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竞争与公司盈余管理

奥鹏网院作业

商业银行竞争与公司盈余管理*
孟庆斌 刘岚溪

[提 要] 本文以2007—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银保监会公布的商业银行在各城市开设分支机构的数据，构造地级市区域银行竞争指标，检验了商业银行竞争程度与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对机制的考察表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得益于银行债权人治理作用不断加强。本文选择2009年银保监会放开银行设立分支机构限制的政策作为外生事件，并通过构造工具变量等方法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本文的结果从债权人的角度丰富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文献，同时对银行竞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有益补充。

[关键词] 银行竞争；债务契约；盈余管理

一、引言
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而逐步推进。自1986年起，一系列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立以及外资银行的进入，改变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格局。随后银行业市场准入规则不断放宽，近三十年来商业银行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有了较大提高。银保监会2017年公布年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共有1 265家商业银行，其中大型商业银行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134家，农村商业银行1 114家。银行队伍扩大，加之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

债务融资长期以来都是我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来源。作为联系紧密的双方，商业银行的竞争势必对企业各方面的行为造成影响。以中国为背景开展的研究发现，银行竞争程度上升能够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的信贷约束(Chong et al., 2013)，显著促进企业成长(方芳和蔡卫星，2016)与企业创新(蔡竞和董艳，2016)，提高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Jiang et al., 2017)。尽管侧重点各不相同，其作用机制都在于银行竞争影响了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与融资约束相关的论断。事实上，银行不仅是企业的资金提供方，同时也是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于在信贷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企业会计信息有所影响。一方面，从债权人治理的角度来看，国内外研究均发现，会计信息作为银行了解和判断企业经营情况从而防范信贷风险的重要途径，在整个信贷流程中始终受到银行的关注(饶艳超和胡奕明，2005)。在信贷审批环节，企业财务状况是银行发放贷款与否和确定利息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发放贷款之后，银行仍然会追踪并分析企业的财务数据，以完成贷后检查与风险防控。银行主要通过设定贷款期限、保证方式以及贷款数量等债务条款实现对企业的监督。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企业往往面临更苛刻的信贷条件以及更高的借款成本(Bharath et al., 2008；孙铮等，2006)。因此，为了自身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企业将会注意保持较高的会计信息质量，来应对银行的信贷审批(徐昕和沈红波，2010)。而另一方面，债务契约同时也是促使企业操纵利润的重要动机之一。在债务契约签订前，企业为了以更具有优势的成本筹集更多资金，可能会通过调整盈余来迎合债权人的评估标准。履行债务契约的过程中，根据债务契约假说，违反债务契约或者有可能违反债务契约的公司倾向于调增会计收益，以减轻或逃避负债契约的限制。因此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既可能会带来借贷成本增加等惩罚，也可能使企业得到避免违约、更优惠的借款条件等收益，最终的盈余管理程度是企业权衡利弊后的结果。银行的识别能力越弱，债务融资的规模越大，企业通过调控利润能够得到的收益也越多，从而盈余管理的程度更强。

然而，如果将债务治理问题放在银行竞争的动态背景下加以考量，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受到影响的途径将更为复杂。随着银行业竞争加剧，银行出于生存发展的考虑，其作为债权人甄别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意愿和能力可能发生变化。一方面，如果面对激烈竞争谋求长期稳定的发展，在日趋市场化的金融领域占据一席之地，银行将会顺应这一趋势，注重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和风险意识，对信贷业务的审查更为严格，更能判别出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优劣，从而降低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另一方面，竞争环境也可能诱导银行做出一系列短视行为(Allen & Gale, 2004; Boot & Thakor, 1993)。如果银行为了在竞争中取得更好的短期绩效而放松对贷款企业的审核，将会导致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缺乏关键的外部约束，企业盈余管理的行为由此更加严重。银行面临竞争做出的不同选择不仅作用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也决定了信贷发放的质量和信贷资源的经济效率，最终影响银行自身的经营风险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银行在微观和宏观经济层面扮演的特殊角色决定了银企问题始终是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

为了探究银行业竞争对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选择2007—2017年间商业银行开设分支机构情况以及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在地市级层面考察了银行集中度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二者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随着所在地区银行集中度的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普遍下降。同时，以2009年放宽中小银行开设分支机构的政策作为外生事件，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检验以及选取地区人口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研究结果仍然保持一致。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以及政治关联等影响信贷标准的因素进行分类，明确了银行竞争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的主要机制在于银行设置了更为市场化的信贷审批条件，监督治理作用得到提升，而并非是企业在银行竞争过程中信贷约束缓解导致的自身盈余管理动机下降。

本文的贡献及创新性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国内关于企业盈余管理的研究多集中于企业自身。本文从债权人的角度考察外界监督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丰富了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已有文献在探讨银行监督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时，大多集中于银行作为债权人能否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并且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仍然存在争议。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相反，其原因可能在于，这些研究大多从静态的角度出发，研究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是否影响了公司借贷成本或新增借款量，而忽略了银行作为监督的主体，其审查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的意愿和能力会发生变化。尤其在中国银行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如果不将银行竞争这一动态因素考虑在内，选择不同的时间区间或样本区域开展研究，都可能得出不一致的结论。而目前尚未有研究从银行竞争的角度探究银行监督对于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对该领域的研究做出了补充。第二，银行竞争对微观层面企业的影响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尚未有研究探讨银行竞争对企业信息环境的作用。本文借助中小银行准入制度放宽这一准自然实验事件，对银行竞争领域相关的研究做出补充。已有研究仅停留在银行能否识别盈余管理行为的层面，并未涉及银行的外部治理作用能否对公司产生影响，公司是否会在银行的监督作用下改善经营，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关注银行与公司的互联互动，使研究更具有实践意义。第三，银行对企业财务信息的识别能力关乎其自身风险和金融行业的稳定。目前关于银行竞争与银行业风险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进行考察，而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作为直接关乎信贷风险的要素并未受到重视。现阶段我国将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金融体系复杂度和开放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本文对于如何增强金融业抵御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的提出；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报告本文实证研究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本文的主要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者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公司管理者出于影响资本市场对公司的评价、增加管理者的薪酬、降低违背借款合约可能性以及回避相关机构监管等目的，通常会使用具体的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总的来说，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可以总结为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避免监管动机以及掩饰掏空动机等(Healy & Wahlen, 1999)。其中，契约动机主要关注债务融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管理者为了获取银行贷款或规避违约，有动机对财务数据进行粉饰。债务契约假说认为，企业偏离债务条款的程度越大，管理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将未来盈余调节到当期的动机就越强。

企业基于融资需求具有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而盈余管理行为导致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缺乏客观性，可能诱导使用者做出错误决策。对于银行等债权人来说，高质量的披露信息尤其是盈余信息与识别风险息息相关。为避免自身利益受损，银行会高度关注企业的经营情况，并通过调整长期贷款额度和贷款利率以及设置限制性条款等方式，来控制风险。因此，会计信息质量越差的公司，往往债务成本越高。Bharath et al.(2008)就发现，贷款人决策和合约会受到企业会计信息的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低的企业通常借款利率更高、贷款期限更短并且信用贷款的比例更小。由于银行对盈余质量较低的公司提出了更为不利的融资条件(Diamond, 1991)，在银行监督能力较强的情况下，公司反而可能出于降低融资成本的动机，注重保持较高的盈余质量( Ahn & Choi, 2009)。国内关于银行能否识别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也出现了一些讨论。其中姚立杰和夏冬林(2009)以总借款债务成本、长期借款债务成本和信用借款债务成本作为考察对象，发现公司盈余质量与债务成本显著负相关。这证明了我国银行对盈余管理的识别能力，银行会用较高的利率惩罚盈余质量低的企业。

由此可见，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不仅源于自身动机的驱使，同时也受到债权人调整借贷成本、借贷期限等手段的限制与监督。银行甄别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行为，实质上体现了银行面对信贷风险的态度。越注重风险管控的债权人，其监督意愿越强，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与借贷条件之间的相关性也越高。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将会受到较为有效的约束。伴随我国银行分支机构扩张速度加快，银行间竞争日趋激烈，银行竞争度的提高可能会使银行面对信贷风险的态度发生变化。

当面临的竞争程度加剧时，银行出于以下原因会提升对信贷风险的重视程度。首先，从银行自身风险承担的角度看，处于垄断市场中的银行盈利压力较小，更偏好采用简便的贷款标准，如评估借款人所拥有的不动产及其他类型抵押物的价值，而对于借款人的资质审查并不全面。在竞争环境中，银行面临的盈利压力增强，承受贷款违约损失的能力降低，促使银行为了维持盈利水平，对借款人的风险状况进行更为详尽的甄别，因此提升了对于公司财务信息的重视程度。其次，Barth et al.(2009)有关银行信贷腐败的研究显示，银行竞争程度的上升降低了信贷员的议价能力，同时增强了银行之间关于借款企业实际情况的信息沟通，压缩了信贷员的寻租空间，使银行放贷条件更为市场化。因此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在银行竞争更激烈的环境下显著降低，更优质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另外，从监管者的角度出发，在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银行的数量相对较少，大银行的不可替代性和系统关联性更高。政策制定者为避免银行破产会向银行提供隐性担保，使银行更倾向于开展风险较高的业务。反之，随着银行竞争程度的提高，单个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重要性减弱，有助于促进金融监管强度的提升，进而促使银行强化对信贷风险的重视。

从银行的角度看，新竞争者面对的市场环境较为陌生，而风险较低的优质企业往往已经与当地银行有合作关系。为了开拓新的客户资源，新开设的银行需要在风险相对更高的企业中筛选可靠的借款者，对申请贷款企业的各方面信息做出详细的识别和考察。财务信息真实、经营水平高的公司更容易通过新银行发放贷款的审批。另一面，新竞争者的加入改变了当地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即使暂未与当地公司建立信贷关系，也以潜在竞争者的方式推动了整个地区的银行竞争度提升，挤压了原有银行的盈利空间，间接促使已经与当地公司建立起信贷关系的银行注重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从公司的角度看，由于银行对信贷风险的重视程度提高，财务信息质量较差的公司将面临较为严苛的信贷条件，包括借款审批难度增大、借款成本上升等不利影响。为了使自身融资需求更有效地得到满足，公司将注意降低自身的利润操纵行为，造成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下降。此外，银行数量的增加促进了银行之间关于借款公司经营情况的信息交流(Barth et al., 2009)，降低了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公司通过盈余管理行为掩饰真实财务水平的难度加大，成本上升。因此盈余管理的动机减弱，盈余管理水平降低。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到如下假设：

H1a 银行竞争程度更激烈的地区，公司普遍表现出更低的盈余管理行为。

当然，也有研究认为，银行竞争给银行带来了更大的短期盈利压力，导致其风险敏感性下降，从而增加对高风险企业的放贷(Keeley, 1990)。如果公司在不需要保持财务信息的真实性与高水平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获得来自银行的信贷供给，公司可能会放松对于自身财务质量的要求，从而导致财务信息质量的下降。据此本文提出对立假设H1b：

H1b 银行竞争程度更激烈的地区，公司普遍表现出更高的盈余管理行为。

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我国的金融市场化起步较晚，“大而不倒”的现象尤为明显。特许权价值为银行带来了较大的利润空间，对于贷款违约的承受能力较强。伴随改革的不断推进，政府对银行准入的限制持续放松，从而使银行竞争程度逐年上升，并导致单家银行的盈利能力不断下降。为降低贷款不良率，银行自身就有动力加强对借款人资质的考核，选择盈余质量更高的企业。此外，2015年5月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在我国实施，意味着银行存在着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的可能性。政府为银行提供的隐性担保将大幅度降低，这进一步促使银行加强对信贷风险的管控。因此，相对而言，假设H1a成立的可能性更高。

然而即使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得到了符合预期的结论，仍需要对产生这一结果的机制进行分析。如前文所述，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受到银行的外部监督，但同时也受到与债务契约相关的自身动机的影响。已有研究普遍认为银行竞争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企业的信贷约束。如果公司因为信贷约束得到缓解而减少了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那么同样可以观察到公司盈余管理水平随银行竞争程度加剧而降低的情况。银行是否有效提升监督作用将存在疑问，有必要对相关作用机制加以明确。

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信贷歧视”现象为本文区分上述两种作用渠道提供了可能。因此本文拟从如下三个维度出发，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其一，公司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信贷可得性。中小企业的规模约束意味着可获得的资源和市场能力弱于大型企业(张琦等，2008)。其二，银行作为债权人在审核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时，对不同所有制公司的会计信息关注程度不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往往被银行作为会计信息的替代，使得银行信贷人员识别会计信息质量的意愿降低(孙铮等，2006)。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获得信用贷款比重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被削弱(程六兵和刘峰，2013)。其三，除了隐形担保外，政府的直接干预对企业贷款可得性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往往面临更低的融资约束，更容易获取银行贷款(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

综上可见，大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面临着更为宽松的信贷条件。在信贷审批过程中，对于这些企业，银行更倾向于利用非正式制度取代财务信息质量。如果银行竞争促使银行对信贷发放的标准更为严格，提升了银行的监督作用，促使银行提高对财务信息质量的重视程度，则上述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下降程度更高。反之，考虑另一种作用渠道，已有研究普遍认为银行竞争缓解企业信贷约束的作用在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蔡竞和董艳，2016；唐清泉和巫岑，2015)。因此，如果是由于信贷条件放松造成的盈余管理动机下降，相对而言，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政治关联较弱的企业样本中，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将更为明显。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 相较于规模较小的企业，银行竞争对规模较大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更加明显。

H2b 相较于非国有企业，银行竞争对国有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更加明显。

H2c 相较于政治关联较弱的企业，银行竞争对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更加明显。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各地级市商业银行开设分支机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商业银行开设分支机构情况数据来自银保监会官方网站(http://www.cbrc.gov.cn)。

基于研究问题和初始样本，本文按照以下标准对数据进行筛选和处理：(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剔除被特殊处理的上市公司；(3)为保证盈余管理指标构造的可靠性，剔除当年所在行业样本不超过10家的公司；(4)剔除数据有缺失的样本；(5)为排除极端值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1%水平的缩尾处理。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13 837个公司—年度观测样本。

(二)变量选取与度量
1.盈余管理程度(DA)。本文利用盈余管理程度衡量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具体构造方法采用Dechow et al. (1995)提出的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以操纵性应计利润(Acc)的绝对值代表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计算过程如下：

width=702,height=125,dpi=110
首先分年度、行业根据式(1)对归属同一组的公司进行回归，将估计所得回归系数带入下式，计算出操纵性应计项目(Acc)：

width=702,height=126,dpi=110
式中，TA为总应计项目，等于营业利润减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Asset为资产总额；ΔSales为销售收入变动额；ΔREC为应收账款变动额；PPE为期末固定资产。

2.商业银行竞争水平——商业银行集中度(HHI)。银行竞争水平的衡量分为结构法和非结构法。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为了从地级市层面更细致地考察银行竞争程度，本文选择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i index, HHI)这一结构化指标来衡量商业银行集中度。根据Degryse & Ongena(2007)以及蔡竞和董艳(2016)有关银行竞争的研究，构造银行业集中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width=123,height=34,dpi=110
(3)

式中，Nm,t为第t年第m家银行在某市开设的机构数量占该市所有银行机构总数的比例。考虑到向企业发放贷款的银行类型主要为商业银行，因此在计算时参考银保监会分类标准，仅保留机构编码第一位为字母“B”的银行机构。最终计算出的赫芬达尔指数在0到1之间。银行集中度越低，银行竞争水平越高。为方便研究结果的解读，本文用HHIi,t的相反数作为银行竞争水平Competitioni,t的度量。即Competitioni,t取值更高的地区，银行竞争更为激烈。

3.其他控制变量。参照前人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公司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其他控制变量

width=736,height=404,dpi=110
(三)实证模型
本文建立如下模型对银行竞争如何影响企业盈余管理进行检验：

DAi,t=α1+β1Competitioni,t+β2Controli,t+ε1

(4)

实际验证时，对DA取绝对值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以商业银行地区竞争程度(Competition)作为解释变量，对盈余管理程度回归。若β1显著为负，说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随商业银行竞争的加剧而降低，H1a成立；反之，则说明商业银行竞争显著提升了该地区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即H1b成立。此外，根据盈余管理的方向，本文以DA的正负为标准进行分组检验。由于虚增利润的盈余管理会给银行造成更大的风险，因此预期DA为正的一组中，β1仍然显著为负。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DA的均值为0.108。银行集中度在各年度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位于不同城市的银行机构将面临程度不同的竞争。

表3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其中左下角和右上角分别为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相关系数。银行竞争程度指标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性显著为负。这初步说明银行竞争的提高有效降低了所在地区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width=736,height=332,dpi=110
表3 主要变量相关系数

width=736,height=194,dpi=110
说明：右上方为Spearman相关系数，左下方为Pearson相关系数。*，**，***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二)回归分析结果与解释
式(4)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本文所有检验均在公司层面进行了聚类。

表4列(1)以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DA|)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公司所在地区的银行竞争程度(Competition)作为主要解释变量，进行混合OLS回归。在控制了行业、年度以及地区固定效应，并在公司层面聚类后，银行竞争程度(Competition)的回归系数为-0.129，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当商业银行集中度降低，即银行竞争度提高时，该地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也相应降低。进一步按照盈余管理的方向分组，从表4列(2)和列(3)可以看到，DA为正和DA为负组的结果均与表4列(1)结果保持一致。这说明银行对于公司向上和向下操纵利润的行为都起到约束监督的作用。该结果证明了假设H1a，拒绝了假设H1b，说明银行竞争有助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降低。

(三)内生性检验
为进一步确保主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接下来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2009年4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的通知，规定已在省会(首府)城市设有分行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该城市所在省市自治区内的其他城市再申请设立下设分行和支行，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城市商业银行在法人住所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设立分支机构，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同城设立支行，不受数量指标控制。随着准入标准的放开，商业银行数量得到了大幅增长，加速了银行竞争的局面。同时，不同地区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有所差异。对于已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家数较多的城市，意味着该地区有更多家银行能够自由开办分支机构，这一增长效应将更加明显。

表4 银行竞争与公司盈余管理

width=736,height=346,dpi=110
说明：括号中为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下表同)。

本文以此作为外生事件，再次验证银行竞争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由于事件发生的时间处于样本中较早的阶段，本文从全样本中截取2007—2011年的时间段，以2009年政策出台前，即2008年末公司所处地区的银行竞争程度(Competition)区分不同地区受到政策影响的差异。银行集中度较低的地区，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家数越多，即符合设立分支机构条件的银行越多，被政策的影响程度越深。

模型具体构造如下：

DAi,t=α1+β1Competitioni,t×Timei,t

+β2Controli,t+ε1

(5)

式中，被解释变量DAi,t及控制变量与式(4)保持一致。Competition为2008年末公司所在城市银行集中度水平的相反数，代表了该地区银行受到政策影响的程度。Time为时间虚拟变量，2009年之前取0，2009年及以后取1。Competition与Time交乘项的回归系数β1为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回归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到，Competition×Time的回归系数仍然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银行竞争加剧后，相应区域内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确实有所下降。

除了借助外生事件对研究问题进一步考察外，本文还选择了所在市总人口数的自然对数(Population)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控制内生性问题造成的影响。其原因在于，银行在选择开设分支机构时，人口数量是一项非常关键的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地区人口越多，对银行等金融服务的需求越强。因此地区人口数量应该与银行集中度负相关。而地区人口数量由多种自然和社会因素决定，与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因此本文选取地区人口数量(Population)作为外生变量。通过对工具变量进行检验，识别不足检验得到的LM统计值为145.269，弱工具变量检验得到的Wald-F统计值为146.132，分别拒绝了识别不足假设与弱工具变量假设。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见表6。

表5 外生冲击检验结果

width=736,height=415,dpi=110
表6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地区人口数量

width=368,height=402,dpi=110
同时，参考蔡竞和董艳(2016)有关银行业竞争与企业创新的研究，本文将城市划分为三类：直辖市、省会城市、同一省份内城市(除去省会城市)，使用除自身城市外的同一类型城市银行竞争度均值(Avgcomp)作为工具变量。我国信贷市场存在地域分割特征。企业的融资需求绝大部分由本地银行满足，其信息披露水平不会受到其他区域银行的影响。而银行在选择开设分支机构时，对同一类型或者位于临近地区的城市往往有相似的考虑。因此二者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同类型城市的银行竞争度均值能够作为合适的工具变量。通过对工具变量进行检验，识别不足检验得到的LM统计值为736.375，弱工具变量检验得到的Wald-F统计值为774.169，分别拒绝了识别不足假设与弱工具变量假设。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见表7。

从表6可以看到，第一阶段中银行竞争程度(Competition)与对应城市的地区人口数(Population)显著正相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的

表7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同类型城市的银行竞争度均值

width=368,height=401,dpi=110
相关性条件得到满足。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第二阶段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7第一阶段结果显示，公司所在地区银行竞争程度(Competition)与同一类型城市的平均水平(Avgcomp)显著正相关。第二阶段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与前文结果保持一致。这就说明，本文的结果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是可靠的。

(四)机制分析
上文证明了地区银行竞争程度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但如前所述，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可能并不限于监督机制。银行竞争程度提高导致银行信贷条件放松同样能够促使企业降低盈余管理动机。为此，本文将采用分组的方法试图区分两种作用途径可能产生的不同后果。

本文选择公司规模、性质和政治关联程度进行分组检验，依据在于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信贷歧视”现象。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及政治关联度高的企业或是由于存在隐性担保，或是由于政府的直接干预，获取银行贷款的难度较小，且银行信贷人员对这类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不够重视(孙峥等，2006；余超和杨云红，2016)。对于这些企业，银行更倾向于利用非正式制度取代对其财务信息质量的评估。

如果银行竞争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是提升了银行对企业的外部监督，那么在银行竞争程度较低时，银行对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及政治关联度高的企业的监督动机较弱，导致该类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缺乏外部约束，财务信息质量具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当银行竞争程度提高时，银行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的重视程度相应提高，这类之前受监督较少的企业受到的影响将会更大，从而明显降低了自身的盈余管理程度。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及政治关联度较低的企业，原本就面临更加市场化的信贷条件和更严格的监督作用，在银行竞争程度变化的动态背景下，银行监督作用的提高对其财务信息质量提升的效果有限。因此，如果银行竞争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是提升了银行对企业的外部监督，应当能够观察到盈余管理水平的下降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及政治关联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如果银行竞争导致银行迫于短期盈利目标放松了信贷标准，使得企业融资难度下降，企业通过盈余管理行为操纵利润、获取融资的动机减弱，从而降低了盈余管理水平，那么一直以来所面对的信贷标准都更为宽松的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和政治关联度较高的企业，受到银行放松审核标准的影响更小，盈余管理降低的程度相对更低。而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和政治关联度较低的企业通常面临较严格的信贷条件，当银行放松标准时，该类企业受到影响的程度应当相对更高，盈余管理下降的水平更为明显。

由此，笔者可以考察不同类型企业在面临银行竞争这一动态变化时表现出的不同行为，分辨银行竞争究竟是通过何种作用方式改变了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根据理论假设部分的分析，本文按照企业规模、所有制以及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对样本进行划分。其中企业规模以年度所在城市所有样本资产的中位数为划分标准。国企和非国企的定义与前文一致。政治关联的定义参考已有研究的定义，如果当年公司有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就认为该公司存在政治关联(胡旭阳，2006；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

分组后对式(4)回归，结果见表8。从表8可以看到，地区银行竞争度对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在规模较大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有政治关联企业的组中都是显著的，而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则不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银行监督的作用途径，证明了假设H2a、假设H2b和假设H2c。

(五)进一步研究
1.区分银行类型。我国商业银行的种类丰富，形成了以五大国有银行为首，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共同发展的格局。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其竞争程度的改变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首先，相比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相对规模较小，经营时间更短，缺少国有资本的支持。因此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面临竞争环境时所受到的压力更大，有更强的动机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另外，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由于承担的政治责任相对较少，对利率有更多的自主权(郝项超，2013)，更有能力通过借款契约等方式发挥监督作用，从而增强对公司的外部治理效用。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竞争程度更激烈的地区，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应该能得到更大程度的遏制。

表8 银行业竞争与公司盈余管理：区分公司规模、所有制与政治关联

width=736,height=328,dpi=110
为了度量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对于整体银行竞争环境的贡献程度，本文参考Chong et al. (2013)的做法，用以下公式计算不同类型银行在当地所占的市场份额大小：

width=302,height=59,dpi=110
(6)

width=295,height=59,dpi=110
(7)

width=311,height=59,dpi=110
(8)

式中，NSs，NJj，NCc分别代表第s家国有商业银行、第j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第c家城市商业银行在该地区的分支机构数占总银行分支机构数的比例。HHI为当地的银行集中度，与主回归中的计算方法相同。通过在主回归模型中加入银行竞争程度(Competition)与各类型银行市场份额的交乘项，本部分检验不同类型银行在竞争环境下对于公司外部监督作用的发挥有何不同。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从表9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地区银行竞争程度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场份额的交乘项系数为-0.059，以及地区银行竞争程度与城市商业银行市场份额的交乘项系数为-0.224，系数均为负值，与自变量银行竞争程度的系数正负一致。这说明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市场份额越大，在银行竞争环境下公司受到的外部监督作用越强，盈余管理水平下降的程度越大。其中，地区银行竞争程度与城市商业银行市场份额的交乘项的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由城市商业银行机构扩张引致的银行竞争程度加剧，能够对公司产生更有效的外部治理作用。

表9 银行竞争与公司盈余管理——区分不同类型银行

width=368,height=518,dpi=110
2.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本文进一步考察竞争造成银行监督能力的提升在市场化程度不同地区的差异。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代表了更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更少的政府干预以及更有效的产权保护，为企业提供了更强的外部监督环境，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完善公司治理，提升信息披露质量。由此可见，对企业而言，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与银行监督所起到的效果是相似的。因此可以推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即外部治理机制更加完善的地区，银行监督对公司改善信息质量的作用有限。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银行竞争带来的治理效应将会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上述推测，本文利用樊纲等(2016)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数据，以每年市场化程度的中位数对本文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10。从表10可以看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银行竞争对公司盈余管理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则不显著。该结果验证了本文的推测，也再次证明了商业银行竞争的监督效应。同时该结果也进一步排除了银行竞争程度上升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下降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遗漏变量所导致的。

表10 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

width=368,height=359,dpi=110
3.银行竞争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除应计盈余管理外，真实盈余管理也是企业常用的盈余管理方式。相对而言，由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更偏重于构造真实交易，因此隐蔽性更高，更难被审计师和监管者察觉。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的一系列研究表明，随着监管环境日趋严格，真实盈余管理越来越成为企业倾向采用的操纵利润的手段(Cohen et al., 2008)。在银行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果银行对盈余管理的识别程度仅限于应计盈余管理，则企业可能转而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就有可能使银行的识别监督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因此有必要对银行识别真实盈余管理的能力进一步进行检验。

本文真实盈余管理的度量方式参照Roychowdhury(2006)的做法，包括异常经营现金流(abCFO)、异常生产成本(abPROD)和异常酌量性费用(记为abDISXEP，包括研发、销售和管理费用)，分别表示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三种具体方式。具体而言，如果企业通过采用销售折扣、放宽信用条件等促销手段提高利润，企业每单位销售带来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将会减少，异常经营现金流(abCFO)下降。如果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固定成本提高毛利率，总体生产成本与存货持有成本的增加将会导致异常生产成本(abPROD)上升。如果企业通过削减研发、广告等开支做大利润，则异常酌量性费用(abDISXEP)下降。除此之外，为了系统考量真实盈余管理的三种行为，本文还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构造综合指标RM=-abCFO+abPROD-abDISXEP。RM越高，则公司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向上操纵利润的程度就越大。

将地区银行业竞争程度(Competition)分别与三项具体指标、一项综合指标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1。整体来看，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RM)随着银行竞争增强而显著下降。同时，异常生产成本减少(abPROD)，异常酌量性费用(abDISXEP)有所上升，意味着公司为了提高当期利润而进行的超量生产活动以及过度削减费用的行为明显减少。这说明银行对公司盈余管理的识别不仅限于应计盈余管理，对于企业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同样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异常经营现金流量(abCFO)未有显著变化，原因可能在于无论银行竞争强弱与否，企业现金流量作为偿债能力的最主要指标之一始终受到债权人的关注。而此类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导致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减少，从而直接降低银行对企业偿债能力的评价。公司借此提高盈余水平的做法显得得不偿失，因此与异常经营现金流量(abCFO)相关的赊销行为在银行竞争程度改变前后均受到来自债权人的抑制，其水平未受到影响。

表11 银行竞争与公司真实盈余管理

width=736,height=363,dpi=110
五、稳健性检验
(一)银行竞争程度(CR5)
参照方芳和蔡卫星(2016)关于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成长的研究，将地区银行竞争程度重新定义为前五大银行市场份额占比，构造变量Bank=1-CR5。其中CR5是前五大银行市场份额，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五大银行分支机构数占该市全部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的比重来度量。Bank取值越接近于1表示银行竞争越强。回归结果见表12，与表4的结果保持一致。

表12 银行竞争程度指标

width=368,height=378,dpi=110
(二)地区固定效应模型
用地市级层面的固定效应代替省级层面的固定效应，再次检验了本文的主回归模型。结果如表13所示，与本文主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

(三)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对本文的主要检验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重新进行估计。结果见表14，与表4的结果保持一致。

表13 银行竞争与公司盈余管理——地区层面固定效应

width=368,height=346,dpi=110
表14 个体固定效应

width=368,height=277,dpi=110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07—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地区银行业竞争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度的提升有效地促使银行作为债权人履行监督职能，对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更为严谨地甄别，从而约束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作为以往受到银行约束较小的大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具有政企关联的企业，在银行竞争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其会计信息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本文的结果从债权人的角度丰富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文献，同时对银行竞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有益补充。除此之外，从本文的研究中还可以得到如下的政策启示。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银行一直是我国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来源。而实际上，对企业而言，银行除提供融资外，还起到了重要的外部监督作用。银行的有效监督有助于企业提高自身的信息质量，进而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银行监督对于大企业、国有企业以及政治关联更强的企业尤其明显。这就说明，银行监督对于减少非市场行为对企业的影响，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本文研究结果说明，银行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财务信息质量。因此，打破地域限制，允许和鼓励银行的良性竞争能够为银行这个传统行业带来“鲶鱼效应”，有助于提升银行甄别风险、控制风险的能力，提高银行的经营水平，对银行业的转型、升级利大于弊。最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和信息质量的提升有赖于自身制度的完善，也离不开资本市场以外的推动力。商业银行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因此，监管水平的提高不能囿于单纯的市场因素，多方合力才能更有力地推动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蔡竞、董艳，2016:《银行业竞争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第11期。

程六兵、刘峰，2013：《银行监管与信贷歧视——从会计稳健性的视角》，《会计研究》第1期。

方芳、蔡卫星，2016：《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成长:来自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第7期。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6：《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6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

郝项超，2013，《商业银行所有权改革对贷款定价决策的影响研究》，《金融研究》第4期。

胡旭阳，2006：《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管理世界》第5期。

饶艳超、胡奕明，2005:《银行信贷中会计信息的使用情况调查与分析》,《会计研究》第4期。

孙铮、李增泉、王景斌，2006：《所有权性质、会计信息与债务契约——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第10期。

唐清泉、巫岑，2015：《银行业结构与企业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金融研究》第7期。

徐昕、沈红波，2010：《银行贷款的监督效应与盈余稳健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第2期。

姚立杰、夏冬林，2009：《我国银行能识别借款企业的盈余质量吗？》，《审计研究》第3期。

余超、杨云红，2016：《银行竞争、所有制歧视和企业生产率改善》，《经济科学》第2期。

余明桂、潘红波，2008：《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管理世界》第8期。

张琦、陈晓红、蔡神元，2008：《“规模歧视”与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基于湖南中小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系统工程》第10期。

Ahn，S.，and W.Choi，2009，“The Role of Bank Monitoring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Borrowers’ 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r”,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33(2)：425-434.

Allen，F.，and D.Gale，2004，“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36(3)：453-480.

Barth，J.R.，C.Lin，P.Lin，and F.M.Song，2009，“Corruption in Bank Lending to Firms: Cross-country Micro Evidence on the Beneficial Role of Competi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91(3)：361-388.

Bharath，S.T.，J.Sunder，and S.V.Sunder，2008，“Accounting Quality and Debt Contracting”，Accounting Review，83(1)：1-28.

Boot，A.，and A.V.Thakor，1993，“Self-interested Bank Regul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3(2)：206-212.

Chong，T.，L.Lu，and S.Ongena，2013，“Does Banking Competition Alleviate or Worsen Credit Constraints Faced b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37(9)：3412-3424.

Cohen，D.A.，A.Dey，and T.Z.Lys，2008，“Real and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Pre- and Post-Sarbanes-Oxley Periods”，Accounting Review，83(3)：757-787.

Dechow，P.M.，R.G.Sloan，and A.P.Sweeney，1995，“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Accounting Review，70(2)：193-225.

Degryse，H.，and S.Ongena，2007，“The Impact of Competition on Bank Orientation”，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16(3)：399-424.

Diamond，D.W.，1991，“Monitoring and Reputation: The Choice between Bank Loans and Directly Placed Deb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4)：689-721.

Healy，P.M.，and J.M.Wahlen，1999，“A Review of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andard Setting”，Accounting Horizons，13(4)：365-383.

Jiang，F.，Z.Jiang，J.Huang，K.A.Kim，and J.R.Nofsinger，2017，“Bank Competition and Leverage Adjustments”，Financial Management，46(4)：995-1022.

Keeley，M.C.，1990，“Deposit Insurance，Risk，and Market Power in Bank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0(5)：1183-1200.

Roychowdhury，S.，2006，“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42(3)：335-370.

BANK COMPETITION AND EARNING MANAGEMENT
MENG Qing-bin LIU Lan-xi

(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s: Constructing a measure of regional bank competition based on bank branches data,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commercial bank competition influence earnings management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7.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competitive market structure of banking industry significantly alleviates firms’ earnings management. By studying the mechanism, the improvemen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is attributable to the debtors’ greater governance from banks. This paper uses the exogenous event of 2009 banking deregulation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to verify the above results. This paper not only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n enterpris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btors, but also supplements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bank competition.

Key words: bank competition; debt contract; earning management

* 孟庆斌、刘岚溪(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liulanxi@ruc.edu.cn。本文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072178；71772174；71803090)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刘舫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