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监督情境下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奥鹏网院作业

不同监督情境下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蒋樟生

[提 要] 近年来,“三农”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为了应对外部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多重压力对农业升级与发展的影响,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本文从政府干预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两种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重点分析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以及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参与公司外部治理这两者所发挥的不同监督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 (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一致。政府补助产生替代效应,税费返还则产生互补效应。第二,持股监督(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升)能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能增强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第三,审计监督(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意见)会减弱政府补助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会减弱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适宜的创新支持政策,以及合理发挥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内外部治理作用,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

[关键词] 政府补助;税费返还;持股监督;审计监督

一、引言
为了应对外部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多重压力对农产品的严峻挑战,农业企业的生产技术必须进行变革与创新 (Miao et al.,2016)。为了降低农业技术创新投资的较大不确定性,政府部门制订了多种支持政策来引导和鼓励农业企业进行生产技术创新,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_。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①于石:《为农业插上科技翅膀》,《人民日报》,2019-03-25。 农业上市公司是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关键载体。其创新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在新时代,政府要加大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激发我国农业企业的创新活力,使其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及提高农民收入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已有学者考察了农业生态补偿政策 (Liu et al.,2020)、农业信贷政策 (罗屹等,2020)、农业财税政策(Latruffe et al.,2017)、农产品价格损失补贴政策 (Alizamir et al.,2019)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作用机制。这些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奠定了一定理论基础。从现有成果来看,关于农业上市公司的不同监督方式对不同创新支持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机制研究很少。本文在探讨不同创新支持对各区域农业现代化影响的基础上,以2009—2019年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研究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这两种政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研究三种监督方式对政府创新支持与研发投入的减弱或增强作用,以期从政府外部干预与公司内外部治理视角,为农业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和现代化实现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建设性意见。因此,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如下:第一,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 (杨洋等,2015)、企业价值 (Newell et al.,2019)、投资效率(刘亭立等,2020)等方面的影响,本文重点从政府干预视角深入分析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对农业企业的后续研发投入的影响。第二,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异质性企业(许家云和徐莹莹,2019)、资本结构 (樊利和李忠鹏,2020)、不确定性 (Jung&Feng,2020)等内外部因素的调节作用,本文重点研究公司内部治理之持股监督 (机构投资者持股监督和大股东持股监督)、公司外部治理之审计监督(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审计意见)对不同创新支持政策与农业企业研发投入所起到的减弱或增强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关系:政府干预
政府、市场与企业是构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政府支持与市场竞争紧密相连、相互作用,会影响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各项经营决策活动。政府对企业的研发活动给予政策支持,才能确保企业创新活动的持续投入,积累知识存量及衍生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以创新驱动国家发展 (叶祥松和刘敬,2018;Li et al.,2019)。但是政府创新支持是否能够提高创新投入水平及资源配置效率,仍未达成共识 (Wang,2018;叶祥松和刘敬,2020)。政府部门支持企业创新活动的常见手段包括直接拨付给企业研发活动的政府补助、税费返还以及其他财政与行业政策等,以此来引导企业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本文主要关注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这两种政府创新支持的影响机制。

政府补助主要包括企业研发经费补助、更新研发设备补助及技术改造补助等内容 (杨洋等,2015;徐辉和周孝华,2019)。政府补助可能会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一定的互补、外溢或刺激效应 (Carboni,2011;Kang&Park,2012),也有可能会负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替代、抑制或挤出效应 (张辉等,2016;Marino et al.,2016;任海云和聂景春,2018;Teng et al.,2020)。这说明现有研究对政府补助的干预效应仍然存在诸多争议。相对于智能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农业企业具有难以招募优秀人才、运营资金匮乏等特点,迫使管理者对高复杂性、高投资额、长周期性的研发项目望而却步。在获得政府补助后,企业管理者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获利快、风险低且周期短的项目,导致企业自主研发资金被挤出。管理者的决策行为相对较为短视 (Gretz et al.,2012)。在获得政府的资金补助后,企业管理者的经营决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补助产生依赖,导致公司研发目的变得不够纯粹,更多的是希望从政府获得研发资金补助而不是进行高质量的研发和创新成果的产出,更加倾向于选择策略式创新和寻求补贴式投资等方式,向政府和外界传递出积极实施技术创新的虚假信号,出现逆向寻租行为,从而抑制企业进行高质量自主创新研发活动 (Sung,2019)。最后,在获得政府补助后,企业会增加对创新过程中外部相关资源的需求量,即刺激企业对相关生产要素的需求,市场中相关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会根据这一信号上调生产要素价格(如研发人才的雇佣成本、研发材料的购置成本等),导致企业创新投入成本增加,并不能有效弥补市场失灵,损害企业研发投入的意愿,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替代效应 (Yu et al.,2016;姚东旻和朱泳奕,2019)。因此,政府对农业企业的直接资金补助有可能使企业出现逆向寻租行为,想方设法获得更多政府资金补助,而不是真正从事高质量的技术研发活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政府干预视角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 政府给予农业企业资金补助不利于促进农业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形成替代效应。

由于税费负担是阻碍企业研发创新的重要因素,除了资金补助之外,政府会对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制定相应的税费返还补助政策来减少企业创新成本和降低研发风险,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创新的外部溢出效应和“搭便车”现象,会增加企业创新风险和成本。税费返还作为一项给企业减税降费的措施,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创新风险和成本,弥补企业内部研发资金缺口,减轻企业研发活动的税费负担,也会直接增加税后收入(Czarnitzki et al.,2011)。相对于政府补助而言,税费返还这种干预方式对市场竞争规则和程度的影响较弱,企业必须真干实干才能满足相关的税费返还条件,这样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发展。通过制定税费返还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进行税费激励,可降低企业避税风险和研发成本,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并创造更多专利成果和开发出更多的新产品满足消费者需要 (Ernst et al.,2014;李林木和郭存芝,2014)。尤其是对治理能力较弱且有形资产较少的企业而言,税费返还对企业创新活动的积极影响更加明显 (Atanassov&Liu,2020)。最后,税费返还可视为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积极信号,既刺激了企业创新激情,也从制度层面为企业研发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因此税费返还的创新激励效果比政府补助更加明显和有效(Chen&Yang,2019)。政府给予农业企业税费返还有可能使企业研发边际成本和创新不确定性降低,刺激企业研发活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政府干预视角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b 政府给予农业企业税费返还有利于促进农业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形成互补效应。

(二)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异质性:持股监督
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公司内部治理和监督的影响。公司的不同股东会通过合适的方式监督和制衡高层管理者对政府创新支持资金的使用情况。对广大的投资者而言,公司内部治理与监督的改善能够确保企业研发投资的良性运作,从而能确保投资者获取投资收益。本文主要关注机构投者和大股东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与监督对管理层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愈发成熟,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和持股比例不断上升,成为参与公司内部治理的重要一方。与个人投资者相比,券商、保险、信托、财务、银行、社保及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拥有企业的股份更多,具有更专业的投资能力和更强的参与动机。通常,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活动意愿较为强烈。这是因为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发挥外部监控机制来缓解代理问题。机构投资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确定值得投资的企业与项目,希望为金融赞助商和投资者创造更多的财富 (Sakaki&Jory,2019)。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内部治理的方式更多地体现在对公司高层行为的监督。随着持股比例不断加大,机构投资者会更加关注和分析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投资决策行为并加以干涉以维护自身利益。其更有动力及能力去积极监督公司的经营管理(史永东和王谨乐,2014;Muniandy et al.,2016)。高风险且短期收益不明显的创新活动往往使得公司高层不愿进行投资,造成研发投入不足。而注重长期利益的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发挥监控机制来缓解该问题,并随着持股比例的加大,改善公司治理状况及增加公司研发投入。另外,机构投资者降低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职业风险。在职业风险的假设下,管理者会担心R&D 活动失败的后果。但是这种管理方式不会使机构投资者受益,来自机构投资者的压力会迫使管理者进行创新。Aghion et al.(2013)发现机构投资者通过降低经理的职业风险来增加创新。当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增加时,机构投资者就会更有动力去监督上市公司,会强化对其投资的上市公司经营行为的监督力度。所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升可以视为企业内部监督的强化,会提升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行为干预和外界干预的积极性。基于上述分析,从机构持股监督视角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 机构投资者持股监督的提升能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

假设2b 机构投资者持股监督的提升能增强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

除了机构投资者之外,股东大会也会通过合适的方式监督和制衡高层管理者,影响政府创新支持资金的使用情况。由于所得利益的不同,公司高层往往注重短期成果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长期利益,由此带来的代理成本降低了公司研发投入。而大股东的利益重心和治理权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高层自利行为,使其加大投资,实现公司长期发展。此外,由于具有“搭便车”和“用脚投票”的特征,导致中小股东很难对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投资决策进行有效监督和制衡。相比较而言,大股东有信息优势,会更加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在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中参与公司投资决策的动机和能力更强,能够缓解中小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冲突,起到监督和干预作用 (刘少波和马超,2016;Cheng et al.,2020),以确保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投资决策有利于自身利益。同时,大股东有占比更多的投票权。股东投票在监督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括管理者选举、项目提案等。大股东可以通过直接干预或退出威胁对企业决策进行监督与影响(Edmans&Holderness,2017)。因此,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升,大股东的监督力度和制衡强度会不断加强,使得大股东会指派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促使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投资决策与自身利益一致化。基于上述分析,从大股东持股监督视角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 大股东持股监督的提升能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

假设3b 大股东持股监督的提升能增强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

(三)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异质性:审计监督
为了防止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为了私利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对外部独立审计机构的审计意见产生了重大需求。相比于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的持股监督,社会审计事务机构所提供的审计监督能够有效反映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挥第三方独立审计监督的作用。投资者会经常关注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审计费用。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异常变化与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高密切相关 (陈效东,2017)。审计监督能有效防范公司高层管理者操纵财务报表现象的发生 (Jayaraman &Milbourn,2015),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外部治理作用(Fargher et al.,2014)。

审计监督是外部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投资决策行为进行独立的第三方审计。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监督和保证机制,其目的在于制约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为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披露可靠性的第三方确认,并通过增加会计报表可信度使披露的信息更有价值,以充分保证会计信息在签订契约和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信息过程中的作用(李青原,2009)。审计监督能够有效监督和制衡公司高层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阻止公司高层管理者迫于业绩压力而做出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第三方审计机构发布的独立审计报告和意见能够有效反映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经营情况等信息,对报告使用者的投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这些重要报告会增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了解程度,有利于投资者区分好公司和差公司,提高资本市场配置效率 (Lertnuwat,2018)。同时,标准的无保留审计意见代表着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上市公司财务运营和内部控制质量的肯定,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信任,从而有利于企业稳定股价、获得投资融资便利(王跃堂和涂建明,2006)。而且,作为一种减弱代理冲突的外部治理机制,审计监督可以通过对综合反映管理层行为及其结果的财务报表的审计,对管理层的谋利行为和过度投资行为产生监督和约束作用 (刘笑霞等,2021)。从信号传递视角来看,外部投资者无法完全信任由公司管理层所披露的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等信息,外部独立审计的结果更能获得投资者的信任。资本市场主体更加依赖外部独立审计意见所提供的信息(戴璐和林黛西,2018)。审计监督可以向审计报告使用者传递公司财务和经营方面的信息,减弱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质量,提高投资者的决策质量,促进公司高质量融资,从而缓解投资不足 (Francis et al.,2014)。由此可见,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监督作为外部监督和保证机制的组成部分之一,能够减弱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可以对公司管理者的投资决策行为进行适当的监督与制衡。审计监督会对审计报告使用者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的融资行为并进一步影响投资行为。审计意见能够调节外部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 (章琳一和张洪辉,2013),进而也会影响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分析,从外部审计监督视角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 审计监督的提升能减弱政府补助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

假设4b 审计监督的提升能减弱税费返还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定义
(一)数据筛选
本文研究样本选取2009—2019年在沪深A 股上市的农业企业,主要包括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等相关农业上市企业,并剔除掉*ST类、ST 类及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企业。研究样本初选数据为2008—2019年,最终进入模型的数据为2009—2019 年。数据来自同花顺iFin D、国泰安CSMAR 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主要包括政府创新支持 (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企业特征(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上市期限)、资源配置(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产、存货及现金流量等)、不同主体参与公司内外部治理的监督方式(大股东持股监督、机构投资者持股监督和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审计监督)和研发活动(研发投入和成果产出)等,最终通过离群值和极值的筛选得到2009—2019年的1 069个观测值。

(二)模型构建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纳入公司内外部治理中的机构投资者持股监督、大股东持股监督及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审计监督,分析不同创新支持政策对农业上市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的主效应与选择效应,以及个体与时点的非观测效应差异影响。本文基于农业上市公司1 069个非平衡面板数据设定个体与时点的双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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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ECINN 是农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为因变量,由研发费用占比R&DEXP 和专利申请量PATAPP 两个投入产出变量组成的向量,分别表示农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果产出。GOVSUP 是政府创新支持,为自变量,由政府补助GOVSUB、税费返还T&FRET 两个变量组成的向量。SUPAUD 是农业企业内外部监督方式的改善,为调节变量,由机构投资者的持股监督提升ΔINSSUP、大股东的持股监督提升ΔMSHSUP和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监督提升ΔINSAUD三个变量组成的向量。控制变量CONVAR 则是由企业特征、企业资源配置等七个变量组成的向量。αi 为个体固定效应,λt 为时点固定效应,i 为农业企业,t为观察年。

(三)变量说明
1.自变量:政府补助与税费返还。为了激励农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政府会通过各种创新支持政策(例如,政府补助、税收优惠与政策激励等)去引导并激励企业积极实施技术创新活动。本文主要考虑以下两种政府创新支持:第一,为了缓解农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所遇到的资金压力(例如,启动资金额度大、创新经费的长期不断投入及研发资金风险大等),政府对农业企业的创新项目给予直接资金补贴,分担其进行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本文用农业企业营业外收入中政府补助GOVSUB 来衡量政府对农业企业的直接资助补贴 (Guo et al.,2016;Liu et al.,2019)。第二,政府为了充分发挥财政科技经费的引导作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对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农业企业在通过验收审查或绩效考核后,采用税费返还的财政资助方式给予的经费补助。本文用农业企业收到的税费返还T&FRET 来衡量政府对农业企业的间接资助补贴(张翅,2020)。

2.因变量:研发投入与成果产出。企业技术创新的测量指标一般用包括研发经费投入、研发人员投入、新产品销售收入及专利的申请授权量作为衡量企业研发活动的指标 (Cornaggia et al.,2015;蒋樟生,2019)。由于新产品销售收入和研发人员投入这两个指标在农业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库中缺失严重,因此,本文用研发经费投入占营业收入之比R&DINV 来测量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费用投入情况。同时考虑研发投入至成果产出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本文用T+1 期的专利申请量PATAPP 来测量农业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产出情况,其中PATAPP 用于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3.调节变量: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本文从公司内外部治理视角来衡量三种监督方式对政府创新支持政策与农业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调节作用。第一,机构投资者的持股监督。当券商、保险、信托、财务、银行、社保及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不断增持上市公司的股票,机构投资者会更加关注该上市公司的财务表现。这起到一定的监督和信号传递的作用。本文用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相对于上年同期的变动率来衡量机构投资者持股监督的提升ΔINSSUP。第二,前十大股东的持股监督。随着大股东持股份额不断上升,会更加激励大股东监督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的经营有效性,促使高层管理者提高企业经营业绩和创新业绩。本文用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相对于上年同期的变动率来衡量大股东持股监督的提升ΔMSHSUP。第三,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监督。审计机构的审计意见反映了被审计企业的财务经营状况,从外部审计监督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内部经营效果和内部控制情况。本文将审计意见由高到低分别赋值,标准的无保留意见=5;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4;保留意见=3;否定意见=2;无法表示意见=1。本文用数值化后的审计意见相对于上年同期的变动率来衡量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审计监督的提升ΔINSAUD。值越大表示企业内部控制能力越好,是企业内部经营状况和财务信息提升与改善的表现。因此,三个调节变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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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变量:企业特征、资源配置与经营能力。根据以往同类研究,本文对以下会影响农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相关变量进行控制:企业规模ENTSIZ,农业企业观察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企业年龄ENTYEA,农业企业观察期减去成立日期的自然对数;上市期限LISPER,农业企业观察期减去上市日期的自然对数;资产有形性TANASS,有形资产的多少对农业企业后续投资行为具有不可逆转性影响,以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来衡量;投资扩张度INVEXP,以农业企业观察期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上年同期的变化率来衡量;收益成长性EARGRO,以农业企业观察期的基本每股收益相对于上年同期的变化率来衡量;破产应对力BANDEA,以反映农业企业财务信息状况的Z 值预警来衡量。该指数越大企业应对破产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所有变量的定义及测量指标的计算方式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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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在对上述理论假设进行检验之前,本文对所获得的实证数据做如下处理:首先,对进入回归模型的所有连续型数据进行Driscoll-Kraay 标准差转换,以避免不同变量测量单位的差异问题。其次,对政府补助、税费返还、大股东持股监督提升、机构投资者持股监督提升和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审计监督提升这五个交互项检验的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可能产生的多重共线性影响。最后,考虑到数据跨度为10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自变量、因变量、调节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降低变量的相关性和保证变量的平稳性,确保后续回归检验结果的有效性。

(一)政府创新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主效应:挤出还是刺激?
表2报告了政府创新支持与农业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2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规模ENTSIZ (Beta=0.229,p ＜0.01)、企业年龄ENTYEA (Beta=0.278,p ＜0.05)、上市期限(Beta=-0.054,p＜0.01)、资产有形性TANASS (Beta=0.441,p＜0.01)、每股收益增长率(Beta=0.003,p＜0.10)、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率INVEXP (Beta=-0.028,p＜0.10)、破产风险应对能力BANDEA (Beta=0.024,p=0.109)。这七个变量都显著影响农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其他控制变量如偿债能力、现金流量及金融约束等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影响农业企业的研发投入。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和可靠性,通过逐步回归的方式将不显著的控制变量剔除在基本模型之外,将上述七个控制变量纳入模型1作为基准模型去检验政府创新支持与农业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

表2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补助GOVSUB 项。其回归系数为-0.087 (p＜0.01),并结合加入政府税费返还的模型4中GOVSUB 项的回归系数为-0.088 (p＜0.01)。这表明对农业企业创新活动给予直接的政府补助反而会对涉农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向影响。假设1a得到验证,即政府给予农业企业的政府补助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显著的替代效应。这印证了Sung (2019)关于政府补贴的负向激励效应研究。这表明在当前的情境条件下,政府给予农业企业的资金补助干预行为可能是低效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农业具有难以招募优秀人才、运营资金匮乏等特点,迫使企业对高复杂性、高投资额、长周期性的研发项目望而却步。在获得政府补助后,管理者的决策行为相对较为短视,管理者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获利快、风险低且周期短的项目,导致企业研发资金被挤出(Gretz et al.,2012)。第二,在获得政府补助后,管理者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补助产生依赖,更加倾向于选择策略式创新和寻求补贴式投资等方式向政府传递虚假创新信号,出现逆向寻租行为(Sung,2019)。最后,在获得政府补助后,企业会增加对创新过程中外部相关资源的需求量。市场中相关资源的拥有者会根据这一信号上调资源价格,导致企业创新投入成本增加,并不能有效弥补市场失灵,损害企业研发投入的意愿(姚东旻和朱泳奕,2019)。

表2 政府创新支持的研发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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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2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税费返还T&FRET 项。其回归系数为0.044 (p ＜0.10),并结合加入政府税费返还的模型4 中GOVSUB 项的回归系数为0.046 (p＜0.10)。这表明对农业企业创新活动给予税费返还的政策补贴会对涉农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正向影响。假设1b 得到验证,即政府给予农业企业的税费返还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显著的互补效应。这印证了张翅(2020)和Atanassov&Liu (2020)关于税费返还政策的正向激励效应研究。这表明在当前的情境条件下,税费负担是阻碍农业企业研发创新的重要因素。政府对农业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即税费返还可以减轻企业创新成本和降低研发风险,能够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自有资金投入,产生互补效应。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创新的外部溢出效应和“搭便车”现象,会增加企业创新风险和成本。税费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创新风险和成本,也会直接增加税后收入 (Czarnitzki et al.,2011)。第二,相对于政府补助而言,税费返还这种干预方式对市场竞争规则和程度的影响较弱,企业必须真干实干才能满足相关的税费返还条件。这样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发展(Ernst et al.,2014)。最后,税费返还可视为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积极信号,既刺激企业创新激情,也从制度层面为企业研发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促使税费返还的创新激励效果比政府补助更加明显和有效(Chen&Yang,2019)。

(二)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选择效应:不同监督情境的调节作用
表3在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添加持股监督提升(机构投资者监督提升和大股东监督提升)与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审计监督提升,探索政府补助对于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选择效应。模型5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投资机构持股的变化率ΔINSSUP、ΔINSSUP 与政府补助GOVSUB 的乘积项,来考察机构投资者的监督提升是否改变了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模型5中ΔINSSUP×GOVSUB 的回归系数为-0.001(p＜0.10),并结合加入监督与审计机制的模型8 中ΔINSSUP×GOVSUB 的回归系数为-0.001 (p＜0.10),与GOVSUB 在模型2、模型5、模型8中回归系数符号相一致,都是负号。这表明外部机构投资者监督的提升会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假设2a得到了验证,即机构投资者持股监督的提升能显著加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

表3 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对政府补助的选择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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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受篇幅所限,报告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下表同。

模型6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大股东持股的变化率ΔMSHSUP、ΔMSHSUP 与政府补助GOVSUB 的乘积项,来考察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的监督意愿增强是否改变了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模型6中ΔMSHSUP×GOVSUB 的回归系数为-0.142(p＜0.05),并结合加入监督与审计机制的模型8中ΔMSHSUP×GOVSUB 的回归系数为-0.134 (p＜0.05),与GOV-SUB 在模型2、模型6、模型8中回归系数符号相一致,都是负号。这表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监督的提升会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假设3a得到了验证,即大股东持股监督的提升能显著加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

模型7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审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年度审计意见ΔINSAUD、ΔINSAUD与政府补助GOVSUB 的乘积项,来考察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机构审计机制是否改变了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模型7 中ΔINSAUD×GOVSUB 的回归系数为0.120(p=0.114)。这表明审计机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政府补助和农业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并结合加入监督与审计机制的模型8 中ΔINSAUD×GOVSUB 的回归系数为0.132 (p＜0.10),与GOVSUB 在模型2、模型7、模型8中回归系数符号不一致,正负相反。这表明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审计监督的提升会减弱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假设4a得到了验证,即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审计监督的提升能显著减弱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

(三)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选择效应:不同监督情境的调节作用
表4在模型3的基础上分别添加持股监督(机构投资者持股监督和大股东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审计意见)分析政府税费返还对于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选择效应。模型9在模型3 的基础上加入了投资机构持股的变化率ΔINSSUP、ΔINSSUP与政府税费返还T&FRET 的乘积项,来考察外部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增强是否改变了政府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模型9中ΔINSSUP×T&FRET的回归系数为0.031 (p＜0.01),并结合加入监督与审计机制的模型12 中ΔINSSUP×T&FRET的回归系数为0.008(p=0.578),与T&FRET在模型3、模型9、模型12 中回归系数符号相一致,都是正号。这表明外部机构投资者监督的提升会增强政府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假设2b得到了验证,即机构投资者持股监督的提升能显著加强政府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

表4 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对政府税费返还的选择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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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0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大股东持股的变化率ΔMSHSUP、ΔMSHSUP 与政府税费返还T&FRET 的乘积项,来考察上市公司所有者大股东的监督提升是否改变了政府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模型10中ΔMSHSUP×T&FRET 的回归系数为0.077(p＜0.01),并结合加入监督与审计机制的模型12中ΔMSHSUP×T&FRET 的回归系数为0.063 (p ＜0.05),与T&FRET 在模型3、模型10、模型12中回归系数符号相一致,都是正号。这表明上市公司所有者大股东监督的提升会增强政府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假设3b得到了验证,即大股东持股监督的提升能显著加强政府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

模型11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审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年度审计意见 ΔINSAUD、ΔINSAUD 与政府税费返还T&FRET 的乘积项,来考察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机构审计机制是否改变了政府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模型11中ΔINSAUD×T&FRET 的回归系数为-0.693 (p＜0.05),并结合加入监督与审计机制的全模型12中ΔINSAUD×T&FRET 的回归系数为-0.582 (p＜0.10),与T&FRET 在模型3、模型11、模型12中回归系数符号不一致,正负相反。这表明外部审计机构审计机制会减弱政府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假设4b得到了验证,即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审计监督的提升能显著减弱政府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

五、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处理
政府创新支持与农业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及本文可能遗漏掉部分会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控制变量,所以研究模型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内生性对回归模型的影响,本文对政府创新支持和企业研发投入等变量使用跨期的时间设置,在回归式(1)的基础上加入因变量的滞后一期R&DINV(-1)和滞后二期R&DINV(-2)作为外生变量,采用动态GMM 进行估计。这既反映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动态变化特征,又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差问题。两步差分GMM 估计结果见表5。表5 所有模型的AR(2)检验表明两步差分GMM 不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J 检验统计量的概率值都大于10%。这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表明两步差分GMM 估计能够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表5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创新支持的主效应和选择效应变化不大。本文结论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有效。

表5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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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用以下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替代性检验:(1)因变量选择偏差的影响。替换因变量农业企业研发投入为研发产出,考虑到专利申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变量专利申请数量用T+1来衡量,自变量则都采用当期的数据来衡量。(2)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变更观测样本进行检验,考虑到样本上市公司有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按企业性质不同进行替换性检验。(3)样本选择期间的影响。考虑到原来样本期间为2009—2019 年,将样本期间变更为“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即2011—2019年的数据进行替换性检验。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汇报了因变量替换为研发产出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

表6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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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政府干预和企业治理视角出发,在分析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两种政府创新支持对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影响的基础上,将机构投资者、大股东和社会审计事务机构三个治理主体的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纳入研究模型中,考察三种监督的提升对政府创新支持与研发投入的减弱或增强作用。本文发现结果如下:(1)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支持对于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关系并不一致。政府补助会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政府税费返还则能够刺激农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的持股监督的提升对政府创新支持与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一致。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的持股监督的提升会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的自身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会加强政府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3)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监督的提升对政府创新支持与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一致。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监督的提升,会减弱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会减弱政府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

(二)管理启示
为了合理地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消除政府创新支持的消极作用,本文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如下管理启示:(1)政府创新支持政策是缓解企业研发不足的重要方式。为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政府应制定多元化的创新支持政策来引导和刺激农业企业进行科学技术的研发活动。但是由于不同的创新支持政策所产生的作用不相同,政府应该多考虑税费返还这样的间接资助与事后考察的政策去支持和刺激农业企业研发投入。政府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对研发活动直接给予资金补助的政策。企业应合理地利用政府的创新支持政策,将其与自身研发创新项目相结合,提升企业创新能力。(2)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愈发成熟,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和持股比例的不断上升可以有效改善公司的治理水平。首先,机构和大股东的参与可以有效监督和制衡企业管理者行为,确保企业研发投资的良性运作。其次,随着资本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从内外部对企业高层管理者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督,可以避免企业高层管理者与大股东、机构投资者产生合谋,防范其共同谋取私利的行为,进而保护中小股东和散户的利益,有利企业的长期价值成长。(3)外部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投资决策行为进行独立审计,可以在一定限度上阻止高层管理者的非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避免其因业绩压力而做出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所以,为保证企业高效创新,应进一步加强外部独立机构的审计作用,通过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独立审计以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水准,进而维护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和促进农业企业的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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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PPORT ON ENTERPRISES'R&D INVESTMENT UNDER DIFFERENT SUPERVISION SITUATIONS
——Evidence from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JIANG Zhang-she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Zheshang Research Institute,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problem of“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peasants”is very prominent.To deal with the severe challenges of agricultural upgrading and development from multiple pressures such as external resources,environment,science,and technology,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introduced many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ies to inspire the R&D and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of agricultural compani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wo forms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pport policies,namely,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tax&fee returns,on the R&D investment of agricultural compa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mainly focusing o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leading shareholders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ocial audit institutions participating in ex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to play a role between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pport and enterprises'R&D investment in the different supervision situations.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Firstly,various government support policies(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tax&fee returns)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R&D investment of agricultural companies.Government subsidies have substitution effects,while tax&fee returns have complementary effects.Secondly,the enhancement of shareholding supervision(the shareholding proportion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major shareholders)can strengthen the substitution effect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the complementary effects of tax&fee returns on R&D investment of agricultural companies.Thirdly,the enhancement of audit supervision(the audit opinions of social audit institutions)can weaken the substitution effect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the complementary effects of tax&fee returns on R&D investment of agricultural companies.These research findings can provide some academic supports and policy references for formulating appropriate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pport and giving fair play to the role of shareholding supervision and audit supervision 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Key words:government subsidies;tax&fee returns;shareholding supervision;audit supervision

* 蒋樟生,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邮政编码:310018,电子信箱:jianghit@zjgsu.edu.cn。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政府创新支持、开放式创新模式与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17BGL019)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刘舫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