a year with a high incidence of unexpected event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triple pressure” combined with the “two unexpected shocks” made China’s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seriously deviate from the normal growth track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pid bottoming” and “increased pressure”. However，as the recent epidemic factors gradually subside，the macro policy stimulus has increased，and the inflection points of core economic parameters have come one after another，the bottom of China’s economy will be fully reveale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China’s macro-economy will usher in a stabilization and recovery trend，but the recovery process will be more fragile than that in 2020，and China’s macro-economy will show th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asymmetric “W-shaped recovery”. The macro policy adjust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was timely and forward，but the intensity was insufficient and the efficiency decreas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greater efforts and more precise macro-control measures are needed，and the policy effect will be more fully reflected. In addition，in order to ensure the basic completion of the annual economic goals，China’s package of measures to stabilize the economy needs to expand capacity and innovate tools in the medium term. Finally，combined wi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China’s macro-econom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en suggestions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Chinese economy；macro-control；economic recovery；COVID-19 impact；growth forecast

*本文节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2022年中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该报告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课题组集体讨论成果，执笔人：刘晓光、刘元春、闫衍。报告中的数据除注明出处之外，皆出自WIND数据库和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团队测算。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品牌计划项目(19XNI00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张雨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