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外交发扬斗争精神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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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外交发扬斗争精神的战略思考[1]
陈积敏 孙新平

【内容提要】斗争精神是斗争意识、斗争意志与斗争能力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来看，新时代中国外交发扬斗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从国际道义基础与战略能力基础来看，新时代中国外交发扬斗争精神具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但也面临着不少制约因素。因之，中国外交既要积极作为又要善于作为。这就需要弄清楚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的基本要求，做到“四个明确”，即明确斗争的时代性特征、明确斗争目的、明确斗争重点、明确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关键词】中国外交 斗争精神 战略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中国外交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时更加具有战略定力与信心。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外交也有诸多新的认知，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中国外交“进取性”（assertive），甚至进攻性（aggressive）特点更加明显。[1]Alastair Iain Johnston,“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37,Issue 4,2013,pp.7-48.近年来，某些国家甚至给中国外交贴上所谓“战狼外交”的标签，并认为中国强调的斗争精神是“战狼外交”的核心要义。[2]Zhao Alexandre Huang,“‘Wolf Warrior’ and China's digital public diplomacy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Place Branding and Publ ic Diplomacy 2021,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 ... 54-021-00241-3.pdf.这些认知不仅是对中国外交的偏见与误判，而且也是对斗争精神的误解和误读。另外，国内有些人对于中国外交强调发扬斗争精神也存在一些认识不清的地方。因而，廓清新时代中国外交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意义，阐明新时代中国外交发扬斗争精神的能力与基础，明确新时代中国外交发扬斗争精神的基本要求，具有不言自明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中国外交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意义
斗争意识是斗争精神的前提基础，斗争意志是斗争精神的主体构成。[3]李照雨：《在新时代继续发扬斗争精神》，载《学习时报》2018年1月10日，第2 版。斗争意识的自觉与斗争意志的坚定离不开对斗争属性与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这主要可以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三个层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从理论逻辑上看，斗争的工具属性与矛盾普遍性特点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外交必须要发扬斗争精神。斗争具有多层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三种解释：一是矛盾的双方互相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二是群众用说理、揭发、控诉等方式打击敌对分子或坏人；三是努力奋斗。[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17 页。这三种解释都说明了斗争的同一性质，即斗争的工具性功能。换言之，斗争是应对矛盾、问题、挑战，实现目标的一种途径与方式。毛泽东曾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1 页。

从哲学层面来讲，世界是充满矛盾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 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强调：“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3]《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 页。因此，处理任何事务均需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既要秉持合作的方式，也离不开斗争的方式。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外交工作的核心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外交必须要采取最合宜的方式与手段，斗争方式当然属于其中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斗争是多方面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8 页。

第二，从历史逻辑来看，斗争精神是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格。“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5]同上，第542 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敢于斗争”凝练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揭示了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不仅如此，斗争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所在。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见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志气，“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韧性。鲁迅先生曾感慨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鲁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 页。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也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61 页。这充分体现出中国人具有斗争精神的文化基因。

中国外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交，是在深受中华文明熏陶下的中国人民支持下的外交，因而也被深深镌刻下斗争精神的印记。实际上，建国之初，中国外交工作就将斗争作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3]《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 页。从历史上看，斗争与合作的相互配合共同创造了中国外交的历史性成就。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斗争精神的强调也有程度上的差异。一般意义上来说，凡是矛盾越突出，挑战愈严峻的时期，斗争精神就会被更加突出地予以强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6 页。，“矛盾越大，问题越多，越要攻坚克难、勇往直前”。[5]《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1 页。

第三，从现实逻辑来分析，发扬斗争精神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实现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新历史方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新时代中国外交必须要胸怀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外交的首要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6]《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 页。。但同时要看到，各种风险挑战更加频密、严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1]《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 页。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主要挑战之一。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其重要特征就是各行为体的互联互通性与相互依赖性明显增强，内外部效应相互影响的速度、强度明显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与世界的积极互动，而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将对这一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就国际层面来看，全球权力分配格局的变化正在改变与塑造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形态。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实现群体性崛起，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相对衰落，“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态势更趋明显，多极化、多力量中心趋势进一步加强，世界权力重心正由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但从存量上来讲，“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尚未改变”[2]《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 页。，“西强东弱”的基本格局总体如旧。为了维持其主导下的国际与地区秩序，美国等主要力量已经将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放置到应对大国战略竞争上来。[3]关于美欧俄等主要战略力量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可参见陈积敏、冯振男：《美俄欧国际战略调整——策略性转变还是结构性转型？》，载《国别和区域研究》2021年第1 期，第34—55 页。从地区层面来看，亚太地区已成为国际主要战略性力量博弈的焦点地区，它们纷纷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该地区，试图利用地区内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为自身利益服务。于中国而言，亚太地区是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其战略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面对美国等将对华战略竞争的第一线压制到亚太地区的现实情势，发扬斗争精神是中国应对外部挑战的必然之举，那种试图掩盖矛盾、逃避矛盾、怯于斗争、疏于斗争的念头与想法无异于自欺欺人。2021年9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4]《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载《人民日报》2021年9月2日，第1 版。

中国外交的另一项历史使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决定了中国不会走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老路，而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7 页。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鲜明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 页。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军备竞赛。[3]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21年4月21日，第2 版。然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各种形态的干涉主义、黩武主义等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最重要威胁。因而，维护世界和平就必然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也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Perez de Cuellar）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他进一步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真实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这一政策不会变也变不了。[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417 页。可以说，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与鲜明特色。从历史上看，对于那些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在世界上我行我素，搞霸权、霸道、霸凌的国家，中国都坚决予以抵制、反对并与之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5]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27日，第1 版。同时，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这意味着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斗争也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6]《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6—77 页。

二、新时代中国外交发扬斗争精神的能力
斗争精神的核心要义在于将斗争意识与斗争意志转化为斗争实践，以实现斗争目标，而实现这种转化的关键则在于战略能力与基础。因而，新时代中国外交发扬斗争精神需要客观评估自己所拥有的斗争资本，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道义基础；二是战略能力基础。

第一，中国外交斗争具有坚实的国际道义基础。这是基于对国际大势与中国战略选择分析之上得出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对国际形势与时代潮流的研判，将之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历史潮流，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反全球化、排外主义、单边主义等思潮与势力有所扩大，某些国家试图搞集团政治以分裂世界，谋取私利。“当今世界正处在又一个十字路口，人类面临着前进还是倒退、光明还是黑暗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27日，第1 版。

在此情况下，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从人类前途命运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实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2]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10月25日）》，载《人民日报》2021年10月26日，第2 版。中国为此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如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目前，中国已同140 个国家和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至9.7%、全球贸易增长1.7%至6.2%、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27日，第1 版。面对世界经济发展动能不足、经济全球化遭受质疑和阻力的情况，中国主张要辩证看待经济全球化，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通过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78—481 页。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了持续强大的动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3 页。治理赤字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新冠疫情再次凸显出这一挑战的严峻性。面对疫情全球蔓延的态势，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张，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的同时，竭尽所能地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援助。2020年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宣告，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 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4]《习近平在第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载《人民日报》2021年5月19日，第1 版。为了破解疫苗赤字，消除“疫苗鸿沟”，中国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最早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最早同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生产合作，向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0 亿剂疫苗，占中国以外全球疫苗使用总量的三分之一。[5]王毅：《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阔步前行》，载《求是》2022年第1 期。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中宣布，中国将再向东盟国家提供1.5 亿剂新冠疫苗无偿援助[6]习近平：《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2021年11月22日）》，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3日，第2 版。；在29日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宣布将再向非方提供10 亿剂疫苗。[7]习近平：《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21年11月29日）》，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30日，第2 版。这些理念与实践呼应了世界人民的期待，顺应了历史潮流，契合了时代主题，为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1]习近平：“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2021年9月21日）”，载《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2 版。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注脚，从而也为中国外交斗争提供了坚实的国际道义基础。

第二，从战略能力来看，一方面，中国具有明显优势。首先是体制优势，突出体现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其次是经济优势。2010年以来，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达17%，比2010年高出9 个百分点。[2]“GDP (current US$)—World Bank national accounts data,and OECD National Accounts data file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中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2020年），是世界上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有着14亿人的巨大市场、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所奠定的强大购买力。中国经济基础的坚实性、发展动力的持久性以及坚韧性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充分体现。2020年，因新冠疫情的冲击，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均为负增长，而中国经济增速仍达2.3%，总量突破了100 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 万美元。[3]《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人民日报》2021年3月1日，第10 版。再次是社会优势。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圆满完成了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国内活力进一步得到释放。这些成就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与群众基础，有力促进了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 页。

此外，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军事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我国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增强，科研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位，专利申请和授权数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位；[1]《谢伏瞻：准确把握“十四五”规划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宏国研信息技术研究院官网，http://www.china-cer.com.cn/zhonghong/2021072813810.html。创新能力稳步提升。2021年9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2 位，较2020年上升2 位，是唯一进入前20 名的新兴经济体[2]WIPO (2021),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1:Tra cking Innovation through the COVID-19 Crisis,Geneva: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p.24.；研发投入持续提高。国家财政科技支出稳步增加，自2013年起就成为世界第二大投入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不断增加，2018年超1.9 万亿元、2019年超2.2 万亿元、2020年超2.4 万亿元。基础研究投入与日俱增，2018年基础研究经费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2019年达到约1336 亿元，2020年达到1504 亿元。[3]《青山遮不住——从经贸科技动向看中美合作发展大势》，载《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16 版。通过重塑领导指挥体制、优化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和推进国防和军队全面建设等手段，原有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2019年7月24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9-07/24/content_5414325.htm。

另一方面，中国也存在着不少短板弱项，如国家未实现完全统一、反分裂斗争形势严峻，这为外部势力扰乱我国发展进程提供了“抓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结构不够优化，高质量发展缺少动力，产业链价值链总体处于中低端；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卡脖子”技术瓶颈仍需突破；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能力有待加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任务既时不我待又任重道远，等等。可见，中国外交具有更为有利的国际道义基础与国家实力基础，但同时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这种复合型特征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外交既要积极作为又要善于作为，既要有敢于斗争的胆识又要有善于斗争的智识，实现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的有机统一。

三、新时代中国外交发扬斗争精神的基本要求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与现实战略能力的复合型特征，中国外交需要明确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的基本要求，主要是明确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斗争的时代性特征
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因而也就具有了不同性质与形式的斗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 页。新时代中国外交发扬斗争精神首先要明确这一时期斗争的时代性特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2 页。因而，阶级斗争与武装革命是这一时期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3]同上，第22 页。这一时期虽然仍存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但它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然而，从国际上来说，中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相当恶劣，甚至一度出现与美苏两个大国同时对峙的局面。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与尊严是这一时期外交斗争的主要内容。[4]同上，第24 页。在进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8 页。这一期间，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做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改善与发展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维护与促进发展利益成为这一时期外交斗争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具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更加有力的基础，但同时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辟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28 页。面对国际国内因素更紧密地相互交织、互相影响的新态势，维护安全与发展利益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斗争的主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各种敌对势力仍然存在，但新时代中国外交斗争的重点已不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是关乎实现总体安全与更好发展的问题。因而，斗争的阶级性、零和性色彩明显弱化，而复杂性、严峻性以及因斗争而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显著提升，这为中国外交以斗争求团结、促合作、谋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斗争目的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在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3]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载《求是》2022年第1 期。这清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所有努力、所有斗争的目标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42 页。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国外交斗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维护、延长、塑造重要战略机遇期。于中国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的大原则、大方向[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6 页。，当然也是中国外交与全体中国人民的主要斗争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5 页。本质而言，中国外交斗争具有内向性、防御性特征，其目的不是要颠覆现行国际体系，也不是要寻求世界第一的地位，更不是要去谋求霸权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外方代表时明确说：“我们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这个梦绝不是‘霸权梦’。我们没有准备去取代谁，只不过是让中国恢复应有的尊严和地位。”[3]《习近平会见出席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外方代表》，中国政府网，2019年11月22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11 ... cetag=s_pcqq_aiomsg。因而，中国外交发扬斗争精神要坚持目标导向，紧紧围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按照“坚持斗争过程与斗争实效相统一”[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7 页。的要求，防止两股极端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干扰，即不顾一切盲目斗争、急躁冒进的极左思潮以及忽视斗争、否定斗争的极右思潮，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避免外交斗争的简单化、机械化、情绪化、扩大化。

（三）斗争重点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分清主次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关键。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 页。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也强调，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大局观，“要把握本质与全局，抓住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27 页。主要矛盾确定后就要集中优势力量加以应对。恩格斯曾指出：“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0 页。

从整体外交关系看，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方向，而中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美国对于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构成了全方位、深层次、持久性影响。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的霸权焦虑心理日益加剧，护持霸权的急迫感愈加强烈，打压、遏制中国的意图更为明显，手段更加激化。因而，对美外交斗争构成了中国外交的主要矛盾。当然，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即便是对美斗争这个层面，也应该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3]《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载《人民日报》2021年9月2日，第1 版。，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像撒胡椒面一样没有焦点与重点。具体而言，中美矛盾的主要方面体现在美国试图塑造中国的发展进程和走向，而中国则坚持自己的制度和发展道路；换言之，就是美国能不能从根本上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能不能接受不同于己的国家实现发展，能不能尊重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4]《崔天凯大使就中美关系走向和新冠肺炎疫情等接受采访》，新浪网，2021年1月29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 ... ftssap1664878.shtml。2021年8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天津向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Wendy Sherman）提出了中方的“三条底线”：一是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二是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三是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5]《王毅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中国政府网，2021年7月27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21-07/27/content_5627593.htm。这“三条底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国对美外交斗争的主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反对的、要与之斗争的是美国霸权主义政策以及制定这种政策的鹰派政治势力，而不是广大美国人民。所以，开展对美斗争不是要打倒美国这个国家，不是损害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是要遏止美国鹰派的既损害中国利益也不利于美国人民福祉的政策。

明确斗争重点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为外交斗争提供了团结的对象，为“统筹合作与斗争”[1]《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 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0日，第1 版。提供了基本前提。无论是国内斗争，还是国际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壮大自身而削弱对手是战略竞争的关键之着。因而，中美博弈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团结与分化能力的较量。[2]陈积敏、冯振男：《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进逻辑与中国应对》，载《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6 期，第49 页。于中国而言，推动建立新时代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3]《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197 页。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为此，首先是要加强国内团结，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其次是要做好国际团结，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稳定与发展，维护与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与均衡发展。对于所谓的美西方，它们似乎在价值观与利益方面有着不少的共同之处，但彼此矛盾也是明显的。我们一定要 “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 页。

（四）发展与安全关系
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这离不开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准确把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需要牢固树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01 页。的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回顾近代以来世界发展历程，可以清楚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6]同上，第202 页。其中，科技创新具有基础性、关键性、引领性作用，因而“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46 页。对于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获取，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根本之道，但最大限度地促进国际合作则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这个目标。“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要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2]同上，第252 页。

从这个角度来说，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离不开更全方位的国际合作。开放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至少需要具备两项要素：一是有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主观意愿，二是有对外开放的对象与空间。从对象上来说，目前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经验、资本、话语权的仍是西方发达国家，因而它们仍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然而，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警惕与防范心理，甚至是敌意有较大提升。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2020年2月份进行的调查显示，仅有33%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有好感，比2018年下滑了20 个百分点，这也是自1979年开始民调以来与1997 和2000年持平的最低点。2021年2月盖洛普民调结果表明，这种下降趋势仍在继续，美国受访者对华好感度降至20%，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3]2017年2月、2018年2月，盖洛普的民调显示美国对华好感度呈上升态势，分别为50%、53%，这也是自1979年以来好感度第三次超过半数以上（1979年9月64%，1989年2月72%）。参见：“Gallup Poll Social Series:World Affairs,” February 3-18,2021,https://legalinsurrection.com/wp ... ast-Gallup.pdf.2020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一份民调也显示，66%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这比特朗普执政之初上升了将近20 个百分点；有6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力量与影响是主要威胁。[4]樊吉社：《美国涉华舆论的现状与特征》，载《对外传播》2020年第6 期，第11—13 页。2021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又发布了一份民调，显示美国对华认知进一步负面，89%的人认为中国是竞争者或敌人。[1]Laura Silver,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Most Americans Support Tough Stance Toward China on Human Rights,Economic Issues,” March,2021,h 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1/03/04/most-americans-support-tough-stance-toward-china-on-humanrights-economic-issues/.如此情形意味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有鉴于此，在应对某些西方国家以挑衅、激将、“脱钩”等方式实施打压政策时，中国需保持冷静理性，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加紧密的互动合作打破某些国家孤立、遏制中国的企图；同时要认识到我国开放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风险、博弈，“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2]《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 页。，必须牢固树立“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的意识，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3]《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5日，第2 版。

结语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各种风险挑战也将相伴始终，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6 页。新时代中国外交要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需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深刻认识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意义，科学评估发扬斗争精神的战略能力，准确把握发扬斗争精神的基本要求，既坚定信心决心又头脑冷静清醒，既积极作为勇于进取又有所不为善于守势，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底线思维，牢记“国之大者”，顺应历史大势，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作者简介】陈积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思潮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孙新平，中共青岛市城阳区委党校讲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22)02-0001-17

[1]本文是2021年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级委托课题“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2-01-24】

（责任编辑：邢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