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广东人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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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广东人著述
罗志欢，廖 粤

摘 要 民国《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3.4 万余篇提要，其中的广东人著述尚无专文介绍。借助对广东人著述的统计、分析，了解乾隆后广东人著述在数量、类别、分布、评价等方面的情况。统计分析发现，乾隆后广东人著述大幅增加，在朝代、地域、内容等3方面有明显的特点和变化。

关键词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地方文献 广东人著述

清乾隆年间至21世纪初，我国编纂了3部大型解题书目：一是清乾隆年间纪昀总纂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乾隆《总目》”)；二是1930年代日本“北平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组织编纂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民国《续总目》”)；三是21世纪初傅璇琮等主编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今编《续总目》”)。3部总目基本反映了我国古代至21 世纪初存世典籍的概况。关于乾隆《总目》所载广东文献，笔者曾作专文《〈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广东文献研究》进行论述(载《图书馆论坛》2016年第7期)，兹上承前文，对两部《续总目》所载广东人著述进行调查、统计与分析，从朝代、地理、内容3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了解广东人著述在数量、类别、分布、评价等方面的特点和变化，反映清中期后至20世纪初广东人著述的概况，是对辛亥革命前广东学术脉络进行一次新的归纳和总结。

1 《续总目》及其版本之源流
1.1 民国《续总目》
1925年，当局开始策划利用日本退还庚款，组织中国学者先行续修四库提要，至1945年8月前共撰写《续总目》稿3.4 万余篇，3 倍于乾隆《总目》，为之撰稿者凡70余人[1]。抗战胜利后，民国《续总目》稿本、图书及档案全部由中方代表沈兼士接收。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终归属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民国《续总目》在编纂和流传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版本，主要有手书原稿和打字油印本两个系列，对这两个版本系列的整理与再版则分别有影印本、排印本。

(1)手书原稿本。即各撰稿人之手稿及据此修改稿、誊清稿。据手书原稿整理再版者有二。

一是齐鲁书社影印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据该馆所藏219函手书原稿和部分誊清稿整理。原则是“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对稿本不做任何修补，对稿本中的眉批、浮签均全部保留”[2]1-10。1996年齐鲁书社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影印本，版心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全书37册，附索引1册，著录各家所撰提要3.4万余篇；大致按撰稿人集中编排，卷首附“提要撰者表”，增编分类、书名、著作索引。

二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排印本。以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为底本，我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排印本、中华书局1993年排印本为参校本。“采用新式标点，订补衍脱，改正明显讹误，点校质量有所提高……据油印本增补篇目……较之此前问世之排印本，数量明显增加”[3]。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书局联合出版，诸同道齐心协力，精诚合作，功逾十载，终克成事”[3]。分经、史、子、集、丛五部，目前仅见由吴格、眭骏整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①2010年出版的丛书部，题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丛书部》。凡1册。著录各家所撰丛书提要1，040篇。

(2)打字油印本。即据手书原稿打印的副本。当时按提要撰者姓名和交稿时间两种形式装订成册。其中一部分副本按协议陆续分送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分送10，080 余种后因故中止)[2]1-11，一部分曾在1950年代分送给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部门(残缺不全)。据打字油印本整理再版者有二。

一是我国台湾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王云五主持。以复印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打字油印本为底本。1972年我国台湾商务印书馆排印本题名《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凡12册，附索引1册。著录各家所撰提要10，080余篇，数量仅及手书原稿的三分之一。整理者进行了简单句读，因版本转换，又无原稿核对，字句脱衍讹误等问题较多。

二是中华书局排印本。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以该馆所藏打字油印本为底本，凡缺遗者，均据手书原稿复印补齐。书名下标明所据版本及提要撰写人姓名，文字方面只作简单的句读。1993年中华书局排印出版经部，题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凡2册。著录各家所撰经部提要4，400篇。在完成经部、史部和一部分集部提要的整理后，由于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等原因，“暂停了点校工作和点校稿的出版工作，改由齐鲁书社全部影印出版”[2]1-11。

1.2 今编《续总目》
今编《续总目》之前，先有《续全书》之编。《续全书》由顾廷龙任主编。2002年由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投资出版。收书凡5，213 种，精装1，800 册。《续全书》是对《全书》的匡谬补缺，既收录清乾隆以后至1911年各类代表性著作，又补录清乾隆以前有价值而为《全书》所遗漏、摒弃、禁毁，或列入“存目”而确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其种数约相当于《全书》(3461种)的1.5倍，“与《四库全书》配套，将构筑一座基本古籍的大型书库”[4]1，是对这“将近二百年间文化学术发展进行一次新的归纳和总结”[4]8，“冀为中国传统学术最后二百年之发展理清脉络”[5]1。

《续全书》编纂时已计划“遵行《四库全书》成例，为入选各书一一撰写提要。各书提要及各部类小序总汇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另册出版发行”[5]2。傅璇琮等任主编，单承彬等任分卷主编。201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全书分经、史、子、集4册，与《续全书》收书数量一样，共有5，213篇提要，“是继清乾隆时期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后二百余年来规模最大的目录提要类著作……将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最后二百年之重要典籍及藉此而呈现的学术脉络加以梳理和总结的基本参考文献”[6]。

由于时代和收录标准不同等原因，在数量上，民国《续总目》远多于今编《续总目》，然两目所收图书存在交叉重合或互有出入情况，比如今编《续总目》中有近百种广东人著述为民国《续总目》所无。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序》，今编《续总目》“邀约许多国内外相关专业学有专长的学者参与其事……上海古籍出版社更集中了十数位资深编审与骨干编辑对来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读修订，拾遗补阙，清畅文句……这些极大地保证了各提要撰写的学术质量”[6]。民国《续总目》没有总纂，该书目的“手稿和誊清稿存在着不少缺陷，主要原因是当时没有进行总纂工作，拟目和分类不尽完善合理；提要成于众手，学术水平和工作态度上的差异，使稿本精粗详略不一，瑕瑜互见”[2]1-11。

2 《续总目》广东人著述之特点分析
3部《总目》合计收录广东人著述1，084种，汰去重合56种②，共得1，028种。编纂时代不同，收录范围和标准不同，反映出多方面的差异性。考察3部《总目》所载广东人著述，尽管离“齐备”仍有距离，但基本反映清乾隆朝、1930年代、21世纪初这3个历史时期存世的重要广东历史文献的变化情况。

2.1 纵向比较：朝代特点
从表1看出，清代广东人著述的数量变化很大。两部《续总目》共收录820种，汰去重合53种，凡767种，较乾隆《总目》多753种。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清中叶后，文网渐疏，学术繁兴，著述成风，广东人著述数量和质量都远胜前代；二是清中叶后，公私雕板盛行，知名藏书家渐多，经过唐代以来的积聚，广东人著述达到顶峰；三是清中叶后，广东书院林立，特别是学海堂、广雅书院等文教机构的兴办，一时人才兴旺，广东人著述数量远超前代。两部《续总目》重点在于续修，但对乾隆《总目》亦有所增补。民国《续总目》增补清代之前广东人著述76种，今编《续总目》增补25种，汰去重合3种，共增补98种。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总目》及民国《续总目》收录元代广东人著述为零，而今编《续总目》补录了陈大震的《南海志》。是书又名《大德南海志》(残本)，为国家图书馆藏元大德刻本，是目前可见的广州(含当时所领七县)旧志的最早刻本，极具史学价值，实属难得。

表1 作者朝代统计表 (单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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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合计不包括两部《续总目》重合数

2.2 横向比较：地域特点
从表2 看出，较之乾隆《总目》，民国《续总目》标明里籍的广东作者遍及72个府县，新增凡53 个，地域范围扩大近3 倍。以著述数量计，前3位均为广州府的番禺(192种)、南海(155种)、顺德(79种)，合计超过总数的一半强。其他府县多则不过十数种，少则仅有一二种，反映出广州府与其他地区在教育文化及人才上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嘉应州梅县人的著述从零增加到24种，雷州府的海康县从1种增加到16种。嘉应被誉为“人文秀区”，梅县更有“文化之乡”美誉，以黄遵宪、宋湘、吴兰修、李黼平等为大家，他们的著述在清代及近代有较大影响。海康县16种著述中，陈昌齐占14种，独占鳌头。陈昌齐是乾嘉学派之大学者，著述丰富，在经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造诣颇深，被誉为“粤中第一学者”[7]，“广东治汉学、朴学第一人”[8]。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琼州府琼山县的著述数量从明代的11种剧减至清代6种，从侧面反映出清代海南岛人才下降的危机。

较之民国《续总目》，今编《续总目》收录广东人著述数量前三位的县份没有变化，仍为广州府的番禺(40种)、南海(35种)、顺德(15种)。但是，今编《续总目》增补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4种，打破了零的记录。惠州府博罗县增加1倍，长宁县增加2倍。

另一个发现是乾隆《总目》收录从化黎民表著述2种：《瑶石类稿》《清泉精舍小志》(存目书)。两部《续总目》竟然没有收录从化县人著述。明弘治二年(1489)，由番禺划地设置从化县，隶属广州府。清袭明制。粗略统计，自从化建县至民国初年，有著述者凡28人，其中明20人，清6人，民国2人，著作凡70余种。这些著作存世的不少，如《广州大典》《中国丛书综录》等收录从化县人著述不下10种，两部《续总目》竟然一种未收，是偶然遗漏还是别的原因，值得考究。

表2 作者籍贯及著述统计表 (单位：个/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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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类别比较：内容特点
民国《续总目》由于没有进行总纂工作，所以并未分类，全部提要稿按作者为单位分装存放。1996年齐鲁书社影印出版时，编制了分类索引，将全部提要稿分为六类[9]，较传统的四部法增加“丛书”“方志”两类。在乾隆《总目》、今编《续总目》中，“方志”归入“史部地理类”，故本文循例合并统计。

表3 著述分类统计表 (单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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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合计不包括两部《续总目》重合数

表3 显示，较之乾隆《总目》，民国《续总目》于各部类均有不同比例的增加。

民国《续总目》收录广东人经部著述是乾隆《总目》的7 倍，如陈灃《声律通考》、简朝亮《尚书集注述疏》。乾嘉时期是清代朴学的黄金时代，此时广东学术风气却很薄弱。至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两广总督阮元在越秀山南麓创办“学海堂”，聚集和培养了一批人才，著名者有曾钊、陈澧、桂文灿、朱次琦、廖廷相等。他们研究经史诸子，各号专门，在整理古代文献典籍方面成果显著。自此广东学风为之一变，“考据训诂之学大兴”[10]。道光、咸丰后，士人不再满足于乾嘉学派纯学术研究的治学方法，致力于寻求经世致用的救国之术。这样，在相当长时间里消声匿迹的今文经学在清儒的提倡下又活跃起来，广东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民国《续总目》收录广东人史部著述217种、方志139 种，合计356 种，是乾隆《总目》的11 倍强。如陈兰芝《岭南名胜记》、吴兰修《南汉纪要》等。以志乘类著作最繁富。由于统治者诏令的敦促，地方行政长官以开局修志为“斯文重任”，自居主修之职，而罗致本邑学问宏博之士分司编纂。故民国《续总目》所收，凡广东方志，与修者以本邑博学之士为主，如《康熙雷州府志》的与修者有郡人洪泮洙、《信宜县志》的与修者有郡人李东绍等。凡他省郡县志，主修者往往为广东人士，如《嘉庆安阳县志》的主修者是广东长宁人赵希璜，《同治南昌府志》的主修者是广东番禺人许应鑅。

民国《续总目》收录广东人子部著述是乾隆《总目》的3倍强，如张维屏《南山篆集》、郑之侨《农桑易知录》。子部数量明显少于其他部类，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这与汉代的“独尊儒术”有关。汉武帝后，经学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包括子籍在内的其他学问，成为经学附庸，限制了它的发展。

民国《续总目》收录广东人集部著述是乾隆《总目》的4倍强，显示清中叶以后广东诗文坛的兴盛与繁荣。原因有四：第一，清代广东文坛大家辈出，流派众多，如清中叶的张锦芳、冯敏昌、黎简、宋湘；嘉道间的李黼平以及“粤东三子”谭敬昭、黄培芳、张维屏；近代的陈澧、朱次琦、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诸家或一人一集，或一人数集。第二，清代文人士子对前人诗文的搜集整理，如民国《续总目》收录张邦翼的《岭南文献》、陈在谦的《国朝岭南文钞》，保留了大量广东人士的诗文。第三，一批在清初遭禁毁的广东人别集得以整理出版，如屈大均《翁山文外》《诗外》、陈恭尹《独漉堂诗集》。第四，清代中后期，广东书院、书局林立，文化教育发达，“阮文达公开学海堂，雅材好博之士蔚然并起”[11]，这也是促进广东人集部著述繁盛的重要原因。

齐鲁书社版民国《续总目》所附分类索引专设“丛书”类，收录广东人编撰丛书35种。由于部头大、内容杂、无可归类等，在乾隆《总目》、今编《续总目》中，杂涉经史子集的丛书是不收录的，而民国《续总目》独收丛书，不失为特色。广东人编撰丛书是到了清中晚期至民国初年间才逐渐多起来，这与两广总督阮元、张之洞等倡导有关。正如梁启超云：“清代学者殆好为大规模的网罗遗佚，而先着手于乡邦。”[12]

较之民国《续总目》，今编《续总目》收录经部36 种，新增曾钊《周易虞氏义笺》等15 种，占总数42%；史部34种，新增尹守衡《皇明史窃》等20种，占总数59%；子部32种，新增康有为《大同书》等25种，占总数75%；集部40种，新增释函可《千山诗集》等26种，占总数65%。可见，今编《续总目》补民国《续总目》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3 《续总目》广东人著述提要之分析
民国《续总目》的条目多而撰者人数少，今编《续总目》反之。两个作者群体及其所撰提要具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经比较后发现，民国《续总目》一位作者同时撰写多个部类提要的情况很普遍，体现了提要撰者以“博”见强；而今编《续总目》每位作者只撰写一个部类的提要，体现了提要撰者以“专”见长。

3.1 提要撰者及其所撰提要
民国《续总目》的“主撰者为江瀚、胡玉缙、杨钟羲、伦明诸老辈”[13]。最初，主持当局曾拟定“各按所长，分撰提要”的原则[14]436-437，撰写及各类整理略有分工，“特设方志编纂部，由编纂者分别担任其本省方志提要之撰著……由于别集特多，故依省别分类；撰写提要者，分别担任各本省之别集，如杨树达专撰湖南省之别集，赵录绰专撰山东省之别集是”[14]441。但考察广东人著作提要，当初的规定并未执行。如提要作者伦明是广东东莞人，在他撰写的17种方志提要中，竟无1种广东人与修的方志，所撰7种别集提要中，也无1种广东人别集，是为一实证。

在民国《续总目》收录的815种广东人著述中，明确提要作者的凡57人。撰写10篇以上的作者有：刘启瑞163篇、谢国桢64篇、伦明64篇、谭其骧62篇、班书阁36篇、何登一29篇、谢兴尧28篇、江瀚27篇、张寿林25篇、吴廷燮19 篇、罗继祖19 篇、冯汝玠18 篇、杨钟羲18篇、鹿辉世15篇、孙光圻13篇、孙海波12篇、孙雄12篇、张海若10篇。

撰写经部提要最多者为伦明(1878-1944)，广东东莞望牛墩人，历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民国学院教授，著有《续四库全书刍议》《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等。撰写《续总目》提要近2，000篇，其中广东著述提要凡64篇，经部凡48篇。

撰写史部提要最多者为谭其骧、班书阁，各为33 篇。谭其骧(1911-1992)，浙江嘉善人，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有《长水集》《长水集续编》等。班书阁(1897-1973)，，河南杞县人，曾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山西大学教授，著有《中国近古史讲义》《中国史学概论》等。

撰写子部提要最多者为谢兴尧(约1906-2006)，号五知，别号老长毛、荛公等，四川射洪人。先后任职于北平女子第一中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著有《堪隐斋杂著》《堪隐斋随笔》等。撰写子部提要凡18篇，占广东人著述子部22%。

撰写集部提要最多者为刘啓瑞(1875-1960)，号韩斋，江苏宝应人，官内阁中书、内阁侍读学士。宣统年间奉命整理内阁大库藏书，辑有《内阁库存书目》3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著有《韩斋诗纱》等。撰写提要皆为集部，凡163篇。

撰写丛书提要最多者为谢国桢(1901-1982)，斋名瓜蒂庵，河南安阳人，祖籍江苏阳湖。曾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云南大学任职和执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继在南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著有《清开国史料考》《晚明史籍考》等。撰写丛书提要凡33篇，几乎包揽了全部广东丛书提要的撰写。

今编《续总目》的主撰者“既有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人，更有不同学术领域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总共约有百余位之多”[6]。在收录的142种广东人著述中，提要作者凡63人。其中经部撰者有18人，提要36篇；史部撰者有8人，提要34篇；子部撰者有17人，提要32篇；集部撰者有20人，提要40篇。撰写5篇以上的作者有：岳书法(浙江大学古籍所)经部6篇、张诒三(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经部5篇、李勤合(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史部10篇、刘韶军(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部8篇、田君(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史部6篇、司马朝军(上海社会科学院)子部6篇、李军(苏州博物馆)集部10篇、马亚中(苏州大学文学院)集部8篇、杨年丰(苏州大学文学院)集部7篇。

3.2 提要评价差异性之比较
民国《续总目》、今编《续总目》收录广东人著述重合者凡56种。提要撰者的时代、教育和学术背景不同，反映出对同一著述评价较大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大致分为3类。

(1)评价态度相同或相似，但角度不一样者。例如，清代冯洵《子良诗存》，刘启瑞是从诗文风格的角度评价其诗“格律工稳，咏史贴切，而抚时感事处尤有一片无穷之概”[15]27-522。而今编《续总目》是从诗歌的史料价值上来评价，认为“冯氏久官赣省，亲历太平天国战事，而兼任防务之职，故诗中所记，于研史者不无旁征之益”[16]。今编《续总目》的评价或更贴近今人的审视标准。两者从不同角度批评的例子，如清代冯经《周易略解》，柯劭忞是从学术严谨的角度批评该书附录之图“至为浅陋……经师之授受既无所知，钞撮成书，以备家塾之补习而已”[15]35-531。而今编《续总目》直接批判其书缺乏“新义”，学术价值不高，“冯氏解说《周易》并无新义，仅就《周易本义》而简略之，似为初学者而作”[17]56。两者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指出该书存在学术价值不高之病。

(2)评价相反或相差较大者。如清代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杨钟羲批评其注解转自他处，孤证不可信，质疑其真实性：“如独得转注之解，不足传信，书中多采戴侗之说，此与段氏过信黄公绍韵会相似，皆偏见也”[15]4-371。今编《续总目》则肯定其学术价值：“徐氏精于小学，此书用力尤勤，旁征博引……论者比之郑康成笺毛传，虽嫌过誉，亦可见其书之见重”[17]417。当今学术界有同样的见解：“《说文解字注笺》一书除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外，贯穿通篇的还有徐灏卓越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18]。可见今编《续总目》的评价比较客观。

(3)一家有评论，一家无评论者。比如梁有誉的《兰汀存稿》，叶启勋在批判明七子剽窃成风的同时，认为梁有誉熏染未深，“后学者摹拟太过，剽窃成风，故虚声浮响转瞬即为人攻击……叫嚣剽拟之习熏染犹未深也”[15]4-460。清初学者潘耒的批评如出一辙，他在《遂初堂集》中评曰：“明代前后七子之孤行，而摹拟剽窃相习成风，虚辞浮响靡然一律。”[19]可见叶启勋的观点在当时是具代表性的。同时，叶启勋也批判了《全书》的采择标准：“前后七子自成宗派，自为一时风气，苟收而不备，其中之迁流变化又无从而定其是非耶，是则四库去取之旨余有所不解矣。”[15]4-460相较于叶启勋的批判，今编《续总目》却没有任何评论性的文字，从提要的“书籍之批评”这一功用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注释

①此据版权页，封面、书名页、书题“中华书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②重合，指民国《续总目》和今编《续总目》重合的书目。

③原为578种，有2种各有两个籍贯不同的作者，故分别统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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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onese Writings Recorded in Addendum to the Synoptic Bibliography of Imperial Collections of Four Divisions

LUO Zhihuan，LIAO Yue

Abstract Addendum to the Synoptic Bibliography of Imperial Collections of Four Divisions，or transliterally Xu Xiu Si Ku Quan Shu Zong Mu Ti Yao，was complied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and there are more than 34000 pieces of synopsis in it.Up to now，no detailed analysis has been made of Cantonese writings recorded in it.As a result，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uch Cantonese writings，so as to make clear what Cantonese authors wrote after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focusing on the quantity，genres，distributions and evaluations.It is found out that there was a great growth in the quantity，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s and contents as well.

Keywords Addendum to the Synoptic Bibliography of Imperial Collections of Four Divisions； local literature；Cantonese wri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