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削见义与传统叙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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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笔削见义与传统叙事学
——兼论《三国志》《三国志注》之笔削书法
张高评

摘 要：笔削原指史料的删存去取，乃历史编纂学之必要步骤。笔与削彼此互发其蕴，互显其义。笔而书之，排比史事可显意，连属辞文亦能见义。《春秋》笔削书法，一变为属辞比事之《春秋》教，再变为详略、异同、重轻、忽谨、先后、因变之史法，三变为曲直、显晦、有无、虚实、忌讳、回护之义法。或笔或削，大抵出于作者之独断与别裁，为一家之言所由生，藉此探索文心、史识、史观、历史哲学，可谓顺理成章。方苞会通经史古文，提倡义法，强调法以义起，法随义变，为中国传统叙事学着重笔削见义、比事属辞之“法”提供了学理依据。《春秋》《左传》等史籍“言有物”之义，大多推见以至隐，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古典小说与戏剧叙事渊源于史传，笔削书法，自可作为解读《三国志》《三国志注》《三国志演义》等史传、小说、戏剧叙事之津梁与法门。

关键词：《春秋》；笔削；属辞比事；叙事传统；《三国志》；《三国志注》

美国斯坦福大学王靖宇教授发表有关《左传》叙事文的论文(1)详参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论文集》，《从〈左传〉看中国古代叙事作品》，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9年，第23width=10,height=11,dpi=11050页。，以比较文学的视角，借鉴西方的叙事学，来解读《左传》。然而《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与渊源于小说的西方叙事学显然有别。二者可进行比较研究，恐不宜以叙事学为诠释解读之利器。王教授相关论述，影响两岸三地叙事学之认知既深且远(2)如李隆献《先秦两汉历史叙事隅论》(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可作代表。。

二十年来，运用西方小说叙事学观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十分普遍。风气既开，借镜西方(小说)叙事学以探讨《左传》《史记》《三国志》诸史传者，亦风起云涌，方兴未艾。虽然“中国古典小说，渊源于史传”，已成为小说学界之常言(3)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9width=10,height=11,dpi=110202页。，但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与《左传》《史记》《三国志》等史传之叙事，有何渊源或关联？后世小说戏曲之叙事，如何经由转换而接受，而传播？至今仍是一片学术处女地，有待学界开发、拓垦。

一、《春秋》笔削与叙事传统
《左传》是经学、史学，《东周列国志》为小说、文学。《三国志》是历史，《三国志演义》属文学。历史之编纂，文学之创作，写作之心路历程虽相似而实不同。就事件本身之表述来说，前者是历史叙事，后者为文学叙事。何谓叙事？有西方学者将之单纯化，说成“讲故事”(4)浦安迪讲演：《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虽不周延尽致，却也易懂易知。

(一)《春秋》《左传》《史记》与叙事传统
孔子参考鲁史春秋，作成一万六千余言之《春秋》，以进退公卿，绳愆当代。去取删存之际，必有笔削存乎其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5)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四七《孔子世家》，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1993年，第84页，总第763页。。笔削，原指史料的删存去取而言，乃历史编纂学之必要步骤与手段。取而书之，谓之笔；舍而不书，谓之削(6)参张高评：《笔削显义与胡安国〈春秋〉诠释学——〈春秋〉宋学诠释方法之一》，王水照、朱刚主编：《新宋学》第五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75width=10,height=11,dpi=110308页。。元赵汸著《春秋属辞》，说孔子笔削《春秋》，以行其褒贬予夺之权。其言曰：

孔子作《春秋》，以寓其拨乱之志。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其所书者，则笔之；不书者，则削之。……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7)赵汸：《春秋属辞》卷八《假笔削以行权第二》，《通志堂经解》本，台北：大通书局，1970年，第1width=10,height=11,dpi=1102页，总第14801页。

孔子成《春秋》，子夏之徒所以“不能赞一辞”者，缘“拨乱之志”，孔子“窃取之义”，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故《春秋》往往“推见至隐”(8)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第104页，总第1264页。。唯藉由或笔或削之对照，或书或不书之映衬，彼此可以互发其蕴，互显其义。笔而书之，与削而不书之间，类似“互文见义”之性质。笔与削、书与不书之互文关系，即赵汸所谓“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四言之教。宋朱熹曾谓《春秋》“多不说破”，“盖有言外之意”(9)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三《春秋纲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52、2149页。，大抵指削而不书之类。于是《礼记·经解》所谓“属辞比事，《春秋》教也”(10)孙希旦集解：《礼记集解》卷四八《经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第1255页。参见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第二章《属辞比事与〈春秋〉宋学诠释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6年，第44页。乃成解读《春秋》之金锁匙。连属辞文可以显义，排比史事亦足以见义。诠释解读《春秋》，属辞比事，遂成为津梁与法门。

清方苞专擅《春秋》《周官》，古文宗师《左传》《史记》，主“义法”说为天下倡，明以《春秋》书法为古文义法。义，指“何以书”，所谓“言有物”。法，示“如何书”，所谓“言有序”。就属辞比事之《春秋》教言，“法”，即其事之编比，其文之连属。方苞倡义法，所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11)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第七章《比事属辞与方苞论古文义法》，第301width=10,height=11,dpi=110368页。。纺织先纵线、后横线，作文意在笔先，绘画胸有成竹，道理与之相通。举凡史观、史义、立场、视角、指趣、代言、形象塑造、历史哲学、孤怀别识云云，皆是著经、修史、作文之形上将帅。事案之排比、类比、对比、比兴，辞文之约束、连缀、修饰，皆脉注聚焦于“义”。此即方苞论义法，所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由此观之，《礼记》称“属辞比事”之《春秋》书法，方苞倡“义经法纬”之古文义法，诚可提供古典小说、史传文学、叙事传统之借镜与参考(12)张高评：《书法、史学、叙事、古文与比事属辞：中国传统叙事学之理论基础》，《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4期，2017年，第1width=10,height=11,dpi=11035页。。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提示《春秋》笔削与中国史学之渊源，笔削见义为叙事传统之要法。其中论说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辩证关系，可作属辞比事《春秋》书法之具体揭示。其言曰：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1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五《答客问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70页。

章学诚提示：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依违取舍，即是独断别裁、一家之言、历史哲学、历史识见之所由生。史料文献经由“独断于一心”之笔削取舍，于是有书，有不书。笔而书之者，又有“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笔法，以及曲直、显晦、有无、虚实，乃至于忌讳、回护诸写作手法。上引章学诚称：“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事具始末，指比事；文成规矩，指属辞。元赵汸《春秋属辞》论笔削，以笔而书之，削而不书互文见义。明湛若水《春秋正传·序》：“笔，以言乎其所书也。削，以言乎其所去也。”(14)湛若水：《春秋正传》卷首《自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7册，第1页，总第39页。比事与属辞之法，为笔而书之诸法之大纲目。换言之，所笔所书，或以比事显义，或以属辞见义。至于削而不书，则体现为所无、所略、所轻、忌讳、回护之伦。可见，笔削之义，确实不止属辞比事而已。属辞比事之终极追求，在经由“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安排措注，进而考察“独断于一心”之史识、史观，甚或历史哲学。

《春秋》为中国传统叙事学之祖始，《左传》为传统叙事学之宗师。《左传》以历史叙事解释《春秋》经，比事属辞之际，开示后代叙事学诸多法门。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15)《春秋左传注疏》卷首《春秋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第11页。所谓“依《经》”“错《经》”云云，大抵指以《传》附《经》，进行随义而发之解说。至于“先《经》”“后《经》”云云，既指无经之《传》，更指以历史叙事解经之法。《左传》为编年体史书，以年月系史事，相关事迹不相连贯，故《左传》释经有此变通之法。要之，依《经》、错《经》、先《经》、后《经》诸叙事，皆“随义而发”，皆脉注绮交于“义”。《左传》叙事，有此先之、后之、依之、错之之法，于是“叙事见本末”，解经之功独大(16)张高评：《〈左传〉叙事见本末与〈春秋〉书法》，《中山大学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width=10,height=11,dpi=11013页。。《左氏》以历史叙事解经之方法，清刘熙载《艺概·文概》曾稍做提示，其言曰：

叙事有主意，如传之有经也。主意定，则先此者为先经，后此者为后经，依此者为依经，错此者为错经。(17)刘熙载著，徐中玉、萧华荣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43页。

杜元凯《左传序》云：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余谓：经义用此法操之，便得其要。经者，题也；先之、后之、依之、错之者，文也。(18)刘熙载著，徐中玉、萧华荣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第164页。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论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19)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序》，第6页，总第235页。。约其辞文，为属辞之工夫；去其烦重，乃比事之手段。比事之手段，属辞之工夫，涉及历史编纂学之方法。其中有“义”，一切有为法皆缘“义”而发。其事与其文、比事与属辞，形而下，为“如何书”之“法”。形而上者，乃“何以书”之“义”。朱熹称“《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20)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六七《易三·纲领下》，第1673页。，指此。清方苞说义法，所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21)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读史·又书货殖传后》，《方望溪先生全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页，总第40页。义在先，法在后；法以义起，法随义变(22)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附录一《方苞义法与〈春秋〉书法》，第459width=10,height=11,dpi=110508页。。故如前所引杜预《春秋序》称《左传》解经，先经、后经、依经、错经，皆“随义而发”。上引刘熙载《文概》《经义概》，称“叙事有主意，如传之有经也”，“经者，题也”。自历史叙事，而文学叙事，而经义叙事，转变之脉络有如此者。

《左传》先经、后经、依经、错经，“随义而发”之解经方式，后世衍变成为一种叙事模式。若此之比，即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所谓“史传”传统。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推崇《三国》书乃文章之最妙者，论及三国故事之起始与终结，参差与错落。《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其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之叙事传统，显然可以前后辉映，相互发明。其言曰：

三国必有所自始，则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自三国终也，三国必有所自终，则终之以晋国。刘备以帝冑而续统，则有宗室如……以陪之。曹操以强臣而专制，则有废立如……以陪之。孙权以方侯而分鼎，则有僭号如……，称雄如……，割据如……以陪之。刘备、曹操于第一回出名，而孙权则于第七回方出名。曹氏之定许都在第十一回，孙氏之定江东在第十二回，而刘氏之取西川则在六十回后。假令今作稗官，欲平空拟以三国之事，势必劈头便叙三人，三人便各据一国。有能如是之绕乎其前，出乎其后，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者哉？(23)陈曦钟等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卷首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页。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云：“传或先经为文，以始后经之事；或后经为文，以终前经之义。或依经之言，以辨此经之理；或错经为文，以合此经之异，皆随义所在而为之。”(24)《春秋左传注疏》卷首《春秋序》，第11页。罗贯中《三国志演义》，所以叙事见本末，或宗法《左传》以史传经“先之、后之、依之、错之”之叙事特色。细绎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所称《三国志演义》之起始与终迄，即前文所引杜预《春秋序》所谓“《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乃先之、后之之叙事模式。如三国领袖之登场，刘备、曹操，同时安排在第一回。孙权则推迟到第七回。魏、吴、蜀之定都，分别设计在第十一回、第十二回、第六十回后，参差错落如此。或绕乎其前，或出乎其后。如此安排措注，毛宗岗但见“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之效应而已。笔者以为此亦杜预《春秋序》所云依《经》、错《经》之叙事模式。无论绕乎其前，出乎其后，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要之，多“随义而发”。凡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者，皆归本聚焦于“义”。

桐城派始祖方苞，会通《春秋》《左传》《史记》之经学、史学、古文，而倡说义法。撰《又书货殖传后》一文，界定“言有物”为“义”，“言有序”为“法”，为中国叙事传统提供一学理依据，其言曰：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是篇(《货殖列传》)义与《平准》相表里，而前后措注，又各有所当如此，是之谓“言有序”，所以至赜而不可恶也。(25)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二《又书货殖传后》，第20页，总第40页。

方苞楬橥“义法”之说，推本于《春秋》；盛赞司马迁《史记》阐发其精微，以为后代深于文者多不约而同，有所体现。方氏著有《左传义法举要》《史记评语》。《望溪文集》卷二有《读子史》二十八首，综论诸子、《史记》《汉书》《新五代史》之叙事义法。《又书货殖传后》以“前后措注，各有所当”，凸显“言有序”之“法”。言有物之“义”，形而上。“言有序”之“法”，形而下。盖欲人下学而上达，如前引朱熹所言“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故传统叙事学强调“言有序”之“法”者居多。尤其如先之、后之、依之、错之之伦，“前后措注，各有所当”诸法，即其流亚。

(二)《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与叙事传统
试考察《左传》《史记》《三国志演义》《东周列国志》诸史传、小说之叙事学，乃至于乐府叙事歌行、传奇、变文、话本、戏曲，着重“叙”(序)，多于关注“事”，即可见中国传统叙事学特色之一斑。如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列有追本穷源之妙、巧收幻结之妙、以宾衬主之妙，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浪后波纹、雨后霡霂之妙，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来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添丝补锦、移针匀绣之妙，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以及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等等。毛宗岗所提示，一言以蔽之，即前引方苞所说义法，所谓“前后措注，各有所当”，只就“言有序”之“法”言之，大抵侧重“如何书”之表述。至于“何以书”如何体现？似乎非我思存。其法，或排比史事、或连属辞文，是所谓“言有序”。

叙事一词，作“叙”，为初形本义。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叙，次第也。从攴余声。”(26)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六，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40页，总第127页。于是，“叙”字，引申即兼涵位次、主次、调整、安排、设计之意。中国传统叙事学之范畴，“叙”之本字已概括无遗。叙事一词，作“叙”，为本字正字。或作“序”事，则为同音通假字(27)叙事，或作序事，《说文解字》云：“序，东西墙也。从广予声。”段玉裁注：“经传多假序为叙，《周礼》《仪礼》‘序’字注，多释为次第是也。”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一七，第14页，总第448页。。中国传统叙事学，着眼于“叙”(序)，多于关注“事”。换言之，较着眼于位次、主次、安排、设计之“法”。笔者近著如《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属辞比事与〈春秋〉诠释学》，论说《春秋》《左传》《公羊传》《春秋繁露》《史记》《汉书》诸史籍，其“言有物”之“义”，大多推见以至隐；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之。《左传》《史记》诸史传之著书立说，大抵暗合上引朱熹所提“《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之原则。义，形而上，不可说、不能说、不好说、不便说；由于“法以义起”“法随义变”，故史学论著、小说评点，多以说“法”、示“法”，作为金针度人之津筏。读者自当舍筏登岸，即器以求道。

除了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外，清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称“《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提示研读《水浒传》之许多文法，如倒插、夹叙、草蛇灰线、大落墨、绵针泥刺、背面铺粉、弄引、獭尾、正犯、略犯、极不省、极省、欲合故纵、横云断山、鸾胶续弦法云云(28)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三《读第五才子书法》，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1、34width=10,height=11,dpi=11036页。。金圣叹又有《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列举八十一种读法。卷四《惊艳》，再拈出“特书”法、“烘云托月”法、“入出”法；《借厢》，阐说“用笔之前后无不到”“用笔在未用笔前”法；卷五《寺警》，提出“移堂就树”法等等。要之，法不凭虚起，法以义起，法随义变，方苞说义法已作提撕。

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叙事学所关注之叙事法，以及比事属辞之叙次，西方叙事学并不在意关切。西方所谓“叙事”，近似说故事，侧重叙事动机、叙事立场、叙事视角、叙事聚焦、叙事盲点，讲究人物形象、情节发展、对话穿插、观点诠释、主题意识等等。就西方叙事学而言，凡所侧重，大抵归于事件之铺陈、指义之凸显，与方苞说义法所谓“义以为经”近似。其所讲究，前三者着重事迹之考察，后二者偏向指义之解读。整体来看，若类比《春秋》书法，大抵关注“义以为经”“比事见义”二端而已。其余，如笔削见义、属辞约文等法度，似皆略无涉及。

由或笔或削，而属辞比事，而详略、重轻、有无、异同、虚实、曲直、显晦，要皆所谓“如何书”之法。尽心致力于“如何书”之“法”，而“何以书”之“义”，可以考索而得。即器求道，其道不远。不惟可用以解读《春秋》叙事，推而广之，举凡史传，如《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之历史叙事；文学作品，如汉魏乐府诗、唐宋叙事歌行，古典小说如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等之文学叙事，皆可作为方法与利器(29)张高评：《〈春秋〉〈左传〉〈史记〉与叙事传统》，《国文天地》第33卷第5期，2017年，第16width=10,height=11,dpi=11024页。。今为篇幅所限，只以《三国志》《三国志注》《三国志演义》为例，尝试论之。

二、《春秋》或笔或削与历史叙事学
裴松之注解《三国志》，征引史籍十分丰富，其中如习凿齿《汉晋春秋》《襄阳记》，鱼豢《魏略》、王沈《魏书》、虞溥《江表传》、韦昭《吴书》、张勃《吴录》、胡冲《吴历》等文献，尤多采撷与接受(30)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三国史的解构与重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7年，第21width=10,height=11,dpi=110240页。。从裴松之对史料之依违取舍，最可见史家之别裁心识，成一家之言(31)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三国史的解构与重建》，第197width=10,height=11,dpi=110240页。。世所谓历史编纂学，亦不疑而具。

《三国志注》一书，或同或异，或详或略，或晦或明，或曲笔、或回护、或讳书诸手法，大抵薪传孔子作《春秋》时“笔削”去取之书法，稍做转化与发用。文献取舍与夺之际，多可作史传文学、叙事文学研究之借镜与参考。

(一)《三国志》之历史叙事与笔削书法
两岸叙事学研究者，思跳脱西方叙事学框架，拟疗愈中国文论之失语症，重返中华文化之精神家园(32)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2期，第50width=10,height=11,dpi=11058页；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width=10,height=11,dpi=11021页；李凯：《儒家元典与中国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width=10,height=11,dpi=1107页。。所提处方多元，津梁多方，莫衷一是(33)大陆学界，如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事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叙事、意义与策略》，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傅氏《中国叙事学》一书，关注元叙事、前叙事、原生态叙事，以及先秦叙事传统，堪作中国叙事之创意发想史研读。台湾学界研究叙事学者如李隆献《先秦两汉历史叙事隅论》，说已见前，不赘。刘承慧亦从“说故事”角度解析先秦叙事文，如《先秦叙事文的界说与分类》《试论《左传》文句、文篇与叙事文本的关系》《先秦叙事语言与叙事文本诠释》，分别刊登于《清华中文学报》第9期，2013年，第81width=10,height=11,dpi=110121页；第6期，2011年，第83width=10,height=11,dpi=110116页；第5期，2011年，第143width=10,height=11,dpi=110184页。。以我观之，莫若《庄子》所谓“请循其本”，回归经学叙事、史学叙事、文学叙事之传统，此孔子所谓“本立而道生”。

《春秋》，由其事、其文、其义三位一体组织而成。孔子“窃取之”之义，可以藉由“其事”“其文”体现出来。衡以《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34)孙希旦集解：《礼记集解》卷四八《经解》，第1255页。之提示，知比事与属辞，即是《孟子》之其事、其文。排比史事，可以显示指义；连属辞文，亦可以呈现史义。同理可推，陈寿《三国志》之成书，无论尊曹魏，或宗蜀汉，亦皆可持《春秋》之教——以属辞比事之法，辩证《三国志》之史义与文心。

《三国志》一书，叙魏蜀吴纷争鼎立之史事。其中，或因政治立场，或缘乡邦情结，“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往往不可以书见。修纂史书，虽有难言之隐，亦不得不表述；若逢忌讳之事，亦不得不处理，故孔子《春秋》往往变文示义，遂有“推见至隐”“忌讳不书”诸书法(35)参张高评：《〈春秋〉五例与〈左传〉之忌讳叙事》，《国文天地》第35卷第5期，2019年，第103width=10,height=11,dpi=110107页。。陈寿纂修《三国志》，对于上述之《春秋》书法，多所转化运用。清代何焯、赵翼、黄恩彤诸家，曾略做揭示。

陈寿《三国志·魏书》甘露五年，书“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36)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卷四《魏书·高贵乡公传》，台北：艺文印书馆，1958年，第55页，总第181页。。实宗法孔子作《春秋》，书“卒”不书“薨”之忌讳书法，既不没其事实，又有所褒贬劝惩(37)张高评：《〈春秋〉曲笔直书与〈左传〉属辞比事——以〈春秋〉书薨、不手弒而书弒为例》，《高雄师大国文学报》第19期，2014年，第31width=10,height=11,dpi=11071页。。清何焯《义门读书记》赞扬《三国志》之书法，以为“其犹有良史之风欤”，其言曰：

《公羊传》曰：“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书“高贵乡公卒”，其犹有良史之风欤！抽戈犯跸，若直书之，则反得以归狱于成济。今“公卒”之下，详载诏表，则其实自著。而司马氏之罪，益无可逃。所谓微而显，顺而辨也。(38)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六《三国志·魏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页，总第343页。

依《春秋》书法，君王正常死亡，例书薨、书地，书葬。唯鲁隐公、鲁闵公但书“公薨”，未书地，书葬；于桓公，则书“公薨于齐”，书地而未书葬，所谓“不忍言也”(39)张高评：《“鲁桓公薨于齐”与〈春秋〉〈左传〉之诠释》，《国文天地》第35卷第7期，2019年，第113width=10,height=11,dpi=110118页。又，张高评：《左传英华》，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19年，第16width=10,height=11,dpi=11025页。。隐公、闵公、桓公之死，皆遇刺身亡。为区别异同，昭示褒贬，故变文以示义。郭太后出于私心，易魏文帝曹丕之孙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当下，高贵乡公之尊，实无异帝王。今遇刺身亡，《三国志》但书“高贵乡公卒”而已，不书“薨”。从《春秋》之书法观之，藉由或笔或削，变文示义，史义可以“微而显，志而晦”曲折表述。成济受命于司马昭，抽戈犯跸而手弒高贵乡公。《三国志·魏志》仿《春秋》之曲笔书法，而讳书“卒”，不书“薨”，通全书而观之，褒贬劝惩之义自在言外。陈寿《魏志》讳书“卒”外，再据事直书，详载太后诏表(40)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卷四《魏书·高贵乡公传》裴松之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干宝《晋纪》、孙盛《魏氏春秋》，第55width=10,height=11,dpi=11057页，总第181width=10,height=11,dpi=110182页。太后诏表，见第58width=10,height=11,dpi=11061页，总第182width=10,height=11,dpi=110184页。。于是司马昭弒君之罪，昭然若揭，无可逃于天地之间。曲笔表述之成效，不输据事直书。何况，直书容易触忌犯讳，不如曲笔讳书可以明哲保身。唐刘知幾《史通》称：“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41)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七《曲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9页。良有以也。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发明史家“书法”者不少。如《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一条，揭示由于“所值之时不同”，故《三国志》之讳书、《后汉书》之直书，皆属史法之不得不然。其言曰：“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然史法究应如是也。”(4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台北：乐天出版社，1971年，第71页。《左传》揭示《春秋》书法，有所谓“《春秋》五例”。成公十四年“君子曰”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43)《春秋左传注疏》卷二七，成公十四年“君子曰”，第19页，总第465页。“尽而不污”，为直书；“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三者，为曲笔，忌讳书写、偏袒回护多用之。无论直书或曲笔，多脉注绮交于“惩恶而劝善”之史义。赵翼《廿二史札记》持曲笔讳书之书法，断定陈寿《三国志》；以据事直书之书法，评判范晔《后汉书》，持时移势异以评断，实有见而云然。

《三国志》之体例，上承《春秋》书法，下开后世国史记载诸多法门。《廿二史札记》于《三国志书法》一条，枚举《三国志》不书之例。从“削而不书”之例，可以推想“笔而书之”之实。由此可见陈寿编纂史书，取舍文献之际，或笔或削之一斑。如：

《魏书》于蜀、吴二主之死与袭，皆不书。……蜀、吴二志，则彼此互书。……《蜀志》，其于魏帝之死与袭，虽亦不书，而于本国之君之即位，必记明魏之年号。……而必系以魏年，更欲以见正统之在魏也。(44)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法》，第73页。

陈寿《三国志》之史观，以曹魏为正统，在“外文绮交，内义脉注”之引导下，排比史事、连属辞文，而皆以史义为依归。陈寿为蜀人，《三国志》往往寄寓乡邦情结，对于魏帝之死亡与袭位，既以“不书”为史法，于是形成书例。以此类推，《蜀志》于“蜀、吴二主之死与袭，亦不书”。不过，或书，或不书，“必记明魏之年号”，示“正统之在魏”。削而不书，一也；或以见正统，或以别亲疏。陈寿之守经达权，有如此者。

孔子作《春秋》，藉或笔或削，比其事而属其辞，以体现褒贬劝惩之书法。赵翼身为史家，想必娴熟能详。其论陈寿《三国志·魏本纪》，运用回护讳书者颇多。盖本僖公二十八年《春秋》经书“天王狩于河阳”，所揭示曲笔讳书之书法。赵翼云：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特为尊者讳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至高贵乡公之被弒也……司马昭实为弒君之首，乃《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弒之迹。……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45)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第74页。

《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称：“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46)《春秋左传注疏》卷一六，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第30width=10,height=11,dpi=11031页，总第276width=10,height=11,dpi=110277页。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三九《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第61页，总第635页)温之会，晋文公实召周襄王，以臣召君，无异挟天子以令诸侯，乃触忌犯讳之大者，故孔子以为“不可以训”，乃削去“晋侯召王”之史实，易以曲笔讳书之属辞，而称“天王狩于河阳”。《春秋》有三讳，《公羊传》云：“《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穀梁传》称：“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47)《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九，闵公元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页，总第114页。《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一四，成公九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页，总第137页。所谓“为尊者讳”者，不止讳耻辱、亦往往讳过失。司马昭实弒高贵乡公，然《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而已，其他列传并未互见。不过，据《春秋》书薨、书卒之书法，已符合“未手弒而书弒”之书例。因回护而曲笔讳书，固为史家笔法，更是《春秋》书法，史义与史观，亦由此可以考见。

皇后，为国之母仪。依《春秋》书例，若正常死亡，当书“薨”，如太祖之卞皇后，《三国志·魏书》太和四年，书曰：“五月，后崩。”又如文帝之郭皇后，《三国志·魏书》青龙四年，书曰：“春，后崩于许昌。”然如《魏书》卷二《文帝纪》黄初二年六月，书“丁卯，夫人甄氏卒”。又，卷三《明帝纪》景初元年九月，书“庚辰，皇后毛氏卒”(48)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卷三《明帝纪》，第46页，总第146页；卷五《后妃传·郭皇后》，第21页，总第203页；卷二《文帝纪》裴松之注：“甄后之卒，本传言遣使赐死，故书卒，不书崩。他后皆书崩，毛后赐死亦书卒。”第46页，总第108页；卷五《后妃传·卞皇后》，第6页，总第195页。。死生亦大矣，国之皇后死亡，但书“卒”，未书“薨”，书法暗示非正常死亡，所谓“《春秋》推见至隐”。盖甄皇后、毛皇后皆因得罪赐死，故不可得而书“薨”。特书“卒”，示意外亡故之义，而曲笔讳书在其中矣。《汉晋春秋》叙甄皇后“殡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惨状如此，“是甄之不得其死可知也”。故《魏文纪》书“夫人甄氏卒”。其所体现之微言大义，自有“推见至隐”之书法在。

关于文昭甄皇后之死因，陈寿《三国志·魏书》之隐讳不书，真相未明，遂成千古疑案。裴松之《三国志注》以为：陈寿之叙事书法，不合“《春秋》之义”，他说：“臣松之以为：《春秋》之义，内大恶讳，小恶不书。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陈氏删落，良有以也。”(49)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卷五《后妃传·甄皇后》裴松之案语，第12width=10,height=11,dpi=11013页，总第198width=10,height=11,dpi=110199页。隐公十年《春秋公羊传》载：“《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50)《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三，隐公十年，第15页，总第41页。裴松之所征引，即《春秋》于内外远近曲笔讳书之通则。甄后之死因，观《魏书》之叙事，但言：“后失意，有怨言”而已。《春秋》之书法，于内辞：“大恶讳，小恶书”。甄后“失意而有怨言”，并非大事大恶，固不必曲笔讳书。若为小恶，则“笔而书之”可也。陈寿之书法，却不如此。通观《三国志》全书，再翻检三国传世文献，然后知文昭甄皇后之死因，《三国志》“崇饰虚文”“假为之辞”，如大恶之曲笔讳书者然。何以如此？笔者以为：忌讳叙事之书法，有所谓诡辞谬称者(51)阳与而阴夺之，阴与而阳夺之;正言若反，反言显正。彼此矛盾逆折，相互冲激，此之谓诡词谬称。吴闿生：《左传微》，庄公八年，台北：中华书局，1970年，第39页。参张高评：《〈史记〉忌讳叙事与〈春秋〉书法——以征伐匈奴之相关人事为例》，《岭南学报》复刊第十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8width=10,height=11,dpi=11052页。，笔法近似反常合道，即《公羊传》所谓“实与而文不与”，或“文与而实不与”(52)《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僖公元年“救邢”，《疏》：“谓虽文不与，其义实与，故言起文从实。”僖公二年“城楚丘”，《注》：“主书者，起文从实也。”《疏》：“谓经文虽不与，当从其实理而与之。”文公十四年“晋人纳接菑于邾娄”，《疏》：“僖元年救邢、城楚丘之经，悉是‘实与而文不与’”，第2页，总第120页。参考张高评：《〈史记〉忌讳叙事与〈春秋〉书法——以征伐匈奴之相关人事为例》，第52width=10,height=11,dpi=11055页。。抑扬予夺之史家笔法，诡辞谬称之忌讳书法，可以引发读者之疑窦，兴起探究真相之兴味，此史家之缪巧与诡计。宫闱隐秘，谜团难窥，破解真相，史家出以忌讳叙事，或可作破译之津梁。

笔削昭义之书法，形之于外，则有或书，或不书；或言，或不言；或称，或不称诸名目。笔而书之，则有详书、重书、大书、特书之伦。从或书、或不书，或笔、或削之互发其蕴，互显其义，而微辞隐义可知，史观、史义可考。赵翼《廿二史札记》论《三国志》多有“不书”之例，如：

魏明帝太和二年，蜀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张合，大破之于街亭，《魏纪》固已大书特书矣。是年冬，亮又围陈仓、斩魏将王双，则不书；三年，亮遣陈式攻克武郡、阴平二郡，亦不书。以及四年，蜀将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五年，亮出军祁山，司马懿遣张合来救，合被杀，亦皆不书。并《郭淮传》，亦无与魏延交战之事。此可见其书法，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也。乃至蜀《后主传》，街亭之败，亦不书；但云“亮攻祁山不克”而已。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是不惟于本纪多所讳，并列传中亦多所讳矣！(5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第75width=10,height=11,dpi=11076页。

史家修史，自博采、辨伪文献，至比事、属辞而成撰述、著作。无论笔而书之，或削去“不书”，必经过层层之商榷，种种之考虑。赵翼发现《三国志·魏纪》之叙事，魏将大破蜀将诸葛亮，“固已大书特书矣”。然而蜀将诸葛亮、陈式、魏延等之斩杀魏将、攻克郡县、大破魏军，却削去不书。乃至于张合被杀、郭淮交战诸事，《魏纪》亦削而“不书”。对待曹魏与蜀汉，或笔或削之叙事不同如此，“讳败夸胜”之史观显然。陈寿《三国志》叙事，曲笔讳书处，《廿二史札记》指为“回护”，盖缘于尊魏为正统之史观使然。《三国志》“讳败夸胜”之叙事，凡所以“内义脉注，外文绮交”者，不过是尊魏为正统之史观、史义发用而已。

《三国志》书成于晋，其史观尊魏为正统。正统在魏，则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故陈寿之尊魏抑蜀，诚有其不得已。大体而言，其所著书，简而不漏，详而不赘，“尊魏而不揜其恶，抑蜀而不没其实，讳晋而不灭其迹。”微而显，曲而直之书法，即藉或书或不书表现之，所谓“隐寓夫褒贬而显示乎惩劝，动有合于《春秋》之书法焉”(54)黄恩彤：《鉴评别录》附《三国书法》，《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2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307页。。可见，称誉陈寿为良史，长于书法是主因。

关于陈寿《三国志》，自唐刘知幾《史通·直书》、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国志书法》，多以为陈寿身为遗臣，不得不回护魏晋。今观《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详书先主刘备之帝王异相(55)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卷三二《蜀书·先主传》，第2width=10,height=11,dpi=1103页，总第749width=10,height=11,dpi=110750页。。相较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文帝纪》，平淡直叙武帝、文帝生平(56)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第8width=10,height=11,dpi=11011页，总第23width=10,height=11,dpi=11025页；卷二《魏书·文帝纪》，第1width=10,height=11,dpi=1103页，总第86width=10,height=11,dpi=11087页。，可谓详人之所略，重人之所轻。详略重轻之笔削，可见陈寿扬刘抑曹之史观、史义。《廿二史札记·三国志书法》所谓“回护”之说，遂不攻而自破。董仲舒《春秋繁露·祭义》引孔子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大美恶焉。”(57)董仲舒著，苏舆义证：《春秋繁露义证》卷一六《祭义第七十六》，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第16页，总第311页。但看诸葛亮神话重笔详绘建构如此，习凿齿以蜀汉为正统之史观，于是成功形塑。

清人黄恩彤《三国书法》曾探论《三国志》或书或不书、削略弗书等议题，颇具代表性，其言曰:“(裴松之)不知寿书之略，略所当略也。所引书，寿非不知之，特削而弗书耳，非脱漏也。史家之例，有书，有不书，一断以义而已。今裴氏繁征博引，而寡所取义，非惟不知寿，亦不知史也。”(58)黄恩彤：《鉴评别录》附《三国书法》，第306页。黄恩彤批评裴松之“繁征博引，而寡所取义”，则就史家对文献之笔削去取而言之。说《三国志》有简略处、有删削处，实即史家“或书”“或不书”之史例，亦即《春秋》或笔或削、或详或略之书法表现。《三国志》有据事直书者，有曲笔讳书者，或言或不言，或称或不称，或笔或削之际，藉此可见陈寿褒贬劝惩之史义。

清李渔序《三国志演义》云：“《三国》一书，因陈寿一志扩而为传，仿佛《左氏》之传《麟经》。”(59)李渔：《三国志演义·序》，陈曦钟等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卷首，第35页。罗贯中《三国志演义》所演义者，为陈寿《三国志》；犹《左传》以历史叙事，解释《春秋》经，亦即所谓“以史传经”(60)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第270width=10,height=11,dpi=110273页。。举凡能成一家之言者，必有笔削取舍于其间。

(二)笔削见义与《三国志注》诸书之叙事书法
自《春秋》以下，史著所以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著作者独断之别识心裁，《孟子》称为“义”；“有书，有不书，一断以义”；或笔，或削，皆以“义”之别识心裁为依归(61)参看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7年，第188width=10,height=11,dpi=110199页。。然而，“义”都不说破，往往见诸言外，自《春秋》以来，史书之编纂，要皆如此，朱熹早有提示。如何考求《春秋》史著之微辞隐义？元赵汸著《春秋属辞》，阐发陈傅良之见，如前文所引，提出“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之法。或笔或削，互发其蕴，互显其义，于是史义可得而考求之。其实，多不离“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汸《春秋属辞》，为《春秋》笔削，提出上述四句经典之话语，以此类推，颇可作为解读《三国志》《三国志注》“有书，有不书，一断以义”之钥匙。不妨下一转语：“都不说破”之“义”，可藉由“有书，有不书”，或笔或削体现出来。

清金圣叹批点第五才子书，谈及阅读《水浒传》之方法，“全要胸中先有缘故”。所谓“胸中先有缘故”，即是先有立意、定义。《文心雕龙·章句》所谓“内义脉注”，《总术》所谓“乘一总万，举要治繁”(6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七《章句第三十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571页；卷九《总术第四十四》，第657页。。此一提撕，对于吾人诠释解读史传或小说，颇有启发价值。其言曰：“看来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缘故。若有缘故时，便随手所触，都成妙笔；若无缘故时，直是无动手处，便作得来，也是嚼蜡。”(63)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陈曦仲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卷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页。金圣叹所称“胸中先有缘故”，犹文同画竹，必先成竹在胸；如作文，意在笔先(64)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一○《文与可篔筜谷偃竹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5width=10,height=11,dpi=110366页。。“若有缘故时，便随手所触，都成妙笔”，此即前引刘熙载《艺概·文概》所言“主意定，则先此者为先经，后此者为后经，依此者为依经，错此者为错经”，《经义概》所云“经者，题也；先之、后之、依之、错之者，文也”。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立主脑曰》：“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65)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width=10,height=11,dpi=1109页。就文学而言，可称主意、主脑；就史学而言，相当于史义、史识、史观、历史哲学。正如前文所引方苞说义法，所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二语，足以概括无遗。“义以为经”，即是“胸中先有缘故”。试将《三国志》《三国志注》与相关史籍对读参照，而后知陈寿、裴松之之《春秋》书法、史家笔法、文学叙事，乃至于传统叙事之方法，已不疑而具。钱穆指出《三国志注》之成书，与当时史学兴盛有关(66)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2001年，第101页。。逯耀东则以为“在本质上，仍然是从传统的经学，蜕变而出”(67)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0年，第413页。。鄙意以为裴《注》之笔削史乘，当是经史会通转化之体现。追本溯源，自是宗法《春秋》笔削见义之书法，而有所转化、翻新。故《春秋》笔削之书法，不仅是史传之先河，举凡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多本此而衍化，而蜕变之。

裴松之注《三国志》，鸠集传记，增广异闻，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此犹孔子作《春秋》，以鲁史记为蓝本；司马迁纂修《史记》，以金匮石室之书、天下遗文古事为底本。待《史记》书成，与所本之传记佚闻相较，自然互有异同、详略、重轻、曲直、晦明、损益。吾人对读参照、折中取舍，而文心可以求索，史义呼之欲出，史观昭然若揭。就历史编纂学而言，从文献取舍到成一家言之间，书法将随或笔或削，或因或革，而生发或异或同、或详或略、或重或轻、或晦或明、或曲或直、或损或益之殊异。而假笔削去取以见褒贬、劝惩，实胎源于《春秋》书法。

裴松之《三国志注》，广征博引当时图书文献，作为笔削取舍、因革损益之资材。陈寿时代较早，范晔与裴松之时代相近。范著《后汉书》，裴著《三国志注》时，《三国志》所征引之图书应尚在。赵翼《廿二史札记》称：“寿及松之、蔚宗等，当时已皆阅过。其不取者，必自有说。今转欲据此偶然流传之一二本，以驳寿之书，多见其不知量也。”(68)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第82页。裴松之编著《三国志注》时，可见之文献在五十种以上。今考索《三国志注》所引书，或取而笔之于书，或削而不取。于是赵翼断定“其不取者，必自有说”，诚然！孔子取资《鲁史春秋》，而成一万六千五百余言之《春秋》，其中自有笔削去取。笔而书之者，固符合“丘窃取之”之义；削而不取者，亦“必自有说”。或笔或削，以至于详略、重轻、异同、忽谨之依违，亦皆有其所以然之故。要而言之，在“义昭乎笔削”之原则下，或尽心于比事见义，或致力于属辞显义而已。

陈寿著《三国志》、裴松之编著《三国志注》，于《春秋》或笔或削之书法，盖驾轻就熟，能运用裕如。同理可证，《三国志演义》镕铸《三国志》，又有所修改，颠覆、转化、创新。彼此之间，犹传之于经之关系。换言之，《三国志演义》镕铸《三国志注》，演义《三国志》，何异《左氏传》以历史叙事解释孔子《春秋》经？其中之有无、虚实、详略、重轻、异同，要皆归本于笔削损益。可见，彼此之间，自是同源共本，心气一元。谓小说祖始史传，以此。

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一书，就《裴注》与《三国志》对读参照；或持《裴注》与习凿齿《汉晋春秋》《襄阳记》并观，或与范晔《后汉书》比勘对读(69)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三国史的解构与重建》，第21width=10,height=11,dpi=11075、241width=10,height=11,dpi=110286页。。若持《春秋》笔削昭义观照之，以比事属辞《春秋》教诠释之，则陈寿《三国志》或裴松之《三国志注》之史外传心(70)孔子作《春秋》“乃史外传心之要典”，语见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卷首《进表》，《四部丛刊》续编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页。，借事明义(71)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width=10,height=11,dpi=11022页。，可以曲曲传出。此以“比事属辞”之《春秋》教，解读史书，诠释《三国》史学者。犹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云：“事实、褒贬及得失，必咨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72)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事实、褒贬及得失，必咨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四部丛刊》三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第4width=10,height=11,dpi=1105页)事实，乃比事之功；文采，即属辞之能。排比史事，连属文辞，而褒贬得失，自见于言外，而史识、史义、史观，甚至于历史哲学，多得以考见。

裴松之著《三国志注》，对于历史文献之去取从违，与陈寿《三国志》颇多疏离，大有人弃我取，人笔我削之趋势。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即断言：“(近世)盖见《注》所载尚有诸书，不知寿已尽取而为书矣！《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也。”(73)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三国志·总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05页。面对三国史料文献，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三国志注》，各有取舍从违，编纂成书，遂见有笔有削，有取有舍。清章学诚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74)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五《答客问上》，第470页。参张高评：《属辞比事与〈春秋〉之微辞隐义——以章学诚之〈春秋〉学为讨论核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7辑，2015年，第152width=10,height=11,dpi=110180页。由于义昭笔削，所以《三国志》《三国志注》笔削取舍不同。史观之所以南辕北辙，职此之故。此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谈论三国学，必然牵涉到史观；不同史观，起于原初历史编纂时之笔削取舍不同。在“义以为经”之前提下，或以蜀汉为正统，或以曹魏为正统，皆可作如是观。陈寿著《三国志》，“运笔之际，仍时时流出维护故国家邦之私”；“这片故国乡怀，始终隐藏在作史时所删减旧籍的曲折笔锋之间”(75)参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三国史的解构与重建》，第111width=10,height=11,dpi=110150页。。所谓“维护故国家邦之私”“删减旧籍”，即是《春秋》或笔或削，或详或略之书法，体现出微辞隐义之曲笔讳书。见证《三国志》发用《春秋》书法，以造就一代史传。同理可推，对于史料文献之取舍依违，《三国志注》《三国志演义》不同，乃至于有无、异同、详略、重轻、虚实各有别，所以衍生出史观殊科，史学文学属性歧异之现象。要而言之，皆是“笔削昭义”演化所致。

笔削书法之言外意旨，如何考求？上引元赵汸《春秋属辞·假笔削以行权》标榜二语，最为知言:“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通全书前后观之，或类比、对比相关史事，或联结、绾合相关之文辞，或书或不书，或言或不言，或称或不称，或笔或削之间，就全书而考察之，彼此互发其藴，互显其义，可比事以指义，亦可约文而见义(76)参张高评：《笔削显义与胡安国〈春秋〉诠释学》，《新宋学》第五辑，2016年，第275width=10,height=11,dpi=110308页。。由此观之，比事属辞之法，堪作为传统叙事诠释解读之利器与津梁。古典小说之叙事，固渊源于史家笔法；而史家笔法，又宗法《春秋》书法。推本溯源，中国叙事传统，自以“属辞比事”之《春秋》教为祖始(77)张高评：《书法、史学、叙事、古文与比事属辞——中国传统叙事学之理论基础》，《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4期，2017年，第1width=10,height=11,dpi=11033页。。世所谓书、不书，言、不言，称、不称者，即指《春秋》之或笔或削而言。正如上文所引章学诚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诚哉斯言！

前文曾称引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谓“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而已，欲藉比事属辞之《春秋》教，成就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而且，“有以独断于一心”。由此观之，或详或略，或异或同，或重或轻，或忽或谨，出于作者之独断与别裁，是一家之言之所由生，故从中可知历史哲学、历史识见。推而广之，史料编比之多寡、偏全、有无、忌讳、回护，亦关涉笔削取义。文献史料之或详或重，就辞文之修饰而言，往往表现为渲染铺陈、书重辞复，自是史义、史观藉由属辞之展示。如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于是梳理文献资材，以塑造诸葛孔明形象：主要选取刘备三顾茅庐、孔明七擒孟获诸场景，进行详写重叙、渲染铺陈而成(78)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三国史的解构与重建》，第21width=10,height=11,dpi=11075页。，正如上文所引章氏所云，“详人之所略，重人之所轻，异人之所同，忽人之所谨”，如是，既因比事而显义，又藉属辞以见义，于是刘汉正统论之史观，昭然若揭。

或书、或不书，影响到文献征存之有无、存缺，史料取舍之多寡、偏全、异同，以及史家笔法之曲直、虚实、晦明、详略。史家苦心孤诣，经营擘画，于是史义出、史观见，是所谓“《春秋》之义，昭乎笔削”。诸葛亮《出师表》自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79)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第16页，总第791页。陈寿《三国志》曰：“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80)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第4页，总第785页。常璩《华阳国志》亦称：“先主遂造亮，凡三往。”(81)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2页。可见，“三顾草庐”实有其事。然鱼豢著《魏略》，以仇蜀亲魏为史观，乃妙用笔削见义之法，略人之所详，轻人所重，于是异人之所同，消解“三顾茅庐”之佳话，淡化君臣相得之形象，无中生有，虚构史事，宣称“亮乃北行见备”(82)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第5页，总第786页。。裴松之《三国志注》评论《魏略》所叙:“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83)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第5页，总第786页。参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三国史的解构与重建》，第84width=10,height=11,dpi=11092页。，即持偏执异辞之书法，评断鱼豢《魏略》叙事之偏颇。称我仇彼，存己废人，三国史家著史，用心于异同、偏全，史观往往随之转移。除鱼豢《魏略》外，王沈《魏书》塑造正统，专美曹魏；韦昭《吴书》则凸显运应东南，美化东吴(84)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三国史的解构与重建》，第129width=10,height=11,dpi=110148、198width=10,height=11,dpi=110212页。。此或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偏人之所载，从中可以识其史义与史观。

史料之笔削去取，依违与夺之际，自见史家之别识心裁、历史哲学。陈寿著《三国志》，于王沈《魏书》之史料，刻意视而不见，几乎削而不书，弃而不用。以王沈《魏书》之史观，美魏毁蜀，重北轻南。《三国志》削而不载，弃而不取，是所谓“略人之所详，而重人之所轻，异人之所同”，删集裁抑之际，即见笔削针砭之指义。大抵详略见重轻，重轻见笔削，或笔或削，乃见一书之史观。由详略、重轻、异同、笔削之书法，陈寿刻意隐藏在《三国志》中之《春秋》书法，当不难推求之。盖史料之裁汰拣择，攸关笔削显义之大凡。苟将《三国志》与《裴注》引《魏书》之史料对读比勘，然后知“尊蜀抑魏”之隐微笔法，缘于陈寿汉遗民之身份。其中之《春秋》大义，多藉详略、重轻、异同之书法，而曲曲传出。自史料之笔削去取，可以考察史观之指向。学界质疑《三国志》过度“回护魏、晋”，是否属实？但观《三国志》详略、重轻书法之偏向，持《春秋》笔削示义之说考察之，则是非、疑似、忌讳、回护之际，自有助于问题之定夺与判准。由此观之，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一书，企图重建三国历史，所用之方法与策略，与《春秋》笔削见义之学，可谓不谋而合。

《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以陈寿《三国志》为关键核心，划分史书文献为二：其一，成书于《三国志》前之史书，考察陈寿之去取从违，以见史观与历史哲学；其二，成书于《三国志》之后，观其所详、所重、所偏、所主，相互参照，亦足以推求史家笔法与《春秋》书法。书中言:陈寿于所见书，“对其中部分内容弃而不用，或加以删节，极可能隐含着陈寿取舍史料背后的史观”(85)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三国史的解构与重建》，第111width=10,height=11,dpi=110150页。。就笔削示义而言，确是一针见血之论。文献史料之或弃或用，或删或节、或取或舍，即是史家运化《春秋》笔削之书法。如探究鱼豢《魏略》、王沈《魏书》、韦昭《吴书》、胡冲《吴历》诸家之史观、史识、史义，不妨与《三国志》文献对读比观，或可证实：就删弃取舍，可以考见笔削、抑扬、褒贬与历史哲学。

又如韦昭著《吴书》，标榜东吴“运应东南”，以为东吴文化堪与北方分庭抗礼。而《三国志》多删略裁减，使之边缘化(86)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三国史的解构与重建》，第198width=10,height=11,dpi=110213页。。胡冲《吴历》，夸饰孙吴立国战略、复制临终托孤，皆为陈寿所删减弱化(87)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三国史的解构与重建》，第214width=10,height=11,dpi=110222页。。略人之所详，轻人之所重，人取我弃，人笔我削，遂成《三国志》之书法史笔。陈寿之文心、史观、史识、历史哲学，亦藉此可见。至于虞溥《江表传》，于东吴详书、重叙、偏载，美化之、强调之，于孙氏江东霸业，颂扬不遗余力；于赤壁之战，形塑周瑜鲁肃之英雄形象(88)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三国史的解构与重建》，第153width=10,height=11,dpi=110194页。。综览其或笔或削之书法，其史观为拥吴、仇蜀，自不待言。

从史笔之详、重、偏、美，可知史家叙事之视角、史家之史观指向。由此观之，欲解构三国学，重建三国之历史，其策略运用，可以考察文献之笔削，进而阐发其中之书法与史笔。观照史料取舍之有无、多寡、异同、偏全；探讨史家笔法之晦明、详略、曲直、虚实、抑扬、重轻。或就史事之编比探论，或就史文之修饰商榷，两两比观对读之，而陈寿、裴松之、习凿齿、鱼豢、王沈、虞溥、韦昭、张勃、胡冲，乃至于范晔诸三国史家之史观、史义、历史哲学，乃昭然若揭，呼之欲出。

此一胎源于《春秋》，发明于《左传》，大成于《史记》之传统叙事书法，其后开枝散叶，影响深远。吾人寻根探源，思量重返中华文化之精神家园，固然可据笔削书法以研讨《春秋》《左传》《史记》；更可以持此以考察《汉书》《后汉书》《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乃至于《通鉴纲目》之书法、史观、史义、历史哲学。中国传统叙事学渊源于史传，特重“叙”；西方叙事学渊源于小说，较侧重“事”。东西方叙事学之出入异同，从此可以管窥一二。

要之，从《春秋》笔削示义，到史传比事见义，属辞显义，其流派衍为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其要，归于“言有序”之义法发用而已！

三、馀 论
上引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称“《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又谓：“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云云。以上数语，牵涉到笔削、比事、属辞、详略、异同、重轻、忽谨诸《春秋》书法之课题。中国传统叙事学之指涉、元素、纲领、方法，多已具体而微表出。前后史料相形相絜，或书或不书，或取或舍之际，若趋向无、寡、略、轻、同、偏，固可从中考察其史义；反之，文献取舍若呈现有、多、详、重、异、全诸书例，尤可藉此探索其史观、史识，甚至于历史哲学。

学界研究《春秋》，汉何休《谥例》、晋杜预《释例》、晋范宁《传例》、唐陆淳《纂例》、宋胡安国《通例》，或指为《春秋》书法，或以为微言大义之所寄。《左传》释经，有五十凡例，近人据以为训诂学之素材。钱钟书《管锥编》别有见地，曾称：“昔人所谓《春秋》书法，正即修词学之朔。”又曰：“《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词。”又云：“《公羊》《穀梁》两传，阐明《春秋》美刺微词，实吾国修词学最古之发凡起例。”(89)钱钟书：《管锥编》，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0年，第5册，第20页；第3册，第967width=10,height=11,dpi=110968页。以属辞比事之《春秋》衡量之，钱钟书以修辞学比附《春秋》书法，未免双义侧用，止凸出“属辞”显义一端而已。至于排比史事以显义，比事属辞以观义，具见其本末可以通义，则未尝触及。

先秦人物事迹，《史记》之世家、列传，往往笔削《左传》史事、史文而成。刘师培《〈史记〉述〈左传〉考》(90)刘师培：《左盦集》卷一《〈史记〉述〈左传〉考》，《刘申叔先生遗书》，台北：华世出版社，1975年，第3册，第13width=10,height=11,dpi=11014页，总第1451页。、近人刘正浩《太史公左氏春秋义述》(91)刘正浩：《太史公左氏春秋义述》，《师大国文研究所集刊》第6期，1962年。，发凡起例，启迪良多。唯《史记》所以能成一家之言者，于先秦史料之去取从违，必有独到之别识心裁，而学界忽之。笔者以为：司马迁私淑孔子，《史记》典范《春秋》，《太史公自序》已委婉昭示(92)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21页，总第1370页。。《史记》之历史编纂学，涉及或笔或削之书法，表述为属辞比事之《春秋》教，体现为有无、异同、详略、重轻、曲直、显晦诸叙事模式，则乏人问津，值得投入心力开拓。

班彪、班固父子纂修《汉书》，自楚汉之争至武帝在位，所述人物与史事，多与《史记》交叉重迭。汉王充、晋张辅、唐刘知幾、金王若虚等，有“班马优劣”之论。宋程颐、明焦竑、清蒋中和等，则发表“班马异同”之说。其中，宋人倪思著《班马异同》三十五卷，颇具代表性，大抵尊《史记》而卑《汉书》。清代，有杨于果《史记笺论》、杨琪光《史汉求是》二部专著。其他，如钱谦益、顾炎武、全祖望、牛运震、王鸣盛、赵翼、章学诚、徐乾学、沈德潜、浦起龙诸家；近人梁启超、刘咸炘、吕思勉、朱自清、郑鹤声、白寿彝，于班马异同，甚至于班马优劣，多有触及，自有新见(93)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第三章《宋代开〈史记〉评论的风气》，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68width=10,height=11,dpi=11094页。。笔者以为，探究此一课题，若借镜《春秋》或笔或削之义，从属辞比事之书法切入，比较《史》《汉》二书之有无、异同、详略、重轻、曲直、显晦之叙事，则其史识可知，史观可见，优劣得失不难考察。

明万历间，余邵鱼编《列国志传》，有余象斗刊本等多种。至崇祯间，冯梦龙长于《春秋》学，著有《春秋衡库》三十卷、《别本春秋大全》三十卷。始扬弃《列国志传》之浅陋，参考《左传》史事，旁及《诗经》《国语》《战国策》《史记》《说苑》《列女传》《吴越春秋》等文献，改写春秋列国之史事，成为典雅之讲史，撰成《东周列国志》历史小说一○八回。清乾隆间，蔡元放删订评注，即成至今通行之《东周列国志》。《东周列国志》存在援引史料讹误、前后矛盾诸缺失(94)冯梦龙原著，蔡元放改撰：《东周列国志》卷首刘本栋《引言》，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第2width=10,height=11,dpi=1106页。。除此之外，叙事大多有本有源，信而可征。唯顾及商品经济，历史小说难免附会增饰，以迎合读者期待。既为演义，故不乏小说家笔法。较诸《三国志演义》之“七实三虚”(95)章学诚《丙辰札记》：“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三，台北：汉声出版社，1973年，第52width=10,height=11,dpi=11053页，总第888width=10,height=11,dpi=110889页。，或评为九实一虚，谓叙事较近历史事实，与一般小说家言，会当有别。《东周列国志》受市井读者欢迎之程度，远不如《三国志演义》，或由于此。

因此，若持《东周列国志》历史小说，与《左传》《史记》诸史传对读，则藉由文献史料之取舍删改，可以考察比事属辞之叙事，于是因彼此之有无、异同、详略、重轻、虚实、损益、曲直、显晦，而见笔削、抑扬、劝惩、褒贬之史观、史义。学界不妨以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之霸业为研究课题，外加吴越争霸之原委，作为研究选题，从或笔或削，看《东周列国志》对《左传》之接受，以此见历史与小说之分野，史学与文学之异同。此一选题，值得投入心力耕耘，犹持《三国志演义》文本，与《三国志注》《三国志》对读比较者然。深信对于小说之取资史传，如何自成一家，当有启益。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2.01.10

作者简介：张高评，台湾成功大学名誉教授。

[责任编辑 刘 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