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读书会的公共性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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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读书会的公共性培育
任 缘，李桂华

摘 要 公共性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全民阅读背景下，文章选取公共读书会这一微场域，以中美5个读书会为研究对象，从独立的主体精神、自觉的公共意识、积极的公共参与和主动的公共关怀4方面考察读书会活动中有助于公共性培育的策略，讨论其具体措施和价值。

关键词 公共性 公共性培育 读书会 公共服务

1 理论来源
1.1 公共性培育问题的提出
在价值观渐趋多样，甚至在一些利益冲突下走向失序的今天，社会道德秩序建设、公共精神重塑很关键[1]37。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2020-2035年社会治理目标，即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格局，其关键之一在于培育社会主体公共性与治理意识[2]，以此激发社会的深层活力。

公共性作为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建设的内容[3]。罗尔斯尝试运用公共性来实现良序宪政民主体系下社会公民所具有的理性推理能力[4]。日本内阁发表的《平成16 年国民生活白皮书》指出，要创造新的公共性，它不同于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等官方组织的形式单一的公共性，而是对福利、城市建设等特定问题感兴趣的人们通过自发组织活动而创建的、具有多元化特征的公共性；新的公共性以市民的自发活动为主体[5]。

然而，随着人类总体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自由思想、消费主义等观念深入人心。这种强调个人权利享受的价值观使人们更加关注个人利益的实现，降低了社会公众之间的关联度，产生了“社会个体化”现象[6]。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此消彼长，在一定时空里呈现出相互背离的局面，即个体化进程加速的同时伴随的是公共性的消解[7]。

我国公共生活生态已由全民式转变为群体式和个体式[8]192-193。尽管国家在规范公共道德秩序方面做出努力，但道德价值取向已多样化，曾经全民共享的社会价值体系已经不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9]，甚至在一些利益的冲突下会将社会道德推向失序状态[10]。可以说，对于公共性的培育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1.2 公共性概念来源及研究
公共性的解读呈现多样化态势。政治学将人定义为公共人而非简单的经济人，强调从政府、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这三方来“构建公共性保障机制”[11]，袁祖社更侧重作为个体的市民在公共领域活动中所培养的社群共同意识，认为公共性表现为“在具有差异性视点的评判下形成一种共同认识，进而巩固一种维系社群共同体成员之间共同存在的意识的过程”[12]。管理学中用“公共组织和公共需求的共同属性”来表述公共性，尹创军认为公共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共性强调人与人的共在、共处、共建、共享，狭义的公共性侧重于人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的活动，完成“自我身份的确证和意志的表达”，形成具有共同意识的行为或共同活动方式的相应表达[4]。经济学中定义的公共性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法学中则用公权力的公共属性对其定义。

除按学科划分外，姜晓萍与陈朝兵认为在不同语境下对公共性也有不同的理解[13]。首先，西方和我国存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因而其下公共性的特有属性也有所差异。西方公共性概念的起源较早，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共”一词源于古希腊，指“一种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可以参加的政治共同体”[14]。美国学者阿伦特认为公共性表现在政治公共领域，表征着一种共同性和开放性[15]38。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阿伦特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认为公共性分为“行政的公共性”和“市民的公共性”两种，前者由国家、政府支配，后者则是作为独立个体的市民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与其他市民共同创造的崭新世界[16]244。可以看出，在经历过福利国家时代、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服务等社会变迁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的内涵更强调公共权力、民主参与、公共利益等。而在我国古代的传统封建社会中，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主导了国家一切公共事务。所谓“家国同构”，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公共的实质还是私。直到进入近现代的工业社会，私人领域和私人活动开始增多，并逐渐与公共活动领域发生分离，二者的界限才开始清楚起来。我国在推行经济体制与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产生了公共服务，随之而来的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等[17]，因而我国国情下的公共性更强调公共事务管理、社会建设、政府职能等内涵。

本文在定义公共性时，主要参照了袁祖社、尹创军的相关观点，将公共性培育中的公共性定义为：一种公共精神及公共价值，表现为公共领域活动中培育出的共同认知与集体行动意识，潜移默化中服从一种公共秩序，并最终呈现出一种整合的力量。

2 善治理论下的读书会剖析
“善治(Good Governance)”理论来源于西方，即“良好的治理”，十七届五中全会谈到社会治理理念时在国内首次提出该概念。国内学者对善治的解读，陈广胜认为，善治可理解为“善者治理”，即作为治理主体，无论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都应具有合法性，努力成为值得公众信赖的合格治理者[18]102，“治理的本意是服务”，即为了让公众享有更充分的公共物品而治理，并由此实现社会公众福利的最大化[18]226。

近年国家大力发展公共文化。十八大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旨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在“善治”理论视角与国家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背景下，公共读书会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理应在为公民提供更充分、更广泛的公共服务方面承担责任。

读书会按照其成立目的可分为两种：一种以商业营利为目的，有较为稳定的运营模式和收费标准；另一种则是非营利性质，以知识分享和同好交流为目的。在非营利性质的读书会中，根据读书会的发起主体，可分为民间读书会和公共读书会两类。民间读书会主要由非正式组织或私人发起，公共读书会则主要由公共图书馆、高校等公共服务机构发起。以公共图书馆、高校等公共机构为主体所主办的读书会，正是社会上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应“公共”而生，为了满足大众对文化知识的需要而存在，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用以调节知识或信息分配，以实现社会知识或信息保障的制度”[19]，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有着重要的使命。再者，公共读书会的主办主体为公共图书馆、高校等公共服务机构，这些机构对于公众来说更能代表一种“公益、公正、平等、公开、自由”[20]的公共精神，因而有着更广的影响力与更强的号召力。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将研究对象选定为这样一种由公共图书馆、高校等公共机构所主办的公共读书会。下文为求简洁，省略读书会前的“公共”二字，但研究的主体均指公共读书会。

3 读书会公共性培育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关于读书会对公共性培育的系统性研究，但读书会对公共性培育的作用已逐渐被人们认识。在美国图书馆协会为“One Book，One Community”活动编写的阅读社区建设指导手册中，提及共建一个公共读书会可以“促进整个社区的统一精神与凝聚力培养”；指导手册中作为案例出现的其他公共读书会也有类似的表述。在我国，王杨提出将读书会作为一个微场域来研究个体化背景下公共性的培育，并具体从读书会的运作过程，以及读书会“作为一个共同体”在潜移默化中铸就成员的共同记忆这两个方面，提炼了读书会有助于公共性培育并可能复制到其他微场域的一些措施[7]。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充分肯定公共读书会在公共性培育方面的作用，并希望在中美读书会更广泛的案例中，提炼出更多可能有助于培育公共性的措施。

4 研究方法与设计
4.1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多案例研究的方法进行调查。案例研究法以个人、小群体或某个事件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收集资料后，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且具体的描述，可以较为全面地考察对象的复杂性，从现象中挖掘规律，帮助研究者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本文目的是深入挖掘读书会在培育公共性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因此选取了多个不同特点的读书会进行多案例研究分析，希望它们可以相互补充。在控制了一些条件(如选取公共读书会而非民营读书会，使读书会的主办方具有相似规模与影响力)的情况下，选取国别不同、主办方不同、发展时间不同的5个读书会。

4.2 研究体系来源
公共性培育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读书会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贾英健[21]认为，对公众的公共性培育蕴含3个方面：一是对公共意识的培养，是指人在与其他主体的整体性联系中所形成的彼此之间的共同联系，以及在这种共同联系基础之上所确立的共同的规则，体现为人们在对共同规则具有内在认同的基础上产生的自我约束行为。二是一种公共关怀的态度，即每个主体在自己的活动中可以超越个体的私人性局限，将关注对象“指向自身以外的与他人共存的世界”。三是公共参与行为的普遍化，是指每一个人都通过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自主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来确保公共价值目标的实现。

前文将公共性定义为最终可以呈现出一种整合力量的公共精神及公共价值，戚万学认为公共精神是对公共性的深刻表达[22]。因此，考察读书会对公共性的培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考察读书会对成员公共意识的塑造与培养。刘鑫淼[1]26-27也对公共性及公共精神的培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除了要培养参与精神、关怀精神，还要注重公民独立的主体精神的培育；这种主体精神主要表现为自我意识和理性精神，可以以全局、整体和长远的眼光来认识和处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依据公共利益的原则规范自己行为和选择的道德意志”[1]34。

本文归纳上述公共性、公共性培育、公共精神等方面的观点，从独立的主体精神、自觉的公共意识、积极的公共参与和主动的公共关怀4个要素提出读书会公共性培育研究体系(见表1)。

表1 读书会公共性培育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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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体系各要素的解释与说明
独立的主体精神包括自我意识与理性精神[1]27。自我意识不仅仅是对于个体的概念而言，更是在社会关系、人与人的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人的主体意识与个性意识；理性精神是指可以超越个体或者个别的私人利益，“依据公共利益的原则规范自己行为和选择的道德意志能力”[1]34，体现真诚、合作、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自觉的公共意识是指“人在与其他主体产生共同联系的情况下对所确立的共同规则的遵守，在对共同规则具有内在认同的基础上产生的自我约束行为”[21]。它并不排除个体对自己个人利益的追求，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作为独立个体自主参与到其中的，而是指那些独立自由的个体超越私人性而追求一种整体感的情况。积极的公共参与是指公民们通过自发自愿的行为，以组织或个人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而这种参与行为本身就是公民活动的意义所在。密尔强调：“任何参加，即使是参加最小的公共事务也是有益的”[23]21-22。主动的公共关怀是指“对周遭人、事、物的关注与感知”[21]，它不一定限于人际间的交往，更重要的是一种对公共利益、公共价值等的自觉关注与维护，以追求公共秩序的和谐作为其重要的价值指向，如自觉关心公共生活秩序、维护公共空间的纯洁、对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表现出积极的赞赏。

5 读书会公共性培育案例分析
5.1 代表性读书会的选取及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5个较具代表性的中美读书会进行分析，分别是美国的西雅图市公立图书馆读书会(以下简称“西雅图图书馆读书会”)、明尼苏达大学读书会，中国的利群读书会、天香读书会和“深读”读书沙龙。5个读书会都代表了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力量，同时各有特色。西雅图图书馆读书会由美国西雅图市公立图书馆成立，历史较久，发展完善。早在21世纪初，西雅图市公立图书馆就举办过400多场主题各异的读书会[24]，发展至今已策划过多项面向成人、青少年、儿童、家庭和弱视人群、听障人群等的活动，还开办过中文读书会和西班牙语读书会。明尼苏达大学读书会成立于2017年，是一个主要由明尼苏达大学本科生组成、向全体社会公众开放的读书会。利群读书会最早由华中师范大学吴理财教授在2004年创办，是一个挂靠于华中师范大学下，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公益性读书会，笃行“读书利群”精神，即学在利群、利在人群。据利群读书会官网资料显示，“2014年，利群读书会被评选为湖北省‘十佳青年书香号’；2017年被评为全国高校‘阅读推广’优秀社团”[25]。天香读书会于2013年4月由苏州图书馆成立，设有“书苑天香”读书小组；读书会的活动能吸引社会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参与，“老中青”的差异化也为讨论带来了很多碰撞的火花。深圳“深读”读书沙龙始于2013年，由深圳图书馆联合民间阅读组织深圳读书会共同组织成立。

本研究采用网站调查方式来获取资料，利用内容分析法对获取的数据作定性和定量分析。在确定了5 个读书会的官方网站或图书馆主页后，笔者主要通过两种检索方式获取相关信息：一是浏览网站的“EVENTS”“馆内动态”“读书活动”等相关专区，有关图书馆或读书会的重大事件、日常安排等都在其中得以呈现，且多数图书馆的主页中都会设置日历功能，方便访客检索与识别不同的阅读推广活动；二是借助图书馆网站事件搜索功能，以“读书会”“读书”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获取相关资料。

5.2 独立的主体精神
5.2.1 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人际交流中所体现出的主体意识与个性意识，它和与人交流、与人沟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想要考察读书会培养成员自我意识的措施，可以从考察读书会是否提供交流与表达的空间来入手。

结合案例来说，读书会的(活动)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往往有较权威或影响力的嘉宾，如原书作者、相关领域学者等，类似于“授课”的模式，侧重嘉宾们的分享，虽然也会有交流提问环节，但往往碍于人数众多与时间限制，并未给每位参与者充分的讨论空间；另一类则强调读者的充分交流，成员作为平等的沟通者，可以畅所欲言，互相交流看法与观点。“深读”读书沙龙以第一类活动为主，每一期都会邀请嘉宾做分享；在此情境中，读者更多是充当“输入”而非“输出”的角色，并没有太多的表达空间。而西雅图图书馆读书会、明尼苏达大学读书会、利群读书会和天香读书会都以第二类读书会活动为主，大部分时间进行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分享，并将其视为重要的环节[26]。比如，天香读书会网站的某一期新闻稿中多次出现“热烈的讨论声”“交流中擦出火花”“得到强烈共鸣”等词语，以及成员具体讨论的书籍内容，足见读书会现场气氛的热烈。充分的讨论空间增加了成员自我表达的机会，并在相互沟通、相互分享中听取他人的观点，升华自己的观点，在验证自我、成就自我、超越自我中一点一滴地提升自我意识。

除了提供讨论空间外，有的读书会还会在活动(现场)“之外”的地方为成员提供一定的表达场所。利群读书会有自己的“悦读论坛”，成员们可在论坛上进行一些专题研究与探讨，还可上传自己的学习资料与成果；利群读书会还有自己的公众号和qq群，在读书会之“外”的地方为成员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场所。深圳图书馆于2014年创办内部交流刊物《行走南书房》，每年发行3期，以“沟通馆员读者、鼓励分享交流”为创刊宗旨，内容以书评和经典书目的节选与推荐为主。虽则并不是专为“深读”读书沙龙发行的刊物，但成员们可通过这一刊物进行交流学习与积极投稿，将其作为一种交流与表达的途径，并在这之中培养自我意识。

5.2.2 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指一种可以超越个体私人利益，依据公共利益的原则来规范自己行为和选择的道德意志能力。其培育不在一朝一夕，而需要在一种环境或氛围中进行潜移默化的塑造。

1998年西雅图通过“全民图书馆(Libraries for All)”法案，并在随后十几年间相继建立各个分馆，使得读书会活动分布在城市大大小小的角落。西雅图图书馆读书会的活动渗透到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参与读书会的人、还未参与读书会的人，都感受到这样一种“全民阅读”的公共精神，从而形成了一种相似的共同意识与公共价值。明尼苏达大学读书会在共读书籍的选取上做了一定的引导，希望通过特定主题书籍的阅读来引发成员们的相关思考。比如，其2018 年4 月选取《黑暗中的星光》(The Hate You Give)，故事取材于真实事件，聚焦于美国的种族矛盾与阶级冲突；成员们在共读与讨论中对书中提到的“以牙还牙”的暴力参与者立场进行批判性思考，探讨了诸如“破窗理论”等知识点，进一步对当前的社会现状做出了反思。天香读书会鼓励各年龄段人群前来参与，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求知不分年龄”“活到老学到老”的文化氛围，既是对青年人的激励，也为老年人的闲暇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2019年8月下旬，苏州图书馆特别设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图书专架”，天香读书会也推出相应的活动预告，将在这一专题下开展系列读书活动，(成员们将)共读诸如《苦难辉煌》《浴血荣光》之类生动回顾新中国曲折诞生过程的历史巨著，以及《重读抗战家书》等宣扬传统文化和优良家风家训的书籍，希望借此弘扬主流价值观，引导高品质阅读，营造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浓厚书香氛围。

读书会营造其特有的文化氛围，并在阅读选择、讨论交流上对成员做出引导，尤其是在共读书籍上选取诸如爱国、民族命运、优良传统文化传承等有关的主题书籍，有利于成员理性精神的培养。读书会在阅读作品与讨论主题上做出方向性指引，营造优良的文化氛围；处在同一氛围中的成员更容易对这种公共文化内涵产生认同，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相似的公共价值取向；而这样一群价值取向相似的人，也更愿意以公共利益的原则来规范其行为与选择，遵循一种真诚、合作、公平、正义的理性精神，并逐渐在社会上辐射到更多人，为社会提供一种越来越广的内部凝聚力。

5.3 自觉的公共意识
自觉的公共意识主要指人们“在对共同规则具有内在认同的基础上产生的自我约束行为”[21]，任何能对成员形成约束力的行为措施或规章制度，都有助于自觉的公共意识的培养。选取的读书会中大多都在官网上提及它们希望达到的目标。西雅图图书馆读书会在官网上写到，“希望为公众提供更广泛的阅读服务”[24]。利群读书会同样在官网上有相应的说明，明确表达了希望“读书利群，利在人群”的愿景。天香读书会没有关于其目标与宗旨的明确阐述，但在第一次读书会活动后的记录上写到，希望可以让更多读者“与书为伴，与经典为友，和读友探讨、交流”。这些读书会通过设定阅读社区统一的目标，使这个目标成为了成员潜移默化中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对成员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有些读书会还在每次活动中对成员提出“无形的”要求。西雅图图书馆读书会在活动举行前，会在官网上分享书籍的相关介绍，提供相关资料的链接，带动参与成员为共读提前做好准备、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此外，还会在活动预告中大致阐述本次讨论的主要话题，对讨论方向做出适当引导。“深读”读书沙龙会在“@深圳图书馆”官方微博中对下一次读书会做预告时，不定期提供相关知识背景或延伸阅读，供成员作大致了解。这些为成员们准备阅读材料、制定活动指南等措施，对成员在意识与行为上提出了一定要求，督促成员服从一种隐形的公共准则，如希望成员提前了解书籍的背景信息、掌握相关的延伸知识等，无形中促进了成员公共意识的培养。

5.4 积极的公共参与
公共参与精神指公民通过自发自愿的行为，以组织或个人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案例中的读书会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加强自身的建设，以此希望提升成员的公共参与度。

活动频率方面，西雅图图书馆读书会基本每周会有至少1 次“午间读书会”或“晚间读书会”，还会不定期举行特定主题的读书会。明尼苏达大学读书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固定的每月1次的频率举办(活动)。利群读书会和“深读”读书沙龙的活动频率也较为稳定，前者每月举行1～2次，后者每月2～3次，且都持续了1年以上。

活动场所方面，西雅图图书馆读书会的活动往往会在总馆或分馆中的任意一处举行；其他几个读书会各有稳定的活动场所。明尼苏达大学读书会和利群读书会在大学会议室或教室开展活动，天香读书会以馆内“天香小筑”为活动场所，“深读”读书沙龙则在深圳图书馆专为阅读推广而设立的“南书房”中举行。

由于本文没有得到有关读书会成员参与度、上座率等具体数据，因此并不能完全证实稳定的举行频率、便捷或固定的活动场所一定会提高成员们的参与度。本研究只能做出推测：稳定、规律、持续的活动频率，反映出读书会组织机构对其的重视程度与执行能力；在此基础上，更高的举行频率为成员公共参与精神的培养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让成员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读书会的公共活动；而便捷、舒适的活动场所也会无形中提高成员们的愉悦度与认可度，从而使读者参与活动的几率大大提高。

为成员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也有助于培养成员的公共参与精神。西雅图图书馆和苏州图书馆在各自的城市内都有数十处分馆，它们的读书会活动在这些场馆中均有分布，成员可以根据个人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场所来参加活动。在读书会的举办信息获取方面，西雅图图书馆读书会、明尼苏达大学读书会和利群读书会都有专门的网址，成员可以轻松找到近期的读书会活动，以及具体的时间、地点、主题等。明尼苏达大学读书会还提供邮件订阅服务，成员通过免费的邮件订阅可以第一时间获取下一次读书会活动的相关信息。“深读”读书沙龙则会在“@深圳图书馆”的官方微博上提前预告下一次读书会活动的时间、地点与主题。读书会公共服务便利的可得性，使成员们有了参与公共活动的有利外部条件，从而更有可能积极地参与读书会活动。

5.5 主动的公共关怀
公共关怀精神并不限于人际间的交往，更重要的是对周围事物的关注与感知，超越个体私人性的局限。案例中的几个读书会都有培育公共关怀精神的具体措施。

利群读书会和天香读书会都在官网上对已结束的活动做了记录与回顾，且图文兼备：不仅有专门的新闻稿来记录活动的现场情况，同时留下丰富的照片资料进行补充。通过记录与总结，读书会的活动借由一种介质的形式留存下来，供成员们回味与反思，使成员的注意力不只是局限于自身，而是从第三者的视角来看待活动中的人、事、物，更多地关注自身以外发生的事情。

读书会为公众提供均衡的公共服务，也是有助于公共关怀精神培养的措施。西雅图图书馆读书会主页上写着：“Everyone is welcome”，不仅面对其成员，同时也充分考虑到残障人士的服务可获得性；读书会定期举办面向弱视人群、听障人群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活动，尽可能使每位公民都可以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天香读书会在2019年5月的“全国助残日”也展开面向视障读者的系列主题活动，邀请盲人朋友走进图书馆，在阅读中感受和体验文化苏州的魅力。公共服务理应面向全体社会公众，公众在服务中享有同等的机会与权利。这种考虑到社会各个群体，尤其是少数群体的行为，增加了读书会成员对身边弱势人群的了解与关注，使成员对这一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的实现表现出认同与赞赏。

6 结论
由公共图书馆、高校主办的读书会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也通过读书会活动的各类措施，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了成员的公共性；读书会活动的参与往往都出于成员的自愿、自主，因而在这之中所培育出的公共性更容易内化于心，得到成员内心的认同。现有的许多读书会已经在公共性培育方面作出了贡献，本文通过对选取的5个读书会进行案例研究，从独立的主体精神、自觉的公共意识、积极的公共参与和主动的公共关怀4个方面，挖掘并总结了它们一些有助于公共性培育的具体措施(见表2)。

表2 读书会公共性培育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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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独立的主体精神方面，读书会尽可能为成员提供充分的讨论空间，并在读书会“之外”的地方为成员提供表达场所，使成员在群体的交流与互动中提高自我意识；此外，读书会还可以尽量营造一种自身特有的文化氛围，使成员形成相似公共价值取向的同时，促进其理性精神的培养。在培养自觉的公共意识方面，读书会可以通过设定阅读社区的统一目标，提前制定活动指南、制作阅读指导手册的方式，为成员提供无形中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在培养积极的公共参与方面，读书会可以通过保持稳定、持续的活动频率，提供合适的活动场所和便利的公共服务来提高成员的参与度，也使成员的公共参与更有质量。在培养主动的公共关怀方面，读书会可以通过对活动进行记录总结和提供尽可能均衡的公共服务的方式，提高成员对自己之外的其他读书会事物的关注度与感知度，提升成员对读书会公共价值与公共利益实现的认同度。

7 结语
公共读书会在公共性培育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与贡献。图书馆作为公共读书会的主要依托主体之一，既是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为满足大众的文化知识需求而存在；又是一种公共精神与公共价值的典型代表，对于公共性的培育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应继续深挖公共读书会这一价值，考察其有助于公共性培育的更多措施，以进一步提升读书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使这一公共文化服务形式得到更广泛的普及。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的公共性培育措施研究框架来自于公共读书会，是否也同样适用于民间读书会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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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ublicity Cultivation of Reading Clubs

REN Yuan，LI Guihu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public service， publicity has always been a key part of social construction.In the craze of national reading， reading clubs have become a typical micro-field of public cultivation.Five reading clubs in bo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ir strategies of publicity cultivation， focusing on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of independent subjective spirit， conscious public awareness， act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active public care.Besides，their specific measures and value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publicity；publicity cultivation；reading club；public ser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