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里的城市：江汉关声音景观的角色变迁及地方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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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声里的城市：江汉关声音景观的角色变迁及地方依恋
□刘玉堂，姜雨薇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现代城市生活的“背景音”是以交通设施、消费娱乐、移动电子设备、往来摩肩接踵的陌生人交织而成的声音网络，噪音作为一种声音污染也充斥其中。受限于过去以视觉为中心的研究框架，声音及听觉文化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江汉关的钟声作为一种“声音遗产”见证了武汉城市发展百年的兴衰荣辱，江汉关声音景观是以钟声为核心声景，以江汉关整体建筑物作为视觉背景的一种城市文化景观，其融合了视觉与听觉等多重感官，呈现出以声音为主体，以视觉为“留白”的整体性风格。除却钟声，其还包括“无声之声”的心声，即由钟声的间隔和静默而引发的情感体验与心灵感受。在历史的变迁中，江汉关声音景观也呈现出多样的角色和文化功能，它们共同形塑了当地人对于城市的地方依恋。

[关键词]江汉关；声音景观；钟楼钟声；地方依恋

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每日充斥着各种声音，车水马龙的鸣笛声、人声鼎沸的嘈杂声、飞机划破天际的轰鸣声、电子设备的音频声等。现代性发展携带的技术文明为我们的城市生活增加了诸多“机械声音”。人在城市中行走，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此起彼伏的各种声音中行走。现代城市生活的“背景音”是以交通设施、消费娱乐、移动电子设备、往来摩肩接踵的陌生人交织而成的声音网络，噪音作为一种声音污染也充斥其中。我们的耳朵很难再捕捉到自然的声音、动物的声音以及自我的声音，在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中，人类周遭的声音环境是单一且同质的。在列斐伏尔看来，当下社会的生产早已不仅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更是空间的生产，越来越多的抽象空间被不断生产。一以贯之，在当下，越来越多的抽象声音也在不断地被生产，具体声音却渐渐隐没了。然而，总有一些特定的声音会唤起人群特殊的情感和记忆，让我们忍不住慢下来，驻足凝视。在那被声音所浸润的凝视中，声音从物理意义上发声体的震动、声波的弥漫转化为声音景观。

我们过去的研究热潮是以视觉为中心，而听觉是仅次于视觉的感官系统。回溯中国传统山水画中对于风景的描绘，自古以来的文人墨客对于风景的审美都离不开对声音景观细枝末节的捕捉，诸如由北宋画家宋迪所逐渐兴起的“潇湘八景”，这种文人审美体验对于“潇湘夜雨”“烟寺晚钟”[1]等声景钟情不已；再如“武昌八景”“汉阳十景”所收录的“鹦鹉渔歌”“鹦洲听雨”[2]（p46-53）等对于音景所构成的诗情画意的描绘，都体现了声音在风景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景观的审美实践离不开声音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我们将研究视角从近年来如火如荼的视觉性和视觉文化转向声音和听觉文化。

以武汉标志性建筑物江汉关大楼的钟声所构建的城市声音景观作为研究对象，探索江汉关的钟声是如何转化为声音景观的；在历史的变迁中，它曾呈现出哪些不同的角色和社会文化功能；进而探讨江汉关声音景观作为一种媒介在人与城之间形塑了怎样的情感联系。

一、声音景观：城市研究的一种探索
“Soundscape”一词被译为声音景观，又简称声景，在20 世纪60 年代末由加拿大音乐家、声音研究的重要人物谢弗（R.Murray Schafer）所提出[3](p205)。他冷峻地批判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和乡村中越来越多的自然声音被建筑、交通、机器、工业生产发出的噪音所淹没[4]（p23），噪音已然成为现代城市声景中的支配性力量，侵蚀了空间中的静谧和安详。出于对现代化噪音进行抵制的朴素理想，谢弗开启了对于声景的深入研究。

“声音景观”一词是由“sound”（声音）与“scape”（景观）组合而成，谢弗凭借自身的音乐背景，敏锐地洞察到声音景观研究的重要性[5]（p75-82）。除了理论阐释，谢弗还带领学生进行田野调查，利用录音设备记录了温哥华乃至欧洲的城市和乡村的各种声音。谢弗钟情于自然的声音，对城市中的各种工业噪音秉持强烈的批判，他认为自然的声音就是最好的声音，他的这种“声音的自然主义”倾向被诸多学者认为是一种“声音的乌托邦”[6](p170-175)，其对于自然声音的推崇、对于噪音的抵抗也曾被批评为空想主义。但值得肯定的是，谢弗将声音视为一种值得被保存和珍视的资源，出于对自然声音的珍视和对城市多感官记忆的保护，谢弗奠基了声音生态学（Acoustic Ecology）研究。1976 年，谢弗践行的“世界声音景观计划”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肯定，并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兴起。

随着声音景观研究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其内涵与外延也不断扩大。国内关于声景的研究也方兴未艾，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从景观建筑学、风景园林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出发，采用量化的指标体系研究公园、城市开放场所、古典园林等特定空间内的声景效果和声景设计。康健、杨威（2002）认为声景研究包括声音、听者和空间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7](p76-79)。袁晓梅（2009）讨论了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声景，阐述了古典文献中关于园林声景的思想见解与西方现代声景理论呈现明显差异[8](p32-38)。刘滨谊、陈丹（2009）将声景元素分为自然声景（风、雨、雷、电）和人工声景（钟声、琴声）[9](p96-99)。其二，从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地理学等角度探讨声音景观的音乐性。薛艺兵（2008）探讨了声音景观的空间分布及其与地域之间的联系，并提出地域空间和地方特色是核心要义[10](p83-88)。其三，将声音景观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文化地理学、媒介史、文化研究的角度加以阐释。例如将晚清上海的钟声视为一种视觉与听觉并重的现代“奇观”（季凌霄，2019）。还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影、戏曲、少数民族民俗等声音景观展开的文化研究。值得一提的是，除却学术界对于声景的诸多讨论，2020年，苏州市寒山美术馆举办了以“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为主题的声景展览。2021年，太原市也开展了以“原音：太原的地方声景”为主题的工作坊、田野录音和展览。这些社会性的声音实践和田野调查，都对地方的声音遗产和城市声音记忆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不难发现声音景观的研究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园林学、景观设计学、美学、历史学、音乐学、人类学等领域都广有涉猎。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将其研究大致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声音和声音技术的本体研究；另一类是关于声音景观的外部研究，即强调人类与声音、声音景观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本文在此所讨论的声音景观并非是关于声音技术、声景设计、效果评估等技术层面的研究，而是将声音景观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听觉文化的角度出发，尝试探讨其所氤氲的社会文化功能及其与城市、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情感联结。

二、江汉关大楼及其声音景观
（一）开放与现代：作为城市地标的江汉关大楼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处，江水浩浩汤汤穿城而过，将武汉一分为三，造就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鼎立的城市格局。江汉关位于汉口江汉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坐落于汉口旧租界区尽头，昂然屹立于长江之畔。

“江汉关既是武汉从中古走向近代的见证，也是武汉从闭关走向开放的标识。”[11]回溯历史，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 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屈辱的《天津条约》，洋人获得了在九江、汉口等内河码头城市通商的权利。1863 年汉口正式开关，江汉关隶属于海关总税务司，其职能主要在于对进出口船只、货物、旅游物品等进行监管，并征收海关关税、缉查走私行为。在几番风雨飘摇中，江汉关的海关职务及其象征的城市命运被殖民者所主宰，国家主权屈辱丧失。但在某种程度上，汉口的开埠设关在客观上为近代武汉的城市发展和经济贸易输入了新鲜血液，武汉从封闭自守走向开放包容，由一个内陆内河码头市镇转变为通江达海的国际化贸易中心，并一度被誉为“东方芝加哥”。

1924 年，江汉关大楼正式落成，大楼坐北朝南，临江而立。江汉关是与江海关、粤海关、津海关齐名的中国近代四大海关之一。江汉关大楼由英资恩九生洋行（20 世纪初上海重要的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而成，承袭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在周围一片低矮的建筑丛中，江汉关大楼显得巍峨又壮观。其建筑主体由主楼和钟楼两部分构成，整体以钟楼为中轴线呈现出一种对称之美和庄严之美。钟楼高约21米，顶置风向标，并设有瞭望台。钟楼的建筑外墙四面均嵌有巨大钟面，便于行人从不同视角都可以领略其景，闻得其声。大钟于1924 年1 月18 日启动报时，报时曲为《威斯敏特斯》。百年江汉关见证了武汉城市发展的荣辱兴衰，钟声也在岁月中几经变迁，曾经一度将《威斯敏斯特》报时曲换为《东方红》，后又改为《威斯敏斯特》钟声。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江汉关的老铜钟已不再敲钟，但是钟声永不缺席。如今整点播报的是电子录音，一则音色和音强效果都优于现场钟声；二则利于文物的保护。无论是录音还是实时声音，重要的是钟声的延续及其作为一种声音景观的永续存在。

江汉关大楼是江汉路及中山大道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建筑物，也是汉口旧租界区的核心景观，更是武汉的城市地标建筑物。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城市皆面临着城市特色和地方感的消逝，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城市危机[12](p8-17)。江汉关大楼作为地标性建筑是武汉重要的城市符号，具体而言，江汉关之于武汉的重要意义在于三点：其一，见证武汉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和城市发展的跌宕起伏，是武汉从封闭走向开放的重要标志；其二，江汉关的建筑实体作为物质文化遗产，彰显出异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吸引力，是武汉不可多得的优秀建筑物；其三，关于封闭与开放、落后与繁荣、屈辱与荣光的矛盾历史叙事，彰显出多重文化张力和丰富的城市精神。除此之外，江汉关作为地标建筑，是武汉屈指可数的多感官文化景观，在视觉体验中融入了听觉体验，呈现的是一个多维立体的城市文化景观。

总而言之，上文试图表达的是，江汉关是武汉重要的城市名片，而钟楼及钟声又是江汉关的核心象征。由此，下文将进一步探讨钟声在人与城之间建立的互动关系，将研究重点放在作为感官的声音是如何转化视听合一的文化景观的。

（二）江汉关声音景观的界定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江汉关声音景观进行更深层次的概念界定和内涵探讨。“soundscape”（声音景观）一词由“sound”（声音）和“scape”（景观）组合而成，承袭了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对于全球文化经济的景观研究体系，即人口景观、技术景观、经济景观、传媒景观、意识形态景观五种景观[13](p91-94)。美国音乐学家谢勒梅认为“一种声音景观，即是一种音乐文化有特色的背景、声音与意义”，其从音乐学领域较为宽泛地将声音景观与音乐文化联系起来。薛艺兵从音乐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声音景观是不同地域空间有特色的音乐传统[14](p83-88)。上述研究都将音乐视为研究的主体，然而在谢弗看来，噪音及生活环境音都是声音景观的内容之一。不同于音乐地理学意义上对声音景观的审美性研究，谢弗对于声音景观的研究是基于对噪音的批判，对自然声音乌托邦式的推崇。因此，有学者认为，“谢弗关于‘声音景观’的说法，未若改为‘听觉景观’更为贴切”[15](p151-158)。我们在此铺陈不同学科和不同学者的多样研究，是想说明声音景观作为一个内涵与外延极为丰富的概念，上述关于声音景观的讨论与本文的研究视角并非完全契合，但其对于地域声音、地方特色、声音的时空流动等方面的论证，与本文对于声景和城市之间的关系研究不谋而合。

进言之，将江汉关声音景观视为一种地方的声景（local soundscape），将钟声的文化意义列于研究的中心位置。声音景观是有关听觉感知或耳朵的风景，主要可分为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物质层面，作为城市地标建筑的江汉关大楼本身的物质性属性及人耳对于空气中流动的声波的接收；其次是精神层面，个体对于城市中独特声景的身体感知和心理感知，即蕴含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声景作用于个体情感的复杂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江汉关声音景观的“景观性”内涵不仅在于钟声本身，更在于城市个体的听觉感知。我们在此讨论声音和感官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对于视觉性的摒弃。相反，人类在感知外在世界时，常常是身临其境、视听并用的。听觉与视觉的不同在于，声音不似目光般带有方向性的投射，听觉是以自我为主体浸淫于声音环境之中。由此，我们将江汉关声音景观定义为：以钟声为核心声景，以江汉关整体建筑物作为视觉背景的一种城市文化景观。其融合了视觉与听觉感官，呈现出以声音为主体，以视觉为“留白”的整体性氛围。

三、江汉关声音景观的角色变迁及其文化功能
如今的江汉关大楼已然屹立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在岁月的变迁中，江汉关的钟声及其声音景观的整体意象也发生了诸多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中建筑及周遭环境的变化，更是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的变化。下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江汉关声音景观的变迁，并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洞悉其所呈现出的社会文化意义及其与城市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海关报时工具：演奏城市兴衰荣辱，建构城市地方想象
声音、环境、人是声音景观研究的三个重要因素，其中声音要素指在场的声音，包括自然声音、人文声音以及电声设备的背景音；环境要素指视觉环境，即人在感受听觉之美时所见的风景[16](p45-46)。依据这一研究框架，我们首先回顾江汉关钟楼建立之初的声音景观。

自汉口开埠，屈辱的《中英天津条约》承诺增设汉口、九江、南京等城市为通商口岸，英国人觊觎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即在中国内陆港口实现通商、航运和自由居住的特权。时任英国全权代表的额尔金迫不及待地沿着长江一路长驱直入，马不停蹄地窥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在与湖广总督官文的对话中，额尔金说“得睹内地幅员之广，人物之甚，深为欣慰”。1862年，正式确定在汉口成立江汉关税务司（简称“江汉关”），大楼于1924年1月落成，是当时汉口最高的建筑物。建立之初的海关被洋人把持，驶入汉口的船舶来自五湖四海，时间皆不统一。为了避免时间出现错乱，且更精准地计算船舶吨税，海关规定一律以海关大楼的整点钟声作为时间标准。这一时期的城市钟声主要扮演着报时者的角色，江汉关钟楼主要作为报时工具而存在。黄金麟在其著作中也指出，世界时间在晚清输入中国，使中国发生一场“严肃的身体改变”[17](p175-229)。钟声的普及和其精准性象征着秩序和规则，以钟声作为主要声源的江汉关声景隐喻着其对于时间的支配权，恰如谢弗所述，社会中噪音最大处即为权力中央，他将其称为“神圣噪音”（scared noise）[18]。钟声日夜不息，向江面上往来的船只和人群发布时间信息，钟声指引着南来北往的商客与劳工，安排着他们一天的作息与生活。钟楼的最高层还设有瞭望台，海关人员在此可以观测到江面的船只和往来的航运情况，瞭望台上挂出的旗语也是一种信号，指挥着船舶平稳有序地进出港。海关大钟报时的精准关系着海关的税收，所以钟楼及钟声本身既是海关的主要象征物，其所扩散出的声音以江汉关巍峨的建筑为蓝底，形成一幅以钟楼为核心的声音景观。总而言之，建立之初的江汉关声景一方面象征着秩序和标准，是长江往来船只的重要信号塔；另一方面，屹立于长江之畔的巨大欧式新古典主义建筑充斥人们的眼球，洪亮的钟声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无论是视觉还是听觉，江汉关声景都是西方侵略者权力的象征。

除却声音因素，环境因素也是声景研究的重要一环。作为“楚中第一繁盛地”的汉口镇，早在清嘉庆年间就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并称四大名镇。汉口的区位重要性显而易见，“南接三洲，北集东都，上控陇坂，下接三河，导财运货，懋迁有无”，这是东汉史学家蔡邕对汉口的记录。江汉关的建立也是一波三折，经过20 个月的紧张施工，大楼终于落成，占地1499 平方米，建筑面积4109平方米，总高度40.6 米[19](p100)。大楼坐南朝北，外观庄重典雅，特别是主楼顶端镶嵌有“江汉关”三个雄浑遒劲的大字，西式建筑与中式题匾相得益彰。在晴朗的天气里从远处眺望，江汉关大楼与周遭低矮的房屋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声音的世界里，能够带来感性审美体验的除了视觉还有听觉，钟声源自巍峨的建筑，又作用于建筑本身，二者互为表里、合二为一给予观赏者一种绘声绘色的立体景致，钟声与建筑相互协调，声中有景，景中也有声。

（二）城市声音遗产：唤醒集体记忆，传承优秀历史文化
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承载着海关工作的办公大楼已经褪去了职能外衣。从1980年武汉海关正式成立，至2012 年岁末武汉海关搬离工作了57年的江汉关大楼，如今的江汉关是汉口闹市区里的安静一隅，其作为博物馆进行改造升级，准备以新的面孔重新出场。经过三年紧锣密鼓的筹备，2015年依托于江汉关大楼而建成的江汉关博物馆正式敞开大门、广迎宾客。大楼摇身一变成为可以身临其境的博物馆，除此之外，其还具有多重文化身份：2001 年江汉关大楼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入选“首批中国世纪建筑遗产”名录；其所处区位（江汉路及中山大道片区）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2021年被纳入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江汉路步行街、江汉朝宗风景区）。毫无疑问，江汉关在国家层面被予以肯定，并且被赋予了新内涵和新意义，以钟声为核心景观的江汉关的整体角色和文化功能在新时代发生了转变，其作为文化和旅游消费实践的重要一环又发挥出新的效用。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文化逐渐从“语言主因”向“图像主因”转变，人们渐次依赖图像来理解并解释世界。视觉性由此成了文化的主导因素，人的视觉不断延伸，对于可视性的欲望也愈来愈强[20](p110-115)。特别是在当下电子媒介兴起的时代，图像、视频成了我们理解他人、理解世界的主要途径。同理，对于风景的凝视与审美也是基于视觉性的，感官及听觉文化是易被忽视的部分。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中，听觉与视觉是现代性发展过程同等重要的部分。由此，笔者将江汉关及其钟声所构筑的声音景观视为一种听觉文化景观，从声音及听觉文化的角度切入，下文将具体阐释其作为一种声音遗产在现代性城市中的重要功能。

所谓“声音遗产”，是指将某一类或者多种声响作为主要的研究线索和考察对象，探讨声音在建构个体自我意识和群体身份认同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并探究声音如何影响城市生活者的日常实践及其情感表达[21](p126-134)。我们在此将江汉关的钟声视为一种声音遗产并非意在将听觉感官从整体性的声音景观中剥离，而是将其视为审视听觉文化，考量听觉感受，体验城市文化，建立地方感的另一维度。首先，我们引入谢弗对于“噪音”的探讨。谢弗在20 世纪70 年代著有《噪音》（The Book of Noise）一书，他提出现代城市就是一个“声效战场”（sonic battleground），即人类暴露在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噪音中。尽管谢弗对于现代工业噪音的强烈批判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朴素幻想，但从其“世界声音景观工程”的声音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其真正强调的是理想声音景观的平衡与和谐[22](p151-158)。

再回溯我们当下的城市生活，鲍曼将其描述为“液态”和“流动”，人们过着“漂浮”“游离”式的生活，处于“流动”社会中的个体身份是不确定的，其永远处于对身份和意义的寻求之中。更进一步，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为，我们当下的现代性生活面临着一种时间危机，即时间的原子化以及时间脱离了节奏，时间的混乱及其不适感，这种时间的危机又将导致生命的原子化[23](p1)。基于上述现代化的背景和城市生活时间的混乱，我们将钟声视为声音遗产的主体，意在缓解现代性的后果带给城市个体的困顿和身份迷失。

江汉关的钟声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这种有声记忆是镌刻在个体和集体的情感体验深处的。钟楼承袭了英式建筑风格，建筑外侧四面嵌有巨大的表盘。在宁静的夜晚，武汉三镇皆可听见其雄浑而又悠扬的钟声。在其建立之初，钟楼作为海关的报时工具，引导江面船只往来穿梭、准时进港，以此确保海关税收工作的顺利无误。但其作用及意义远不及于此，钟声作为一种城市声景已逐渐融入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工业革命的最大发明也许并非是蒸汽机，而是钟表。其将我们的生活和劳动以小时甚至分钟的形式组织起来，我们的生活即是时间，时间是一维性的，我们的生活也是一去不复返的。在移动电子设备还未充盈全球的时代里，每当钟声响起，人们总是下意识地抬起手腕为机械手表校时。人们听着江汉关的钟声去江边赶轮渡，在钟声所代表的时间秩序里安排一天的生活与工作。钟声是作为一种时间标准而存在，城市居民的时间感和秩序感由此逐渐确立，在视觉和听觉经验的共同作用下，钟声已然成了武汉城市生活的不可磨灭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钟声作为一种媒介，还承载着个体、集体关于城市的记忆。钟声作为“记忆装置”不断触发（敲钟），它重现了个体的记忆并为其记忆持续“保温”，维系着人们对于城市的情感联结。“人类的生活总是保存着各个时期的记忆，记忆的不停重现，我们的认同感才得以长存。”[24](p82)钟声已走过近百年的岁月，它承载了一代又一代城市居住者的情感和记忆。正如米歇尔·德·塞尔托在《城市漫步》中所言，“行人对于城市的知识是实践性和感官性的，它是通过反复的身体感触而获得的”。当远远地听到钟声、模糊中望见江汉关或庄严或沉静的建筑时，就会恢复所有关于发生在钟声里的事件的记忆。所以，我们将钟声视为一个记忆装置，正是钟声周而复始地响起，个体才建立了与城市之间的情感互动和地方依恋。

（三）集体“过渡仪式”：钟声赋予时空神圣性，形塑想象共同体
声音景观是关于听觉感知或耳朵的风景（an auditory or aural landscape）[25](p1-2)。江汉关的钟声不仅见证了武汉城市发展的兴衰荣誉，也伴随了几代武汉人的成长。与视觉更具有方向性相比，听觉更具有沉浸性。钟声的奇妙之处正在于，当耳朵捕捉到声波在空气中传播时，我们的眼睛总会下意识地去寻找声源。坐落于汉口旧租界区闹市内的江汉关，因其异域风情的建筑风格和岿然屹立的姿态惹人注目。当钟楼如期奏响《威斯敏斯特》报时曲时，近处的游客总会忍不住驻足凝视，远处的城市居民也会抬起头眺望钟楼的方位，模糊中识得一片声音的轮廓。正是因为声音的稍纵即逝，才显得它弥足珍贵，引得我们的听觉和视觉四下寻找流动的声景。

在当下，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不再完全依靠钟声作为时间节奏，在人人持有手机和电子手表的信息社会中，钟楼及钟声作为旧媒介在城市中出现也意味着一种怀旧，在时间的流逝中它虽然很大程度上褪去了功能性的外衣，但钟声构筑的声音景观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过渡仪式”的重要场域。

在此，我们以两类代表性事件作为案例展开探讨。一年之中，江汉关最热闹非凡的时刻并非是那些黄金节假日，而是从旧年跨向新年的跨年夜。一年将尽，百年江汉关的钟声将在午夜十二点敲响，每年都有无数市民聚集于此，他们在声浪中一起倒数，期待着跨年的钟声。在人类学家范热内普看来，人生的每一处变化都需要举行仪式，需要借助特殊的情感和特殊的行为，才能使个体实现从“世俗世界”到“神圣世界”的过渡。范热内普将其归纳为“过渡礼仪”，其完整的模式包括阈限前礼仪、阈限礼仪、阈限后礼仪（分隔—边缘—聚合）三种模式[26](p10-11)。在这一“过渡仪式”中，江汉关的建筑物和广场提供了一个具身在场的仪式空间，钟声即是这场仪式过程中最重要的象征符号。人群聚集在广场上等待钟声响起的漫长又短暂的时刻即是“阈限前礼仪”，伴随着悠扬的钟声响起，这一场狂欢抵达最高潮，实现了范热内普所说的“阈限礼仪”。钟声协助个体从原来的生命状态过渡到一种特殊的状态之中——“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全新状态。怀着对新岁的美好期待，众人在这场盛大的城市声景中完成了角色、身份、心理的转换，实现了从“日常空间”向“神圣空间”的过渡。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声音景观并非是以钟声为主导的真空环境，而是包括在场者的声音在内的整体性听觉体验。

2020 年对于武汉人民乃至世界而言，注定是不能被轻易遗忘的一年。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整座城市被“按下了暂停键”。从严冬到仲春，在度过几番艰难苦痛之后，武汉终于迎来了城市解封的时刻。2020年4月8日凌晨，江汉关的钟声准时响起，意味着沉寂的城市将焕然新生。央视新闻实时报道了这一关键时刻，并对江汉关大钟滑向12点的历史性时刻予以特写镜头。江汉关的钟声以这样一种方式出现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视野中，新闻中的武汉市民站在钟声里高呼“我的武汉回来了”，钟声传达一种信号——挥手过去、迈步未来。如果说跨年夜的钟声代表着集体的狂欢，那么2020 年4 月8 日城市解封的钟声则令人唏嘘不已。无论是狂欢还是悲痛，江汉关的钟声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由此，江汉关声音景观并非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它为个体提供了从“日常空间”通往“神圣空间”的通道，被钟声浸泡的时空是充满神圣性的，这种神圣性源自钟声所引领的仪式过程。央视媒体报道的江汉关大钟楼鸣响，意味着其不仅仅作为一种地方景观，更是一种声音标记，是对共同参与城市历史的叙事。钟声里的城市时空是充满神圣性的非日常空间，钟声作为一种媒介也促成了个体、群体乃至城市的身份转变和状态转变。江汉关声景作为记忆装置，也参与了个体和城市记忆的书写。江汉关声景作为重要的介质，维系着个体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成员彼此素未谋面，不曾相识，然而他们相守相伴的意象却存在于每个个体的潜意识中。江汉关声音景观正是这样一种存在，一方面钟声作为一种信号和秩序，表征着城市现代性的开启，并逐渐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记忆中；另一方面，钟声作为一种“乡音”，建构着个体对于地方的想象和感知。其维系着人与人之间想象的共同体，稳定地建构着人们对于历史、文化、地方的认知。

四、“听”见城市：江汉关声景形塑的地方依恋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贸易和跨国交流日益增多。伴随信息技术的提升，地域之间的距离不再受限于地理因素的阻隔，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逐渐从实体空间过渡到虚拟空间，然而我们却未能如愿建构一个亲密无间的社会共同体。诚如鲍曼所言，“流动”与“液态”是现代化的底色，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城市发展是席卷乡村的，城市的发展是以不断蚕食城市边缘地区为策略的，乡村是城市发展过程中被统治的对象。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从乡村涌入城市，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并在此定居，城市的人口结构中外来移民逐渐增多；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是以经济效益作为主要衡量标准，放眼世界范围内的超大、特大城市，大多呈现出同质化的城市景观，诸如人潮拥挤的街道、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建筑、灯红酒绿的大型商业体。在快速流动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演变为盛放人与物的“容器”而非家园。对于城市发展以及人与城、人与地之间的连接关系的担忧，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派就对其展开了探讨。

“地方感”是人在情感上与地方之间的一种深切联结，是一种经过文化和社会特征改造的特殊的人地关系[27](p136)。我们在此讨论的“地方”（place）是与地点（point）所不同的概念，“地方”是注入了自我强烈情感体验和回忆的空间单位，“地方”是温情的，而地点则是无情的。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依靠经济的发展，同时需要依赖于一定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才能实现人对于城市的心理认同和情感依恋。在历史的变迁中，江汉关声景呈现出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和文化功能，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角色和功能并非是独立且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共同形塑了武汉的城市地方感。人对于环境的感知是多感官的，基于视觉体验的江汉关因其独具异域风情的建筑风貌带给人审美的享受，在一众低矮建筑物的衬托下，江汉关大楼更显得引人注目。与视觉相比，听觉更具有主观性和穿透性，站在遥远的地方，受限于视觉距离过长，我们或许看不清江汉关雄伟的外观，但是声音却可以穿透云层钻进人们的耳朵，即使是在浓雾蔽日的糟糕天气里，我们的感官也不会受制于视觉，钟声总是如期而至。因此，声音的辐射性更强，范围更广，它更容易勾起人们内心最真挚的情感和体验。

“地方依恋”最初是环境心理学用以描述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个体对于居住环境或其他环境的一种认知或情感上的联系，在心理与情感上希望融入地方，在空间上希望与情感依恋的地方保持临近的距离[27](p273-281)。江汉关声景帮助个体建立了身份认同，钟声成了所有城市居民共享的参照物，钟声作为一种符号形塑了城市居民的时空感，城市生活的节奏感是与钟声的时间感相互契合的。在当下城市噪音迭起的空间里，钟声更显得弥足珍贵。从声学技术的角度观之，江汉关声景的力量主要体现在音量和音效两个维度，钟楼如今播放的是国际通行的《威斯敏斯特》报时曲，因其作为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钟声而闻名遐迩。出于对塔钟的保护，如今老塔钟已不再敲钟，电子钟声代替了铜钟。在宁静的夜晚，武汉三镇距离钟楼较近的地方都可以清晰地听到悠扬的钟声响彻夜空。电子钟声的音效远在老铜钟之上，借助《威斯敏斯特》这一声音形式，倾听钟声的人便从纯粹的听觉体验滑向了丰富的情感体验，钟声起着“动之以情”的特殊功用。值得注意的是，钟声非是连续不间断的音乐曲调，而是伴随着声声间断，恰如心跳，直抵内心深处。因此，江汉关声景不仅包含钟声作为核心景观，更包括“无声之声”的心声，即由钟声的间隔和静默而引发的情感体验与心灵感受。

江汉关大楼作为武汉的标志性建筑物，钟声作为城市地方感的重要文化符号并非是凭空而来，它是由官方自上而下、民众自下而上所共同书写的城市叙事。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回顾了江汉关大楼作为国家文物和遗产的文化身份，在个体的叙事中，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城市文化意象也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正如武汉作家胡榴明在关于江汉关的纪录片中口述：“我的奶奶做中饭、晚饭全部听这个钟声……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坐船从宜昌过来（武汉），（不记得）有一天早上还是黄昏，有人在欢呼‘诶，汉口到了’，然后我们都拥到甲板上，我看到江汉关屹立在很突出的地方，虽然远，但是你感觉得到她的坚实和庞大。在那一天，（江汉关）就给了我最大的亲切感。”在城市个体的口述中，江汉关大楼是伴随个体成长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江汉关钟声是唤起乡愁的重要介质，在江面上遥远地望见它，便从心里知道汉口到了，武汉到了，家到了。

在当下各大城市与乡村兴起文旅融合的时代潮流下，江汉关声景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也焕发出与众不同的活力。2020 年，由中国青年群体高度聚集的虚拟文化社区和弹幕视频平台——哔哩哔哩（bilibili）与央视频共同打造的跨年晚会“2020最美的夜”在武汉开设了分会场，跨年这一仪式性的神圣时刻正是以江汉关大楼为背景和舞台，在现场主持人的带动下，簇拥着的人群在呐喊声中走向新年。借助媒介的传播，数以万计的观众共同见证了江汉关的神圣时刻，钟声引领的仪式不再局限于地域性的全城狂欢，而是走向了更大的舞台、面向更多的受众。借助新媒体技术和媒介的赋权，江汉关声景作为文化资本也将为城市带来更多的文化消费和旅游消费。总而言之，看见江汉关庄严肃穆的大楼，听见城市上空悠扬的钟声，它们共同建构了个体的地方感，形塑了人们对于城市的地方依恋。在新时代，江汉关声景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又将为城市的文化和旅游发展贡献新的力量，但无论其如何变迁，它都是承载着特殊回忆，带给人以持续稳定感、亲切感和归属感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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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2.01.009

[中图分类号]F299.24（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2）01-0079-09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创新资助项目“文化资源产业化转化研究”（2019CXZZ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长江文化暨中华传统文化研究”（30106191051）。

作者简介：刘玉堂（1956—），男，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湖北大学文化建设研究院院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雨薇（1994—），女，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生。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