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政策、要素流动与居民获得感提升

奥鹏网院作业

区域一体化政策、要素流动与居民获得感提升*
——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陈喜强 姚芳芳 马 双

[提 要] 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的意图是通过弱化要素流动壁垒、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从而提升居民获得感。本文从交通互联互通、行政壁垒弱化、经济合作和劳动力流动四个角度构建政策措施指数，从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和改善居民获得感两个层面研究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区域一体化政策在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可对等地提升居民获得感，行政措施是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主要政策措施。(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是居民获得感提升的客观基础，区域一体化政策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具有异质性。(3)区域一体化政策中的交通措施和行政措施通过引导资本形成扩散效应能显著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主要渠道。

[关键词] 区域一体化政策；要素流动；居民收入差距；共享发展；居民获得感

一、引言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发生了重要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央经济政策的主基调。高质量发展，不仅注重经济量的增长，更关注区域协调发展和平衡发展。“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新发展理念正是这一发展理念的体现。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政府主导区域一体化战略已成为我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为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国家从“十一五”开始，持续推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并取得了很好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问题依然凸显。如何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是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打破国内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障碍，扫清双循环流通不畅的堵点，既是“十四五”时期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在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的基础上，促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我国新时期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新目标(李兰冰，2020)。居民获得感的提升既与人民所获得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有关，也与居民主观感受密切相关。因此，关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客观影响以及对人民群众获得感的主观效应，是评估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政策效应的关键。尽管已有研究成果关注居民收入分配的地区平衡问题(贾俊雪和梁煊，2020)，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区域一体化政策对经济发展和地区差距的客观经济效应(原倩，2016；张学良等，2017；陆铭等，2019)，忽视了其对居民主观感受的影响。本文拟从客观经济效果和居民主观感受两个层面出发，探讨我国推进区域一体化战略过程中不同政策措施的功效。这不仅有利于从区域协调发展的层面去深刻理解“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新发展理念，而且对于贯彻新时代“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关于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盟凝聚力政策。欧盟通过设立“凝聚力基金”帮助欧洲落后国家发展经济，以消除欧盟内部的地区差距。较多研究指出凝聚力政策对经济发展落后成员国的人均产出具有积极效果，有助于消除欧盟地区差距(Pellegrini et al.，2013)。也有文献指出欧盟凝聚力政策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政策效果。一些研究发现在政府效率低下、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凝聚力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较弱，很难实现收入差距的收敛(Beugelsdijk & Eijffinger，2005； Becker et al.，2018)。还有研究对“凝聚力政策”持批判怀疑态度，认为凝聚力政策仅充当再分配角色，并未对成员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差距收敛产生正向作用(Esposti & Bussoletti，2008；Dall’erba & Gallo，2008)。总体来看，欧盟凝聚力政策与国内区域一体化政策内容的差异较大，对于国内区域一体化政策优化的理论指导意义不足。

国内关于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研究包括两类：第一类研究关注区域一体化战略对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较一致地认为区域一体化战略可以显著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张学良等，2017；李雪松等，2017)和地区人均GDP水平(原倩，2016)。第二类研究重点关注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效应，但研究结论存在分歧。赵勇和魏后凯(2015)研究发现，一体化程度与地区经济差距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而政府干预在两个阶段均会对这种影响产生抑制作用。梁琦等(2012)研究发现，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并给予欠发达地区优惠(补贴)政策，是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合意的政策选择。还有研究提出，区域一体化政策应重点配置促进要素流动的政策工具，在市场机制下引导要素向发达地区集聚，最终缩小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陆铭等，2019)。

总体来看，国内研究主要集中考察长三角和一些重要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对地区发展带来的影响。大多数实证研究将区域一体化战略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进行分析，或直接利用倍差法来处理。这样处理的结果，仅能测算政策带来的整体效应，对于识别具体政策内容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存在很大局限性。与此同时，已有研究中，区域一体化经济效应的衡量指标很丰富，包括地区GDP、人均GDP、人均收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等，具体以何种衡量指标作为评判尚有争议。这也直接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给本文研究留下了空间。

本文可能的创新在于：第一，通过搜集整理泛珠三角区域2003—2018年颁布的区域一体化政策文件，利用Python软件进行文本量化分析，从交通互联互通、行政壁垒弱化、经济合作和劳动力流动四方面构建政策指数。将政策指数引入回归模型，识别各类政策措施在区域一体化中的政策功效，是对以往研究将区域一体化政策作为虚拟变量的重要拓展。第二，本文以人民群众获得感作为政策效果的衡量指标，从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和改善居民获得感两个层面综合反映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政策效果。这是对现有文献仅以经济发展或地区差距等客观经济指标评判政策效应的完善和拓展。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本文重点研究我国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效应。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影响区域内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对落后地区产生扩散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实现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从而奠定居民获得感提升的客观基础。在此基础上，政策会通过提升未来居民经济地位上升的乐观预期和降低居民的相对剥夺感，最终对应提升居民获得感。其逻辑关系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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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本文的逻辑关系框架示意图

(一)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以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提升经济效率。然而，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下，生产要素具有向发达地区集聚的特点，这就导致单纯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扩大地区差距(邓慧慧，2009)。基于上述考虑，政府部门一方面选择交通互联互通建设和行政壁垒弱化等政策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并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利用税费减免等政策，吸引产业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实现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同时，包含促进要素流动和产业梯度转移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地区差距的收敛作用在研究中也得到广泛支持(梁琦等，2012；陆铭等，2019)。与此同时，由于空间临近效应的存在(潘文卿，2012)，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效果在不同地区具有异质性。在周边地区满足必需的技术要求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各种经济活动都倾向于就近组织资源和要素，加之邻近地区的文化和方言更为相近，空间上邻近区域之间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因此，在政府引导产业转移过程中，区域内发达地区对于距离越近的地区扩散效应越明显。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1和假设H2：

H1 区域一体化政策总体上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收敛作用。

H2 仅当促进要素流动和产业梯度转移的政策措施共同实施时，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才可趋于收敛，其中距离产业转出地越近的地区差距收敛效应越明显。

(二)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
诸多研究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降低的主要原因(Ferrer-i-Carbonell & Ramos，2014)。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仅可以增加人们对于未来经济地位提升的乐观预期，还可以通过减弱或消除与参照群体对比后自我感觉处于劣势而被其他群体剥夺的负面心理体验，有效降低人们的“相对剥夺感”，提升居民获得感。因此，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是居民获得感提升的客观基础。与此同时，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推进区域内社会保险制度的衔接，完善居民医疗保险异地结算机制，能有效提升居民的社会医疗保障水平，这可以通过缓解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对获得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于居民获得感的提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3：

H3 区域一体化政策会提升居民获得感，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获得感的客观基础。

(三)区域一体化政策影响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
随着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居民获得感也会对等地得以提升。因此，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是区域一体化政策提升居民获得感的关键，而要素流动是区域一体化政策影响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渠道。在资本市场，政府部门通过加快区域内通关便利化水平和搭建经贸合作平台等政策举措引导资本自由流动。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形下，发达地区较大的市场规模将吸引企业集聚，带动资本向发达地区流入，形成资本的逆向流动。资本的逆向流动导致发达地区的资本供给增加，原材料价格相对下降，带来企业成本的下降和经营收入的增加，发达地区居民工资性收入得以增加。而对于资本流出的欠发达地区而言，资本流出则会带来地区人均物质资本下降，就业岗位减少，居民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均受到负面影响。最终带来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马光荣等，2020)。为减弱资本在自由流动情形下向发达地区集聚所带来的马太效应，政府部门借助产业转移政策引导发达地区过剩产业向欠发达地区梯度转移，引导资本有序地向欠发达地区扩散，从而实现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梁琦等，2012；陆铭等，2019)。具体来说，地方政府会借助产业转移政策手段，鼓励欠发达地区利用规费减免和信贷资金支持等优惠手段，引导资本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顺向流动。对于资本流入的欠发达地区而言，欠发达地区通过承接转入产业将带来当地就业岗位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上涨，可提升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与此同时，资本流入往往会给欠发达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欠发达地区企业生产能力和利润水平的提升，促进欠发达地区居民工资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长(江静和刘志彪，2012)。对于资本流出的发达地区来说，产业梯度转移长期内可促进当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经济效率，进而促使当地居民增收。因而产业转移能同时提升资本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居民收入水平，但一般来说，产业梯度转移政策对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的作用更明显(张龙鹏和周立群，2015)，最终会带来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

在劳动力市场，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加强省际公路的互联互通，推进区域内劳动就业和保险制度的衔接，深化区域内就业服务、职业培训、技能鉴定、劳动维权等领域的合作，可以消除劳动力流动就业壁垒，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从两个层面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第一，对发达地区而言，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形下，发达地区较高工资水平会吸引劳动力流入，促使劳动力集聚并形成规模经济，且高人力资本向发达地区集聚的同时还会对当地产生知识外溢。在规模经济和知识外溢的共同作用下，发达地区企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这将进一步带动欠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明显提高。而大部分欠发达地区流动人口通常会选择将其所得收入汇回户籍所在地，给欠发达地区带来反馈效应，最终实现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刘晓光等，2015)。第二，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适当比例劳动力的流出可以提升地区要素边际生产力，有效提高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虽然短期内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过度流出会导致劳动力短缺，但在产业转移政策的实施下，欠发达地区迁入企业会对当地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加之适当的职业技能培训，最终会克服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供给方面存在的瓶颈，显著提升欠发达地区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改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有效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4：

H4 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影响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是实现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收敛的主要渠道。

三、政策背景及文本量化
(一)政策背景及发展脉络
尽管我国开展了众多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活动，但2003年底启动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战略，无疑是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典型代表。泛珠三角区域囊括我国东中西部九个省份，经过十九年的实践，合作成效显著，并于2016年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中央层面推行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先驱，可为我国全面推行区域一体化战略提供宝贵经验。因而本文选择以泛珠三角区域为研究对象，其发展脉络如下：

1.市场一体化阶段(2003—2008年)。2003年7月在广东省政府倡导和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和云南八省政府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响应和推动下，泛珠江三角洲地区合作(9+2)被正式提出。2004年6月《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被正式签署，协议提出依托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和经贸合作洽谈会两大合作平台，同时借助四大合作机制来保障区域内政策的颁布与顺利实施，旨在营造公平、开放、规范的市场环境，提升泛珠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

2.产业转移阶段(2009—2015年)。2009年12月，《关于推进泛珠三角内地区域产业转移和合作的指导意见》制定实施，促进产业转移成为各省的政策重点。为更好地对接产业转移，2009年起泛珠三角内地九省(区)开始重视产业转移对接园区的设立。促使泛珠三角区域内次区域、“1+X”等内联外拓的经济合作不断增多，旨在加快整个泛珠地区的产业融合发展。

3.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6—2018年)。2016年3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全面上升为国家战略。该指导意见提出，将泛珠三角区域打造成为“中国制造2025”转型升级示范区和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2016年九省(区)工信部门签署颁布《泛珠三角九省(区)工业和信息化合作创新引领推进中国制造2025共同行动》，以推动区域内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重点推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政策文本量化
1.政策数据来源。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网、泛珠三角九省(区)政府部门官网和七大新闻网站(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网、网易网、搜狐网)、国策数据、北大法宝、司法部法律法规数据库、万方数据库法律法规栏目、中国知网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栏目作为政策文本数据采集的目标网站,获取2003—2018年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文本全文。依据主题属性、区域属性和行政属性三个原则对政策文本进行人工筛选(曾婧婧，2015)。经过搜集和筛选，最终得到政策文本共计678件(对转发的政策文本不重复计算)。此前也有学者在搜集整理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文本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例如曾婧婧(2015)运用网络查询和实地调研方法收集2004—2014年共计233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政策文本。本文在综合借鉴以往研究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扩大了政策搜集渠道，纳入国内重要新闻网站、九省(区)政府官网和国内权威法律法规搜索数据库等作为文本数据采集的目标网站，政策文本搜集工作更为全面。通过对搜集的政策文本进行梳理，进一步分析其政策分布特征。

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分布具有如下特征：2003—2007年为政策颁布高峰期，年均政策颁布数量达35件以上。政策颁布以省级政府单位为主，省级政策文本数量达到550件，国家级和地市级政策文本分别为9件和119件。政策合作领域主要包括交通、行政、旅游、信息科技、产业投资五大领域。政策文本主要以协议和备忘录等法律效力较低的政策文本为主，其中协议类文件共计260件，占比38.3%；通知类文件共计111件，占比16.3%；备忘录类文件共计46件，占比6.78%。

2.政策指数量化方法。本文通过借鉴彭纪生等(2008)和张国兴等(2018)政策变量评估方法，构建包含政策措施、政策目标、政策反馈和政策力度四维度的政策指数评估模型，具体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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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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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1)用来衡量t年k项政策措施的政策指数，本文政策措施k包含交通措施、行政措施、经济措施和劳动力流动措施四类(具体划分标准见下文)，t为政策颁布实施年份(t∈[2003，2018])，Njkt为第t年包含政策措施k的一体化政策数量，jkt为第t年颁布的包含措施k的第j项政策文本，Mjkt，Ojkt，Fjkt和Sjkt依次为第t年第j项文本中政策措施k的政策措施、政策目标、政策反馈和政策力度得分。式(2)用来衡量t年政策总体措施的政策指数，jt为第t年颁布的包含任意一项政策措施k的第j项政策，其中Njt为第t年颁布的包含任意一项政策措施k的政策数量；Mjt，Ojt，Fjt和Sjt分别为第t年第j项政策的政策措施、政策目标、政策反馈和政策力度的得分，当一个政策文本中包含多项政策措施k时，Mjt，Ojt，Fjt和Sjt分别通过对不同政策措施Mjkt，Ojkt，Fjkt和Sjkt的得分求和得到。由于本文使用地级市数据，此处将省级政策指数不赋权重地转化为地级市政策指数。

为避免人工识别的主观性，我们利用文本主题词来划分政策措施类型。具体划分标准如表1所示，如果政策文本的主题词同时包含表1“主题词划分政策措施的标准”栏目中政策措施第一个组合中某个词语和第二个组合中某个词语，则划分为该类政策措施。(1)以交通措施为例，若政策文本主题词中包含第一个组合中(公路/路段/客运//交通/运输/道路/铁路/水运/道路/民航/运输/通车)任意一个词语且同时包含第二个组合(一体化/建设/规划/改造/管理/规范)任意一个词语，则划分为交通措施。具体选择每个政策文本中出现频数最高的10个词作为本篇政策文本的主题词，再利用投票机制选择主题词指向最多的政策措施类型划分为该类政策。

表1 政策措施的划分标准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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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本中政策措施、政策目标、政策反馈和政策力度的具体赋值标准为：(1)根据政策措施内容的具体化程度对政策措施赋值。若政策文本中只提及加强某项政策措施，则赋值为1；若政策文本提出具体的合作内容，赋值为2；若政策文本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和办法、标准以及操作流程，则赋值为3。(2)依据政策文本中政策目标的量化程度对政策目标赋值。仅描述大致愿景赋值为1；有具体政策目标内容赋值为2；政策目标为量化指标则赋值为3。(3)依据政策文本中监督机制的完善程度和是否有明确的监督机构对政策反馈赋值。政策文本中未制定反馈机制赋值为1；政策文本中制定了具体反馈机制但未指定具体的监督机构赋值为2；政策文本中包含完善的反馈机制和具体的监督机构则赋值为3。(4)政策颁布部门的行政级别越高，政策力度越大，政策实施效率越高，本文参考彭纪生等(2008)对政策力度赋值1，2，3，4和5。(2)由于篇幅限制，详细赋值标准表未在文中给出，如有需要请向笔者索取。

3．政策指数描述性特征。图2为九省区各省会城市总体政策措施指数的变化趋势图，2003-2008年政策实施初期政策颁布较为频繁，且以单一政策措施的政策文本为主，例如《泛珠三角九省区劳务合作协议》等。2008年后，包含复合政策措施的综合性政策文本增多，例如《广东云南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因而2008年后各市四类政策措施指数下行而总体政策措施指数却保持在较高水平。图3为九省(区)各省会城市四类政策措施指数的变化趋势图，总体来看各省会城市的政策措施指数变动趋势具有同步性。2005—2008年一体化政策实施初期，主要以交通措施和行政措施来推进市场一体化，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各政策措施指数均大幅下滑；2009年产业转移阶段，以强度较大的交通措施、行政措施和劳动力流动措施来辅助产业转移；2013年开始实施高铁经济带建设规划后，经济措施指数显著上涨，促进产业融合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这一阶段的政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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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泛珠三角省会城市总体政策措施指数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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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泛珠三角省会城市不同政策措施指数变化图

4．对政策指数的进一步检验。(1)利用Python软件引入Textrank算法重新确定文本主题词，同时，邀请本课题组4名区域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依据赋值标准对政策文本的政策措施、政策目标、政策反馈和政策力度得分进行赋值，结果与前文无明显差异。(2)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是区域一体化政策的本质要求，合理的政策措施指数应与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本文通过借鉴桂琦寒等(2006)提出的相对价格法，利用泛珠三角2003-2018年9省区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用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和居住共8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依次得到泛珠三角各省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如图4)。对比图2和图4可知，除2003—2008年政策实施初期对泛珠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的影响微弱外，其余时间政策措施指数和泛珠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具有较为一致的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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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泛珠三角九省(区)2003—2018年市场一体化水平

四、区域一体化政策影响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
为研究区域一体化政策措施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本文利用2003—2018年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实施期间泛珠地区10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基本模型如下：

gapyi,t=α0+α1policyi,t-3+φXi,t+λi

+ηt+μi,t

(3)

式(3)中被解释变量gapyi，t为i市t时期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解释变量policyi，t-3为i市总体政策措施和交通措施、行政措施、经济措施和劳动力流动措施等具体政策措施的通称，利用AIC准则和BIC准则选择滞后3期为政策合理滞后期。方程中Xi，t为控制变量，λi为地区虚拟变量；ηt为时间虚拟变量。

(二)变量测度
1.被解释变量。本文利用公式width=99,height=46,dpi=110测度地区居民收入差距，yi,t为i市t年人均可支配收入，width=11,height=17,dpi=110为t年泛珠区域100个地级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3)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通过将泛珠三角各地级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用各市年末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占比加权计算得到，并采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国家层面CPI指数进行调整。gapyit越大，则表明t时期i市与区域内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差距越大。在剔除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自治州后，最终研究范围为泛珠三角区域100个地级市。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各县市统计数据库和各省统计年鉴。

2.解释变量。区域一体化政策措施指数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依据第三章对各市区域一体化政策指数的测算结果，此处总体政策措施指数定义为policy；交通措施指数定义为trans；行政措施指数定义为admin；经济措施指数定义为econo；劳动力流动措施指数定义为popul。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引入控制变量(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赵勇和魏后凯，2015；关会娟等，2019)，包括地区人均GDP(lngdp)、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fdi)、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government)、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open)、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占地区年末总人口比重(human)、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的比值(financial)、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city)，所有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三)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
本文对所有模型进行共线性检验后，将政策措施均分别引入回归方程以避免多重共线性。同时，模型均加入地区聚类稳健标准误以解决异方差问题，加入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表3模型1中，区域一体化总体政策措施指数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显著为-0.032 8，表明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时，区域一体化整体政策措施会显著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对应验证本文理论假说1。具体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指数增加一个单位，可促使区域内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平均减少0.032 8个单位。以2018年为例，政策指数每增加一单位，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缩小125.29元。表3模型2～模型5中交通措施、行政措施、经济措施和劳动力流动措施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依次显著为-0.020 6，-0.046 6，-0.033 1和-0.011 2，以2018年为例，四类政策措施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可依次缩小78.69元、178.01元、126.44元和42.02元。

表2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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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区域一体化政策影响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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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中为t统计量，下表同；政策指数均滞后三阶，所有模型均引入控制变量并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

(四)异质性检验
1.分阶段检验。根据上文政策脉络的梳理，将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演变概括为两个阶段：2003—2008年构建统一大市场阶段；2009—2018年产业转移阶段。下文利用式(3)重点研究不同阶段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表明在政策实施的第一阶段，总体政策措施和不同类型政策措施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均不显著，因而未在表4中列出。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如表4模型1～模型5所示，在模型1中，总体措施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值，表明仅在促进产业转移政策实施阶段，区域一体化政策才能显著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对应验证本文理论假说2。

2.分地区检验。广东和福建两省经济相对发达，在泛珠区域合作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本文将福建、广东两省地级市归为核心地区，依据是否与核心地区存在毗邻关系，将湖南、江西、广西与三省区地级市归为邻近地区，将云南、贵州、四川和海南与四省地级市归为边缘地区。基于式(3)，依次对核心地区、邻近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研究(如表5)。实证结果表明总体政策措施对核心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在10%的显著水平上为-0.066 8(表5模型1)，表明政策对核心地区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具有很好的收敛效应。具体来说，行政措施、经济措施和劳动力流动措施均对核心地区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收敛效应(表5模型2～模型4)，且行政措施的收敛效应最强。在邻近地区，交通措施会对邻近地区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产生轻微的收敛效应(表5模型5)，而边缘地区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均并未受到政策的显著影响。总体来说，区域一体化政策仅缩小核心地区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而对距离核心地区越远的地区差距收敛效应越小，对应验证本文假说2。

表4 区域一体化政策在第二阶段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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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政策指数均滞后三阶，所有模型均引入控制变量并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为节省篇幅，此处只报告回归结果显著的变量。

表5 区域一体化政策对不同地区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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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政策指数均滞后三阶，所有模型均引入控制变量并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为节省篇幅，此处只报告回归结果显著的变量。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更换变量测度方法的稳健性检验。本节利用各地级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泛珠三角九省区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测度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并代入式(3)中，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其次，考虑政策实施强度的逐年叠加效应，假设政策颁布后政策效果可持续三年且逐年递减，则对政策指数在政策颁布第一年赋权重为3，第二年赋权重为2，第三年赋权重为1，依次对政策指数加权叠加得到2005—2018年的累积政策措施指数，并引入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也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最后，为克服由于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节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结果与静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表明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1)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的稳健性验证结果未在文中给出，如有需要请向笔者索取。

从上述研究可知，区域一体化政策可以显著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但区域一体化政策是否能在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提升居民获得感，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五、区域一体化政策影响居民获得感的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从上述研究可知区域一体化政策可以显著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为居民获得感的提升奠定了客观基础。但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否在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对应提升人们的获得感，还需要本节进一步检验。本节重点探讨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效应，此处构建序数logit模型如下：

satisfactioni,j=ω0+ω1policyj+γmacroj

+ηmicroi,j+μi,j

(4)

式(4)中因变量satisfactioni，j为j省份第i个居民的获得感，此处参考以往文献以被访者自认为经济地位相对变化的主观评价来反映(叶胥等，2018；王恬等，2018)。可以具体化为两个层面：基于社会比较层面和自我比较层面。在社会比较层面，本文从“被访者自认为与同龄人相比社会经济地位是否提升”和“被访者自认为与三年前相比经济地位是否提升”两个方面度量，剔除缺失值后，将“与同龄人相比降低”和“与自己三年前相比降低”赋值为0，其他赋值为1。在自我比较层面，本文选择“被访者自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所属层次”来度量，依次对“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上层”赋值为1～5。

自变量policyj为j省份区域一体化政策指数总称，与上文相同。宏观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出比重、对外开放程度；微观控制变量主要为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户口类型、政治身份、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年限、就业单位性质、子女数量、健康水平、宗教信仰。为更好地与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2003—2018年的政策实施周期相匹配，本文选择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微观数据(CGSS)2005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二)实证结果
1.基于社会比较层面的居民获得感。此处依据式(4)，得到各政策措施对基于社会比较层面的居民获得感的边际效应回归结果如表6。在表6模型1～模型5中，行政措施和经济措施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分别为0.002 2和0.001 5，表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行政措施和经济措施的政策强度增加1个单位，居民自认为相比同龄人经济地位提升的概率分别增加0.22%和0.15%。在表6模型6～模型10中，所有政策措施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措施均可有效提升居民自认为相比三年前经济地位得到提升的概率。

2.基于自我比较的居民获得感。此处依据式(4)，得到各政策措施对基于自我比较层面的居民获得感边际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7。结果表明：总体政策措施对由低到高五个层级的自我评价经济地位的边际回归系数由-0.003 3转为0.000 1，均在1%以上的水平显著。这表明随着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居民自我评价的经济地位由较低层次向中上层提升的概率会显著增加。综上所述，区域一体化政策措施可从社会比较和自我比较两个层面显著提升居民获得感，对应验证理论假说3。

表6 政策措施对基于社会比较的居民获得感的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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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模型均加入宏观和微观控制变量。

表7 政策措施对基于自我比较的居民获得感的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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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模型均加入宏观和微观控制变量。

六、区域一体化政策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
上文已验证区域一体化政策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可提升居民获得感，因而优化区域一体化政策设计是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并提升居民获得感的关键。本节基于理论机制分析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区域一体化政策影响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构建模型如下：

factorflowi,t=β0+β1policyi,t-3+β2Xi,t+λi+ηi+μi,t

(5)

gapyi,t=δ0+δ1policyi,t-3+δ2factorflowi,t

+δ3Xi,t+λi+ηi+μi,t

(6)

中介效应模型的构建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检验区域一体化政策(policy)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gapy)是否存在显著影响，此处已在基准回归中完成，构建模型和回归结果分别如式(3)和表(3)所示；再检验区域一体化政策(policy)是否对中介变量(factorflow)存在显著影响，据此构建模型如式(5)；最后同时引入区域一体化政策(policy)和中介变量(factorflow)作为自变量，检验两者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gapy)，构建模型如式(6)。由于政策优化需要从四类具体政策措施入手，因而此处仅对四类政策措施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式(5)和式(6)中gpayi，t为地区居民收入差距，policyi，t-3为不同政策措施滞后三阶的总称，控制变量Xi，t与前文一致，中介变量factorflowi，t包括资本流动水平和劳动力流动水平。capflowi，t为泛珠三角i市t时期市际资本流动水平，借鉴王必达和苏婧(2020)等研究，具体计算公式如式(7)，其中qi，t为i市t时期资本存量，借鉴柯善咨和向娟(2012)利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width=67,height=23,dpi=110为t时期全国资本存量。labflowi，t为泛珠三角i市t时期劳动力流动水平，参考林理升和王晔倩(2006)，具体公式如式(8)，其中Li，t为i市t时期年末人口，Li，t0为i市基期(t0)年末人口，Ni，t0为i市基期(t0)人口自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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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idth=228,height=64,dpi=110
(8)

根据式(5)，可以验证区域一体化政策对资本流动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仅有交通措施和行政措施对资本流动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如表8模型1和模型2)。进一步基于式(6)发现所有模型的中介变量(资本流动水平)均显著。然后我们利用sobel检验对经济措施和劳动力措施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发现经济措施和劳动力措施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在表8模型5和模型6中，交通措施和行政措施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上为-0.019 2和-0.003 7，而未加入中介变量时两者的系数依次为-0.020 6和-0.046 6(表3模型2和模型3)，加入中介变量后两项政策措施的回归系数均有所下降，表明交通措施和行政措施可以通过促进资本流动进而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表8 区域一体化政策措施对要素流动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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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政策指数均滞后三阶。所有模型均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由于篇幅限制，此处只报告最终中介效应结果。

同理，根据式(5)，可以验证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劳动力流动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仅有经济措施和劳动力措施对劳动力流动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如表8模型3和模型4)。进一步基于式(6)，发现所有模型的中介变量(劳动力流动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交通措施和行政措施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而我们利用sobel检验对经济措施和劳动力流动措施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发现sobel检验结果不显著，即经济措施和劳动力流动措施不能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来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为考察各政策措施对要素流入和流出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化影响，以进一步充分解释政策措施通过促进要素流动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本文将全样本划分为资本流入地、资本流出地、劳动力流入地和劳动力流出地四组。(2)本文参考王必达和苏婧(2020)等人的研究，将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水平小于0的地区归为资本和劳动力流出地区，即要素扩散地区；将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水平大于0的地区归为资本和劳动力流入地，即要素集聚地区。所划分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入流出地区与一般认知相同：例如广州市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水平(-0.017，12.893)，为资本流出和劳动力流入地；北海市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水平(0.015，-0.528)为资本流入地和劳动力流出地。资本流出地人均GDP(8 608.55元)高于资本流入地(4 545.79元)、劳动力流出地人均GDP(4 729.63元)低于劳动力流入地(7 723.36元)，因此本文将资本流出地和劳动力流入地对应为发达地区，将资本流入地和劳动力流出地对应为欠发达地区。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因变量，引入政策措施与要素流动的交互项作为核心自变量，反映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推动要素流动对要素流入和流出地居民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9。

表9 政策措施对要素流入和流出地区居民收入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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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政策指数均采用滞后三阶，模型中的交互项去均值后再引入进行回归，模型均引入控制变量并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

在表9模型1～模型4中，交通措施和行政措施与资本流动的交互项对资本流入地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幅度显著高于资本流出地，表明交通措施和行政措施通过吸引资本流入欠发达地区，可以提升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实现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在模型5～模型8中，经济措施和劳动力流动措施与劳动力流动水平的交互项中，仅有模型7中经济措施与劳动力流动的交互项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0.003 5，其余均不显著，表明经济措施对于劳动力流出的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影响不显著，反而更能提升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因而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而劳动力流动措施对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收入影响均不显著，因此也很难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本节的实证结论与本文假设4“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影响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是实现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收敛的主要渠道。”不完全一致。实证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引导资本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是实现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渠道，但并不能验证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引导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发达地区产业不断转型升级，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更能满足转型产业需求，而欠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由于低人力资本在发达地区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水平会受到负面影响，进而给欠发达地区带来的反馈效应减小，最终难以产生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加之劳动力流动往往具有向发达地区集聚且不回流的“劳动力转移刚性”的特点，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也很难引导劳动力向欠发达地区回流，这就造成短期内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最终导致通过产业转移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变弱甚至消失(樊士德等，2015)。那么经济措施和劳动力流动措施在基准回归结果中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效应如何解释？本文认为在政策引导产业转移时，迁移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成熟的技术工艺能对欠发达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有助于提升欠发达地区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促使当地居民增收，有助于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Python软件对2003—2018年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进行文本挖掘和量化分析，从交通互联互通、行政壁垒弱化、经济合作和劳动力流动四个角度构建政策指数，从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和居民获得感两个层面评估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区域一体化政策具有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客观经济效应，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是居民获得感提升的客观基础。(2)区域一体化政策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具有异质性，仅当同时实施促进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时，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才可趋于收敛，且距离产业转出地越近的地区收敛效果越明显。(3)区域一体化政策在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也能提升居民获得感，且政策措施对于不同维度居民获得感的提升作用具有差异性。(4)行政措施和交通措施通过引导资本向欠发达地区扩散，是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主要渠道。上述结论对于更深层次地认识我国现行区域一体化战略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效应和提升路径具有重要启示：

其一，要坚持共享、协调发展理念，继续实施同时包含促进要素流动和产业梯度转移政策措施在内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加强政策工具的优化配置，进一步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本文研究发现我国实施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具有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正向作用，但区域一体化政策中的交通措施、行政措施、经济措施和劳动力流动措施所产生的政策功效却具有差异性。因此，要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区域一体化，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需要进一步优化配置现有政策手段，加强不同政策措施的协调和互补，为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享发展注入新动力。

其二，在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的过程中，欠发达地区要重点配置提升交通便利化水平和弱化行政壁垒的政策手段。本文研究发现，欠发达地区通过税收优惠、土地指标和财政补贴等经济措施吸引产业转入的政策实施阶段，区域一体化政策措施能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但相对于经济措施，欠发达地区通过借助交通措施和行政措施能够更为显著地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因此，欠发达地区政府部门应在合理高效地使用优惠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提升交通便利化水平、优化营商环境，要充分发挥交通措施和行政措施政策的综合效应，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夯实居民获得感的客观基础。

其三，在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优化完善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措施，提升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供给水平。由于劳动力流动呈现出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集聚且不易回流的路径依赖，造成了产业承接地劳动力供给与转入产业的发展需求不匹配，对欠发达地区居民增收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区域一体化战略实施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对于流动人口就业、医疗等保障机制的完善，也要加快提升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和改善人居环境，吸引劳动力回流。与此同时，欠发达地区政府部门还要根据当地产业需求对剩余劳动力进行引导培训，提高当地劳动力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以改善居民就业和收入水平，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从而夯实居民获得感的客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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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INTEGRATION POLICIES，FACTOR MOBILIT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RESIDENTS’ SENSE OF GAI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Policy Texts
CHEN Xiqiang YAO Fangfang MA Shu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Gua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The intentio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policy is to enhance residents’ sense of gain by weakening barriers of factor mobility and narrow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This paper constructs policy indice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transportation connectivity，weakening of administrative barriers，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labor mobility，and studies the policy effec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strategy at two aspects： narrowing the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regional residents and improving their sense of gain. It is found that：(1)Regional integration policies can enhance residents’ sense of gain based on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among regional residents，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are the main policy measures to enhance residents’ sense of gain.(2)The convergence of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s the objective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sense of gain，and the policy effec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policies to reduce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are heterogeneous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in different regions.(3)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ransportation measures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in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policy can significantly narrow the income gap of regional residents by guiding capital to spread to undeveloped areas，which is the major way to enhance residents’ sense of gain.

Key words：regional integration policies；factor mobility；income inequality；shareable development；residents’ sense of gain

*陈喜强，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邮政编码：510006，电子信箱：xdchenxq@163.com；姚芳芳(通讯作者)，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邮政编码：510006，电子信箱：gdouyff@163.com；马双，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政府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身份治理效应与治理机制优化研究”(71473050)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城市群多重身份治理共生效应的内生机制及优化策略研究”(21YJAZH006)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的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 李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