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核心议题述评

奥鹏网院作业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核心议题述评*
周 旖，赵 心，刘 菡，张 靖

摘 要 文章识读并遴选重要文献，围绕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构建进行内容梳理和阐释。首先从古籍保护学科名称、学科属性、现有理论体系、学科建设方式、准备工作等方面呈现古籍保护研究基本问题，再从课程设置、培养方式及方案、培养层次、职业资格制度方面展现人才培养研究现状。研究发现：古籍保护学科建设迫切性已被学界认同，但学科定位存在争议；现有知识体系有待细化充实、核心内容有待厘清；学科建设应以人才培养为突破，宜依托图书情报领域进行建设。

关键词 古籍保护研究 学科建设 基础理论 人才培养

1 古籍保护学科定位、建设及基础理论
1.1 古籍保护学科名称的讨论
21世纪以来，古籍保护研究逐渐受到关注[1]，尤其是2007年后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及相关政策出台，全国范围内的古籍保护工作日渐开展，如何系统、科学、有效地对古籍资源进行管理、保护、研究和利用等一系列问题被纳入学界及业界视野。其中，针对“古籍保护”学科名称的讨论相当热烈。

早在2006年中山大学图书馆主办的“2006文献保护与修复研讨会”上，领域内部分学者及资深从业人员就提出建立学术团体、定期开展研讨活动等建议，且就人才培养情况和特点进行讨论，为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古籍保护人才数量紧缺、结构不合理，古籍工作开展需依靠科学手段进行研究、管理和规范，现有学科分类无法完全与古籍保护相匹配等学界共识下，“古籍保护”作为独立学科领域被提出。而有关古籍保护独立成学的提法，可追溯至2007年甘露提出构建中国文献修复学学科体系[2]，宋承志提出设立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一级学科构想[3]。与“古籍保护”相关或相近内容的名称或提法还有档案保护、古典文献保护、古籍整理与保护、古籍保护学、文献保护与修复、可移动文物保护、纸质文献保护等。

1.2 古籍保护学科属性及门类的讨论
对古籍保护学科如何命名、位于学科体系中哪一层级、学科归属为何等问题的讨论主要出现在2015年之后。相关领域学者在这些问题上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观点。代表性观点及内容见表1。

表1 古籍保护学科设置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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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古籍保护学科属性及门类的讨论主要有：(1)在已有的一级学科下，把古籍保护作为新的二级学科进行设立。目前学者们认为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中国史或考古学等一级学科下设置古籍保护相关的二级学科是比较可行且合理的方式。首先是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设置相应的二级学科，柯平、姚伯岳等在第三次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有相应表述①。因为图书馆作为古籍文献的富藏及保存机构，较早涉足并重视古籍保护与修复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其次，由于古籍收藏和保护是古籍整理、研究、利用的前提，因而也为文献学、国学等所重视，如安平秋[4]提出建立中国古文献学一级学科，将古籍保护作为其下二级学科；丁海斌②提出建立国学一级学科，将文献修复设为二级学科。第三是将古籍保护作为中国史学科下的二级学科，顾钢[5]等是代表人物。(2)设立一个新的一级学科，而古籍保护则作为其下的一个二级学科。近年来有关文化遗产保护、文物保护学等也被作为独立学科而被讨论。(3)将古籍保护作为一个新的一级学科甚至新的学科门类进行建设，有学者从长远角度考虑，提出设置古籍保护一级学科，宋承志[3]、顾钢[6]、姚伯岳[7]有相关提法，但存在学科名称不一、所属学科门类划分各异、学科范围边界模糊、学科细分有待进一步论述等问题，古籍保护被纳入管理学、历史学乃至提出新建立文化遗产保护门类。

1.3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方式
基于前述学者们对古籍保护学科属性及门类的认识，相应的有关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方式的讨论主要有3种代表性的观点。

(1)将现有相关学科知识内容进行整合，在厘清共性特征和共同问题的前提下，谋求融合发展。张美芳提出采用“保护联盟”或设置新专业方式，将图书保护、档案保护、文物保护学科进行融合[8]。刘强认为古籍保护是对历史文献学、文化遗产保护与博物馆、图书情报管理、古典文献研究等内容的整合，需要对这些内容进行系统化的求同存异[9]。

(2)自上而下设置，构建学科体系。杨健指出图书馆等部门缺乏古籍保护人才，但本身不能担负人才培养责任，自下往上推的人才培养方式困难，有待文化部门与教育部门之间形成共识并主动推动[10]。倪晓健认为需以人才缺口为着眼点，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设立专门的古籍保护学科[11]。刘强指出从长远角度而言，应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并将古籍保护作为其中的分支学科[9]。姚伯岳构建了古籍保护所在的文化遗产保护学科体系谱系图[7]。

(3)依托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提出并实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挂靠国家图书馆)开展的古籍工作中，古籍保护相关知识体系被划分为科技、修复、编目、鉴定、收藏和工具[12]。王红蕾认为，古籍保护学科建设重点应放在图书馆古籍编目、古籍保护和修复技术，同时在鉴定、出版、修复、数字化等方面有所侧重[13]。张志清指出，古籍保护工作需要通过顶层设计、研究拓展、健全法律法规等层面，促进行业内部或之间的渗透、交叉、重组等，以融合发展带动行业创新[14]。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则以“救人、救书、救学科”为重点，主要由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及各地区少数民族古籍工作部门推进，将古籍工作分为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出版等环节，按照国家民族委员会等的部署，涵盖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方法、技术手段、实施，管理及标准、政策法规等各方面[15]。

1.4 古籍保护理论体系
古籍保护除修复技艺外，还有古籍修复与保护理论、科技知识，以及古籍整理、管理、开发利用等一系列围绕古籍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古籍保护学科内容具有综合性、交叉性、跨学科性，且具有强烈的现实应用需求，需在对现有学科知识进行整合基础上，厘清主体内容和知识体系逻辑，进而界定学科知识体量及边界。对于古籍保护的理论体系。目前的观点见表2。

表2 古籍保护理论体系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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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古籍保护理论体系论述从3 种思路展开：(1)从古籍保护工作角度阐述应涉及的学科知识内容[4，10]；(2)从专业人才知识结构角度进行论述[16-17]；(3)从学科性质、特点、知识内容如何支撑实践等角度展开论述③[18-20]。整体而言，相关理论体系的论述多受到学者自身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工作经历等影响，论述内容多是方向上的提法，理论体系结构、内在逻辑、划分依据、理论之间的联系、理论具体内容等尚未得到充分论述。

1.5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推进情况
(1)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学术会议。“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自2016 年召开第一届以来，目前共召开了三届，会议集结古籍保护研究机构、人才培养单位、工作机构等的人员，围绕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相关政策、教材等进行学术交流与讨论。“古籍保护与流传学术研讨会”是由我国台湾古籍保护协会主办的、促进海峡两岸沟通古籍保护相关知识经验的平台，截至2019年已经召开了七届。

(2)古籍保护连续出版物。学术性辑刊如《古籍保护研究》(初名为《古籍保护工作与研究》)，是为了配合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而创设的古籍保护专业学术出版物，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于2015、2016、2018 年分别出版一辑，内容包括古籍保护、古籍收藏、古籍目录、版本、书评、工作经验及业界纪念等[21]。第四辑开始由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承办，主题栏目调整为普查与编目、版本与鉴定、保藏与修复、再生与传播、人才与培养、交流与合作[22]。《民族古籍研究》是由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资料信息中心和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所创办的学术刊物，主要针对民族古籍的研究，隔年出版一辑，截至2018年已经出版四辑。相关专业报刊还有如《藏书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化报》《图书馆报》《中华遗产》等，其中《藏书报》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推出《藏书报·古籍保护专刊》，自2016 年底至2019年初共出版52期108个版。还有一些相关报道、采访散见于《瞭望》《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华书目报》等综合性报刊杂志中。

(3)古籍保护相关协会、组织及研究型人才培养机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成立于2007 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和推进古籍工作的主要机构，在工作规划、实践开展、科学研究及人才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创立于2015年，业务主管单位为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协会秘书处挂靠国家图书馆，协会在信息发布、行业交流、知识科普及发展志愿者方面发挥作用。中国台湾古籍保护学会成立于2014年，定期举办古籍保护与流传学术研讨会，积极沟通两岸古籍整理与修复事宜。自2014年开始，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推动下，国内一些高校开始从事古籍保护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具体院校见表3。此外，南京莫愁职业学校、金陵科技学院、吉林艺术学院、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等普通高等院校、艺术及职业院校也为古籍保护事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技术型人才。

表3 主要研究人才培养机构及其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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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料依各机构招生目录整理。

2 人才培养
一直以来，古籍保护人力资源建设及人才培养相关问题不断涌现，包括工作环境不善、待遇及社会地位不高、职业晋升压力、人员分布不均、年龄结构不合理、工作内容对多学科知识体系的要求，技术性操作人才为主而研究型、复合型人才不足等[23]。随着古籍工作开展，人才问题引起重视。《“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在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中均提到要加强人才培养[24]。目前有关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讨论主要涉及培养层次、培养模式、培养方式以及课程内容等议题。

2.1 培养层次
由于古籍保护工作内容的复杂性、交叉性、跨领域性等特征，需要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的复合型人才，目前人才培养主要通过传统传习所“师带徒”、在职培训与继续教育、学历教育以及近些年来才出现的研究型人才培养等方式。莫愁中等专业学校是我国较早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一所职业院校，为适应专业特性曾从三年制中职改为五年制高职，且近些年在师资力量、硬件设施方面加大投入，培养了众多古籍修复人才[25]。2011年文物与博物馆专业被纳入国家学位教育体系，28所高校获得文博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文博事业人才培养困境。2014 年后开始有部分院校培养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研究生，并逐渐覆盖至博士生培养。陈红彦结合国外修复人员的培养研究实验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并重的特点，认为学历教育是可行的借鉴方法[16]。李永等指出法国古籍保护与修复得到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其中，政府的支持、指导和监管力度等为我们提供了借鉴[26]。胡万德提出古籍修复专业教育需要改革，包括建立高层次学历教育、开办多种在职进修、实施职业资格认证、建立古籍保护学会[27]。张美芳结合美国档案修复高等教育指出，我国尚没有形成完善的高等教育平台，修复专业的本科学习仍具有明显的工匠师培养特征，研究生阶段则注重理论学习[28]。牛甲芝结合天津地区实践，指出其将人才划分为高级修复人才、修复技工人才和业余修复人才三个层次进行培养的案例，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29]。刘家真指出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应当逐步建立本、硕、博多层级人才培养体系，本科内容综合并随学历层级升高而逐渐专深[18]。

2.2 培养模式
(1)因需制宜。刘家真等提出定制与联合教育培养方式，实现人才培养与古籍保护需要零距离对接[30]。葛怀东指出要把握人才培养的特质，关注修复技能学习的过程性，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学习潜质，实现“教学-上岗”的零距离对接[31]。郑泳建议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合作，实行订单化古籍修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32]。庄秀芬认为应当在识别古籍保护人才需求的类型基础上，在资金投入、学历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提升[33]。

(2)联合培养。Banik认为需要在高校设置相关学术型研究生项目，以提供包括材料学、技术史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并提供(教授)物理、化学、材料学等内容，为学生和文献保护专家合作做准备[34]。张建国认为合作办学尤其是图书馆与院校合作有助于建设实训基地、以课题研究的方式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强化师资队伍、优化课程结构[35]。杨玉良指出应当从学校各部门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出发，进行古籍保护学科体系规划[36]。事实上，当前的主要研究型人才培养机构多采用联合培养的方式。

2.3 培养方式
(1)国内各主要机构人才培养方案的探讨。南京艺术学院的文物鉴赏与修复专业包括陶瓷、古籍和书画3个方向，以鉴定鉴赏能力为培养重点，课程包括文物基础课、鉴定课、修复课以及课内外的大量实践，已形成本科、硕士、博士3个培养层次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2012年开始招收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硕士，并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体系来设置古籍保护专业子方向的课程，培养包括“课堂讲授、专业考察、专业实习、学位论文”4 个环节，共设38 门课程，如“古文字与古文献概论”“中国古代典籍史”“中国古代典籍修复”“中国古代典籍鉴定与典籍市场”[37]。中山大学文献保护教育涵盖本科生和研究生，本科生课程包括文献保护与修复、图书与图书馆史和信息资源共享3门课程，研究生采取课程学习、实践学习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设计上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实践课和实习五个模块[38]；形成了包含专业培训、专业课程、学历教育和师徒传习全方位的文献保护与修复人才培养模式[39]。

(2)对国外相关机构人才培养方案的学习借鉴。引介和学习国外古籍修复相关人才培养经验。加拿大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遵循专业化的原则，有完整的培养和培训体系，学校教育与职业建设紧密配合，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才保障[40]。日本除了注重学历教育之外，还有修理技术者资格制度和文物(含古籍)修理技术者讲习会·研修会，其职业资格制度等为我国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借鉴[41]。意大利文物保护高等教育可分为学术导向与修复导向两大类，学术导向包括以文科为主的文化遗产学系、以理科为主的文物检测分析与材料分析；修复导向则文、理与技术三者并重，依文物特性设有不同专业的文物修复学系[42]。姚伯岳对欧美主要设置文献保护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进行概述，指出其古籍保护多设置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专业下[7]。

2.4 课程内容
张美芳认为档案保护技术课程的设置常年不变，课程内容偏老化，缺少专业化的特殊培训，培养目标的针对性、可操作性、规范性都有待提高等[43]。张靖等调查美国德州大学17门文献保护与修复课程，归纳其具有内容全面、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承接有序、理论与实践并重、保护与修复分明等特点[44]。周旖等对德州大学、匹兹堡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文献保护和修复通论课程进行对比，认为我国高校相关专业应从教学内容、教材体系、授课方式、考核制度方面进行改革[45]。总体来看，当前人才培养存在培养层次偏低，课程不够全面，缺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问题，呈现出注重补救性技术、相关教材内容偏重档案保护技术、专业教育体现区域性的特点[46-47]。

2.5 职业资格制度
从教育过渡到职业后，需要通过相应的职业制度规范行业，在从业人员的职业规范、伦理道德和业务能力等方面发挥作用。张志清对《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任职资格》进行了解读，认为以规范的行业标准作为基础，对修复人员的文化素养、修复技艺科目、质量要求和准入资格进行严格规范和认证，才能培养出合格人才[48]。田丰从古籍修复的专业性角度入手，探讨了古籍修复师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与古籍修复机构的准入条件，以及古籍修复行业管理[49]。何祯等比较了中美两国的文献保护与修复职业认证制度，认为我国的职业认证制度可以具有更为规范的任职资格以及更灵活的资格准入方式[50]。张靖等调查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日本的文献保护与修复职业资格认证模式，发现各国进行认证的主体多是国家层面的专业组织，而且其职业资格认证能够不断为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提供指导和帮助[51]。

3 研究述评
3.1 古籍保护学科定位尚存争议，学科建设还在起步阶段
古籍保护学科设置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成为共识，但对设置方案各持见解，对具体内容缺乏系统论证。在人才数量稀缺、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推动下，研究内容的综合性、跨学科性、复合性等特点超出了现有的学科体系框架，且古籍保护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规范化等要求逐渐被学界所认可，古籍保护需要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建设已基本在学界达成共识。目前，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已经连续召开了三届，学术期刊以辑刊的方式陆续出版，学术共同体逐步扩大，主要学者及从业人员的观点和呼声见诸报端，为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具体如何设置，学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且对学科建设的具体内容、路径、方法等缺乏细致论述。相对保守的观点，是在现有基础上设置在图书情报专业和文物与博物馆专业下，作为二级学科；而更具有开创性的观点是设置古籍保护相关的一级学科，乃至设置新的学科门类。

3.2 古籍保护知识体系中的主干知识有待厘清
古籍保护学科定性和定位存在纷争，但基本认同其是具有综合性、跨学科性、学科交叉性的应用型学科。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方式和相关知识体系的勾勒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径：一是“解构-建构”的方式，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结合现实情境，以各自的学术眼光认知和解构古籍保护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综合论述。二是“关联-整合”的方式，即将古籍保护相关联的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技术、技艺，学界、业界乃至相关行业等整合起来，共同促进古籍保护学术研究及人才培养，尽管这一方式能最大程度地整合相关内容、调动关联资源，但缺乏对核心内容的识别与认知，且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有待梳理。三是“实践-理论”的方式，以现实古籍工作或项目为依托，部署古籍保护相应的环节和内容，进而形成古籍保护知识框架，但如何将实践知识转化成系统化、逻辑关联的学术理论体系，还有待进一步的积累、整合和凝练。基于此，学界需要就古籍保护学科的核心内容、研究驱动、现实关照等进行界定，以此为依据，构建知识体系。结合现有研究基础、现实环境和历史因素，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宜以图书馆古籍工作为现实基础，以图书馆学有关文献组织、整理、利用相关理论为支撑，在合理管理及创造性开发古籍文献信息知识的基础上延伸，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地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3.3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现阶段主要以人才培养为突破点
人才的需求是推进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主要现实依据，三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都将人才培养作为核心议题。目前研究型层次人才多采用联合培养的方式，但也存在一些操作性问题：一是师资的来源渠道、教师资格及选择、师资的组成结构不明朗；二是专业核心、主干知识的设定缺乏统一认知，学界公认的专业性教材缺位；三是现行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机构中，对人才专业的划分不一，毕业生的培养目标及去向不同，导致授课内容和知识体系上存在差异，毕业生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和职业能力缺乏基线标准；四是当前主要机构的人才培养工作都仍在尝试阶段，人才培养成功与否极大程度上依赖各机构的投入、各机构能够获得的外部支持、机构负责人调动和使用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学生的个人意愿和志趣等，整体上缺乏自上而下的人才培养相关政策规定，无可依赖的长效保障机制。因此，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需要在互相增进、互相关照的过程中谋求整体发展。

注释

①柯平、姚伯岳于2018年9月13日“第三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

②丁海斌于2017年9月14日“第二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

③孔庆茂于2016年3月16日“第一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后收录于《古籍保护研究》(第三辑)，2018年12月出版，139-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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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f Key Topics in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Rare Books’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ZHOU Yi，ZHAO Xin，LIU Han，ZHANG Ji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important literature on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are books’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are collected，re-organized，and analyzed.It not only discusses some key topics in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rare books’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such as the disciplinary title，disciplinary attributes，current theoretical system，pathways of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and current preparations，but also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talent cultivation for rare books’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focusing on the curriculum settings，training methods and strategies，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and system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It is found out that the necessity of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rare books’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though its academic positioning is still controversial;its curr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needs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and extended，and its core contents need to be clarified; its current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should rely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and greater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its talent cultivation.

Keywords rare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theoretical system; talent culti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