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图书馆史学界的“哈里斯—戴恩论战”：缘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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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图书馆史学界的“哈里斯—戴恩论战”：缘起、过程与影响
郭忠义

摘 要 1972年美国图书馆史学家迈克尔·哈里斯发表《历史视角下的美国公共图书馆目标：一种修正式解读》，从社会阶层论视角爬梳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起源及其领袖人物的图书馆目标，认为公共图书馆是社会精英阶层用以管理和控制社会的工具，批评传统进步主义图书馆史学家对相关问题的理想化认识。以菲莉丝·戴恩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图书馆史学家认为公共图书馆是民主和人道主义的产物。戴恩批评哈里斯的修正式观点因缺乏扎实论据而失于偏颇。双方展开了1970年代美国图书馆史研究中的“哈里斯—戴恩论战”，引发学界对公共图书馆的起源和目标的深刻反思，对图书馆史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哈里斯—戴恩论战 美国公共图书馆 美国图书馆史 图书馆史研究

0 引言
美国公共图书馆史研究一向是美国图书馆史学界重视且成就较高的领域。1970年代，适逢美国图书馆界筹备庆祝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成立100周年之际，图书馆史研究者积极研讨与反思过去100年间图书馆史研究中的方法、视角、问题与成就等议题。正如图书馆史专家韦恩·维岗(Wayne A.Wiegand)在回顾1947-1997年美国图书馆史文献时指出：“在21 世纪初，我们需要像迈克尔·哈里斯(Michael E.Harris)在1973年借用其他领域的理论视角，来解释有关图书馆史研究的问题那样的转变，并将它用于解决我们这一代人遇到的问题”[1]。维岗这里所说的转变是指围绕1972年哈里斯发表的长篇论文《历史视角下的美国公共图书馆目标：一种修正式解读》(The Purpose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2]展开的“哈里斯—戴恩论战”(Harris-Dain Debate，以下简称“论战”)，及其在美国图书馆史学界引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变。这次“论战”几乎跨越整个1970年代，包括论战双方的代表人物哈里斯和菲莉丝·戴恩(Phyllis Dain)在内的众多美国图书馆史专家参与其中，就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起源和目标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

1 “论战”的缘起
1.1 “论战”的起点：哈里斯1972年的论文
1960-1970年代，美国社会遭受民权运动、经济危机、反叛运动等困扰，学界试图通过讨论、批评与反思寻求超越传统认识的破解方法。图书馆教育家爱德华·霍利(Edward G.Holley)将1969-1979年这个阶段称为“棘手和喧嚣的十年(A Troublesome，Tumultuous Decade)”[3]。受此影响，图书馆界不仅积极参加社会运动，而且深刻审视图书馆事业的根本性问题，其中包括对美国公共图书馆历史根源和目标传统认识的批判与修正。

“论战”发端于1972年美国肯塔基大学图书馆学院哈里斯副教授应美国艾瑞克图书情报科学信息中心(ERIC Clearinghouse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邀请发表的长篇论文《历史视角下的美国公共图书馆目标：一种修正式解读》。在前言部分，哈里斯阐明写作的目的：为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展史文献提供导读；对大量研究公共图书馆角色的文献进行分析；表达对公共图书馆在过去100年发展中的角色的修正式解读(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2]1。1975年1月，哈里斯将这篇论文更名为《公共图书馆在美国人生活中的角色：推论论文》 (The Role of the Public Library in American Life：A Speculative Essay)[4]，发表在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院《特刊论文》(Occasional Papers)。这篇论文与其1972年论文内容大同小异，不同点主要在于措辞上的调整，比如删除了第一篇论文标题和正文中所有的“修正者”的表述。

哈里斯认为，美国图书馆员“荒弃了界定他们的社会角色的责任。由于缺乏明确的方向感和坚定地保存人类价值的决心，他们的使命也在不断地变换”[5]，因而有必要从历史角度重新审视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起源和目标。他指出，当时此类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大多数研究者不加区别地将一些人们乐见的条件和动机罗列在一起，包括对公共图书馆的财政支持、全民教育思想的出现、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的出现、有干劲的和开明的公民领袖、自我提升的愿望等；二是历史学家和图书馆界似乎将‘目标’(purpose)和‘功能’(function)混为一谈。”[4]

哈里斯试图修正当时美国图书馆界对公共图书馆起源过于理想化的认识。他认为这种理想化的认识是一种“进步主义的解读”(progressive interpretation)，这种解读认为“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是由开明的中产阶层在一批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带领下创建的，他们致力于将公共图书馆打造成民主和平等的机构”[6]。对此，哈里斯予以反驳，并提出“修正式的解读”。他的修正式解读“受到近来美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尤其是美国教育史研究的影响……认为公共图书馆是由来自美国社会上层的专制的精英分子创建的，这些人不仅对公众缺乏信任感，而且对他们持畏惧和怀疑态度，他们创建图书馆是出于对美国社会的不稳定的焦虑”[6]。哈里斯的论文研究时段跨度从1850年代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创建直至1970年代，对此期间创建、发展和指导美国公共图书馆的领袖人物的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比较了进步主义图书馆史学家和哈里斯对相关内容的不同解读，笔者对其进行归纳整理(详见表1)。哈里斯的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精英阶层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人士(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促成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创建，而不是进步主义图书馆史学家所认为的是人道主义热忱所引发的，公共图书馆只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7]

表1 论战双方对历史上公共图书馆领袖人物图书馆思想解读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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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论战”的爆发
实际上，1972年哈里斯论文发表后，学术界反响平平。1973年，他在《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上发表《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目标：对历史的修正式解读》(The Purpose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8]，对其1972年长篇论文进行总结。正是这篇文章引发美国图书馆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和激烈论战”[9]。

1974年初，哈里斯利用美国图书馆协会在纽约市召开年会的机会，召集美国图书馆史方面的专家对该论文展开讨论。二战后赫赫有名的图书馆史学者杰西·谢拉(Jesse Shera)、西德尼·迪慈恩(Sidney Ditzion)、劳雷尔·格罗特幸格(Laurel Grotzinger)、迪·加里森(Dee Garrison)、菲莉丝·戴恩、唐·戴维斯(Don Davis)，以及后来在图书馆史领域成就卓著的韦恩·维岗悉数到场。这次高层次研讨开启了关于美国公共图书馆起源和目标的激烈论战，哈里斯和戴恩成为论战双方的代表人物，史称“哈里斯—戴恩论战”。论战过程中，各路专家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出发参与其中，撰写了大量论文[10-12]。由于论战双方的主要人物是哈里斯和戴恩，并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哈里斯和戴恩之间的交锋。

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在众多图书馆史专家中戴恩成为哈里斯的主要对战者。戴恩是美国图书馆教育家与美国早期城市公共图书馆史专家，1973-1975年美国“国家人文基金”(NationalEndowment of the Humanities)获得者，早期致力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史研究，著有《纽约公共图书馆：创建及早期历史》(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ies：A History of Its Founding and Early Years)[13]，这部著作是以她196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订出版的。她在书中详细描述和分析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起源、创建和早期发展状况，并对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约翰·比林斯(John Billings)和为纽约公共图书馆捐建分馆的卡耐基进行了研究，研究跨度为1890年代早期到1913年。作为研究美国早期公共图书馆的权威之一，戴恩的研究时段、领域、对象和成果等和哈里斯有较大可比性，加之两人所持的进步主义和修正式的对立观点，使得他们成为对阵的主将。

表2 “论战”双方观点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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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论战”的过程和内容
哈里斯对美国早期公共图书馆起源和过去100年间的目标的修正式解读，挑战了学界流行的进步主义的传统认识。一石激起千层浪，以戴恩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图书馆史学家开始回应哈里斯的理论。1975年2 月，戴恩发表《矛盾与悖论：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联系》(Ambivalence and Paradox：The Social Bonds of the Public Library)[14]，直言哈里斯的观点“缺乏证据”[14]，并称“哈里斯提交的报告是探索性的和假设性的，是过于偏颇的。这一套新的思想缺少严密分析、扎实论证和对问题复杂性的认识”[14]。戴恩从多个方面驳斥哈里斯的观点，笔者做了整理(见表2)。双方你来我往、据理力争，“论战”一时成为美国图书馆界的热点话题。

二战后，1947年西德尼·迪慈恩发表的《民主文化的军火库：1850-1900年美国新英格兰和沿大西洋中部各州公共图书馆运动社会史》(Arsenals of a Democratic Culture：A Soc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Movement in New England and the Middle Atlantic States From 1850 to 1900)[16]和1949年杰西·谢拉发表的《公共图书馆的基础：新英格兰公共图书馆运动的起源(1629-1855)》(Foundations of the Public Library：The Origins of the Public Library Movement in New England，1629-1855)[17]成为进步主义图书馆史学家的扛鼎之作。迪慈恩在著作的结论中写道：“总而言之，公共图书馆所表达的思想的核心是城市工薪阶层及其子女的需求。人道主义强调改善社会底层的生活；教育家希望将知识的好处向社会下层传递，从而超越之前的成就；民主人士希望有学识的民众更加广泛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普通人则对自我的提升感兴趣。……图书馆员们在实现他们的目标时，大量参考了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在图书馆工作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会定期了解民众的需求。”[16]193谢拉也在著作中总结道：“它(公共图书馆)的缔造者的目标是具体而现实的。他们希望改善教育机会的公平性、促进科学研究、避免年轻人由于无所事事而误入歧途、推动劳动者的职业进步。……图书馆要在维护(美国的)民主中发挥作用。”[17]247“论战”中，进步主义图书馆史学家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公共图书馆源自于社会中自由主义者与人道主义者的热忱，公共图书馆运动印证了美国的民主力量。戴恩称：“公共图书馆，和所有社会机构一样，一直都是服务当前社会需要的工具，它以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方式与社会密切关联。”[14]

而哈里斯提出的修正式观点认为，由冷漠的、顽固不化的社会中上层人士创建的公共图书馆，以专制的精英主义的方式进行管理。这些人由于无法接近普通民众而逐步堕落，公共图书馆也逐渐失去了明确的目标。

哈里斯认为图书馆由社会上层人士创建就一定是用来控制普通公众的工具，戴恩则认为只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等条件赋予了社会上层这种历史使命。她反驳道：“鉴于当时城市居民较低的教育水平，他们无法接近那些合法掌握着资金来源的人士们，他们也期待能在业余时间参与各种社会组织活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社会精英阶层还有谁能够创建起公共图书馆呢？除了税收支持的、免费的公共图书馆之外，还有其他可行的取代方式吗？公共图书馆的前身，那些会员制图书馆和学区图书馆早在1850年代就已经开始败落。到1876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时，美国教育部发布的一份权威报告《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它们的历史、现状和治理》(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ir History，Condition，and Management)表明，独立的、地方的、由税收支持的，由从模范市民中精选出来的董事会治理的(如同其他非营利机构一样)公共图书馆，成为为社区提供阅读资源和设施的典范。”[14]

哈里斯认为进步主义图书馆学家“不了解美国史研究中改革思想的本质与发展的成果，导致他们对美国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历史和社会环境的描述十分薄弱。结果，他们将美国描述为具有流动性的、平等的、民主的社会，具有无穷潜力。”[6]哈里斯认为这种缺陷导致了人们对公共图书馆起源的误解。

可见，随着论战升级，其内容不仅包括双方对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起源和目标的争论，还涉及双方在图书馆史研究方法、视角等方面的不同。

3 “论战”的影响
1970年代的“论战”在美国图书馆学界引发震动，这是继1940年代末由迪慈恩和谢拉掀起的图书馆史研究热潮之后，图书馆史研究领域又一次参与度高、涉及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学术研讨活动。“论战”成为美国图书馆史研究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至今仍是图书馆史学界时常涉及和参考的内容。

3.1 引发了对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目标的思考
首先，哈里斯对美国公共图书馆起源和目标的修正式解读引发各路专家对此论题的深入探讨与论辩，进而更深入思考图书馆未来发展的问题。霍利指出了此次论战对于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对于图书馆起源的论战不仅会带来启发(light)，更会激发热情(heat)。……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共识：(论战产生的)这些著述是对图书馆史发展的贡献，有利于图书馆事业进步。”[3]正如他的论文《作为序言的历史：论图书馆史学家的工作》(The Past as Prologue：The Work of the Library Historian)[18]所表达的：过去是未来的起点，以史鉴今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理论基础。这次论战是公共图书馆史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重要事件，它实际上解决的问题是公共图书馆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问题；其次，针对哈里斯提出的图书馆学界将“目标”(purpose)和“功能”(function)混为一谈的说法，大家似乎并不买账。戴恩以自己成长经历为例，说明“自己作为犹太移民家庭的孩子……利用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和藏书……我们对此心存感激。如果没有人及时将它们收集起来并且提供给我们使用——不管这些人是出于怎样的目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利用它们。”[19]戴恩认为，图书馆创建的意识形态目标并不那么重要，而是要看图书馆实际上实现了怎样的功能，达到了怎样的效果。“人们(图书馆人)会从经验中学习，并且随着时间而改变。他们意识形态的观点和价值观是重要的和值得研究的，不过同时，他们和他们的工作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同样重要。”[19]戴恩认为，图书馆目标应该是一个随时间不断调整的变量，不是一成不变的。

3.2 强化了图书馆史学术研究氛围
首先，在持续多年的论战过程中，“论战”成功地聚集了众多图书馆史专家，大家各抒己见，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对公共图书馆起源和目标等议题展开讨论。哈里斯强调公共图书馆发展中的社会阶层的重要性。杰出的女性研究专家、美国20世纪60年代史专家迪·加里森用女性主义的观点探讨了历史上图书馆职业的女性化趋势，并且就此和戴恩展开对话。这些论战视角和内容，丰富和深化了图书馆史学界的认识，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有利于图书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健康发展；其次，这种在一定阶段围绕一个命题进行的学术论战代表着一种良好的学术生态，这有利于从理论上提升学术研究定位和深度。事实证明，“论战”对图书馆事业的理论思考逐渐被更多学者关注和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包括托马斯·肖内西(Thomas Shaughnessy)的《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建构》(Theory Building in Librarianship)[20]、巴瑞·托特德尔(Barry Totterdell)编辑的《公共图书馆的目标：论文集》(Public Library Purposes：A Reader)[21]等。

3.3 推动了图书馆史研究方法的进步
首先，美国图书馆史学界很早就开始关注对图书馆史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并形成逐步探索和进步的态势。1931年，达特茅斯学院的阿诺德·鲍敦(Arnold Borden)就提出：“图书馆史学者绝不可以将图书馆看作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或者是个人带着慈善热情的冲动之举。……要从社会学、经济学，及其他学科的角度对图书馆进行研究。”[22]他是较早强调图书馆史研究要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相结合的学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不断扩大。……除此之外，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等等关系也十分密切。”[23]34正是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作为历史学一部分的图书馆史的研究学者开始跳出图书馆专业，选择从其他专业，特别是从和历史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角度来探讨、评价、反思和书写图书馆史。二战后初期，“谢拉和迪特戎(迪慈恩，笔者注)两名图书馆史研究者对美国公立图书馆的起源和发展做了‘民主的解释’(democratic interpretation)”[24]。谢拉和迪慈恩在这方面的成就曾一度引起图书馆学界的热议和推崇。所以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虽然哈里斯的观点一度被戴恩称作是偏颇的和证据不足的，但是，他的确为审视公共图书馆起源和目标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修正式的视角。在“论战”过去多年之后，美国图书馆史学界仍旧认为，“全国学者更加批判地审视图书馆史应该部分地归功于哈里斯1973年的论文《历史视角下的美国公共图书馆目标：对历史的修正式解读》，以及他多年来在这方面的不懈呼吁。”[25]被誉为是“对美国公立图书馆的起源与发展做了‘权威的、高人一等的解释。’”[24]其次，“论战”不只是对立双方的针锋相对，它还凝聚了共识。专家们对当时图书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表达了类似的关切，并提出了更加科学的图书馆史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例如，哈里斯认为，“过去的图书馆史研究长于数据罗列，而欠缺(历史性)解读。我的这份研究报告就是要扭转人们的工作重点。”[2]1同时，他还认为图书馆史研究者要积极向美国历史、美国教育史等领域借鉴研究方法和成果，推动图书馆史研究进步。戴恩也表达了类似看法：“1.美国图书馆史研究中，不仅解读的内容太少，而且有用的数据也太少。这两方面的匮乏是密切相关的；2.美国图书馆史无论是研究人员数量还是资料和史料储备等方面尚未达到其他领域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修正或反对修正都为时尚早……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从其他学科史学家那里借鉴思想和方法论的筐子，但是我们必须通过自己严谨的研究去填满这个筐子并形成自己的方法论。”[19]对此，图书馆史学家和理论家谢拉也表示赞同，他指出：“图书馆教育最大的不足就是它没能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准。可以说现在很多会议、学会、研讨会都成了图书馆员们的自说自话。从图书馆教育的角度说，现在需要通过强调跨学科的研究来充实。”[26]可见，通过一番论战，大家认识到了当时图书馆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并且认识到未来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图书馆史的发展方向。此外，“‘论战’在当时的图书馆史研究方法领域引起震动。哈里斯的修正式的著作还为后期英国图书馆史学家阿里斯泰尔·布莱克(Alistair Black)的全新图书馆史学奠定了研究基础。”[27]布莱克的研究越来越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研究中他将欧洲的、尤其是社会学领域的发展成果考虑在内。他在《图书馆史新方法论：新图书馆史宣言》(New Methodologies in Library History： A Manifesto for the New Library History)中指出：“我们不仅必须保卫图书馆史研究，我们还要将它发扬光大。要保卫它，我们就要发起进攻，我们要利用从社会史的创新武器库借鉴的新武器展开攻势。”[28]

3.4 为图书馆员审视自己的职业提供了批评角度
“论战”中，哈里斯直言不讳地提出了美国图书馆员群体存在很多问题，包括：一直“受外部指挥”(outer-directed)；对美国中下层人士的需求、希望和追求反应迟钝，而是迎合社会文化精英分子的观点；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一向都很保守和消极，口头禅是稳定、秩序和缓和；大多是中产阶层出身，习惯以专制和精英的方式对待普通民众；追随精英分子的习性削弱了他们开发自发的、系统的职业目标的可能性，等等[5]。在对图书馆员群体的思想进行了批评总结后，哈里斯说明自己并非无病呻吟，而是要“批判性地，老老实实地评估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图书馆界的思想发展，……图书馆员们要有耐心和决心参与关于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更重大的人类问题的有价值和建设性的讨论，并思考图书馆应该如何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虽然困难重重，)图书馆职业的未来依赖于我们勇敢地、不断地思考清楚图书馆目标的定义。”[5]戴恩则强调公共图书馆的教育功能：“美国人认识到了图书馆在促进知识传播的过程中为社区带来的好处。不论人们创建公共图书馆的目的如何，或者是公众使用图书馆的实际目的如何，它们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从事教育的机构。”[15]“论战”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对图书馆员审视自己的职业提供了参考和批评角度，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

4 结语
在1970年代美国公共图书馆史研究中，以哈里斯为代表的修正式图书馆史学家和以戴恩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图书馆史学家之间的“论战”，因双方追本溯源的研究、鞭辟入里的分析而在美国图书馆史研究中留下浓重的一笔。这次“论战”是对美国图书馆史研究的一次历史性的讨论和总结，它进一步厘清了公共图书馆的起源和目标，引发了图书馆界对自身的目标定位和努力方向的反思。尤其是论战双方在图书馆史研究要引进跨学科视野和方法论上达成的共识，对美国甚至是世界图书馆史研究的走向发挥了指导作用。在“论战”中，我们看到的是哈里斯和戴恩等多位图书馆史学家严谨的、批判的、包容的学者情怀，更是他们对图书馆人及图书馆事业未来发展的关怀。诚如戴恩所言：“我相信，我们并没有从一个所谓的(图书馆史研究的)黄金时代堕落，也没有从一个所谓的蒙昧时代崛起。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两个时代，只是复杂的历史在帮助图书馆员们塑造图书馆和他们自己的事业。”[14]

不过，在认识和借鉴“论战”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论战”的局限性。例如，哈里斯所持的一些论点失于偏颇。他对历史上的图书馆领袖人物的一些论点明显带有社会阶层论的色彩，有以“阶层论”来评定历史人物的社会行为的倾向，这样得出的结论难免会流于主观及偏激。此外，哈里斯的研究明显忽略了公众对公共图书馆的评价和贡献，其凭借对图书馆历史上部分领袖人物的思想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代表整个图书馆界的思想也值得存疑。毕竟，公共图书馆是一个复杂的、发展变化的、服务众多人口的公共教育机构，它的发展史也是它针对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进行调整的过程。其目标和思想也受到各时代的其他力量的影响，对图书馆思想的研究需要一种综合考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研究“哈里斯—戴恩论战”，在借鉴其追本溯源的历史观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论的同时，也可以在图书馆史研究学者中更多地展开学术讨论，并就图书馆运动中的核心问题进行历史反思，推动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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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ris-Dain Debate in American Library History Academia：Origin，Process，and Influence

GUO Zhongyi

Abstract In 1972，Michael Harris，the American library historian，published his long paper The Purpose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He analyze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and the purpose held by the American library lea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He held that public library was an instrument of social control for the elites and criticized the idealized interpretation of library purpose by the traditional progressivist library historians.The progressivist library historians，represented by Phyllis Dain，insisted that public library was a product of democracy and humanitarianism.Dain criticized Harris’s revisionist arguments as too partial for its lack of solid evidences.This started the “Harris-Dain Debate”in American library history academia in the 1970s.The debate aroused the library academia’s reflection upon the origin and purpose of public library，and it has exerte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method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Keywords Harris-Dain Debate；American public library；American library history；library history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