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构建下的高质量发展：社会再生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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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构建下的高质量发展：社会再生产视角*
冯 娟

[提 要] 高质量发展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最终目的。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进入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是与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为此本文结合马克思需要理论与社会再生产理论，提出社会需要与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协同发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同时，在厘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本质关系基础上，从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提出实践路径。具体而言：应提高供给质量，增强供给效率，形成供给新动力；构筑合理的初次分配、公平的再分配，规范分配秩序；畅通供需匹配渠道，提升商业服务质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树立理性消费观念，推动消费结构升级，营造良好消费环境；促进国内市场国际化、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高度融合,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一、问题提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趋向于本土化、区域化和碎片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更是加剧了世界经济的衰退程度。从世界各国抗疫成效看，截至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患者超过2.6亿人、死亡病例超过530万人，尽管各国纷纷出台防控措施，并推动疫苗接种，但是由于多国应对不当所导致疫情扩散的形势依然严峻。新冠肺炎疫情并非只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而是重大“变局”因素引发的系统性危机，不仅加剧了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拉大了长期存在的健康、经济和数字鸿沟，而且因抗疫形成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将会在相当长时期成为各国经济活动与决策部署的重要考量。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在疫情大考下率先复苏，得益于党中央长期以来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政策调整。从“三期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到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这种主动调整既为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积累了经验，也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留足了政策空间。

学术界关于高质量发展研究集中于：一是内涵界定。从窄口径看，景维民和王瑶(2018)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没有稳定增长就没有高质量发展。马晓河(2018)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一个经济体(或企业)，在投入方面，能够利用创新与科技进步进行资源要素的科学配置，促进效率变革；在产出方面，能够利用科技进步与管理创新，促进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从宽口径看，张军扩(2018)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除经济范围外，还要考虑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因素。刘志彪(2018)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保持增长速度稳定和经济结构合理，并能产生社会友好型和生态友好型的发展结果。二是评价指标。从单一指标来看，蔡昉(2018)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反映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企业竞争力与创新竞争力的综合指标，能够全面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贺晓宇和沈坤荣(2018)认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为支撑，并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关键。从多维度指标来看，徐莹(2018)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内容多、涉及面广、行业领域跨度大等特征，目前由于全国统一测算方法和标准的缺乏，致使各地不同测算方法的结果差距较大，难以具有可比性，需要建立覆盖全面、内涵丰富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殷醒民(2018)认为，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下，高质量发展理念是“魂”，全要素生产率、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源质量、金融体系效率和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五大维度是“骨架”，需要相互联系、相互加强，并融为一体。三是作用机理。从要素投入来看，任保平和文丰安(2018)认为，若要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同时，推动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化，需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提高劳动生产率。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研究发现，雾霾污染降低了经济发展质量，且大中城市相比小城市敏感度更高，合理治霾既可以改善大气环境，还能助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经济运行来看，何立峰(2018)认为，迈向高质量发展要从系统性、动态性、长期性三个维度出发，把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作为衡量标准，把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作为实现途径，把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作为制度保障，把跨越现阶段特有关口和长期性关口作为努力方向。高培勇等(2020)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总括性理念，经济高质量是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输出。其中知识中产群体的扩大再生产，是工业型社会向知识型社会演进的必要条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是现代化演进的必然趋势。社会保护是为了培育知识中产群体这个核心创新动力，并激发消费的生产性，发挥公共支出的效率补偿效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发展型国家向规制型国家转变。

从现有文献来看，对高质量发展基本内涵的研究相对完善，但评价指标和作用机理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研判后疫情时期我国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文献偏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课题组(2021)认为，世界经济复苏除了依靠疫情本身的有效控制外，还有赖于中美经贸关系改变、全球价值链调整、美国拜登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变化、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也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既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问题，特别是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化和不确定性对供给体系的冲击，也有人均收入水平偏低、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以及居民最终消费率偏低所致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为此，本文基于马克思需要理论和再生产理论，在厘清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希望达成以下目标：从满足社会需要的角度，深入剖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理论内涵，为新发展阶段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挖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潜能；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推动供需互促、产销并进；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二、新发展格局构建下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
(一)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增长质量作为隐含前提，认为经济增长是纯数量增长问题，促进经济增长速度是关键。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研究产出增长率、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之间的关系，将资本积累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库兹涅茨的结构主义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过程，只有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才能引起消费者需求结构的高变化率，继而拉动生产结构高转化率。然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但没有消除贫困，反而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直到依靠技术进步的发展道路的提出，以资本、劳动、土地、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为基本要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才使西方学术界由经济增长过程转向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研究集中于：一是数量质量层面。B·Д·卡马耶夫(1983)认为经济增长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和消费品消费效果的增长。二是社会福利层面，维诺德·托马斯和王燕(2017)从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风险抵御和治理改善等方面定义经济增长质量，认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有序或平衡的扩张，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

相比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高度相似之处。它们都不是简单追求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张，而要在质量方面，如结构优化、效率提升、福利分配改善和环境代价降低等，有充分体现。然而，经济增长质量并不等同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质量是对增长速度的补充，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比经济增长更宽、更广和更深的质态要求，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和物质财富数量的增加，而且还是各种经济资源的配置及综合运用的一切结果的总和。在马克思看来，需要是人对物质资料和精神生活条件依赖关系的自觉反映。“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人的需要不仅是其一切行为活动的内驱动力，也是促使其不断发展的强大力量。通过物质生活生产，不仅创造了一个物的世界，满足于自身的需要，而且发展了自身，发展了其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能力，也产生和发展着自身与别人的关系。根据人的关系属性，马克思将人的个体发展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第一个社会形态的社会关系特征是人的依赖关系，人所具有的狭隘和孤立的生产能力，标志着其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处于低水平阶段。第二个社会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个人从一切方面去探索自然界，发现新的使用价值，引起新的需要，又通过市场把不同空间的个体联系起来，并日益成为一个总和的生产者。当这种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个体的生产能力、社会关系以及需要都得到极大发展之后，人才有可能自觉按照一个整体来行动，扬弃商品经济社会关系，自觉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据此，马克思断言，一个以自由人联合体构成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必定会到来。第三个社会形态是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是从人的个体发展看人类历史所能达到的高度，而这个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当前，我国从贫穷落后的社会生产进入了相对比较发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的温饱问题和总体小康生活水平目标已经实现。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使发展质量成为当前矛盾和问题的集中体现。从历史来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完成别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仍然是基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仍需在商品经济关系中寻找个体发展的完成方式或实现途径。从逻辑来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所需的物质条件，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生产目的除了生产工具的先进程度与物质财富的丰裕程度外，还应该到人的高层次需要的满足状况中去寻找尺度，那些最能体现或促使人的本质得到实现的需要，将成为分配经济资源、优化社会劳动和调节生产的根本遵循。因此，我国高质量发展任务是要通过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逻辑和历史统一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人的个体发展所处的阶段并没有改变，价值关系的遵循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仍然有客观的经济基础，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构建、多方面的需求满足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任务。在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目前正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定位不仅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发展，也是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还是更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发展方向要通过更有力的举措和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建设创新协同的产业体系、效率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高标准的现代市场体系、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体系、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使以“物质”生产体系为主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二)新发展格局构建下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
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深陷衰退泥潭，供需同步收缩，外加疫情加剧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中美贸易冲突，使得我国发展面临极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而少数发达国家以单边挑战多边、以强权主义挑衅规则贸易的零和思维，甚至逐步演化为对我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从全球产业链演变的历史逻辑来看，全球产业链的建构原则将由利益驱动最低交易成本的追求，转向综合考虑公共安全、节点集中度等最低社会成本的追求，全球产业空间布局出现以下发展趋势：纵向分工趋于缩短，产品生产缩回到单个跨国企业内部；横向分工趋于区域化集聚，不同企业生产回缩至一个区域内集中生产，形成产业空间集聚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2020)。面对严峻挑战，我国传统经济发展通过利用广阔大市场和土地、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获得重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再利用重工业发展的积累反哺农业，继而以国际市场转换机制沟通国内农业与重工业循环的发展战略将难以为继。唯有从我国发展新阶段、新环境、新条件和新变化出发，在危机中育先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以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才能推动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同时，于变局中开新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重点，积极参与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加快“区域范本”——RCEP自贸区的建设，持续扩大世界影响力并赢得其他国家支持，才能推动形成共享共赢的国际贸易新局面。

事实上，与小国相比，我国长期依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并不能在较短时期内通过经济现代化带动整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腾飞，反而会出现以下局面：由于少数东部沿海城市和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收益难以覆盖到全国大部分区域，外加极化效应和优惠政策的作用，全国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也向这些城市和地区流动，而其吸引的以出口为目的的外资和出口创汇积累的美元储备越多，内地或内需产业被吸走的资金和资源就越多，内地或内需产业发展就越缓慢。这种畸形的外向与内需“二元经济”，成为我国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经济泡沫、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平衡趋势加剧的主要原因。同时，我国沿海地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对产业升级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原因在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按照外国公司的技术标准、产品规格以国外消费者的需要来安排生产。一方面，这割裂了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及出口结构的内在联系，不仅出口升级失去国内需求这一重要的国家特定优势，而且还固化了本土出口企业能力缺口，造成对全球产业链的高度路径依赖，致使被锁定在知识技术低端环节的制造业企业由于成本利润和市场风险等原因，缺乏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缺乏讨价还价的必要资源，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另一方面，割裂了国内产业部门与出口部门的内在联系。卡脖子的核心技术依赖进口，不仅使本土产业丧失技术追赶的机会，而且这种靠化缘而非自主知识产权取得的技术，当面临外国技术封锁和贸易打压时，会对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以及其他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然而，这种“割裂”发展的国际大循环，仍然在内外贸不同管理体制和加工贸易差异化退税政策叠加下顽固发展，既使得外贸转型陷入困境，也使得出口动能优势难以为继。

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光明日报》，2020-11-04。这并非是后疫情时期，产业链困局或脱钩倒逼我国高质量发展被动陷入的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主动选择的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其中国内大循环，是以扩大内需为基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聚焦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供给和配套，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无效供给，扩大优质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完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通过产权结构、投融资结构、分配结构、流通结构、消费结构的整合优化，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破国内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中产阶层壮大、高质量产品税收降低和正确消费观念引导，提高现实社会的购买力，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以发展和安全为基点，转变依靠低级生产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方式，通过企业“走出去”、高级生产要素的逆向外包、中心城市的功能优化和再造，进一步加强同世界各国的联系，在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广阔市场机会的同时，打造有效利用和吸收全球高级创新要素的引力场，加速发展区域创新体系，改善国际分工地位；转变出口产品档次，通过专注某一产品价值链的某一环节→生产环节→工艺流程→技术特征→某一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原小能和石奇，2008)，培育全球细分市场的“小巨人”，打造世界一流的知名品牌，发展数字导向和知识密集型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我国中心节点的全球价值链和转变出口企业效率，通过国内大规模收购兼并重组、国际市场竞争和收购兼并，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能够引领技术变革和产业标准发展方向的巨型跨国公司，在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同时，形成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三、新发展格局构建下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依据
(一)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创造是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
从社会需要来看，它是社会生产和交换产生的需要。这种需要越必要、越多样，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就越高。社会需要之所以不断发展，是因为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生产能以自身开拓的新产品唤起消费者的需要，使消费内容更加丰富、消费结构更加复杂，但受生产发展程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对那种不可能按订货生产的东西，或需求不能现成地在市场上找到的东西，是不可能产生需求的。”(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7页。为此，萨伊得出，生产受需求限制或曾经受它限制，生产永远不能超过需求，特别是不能超过与当前市场价格适应的需求。(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7-128页。事实上，社会需要的满足始终是社会生产的强大推动力。这是因为随着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范围扩大，越能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由此造成的新的需要在再生产过程中发现和创造新的使用价值，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在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集中为英国创造了相应的世界市场，出现了对其工场手工业品的需要，这种需要无法通过旧的工业生产力来满足，而这种超过生产力的需要引起了利用自然力、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分工的大工业，形成了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

从价值形成来看，产品作为使用价值是由对它的需要来计量的，由于人类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社会分工也有了存在的必要。若一个人要生产一个商品，他的劳动本身也应该是构成社会所耗费的劳动总额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劳动应该服从于社会内部的分工。(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6页。也就是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满足社会对该商品的一种特殊需要。如果社会分工是按比例进行的，社会把它支配的总劳动，根据对每种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按比例分配给不同生产部门。每个生产部门依次确定的劳动量，才是被社会所承认的必要劳动。在此，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社会需要，决定了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价值决定规律是指，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7)《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这个规律强制着商品生产者只能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个别商品而言，超过社会必要劳动的耗费将不会被社会所承认，由此决定了商品生产者必须采取最经济、最节约的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才能争夺更有利的销售市场；对于这种商品的总产品而言，超过社会劳动时间用在生产这个总产品的数量界限，说明生产这种商品的特殊部门消耗的社会劳动已经过多了，产品的一部分没有用处，而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期，对资本有机构成和周转时间不同且拥有不同利润率的各生产部门来说，由于生产资料的固定束缚且难以转移，并不具备使利润平均化的条件。及至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资本和劳动力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通过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要素跨部门的自由流动，使资源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转移，才能在利润平均化过程中，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因此，社会需要的满足，不仅决定了社会劳动的总量投入，而且也决定了社会总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

从供求关系来看，在任何不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生产中，产品都必须作为商品来流通(纪宝成等，1993)，在资本离开生产过程并且重新进入流通时，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遇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这种限制现在不是由生产者的需要来计量，而是由交换者的总需要来计量。(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385页。供给和需求是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的基本要素，供给是能提供给市场上的产品，需求是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商品的供给量是年再生产总量，商品的需求量是社会需要量，两者都表现为一定的价值量。因此，理论上假定：在需求方面，存在着某种数量的一定社会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市场上有一定量的某种物品。但是，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变动性。(9)《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一般而言，供求变化引起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只是在流通领域中影响市场价值实现的表面现象。随着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如果需求非常强烈，供给并不增加，此时市场价格上涨到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都会赢利，社会其他部门的资金涌入，使生产规模扩大、供给增加，适应社会需求。而那些由最坏生产条件生产的大规模和大比重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就被确认为市场价值，从整个部门来看，最坏条件生产的商品占大多数，市场价值提高是平均生产条件恶化、平均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商品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增加的结果。如果供给特别充盈，需求并不增加，此时市场价格下降到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才能赢利，那些中等、劣等条件企业存在普遍亏损，不得不转产将资金抽走，使生产规模缩减、供给减少，适应社会需求。而那些由最好生产条件生产的大规模和大比重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就被确认为市场价值，从整个部门来看，那些中等和劣等条件企业要想不转产，优等条件企业要想在市场价格再度降低不致亏损，就得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个别价值，此时市场价值降低就是平均生产条件变好、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商品社会必要劳动耗费降低的结果。因此，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需要的满足，通过价格机制和供求效应的市场杠杆，调节生产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二)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创造是优化分配的重要依据
从分配本质来看，作为生产的产物，分配是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社会总产品的消费要通过分配实现，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影响分配实现程度。这是因为分配对象由生产决定，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成果的数量决定了分配的数量，成果的实体是以年产品的总价值已经存在为前提，衡量这个总价值的是对象化的社会劳动。而耗费在成果总量上的社会劳动总量，只有同这种产品的社会需要相适应的量，才是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可供分配产品数量，超过社会需要的量将不会被社会所承认。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逻辑是生产条件→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影响着分配的利益关系。这是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只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却是生产方式本身性质的体现；在生产方式确立之后，各阶级对产品的占有情况基本确定。如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物质资料的生产条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广大的劳动群众只拥有人身生产条件。由此决定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是：资本、土地、劳动并非普通的生产要素，而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在分配领域的反映；利润、地租、工资的不同收入形式，并非收入实体本身，而不过是工人新创造价值的分割。而社会需要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产品占有所满足，决定了社会总收入分割的绝对界限。社会总收入的分配比例借助工资和平均利润来自发调节，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检验着分配的合理性。这是因为社会总收入包括总产品中由工人全部劳动在本年内新创造的价值，工资是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的新价值，是维持、保存乃至扩大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求，应作为社会总收入形成后首先分配的项目，其他分配项目——利润、地租，是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不得挤占用以补偿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工资的调节由劳动力价值的平均水平来决定，利润的调节是商品总价值→总剩余价值→平均利润→一般利润率，级差地租由个别价格和社会价格之间的差额决定，绝对地租由土地产品价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决定，两种不同差额的形成是由一般利润率的调节作用所引起的。社会需要不仅从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条件方面，影响着劳动力价值，如气候自然特点和社会发展水平；而且还通过价格、供求和竞争作用于平均利润的形成过程，从而实现资本和土地要素的优化配置。在这种由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所体现的分配方式下，不同阶层、阶级和集团的互相关系及其经济地位，实质上也是对这种分配方式在经济和历史上的社会合理性的一种衡量和检验。

从国民收入分配来看，马克思认为国民收入分配是一国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V+M)的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与再生产过程直接有关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分配，形成了以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劳动收入和以资本家集团、土地所有者为主体的剥削收入等两部分原始收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必要性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也是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其从业人员和其他非生产者所必需的收入，只能通过国家对国民收入的一部分重新加以分配来实现。其中，资本主义社会预算收入的重要来源是税收(直接税和间接税)和公债，预算支出的主要去向是科学、教育、文化、国防支出和社会服务等。服务费来源是服务性行业的雇佣工人创造的新价值，去向是用于补偿物质资料消耗、支付工人工资以及形成资本家利润。经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按其最终用途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社会需要通过价格、财政、税收和银行信贷等重要杠杆，使市场分配功能贯穿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全过程，在调节不同经济主体间利益关系的同时，驱使经济主体将其所有的生产要素投向需求强度和使用效率最高的领域，继而调节生产和需求、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从而社会再生产正常运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保持总体平衡。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总量平衡是在经济波动中通过周期性危机调整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这种波动及其危机也仍然存在，但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固有矛盾，这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还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并不能随时转化为现实性，需要深入认识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规律，建立和健全基于结构总量相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和政策工具集。

从个人收入分配来看，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以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的消灭为前提，劳动时间是劳动支出的直接计量单位，个人劳动一开始就是社会总劳动，直接满足社会需要。然而在不能直接计算、分配社会劳动的社会，社会需要只有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范畴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来满足，市场配置资源方式也就具有经济和历史的合理性。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却与马克思的设想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未来社会”按劳分配原则通行的是，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页。，而在商品交换中，受供求和竞争因素影响，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二是“未来社会”按劳分配原则上是公平的，但其默认的劳动者个人天赋和能力的天然权利，以及实际存在的家庭人口数量和构成差异，致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通过积累持续不断地把本来用于消费的财富转而用于再生产，所带来的按要素分配现象虽然有利于扩大资源总量、发展生产力，但是要素所有者凭借活劳动参与分配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凭借死劳动参与分配所形成的财产差距，会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增加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需要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构建完善的市场机制，平等竞争，全面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由于机会不均等、竞争不公平等因素所导致的收入差距问题，使按劳分配趋于利益分配的均等化或平等化；另一方面，构建劳动能力促劣变优机制，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促进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发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培育；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在普遍提高人们劳动能力的同时，使人们的劳动渐趋于社会需要，并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三)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创造是唤起交换的物质实践
从流通本质来看，“它使交换价值，而且是使规定为价格的交换价值流通。”(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生产，都是为卖而进行的，商品是普遍的生产方式，货币是社会总产品交换的媒介。对商品流通来说，有两样东西始终是必要的：投入流通的商品和投入流通的货币。(15)《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9页。 只有在量上的总体规模、结构和比例以及在质上的花色、品种、规格、式样符合社会需要，才是投入流通的商品，才能进行流通。一旦产品的使用价值有一个或几个方面不符合社会需要，它就不再是交换价值，也不再是流通对象，这些为生产而生产的产品就阻滞在生产者手中，造成生产的萎缩。因此，产品适销对路是组织商品流通的最基本原则。产品的市场实现问题，实际上就是投入流通的商品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被投入流通的货币所吸纳(纪宝成等，1993)。投入流通的货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流通中的商品能否全部实现。若是流通中的商品超过了投入流通的货币的吸纳能力，那么部分商品将滞留在流通领域，无法通过市场销售来实现价值补偿。流通中的货币是由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以及货币持有者的购买欲望等决定的 “观念化”流通手段，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购买手段的职能，在必须进行最终支付时才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物。在信用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结成复杂的信用锁链，只要生产过程不断进行，商品流通加速，货币回流就有保证，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并随着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而扩大，但商品出售并不都是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堆积在转卖者手中的商品仍滞留在市场，这种实际生产与社会需要脱节导致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与实际回流脱节，一旦支付链条被打乱，无力支付的情况接连出现，信用制度和支付相抵的平衡机制遭到破坏，导致货币的极度匮乏，进而加重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因此，信用制度仍然是以贵金属货币为基础，投入流通的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需要商品流通与生产和消费保持在同一发展水平上，这不仅在于商品流通规模要与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保持适当的比例，而且在于流通的组织形式、物质技术基础及其网络状况对生产的技术改进和消费需要满足程度的提升。

从流通空间来看，抽象的市场范畴是不同于生产领域的商品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在这个领域中发生W′-G-W，并且商品所有者(在这里资本家是商品的卖者)和货币所有者(买者)表现为该市场的主体。(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9页。由此，市场的第一层含义在广义上是“以商品生产领域为中心画出的圆的半径”，反映着商品流通的地理边界扩张范围；狭义上是“交换地点、交换场所”，反映着商品流通的现实基础和保障条件。市场第二层含义是“商品所有者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反映着商品交换关系的发生广度和聚集密度。市场的空间发育并非是要消除各种市场活动范围等级的差异，而是通过正确的利益引导，使不同的市场空间集成一个有机协调的分级一体化市场(纪宝成，2016)。相对小国经济，大国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经济规模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大；工业部门体系齐全(童有好，1999)，通过制定合理有效规则来整合国内资源，发展以内需为主体的国内大循环，可摆脱规模效益与充分竞争的两难冲突，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大国国内需求的巨大规模能支撑众多产品的规模经济，形成知识溢出的外部经济，吸引高质量外资和高端人才流入，为高层次竞争优势的生成奠定高质量的要素基础。大国国内需求的多层次性能容纳众多企业，培养一批产品差异性较大的生产企业集团，而相同的资源禀赋和拥挤的产品空间使产品可替代性更强，消费者面对多样化的选择更加挑剔和专业，这又会刺激本土企业寻求更高层次的竞争优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大国形成强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能够为本国在面对国际市场波动、全球经济风险以及他国市场竞争时创造更大的回旋余地。

从流通时间来看，劳动时间是资本的生命力之源，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财富尺度。节约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一切商品生产的自觉原则。激烈的竞争迫使生产者必须尽快地生产出商品，但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价值增值领域的“时间的节约”是有限度的，在一定期间能够生产出多少产品，在一定期间资本能够增殖多少次，它的价值能够再生产和增殖多少，就取决于流通的速度，取决于流通经历的时间。(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流通时间只计量商品资本从一种价值形式转化为另一种价值形式，而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2页。这是作为生产过程的中断而起作用的，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价值形成也会随着流通时间的增加而同一程度减少。但生产不能没有流通时间，由于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在数量、质量、时间、空间、品种和价格等方面的矛盾，生产过程无论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的购买，还是商品的运输、保管、包装、销售都要有时间去完成， 流通过程持续时间的最终界限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所固有的再生产时间的自然期限。但是，商品的停顿——商品停留在过程的这一时刻，它存在于市场而不存在于工厂或私人家里(作为消费品)，即存在于商人的店铺、栈房中——只是它生命过程中的一个很短暂的时刻。(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10页。人为增设不必要的流通环节所形成的地区割据和封锁、投机动机的“非正常储备”，都会造成流通时间的延长，如果中间阶段延长，以致新商品从生产领域出来时，市场还是被旧商品占据着，那么就会产生停滞、阻塞；出现市场商品充斥，商品贬值；出现生产过剩。(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11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生产、包装、运输、销售都必须高速度，在每一个环节上必须节约时间。流通时间效率增进，意味着在劳动耗费相等时，用更多的使用价值，更高的质量，满足社会需要。不仅要通过改进交通工具、实施订单生产、及时准确传递商情信息，使商品在不同流通阶段的待售时间尽量缩短，以抵消由于生产空间距离拉大所造成的“自然损失”(宋则，2016)。而且要通过商贸流通、信用体系、金融支持的现代流通体系，使流通各环节实现合理组合和协调运转，以流通过程推动和资本本身价值量无关的新潜能，加快产品市场交换和转移速度以保持同样快或更快的生产节奏。

(四)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创造是引起消费的前提条件
从消费需要来看，它是现实的、可被满足的，对人的行为具有极大感召力和推动力的需要。作为社会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需要是社会再生产运转的经济起点，这是因为：它是人类最初进行生产的动力，人们为生存和发展产生对消费资料的需要，引起了消费资料的生产；为生产消费资料产生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引起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它是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要，影响着国民收入分配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的实现。它是交换发生的市场行为，决定着商品交换的规模、商品流通的数量和速度。它是消费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9页。的中介，上一循环过程形成的消费需要作用和决定下一循环过程中生产结构的调整，消费者迫切需要的产品生产将会增加，而消费者不需要的产品生产将会缩小甚至被淘汰，从而促进生产不断发展，促进社会再生产不断进行新的循环。同时，消费需要向消费需求转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是因为：消费需要以使用价值来衡量，消费需求是与收入和价格相联系的价值范畴。而“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的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为基础的无效的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4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存于人头脑中、无限多、具有客观性的消费需要，无法通过商品交换直接满足，唯有以价格为载体，将市场供求、竞争状况和资源稀缺情况与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有限的、具有可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有效对接，才能实现生产与一定量的社会需要相适应。

从消费异化来看，受自然属性的限制，需要的范围和满足需要的方式被限于一国文化发展水平的自然需要；受社会属性的限制，需要不是以其满足的物品来衡量，而是以社会条件为尺度，并受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带来了满足人们物质需要可能性的巨大增长，而在以高消费为特征的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却出现了需要—商品的悖论关系。这是因为消费主义盛行的消费时代，消费不仅要在结构的意义上被界定为交换体系和符号体系，同时还要在策略的意义上被界定为一种权力机制。(23)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页。这种由虚假需要和异化需要引起的无“需”而“求”的消费，其消费主体超越人的真实需要，在消费欲望激发下沦为价值增殖的奴隶；消费客体超越自然力承受的边界，在过度生产下沦为满足资本增殖需要的主体，消费主体和消费客体背离人的本质力量，在消费符号化下沦为资本链条上价值增殖的工具。从根源来看，并非在于商品本身的复杂性，而是在剩余价值规律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私人劳动并不直接形成社会总劳动。如此，社会存在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变为物的关系、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错将商品生产关系及其制约视作自然的永恒宿命，唯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使物质生产活动跳出盲目的自然必然性，处于人类的自觉调控之下。

从消费升级来看，它是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结构升级和层次提高。人们消费总是以一定的消费资料为对象，消费需要是分层次的。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将人的需要对象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并认为一旦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87页。，这是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需要不断产生，需要的内容就更加丰富，同时生产会更多样化，满足需要的手段、途径和方式也会更多样化，反过来使需要更加多样。消费升级依据的是需求上升规律，而非西方的欲望饱和规律。需求上升规律是以可实现的需要为出发点，根据社会需要安排生产，并创造条件挖掘生产潜力来满足社会需要，使满足需要的手段与需要“一同发展”。它表现为需求总量由低水平向中高水平转变，需求结构由功能型、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转变，消费需要和消费需求层次性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消费需求这种普遍意义的倾向性，并不否认个体消费需要的差异性，且随着消费内容的丰富，消费需要的层次越高，消费的选择性就越强，消费生活的个性化倾向也就越明显。欲望饱和规律是以抽象、空洞的欲望为出发点，通过主观心理评价，认为一物的边际效用是边际购买量的效用，是随着他已有此物数量的每一次增加而递减，并且这一规律暗含了不容许消费者在一段时间内性格和爱好上有任何的变化。这种边际效用规律是从个人的消费心理层面考察了人们的追求目标，表面上每个人的欲望都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但从社会整体实际来看，受不平等分配关系影响，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内变动。

四、新发展格局构建下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新发展格局构建下，我国高质量发展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再生产循环，一方面要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卡脖子”技术限制，锻造产业供应链长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完善销售渠道建设，降低流通成本，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注重消费升级趋势，培育国产消费品牌，改善消费环境，推动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动态平衡机制。另一方面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通过协调推进国内大市场与贸易强国建设，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升级内需驱动的出口体系，实施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推动形成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一)推动高质量的生产：提高供给质量，增强供给效率，形成供给新动力
1.塑造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竞争优势。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突出电子信息“增芯强屏”和机械装备智能创新，提升海工装备、工程机械、电工电器等优势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的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整体变革，全面实施质量、品牌战略提升行动，打好“数字化+”、“标准化+”组合拳；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重视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强化核心技术攻关，突出标准制定拥有权，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其次，大幅提升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有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工业设计、现代物流以及科技、金融、商务服务、电子商务、节能环保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模式创新、业态创新为重点加快服务型制造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2.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加快破除制约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体制障碍、利益格局和惯性依赖，优化劳动力市场改革，畅通人才流动渠道，完善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改革，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银行体系，完善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标准和措施，依法保护个人信息；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的机制，推动实施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完善土地征收目录和公共利益用地认定机制，推进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健全工业用地多主体多方式的供地制度；推进商品市场创新发展，构筑打击假冒伪劣商品长效机制，加强全链条标准体系建设，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

3.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创新政策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在创新主体上，推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重要创新发源地，鼓励发展一批社会化、专业化的技术转化服务机构。在创新激励上，营造良好人才生态，创新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机制，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动权。在创新机制上，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优化科技奖励项目，扩大科研自主权，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提升政府资金在R&D经费中所占比重；弘扬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营造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二)完善高质量的分配：合理的初次分配，公平的再分配，保障公平竞争
1.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健全劳动力市场，促进就业机会公平；健全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构建动态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探索以国民收入增长率和企业利润增长率为基数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知识、数据、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机制，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健全技术参与分配机制，完善公共资源占有和收益分配机制。防止由于企业行为和市场价格扭曲导致分配上的混乱及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最大程度推进分配机会公平的实现。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依法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其他要素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坚决查处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侵吞公有财产、非法证券交易、偷税漏税、走私贩私、造假贩假等非法手段牟利，逐步形成公开公正、合理透明的收入分配秩序。

2.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城乡社保转移接续、健全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平衡；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开展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同时，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善疾控基础条件，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处置机制，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制度。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制度，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和第三方评估机制，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信息公开机制，定期评估、排查、清理各类显性和隐性壁垒，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抽查、考核、公示以及第三方审查和评估机制，逐步清理并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和公平竞争的存量政策，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培育和弘扬公平竞争文化，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

(三)实现高质量的交换：畅通供需匹配渠道，提升商业服务质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1.加快培育新商品流通的载体，畅通供需匹配渠道。在直接渠道上，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商品流通是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交易关系，以商流中的商品经营环节为边界，通过去除多余或低效的销售环节来提高效率。因此，在培育新商品流通载体时，不能为了追求少环节和扁平化而盲目取消直接流通渠道，而应基于生产者的市场、需求分析能力和新技术发展，以其实际的流通效率来衡量。在间接渠道上，批零分工源于商品产销矛盾的扩大，批发商通过大规模集散，满足生产大批量小批次出售的需求；通过拆分整理，满足适应零售小批量多批次购入需求，从而实现交易集聚效应，降低流通费用。因此，在培育新商品流通载体时，不能简单地将“去中间化”等同于商业环节或批发商必要性的质疑，应基于产销分工和商业内部分工的原理，以渠道成员商品媒介效率来进行市场筛选(纪宝成和谢莉娟，2018)。

2.加快培育新商品流通的客体，提升商业服务质量。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商业模式，依托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研发和应用，推动传统商业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改造，促进供应链金融和金融科技发展，形成制造和流通全链条高效协同；以消费新需要倒逼商业配套，依托日益增长的绿色低碳消费、信息智能消费以及住房、旅游、教育、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强化商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发展“互联网+旧货”、“互联网+资源循环”；推进场景化、体验式、互动性、综合型消费场所建设，提升商业和人际互联网的全覆盖水平；加快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做强“首店经济”和“首发经济”；开发研学旅行、实践营地、特色课程等教育服务产品，构建文旅多产业多领域融合互通的休闲消费体系；促进线上线下互动、购物体验融合的一条龙服务、推动远程诊疗和家政网上预约、上门服务等新业态发展。

3.加快培育新商品流通的主体，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以技术品牌为核心，推动企业资源计划、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自动化配送等现代管理技术在流通企业的应用，完善射频识别、传感器、卫星导航、智能投递等现代技术，加快智慧化仓储管理系统建设，拓展实体店面场景化、立体化、智能化展示功能的同时，加强品牌整合传播，做好品牌内化和体验，使品牌价值得以兑现，推动流通企业做大做强，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零售商、批发商、物流服务商；以业态多元化为抓手，推进实体商业与旅游、文化和娱乐等相关产业跨界融合，加快购物中心、百货商店等经营结构调整，打造商企对接、零供对接、产销对接、批零对接、零超对接新业态，促进商品交易市场的智能化、体验化、平台化，提升流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以国际化为方向，鼓励流通企业通过全球供应链的运营合作，增强全球采购、营销能力，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通过建设境外营销、售后服务和仓储物流网络，推动国内流通渠道向境外延伸，拓展全球布局的流通网络。

(四)促进高质量的消费：树立理性消费观念，推动消费结构升级，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1.发展科学消费方式，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坚持以人的需要的满足规律为界限的适度消费，继承发扬传统消费文化的“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俭以养德”、“奢俭统一”精神的同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厘清消费价值的评判标准，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反对消费主义，加大对非法网络借贷的惩处力度，使消费者行为背后的消费心理与消费观念渐趋一致；坚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的绿色低碳消费，处理好消费领域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问题，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反对消费主义，对浪费型、污染型消费实行付费消费，征收个人消费税以抑制消费主义的蔓延；坚持以物质和精神协调统一为原则的全面发展消费，在改进消费者衣食住行的消费能力、提高人民消费生活质量的同时，培养消费者的审美鉴赏能力、识别挑选能力、产品质量监督能力；引导人民通过消费强身健体的同时，强调高层次精神价值追求，促进社会生产和人类自身全面发展。

2.加快中高端产品创新，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品工业增品种，在产品开发方面，增加中高端手表箱包、珠宝丝绸、服装鞋帽、旅游装备、厨卫用品等消费品，扩展可穿戴智能产品、消费类无人机、虚拟现实产品等消费品，提升婴幼儿配方乳粉、康复辅助器具、健身产品等健康类消费品，加大对传统工艺美术、特色食品、民族服饰、民族药的挖掘和保护；在外观设计方面，以交互设计、体验设计等模式探索创意设计与消费品企业进行业务合作，以示范性消费品时尚创意设计名城、众创空间等载体推广原创消费品品种，以工业设计评奖、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等机制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创新设计平台；在包装营销方面，通过同款产品不同等级、颜色造型系列化、绿色复用循环式以及配套组合趣味式等策略，满足消费者视觉和心理需求，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促进消费品工业提质，将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由食品农产品领域向消费品等其他领域拓展，逐步缩小与国际标准差距；加强从原料采购到生产销售全流程质量管控，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和管理体系，提高检测认证机构公信力；扩大定点生产试点品种范围，加快中西医新药、仿制药、生物类似药、儿童用药的开发，增强冷链物流对原料端消费品质量保障。打造消费品工业品牌，制定重点消费品行业品牌发展规划，持续开展工业企业品牌培育试点，加快专业品牌运营服务机构建设，完善品牌价值发现机制；支持优势品牌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3.加强市场监管力度，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完善消费品质量保障的立法建设，加快推进体育、旅游、家政、养老等服务消费领域和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标准化修订，进一步完善消费品安全法、质量促进法等消费品质量保障的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重要产品追溯信息服务体系，探索以认证认可加快生产经营企业追溯体系建设，扩大产品国家监督抽查覆盖面，完善食品药品等重要消费品召回制度；建立健全政府部门间协同监管和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统一国内和进出口消费品质量监管规制，提高内外销消费品质量安全水平的一致性。加强金融消费和电商消费维权，完善互零售业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网络零售第三方交易平台规则制定，利用网络、广播电视、维权服务点电子公示牌等多种形式公开投诉产品和服务信息，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虚假广告宣传，完善消费者个人隐私、消费数据保护法律法规，加大对侵犯消费者隐私权行为的打击惩戒力度。

(五)高质量的开放：国内市场国际化，国内国际市场高度融合，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1.促进国内市场国际化。需要国内市场在区域市场一体化、城乡流通网络一体化、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过程中，实现跨部门、跨地区、跨所有制的高效重组，提高内贸流通领域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国内商品市场基于国际贸易通行标准、规则和方式，拓展对外贸易功能，扩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鼓励外资投向共同配送、连锁配送以及鲜活农产品配送等现代物流服务领域，放宽跨国公司在华设立采购、营销等功能性区域中心的限制；促进内外贸融合发展，统筹规划商贸物流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打造一批内外贸结合、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会展平台；鼓励具备条件的流通企业与制造企业集群式“走出去”，依托海外营销、物流及售后服务网络，促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鼓励电子商务企业“走出去”，打造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提升互联网信息服务国际化水平。

2.促进国内国际市场高度融合。结合各国抗疫及疫后复苏的各自为政、贸易保护、地缘冲突等格局，世界经济将进一步加大经济融合的难度。同时，全球产业链的建构原则也将由利益驱动最低交易成本的追求，转向综合考虑公共安全、节点集中度等最低社会成本的追求，并朝着纵向分工趋于缩短、横向分工趋于区域性集聚的内向化趋势发展(刘志彪，2018)。应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使贸易激励导向由过于偏向出口部门和外商企业逐步走向公平；经常项目由长期巨额顺差逐步走向相对平衡。落实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促进边境小额贸易向大宗贸易转变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直接投资的存量调整、增强进口拉动经济的作用，大力发展东亚内部贸易投资，逐渐减少对欧洲、美国的市场依赖。进一步加强沿海、内地和东北地区经济互动，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与“一带一路”区域的联系和互动，增强城市群对高质量外资和高端人才吸引力，提高国内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充分流通的韧劲和替代弹性，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加快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步伐，使中国方案、中国议题和中国规则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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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PRODUCTION
FENG Juan

(Business Schoo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ultimate goal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At present,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which domestic cycle is the mainstay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ycles promote each other. Needs are developed with the means to satisfy them. For this reason, this paper combines Marx’s need theory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and proposes tha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needs and the four link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that meet social needs are the proper meaning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ess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 from the four link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Specifically, we should improve the supply quality, enhance the supply efficiency, and form a new power of supply; build a reasonable initial distribution and a fair redistribution, and standardize the distribution order; unblock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channel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mmercial servic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trade country; establish the rational consumption concept,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create a good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domestic market, the high integration of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form new advantage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consumption

* 冯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sky6960017@163.com。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李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