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化产业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场逻辑、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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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产业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场逻辑、跨界效应及现实向度
□刘 洋，肖远平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数字文化产业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围绕符号创作者的创意生产实现去中心化的设计、生产、销售、流通、服务，多种物理形式承载的文化产品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链，实现了新的价值分配，其发展潜力和应用价值不仅对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有现实意义，也为实体经济数字化的实践提供了范型。研究发现，数字文化产业可以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供给新动力，提供新机遇，培育新业态。研究认为，数字文化产业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处理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使用的关系，政府招商与企业招商的关系，标准服务与个性服务标准化的关系，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授权的关系，更好实现规模效应到范围效应的转向，标准服务到定制服务的转向，点轴效应到业态聚合的转向。

[关键词] 文化产业；数字文化产业；市场逻辑；跨界效应；现实向度

一、引言
相较于传统文化产业，数字文化产业借助新型信息技术跨越了创造和生产“文本”的时空限制[1]（p318-319），去中心化的符号创作者的创意生产更为关键，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更加充足。一方面，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数字技术变革升级、知识产权意识增强、网络支付习惯养成、商业模式快速更新、高速物流网更加智慧等[2](p100-107)，要求以创新驱动为导向的数字文化产业必须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3]，通过构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体系[4]，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方能实现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帕累托最优[5]。另一方面，技术变革消解了不同媒介和传播形态的界限，“在现代主义的顶峰时期，高等文化与大众文化（商业文化）是两个迥然相异的美感经验范畴，而今天，后现代主义彻底取消了高等文化与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6](p427-432)，尽管文化表现形式以及围绕其生产的文化产品可能经由多种不同的物理形式传输，但围绕数字文化产业形成的复合型、专业化的高效组织生产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彻底。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强调，推进“数字中国”建设[7]；2017年，建设“数字中国”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8]伴随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变革，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不断凸显。“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8514亿元，比上年增长2.2%……‘互联网+文化’新业态保持快速增长。从文化及相关产业细分行业看，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1425亿元，比上年增长22.1%”[9]，作为实体经济数字化重要实践和新型业态的数字文化产业，将是新时代产业变革升级的重要趋势。

二、数字文化产业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逻辑
数字文化产业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和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实践，技术更迭快、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消费个性化，可以为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有利于供给新动力，提供新机遇，培育新业态[10](p47-58)。

（一）数字文化产业可以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供给新动力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被认为将加快实体经济发展模式从“供给创造需求”转向“需求引导供给”，推动创新发展的动力从“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11](p20-24)。这是因为传统实体经济受制于思维观念和技术局限，具有大规模批量生产、商品流转滞后、生产消费信息非对称等特征。数字文化产业嵌合新型信息技术的产业形态，决定了文化产品的生产导向由供给侧转向需求侧，文化产品的研发平台由线下互联转向线上线下混融，文化产品的市场流通由实物商品转向多种物理形式承载的商品，文化产品的销售模式由立体化的网络营销转向去中心化的营销模式。换言之，数字文化产业以更快捷、更便利、更符合市场需求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消费群体。

文本（创意符号）是文化产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石。不同时空的文化产品因彰显时代（地域）特征而呈现出明显差异，但依赖文本（创意符号）实现创意生产的路径是不变的。诸如数字技术规模应用前，生产端与消费端的衔接不充分，批量化生产、集约化生产的效益更高；数字技术规模应用后，生产端与消费端的有效衔接满足了消费群体的差异化诉求和个性化需求，模块化生产、精准化生产、定制化生产成为可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安顺地戏面具制作技艺为例，地戏面具原本是“跳地戏”的道具，仅在仪式展演中呈现，平时需封存，这些面具仅流传于地域文化持有人的生活空间中，但伴随大屯堡旅游的发展，它们进入大众视野，由村寨内走向村寨外，由国内走向国外，成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范型[12](p129-137)。一方面，“标准产品+标准化”“定制产品+标准化”取代了“标准产品”，顺应了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其中，标准产品强调生产标准化、材质标准化、售价标准化，定制产品强调流程标准化、服务标准化、技艺标准化。另一方面，除同步实现“实体店体验+网络平台销售”等线上线下混融的营销模式外，还依托学术共同体和文化持有人开发网络博物馆、网络数据库等，以“文本”为中心赋予产品文化内涵，为文化产品的价值更新供给内容。

（二）数字文化产业可以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机遇
数字文化产业依托文化禀赋，创造文化价值，传播文化内容，销售文化创意，不仅关注内容数字化的生产和数字化内容的应用，还追求产业链、数据链、价值链的三链合一，产业效果、产业效率、产业效益的三效合一[13]。数字文化产业围绕IP矩阵可以促进产业链延伸，带动多种业态的线上线下联动，可以实现长尾效应和蜂巢效应，再造数字消费“新蓝海”。

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实体经济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显示出持续向好的增长势头和发展潜力，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将成为撬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研究显示，2018年全球数字经济增加规模为30.2万亿美元，2019年增加至31.8万亿美元，2020年增加至32.6万亿美元，全球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从40.3%提升到43.7%[14]。由此可见，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已成为有效应对国际经济下滑的重要选择，数字文化产业也将成为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同时，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数字文化产业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了可能。我国人口规模大，拥有广阔而稳定的消费群体，且伴随新一轮改革的快速落地，国民经济收入较大幅度提升，人们对精神文化及其延伸产品的需求愈发强烈，为文化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实体经济的提效升级提供了新的路径[15](p127-133)。

（三）数字文化产业可以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业态
数字经济在稳市场、促消费、助生产、保民生中显示出强大的优势与潜能。具体到数字文化产业，加速推进了实体经济数字化、集约化、智能化的转型。

数字文化产业是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范型。传统产业为了提升产品竞争力，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需要利用数字技术掌握市场发展趋势和顾客精准需求，实现产品的快速更迭。得益于以网络为依托，以文化资源为关键资产，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发展方向的特征，数字文化产业成为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排头兵，带动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新兴数字文化产业集群以及围绕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产业链群正在不断完善[16]。

数字文化产业是实体经济集约化转型的范型。我国享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而且这些文化资源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象、新景观、新名片[17](p179-191)，是文化产业集群打造的资源禀赋。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业，实现了供给端与消费端的有效连接，产品生产和产品上市周期的缩减，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单位时间的经济效益。诸如北京国家级动漫游戏产业园、西安曲江文化产业园、中国（遵义）长征文化博览园、贵州六枝落别牛角景区文化旅游集聚区等，依托文化资源禀赋，借助数字技术手段，打造出以文化休闲娱乐消费为核心的数字文化产业集群，由于这种转型是基于基层数据的跨界联动，实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结构性变化，可以成为提高我国实体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方向。

数字文化产业是实体经济智能化转型的范型。智能化转型是数字技术榫合传统文化产业“生产—消费”变革的重要表现。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基础要素贯穿于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中。通过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可以较为精准地监测市场需求，为生产决策提供可靠信息；通过掌握可靠供需信息，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利用效率；通过高效益的资源配置效率，不仅可以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也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既推动了智能化转型，又顺应了绿色发展的要求。

三、数字文化产业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跨界效应
数字技术嵌合大众文化生活的时代，主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数字文化产业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指向数字仓储，亦指向数字市场。数据加工、数据清洗、数据脱敏、数据建模、数据挖掘、感知设施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改变了数字文化产品的商业模式，丰富了数字文化产品的供应目录，完善了数字文化产品的交易体系，更新了数字文化产品的技术标准输出与服务。

（一）创新驱动：从规模效应转向范围效应
传统经济模式中，企业通过扩大规模生产增加经济效益，这种规模化生产借助规模效应引导顾客消费，即供给引导消费，生产影响市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被动的，也是大众化、集中化、普遍化的。诸如依托川剧IP生产的戏剧脸谱文创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企业通过规模生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但也发生了流入市场的商品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尽管从非遗保护的层面上讲，非遗文创产品的同质被认为是物质层面的同质，而不是非物质层面的同质[18]，但从文创产品的创意性、吸引力及影响力而言，是不利于持续发展的。

范围效应是由企业范围经济带来的消费领域拓展。当企业将多种产品分开生产时，其所需要的成本高于同时生产两种及以上产品的成本，就存在范围经济[19](p134)。事实上，伴随消费者的消费理念、消费模式、消费习惯等的变化，消费者更加关注服务而非注重质量，更加注重审美需求的满足而非实用需求的满足，更加关注个性化消费而非大众化消费，需求引导供给、顾客影响产业已成为主流。相比其他产业，数字文化产业强调个性化的产品和精细化的服务，主张规模效应到范围效应的转向，在满足当下消费者的需求过程中具有显著优势。一方面，文化创意源于符号创作者的阐释，文化产品源于文化企业的生产，不同时期，符号创作者可以依据当时的技术和理念对同一文化事项进行内容创作，文化企业则生产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产品，符号创作者与文化企业并非必定是从属关系，但必然会紧密联系，范围经济将符号创作者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符号创作者的创作空间更大，创作动力更足，创作收益更高。另一方面，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民众是文化的拥有者与掌握者，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对文化产品进行个性化定制，并赋予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助推万众创新的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此外，体验性消费、创意化消费、内涵化消费要求符号创作者更加关注IP矩阵，文化企业更加注重长尾效应和蜂巢效应，政府引导全产业链发展的同时更加强调产业链各节点的立体化、下沉式发展。

（二）双向互动：从标准服务到定制服务
数字技术越发展，细分领域便越多，数字技术要应用，集成需求便越高。文化产品的制造与生产，都具有一套完备的标准技术。传统文化产品遵循“厂商—代理商—零售店—消费者”的市场逻辑，有较为完善的技术标准。数字文化产业主张培育标准服务和定制服务相融合的现代服务产业新业态，探索数字文化产品内容的差异化生产，旨在使用优化算法、确立精准市场定位的方式，借助生物技术、全息技术强化用户黏性和沉浸式体验效果，打造文化内容和品牌效应相融合的传播链，这种供给差异化产品的定制服务不仅需要吸收已有的技术标准，而且需要开创新的技术标准。

数字文化产业以传统文化产业为基础，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产品进行创新、创意，可以说，数字文化产品是文化产品与数字技术碰撞与融合的新型产物。数字文化产品以标准技术输出为指引，转向标准技术输出个性服务，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也由此数字文化产品呈现注重个性化、多样化、体验化的特征。数字文化产品与文化产品的实质区别在于消费终端的不同服务模式，文化产品的消费终端是集中化的供给，而数字文化产品的消费终端是个性化的服务。同时，数字文化产品在遵循“传统模式厂商—代理商—零售店—消费者”的基础上，延伸至现代网络销售模式，即“网络运营商—厂商—网络平台服务商—消费者（网民）”的循环系统。据统计，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与2020年3月相比增长了8540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0.4%[20]。网络运营商成为厂商、消费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厂商通过通信网络向网络平台服务商提供文化产品，消费者（网民）通过通信网络向网络平台服务商购买文化产品及相应服务，消费者（网民）向网络平台服务商提出自己的需求，网络平台服务商向厂商转达消费者需求，厂商依据消费者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产品的生产，实现了标准技术输出指导标准技术输出个性服务，标准技术输出个性服务指导标准技术输出的双向驱动模式。

数字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融合，促使人们的消费空间从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相较于物理空间的有限性，数字空间是无限性的，其潜力是巨大的。源于数字文化产品高度模块化、双向互动性、显著时效性的产品特征，非排他性、消费偏好、高附加值的经济特征，产品虚拟性、规模无限性的市场特征，数字文化产业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底蕴，也成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一方面，万物互联、资源共享的信息时代加快和丰富了人们获得资源的时间与途径，加之高度的想象自由，消费者可展开无限的遐想定制专属自己的数字文化产品；另一方面，数字空间不受物理距离的影响，数字文化产品的流通不再受交通、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而带给部分消费者不快的体验，尤其是后疫情时代，人们的网络消费习惯已经形成，跨越时空的文化消费已成为常态。

（三）要素融合：从点轴效应到业态聚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21]。传统文化产业依托区域文化资源禀赋形成产业链若干节点企业，通过延长产业链实现长尾效应，比如围绕数字文化产业进行的机架、机柜、电缆、感知设施等全链条生产。数字文化产业传统不仅关注资源禀赋，更强调数字技术与符号创意作为产业链的核心要素，即关注复合式创新实现底层技术的融合，底层技术的融合推动技术应用的扩散，技术应用的扩散推动技术继承的创新[22](p125-131)，比如数据加工、数据清洗、数据脱敏、数据建模、数据挖掘、数据多场景应用等。具体来讲，数字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突破了市场边界的虚化，打破了传统文化产业的区域分布，不仅能够依托资源禀赋即时调适发展策略，也能够拥有足够的战略空间试点试错。同时，生产要素融合产生的集聚效应，推动传统文化产业由点轴效应转向业态聚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新动能。

移动信息等现代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一批高技术、集约化的新型现代文化产业形态被催生出来[23](p22-29)。数字文化产业以文化为核心，衍生出创意设计、传媒、动漫、影视、电商、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电子出版、网络直播等多业态产业聚合。2019年，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出台《关于推进文化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在未来5年，每年将拿出约5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相关企业做大做强，支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在光谷新建面向公众开放的专业性主题科技馆、电竞馆、规划馆、艺术馆、博物馆、体验馆、艺术公园、体育公园、城市书房（实体书店）等文化场景，一次性补贴固定资产投资额5%，最高可支持500万元[24]。据工信部统计，2020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接近13000亿元，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同比增长仍达10%以上[25]。

必须强调的是，在市场竞争中，数据也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够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数字文化产业供给的符号创意产品也只有消费者愿意消费，产品才能顺利流通，产业才能顺利发展。目前，以政府主导、社区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逐渐形成，各地开展普查的文化资源也不断丰富，且不少地区已经建成数据库，但这些数据很多并未开放，也并未流动起来，没有完全发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假使这些数据经过整合，能够共享的共享，可以置换的置换，那么一旦进入市场，就可以为数字文化产品IP矩阵的打造提供极为厚实的基础。

四、数字文化产业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向度
数字化建设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方向，数字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效应。一方面，数字文化产业为国民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带动了旅游业、服务业、艺术业、影视业等多产业的联动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文化产业亦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指向标，数字文化产品销售的是文化符号及其创意，对消费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重要影响。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导向将直接关乎国家文化安全[26](p115-125)，在文化回归本性、文化和社会愈发互文的当下，文化价值观的传播问题凸显[27](p69-76)。作为新的发展模式，数字文化产业需要立足市场需求，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供给能力，满足消费诉求，发展龙头企业，带动小微企业，实现由量到质的纵深发展。

（一）处理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使用的关系
与新型信息技术相匹配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的服务标准制定和规范化使用是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2020年，全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为900余万个，其中4G基站总数有570余万个，新建5G基站有60余万个，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及重点县市已实现5G网络覆盖[28]。尽管如此，在城市网络高峰拥挤、在乡村网络信号不稳定的情况仍然存在。

继续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生产、网络消费、网络服务等成为常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企业供应链、生产链、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条件，数字文化产业要求高质量的网络基础设施，因此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系统的全方位、高性能的供给和服务能力。

继续加强数字化公共平台建设。数字文化产业要求不同业态、不同产业之间的有机融合，而不同业态、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连接和资源共享，需要借助SaaS平台、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公共平台，为企业打通从生产、消费、服务、企业决策的全链条线路，形成产业智慧集群。

完善网络平台监督，规范网络平台使用。针对网络的无限性和开放性，建设数字化公共平台，为数字文化产业提供共享渠道。预防数据流通中的不稳定、杂乱性及风险性，加强数据安全等关键技术的突破，打造收集数据处理、整合和可视化为一体的数据监督管理平台[29](p104-110)。完善网络平台监督，预防网络诈骗，确保网络安全。重视部分企业因技术局限对数字化公共平台的利用不充分、不深入的问题，加强对数字化公共网络平台使用的培训，引导数字化网络平台的规范使用，确保产业稳步提升。

（二）处理好政府招商与企业招商的关系
资本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先决条件。企业资金的来源，除股东投入、债权人投入、企业经营净利润等外，招商引资是常见方式。招商引资既是弥补企业资金短缺、生产技术管理局限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强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方式，对推动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当前，数字文化产业相关企业的招商引资多以政府为主体。政府依托区域内特色文化开展招商谈判并引进生产企业。作为行政管理主体的政府，尽管能够动员资源投入和企业落地落户，但无法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也不可能直接参与到企业经营中。同时，政府组织的招商引资关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衔接，重视引进企业的配套优惠政策，这就可能导致部分企业享受政策红利，但生产后劲不足的情况。

数字文化产业以符号创意为灵魂，从投入到生产再到营销，有完整的组织流程，生产的是高技术含量、高创意水准、高标准工艺、充满艺术想象的文化产品，企业的提质升级需要多方参与、合作共赢，这需要转变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模式，鼓励企业从参与招商转变为自主招商。一方面，企业作为招商引资中的主体，有助于企业结合自身特征与发展目标，制定精准的招商引资方案，打造独特的招商引资环境；另一方面，企业自主选择合适的招商引资项目，将招商引资与助推企业实力结合起来，可以有效提高招商引资的效度。同时，企业在此过程中可以扩展招商思路，不断提高自身实力，逐步实现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招商选资。需要注意的是，转变以政府为主体的招商引资方式，并非忽视政府在企业发展中的引导作用。相反，政府应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加大力度扶持小微企业，通过技术扶持，优化区域内资源配置，减少或取消税收，鼓励大型企业帮扶小微企业，鼓励银行增加对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免费提供网络服务平台，简化办事程序等方式为小微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算好小微企业发展的经济发展账和社会效益账，助力小微企业做好做实。

（三）处理好标准服务与个性服务标准化的关系
数字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等有机融合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型业态，但这种新型业态绝非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相互渗透。在市场竞争激烈、知识更新迭代加速、消费个性凸显的当下，传统的生产要素、生产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消费者需求，以数据、科技为核心生产要素的经济形态正在形成。数据可共享、可扩充、可组合供给等特点，突破了以往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某些制约，呈现出显著的倍增效应[30](p19-27)。企业的管理认知、发展理念决定着企业能否在数字文化产业化的大潮中顺势而上，实现转型升级。

长期以来，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升级被认为是数字技术作为传统制造业生产过程的辅助性手段，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上并未发生改变，并没有将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未能抓取精准营销、精准生产的数字红利。数字文化产业关注数字技术，主张以数据为核心更新生产流程，优化生产工艺，提高综合效益。具体来讲，信息网络化、需求个性化的背景下，部分企业仍热衷于规模化生产营运模式，追求大市场利润，认为个性化需求市场小，生产成本高，利润少，且认为个性化生产风险高、存续时间短，对创新引领企业发展、小利润大市场的营销模式认知尚且不足。事实上，技术变革带来了标准服务以及定制服务标准化的可能，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的发展模式可以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有效对接，以创意为核心的数字文化产业正处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融合的风口，有极大发展潜力。加强数字技术与传统实体产业的内在嵌套，强化不同领域、不同行业间的合作意识，实现蜂巢效应。改变数字技术在企业中只起到辅助性作用的认识，强调跨界融合的重要作用，通过整合资源、分工合作、相互补台，形成共赢局面。

转变企业运作模式，盘活经典IP，打造IP矩阵，实现长尾效应。长尾效应强调“个性化”“小市场大利润”，更加注重需求尾部带来的持久效益。个性定制带来的最小化利润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已经逐步取代了规模化生产带来的最大化利润模式，传统规模化生产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文化作为一种生产元素适用于不同的创意产品生产，同一文化可以完全无重复地制造出不同的产品，销售给不同的个体，通过小市场实现大利润。同时，发展创新资源分享经济，更加充分释放符号创作人才的创意活力。由于创新资源分享经济开发不足，符号创意的整合仍有较大潜力。目前，以佣金形式发布任务，人人皆可参与，人人都是内容提供者的平台愈发受到重视，但由于监管较难，信任机制不完善，影响力和涉及的行业仍是相当有限的，引导以项目为导向的创新资源分享经济可以充分收集整理创意资源。

（四）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授权的关系
知识产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法宝和战略资源，对其进行保护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将“保护”变为“锁牢”则会使市场与企业失去活力，从而阻碍企业与整个文化产业市场的发展。竞争是活跃市场的催化剂，良性竞争未尝不是一种推进市场发展的有效手段，在文化产业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授权是关乎市场走向垄断或繁荣的关键问题。所谓垄断，即是独角兽企业在行业细分领域中独霸一方。独角兽企业因拥有强大的团队，掌握企业最核心的资源，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最有用的数据资源，故而能在行业领域内立于不败之地。强大的创世团队、卓越的创新能力、短暂的成长周期，使得独角兽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风向标。据统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球独角兽企业总数达到436家，美国有214家，中国（包括中国香港）有107家，位居世界第二。从中国独角兽行业分布来看，文娱媒体数量仅次于汽车交通，占比13.0%，字节跳动是文娱媒体企业的代表，估值750亿美元[31](p18-28)。文娱媒体中的独角兽企业成为推动新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独角兽企业显然不会分享、销售核心技术、市场终端，即企业的知识产权，由此形成行业垄断。

数字文化产业以文化禀赋为依托，销售文化创意，在此过程中与其他产业融合又催生出新业态，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以文艺创作及其版权保护为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意转化开发为内容，数字化技术应用为手段，文化金融产品创新为支撑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显著。文化创意是数字文化产业的魂，包含文化和创意两个元素，是依托文化，充分发挥个人想象力和创造而获得的成果，因而保护数字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文化创意。信息技术时代，文化创意产品可在同一时间流转于不同地域、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消费者，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可在较短时间内被精准观测，可复制性和高效传播为抄袭、复制、剽窃提供了便捷条件，山寨产品以低廉的价格赢得市场，致使原创企业遭受巨大损失。因此，处理好知识产权共享与知识产权授权的关系，必须深化知识产权的“管”与“放”，明确重点在“管”，强调核心在“放”，根本在持续完善知识产权预防惩治的制度措施，目的在为企业发展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一方面，必须注意，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应处理好知识产权授权的问题，参与众多的文化市场才是具有活力的；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滥用必然导致盗版侵权的泛滥，从而使企业失去自主创新的动力。同时，由于数字文化产业去中心化的特征，由政府职能部门专门管理诸如区块链基础库，人人皆可贡献符号创意，企业按需购买符号创意，实现人人皆有所得。

但必须注意的是，源于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研发仍有短板，我国数字文化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自主创新研发能力仍需加强，复合型人才仍有缺口。复合型人才是提高数字文化产业自主创新和创意开发的关键。数字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融合，离不开文化的基础作用，也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尽管国家已经培养了相当一批高素质、强专业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但是在充分利用科技手段缩减生产周期，精准生产符合时代特征的高质量文化产品，实现个性化服务上仍有差距。充分发挥创新引领发展的驱动作用，提高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牢牢把握住自主核心技术，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确保企业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中能够顺利实现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学校、科研机构间的产学研合作。重视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完善人才配套政策，做到引进一批、培养一批、储备一批。

五、小结与展望
数字文化产业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效益转型的排头兵。一方面，去中心化的数字文化产业突破了生产边界，人人皆是符号创作者，人人皆可发挥创意潜能，作为数据的创意符号成为重要生产资料，成为经济创新赋能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分布式的数字文化产业超越了时空限制，为符号创意的生产、优质资源的共享、个性诉求的满足、国际市场的开拓带来了新的可能，是经济提质升级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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