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与重塑：再论金朝开国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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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与重塑：再论金朝开国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邱靖嘉

摘 要：《金史》记载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建国称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信史。刘浦江先生撰作《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一文，首次对《金史》的开国史叙述提出深切质疑，引发学界争议。在刘文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宋元文献及石刻材料有关金朝建国记载的仔细考辨，能够大体复原出金初历史的真实面貌。阿骨打当于辽天庆七年(1117)采纳谋士杨朴的劝进意见，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辅，《金史》所记开国史乃是出于金修《太祖实录》时的改写与重塑，并不可信；至于刘文提到的吕颐浩所谓“女真于宣和四年(1122)方建国号大金”之说也不准确，它所反映的史实可能是金朝从“大女真·金国”的双国号制向“大金”单一国号体制的转变。

关键词：金朝；开国史；国号；年号；历史改篡

一、引言：思维陷阱与新的启示
根据《金史》的记载，辽天庆四年(1114)九月，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阿骨打起兵叛辽，在取得宁江州、出河店两战胜利之后，阿骨打旋即在众人劝进下，于次年(1115)正月朔日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收国，二年十二月又“改明年为天辅元年(1117)”(1)《金史》卷二《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4-30页。。对于这一金朝开国史记述，数百年来世人皆深信不疑，直至20世纪末，刘浦江先生发表《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一文(以下简称“刘文”)，主要依据宋元文献有关金朝建国的歧异记载，并结合辽末女真兴兵的具体情势分析，首次对《金史》的上述叙事提出深切怀疑。他认为《金史》所记开国历史肯定是不真实的，恐出于金修《太祖实录》的事后编造，其初步的研究结论是“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4年起兵以后，可能在1117年或1118年建立了国家，国号是‘女真’，年号为‘天辅’，1122年改国号为‘大金’”，而所谓“收国”年号并不存在(2)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原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收入氏著《辽金史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以下引述此文不复注。。此文严重动摇了人们长期以来对金朝开国史的既有认知，故一经刊出，便在学界引起不小反响。有学者认同刘浦江先生的观点，如齐木德道尔吉即对刘文的文献考辨和研究结论表示服膺和赞赏(3)齐木德道尔吉、吴英哲：《忆刘浦江二三事》，邓小南、荣新江、张帆主编：《大节落落 高文炳炳——刘浦江教授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8-111页。；李秀莲亦认可刘文之说，并在其基础上推论1115年阿骨打当称“都勃极烈”，1117年方称帝建国(4)李秀莲：《阿骨打称都勃极烈与金朝开国史之真伪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第43-49页。李秀莲此后又提出了研究金朝开国史的若干方法，参见氏撰《金朝开国史的特殊性及其研究方法》，《黑河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29-41页。。

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商榷和反对意见，如董四礼认为刘文的论证存有一些疏漏，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仍应采纳《金史》有关女真开国的记载(5)董四礼：《也谈金初建国及国号年号》，《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第94-98页。；乌拉熙春则依据金代石刻材料，论证金朝“收国”年号是真实存在的，金人并未篡改其早期建国历史(6)爱新觉罗·乌拉熙春：《金朝开国史岂容窜改——石刻铭文证实“收国”年号的存在》，《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京都：松香堂书店，2009年，第13-22页。；辛时代具体指出刘文对某些史料的误解，表示金朝1115年建国说当为信史(7)辛时代：《金朝建国时间考辨》，《辽金史论集》第1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07-127页。。此外，最近还有人试图调和各种史料的不同说法，以阿骨打于1115年正月建国，1117年正式称帝，而南宋方面记载的1118年金朝建国说系宋金开始交往的年份(8)叶帅：《关于金朝开国史相关材料的再思考与新认识》，《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5期，第168-173页。。刘文声明其研究结论仅是一个初步看法，“远远不是定论”，此文的贡献在于引起人们对金朝开国史真实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所以其后学者们的各种意见都是正常的学术探讨，刘文即坦言欲“彻底恢复金初历史的真实面貌，仍有待于我们的继续努力”。

那么，我们能否寻绎出金朝开国史的真相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解释宋、辽、金各方文献有关女真建国的多种歧异记载，从而找出真实的历史记录。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存在这样的固有认识：《金史》的记载主要来源于金朝诸帝实录，乃金人记本朝事，其可信度自然很高，而宋代文献所记金朝史事则得自传闻，多有错讹，恐不足取信。因此，多数辽金史学者仍倾向于信从《金史》的开国史叙述，否定宋人记载，上引反对刘文观点的论著就是这一派意见的代表。这种对金、宋双方记事可靠性的一般看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金史》所见金朝史事也可能有失实之处，甚至存在金人改篡国史的情况，而宋人记载的内容来源比较庞杂，既有传讹之误，但也有来自金朝方面的可靠消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们在利用金、宋双方的史料时不应有先入之见，讨论具体史事当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探究各方记载的最初来源和文本生成过程，小心求证，以辨明正误，避免坠入固有认识所带来的思维陷阱。

除需抛开对金宋史料的成见之外，某些新的研究发现对于我们重新思考金朝开国史问题也带来了有益的启示。我们知道，辽朝的开国年代也存在正史记载与历史事实之间的重大抵牾。《辽史》谓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国，后于916年建元神册，但史家早已证明，实际上阿保机在907年仅是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长，至916年才正式称帝建元，建立大契丹国(9)相关学术史梳理参见刘浦江：《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第245-272页。。苗润博的最新研究揭示出，《辽史》所记开国年代的严重“错误”实出于辽朝史官纂修国史时的精心建构，辽后期为寻求王朝政治合法性与正统性，遂将契丹开国史提前至唐朝灭亡之年，从而有意篡改了建国年代这一极为重要的政治时间(10)苗润博：《被改写的政治时间：再论契丹开国年代问题》，《文史哲》2019年第6期，第94-106页。。鉴于辽朝即已存在这种改写历史的情形，且辽、金两朝前后相继，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具有一定延续性，这使我们不禁更加深了对金朝开国史问题的疑虑，似不排除金人受辽朝影响，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改篡开国年代的可能。

最近笔者注意到一条史料，或可有力地说明《金史》所谓辽天庆五年正月建国说恐不可信。《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一八引《神麓记》记有一则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佚史，其中提道：“太祖，契丹咸雍四年岁在戊申生，自辽国天庆三年甲午岁年四十七，于宁江府拜天册立，改元，称帝号。”(1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宣和五年六月“金国主阿骨打殂于军前”条，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2013年，第4b-5a页。按《神麓记》作者为苗耀，其人其书皆不详，今仅存若干佚文见于《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亦多有参据。从这些佚文来看，此书记金朝杂事，其下限迄于世宗即位、海陵被弒，推测成书年代或在世宗初，其内容大多源自金朝方面的原始资料，史料价值颇高(12)参见傅朗云：《评苗耀〈神麓记〉的史料价值》，《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第74-76页。，故刘文推断苗耀可能是世宗时由金入宋的归正人。《神麓记》所载的这一则金太祖佚史很值得考究，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段引文中的文字讹误。阿骨打生于辽咸雍四年戊申(1068)，《金史·太祖纪》所记同，年四十七当在天庆四年甲午，此处误作“天庆三年”，另外“宁江府”当作“宁江州”。由此可知，《神麓记》称阿骨打在辽天庆四年宁江州首次起兵之后便已称帝建国，与《金史》的说法不同。根据笔者的研究，其实《神麓记》的这条记载应是金朝史官在纂修《太祖实录》的过程中较早提出的一种开国史建构方案，但最终没有被采纳，而是改为次年正月称帝建国(13)关于这条《神麓记》史料的论证较为复杂，参见邱靖嘉、李京泽：《关于金太祖的一则佚史——兼论金朝修史的改篡问题》，《中华文史论丛》2021年第4期，第259-285页。。既然阿骨打建国的时间节点可由史臣随意设定，这就更加说明《金史》有关女真开国的系统记载并非真实的历史。

无论是对宋、辽、金各方文献记载的重审，还是新的研究发现所给予的启发，都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金朝开国史问题。加之此前学者在各自论述时，均未能充分辨析相关史料，以致存在不少误判、误解的情况，所以这个问题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即试图在刘文研究基础上做出一点切实的推进。

二、宋代文献所记阿骨打称帝建国事的史源
目前人们所熟知的关于金朝开国史的说法来自《金史》。《太祖纪》谓收国元年(辽天庆五年，1115)正月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二年十二月，“谙班勃极烈吴乞买及群臣上尊号曰大圣皇帝，改明年为天辅元年”(14)《金史》卷二《太祖纪》，第26、30页。。《金史》诸志、列传提及建国事亦皆同于《太祖纪》。刘文已论证，以上记载的史源为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成书的《太祖实录》，是为金廷对本朝开国历史的官定说法。

然而如上所言，金人的这种开国史记述恐怕是不真实的，与之不同，南宋史书关于金太祖阿骨打称帝建国之事则有一番别样的记载，值得高度重视。李心传《要录》卷一谓重和元年(1118)八月秋，“旻(此系阿骨打汉名)用辽秘书郎杨璞计，即皇帝位”(15)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靖康元年正月庚辰条追述女真始末，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页。“杨璞”下，有小注曰：“张汇《金虏节要》作‘杨朴’，赵良嗣《奉使录》、马扩《自叙》并用此‘璞’字，今从之。”“即皇帝位”下注曰“重和元年八月”。，又其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条言：“重和元年八月，阿骨打始称帝，以其水生金，故号大金，改元天辅。”(16)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边防二》“女真南徙”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839页。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五《契丹女真用兵始末》称政和八年(即重和元年，是年十一月改元)八月，“辽东人杨朴劝女真称皇帝，以王姓，以文(按当作旻)名，以国产金，故称大金，改元天辅，皆从之”(17)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五《契丹女真用兵始末》，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适园丛书》本，1966年，第3册，第1789-1790页。，《宋史全文》所记略同(18)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一四宋徽宗重和元年八月，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册，第966页。。以上记载均明确将阿骨打建国称帝系于宋重和元年八月，此外，又有他书只泛称其事在重和元年或政和八年，未言具体月份。如王称《东都事略·金国传》说“辽东人有杨朴者，劝阿骨打称皇帝，以其国产金，号大金国，建元为天辅，是岁政和八年也”(19)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五附录三《金国传》，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1年，《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丛刊》影印宋光宗绍熙间眉山程舍人宅刊本，第4册，第1925页。；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于重和元年末，谓“是岁，女真阿骨打僭称帝，国号金”(20)陈均撰，许沛藻、金圆、顾吉辰、孙菊园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重和元年末，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下册，第724-725页。。总的来看，南宋方面的文献记载内容基本一致，皆以宋重和元年阿骨打始称帝，定国号“大金”，建元“天辅”，且多提及此举乃出于谋士杨朴的计议，并称其后金向辽朝遣使求册封云云，这与上述《金史》的收国元年建国说可谓大相径庭，那么宋人的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们需要对其史料来源做深入发掘和考察。

其实，关于杨朴献策、阿骨打称帝建国及求辽册封事，在南宋初汪藻编《裔夷谋夏录》(21)按，此书系汪藻编成于南宋绍兴九年，是一部专记女真兴兵叛辽、侵宋始末的文献，原名《金人请盟叛盟本末》，又名《裔夷谋夏录》，初为七卷，今流传于世者仅为一个不足两卷的残本，且误题作者为刘忠恕。参见苗润博：《有关〈裔夷谋夏录〉诸问题的新考索》，《文史》2016年第2期，第125-147页。，其后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以及元代伪书《契丹国志》中皆有很详细的记载，兹将三者引文并列于下表，以便对比分析。

表1 三种文献所记金朝建国史事比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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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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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文献所记史事内容大体相同，但彼此详略互异，显然有着共同的史源。据学者研究，《裔夷谋夏录》记辽金间事主要采自史愿《金人亡辽录》(以下简称《亡辽录》)(22)参见苗润博：《有关〈裔夷谋夏录〉诸问题的新考索》，《文史》2016年第2期。，而《契丹国志》所载辽末天祚帝史事亦源出《亡辽录》(23)参见高宇：《〈契丹国志〉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1-37页。。又笔者对《会编》卷三所记女真始末的史源做了具体研究，发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也是直接来源于《亡辽录》(24)邱靖嘉：《女真史料的深翻与检讨——〈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研读记》，《中华文史论丛》2019年第2期，第195-229页。。此书又名《辽国遗事》(2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伪史类著录《金人亡辽录》二卷，解题谓“燕山史愿撰，或称《辽国遗事》”(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乃辽末进士史愿于宣和四年(1122)归宋后所著(26)参见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论〈辽史天祚帝纪〉来源》，《辽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9-170页。，记载女真灭辽本末，史料价值很高，后多为南宋人修史所采录，影响广泛。因此可以断定，以上三书关于女真建国、与辽和议的记载应当都出自《亡辽录》一书，只是三者剪裁取舍各有不同，故详略互见。特别是《会编》，徐梦莘还依据其他文献做了个别改订，如其谓阿骨打用杨朴策称皇帝，“改元收国”，而《裔夷谋夏录》和《契丹国志》皆作“改元天辅”，刘文指出徐梦莘编撰此一节时可能参考了流传至南宋的《金太祖实录》节抄本，此处“收国”并非《亡辽录》之原文，或是徐梦莘据《金太祖实录》所改。

综合表1引文来看，史愿《亡辽录》原记阿骨打称帝经过及求辽册封事颇为详赡，甚至还附有杨朴劝进、封册十事及辽朝册文等具体内容，显然不会是向壁虚造，其实它可与辽、金、宋多方记载相印证，可信度较高(说详下文)。不过，在此需首先指出阿骨打建国称帝的时间问题。《裔夷谋夏录》《契丹国志》皆将金朝建国系于辽天庆八年(即宋重和元年，1118)，是年八月，遣使契丹求册封。《会编》虽未明确系年，但其上文记“陷东京、黄龙府……又渡辽东、长春两路”云云(27)《会编》卷三重和二年正月十日附记女真始末，第12a-12b页。，亦见于《裔夷谋夏录》，皆为辽天庆八年事(28)《裔夷谋夏录》卷一，第85页。此处记载恐有不确，据《辽史》《金史》，女真攻陷黄龙府在辽天庆五年，克东京在天庆六年。，可知《亡辽录》原本叙述亦当以天庆八年为金朝开国之年，这就是上引宋代文献记载的最初源头。《要录》等书作重和元年八月者，是误将金人向辽朝遣使求册封之月径当作阿骨打称帝之时，而《东都事略》《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等书则较为审慎，仅称事在重和元年。

三、辽天庆七年(1117)金朝建国说之成立
由上可知，诸南宋史书有关阿骨打于辽天庆八年(宋重和元年，1118)称帝建国的记载皆来源于《亡辽录》，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们不妨先来考察金天辅年号的行用年限。南宋史籍均因袭《亡辽录》谓阿骨打称帝后建元天辅，元代成书的《契丹国志》《大金国志》亦同(29)关于《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的成书问题，参见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兼评〈大金国志校证〉》，两文皆收入《辽金史论》，第323-356页。。又这些文献记阿骨打之死皆在宋宣和五年、辽保大三年(1123)五月，金太宗吴乞买即位，改是年“天辅六年为天会元年”(30)如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三《徽宗皇帝·金盟下》，《宋史资料萃编》第2辑影印广雅书局刻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8册，第4347页；《契丹国志》卷一二《天祚皇帝下》，第150页。，则金朝天辅年号只行用六年(31)旧题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首《金国九主年谱》谓金太祖“以戊戌(宋徽宗重和元年、辽海滨王天庆八年)称帝，国号大金，建元天辅，至癸卯天辅六年(宋徽宗宣和五年、辽海滨王保大三年)五月乙丑崩，在位六年”(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页)。《要录》等宋代文献记载均同。。然《金史》所记天辅年号的启用时间比宋人文献及《契丹国志》《大金国志》早一年(在宋政和七年、辽天庆七年，1117)，而阿骨打卒、吴乞买即位改元天会的年份与其相同(32)《金史》卷三《太宗纪》天辅七年八月，“太祖崩”，九月即位，“改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第48页)。不过，《金史》与宋人史籍及《契丹国志》《大金国志》所记阿骨打卒年虽同，但月份不一。《金史》作“八月”，《要录》卷一引《金太祖实录》同(第8页)；《会编》卷一八作“六月”，其他宋元文献则皆作“五月”。，则天辅共有七年。按，有证据表明，金初确有天辅七年存在。《会编》卷一四载宣和五年二月，金遣宁术割持国书及誓草使宋，其中附有金人勘会的“燕京管下州县所出物色”清单，末署“天辅七年二月日”(33)《会编》卷一四宣和五年二月九日，第12b页。佚名《大金吊伐录》卷上载天辅七年二月十九日《荅宋主书》，“二月癸卯，遣孛堇银木可、铎刺为宋使副”(《四部丛刊》本，第2a页)，即指此事，“银木(当作术)可”为“宁术割”之同名异译。；又卷一五同年四月，金又遣杨璞(朴)使宋，所持誓书起首称“维天辅七年岁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34)《会编》卷一五宣和五年四月十一日，第12a页。。宋宣和五年就是《金史》所记之天辅七年，以上金勘会清单及誓书系金对宋外交的原始档案文献，皆明确记录当时的金朝纪年为天辅七年。又金皇统三年《时立爱墓志》载“天辅七年岁癸卯，太祖武元皇帝尽平辽国，南收燕壤”(35)石永士等编：《河北金石辑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页。，该墓志撰于皇统八年《金太祖实录》修成之前，未受定型后的金朝开国史书写所干扰，它也记有天辅七年。可知金太祖当从辽天庆七年开始行用天辅年号，至七年太宗即位后，改是年为天会元年，《金史》所载天辅纪年当是。由此看来，《亡辽录》所谓阿骨打于辽天庆八年建国改元天辅之说有误。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尽管《亡辽录》所记阿骨打建国改元的年代并不准确，但这不代表其所述开国史事全然不可信据。根据表1三种文献转抄《亡辽录》之记事，阿骨打先是采纳杨朴的劝进意见，称帝建国，随后又在杨朴的建议下，与辽朝议和、求册封，在此过程中渤海人杨朴发挥了关键作用。刘文已指出，杨朴在赵良嗣《燕云奉使录》、马扩《茆斋自叙》、张汇《金虏节要》等一手文献中多有记载，其真实性毋庸置疑，他作为阿骨打的主要谋臣，是金朝建国前后的一位重要人物(36)另可参见焦慧：《杨璞金初活动考辨》，《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第26-27页；李秀莲：《杨朴在〈金史〉中的隐遁与金初政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4期，第71-74页。。杨朴为阿骨打谋划的开国道路是先称帝立国，再求辽册封，以获得政治合法性，这两步紧密相关(37)如《裔夷谋夏录》卷一引《亡辽录》即云：“杨朴既为女真建号，因说：‘自古英雄开国，须受禅，或求大国封册。’”，所以不宜孤立地来看《亡辽录》所记阿骨打称帝建国事，而要将其与之后的求册封事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考量，才能充分说明其可信度，并且解释《亡辽录》系年的致误之由。按，杨朴于“高永昌叛时，降女真”，而高永昌在辽东京起兵乃天庆六年(1116)正月事，则杨朴劝阿骨打称帝不得早于天庆六年，其具体时间留待下文讨论，这里先谈《亡辽录》所记辽金间遣使册封之事。关于此次辽金交涉之始末，《亡辽录》记载并不完整，双方实际的谈判过程比较复杂，《金史·耨盌温敦思忠传》称“辽人前后十三遣使，和议终不可成”(38)《金史》卷八四《耨盌温敦思忠传》，第1881页。。这十三次遣使的情况，今可从《辽史·天祚皇帝纪》(以下简称《辽纪》)和《金史·太祖纪》(以下简称《金纪》)中大致钩稽出来(39)《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纪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71-379页；《金史》卷二《太祖纪》，第25-34页。又《辽史》卷七○《属国表》也记有辽金使节往来情况(第1301-1305页)，与《天祚皇帝纪》略同，亦可参考。，并与《亡辽录》的记载相互参证。

据《辽纪》及《金纪》，辽天庆四年阿骨打举兵，经宁江州、出河店两战迅速崛起；五年攻陷军事重镇黄龙府，并击败天祚帝亲自率领的七十万大军；六年平高永昌之乱，占据东京，势力进一步扩展。至天庆七年，也就是《金史》所记的天辅元年(1117)，辽朝又命秦晋国王耶律淳率军讨伐女真，十二月大败于蒺藜山。随后，自天庆八年正月起辽金双方开始议和，至十年三月断绝交往(金天辅二年至四年，1118-1120)，“前后十三遣使”。据笔者排比梳理，《亡辽录》所谓天庆八年八月阿骨打求封册十事，大概是在辽金第六回合谈判中正式提出的(40)《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纪二》天庆八年八月庚午，“遣奴哥、突迭使金，议册礼”；九月，“突迭见留，遣奴哥还，谓之曰：‘言如不从，勿复遣使。’”(第377页)。又《亡辽录》称天祚帝遣萧习烈等人使金行册礼，并附册文，“使人自十月发行，冬十二月至金国”，然因辽朝册仪、册文没有满足金人要求，次年三月被阿骨打怒叱遣返。此事在辽、金二史中也有明确记载，不过“萧习烈”《辽纪》及《金纪》皆作“萧习泥烈”，且使臣往返时间也有所不同。辽实于天庆九年三月“遣知右夷离毕事萧习泥烈等册金主为东怀国皇帝”(41)《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纪二》，第378页。，至六月抵金，阿骨打以“册文不合者数事”将其遣回(42)《金史》卷二《太祖纪》，第33页。，《金史·耨盌温敦思忠传》记此事较详，其中还提及杨朴(43)《金史》卷八四《耨盌温敦思忠传》，第1881页。。两相比照可知，《亡辽录》载萧习烈等使金当实有其事，但所记往返年月有误。此次和议风波之后，《亡辽录》称辽方消极迁延至“和议遂寝”，但从《辽纪》《金纪》的记载来看，双方围绕册文的修订还有过三次往来交涉，直至天庆十年三月金朝才断绝与辽和议，再启兵戈。

关于辽朝册封金国事，在宋人笔下也有记载。据《会编》卷四，宣和元年(辽天庆九年、金天辅三年，1119)三月十八日甲子，宋遣赵有开、王瑰随李善庆渡海出使金国，“未行，有开死，会河北奏得谍者言契丹已割辽东地，封女真为东怀国主”，“于是罢使人之行，止差呼延庆等用登州牒”往金报聘(44)《会编》卷四宣和元年三月十八日甲子，第1a-2b页。，可知北宋方面已通过河北的间谍情报系统得知辽金和议、册封之事。呼延庆此行被金扣留，至十二月方遣返，在此期间他数次与阿骨打会面，亲耳听闻阿骨打言道：“大辽前日遣使人来，欲册吾为东怀国者，盖本朝未受尔家礼之前，尝遣使人入大辽，令册吾为帝，取其卤簿。使命未归，尔家方通好，后既诺汝家，而辽国使人册吾为至圣至明皇帝，当时吾怒其礼仪不全，又念与汝家已结夹攻，遂鞭其来使，不受法驾。乃本国守尔家之约。”(45)《会编》卷四宣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2b-3a页。此处阿骨打所言辽金间册封事与《辽纪》《金纪》及表1三书引《亡辽录》的相关记载完全吻合(46)另外，洪皓《松漠记闻》卷上也有辽天祚帝“遣使立阿骨打为国王。阿骨打留之，遣人邀请十事，欲册帝”的记载(沈阳：辽沈书社影印《辽海丛书》本，1985年，第205页)。。

听到逃兵两字，陈大勇急了，一五一十把自己受长官之令，押送孔老一奔丧的事细细抖了出来。听说还有三个人藏在村外，女汉子使了使眼神，几个黑衣人便闪出了屋外。

那么，阿骨打听从杨朴之言称帝建国究竟为何时呢？最有可能的年份就是天庆七年，在文献史料中我们能够找到支持这一判断的明确证据。首先，最直接的一条材料是《辽史·天祚皇帝纪》的记载。《辽纪》天庆七年末载：“是岁，女直阿骨打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杨朴又言，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必先求大国封册，遂遣使议和，以求封册。”(48)《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纪二》，第376页。根据苗润博的研究，《辽纪》的史料来源十分复杂，既有来自辽朝当时的原始记载，又有元朝史官采录《亡辽录》的内容，还有元人据其他宋金文献所做的补订。此处有关阿骨打称帝建国的记载又见于《辽史·属国表》，作“(天庆七年)是岁，女直国主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49)《辽史》卷七○《属国表》，第1301页。，而《属国表》之记事乃是直接摘抄自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金陈大任《辽史》两书的本纪部分。通过纪、表文字及《亡辽录》记载的比勘可知，上引《辽纪》记事，实际上是元朝史官以辽人续补耶律俨《皇朝实录》天祚帝本纪部分相对简明的记录为骨架，又增入《亡辽录》所记“用铁州杨朴策”及“杨朴又言”等具体细节内容而成的。也就是说，《辽纪》所载阿骨打于天庆七年称帝建国之说实出于辽末史官的即时记录，较之《亡辽录》这样的私人史著更为权威和准确(50)参见苗润博：《〈辽史·天祚皇帝纪〉史源新说》，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7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75-105页。。这是我们判定金朝开国年代最有说服力的一条证据。

其次，天辅年号的启用年代。《辽纪》和《亡辽录》都记载阿骨打称帝建国，所创立的首个年号为天辅。上文已证，金天辅纪元即始于辽天庆七年，这就为金朝是年建国提供了一条有力的旁证。

再次，《高丽史》所载金人国书。《高丽史》睿宗十二年(即金天辅元年，1117)三月癸丑记有阿骨打致高丽国王的一封国书，起首自称“兄大女真金国皇帝”(51)郑麟趾：《高丽史》卷一四《睿宗世家三》，平壤：朝鲜科学院古典研究室排印本，1957年，第209页。。很显然，是时阿骨打已称帝，建号金国。这条记载可将金朝建国的时间进一步明确为辽天庆七年正月至三月间。

综上所述，刘文研究金朝开国年代，已注意到宋代文献及《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书皆记载阿骨打于宋重和元年、辽天庆八年(1118)称帝建国，而《辽纪》则称事在辽天庆七年(1117)，对于这两种说法，刘文未做明确的正误判断，只是说阿骨打“可能在1117年或1118年建立了国家”。本文则通过史源考索和史事分析，指明所谓辽天庆八年阿骨打称帝建国之说皆来源于史愿《亡辽录》的误会。其实，阿骨打当于辽天庆七年采纳杨朴的劝进，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元天辅，此即金朝开国之本事(52)按，李秀莲《杨朴劝阿骨打称帝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依据上引《辽纪》，也认为阿骨打当于1117年称帝(第12-15页)，但李文此说其实只是偏信《辽史》之言而得出的结论，它对宋元文献的相关记载和《辽纪》的史源及其编纂问题未做全面辨析，故与本文论证的推导路径完全不同。。

需要在此附带说明的是，在宋元时期，尽管《亡辽录》以辽天庆八年为金朝建国之始的错误说法十分流行，但并不代表天庆七年建国说便绝迹于世，没有任何流传。晁公迈《历代纪年》记云：

太祖大圣武元皇帝，姓完颜，名旻，初名阿骨打。国名女真，灭契丹，僭称皇帝，以其国产金，改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原注：本朝徽宗政和五年乙未、大辽天祚天庆四年)，又改天辅(原注：徽宗政和七年丁酉，又云重和元年戊戌，天祚天庆七年)。在位六年(原注：宣和四年壬寅死)。(53)晁公迈：《历代纪年》卷一○夷狄类“大金”，《续修四库全书》第826册影印宋绍熙三年盱江郡斋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9页。

晁氏此书据说原有绍兴七年(1137)自序(5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编年类《历代纪年》解题，第117页。，但书中所记金朝纪年迄于熙宗皇统末，知其成书当在绍兴二十年以后。这里已出现了“收国”年号，并注明始建年代为宋政和五年乙未，是年当为辽天庆五年，此处盖误作“天庆四年”，刘文指出“这种说法应是来自金朝官方文献的记载”(55)刘浦江先生原文并无有关晁公迈《历代纪年》记载的解释，此系依据作者于2011年11月19日所增补的修订稿。。笔者注意到，晁公迈在标注“天辅”年号的启用年代时，提到有宋政和七年丁酉(即辽天庆七年)和重和元年戊戌两种不同说法，后者当源自《亡辽录》，而前者出处不明，且晁氏称阿骨打死于宣和四年壬寅(1122)，共“在位六年”，则他是以政和七年为阿骨打称帝之始的。实际上，阿骨打应当卒于宣和五年，此处晁氏所记不确，但从此书自身记载的年代线索来看，作者面对金朝建国于政和五年、政和七年及重和元年三种说法，最终选择了政和七年说。又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许衡所奏《时务五事》中提到金朝共历“九帝，一百一十八年”，按金亡于天兴三年(1234)，则许衡当是以公元1117年作为金开国之年(56)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一三许衡《时务五事》，《四部丛刊》本，第3a页。。这两条材料可以说明，辽天庆七年阿骨打称帝建国之说并非仅见于辽朝遗史，而在宋元文献中也有一些转载，并为个别学者所采信，但总体来说，这种意见可谓凤毛麟角，当时的影响不大。

四、“收国”年号真伪辨
按照《金史》的说法，阿骨打于辽天庆五年(1115)正月称帝，建元收国，刘文已指明此说绝不可信，所谓“收国”年号并不真实存在。关于“收国”二字之意，《金史》没有解释，笔者注意到，《会编》卷七宋宣和四年载《金人国书》，有“候收辽国”“敌国新收”之语(57)《会编》卷七宣和四年五月十八日，第4a-4b页。，可见“收国”年号本义当为收取辽国，但正如刘文所言，至天庆五年初，女真人仅赢得了宁江州、出河店两场很小规模的战斗，实力尚弱，未对辽五京构成任何威胁，就连辽朝控制生女真的军事重镇黄龙府也还没有攻下，而且女真人当时也没有灭亡辽朝的底气和打算，所以不可能有此“收国”年号。据上文考述，阿骨打实当于辽天庆七年用杨朴策称帝建国，《亡辽录》记载金朝所建第一个年号为天辅，辽朝方面的原始记录也明确称“女直国主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实际上，金人对本朝开国的历史记忆一直都充盈着一种天命思想。如大定二十五年(1185)金世宗追叙太祖建国功业的《大金得胜陀颂碑》，铭文部分有“受天之祜，恭行天罚。……灵贶自天，事骇观睹。……天有显道，厥类惟彰”等语(58)录文见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卷三，《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23册，第17299页；拓本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46册金代卷，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76页。，意谓金朝开国实由天佑。同年，册封混同江神为兴国应圣公，其册文曰“昔我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59)《金史》卷三五《礼志八》，第821页。；又明昌六年(1195)刻《时立爱神道碑》称“天辅癸卯，皇朝肇造，太祖灭辽，仰顺天道”(60)录文见王新英：《全金石刻文辑校》，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377页；拓本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46册金代卷，第29页。据碑文可知，此碑铭撰于大定二十八年，至明昌六年刻石。；泰和元年(1201)《乌古论元忠墓志》亦言“皇朝肇启天命”(61)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录文见第213页，拓本见第211页。，都表示同样的意思。“天辅”年号的字义正与金人这种传统的天命观相符，此后金太宗、熙宗相继改元“天会”“天眷”，暗含的也是相同的寓意，可谓一脉相承(62)李秀莲《阿骨打称都勃极烈与金朝开国史之真伪研究》已指出“收国”年号与其后的“天辅”“天会”“天眷”年号不相连贯，不具备崇“天”思想(第48页)。。因此阿骨打称帝，建元“天辅”，当可信从，而《金史》所记“收国”年号着实可疑。

不过，乌拉熙春曾撰文着力论证金朝“收国”年号的真实性，其主要论据为两件金代石刻：一是所谓“建元收国”铭文石尊，二是女真文《海龙女真国书摩崖》石刻(63)爱新觉罗·乌拉熙春：《金朝开国史岂容窜改——石刻铭文证实“收国”年号的存在》，第13-18页。。现需对这两条材料加以辨析，看它们能否说明问题。

所谓“建元收国”铭文石尊，据称是2006年6月出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遗址附近的阿什河河床内，现收藏于当地民营企业创办的龙江龙博物馆。该石尊为圆筒形，高63厘米，口径64厘米，底部直径57厘米，内口径50厘米，内高55厘米，玄武岩材质，缘厚7厘米，底厚8厘米，四周雕刻神龟、仙鹤和两摩羯图像，其中在正相对的神龟、仙鹤图案下端接近石尊底边处分别刻有汉字楷隶书体“承命建元收国”与“子日典禩”共十字铭文。当地学者认为，该石尊图饰带有明显的唐代渤海风格，遂推测石尊为渤海人所作，而铭文系金朝举行建国庆典时所刻。乌拉熙春又具体论述了铭文所见“收国”使用俗体“国”字的合理性，并解释此“子日”应指收国建元之后的正月五日丙子，当日女真人举行了典祀活动，以此作为金朝确实建有“收国”年号的证据(64)以上关于“建元收国”铭文石尊的介绍及学者看法，参见上引乌拉熙春《金朝开国史岂容窜改——石刻铭文证实“收国”年号的存在》及王禹浪、王宏北：《金代“建元收国”石尊考略》，《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6期，第84-88页。。然而这件石尊未经科学的考古发掘，目前有关其来历的信息，皆源于乌拉熙春等人转述收藏者的介绍，未必可靠，我们尚不能判定该石尊的真伪，不宜引以为据。即便该石尊为真，也不足以说明“收国”就是金朝当时所建的实际行用年号，它完全有可能是在金朝开国史书写定型之后，出于纪念目的追叙收国建元事而制作的一件祭祀器物。按辽天庆四、五年起兵之初，女真人的文化面貌十分鄙野，且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65)《金史》卷六六《完颜勖传》，第1558页。，所以当时女真人不大可能举行汉式的刻石典祀活动。大定二十四年三月，金世宗以上京会宁府乃“祖宗兴王之地”(66)《金史》卷八《世宗纪下》，第186页。，亲率诸皇子、皇孙、宗王回上京开展了一次持续一年多的寻根之旅，以缅怀祖先创业之艰难，弘扬女真民族精神(67)关于金世宗此行之意义，参见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54-255页。，记颂太祖开国伟业的《大金得胜陀颂碑》就撰刻于此时。这件“建元收国”铭文石尊若为真品，很有可能就是在金世宗此次巡游期间镌刻而成的，并于某一子日在完颜部女真的发祥地上京按出虎水(今阿什河)举办了一场祭祀仪式(68)据《金史》卷三五《礼志八》，大定二十五年册封混同江神，并举行册礼，其册文云：“执徐之岁(大定二十四年甲辰)，四月孟夏，朕时迈旧邦，临江永叹，仰艺祖之开基，佳江神之效灵，至止上都，议所以尊崇之典。”(第821页)可知世宗巡游女真故地，确有尊崇祭奠江河之举。。因此，这件可疑的出土文物并无助于说明“收国”年号的真实性。

《海龙女真国书摩崖》位于今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镇小杨乡庆云村北杨树河山上，此处摩崖石刻早在清末民国便已引起中日学者的注意和研究，因当时该地属海龙县，故名《海龙女真国书摩崖》(69)陈相伟：《海龙金代摩崖刻石调查纪实》，张志立、王宏刚主编：《东北亚历史与文化——庆祝孙进己先生六十诞辰文集》，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第501-510页。。此摩崖有女真文和汉文两块刻石，非对译关系，其中女真文摩崖有题额及八行正文，文字多有残损，尚能辨识者每行四、五字至十数字不等。根据金光平、金启孮先生的释读研究，该石刻记述的是收国二年(1116)五月在番安儿必罕建置谋克之事，然镌刻年代已晚至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三月(70)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26-329页。孙进己的释读结果认为该女真文摩崖刻于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三月(《海龙女真摩崖石刻》，《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第193-196页)，可另备一说。。刘文已指出，该石刻内容皆属事后追记，故不能据此判断“收国”年号的有无，但乌拉熙春并未理会，仍将其当作一条原始资料论证其观点。其实，该女真文石刻本身已将相关文字内容的刻写信息交代得比较清楚，本不应有何误解。乌拉熙春将金光平、金启孮的石刻释文订正如下：“……阿素鲁，收国二年五月五日率部落与家族……附居于攀安儿必罕。被称之为谋克孛堇。大定七年三月增加了天会元年十月所没有的文字，于二年……之收国……文。”(71)爱新觉罗·乌拉熙春：《金朝开国史岂容窜改——石刻铭文证实“收国”年号的存在》，第16页。这里提到该石刻内容最初撰于天会元年(1123)十月，至大定七年三月增补了原本没有的文字，其后所谓“于二年……之收国……文”应是撰者交代当时具体新增了哪些文字，其中就包括追记“收国”纪年，可见这件摩崖石刻也不能作为“收国”年号真实存在的证据。

总之，《金史》所记“收国”纪年应是金修《太祖实录》改编开国历史时追记而来的，并不是实际行用的纪元，阿骨打称帝后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当为“天辅”。目前所见含有收国纪年的文献记载和石刻史料都撰成于《金太祖实录》修成以后，乌拉熙春提出的上述两条金代石刻材料均无法证明“收国”年号的真实性。

五、关于“大金”国号的始建年代问题
与金朝开国史相关，还有“大金”国号的始建年代问题需要单独讨论。《金史》记载收国元年(1115)女真建国号大金，而宋代文献及《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书则称阿骨打用杨朴策称帝，建国号大金，据上文论证，其年代当在辽天庆七年(1117)。此外，刘文还注意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南宋绍兴七年(1137)，吕颐浩写给宋高宗的《上边事善后十策》说道：“政和年间，内侍童贯奉使大辽，得赵良嗣于芦沟河，听其狂计，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国通好。(原注：女真于宣和四年方建国号大金。)”(72)吕颐浩：《忠穆集》卷二《奏议·上边事善后十策》“论彼此形势”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8页。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及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翰林院抄本皆同。按照吕氏此说，金朝建国之初本称“女真国”，至宋徽宗宣和四年(即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才改国号为“大金”。刘文认为吕颐浩是南宋位高望重的政治家，而非见识寡陋的俗儒，其所言不会信口雌黄，而且他曾于北宋末长期担任河北路转运副使、都转运使，宣和五年收复燕京后，又改任燕山府路转运使，七年金军攻陷燕京时，他还被郭药师劫持降金，在金军中滞留达三四个月之久，所以吕颐浩对辽金鼎革的历史应有最直接的了解，他的这一记载绝不是来自道听途说，必定有相当可靠的根据，并举述了三条史料作为旁证。刘文的这一发现确实值得重视，在解释吕颐浩的说法之前，我们不妨先对刘文提到的三个旁证作一考察，看它们能否支持吕氏之说。

第一，范成大《揽辔录》的记载。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朝的范成大，在归来后呈交给朝廷的语录《揽辔录》中，提到当时金朝民间通行的一种小本历云：“虏本无年号，自阿姑打始有天辅之称，今四十八年矣。小本历通具百二十岁，相属某年生，而四十八岁以前，虏无年号，乃选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宁、咸雍、太(大)康、大安各十年，盛(寿)昌六年，乾统十年，大(天)庆四年，收国二年，以接于天辅。”(73)《会编》卷二四五引范成大《揽辔录》，第8a页。此处“盛昌”系金人避“寿昌”讳改，“大庆”为“天庆”之误，参见邱靖嘉：《辽道宗“寿隆”年号探源——金代避讳之新证》，《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期，第211-228页。刘文指出，范成大所见的金朝小本历在金建国之前实际采用辽朝纪年，于辽天庆四年之后接续收国，收国二年之后接续天辅，而“虏本无年号，自阿姑打始有天辅之称”句表明金朝建立的第一个年号是天辅，据至“今四十八年矣”推算，则天辅元年当为公元1122年，正好与吕颐浩所说的宣和四年女真改国号为“大金”的时间相吻合，所以刘文怀疑它们反映的可能是一个共同的事实。但实际上，此处刘文计算有误，有待澄清。

自宋太宗时期开始，每年朝廷发布下一年新历，俱于其后附载两周甲子一百二十年干支，从而使人人皆得以见其所生之岁(7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四○记载至道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司天冬官正杨文鉴上言，请于新历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监苗守信等议，以为无所稽据，不可行用。上曰：‘支干相承虽止于六十，傥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岁，不亦善乎！’因诏有司，新历以百二十甲子为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54页)，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清朝(75)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二“时宪书后叶事述”条谓“乾隆三十五年，颁三十六年时宪书，后叶纪年，甲子两周，一百二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57年，第473页)。。金代历书亦沿袭北宋的这一传统，范成大出使时为金大定十年，其所见金民间小本历应是预先颁行之大定十一年(1171)历日，“通具百二十岁”，金以前用辽朝纪年，则该历书的纪年上限当为辽重熙二十年(1051)，至重熙末之二十三年共有四个年份，所以范成大称该历书起始为“重熙四年”。从重熙二十年算起，后有辽清宁、咸雍、大康、大安各十年，寿昌六年，乾统十年，天庆四年，至金收国二年(1116)，合计六十六年，其下接天辅，然未言明行用几年，只说距今大定十年(1170)有“四十八年”，刘文遂推算天辅元年当为公元1122年。然而若将此天辅后“四十八年”与天辅前六十六年相加，则共计一百一十四年，不合“通具百二十岁”之数。其实，这里缺失的六年正是天辅年间。据上文论述，南宋史书皆承袭《亡辽录》有关女真开国的记载，以阿骨打用杨朴策称帝、建元天辅为始，故范成大谓“虏本无年号，自阿姑打始有天辅之称”，乃是源自宋人对金朝历史的固有认识，且范成大此言很有可能直接依据的就是《亡辽录》，因为他笔下的“阿姑打”乃是《亡辽录》独有的译名(7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靖康元年正月庚辰条追述女真始末，有李心传案语云：“阿骨打姓名及小字皆不同，然赵良嗣《奉使录》、马扩《茅斋自叙》、洪皓《纪闻》等书并作阿骨打。三人皆身至虏廷，此必不误。惟史愿《金人亡辽录》作阿姑打，疑语音之讹也。”(第2页)。而范成大称“今四十八年矣”，实指天辅纪年结束至今四十八年，即从金天会元年(是年原为天辅七年，九月改元天会)至大定十年(1123-1170)；其谓“收国二年，以接于天辅”，说得很清楚，天辅元年当始于收国二年之后，即公元1117，至天辅六年(1122)，共六年，加上前文计算的一百一十四年，恰为“百二十岁”。可知范成大所见金民间小本历的金初纪年实与《金史》的记载完全一致，显然采用的是金朝官定的纪年系统，而与吕颐浩宣和四年女真国改号“大金”之说并不存在时间上的契合。

第二，《大金德运图说》的线索。《大金德运图说》载右拾遗田庭芳上奏曰：“又闻故老相传，国初将举义师也，曾遣人诣宋，相约伐辽，仍请参定其国之本号。时则宋人自以其为火德，意谓火当克金，遂因循推其国号为金。”(77)佚名：《大金德运图说》“右拾遗田庭芳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8册，第320-321页。刘文说道：“根据金人的这种传说，‘大金’国号的确定乃是出自宋朝方面的建议，而宋金海上之盟始于1118年，至1120年才达成联手攻辽的协议。如果上述传说属实的话，那么‘大金’国号的建立就不得早于公元1118年。”言语之间透露出，作者对这条材料其实是存有怀疑的。实际上，金朝建国之初尚无华夏正统观念，自熙宗改制后，迅速走向汉化，至海陵王时代，女真统治者才具备中原王朝的传统政治伦理观念，开始讲求德运，大约在海陵末或世宗初，认定本朝为金德。故此处有关宋朝为女真推定国号为金、寓有以火克金之意的传说，很可能是金世宗以后衍生出来的说法，不足取信。刘浦江先生后来已明确指出这一记载“未必可靠”(78)参见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第7-16页。，加以否定，因此它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第三，契丹小字墓志所见“女真国”。刘文提及，契丹小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第11、12、15行在记载墓主人金初活动时，三次出现“女真国”的字样，写作“width=15,height=15,dpi=110width=32,height=15,dpi=110”，这可以印证吕颐浩所谓宣和四年女真改号“大金”之前原称“女真国”的说法(79)刘文此说另见刘浦江：《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金代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考释》，《考古》1999年第5期，第85-89页。刘文对于此处契丹小字的释读意见承袭自朱志民：《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考古》1995年第9期，第802-807页。。然而后来有学者考证，该墓志所见之width=15,height=15,dpi=110系以契丹语“女古”意译“金”，“width=15,height=15,dpi=110width=32,height=15,dpi=110”即为金国，并非“女真国”(80)参见吴英哲：《关于契丹小字中的“大金国”的“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13-116页；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小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铭〉墓主非移剌斡里朵——兼论金朝初期无“女真国”之国号》，《满语研究》2007年第1期，第68-72页。，刘文释读有误，自然也就不能以此证明吕氏之说了。

由此看来，刘文提到的以上三条材料其实都无法佐证吕颐浩所谓宣和四年女真改国号为“大金”的说法。不过，这并不代表吕氏之说只是一个孤证，笔者注意到，在王称《东都事略》一书中有一条直接相关的记载。《东都事略》卷一二四《辽国传》记述辽末史事，谓“会女真已破云中府，扣居庸关，势已盛，改号大金国”(81)《东都事略》卷一二四附录二《辽国传》，第1916页。。据《金史·太祖纪》，天辅六年(即辽保大二年、宋宣和四年，1122)四月金军平定辽西京云中府，十二月伐燕京，取居庸关(82)《金史》卷二《太祖纪》，第37、39页。；又《东都事略》此句上文记北辽耶律淳死、萧后即位及童贯、蔡攸谋再举燕等事亦皆在是年。可知此处记载即以宣和四年女真“改号大金国”，与吕颐浩之说完全吻合，两相印证，说明这种说法自有其依据。此外，上引晁公迈《历代纪年》亦称阿骨打“国名女真，灭契丹，僭称皇帝，以其国产金，改国号大金”，虽未言确切年代，但也提到改女真国名为大金。那么，我们是否就能采纳刘文的判断，据此认定女真建国之初称“女真国”，至宋宣和四年改国号“大金”呢？这个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需要再做分析。

目前有关“大金”国号始建年代的三种说法，其中，《金史》的收国元年说可以肯定是不真实的。宋代文献及《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书皆谓阿骨打用杨朴之策称帝，建国号“大金”，上文论证其年代当在辽天庆七年，这一记载十分明确，且表1三书引《亡辽录》提到天庆八年辽金和议，金人提出的求封册十事中即有“国号大金”一条，后金人指责辽朝册文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理由也是“不称大金”，阿骨打遂重申册文“须称我‘大金国皇帝兄’”。又《辽史·属国表》所保存的辽朝原始记录亦称“女直国主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这些材料皆可说明：阿骨打当于称帝建国之时便已创建了“大金”国号。此外，宋金国书中也能见到宣和四年之前已有“大金”国号的证据。《会编》卷四宣和二年七月十八日，金遣斯剌习鲁使宋，所持金人国书抬头为“七月日大金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83)《会编》卷四宣和二年七月十八日，第7b-8a页。，九月二十日宋朝回书，相应称“九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84)《会编》卷四宣和二年九月二十日，第9b页。，又所附《事目》明言“枢密院奉圣旨，已差马政同来，使赍国书往大金国”(85)《会编》卷四宣和二年九月二十日，第10b页。，宣和三年正月与八月宋金往来国书的抬头书写亦同(86)《会编》卷四宣和三年正月载《金人国书》抬头“正月日大金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第16a页)，卷五宣和三年八月二十日载《朝廷国书》抬头“八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第2a页)。。其中，宣和二年九月的宋朝国书又见于《宋大诏令集》(87)佚名：《宋大诏令集》卷二二八《政事八一·四裔一·大金》载《报聘大金国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81页。，所记与《会编》相同。由此可见，女真始建国号“大金”绝不会晚至宣和四年，这对吕颐浩之说构成了严重挑战。实际上，宋代文献所记金朝开国史几乎都是采用源自《亡辽录》的记载，吕颐浩的宣和四年建号“大金”说并不为南宋史家所认同，即便《东都事略》在《辽国传》中有所提及，但于《金国传》正式记述金朝历史时所依据的仍然是源自《亡辽录》的说法，这种情况已充分表明南宋史家对金朝建国问题的基本立场，本文论证亦可说明阿骨打用杨朴策建国号“大金”之说当属可信。

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吕颐浩的记载呢？如刘文所论，由于吕颐浩的特殊仕履经历，他应该比较熟悉辽金之际的历史，其所言恐非空穴来风。“女真”作为以完颜部为核心的东北族群政治体称谓由来已久，金朝建国后，并未废止这一族称，而是一度将其作为与“大金国”并行的政权名号。《高丽史》载睿宗十二年(即金天辅元年，1117)三月，阿骨打致高丽国书，起首谓“兄大女真金国皇帝致书于弟高丽国王”(88)《高丽史》卷一四《睿宗世家三》，第209页。。陈晓伟指出，阿骨打在文书抬头自称为“大女真·金国”，将具有不同政治意义的本族称谓与汉文国号一并行用，这与辽朝的“大辽·大契丹”、元朝的“大元·大蒙古国”称法如出一辙，反映出辽金元时期流行于北族王朝中的双重国号制度(89)陈晓伟：《辽朝国号再考释》，《文史》2016年第4辑，第95-106页。。不过，辽、元的双国号制基本贯穿于两朝始终，而金朝双国号的称法目前仅此一见，后来金宋之间国书往来皆采用“大金”的单一国号，大概这是由于天辅二年六月金人得到了辽朝送来的“宋、夏、高丽往复书诏、表牒”(90)《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纪二》天庆八年六月丁卯，“遣奴哥等赍宋、夏、高丽书诏、表牒至金”(第377页)。，遂仿照其文书制度，只以“大金”相称。笔者揣测，此后金朝双国号制或许逐渐停用，吕颐浩所谓“女真于宣和四年方建国号大金”，《东都事略·辽国传》称女真“改号大金国”，可能本是指金朝正式罢废出于本族称谓的“女真”国号，改行“大金”单一制国号，因吕颐浩等宋人不了解这一缘由，故误以为女真人自此始建号“大金”。至于宣和四年金人改号的契机，或为是年十二月金军攻克燕京，辽五京皆为金所有，天祚帝远遁，标志着金朝灭辽取得决定性胜利，其“势已盛”，遂于岁杪改革国号体制，如晁公迈《历代纪年》即称“改国号大金”乃是在“灭契丹”之后。不过，目前由于史料所限，这还仅是笔者的一个推测，但根据上文论述，辽天庆七年，阿骨打用杨朴策称帝，国号“大金”，建元天辅，应当是可信的历史，金国建号绝不会晚至宋宣和四年，那么笔者的这一推断或许可以对吕颐浩的上述记载作一相对合理的解释。

六、结 语
本文在刘浦江先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一文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记载进行了全面的史源考索和史事分析。下面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对阿骨打称帝建国之本事及金人改写本朝开国史的过程稍作概述。

辽天庆六年(1116)高永昌据东京叛乱，辽东铁州人杨朴降女真。七年(1117)，杨朴劝阿骨打称帝建国，吴乞买等女真首领皆推尊杨朴之言，阿骨打遂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元天辅，并从次年(辽天庆八年，1118)起又采纳杨朴的意见，与辽和议，求册封。但“前后十三遣使，和议终不可成”，加之在此期间金宋之间达成海上之盟，金国遂转而发起武力灭辽的全面战争。然而金朝史官后来编纂《太祖实录》时，可能觉得金朝建国出于外臣之策，且求辽册封显得有失国体，故对这段开国历史讳莫如深，遂杜撰出另一个迥然不同的叙事版本。从《金史》的记载来看，金朝史官完全抹杀了杨朴在女真建国前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91)杨朴其人在《金史》中几乎没有记载，仅见《耨碗温敦思忠传》提及一次，刘文推测可能是元修《金史》时采自神道碑、墓志铭之类的材料。，将劝进之功归于吴乞买、撒改、辞不失等完颜部宗室成员，称阿骨打在他们的多次劝进下，于辽天庆五年(1115)正月朔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收国，且上演了“阿离合懑、宗幹乃陈耕具九，祝以辟土养民之意，复以良马九队，队九匹，别为色，并介胄、弓矢、矛剑奉上”一套复杂的即位仪式(92)佚名：《大金集礼》卷一《帝号上·太祖皇帝即位仪》，清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刻本，第1a页。，从而将其建国时间提前了两年，并编造出一个子虚乌有的“收国”年号。上文提到，“收国”明确寓有收取辽国之义，应当是在金天辅四年与辽和谈破裂、决定灭辽之后才会有的概念，金朝史官经过考虑将建国年代设定于出河店之战后的辽天庆五年正月朔，并追记始建纪元为“收国”，其目的是要掩盖金建国之初曾求辽册封的史实，表现女真在起兵后不久即已确立了推翻辽朝、取而代之的志向，从而反映出一种金承辽统的正统观念。由此，皇统八年修成的《金太祖实录》便重塑出一部全新的金朝开国史，其诸臣附传亦皆做了整齐划一的系统处理。但正如刘文分析的那样，这套说法与辽金间实际的政治军事情势不符，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

其实，金人改篡本朝开国史的做法与辽朝的情况如出一辙，体现了一种曲笔隐讳的史学观念(93)其实在本朝历史编纂中改篡开国史的做法并非辽、金北族王朝所独有，中原王朝在此之前以及此后也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如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即位以后国史编纂对唐朝开国记事的改写即为典型案例，参见仇鹿鸣：《隐没与改篡：〈旧唐书〉唐开国纪事表微》，《唐研究》第2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47-171页；朱元璋本出于元末红巾军，但明朝建立后为塑造新政权的正统形象，对元季历史多有曲讳，亦为显例，参见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7-49页。由此可见，历史的记录与书写完全有可能受政治的影响而被涂抹和改易，这成为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从中或可折射出契丹、女真民族建国后的心态变化和文饰前史的政治传统。由此可引申出的思考是北方民族崛起建立政权之后如何追述和书写其自身的开国历史。除辽、金两朝外，如先前的十六国、北魏以及后来的元、清二朝在叙述其早期奋斗开国史时是否也存在某些有意隐讳乃至改篡史实的情况(94)例如，从最初的邓渊《国记》到魏收《魏书》对于拓跋建国的叙述是否一致，成吉思汗究竟何时建号“大蒙古国”，努尔哈赤如何建立国号、年号，这些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参见廖基添：《对〈魏书〉所记北魏开国史真实性的质疑》，《史学月刊》2021年第12期，第5-20页；曹金成：《“大蒙古国”国号创建时间再检讨》，《文史》2020年第2辑，第219-239页；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133-146页)。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些北族王朝重塑开国史的视角进行新的思考。？北族王朝对开国史的改写与重塑又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和文化心理而发生的？这些恐怕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此外，南宋吕颐浩所谓“女真于宣和四年方建国号大金”的说法也不准确。据本文考证，“大金”国号当在阿骨打建国之初即已建立，绝不会晚至宋宣和四年(1122)，吕氏之说反映的史实可能是从“大女真·金国”的双国号制向“大金”单一国号体制的转变。

附记：本文初稿撰成于2018年6月，2020年11月10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第九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上宣读讨论，感谢各位与会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使拙文得以进一步修改完善。投稿后，又承蒙审稿专家给出了十分具体翔实的审读意见，亦一并申谢！拙稿于2021年11月被《文史哲》杂志正式录用，其后见到吉林大学程尼娜教授所撰《〈金史〉“篡改开国史”辨》一文，发表于《史学集刊》2022年第1期，此文仍延续前人的旧思路，认为《金史》所记开国史为信史，其中是非正误，高明者自能辨之。

作者简介：邱靖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北族王朝历史书写视野下的金朝开国史研究”(21BZS057)的阶段性成果。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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