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下的中国财政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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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下的中国财政理论发展*
邓力平

[提 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梳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伟大理论成就，并重点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本文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回顾党领导下我国财政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建立；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形成；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构建；四是结合笔者的长期研究提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的一些认识。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财政实践；中国财政理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202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面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进程取得的伟大实践成果，深刻总结了建党百年来积累的“十个坚持”历史经验，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理论成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明确了“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件。(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11-17。 作为在国家治理中起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财政，长期以来始终在党的领导下与党的百年历程同发展共前进，当前也要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紧密结合，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从党的奋斗成就与历史经验中汲取中国财政理论发展的智慧和力量。建党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都对应着党领导人民奋斗所创造的伟大历史成就，也都要求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实践与理论的同步发展，财政也不例外。由此，本文立足党的百年历史经验和深远意义，重点领会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中国财政实践与理论发展，并结合笔者对中国财政理论体系的长期研究，力图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添砖加瓦。

一、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立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从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到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从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毛泽东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指明了正确方向。在此过程中，承担重要财力支撑作用的中国财政也在逐步发展中形成了社会主义财政的独有特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武装夺取政权革命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等革命任务，决定了这一时期财政的首要任务是为支援革命战争、保障军民供给、巩固红色政权服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等论述(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846页。，为当时的财政发展导向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指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解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财政的职能作用开始从保障供给转向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服务。不论是毛泽东同志强调的“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0页。，还是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4)《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12-31。，都迫切要求社会主义财政在历史基础薄弱和资源条件匮乏的情况下，发挥其在推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目标中的作用。简言之，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的指导，是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财政理论的重要特征。

基于此，老一辈财政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围绕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展开深入讨论，并针对财政的职能作用形成了“人民财政”、“计划财政”、“建设财政”、“稳定财政”等理论(邓子基，1984；许毅，1984)。“人民财政”理论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特征，认为党领导下人民共和国的财政要始终坚定人民立场，事实上遵循的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原则的理论指导。这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社会主义财政区别于西方财政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显著特征和鲜明特色。“计划财政”理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职能定位，其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经济运行困难、资金严重短缺、工业基础薄弱的困境，只有通过计划对财政收支进行统一分配、统一管理，才能促进再生产顺利进行，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建设财政”理论是与计划经济体制背景和“统收统支、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安排相适应的，强调财政收支活动要体现国家意志，将财政资源集中分配到生产和建设领域中，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这是与资本主义财政的根本区别之一，资本主义财政脱离物质生产领域，基本不参与生产。而社会主义财政参与物质生产领域的产品分配，其生产包含着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人民谋福利的生产，与“人民财政”理论不谋而合。“稳定财政”理论认为，社会主义财政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财政，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而不像资本主义国家有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这种体制安排下，既能够确保社会主义财政的稳定可靠，又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平稳进行。

回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应该看到这些理论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再生产理论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原则，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财政规律的要求，为当时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此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大成就。这些重大成就当然就包含着这一时期财政的重大贡献，也体现了对应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为我们全面、历史、客观地评价这一时期的财政理论提供了指引。前些年，我国财政理论界对改革开放前这一段时期的财政理论评价较为不足，往往将这些财政理论简单地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不敢予以必要的肯定，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把握：一是在百年征程中体现本质属性、必须长期坚持的财政理论，这就是人民财政理论。这一理论始终坚持的人民立场，虽经历了具体表述上的调整，但高举人民旗帜的人民财政理论在新时代依然焕发勃勃生机。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起来的、在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财政理论，这就是建设财政和稳定财政。这些理论在解决新中国成立后一穷二白困境、助力新中国站稳脚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等方面给予了强大理论支撑，必须予以肯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财政就是建设财政，虽随时代发展表现形式可以且必须有所调整，但其本质特征依然相同。我们今天坚持的发展财政，就是建设财政在新阶段中的表现。三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发挥过作用、目前已经不适应资源配置方式变革的财政理论，这就是计划财政。对于这一理论，我们既要肯定其历史作用，又要认识到资源配置方式变化对该理论的扬弃。简言之，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的全面辩证认识，将有助于我们始终如一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下推进中国财政理论向前发展。

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
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后期，党及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相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取得了很大突破。随后，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讲话进一步指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这一论述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最终实现了“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重大突破。正如《决议》所明确指出的，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11-17。 我国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一成功经验，既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性，又释放了市场经济“供求决定、价格导向”的资源配置活力。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为我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路径。与此相对应的，是相继完成的“放权让利，分灶吃饭”、“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两步‘利改税’，利税分流”、“简化税制，合理分权”、“收入分享，税费改革”等财税体制改革，开启了由集权型向分权型管理体制过渡、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新路径。这些财税体制改革，都是财政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念相结合的产物，既有赖于财政理论提供的有效支撑，也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发展。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引领，理论界在一般公共财政理论和中国国情特征的基础上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运行规律，逐步形成了既考虑市场经济共性又注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性的财政理论框架。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公共财政理论，回答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财政改革问题。这一理论也是理论界在思想交锋、学术辩论、各抒己见、求同存异中逐步形成的。早期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引进，曾引发我国财政学界老一辈学者和中生代学者对“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的激烈理论争论。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分配论”产生于计划经济背景，其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是完全体现国家意志的财政职能发挥，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也有学者认为，“公共财政论”强调的市场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弥补市场失灵观点，否认了财政的国家主体作用，无法解释财政在我国重大战略任务中发挥的保障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财政实践的深化，绝大部分财政理论工作者都认同，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努力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的公共财政方向前行，要在中国制度安排和国情制约下促进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等的有机统一。这些财政理论的发展，是老一辈财政理论工作者和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中生代财政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而站在今天这个时点上，我们要总结的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理论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成果，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下的财政理论发展。

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交织，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新要求新特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此次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确立了这一思想的指导地位，指出这一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11-17。

笔者认真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主要学习体会是：其一，这一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现为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回答中国难题。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开创性解决新时代中国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和矛盾风险挑战等实际问题，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我跃升。其二，这一思想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体现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回答时代问题。即在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与时俱进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提出了应对时代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其三，这一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体现为赋予中国底蕴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做好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就必须结合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凝聚新时代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持续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中华民族最突出的优势，不断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中国精神，始终发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时代力量，形成了最基础、最广泛、最深厚的文化自信，在新时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一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1-11-17。而我国财政也在提升站位中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在财政体制改革上，从预算体系中的强化预算编制、促进支出标准化、增强预算约束、加强绩效管理、实施中期财政规划，到税收制度中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资源税从价计征、消费税调整征收范围、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开征环境保护税，再到央地关系中的基本公共服务、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都表明我国现代财税体制的加快形成。在现代财税体制建立的进程中，诸如推进财政管理法治化、深化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推进政府会计改革等一系列举措，提升了新时代我国财政管理水平。应该看到，这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财税改革措施，不仅在促进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加强党的建设、促进社会发展、维护大局稳定作出了应有贡献，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财政实践。不论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还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十个明确”和“十三个成就”，我国财政政策安排和财政体制改革既应对了新时代中国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又融入中国国情、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要求加以创新发展，都内在地包含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对财政发展的要求。

基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领悟以及新时代以来我国财政的现代化实践，理论界围绕如何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归纳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这一体系至少体现了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强调国家财政的本质特征和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伴随着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得以明确，我国财政改革和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相联系，既在更高站位上发挥财政基础性和支柱性作用，又对财政的效应发挥与职能定位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是对传统“国家分配论”坚持国家主体观点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基于新时代新特征对国家财政治理本质的创新性研究。其二，强调“以政领财，以财辅政”、“立足财政，走出财政”等理念，强调财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定位要求财政的职能作用发挥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更要跳出经济领域，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核心内容的坚定践行。《决议》概括的“十个明确”核心内容，包含了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市场与政府关系、新时代强军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从严治党等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都要求财政实践和财政理论要不折不扣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其三，强调对中国财政发展道路的强大自信。从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以来，财政理论界往往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财政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来解释并指导中国财政实践问题，这是我国在“富起来”阶段引入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而随着进入“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在财税体制改革和财政收支管理方面的创新性做法和理念，更多地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的“个性特征”，对应的财政理论也开始提倡用中国的财政理论讲好中国财政故事，形成具有中国实践特征的财政理论。比如，政府过“紧日子”使得人民过好日子、发展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大国财政、明确财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税收为政治和大局服务、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中增加赡养老人支出项等安排，都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由此，新时代的现代财政理论主张要增强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中更突出个性，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财政工作实践构建起现代财政制度和理论的中国话语体系。我们这一代财政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指导下，结合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伟大成就和财政具体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

四、持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贡献力量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指引下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是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这既是老一辈财政理论工作者对我们的期盼(陈共，2020)，也是我们这一代财政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笔者长期围绕我国财政工作实践经验展开深入思考，并致力于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贡献力量。改革开放之初，笔者肩负着财政部门老领导与财政理论老前辈的重托，到发达国家研究财政理论，始终秉持立足国情放眼世界的理念，在比较研究中把握中外财政的共性和个性。1996年回国后，笔者很早就明确提出我国财政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面向世界”的观点，并较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的理念来归纳我国财政发展的特征。从改革开放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笔者始终沿着这条道路在不断努力，并先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的“四位一体”研究思路、“五大特征”分析框架和“财政系列观”理念体系(邓力平，2020)，一路走来始终坚定不移地为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而努力。

围绕改革开放时期的财政实践，笔者深入领会与思考，从国体政体、配置方式、所处阶段和涉外程度四个主要维度把握我国财政发展的特点，认为中国财政应该是国家财政、公共财政、发展财政和统筹财政的有机统一，并逐步形成了对财政发展之“四位一体”的研究思路。从国体政体来看，我国财政体现了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特征，既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政体与基本制度对财政发展的基本要求，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对我国财政发展的决定性与引领性作用。基于此，笔者用“十八字”来概括国家财政的基本特征，即“六字”基本职能(配置、分配、稳定)、“六字”奋斗目标(稳固、平衡、强大)和“六字”实现方法(生财、聚财、用财)。其中国家财政的分配和稳定职能既与老一辈财政理论工作者提出的“国家分配论”、“稳定财政”等理论一脉相承，又结合新时期发展特点进行了完善与拓展。从配置方式来看，强调的是特定资源配置方式对国家财政表现形式的要求，意味着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国家对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时，财政就必然要适应市场经济对国家财政的要求，即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基于这些判断，笔者逐步形成了“四层次公共财政”、“三个同心圆”与“交叉提供”等一些既反映公共财政一般、又立足中国国情的独特观点。从所处阶段来看，笔者认为财政活动与安排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依然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发挥财政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正确把握好“促进发展”与“保障民生”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发展财政”的观点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建设财政”理论不谋而合，两者都是始终坚持财政要介入经济社会发展领域。过去的“建设财政”强调的是财政要介入生产建设领域，笔者的“发展财政”则是强调改革开放时期和当前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的财政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从涉外程度来看，笔者坚持财政要适应国家对外开放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基本要求，坚持以“统筹内外两个大局，服务国家发展全局”作为研究中国特色涉外财政的出发点。站在今天这个时点上，笔者认为上述基本判断既符合当时特定时期的要求，也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发展的本质特征与客观进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时代主旋律对财政发展的期盼，这自然要求财政发展顺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新要求，以财政体制改革来推动财税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不断前行。基于此，笔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四位一体”思路的基础上，加上了推动国家财政体制完善、成熟与成型的内在力量，即财政的改革性，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公共财政、发展财政、改革财政和统筹财政相统一的“五大特征”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综合考虑了决定我国财政发展的国体政体、配置方式、所处阶段、前进动力和涉外程度五大要素，为新时代研究新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当前笔者仍沿用这一分析框架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改革与发展进程，并在实践中结合新时代发展新特征与新要求，不断为丰富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贡献力量。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十三个坚持和完善”要求，既有对财政发展方向和原则的制度规定，也有对财政服务大局、促进国家制度成型的任务要求。由此，笔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从我国财政发挥的职能作用入手，在对自己已有研究回顾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财政系列观”理念体系。通过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的“十个明确”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十三个成就”的领悟，笔者认为“财政系列观”符合当前我国财政的发展与站位，有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构建。这里仅以“党管财政”、“人民财政”、“市场财政”和“文化财政”为例展开具体说明。

其一，“党管财政”理念作为“财政系列观”之首，强调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我国财政事业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财政实践的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核心内容的首位，明确了新征程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社会主义财政事业中的举足轻重作用。全会进一步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11-17。从财政角度来理解，就要在新时代始终坚持“两个确立”，在思想上、实践上坚定地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地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财政工作的指导作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财政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其二，“人民财政”理念强调社会主义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属性和发展思想，既是对百年来人民立场的一以贯之坚持，也是对新时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与时俱进发展。笔者始终坚持“人民财政为人民”是中国财政的本质属性，无论是建党以来始终强调的“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还是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政策运用有利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致力于增进人民福祉的出发点始终不变，变的只是与经济体制变革相适应的、随着时代要求不断发展完善的财政体制安排。在社会主义加计划经济的年代，“人民财政”与“计划财政”相伴而行，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上，“人民财政”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共财政”相适应，不断体现中国特色。进入新时代后，当我们在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新认识后，“人民财政”本质属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联系得到了前所未有巩固。

其三，“市场财政”理念是市场经济体制对应的财政定位，这里特指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应的财政定位。其中理解的关键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对财政的要求又是什么？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坚持一般共性的前提下，还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坚持人民立场与市场经济是高度统一的，财政作为人民政府发挥重要职能的经济活动，既要使市场经济迸发出无限活力，又要使人民群众享受到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初级阶段体现为“两个毫不动摇”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所有制度的一致性，而财政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要在财税体制改革和财政政策安排中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三是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重要政策目标。由此，社会主义财政就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中为推动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贡献力量。四是能够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制度性优势相匹配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财政是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手段，同时也能同市场经济结合并高效发挥作用，这就要求社会主义财政发挥能动作用，更好地为实现人民利益服务。

其四，“文化财政”理念研究的是文化与财政的关系，这是近年来笔者基于对“文化自信”、“文化多样性”等在财政领域中的表现的学习体会，这次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后又有了新的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其重要原因是这种制度性优势和体制性安排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和文化传承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提升，社会主义财政与文化建设的联系日益密切。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围绕“文化自信”作出系列重要论述，从历史创造的厚度上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而此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也高度评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些都要求我国在新时代建立的现代财政制度要注重“文化自信”的要求，既要以文化这一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财政发展，又要运用财政政策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时，在多元文化交融、碰撞与共存的国际格局中，还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底蕴和实现这一共同价值的中国方案为基础，在与资本主义现代财政的并存与竞争中，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财政及其发展道路的高度自信，不断展示我国财政的优势。

我们这一代财政理论工作者，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走在新时代的大道上。回顾百年来党领导财政工作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指引下不断前行的财政实践与理论体系，本身就是百年党史的重要内容。这一进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一以贯之坚持和与时俱进创新的逻辑脉络清晰可见。一路走来，笔者有幸参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提下对“国家财政”、“人民财政”、“党管财政”等的发展和对“公共财政”、“发展财政”、“改革财政”、“现代财政”等的探索，也有幸在新时代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继续奋斗。笔者和所带领的团队始终积极奋斗在财政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过程中，深感在中国大地上发展的财政理论一定是立足于中国财政实践、根植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精华的理论。本文研究的结论就是一句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远是中国财政理论前行的指导思想。在新时代中，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笔者长期躬耕于此，必将继续执着追求。

参考文献

陈共，2020：《财政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邓力平，20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系列观》，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邓子基，1984：《社会主义财政理论若干问题》，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许毅，1984：《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而作》，《财贸经济》第10期。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SCAL THEO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DENG Li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National Accounting Institute)

Abstrac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mbe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s centenary journey, highly affirmed the grea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three leaps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expounded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Guided by the spirit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public financ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y, and studies it from four aspects. First, establishing fiscal theory of Chinese socialism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o Zedong Thought. Second, forming fiscal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rd, building the fiscal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ourth, combining with the author’s long-term research and putting forward some cognitions for building the fiscal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China’s fiscal practice; China’s fiscal theory

* 邓力平，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邮政编码：361001，电子信箱：dlp@xnai.edu.cn。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李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