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精神”与亲历者社会责任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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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精神”与亲历者社会责任价值取向
——基于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经验证据
王放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144)

摘 要： 企业慈善捐赠作为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本文利用国泰安、巨潮资讯、新浪人物、百度百科以及天眼查等多个数据库中2006—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职业经历信息，考察了CEO三线建设经历产生的“利他”“奉献”等道德价值观对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具有“三线精神”的CEO所在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2)与汶川地震发生前相比，具有“三线精神”的CEO所在公司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更多的慈善捐赠；(3)选聘具有“三线精神”CEO的公司更倾向于在企业内部塑造集体主义价值观，并施行公平、均衡的利益分配制度。

关键词： 慈善捐赠； 三线建设； 亲历者； 价值取向； 社会责任

一、引言
慈善捐赠作为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能够有效实现财富转移、缩小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初次市场经济分配与政府调控再分配后留下的空白，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重视。从捐赠结构来看，企业公益性捐赠已经成为支持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募集金额在我国各渠道所募集善款总额中占据绝对优势比例。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生效实施，为我国企业从事公益性捐赠提供了更多便利。然而，在我国慈善活动趋于规范、慈善事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各企业间慈善捐赠水平的差异却愈发显著。

价值取向对个人的行为起着重要的导向性作用，其形成与个体的社会经历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开展了以备战为中心的“三线建设”运动，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人群汇集至三线建设工厂和企业开展工作，带动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奠定了我国国防工业的坚实基础。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共同工作的经历塑造了三线建设者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逻辑——“三线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将“三线精神”概括为“艰苦创业、勇于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它是特定背景下国家命运和个体责任相联结的道德价值观的文化表达。道德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个体的社会经历和生命体验，另一方面也会作用于个体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从而形成稳定的体系。本研究拟聚焦国家意志下个体的特殊社会经历，考察三线建设经历如何通过塑造个体的道德价值观，影响个体的社会责任行为。

高层梯队理论表明，管理者对企业经营具有实际决策权，管理者的认知基础和价值观会影响他们对经营中各类信息的评估和应对，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经营绩效[1]。早期的研究对管理者认知基础和价值观的刻画多集中于年龄[2]、性别[3]、学历[4]等特征表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到职业经历和生活经历赋予管理者的特殊个体体验如何影响公司的财务决策。但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职业角色和生活经历赋予管理者的个体体验，尚未有研究针对中国特殊背景下国家统一的战略部署对管理者经历、道德价值观和决策的影响机制。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拟着重探讨三线建设对亲历者价值观的塑造是否存在行为烙印，以及该行为烙印如何呈现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基于国家意志的重大经济建设活动，三线建设将工业投资条件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转移至发展缓慢的中西部地区，并伴随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集中[5]，共同的工作生活经历形成的身份认同、群体记忆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在三线建设者价值观和行为中留下烙印。对该问题的探讨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高层梯队理论的内涵，也为弘扬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中国精神提供经验支持。

本文的研究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既有文献主要从高管年龄、性别、教育背景、职业角色等角度研究高管特征与公司行为，本文从国家意志下个体特殊经历的视角丰富和拓展了高层梯队理论的框架。第二，特殊经历塑造个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情怀价值”如何影响个体利他行为的机制还有待研究。本文立足于“三线精神”中“利他”“奉献”的道德基点，从个人道德价值观对其决策感导的角度，论证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对弘扬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中国精神提供了经验支持。第三，本文从行为学中的“社会规范”理论、心理学中的“从众”“服从”理论以及社会学维度中的“社会控制”理论出发，旨在经由“非理性”动机的逻辑路径考察CEO三线建设经历对公司慈善捐赠金额的影响，这与此前研究中分析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经济因素以及理性考量的单一观点[5]相区别，有利于深入探讨企业主动回报社会、进行公益捐款的真实动因和影响因素。第四，此前对高管个人经历作用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研究多集中于企业的投融资决策[6]、贷款风险[7-8]、公司创新[9]等维度，而本文研究建立在我国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的前提下，着重关注“慈善捐赠”视角，分析高管个人背景对企业慈善捐赠金额的影响，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1．伦理氛围、社会规范与个体行为特征

伦理氛围是指集体在处理伦理问题上的特征，是组织成员在什么是符合伦理的行为和应该如何处理伦理问题两方面所形成的共同感知[10]。伦理氛围是一种稳定的、潜在的、不易被察觉的决定因素，人们处于一定的环境中，就容易受到该环境下的集体文化与区域氛围的感染，换句话说，伦理氛围在一定程度下支配着群体行为[11]，并在获得进一步广泛认可的基础上形成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是指个体身处的社会情境对其应当遵守的行为模式所作出的期望[12-13]。相比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个体通过观察、理解他人行为而感知到的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会产生更加显著的引导作用[14]。且群体中的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服从会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影响[15]。如果个体的同伴较多地服从于群体的社会规范，自觉自愿从事组织公民行为，那么该个体将受到其同伴的影响，同样将自己视作组织中的一员，呈现出更加符合群体社会规范期望的行为模式。

2．管理者经历对决策行为的影响

有关管理者经历对决策行为影响的研究通常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进行分析。两种理论都表明，管理者在特定经历中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形成了某种难于观测的心理特征，从而影响其个人或所在组织的决策行为。

高层梯队理论从职业经历和生活经历两个方面探讨了该问题。对于职业经历，学者们从管理者的任职经历和从军经历两方面进行了刻画。管理者的职业经历一方面影响其管理技能和社会资源积累，另一方面也影响其认知基础、价值取向乃至决策模式的形成[16]。如CEO若曾有从事营销或研发的任职经历，则其所在公司倾向于采取产品创新战略，提高研发支出[17]；CEO若曾有财务方面的任职经历，则所在公司投资效率更高，且更倾向于进行债务融资[18]。对于生活经历，学者们主要关注管理者的家庭生活、婚姻生育经历和自然灾害经历等对其产生的影响。管理者的家庭是否为其提供充裕的物质条件会影响其对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19]；婚姻和生育经历分别会对管理者的风险承担和社会责任承担意愿产生影响[20-21]；而灾害性事件经历同样会影响管理者对风险和道德感的认知，从而影响公司决策[22-23]。

烙印理论表明，经历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的特定时期的个体，其决策会持续受到特殊时期外部环境特征的影响，且该影响不会轻易消失[24]。烙印理论在探讨管理者经历对其行为影响时，关注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管理者经历对其行为的影响具有持续性，不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说，即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烙印效应依然存在[25]；第二，管理者经历对其行为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经历所处时期是否敏感，在敏感期内(即管理者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的经历影响效果更为显著[26]；第三，管理者经历对其行为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历史环境和现有环境的匹配程度，环境越相似，该影响程度越大[27]。

3．文献述评

通过文献回顾可见，高层梯队理论在解释管理者经历对决策的影响机制时，多着眼于管理者的职业角色和生活经历，并将该影响归因于环境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偏好。事实上，个体经历对个体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塑造至关重要，而依循“经历→行为规范和价值观→行为”这一链条进行分析的研究尚不多见。三线建设对参与者的影响兼具群体性和道德性，便于考察个体经历如何通过塑造其道德价值观从而影响个体行为。本文选取作为国家统一战略部署的“三线建设”作为个体经历的研究对象，对于发掘特定时期中国特色时代精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三线建设”是我国建国以来国家层面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其时间跨度长达16年(1964-1980年，若包含三线调整改造时期，还可继续计算至20世纪90年代)，空间上包含了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域，参与者多达上千万。在三线建设这一具有集体主义特色的文化背景下，群体中所隐含的社会规范是期望三线人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奉献、吃苦耐劳，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战备能力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三线建设中的个体受到此类社会规范的影响，倾向于表现出与他人一致的高水平组织公民行为，即全力投入三线建设。此时，内心中自我的概念也相应由个人主义文化下的“独立自我”转变为“相互依存的自我”[28]，意味着三线建设者会更容易地主动认同自己成为三线建设群体中的一员。为了更好地贴合自己作为三线人的身份和自我定位，三线建设者对身边同伴行为的体察将更加敏感，并依照普遍的群体行为建立自身“感知到的社会规范”。

就三线建设的具体情境而言，该项“感知到的社会规范”是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内核的社会规范。在我国，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内核在本质上彼此一致。在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中，个体联结为统一的群体，“群体”成为组织的核心[29]。集体主义者重视群体的共同目标而非个人目标，更加重视整体和谐[30]。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单纯服从社会规范心态将慢慢发生变化。在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个体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得以逐渐意识到他人的思想，理解他人的情感，其对社会环境的认知水平不断发展，并成为道德价值观产生的源泉[29]，从内心深处认同并自发维护爱国、奉献精神品质。此外，由于个体多在青年时期经历三线建设，即社会化形成价值观的敏感时期，这段时期经历形成的社会责任观和奉献精神更容易固化于他们的观念，形成很强的道德观念烙印[31]，因而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塑造的社会责任感的影响下，三线建设期间形成的奉献意识和责任感会促使三线建设经历者更加主动介入社会公益事业、推动企业履行惠及更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据此本文认为，具有三线精神的CEO，其自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信念会转化为力量和行动，影响所在公司“利他”目标驱动的慈善捐赠行为。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如果CEO具有三线建设经历，则其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更多。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
由于2006年之前我国上市公司尚未开始规范披露公益性捐赠数据，本文选取2006—201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确保所选取的样本公司数据的有效性及合理性，本文对搜集到的初始样本进行筛选，采取的具体筛选措施如下：(1)剔除金融类公司样本；(2)剔除股票代码前缀带有ST、*ST的公司样本；(3)剔除在研究时段内主要字段数据缺失的样本；(4)剔除当年新上市的公司样本。完成上述筛选后，本文最终获得17352个有效观测。为避免极端值干扰分析结果，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分位上的winsorize缩尾处理。本文研究所使用的CEO的三线建设经历信息均来源于手工搜集和整理，公司捐赠金额及公司的其他特征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及锐思(RESSET)数据库。

(二)变量的选择和度量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慈善捐赠水平(Donation)作为被解释变量。从相对数和绝对数两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加以衡量，从而确保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具体包括：公司捐赠金额加1的自然对数(Ln_donate)、公司捐赠金额占企业资产总额的百分比(Donate_ta)、公司捐赠金额占营业收入总额的百分比(Donate_rev)。

2．解释变量

选取CEO是否具有三线建设经历(Three_line)作为解释变量。从网络获取的CEO年龄及简历信息为基础进行判断：若CEO在三线建设时期(1964-1980年)属于适龄工作人口(14-60岁)，并曾在三线建设单位工作，且出生地与三线建设单位所在地不同(即异地就业)，则判断其具有三线建设经历，对解释变量Three_line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控制变量

(1)参照既有研究[32]控制了公司组织特征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i,t-1)、公司净利率(ROAi,t-1)、产权性质(SOEi,t-1)；(2)参照既有研究[33-34]控制了公司治理变量，包括董事会规模(Boardi,t-1)、两职合一情况(Duali,t-1)、外部董事比例(Indepi,t-1)；(3)参照既有研究[35-36]控制了CEO个人特征变量，包括CEO性别(Malei,t-1)、CEO受教育程度(Universityi,t-1)、CEO出生地发展水平(Birthplacei,t-1)；(4)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所处地区因素，包括公司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Marketizationi,t-1)和省份虚拟变量。为控制公司的年度行业固定效应，避免其对公司慈善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

本研究中所包含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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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模型
由于大量样本的慈善捐赠金额为0，不符合线性回归假设，导致经典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无法适用。Tobit模型能够较好地解决因变量在正值上大致连续分布但含有一定比例0值的受限问题。因此，本文采用Tobit模型来分析CEO的三线建设经历是否对公司的慈善捐赠行为造成影响。

Donationi,t=β0+β1×Three_linei,t-1+γ×ControlVariablesi,t-1+ε

(1)

其中，被解释变量Donationi,t(公司捐赠水平)分别选取t年的Ln_donate、Donate_ta、Donate_rev三个维度进行衡量。式(1)中的主要解释变量Three_linei,t-1考察滞后一期(t-1)年任职于公司i的CEO是否具有三线建设经历。ControlVariablesi,t-1代表模型的控制变量，均采用第t年的滞后一期，即(t-1)年的数值。据此，本文预期回归系数β1应为正值，并在统计上显著。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内上市公司慈善捐款金额Ln_donate的均值为1.30，标准差为2.18，数值差异较大，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在慈善捐赠重视程度方面仍具有较大差异；而Donate_ta、Donate_rev的均值分别为0.02和0.04，表明目前我国企业慈善捐赠力度仍然较低，在未来仍有提升空间；Three_line的均值为0.0391，说明样本中共计3.91%的上市公司CEO具有三线建设经历。就控制变量而言，在样本上市公司中，董事会人数平均约为9人，21.7%存在二职合一情况，平均聘用外部董事占比35.9%；样本公司的CEO中，95.93%为男性，40.1%接受过大学教育，近40%的CEO出生地为较发达城市/地区。主要变量的具体数值特征如下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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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EO三线建设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
首先考察CEO三线建设经历对企业捐赠金额的影响，并控制了年度、行业效应。由表3可见，Three_linet-1的系数为1.0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在经济意义上，相比CEO没有三线建设经历的样本公司(Three_linet-1=0)，具有三线建设经历CEO所任职的样本公司(Three_linet-1=1)的捐赠金额自然对数(Ln_donatet)高出9.40%个标准差。表3列(2)-(3)的回归结果同样证明了类似的结论，CEO具有三线建设经历的样本公司的慈善捐赠金额占总资产比重(Donate_tat)及其占销售收入的比重(Donate_revt)相较于CEO没有三线建设经历的样本公司而言分别高出8.30%和7.36%个标准差，并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具备三线建设经历的CEO所在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慈善捐赠，表明三线建设经历对于塑造CEO“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起到了作用，这一特殊经历和衍生心理将促使CEO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外化为慈善捐赠行为，这与本文的假设一致。

表3 CEO三线建设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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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显著。下同。

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ROAt-1与衡量公司捐赠水平的三项指标均表现为显著正相关，表明持有公司的盈利水平越高，其慈善捐赠金额越高；CEO出生地经济发达程度Birthplacet-1与衡量企业捐赠水平的各项指标均表现为显著负相关，说明出生于欠发达地区的CEO更富有同情心和同理心，愿意回馈社会[23]。

(三)进一步分析
1.汶川地震的外生冲击

前文已经证明，当上市公司CEO具有三线建设经历时，其所在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那么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时，公司的慈善行为是否能更明显地表现出前后差异？既有研究已经发现，自然灾害等外生事件的冲击会对于企业的捐赠行为产生显著影响[37]。2008年的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并成为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感以及公益精神的全面考验。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内外各界纷纷将目光投向我国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行为。本文认为，如果CEO具有三线建设经历，基于其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存在群体记忆的延伸，并能够将之与社会价值相联结，其所在公司会在自然灾害等外来冲击的影响下提供更多的慈善捐赠。

采用DID模型检验汶川地震的外来冲击是否影响CEO三线建设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的关系。根据事件研究方法，设置地震冲击变量Earthquake，通过分析地震冲击变量与CEO三线建设经历变量Three_linet-1的交乘项Earthquake×Three_linet-1的系数，对2008年汶川大地震前后上市公司慈善捐赠表现进行对比研究，从而考察样本公司在地震冲击前后的慈善捐赠水平是否出现显著差异。若假设成立，交乘项Earthquake×Three_linet-1的回归系数预期显著为正，即汶川地震这一外生事件冲击能够强化CEO三线建设经历与企业捐赠金额之间的正向关系。所使用的模型(2)具体表达式如下。

Donationi,t=β0+β1×Three_linei,t-1+β2×Earthquake×Three_linei,t-1+β3×Earthquake+γ×ControlVariablesi,t-1+ε

(2)

其中，若样本期间归属于汶川地震当年(2008年)及以后，则解释变量Earthquake=1；若样本期间属于大地震之前(即2007年及以前)，则解释变量Earthquake=0。

如表4所示，在列(1)-(3)均可见交叉项Earthquake×Three_linet-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较于没有选聘具有三线建设经历CEO的公司，选聘具有三线建设经历CEO的样本公司的慈善捐赠金额在汶川地震后显著上升。由此可知，汶川地震发生后，CEO的三线建设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促进关系变得更加突出。这说明CEO在三线建设经历中形成的“利他”“奉献”的道德价值观在自然灾害面前能够外化为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公司的慈善捐赠行为在外生事件的冲击下将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差异。

表4 CEO三线建设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汶川地震事件的外生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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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EO三线建设经历与公司的集体主义理念

为了验证具有三线建设经历的CEO除了会对所任职上市公司的企业捐赠产生影响之外，是否会在企业文化中注入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等观念，本文运用Java爬虫技术，借鉴既有文献[38-39]的思路，在公司年报中“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部分(1)识别起点：章节标题含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经营讨论与分析”“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董事会报告”“高管致辞”关键词(不包括“参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等)。识别终点：首次出现下一章节标题。扫描并抓取了“无私”“忘我”“奉献”“贡献”“捐献”“团结”“协作”“合作”“凝聚”“互助”词频数(2)上述特征词的范围界定标准为“三线精神”中有关集体主义观念的直接表征词(“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及其近义词(“忘我”“贡献”“捐献”“合作”“凝聚”“互助”)。用于度量企业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观念强弱。本文认为，如果CEO具有三线建设经历，将会更加注重在企业培育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建设团队文化，并在年报中有所体现。本部分检验所使用的模型(3)具体表达式如下。

Collectivismi,t=β0+β1×Three_linei,t-1+γ×ControlVariablesi,t-1+ε

(3)

其中，被解释变量Collectivismi,t(公司集体主义观念)分别选取t年的关键词频的自然对数(LnCollfreq)、含关键词的句数占总句数的比例(SenRatio)和关键词占总词频的比例(WordRatio)三个维度进行衡量。本文预期回归系数β1应为正值，并在统计上显著。

如表5所示，在列(1)-(3)均可见，无论公司集体主义观念采用何种方式度量，Three_linet-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较于没有选聘具有三线建设经历CEO的公司，选聘具有三线建设经历CEO的样本公司更倾向于培育公司集体主义价值观。这说明CEO在三线建设经历中形成的“利他”“奉献”的道德价值观具有持续性，并对公司的整体价值观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表5 CEO三线建设经历与公司集体主义理念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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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EO三线建设经历与公司的集体主义行为

现代企业理论将企业视为一系列契约的有机组合[40]，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关乎未与企业订立契约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也关乎与企业订立正式契约的内部利益相关者。薪酬差距是指CEO与员工现金薪酬的相对值，反映了企业价值分配的公平程度。既有研究发现，在长期历史演进中所积累的文化传统、思维习惯、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会在广泛和深层次的范围内影响个体的文化性格[41]。个体对薪酬、绩效和职业竞争的认知与企业价值观密切相关[42]。在以个人主义为主导的文化环境中，个体更关注个人薪酬和绩效，更强调自身价值和个体差异，在组织目标与个体目标发生冲突时，企业员工可能倾向于为了达成个体目标而更多参与竞争，以获取较高的薪酬或职位，实现个人价值的提升发展。而在集体主义主导的文化环境中，管理层则更加关注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和平等，企业员工更加关注自身利益的公平分配。因此可以推断，若CEO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则会更倾向于秉持“平均主义”分配理念，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提高员工福利水平。

本文进一步通过考察CEO的三线建设经历是否会影响公司内部薪酬差距和员工福利水平，用以证实CEO个人经历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塑造能否对企业内部公平、和谐的氛围营造产生影响。本文借鉴相关研究[43-44]，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Gap)定义为CEO现金薪酬与员工平均薪酬的比值，其中，员工平均薪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扣除董事、监事及高管年薪总额)/员工人数(扣除管理层规模)；使用员工福利健全程度(Welfare)度量员工福利水平，具体而言按照企业是否为员工购买“五险”、是否为员工购买补充医疗保险、是否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三项福利投入进行赋值，若三项都具备，则赋值为最高值3。笔者认为，如果CEO具有三线建设经历，将会更加注重降低内部薪酬差距和提供员工福利。本部分检验所使用的模型(4)和模型(5)具体表达式如下。本文预期模型(4)的回归系数β1显著为负，模型(5)的回归系数β1显著为正。

Gapi,t=β0+β1×Three_linei,t-1+γ×ControlVariablesi,t-1+ε

(4)

Welfarei,t=β0+β1×Three_linei,t-1+γ×ControlVariablesi,t-1+ε

(5)

由表6的列(1)可见，使用内部薪酬差距度量公司集体主义行为时，Three_linet-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由列(2)可见，使用员工福利水平度量公司集体主义行为时，Three_linet-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较于没有选聘具有三线建设经历CEO的公司，选聘具有三线建设经历CEO的样本公司更倾向于在企业内施行公平、均衡的利益分配制度。这说明CEO在三线建设经历中形成的“利他”“奉献”的道德价值观具有持续性，并对公司的集体主义价值行为选择产生影响。

表6 CEO三线建设经历与公司集体主义行为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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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1．潜在的自选择问题

本文的主回归模型假定所有公司聘任具有三线建设经历的CEO的概率相同，故解释变量Three_linei,t-1在回归模型中被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即要求CEO的三线建设经历与公司特征不存在相互关联。基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上述假设可能由于“自选择问题”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而使得前述发现为一个有偏估计。考虑到主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本文参考Heckman提出的二阶段回归方法检验前述主回归模型的稳健性。

Three_linei,t-1=α0+γ×ControlVariablesi,t-1+α1×Threeline_percenti,t-1+μ

(6)

除了主模型中影响CEO选聘的控制变量以外，Heckman的Probit模型中应设置同行业中其他公司高管的兴趣特征作为“排除性约束”(exclusion restrictions)。据此，本文在Heckman检验的第一阶段纳入了上一期同行业公司CEO有三线建设经历的比例以及主模型的全部控制变量，得出Three_linei,t-1的估计值Pred_Three_linei,t-1，并据此计算逆米尔斯比(IMR)。

在Heckman检验的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得到的Pred_Three_linei,t-1代入Tobit模型。由表7中Step 2列示的回归结果可知，Pre_Three_linei,t-1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自选择问题后本文的实证结论依然稳健。

表7 CEO三线建设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Heckman自选择模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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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生性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很难采用随机分组实验，因此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和反事实框架。本文运用倾向匹配得分(PSM)法，通过计算出公司聘用具有三线建设经历CEO的倾向得分，在多个维度上匹配出具有可比性的对照组样本，通过两组之间的表现差值反映聘用具有“三线精神”的CEO对公司慈善捐赠的净效应。因此，PSM能有效降低样本选择偏误。本文采用的配对标准包括如下变量：公司规模、总资产回报率、董事会规模、两职合一情况、外部董事比例、CEO性别、CEO教育程度、CEO出生地、公司所在地市场化程度。匹配方法为最邻近方法。由表8可见，Three_lin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因而证明了表3结果的稳健性。

表8 CEO三线建设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PSM样本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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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道德价值观对个人的行为起着重要的导向性作用，其形成与个体的社会经历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本文选取作为国家统一战略部署的“三线建设”作为个体经历的研究对象，对于发掘特定时期中国特色时代精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表明：“三线精神”塑造了三线建设经历者“奉献”“利他”的道德观念，促使其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具体表现为，具有“三线精神”的CEO所在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这一结论在进行Heckman两步法回归、倾向匹配得分法(PSM)检验的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与汶川大地震发生前相比，具有“三线精神”的CEO任职公司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更多的慈善捐赠，这表明地震这一自然灾害的外生冲击能够触发CEO在三线建设中所形成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继而加强CEO三线建设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金额之间的正向关联；选聘具有三线建设经历CEO的公司更倾向于在公司内塑造集体主义价值观，并施行公平、均衡的利益分配制度，说明CEO在三线建设经历中形成的“利他”“奉献”的道德价值观具有持续性，并对公司的集体主义观念和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本研究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我国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企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内核能够持续对个体社会责任价值取向产生影响，企业在选聘高层管理者时应充分考察生活和工作经历对高层管理者价值观塑造的影响，从而营造积极、健康、有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环境；第二，资本市场的利益相关者在关注法律、法规、规章等正式制度对于规范企业行为作用的同时，也应关注企业管理层价值观、企业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引导企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企业文化之中，促使企业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真正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市场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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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line Spirit” and the Builder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Charitable Donation of Listed Firms
WANG F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44, 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way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of social wealth, corporate philanthropy is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whole society. This paper manually collates the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formation of CEOs of A-share listed firms in 2006—2018 in multiple databases such as CSMAR, CNINF, SINA People, Baidu baike and TianYanCha, and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moral values of altruism and dedication form during the Three-line construction of executives on the level of firm charitable don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if the CEO has the “Three-line spirit”, the charitable donation level of the firm is higher. Second,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more charitable donations have been made by firms whose CEOs have the “Three-line spirit”. Third, firms whose CEOs have the “Three-line spirit”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collectivist values and implement a fair and balanced benefit distribution system.

Key words：charitable donation; Three-lin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d CEO; value orient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