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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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李 真 刘永清

［提 要]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深入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有效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其影响机制是通过学习效应实现的。本文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生产率的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更换贸易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关键词]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外直接投资概率；Logit模型

一、引言
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洪流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但近年来贸易摩擦频繁发生，致使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赵永亮和孙华平，2021）。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出台，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此外，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利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疫情或将加剧部分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进一步提高全球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谢杰等，2021）。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我们必须要积极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风险与冲击。同时，在“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然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和质量还有较大的增长及提升空间。值得关注的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是否会显著影响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的实现?作为投资决策的微观主体，企业将受到怎样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研究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是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Handley（2014）将经济环境不确定性（Bernanke，1983；Dixit，1989）扩展到贸易不确定性领域。由此众多学者围绕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展开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主要有一阶差分、关税差值法和文本选取法三种方式

（Handley，2014；Pierce＆Schott，2016；Feng et al.，2017；Handley＆Li mão，2015）。其 中，Handley（2014）在WTO框架下，推导出约束关税与最惠国关税下的行业收益，再将两种收益进行一阶差分，从而得到TPU指数。Pierce＆Schott（2016）将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关税与非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关税作差，用关税差额衡量TPU指数。但是这两种方法并未将宏观经济波动、企业对政策变化预期等因素纳入考虑。而Huang＆Luk（2020）参照并优化了Baker et al.（2016）的文本选取法，得出更综合、全面、客观的TPU指数，能更好地捕捉国内政治冲击和国际宏观环境所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龚联梅和钱学锋，2018）。第二个角度主要集中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微观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在宏观经济效应层面，现有文献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的影响。该影响是通过扩展边际展开（Feng et al.，2017），还是借助集约边际展开（Osnago et al.，2015；钱学锋和龚联梅，2017），亦或通过二个渠道同时展开（Handley，2014），这些研究尚未达成共识。除此之外，有学者关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就业等方面的影响（Pierce＆Schott，2016）。在微观经济效应层面，现有文献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率（Handley＆Li mão，2017）、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咚家栋和李胜旗，2015；李敬子和刘月，2019）、成本加成率（谢杰等，2021）、企业储蓄率（毛其淋和许家云，2018）、企业生存（郭晶和周玲丽，2019）以及企业进口（毛其淋，2020）等方面的影响。

与本文相关的另外一类文献研究主要围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展开（饶品贵等，2017；陈撒默等，2019），其研究结论尚存争议。也有学者尝试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Handley＆Li mão（2015）构建了理论模型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及出口决策的影响，并借助葡萄牙加入欧共体后的企业微观数据予以检验。孙林和周科选（2020）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例，探讨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选择的影响。

以上文献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以多边贸易体制为切入点，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研究仍然较少，本文将沿此方向进一步探讨。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做出的边际贡献有：第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对外投资的关系，而本文基于多边贸易视角，利用全国较大样本数据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概率的影响；第二，本文深入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对外投资概率的渠道和内在机制；第三，本文从整体上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投资选择的影响，还通过进一步分组检验，验证了上述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从企业微观层面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并检验内在的影响渠道和机制。本文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为主要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本文基于Mundell（1957）的贸易投资替代模型及Handely（2014）的理论分析，深入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机制。

Mundell（1957）的研究发现贸易壁垒的存在会刺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或增加，而投资会进一步抑制出口。换言之，当贸易环境恶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会产生一定的贸易壁垒并相应提高贸易成本。为了绕开贸易壁垒，规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在不考虑退出该国市场的前提下，部分企业可以通过在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增加预期收益。此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将对出口产生替代效应。因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有可能会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概率。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还会通过学习效应渠道影响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选择。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能够结合当地在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形成的先行优势，对接当地的生产标准和需求，改进生产技术、工艺流程，引入先进生产设备，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或合作等方式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生产效率，实现学习效应（钱学锋等，2011）。研究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借助学习效应不断加快投资步伐（Hel-p man et al.，2004；田巍和余淼杰，2012；Tian＆Yu，2020）。但是，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往往会面临一定的外来者风险（Zaheer，1995），导致企业在熟悉目的地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获取有效市场信息时，需投入大量成本（余淼杰和高恺琳，2021）。此时，企业获取的出口经验则可以帮助其尽快熟悉当地的政治经济制度及风俗文化，了解市场需求及相关标准，有效地降低企业投资风险，大大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概率。然而，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将会延迟进入或退出出口市场，其与当地企业竞争或合作的机会也将减少，学习效应受到抑制，企业的生产稳定性下降，企业生产率及市场竞争力随之下滑（Greenaway＆Kneller，2008）。而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之一，企业竞争力优势的下降将会抑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愿。换言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引致企业生产率的降低及其竞争优势的弱化，同时恶化了出口目的地的投资环境，最终可能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下降。基于上述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后文将采用相关数据予以检验。本文提出以下基本假设。

假设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有提升或抑制的作用。

假设2 如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最终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提升，该影响机制将通过投资的替代效应实现；如果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下降，则是通过学习效应实现的。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渠道是既定的，但由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行业要素密集度和企业生产率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企业生产及经营活动亦会具有一定的差异，企业对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敏感度和反应。因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概率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

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冲击时，国有企业由于具有政策及资源禀赋的优势，其搜集、获取、加工信息的成本相对较小，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因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的冲击相对较小。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对政策变化的敏感度较高，策略调整较为灵活，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拥有的资源较少，承受风险的能力也相对较弱，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度较强。

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发生变化时，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对其反应敏感度也不相同。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相较于国外市场，国内竞争压力更大，其进入出口市场的成本反而更低（田巍和余淼杰，201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国际化模式决策产生较大冲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将发生明显变动。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资本相对丰裕，往往具有一定对外投资规模和优势，其投资概率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度相对较弱。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典型特点是创新能力强、生产效率较高，由此企业对外投资选择相对积极。但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生产率优势又面临被弱化的风险，三者相较而言，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对外投资选择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度居中。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生产效率不同的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意愿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高生产率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拥有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其成本加成空间较大，具备较强的实力应对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冲击和风险。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对其行为选择影响相对较小。而低生产率企业则刚好相反，其国际化路径相对狭窄，企业行为选择对政策变动敏感度较强。

假设3 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所受的影响会根据企业所有制类型、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企业生产率不同而呈现出异质性。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计
本文为验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投资选择的影响，参照饶品贵等（2017）和刘莉亚等（2015）的模型构建方法，构建二元Logit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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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各企业和年份。核心解释变量pt pu t表示第t年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χ为其他控制变量，反映微观层面的其他变量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τj为行业虚拟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服从正态分布。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of di是一个二元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具有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ptpu，是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指数。该指数越大，则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大，反之越小。该指数的计算方法主要参照饶品贵等（2017）的研究，将月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转化为年度算数平均数后，再除以100即可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网站公布。①https：／／economicpolicyuncertaintyinchina．weebly．com／。

3.控制变量的选择。（1）全要素生产率（ln tf p），将采用LP方法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取自然对数表示。（2）利润总额（tprof it），采用企业利润总额的自然对数表示，用以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3）研发投入（RD），采用企业研发投入占企业总营业支出的比例表示，用以反映企业研发创新能力。该比例越高，表明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4）企业管理水平（manage），采用企业管理费用占营业总收入的比例表示。该数值越大，企业管理投入越高，意味着企业管理水平越高。（5）所有制虚拟变量（soe），如果企业是国有企业，soe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参照聂辉华等（2020）、王朝阳等（2018）的研究，并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原因主要在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是时序变量，控制时间变量易导致多重共线性。本文根据行业代码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微观企业数据分布于2007—2015年，样本主要来自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具体而言，将《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中企业全称与国泰安CSMAR中上市企业全称进行匹配，获得初始样本。随后，剔除ST企业、*ST企业和PT类企业，剔除金融类上市企业，即获得2007—2015年区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共4 618个样本观测值。考虑到观测样本中离群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对样本数据中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缩尾处理。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该指数源自2007—2015年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月度指数（TPU指数）。TPU月度指数由香港浸会大学Huang＆Luk（2020）编制，通过对《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日报》等十家报纸中的文章进行关键词搜索，筛选出包含关键词的文章，数据整理和相关统计工作完成后，再将所得数据标准化处理，进而得到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本文将月度指数转化为年度指数后使用。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利用混合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1列（1）和列（2）报告，混合回归结果和边际效应结果。混合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ptpu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呈负相关关系，意味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将会降低，反之则会提高。边际效应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每增加1单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就会降低23.8%，也进一步说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初步验证了本文假设1。该抑制作用存在的原因可能是，在2007—2015年期间，金融危机造成的一系列不良后果使各经济主体普遍受创，使其更加偏向采用贸易保护政策，进而推动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贸易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企业既无法衡量投资的预期收益，还受到对外直接投资成本的限制，只能暂缓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发生。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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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括号内数字代表稳健的z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根据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分析，全要素生产率（ln tf p）的混合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够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愿，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边际效应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ln tf p）每提升一个单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将提升6.1%。企业生产率提高，生产成本也随之降低，企业获利空间及市场竞争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抵抗风险的能力也相应提升，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成本约束有所下降，其对外投资意愿增强。同时，混合回归结果显示，利润总额（tprof it）、研发投入（RD）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盈利能力越强、研发投入越高，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从边际效应结果来看，利润总额（tprofit）和研发投入（RD）每提升一个单位，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分别提升3.2%和0.5%。利润总额增加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提升，可支配资金日趋充足，企业更容易克服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成本压力，对外投资行为选择将更加自由。企业研发投入增加，使其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品创新进程加快，以创新为核心的产品竞争力也相应提升，有效降低了企业的投资风险，加速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过程，对外投资概率由此上升。此外，企业管理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概率也呈现正相关关系，意味着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有助于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愿。

(二)内生性分析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选择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是从理论层面分析，可能性较小。因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影响企业的出口环境，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或减小时，企业出口环境随之变化，进而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选择。反向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受国际关系、经济发展状况等宏观变量的影响，微观企业的对外投资意愿难以直接影响他国贸易政策，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将不予考虑。参照现有文献，本文选取两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工具变量：第一，采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滞后一期作为当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工具变量。第二，借鉴王义中和宋敏（2014）的方法，运用Baker et al.（2016）创建的方法，选取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untpu）作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系统考察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表2列（1）呈现变量滞后一期的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仍然显著为负。同样表2列（2）展示加入工具变量的结果，核心解释变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仍然显著为负，意味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上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将会下降。初步验证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表2 内生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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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

1.更换TPU测算方式。除使用年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表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外，本文还通过计算年度几何平均值和年度中位数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并对全样本进行了再检验。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观察到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测算方式后，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由此得出结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上升会使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下降，与预期相符，与前文回归结果分析一致，模型具有稳健性。

2.保留连续经营企业。为了排除企业不连续经营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保留了连续经营5年以上的企业样本进行再检验。从表3的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再一次验证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抑制作用，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

3.添加其他控制变量。考虑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产生影响，本文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纳入基准模型当中，观察实证检验结果。具体而言，本文借鉴Huang＆Luk（2020）的方法，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报告在表3列（4）。结果显示，在添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之后，核心解释变量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4.替换计量模型。基准回归使用了Logit模型进行检验。进一步地，本文使用Probit模型予以再次回归。表3最后一列报告了回归结果，在替换为Probit模型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再一次印证了本文的基本结论。

表3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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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机制检验
上述分析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抑制作用，但并未进一步分析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根据前文影响机制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通过学习效应降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愿。本文建立计量模型，通过设置中介变量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机制。

本文选取全要素生产率（ln tf p）来刻画学习效应，并利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中介效应，结果见表4。表4列（1）显示间接效应为－0.012，虽然系数不大，但是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部分中介效应成立。总效应为－0.327，且在1%水平上显著。根据模型回归结果看，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确会通过抑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抑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换言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机会减少，学习效应随之减弱，致使生产率下降，进而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降低。至此，理论分析中的假设2得以验证。

表4 影响机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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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异质性分析
前文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但并未深入分析检验不同企业所受影响的差异。本部分将从企业所有制类型、行业要素密集度和企业生产率三个方面分别建立标准，依次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影响的异质性效应。

1.所有制类型异质性。企业所有制类型对企业的生产及经营决策具有较大的影响。本文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予以分组回归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核心解释变量ptpu的回归系数和边际效应都显著为负。这就意味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将会下降。但根据国有企业的边际效应与非国有企业的边际效应对比结果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每上升1个单位，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下降19.3%，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下降27.1%。这说明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更大。国有企业受影响程度较小的原因可能是，其较容易获得政策或资金的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不利影响。而非国有企业对环境和政策的变化更为关注和敏感，自主性强，经营相对灵活，也能更积极主动地调整策略以适应环境和市场的变化，不断提升生产率、保持核心竞争力以保证自身长远发展，因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影响程度也较大。综上所述，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意愿将受到更大的影响，前文假设得以验证。

表5 异质性检验:所有制类型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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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要素密集度异质性。为验证前文理论分析部分的相关假设，本文借鉴鲁桐和党印（2014）的做法，将行业分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三类。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选择的影响。从表6显示的结果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均产生负向影响，但企业所受的影响程度存在异质性。如果仅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边际效应变化程度出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每提升1个单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对外投资概率下降28.5%，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概率下降18.6%，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下降22.2%。相比较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程度最大，技术密集型企业所受影响程度次之，资本密集型企业所受影响程度最小。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资本密集型企业本身具备较为充足的资金，投资经验相对丰富，成本控制能力更佳，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的能力较强，因此受政策变动的影响程度也较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和生产率较低，市场竞争力较弱，导致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远没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强，最容易受到政策变动的影响。而技术密集型企业，本身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面临政策变动冲击，其学习效应下降又制约了生产率优势的发挥，所受影响程度在三类企业中居中。综上所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具有抑制作用，该抑制作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强，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最弱，前文假设3得以验证。

表6 异质性检验:行业要素密集度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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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为验证前文理论假设，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中位数为划分界限，将企业划分为高生产率企业和低生产率企业。根据表7中的Logit回归结果看，无论是高生产率企业组，还是低生产率企业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降低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对高生产率企业来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每提升1个单位，其对外投资概率会降低20.6%。对低生产率企业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每提升1个单位，其对外直接投资概率会降低23.7%。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高生产率企业具备先进的技术水平，部分企业凭借其较高的生产率和竞争力居于业内领先水平，这种企业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强，贸易政策变动对其产生的影响程度偏小。对于低生产率企业而言，学习效应的正向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其风险抵御能力较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更易对其产生负向影响。

表7 异质性检验:企业生产率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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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2007—2015年的中国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企业会推迟进入出口市场，权衡预期收益与成本。由于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风险和困难增加，企业的学习机会下降，生产稳定性下滑，其生产率及竞争力的提升均受到抑制，进而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愿。同时，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该抑制作用是通过学习效应产生的影响。通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生产率的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概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从所有制类型来看，国有企业受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大，受影响程度较小。从行业要素密集度来看，资本密集型行业受影响程度最小，技术密集型行业受影响程度居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影响程度最大。从生产率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生产率企业影响程度偏小，对低生产率企业影响程度偏大。

本文结论具有以下启示：第一，中国经济贸易实力大幅提升，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全球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显著，面对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应积极倡导健全国际贸易合作新制度，为建立公平公正、互利共赢的国际贸易机制提供可行性建议。第二，政府给予企业更多的创新政策支持，分类培养创新型、技术型、学术型人才，加大产品技术开发、工艺创新的专项扶持资金力度，对中小创新型企业给予更多惠企政策，营造创新氛围，实现企业创新力、竞争力的不断迭代，以便更好地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第三，政府及行业协会等帮助企业搭建信息管理及交流平台，使其及时获取投资所需的有效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投资成本，助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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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FFECT THE PROBABIL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OFDI

LI Zhen LIU Yong-q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Based on the micro-level enterprise data，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 mpac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probabil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OFDI．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the reduction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OFDI of enterprises through learning effect．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choices of OFDI of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types，different factor intensities and different productivities are significantly heterogeneous when they are i mpacted by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The findings are valid after considering the endogenous problems and replacing the measuremen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Key words：trade policy uncertainty；probability of out 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 ment；Logit model

* 李真（通讯作者）、刘永清，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邮政编码：250014，电子信箱：lizhen＿sdie＠163.com。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GJ034）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刘舫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