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究：背景、现状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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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究：背景、现状及空间*
张 靖，刘 菡

摘 要 古籍文化遗产作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保护和流传价值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重视，也为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带来契机，以研究引领或保障古籍保护的科学、规范化发展成为题中之义。在评析现有主要古籍保护研究团队的研究特点的基础上，阐明问题：对古籍保护能否成为一门学科的论证不足，对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理解有失全面，对于学科建设的背景和环境缺少关照，缺乏实证研究和国际话语意识。进而提出，应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框架下，在理解学科建设内涵和一般性规律的基础上，设计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实施方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实证研究，科学建构古籍保护理论体系。

关键词 古籍保护研究 学科建设 古籍保护知识体系

1 研究背景
医院成立监督小组，对门诊相关部门特别是重点科室的各个环节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对督查中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新发投诉，督促和帮助科室落实整改，跟踪投诉解决情况，并纳入考核。

中华古籍浩如烟海，但在后世传承中历尽火、盗、虫、兵之灾，流传至今者百不存一。为抢救、保护、利用好古籍，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历史上首次由政府主持开展的国家级重要文化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经“十一五”“十二五”至“十三五”，工程围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总方针，在古籍普查、古籍修复、书库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懈努力，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与数量庞大的古籍相比，古籍保护的资源和力量仍显薄弱。据不完全统计[3]，目前收藏在中国各类型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护部门、佛寺道观等单位的古籍总数超过5，000万册，其中善本古籍超过250万册，对这些古籍的保护需要与时间赛跑。

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古籍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其保护和传承是实现中华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保护好古籍文献，成为新时代的发展命题。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4]

促进古籍保护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建立科学有效的古籍保护长效机制，是确保古籍保护事业行稳致远的文化战略需求。当前古籍保护在科学研究上遵循着不同学科的研究路径，体现出多学科视角和方法交融的多元化特色，但仍未能形成一个系统的、适合国情的研究逻辑和理论范式；在人才培养上，形成了继续教育日益完善、学历教育探索式展开的有益格局，但仍未能脱离有“方向”无“专业”的处境。具体而言，存在重技艺而轻理论、参与众而共识少、人才培养未入主流、科学研究有待规范、学术认同尚未取得等不足。这些困难的解决，或可归结为古籍保护学科的建立与建设问题。古籍保护学科的建立与建设也是古籍保护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重要标志和路径。

2 研究现状
关于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讨论，主要来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郑州大学等学术团队。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有关古籍保护的论述，主要围绕古籍保护工作实践展开，工作成果多于学术表述。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随即也成为国家对古籍资源进行规模化、系统化保护的开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相关学者，不论是对古籍保护的认知，还是对知识体系的论述，以及人才培养、战略规划、业界合作等，都主要以古籍保护工作环节为主线，以支持相关工作的开展为前提，且多为行业宏观规划与指导。因此，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作为业界翘楚，在古籍保护工作实践上能够有高屋建瓴的视野，对相关专业人才应当具备的知识结构了然于心，且自身在人才结构、团队建设方面有机构优势，既有高瞻远瞩的专家及业界带头人如张志清、陈红彦等，他们在职业使命及资格、知识体系及人才培养、事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阐述对本领域有重大意义；又有技艺精湛的资深修复师如杜伟生、朱振彬等，是古籍保护技艺的重要传承人；同时还有专业人士运作和管理古籍修复实验室，综合运用生物、化学、物理、材料等相关仪器分析古籍纸张材料。整体而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认同且呼吁开展相关学科建设工作，但其本身并不承担学科建设的职责。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古籍整理见长，研究者多具备文史背景，对于古籍版本、知识内容等的关注多于其他。如安平秋将古籍保护视为整个古籍研究工作的上游，是文献整理和研究必要准备和基础[5]。而对古籍内容的研究本身庞杂且深厚，研究者群体的知识结构相对其他团队而言比较单一，且研究方法、视角及现实关照等方面的多元化、现代性不足，跨学科交流较少。相对于古籍整理而言，古籍保护、出版等方向在这一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相对薄弱，且从当前学者的知识结构、研究志趣、交流合作等角度考察，这些方向以后也较难得到充分、健全的发展。

中山大学团队以文献保护与修复为主要研究对象[6-7]。研究及师资团队构成中，整合了学院与图书馆的研究力量，建立了古籍保护国家级实验室，同时包含西文文献、古籍及民国文献等的修复，研究方向涉及文献整理、文献保护与修复、文献保护管理等。研究内容及方法多样，包括张靖、周旖、林明等人对国内外文献保护相关课程设置及人才培养方案[8-9]、资格认证[10]、文献保护状况等的调查研究[11-12]；对传统修复手法、技艺的探讨与传承研究，如：曾特聘请资深修复师潘美娣授习中大图书馆十余年，林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古籍传统修复技艺的知识保存与传承模式研究”[13]；较早关注预防性保护相应措施与管理规范[14]；涉足有关古籍数字化研究、数据库建设等内容的研讨[15]。同时，注重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除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签署了文献保护与修复方向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外，还曾多次承办西文修复培训班、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外知名专家学者授课、学术汇报等。整体而言，中山大学团队在古籍保护领域研究内容更为全面，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方法体系相对健全、人员构成合理，但因古籍保护作为新兴领域，现有研究仍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梳理。

卷帙浩繁的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古籍保护。2013年12月，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2014年3月，习总书记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重申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指出通过传统文化资源的梳理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2]。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以“古籍整理、科学技术与非遗技艺”三位一体为特点[24]，就目前的人员结构、办学方式和发展方向而言，更有利于古籍保护中跨学科内容尤其是化学、纸张材料等内容与修复技艺、文献整理、文献开发利用等的融合。但由于研究院成立不到五年，尽管杨光辉等学科带头人基本形成本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雏形[25]，且有文献学家吴格以及杨玉良院士坐镇，但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合作等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

云南大学在地方及民族文献保护研究领域有重要贡献。华林、胡莹等人承担了“文化遗产抢救视野下的西部濒危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保护研究”“西部散存民族档案文献遗产集中保护问题研究”“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文献整合性保护研究”[26]等国家级或省部级基金项目，出版了数本有关民族历史档案研究的专著[27-28]，以及多篇民族档案保护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罗茂斌侧重于对档案的材料研究，成果多集中于采用化学相关方法对文献的防治保护等。整体而言，云南大学团队的研究多依托档案学，且突出对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关照，探讨地方或民族档案遗产的保护方式及机制、防治措施及整理研究，虽然有关修复技艺、修复科技以及文献开发利用等的研究不足，但从文化及内容多样性角度充实了古籍保护研究知识体系。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一年有余[29]，在文献整理、历史研究等方面有一定优势。姚伯岳院长有长期在国内外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相关工作的经验，对古籍整理、版本、数字化以及文献修复等方面均有所涉猎，且勤于著述，其与周余姣合著《任重道远砥砺奋进——我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之探索与愿景》一文全面且系统地阐述了古籍保护知识体系，并勾勒了未来发展框架[30]，但其中有关古籍保护学科属性的论述易引起争议。由于目前古籍保护学科属性、主干知识、研究范围等在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如果开辟新门类，或脱离于图书情报及档案学的相关基础，将不利于相关知识的关联、借用、渗透融合等，在学科建设道路上也会困难重重。

郑州大学团队，代表人物如王国强，主要关注古籍保护相关传统技术与方法。王国强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项目“中国古代文献保护方法及其现实价值”，对传统保护理念、方法及技术的内容、特征、现代价值等进行系统梳理[31]，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古籍保护技术体系建设的基本路径应以中国传统图书保护技术为主，而辅之以当代物理技术和化工技术，并结合当前实践，归纳当前修复中存在的技术处理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工作方法上的建议[32]。整体而言，研究内容比较集中，以传统保护方法为主，从古籍保护方法的历史维度健全了古籍保护知识体系。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关注或从事古籍保护相关工作的学者、从业人员等的论述，但相对于学科建设研讨及知识体系的构建而言，多为零散的经验论述、历史研究或观点阐释，还有待进一步梳理、整合、讨论、论证等。

3 研究空间
在古籍保护事业推动下，关于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以及古籍保护学科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在近几年开始涌现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共识。但处于起步阶段的这一领域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

第一，对于古籍保护能否成为一门学科的论证不足。当下对于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呼吁主要来自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为核心的古籍保护实践领域以及若干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建立了人才培养合作关系的高校院系或图书馆。受角色和环境的影响，他们往往将古籍保护学科建设视作理所当然的命题，忽略了面向高等教育、面向学术共同体以及面向更大范围的学术界论证这一命题成立的重要性。这一不足将影响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在足够大的范围内获得广泛的认同。

第二，对于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理解有失全面。现有的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探讨大多围绕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特别是古籍保护研究生培养进行。人才培养确实是学科建设的主线，“专业”的设置、学科目录中的反映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标志，但学科建设的内涵远不局限于此。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没有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没有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和研究方向，古籍保护学科是不可能建立更遑论建设的。而学科建设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有概念，除了人才培养建设之外，还包含科学研究建设、社会服务建设、文化传承创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国际交流合作建设等丰富的内涵。准确理解学科建设，方能找到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正途。

第三，对于学科建设的背景和环境缺少关照。2015 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2019 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两个系列的文件集中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做出的教育领域重大战略部署。在中国当前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学科建设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均未进入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究者的视域。从古籍保护出发而不从学科建设出发，限制了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究的视角，而这也可能导致所提出的古籍保护学科建设设想不切实际。

第四，对于古籍保护学科知识体系的研究现代性不显。具体表现为：其一，知识体系建构的研究方法以基于思辨的跨学科整合为主，其成果往往深受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学术眼界影响，具有过于鲜明的个人或团队特色；其二，知识体系建构的研究视野以过往和当前的古籍保护实践为界，缺少对于古籍保护学科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也缺少与新文科建设、交叉学科建设等古籍保护学科所处学术环境的对话；其三，缺少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的视角看待和建构古籍保护学科知识体系的自觉。

第五，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究缺少实证。现有研究或从古籍保护实践出发、或从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实践出发、或从对相关学科的整合出发，大多是纯理论研究。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既是学术研究命题，同时也是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命题，应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学科建设实施方案，在具备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条件和经验的高等学校院系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实证。

第六，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面向国际讲述古籍保护中国故事的意识不强。古籍保护学科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古籍保护是一个有传统有当下有未来、有人有物有故事的领域，具有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面向国际讲述中国故事的极佳条件。但目前这一领域只有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山大学团队体现了这方面的自觉，在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学术期刊等平台上发出声音。

4 结语
对应上述研究空间，我们认为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究应该是一个综合研究，应该有几个方面的研究定位。第一，应在全面理解学科建设内涵的基础上，遵循学科建设的一般性规律，对标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进行古籍保护学科的科学布局和长远规划。第二，应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实施方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实证。第三，应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框架下，以能够为古籍保护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为原则，以充分体现跨学科特色和优势，同时确保自成体系不可替代为要求，以面向国际讲述中国古籍保护故事、寻求古籍保护学术话语主导为目标，科学建构古籍保护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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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veloping the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Subject Discipline：Background，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ossibilities

ZHANG Jing，LIU Han

Abstract Ancient books are carrie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o it is important for their preservation and dissemination.This gives rise to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n academic subject discipline of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The authors review and assess the current progress in related work by different research groups.Challenges include the lack of discussion on the premises of this new subject，deficiency of understanding of its knowledge structure，few concerted efforts with social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lack of empirical studies 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discourse.The authors consider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improvement.When designing a new academic subject，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tting up academic disciplines should be duly observed.Empirical research for educational reformation is also needed for build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scientifically.

Keywords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academic subject development；theoretical system of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