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基础、深刻意涵与弘扬路径

奥鹏网院作业

论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基础、深刻意涵与弘扬路径
□穆鹏程1，高福进1，2

（1.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2.上海交通大学 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 200240）

[摘 要]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伟大建党精神的出场离不开相应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思想基础，近代上海的工商业发展是经济基础，工人无产阶级发展壮大是阶级基础，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是实践基础。伟大建党精神是一个复合型命题，把握其深刻的意涵须围绕理论引领、实践理路、意志特征和政德情怀逐一展开，概括各项内容在一百年前的历史表征和一百年来的嬗变演进。新的征程上，继承和发扬伟大建党精神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方法论，围绕坚定理想信念、开展自我革命、进行伟大斗争、统一党性和人民性，建构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路径。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生成基础；意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的概念，并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即由“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构成的重大政治概念。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她形成了党的光荣传统，涵育了党的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和政治品格的集中呈现。新的征程上，把握伟大建党精神，须准确厘析其生成基础、深刻意涵及弘扬路径，这对于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承和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出场语境：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基础
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必要的条件和基础。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p524）其阐明了精神的产生是主体的思想、话语和实践的产物，即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伟大建党精神离不开伟大创党实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范式和辩证唯物主义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有其相应的思想基础、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实践基础，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传播是前提条件，近代中国社会特别是上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是必要条件，上海的工人队伍发展壮大是充分条件，五四运动的爆发及其产生的直接影响是重要推动力。

（一）思想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传播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p153），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历史上，马克思的中文名字在中国是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中首次提到。20世纪初叶，先进国人都曾对马克思进行过零星碎片的摘译与转述，譬如梁启超在1902年发行的《新民丛报》第18号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朱执信在1905年出版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谈到马克思恩格斯，等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事情，如毛泽东直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p1471）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量中国遭逢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尝试用其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传播，使“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4]（p1516），其为拯救民族危亡和求索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促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是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孕育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理论前提。

（二）必要经济基础：近代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境况
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p591）归根结底，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都受彼时中国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亦如恩格斯承认：经济事实“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6]（p232）。肯定了经济要素之于政党政治的基础地位。中国共产党创建于上海有其历史必然性，这是由近代上海工商业发展较快的经济事实所决定的。开埠以来，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中心。工业方面，“1895—1913年，全国开办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商工厂共有91家，其中上海占了43家，占总数的45.1%”[7]，在“1919年前后，上海工业产值已经占全国60%以上”[8]。外贸方面，上海拥有先天的地理区位优势，“以内河和长江、沿海、航运为基础的优越水运条件”[9]使上海在开埠后逐步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外贸重镇，如马克思所述：“让出五个新口岸，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渐渐地由广州转移到上海”[5]（p647）。

（三）阶级基础：上海工人数量庞大及其政治意识觉醒
马克思主义强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p31）。作为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维护其利益、实现其政治主张而以执掌或参与政权为主要目标开展行动的政治组织”[10]（p2927）。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的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均领先于国内其他任何城市，这一事实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提供了充分的阶级力量保障。于数量而言，上海工人阶级人数众多，1920年上海的工人数量已逾51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4强，占该城市总人口的1/5[11]。于质量而论，上海工人的阶级意识较早觉醒，他们是引领全国工人运动的先锋。以工人罢工运动为例，1914年至1919年上海工人罢工85次，同时期全国为100余次[12]（p523），并且上海工人的罢工运动从传统的行会联合和罢工罢市的经济斗争，逐步转向了谋求政治地位与合法权益的政治斗争，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识走在时代的前列，如有学者承认“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在所有中国城市中，以作为产业中心的上海最为显著”[13]（p2）。概言之，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迫切希望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来领导自身的斗争实践。

（四）实践基础：五四运动提供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作为近代中国最具革命性、广泛性和先进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14]，为形成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实践前提。一是思想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前后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勇于突破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的束缚，促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为先进中国人求索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武器。二是干部上的准备。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承认“十月革命胜利后三年，我们建立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15]（p367），如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李汉俊等青年人。与此同时，还有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老同盟会会员，他们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积极的贡献。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先进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共产党早期党组织、党员干部的出现，使得创建一个不同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的、全国性的共产党成为彼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呼声。

二、内容要素：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意涵
伟大建党精神是由8个词组构成的复合型概念。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意涵，须对每个词组在一百年前的历史样态和一百年来的赓续演进展开分析。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主要观照思想理论维度，展现了党的强大思想优势；“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重点强调实践行动层面，展现了党的强大政治优势；“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深刻凸显意志品质特征，展现了党的强大精神优势；“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集中彰明政德情怀内容，展现了党的强大道德优势。总体地审思，这四个方面绝非孤立的划分，而是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认知前提，旨在明确党的理论引领和奋斗方向；紧随其后的“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行动路径，意在阐明党采取何种方式实现目标任务的问题；而“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意志特征，描绘了党以何种风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深厚的底蕴支撑，涵濡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德。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引领
“坚持真理”意指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科学理论，至今仍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一百年前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作为“思想的闪电”的马克思主义击中了中国“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中华民族觉醒的年代正式启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帮助国人拥有了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党的先驱们愈益意识到创建一个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性。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灵魂和旗帜，而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精粹，须被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坚持与贯彻。

“坚守理想”意指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p539），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关于未来社会的学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6]（p133）。一百年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就大量使用‘理想’这一概念来表达自己进行社会改造的愿景和意志”[17]，折射出建党先驱们对彼时中国社会的批判和对将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憧憬与向往。一百年来，共产主义的理想之炬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笃定前行。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远大理想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动社会变革，为实现远大理想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远大理想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保障；党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远大理想供应了更为完善的制度、物质和精神条件。需要说明的是，党在坚守共产主义理想的同时，不断地深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辩证地处理最高理想与阶段性目标的关系，使党在追求远大理想的过程中避免“左”或右的错误。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理路
“践行初心”是指党创建以来始终坚守和践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这是党对“我是谁”的身份确证与主体认同。作为党的叙事话语，初心是党的一种主观精神状态，而践行初心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党践行初心的历史实践是体现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过程。党践行初心的过程是具体的、历史的，须结合特定的时代主题进行解读。一百年前，党成立时就把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确立为自己的纲领[16]（p1），坚决维护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使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可信赖可依靠的力量。一百年来，党践行初心的历史实践，不仅体现在推翻“三座大山”、为人民谋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而且贯穿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还呈示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申言之，政治层面人民当家作主是党践行初心的根本前提；经济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精神生活需要和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党践行初心的行动逻辑。

“担当使命”是指党一经成立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是党对“我从哪里来”的历史溯源与记忆整合。作为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创造了历久弥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晚近以降中国日渐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领土殖民、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形态，腐朽、愚昧和落后成为彼时西方人眼中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他者”形象，“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旨在为挽救深陷危亡的中华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之独立与复兴提供一个崭新的领导力量。一百年来，党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为之不懈奋斗，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和富起来，并迎来了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伟大建党精神的意志特征
“不怕牺牲”是党体现出的“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杀身成仁、勇于舍生取义，体现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宣传革命和领导工人运动时频频遭到反革命势力的迫害。例如，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被反动军阀处以绞刑，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被反动派残忍杀害，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以及包括夏明翰、方志敏、赵世炎等为党的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百年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贯穿于党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始终，从大革命失败到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根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时间里，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达370多万人[18]。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9]（p19）党领导的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这是由无数英雄烈士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换来的，他们体现的不怕牺牲的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不朽丰碑。

“英勇斗争”是党呈现出的“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拼搏斗志。党的创建及其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始终伴携着残酷的斗争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20]。一百年前，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源于新文化运动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斗争和五四运动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它们为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石。一百年来，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阶段始终表现出鲜明的斗争特质。革命战争时期，党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创建人民军队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同强大的反革命力量展开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国内同反革命力量展开政治斗争，同自然界进行斗争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国际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和意识形态对抗等进行斗争，巩固和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同苏联教条模式展开斗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在新时代，党与自身存在的问题展开斗争，勇于自我革命，团结带领人民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在同社会主要矛盾的斗争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笃定前行。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的政德情怀
“对党忠诚”是中国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德。对党忠诚不仅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状态，即“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21]，而且是党员干部务须严格遵守的实践准则，是确保党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制胜法宝。一百年前，中共一大制定的党纲明确规定，申请入党的人须承认党的纲领和政策，“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16]（p1-2）。忠诚于党组织并自觉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其他政党和集团划清界限是吸纳新党员的基本要求。一百年来，党员对党忠诚贯穿于党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全过程，其具体要求随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表征出阶段性、多样化的特征，但其本质规定未曾偏离党员对党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正如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订立的入党誓词规定，申请入党的同志须“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22]（p71），且此后近40年间无论党章作何修订，这条誓词始终未曾改变。

“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的价值情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由人民而立、因人民而兴，党员干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政治追求彰显了党领导的各项事业的价值本位。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党旨在为拯救被奴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为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谋求幸福提供了新的领导力量。譬如，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以及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16]（p1-3）；再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16]（p133），建党初期的纲领和宣言反映了党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党开展的一切工作旨在为他们谋求解放和自由。一百年来，党把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与不负人民的情怀紧密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阶段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始终与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道，未曾辜负人民对党的价值期许和高度信任，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德行的集中体现，也是人民对党产生情感认同和行动支持的奥秘所在。

三、实践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方法自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1]新的征程上，全党同志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的方法论，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新的实践要求自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一）深入学习理论，坚定理想信念，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但是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和一些老问题旧症结的回潮反弹，对广大党员干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例如，习近平总书记严厉指出，在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中“有的理想信念‘总开关’常年失修，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不信马列信鬼神，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面蜕变”[23]（p515）；部分党员干部对待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马克思主义未能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反而是“‘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结果贻误了大事[24]（p66）；等等。

面对这些问题，“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为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夯实理想信念之基，筑牢精神家园之柱提供了重要抓手。理性地审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具有递进的逻辑关联，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内容为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了理论前提，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过程是在科学真理指导下的实践布展。新的征程上，继承和发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须坚定理想信念，赓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是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读原文、学原著、悟原理，夯实理论基础，提升思想觉悟，使理论学习成果在党员干部的思想心灵落地生根。二是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深入思考、全面系统和联系实际地学习与贯彻，自觉用其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解决问题，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行的持续深化。三是要积极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正在发生的当代中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

（二）牢记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不懈努力
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它奠定了党的存在价值，是党的魂之所系和命之所倚。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广大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意识更加自觉，实际行动更富成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党所面临的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失去人民、失去未来①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忘记初心和使命，我们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参见《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1页。的问题仍然严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批评道：“当前，少数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精神淡化，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有的检视问题能力退化，患得患失、讳疾忌医；有的批评能力弱化，明哲保身、装聋作哑；有的骄奢腐化，目中无纪甚至顶风违纪，违反党的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20]党内违背初心和忘却使命的问题仍然存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23]（p532）针对少数党员干部违背初心使命的问题，“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建党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一百年前，党的先驱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拯救民族危亡和深陷苦难的人民群众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23]（p538）。在新的征程上，全党同志应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在前进的道路上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一方面，党员干部要以初心和使命不断地检审自身，通过回溯党的初心原点和使命出发点，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昂扬精神状态，及时纠偏与党的初心和使命相悖的言行，“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1]。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在践行初心和担当使命的过程中，深刻意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25]（p15）。全党同志务必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时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和艰苦的努力。

（三）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鲜明品格。一百年来，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每一步发展都经历了艰辛的斗争，党依靠斗争才走到了今天。在新时代，我们党意识到自身面临的斗争形势仍十分严峻，这对党员干部的斗争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在时间维度上斗争具有长期性，斗争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23]（p226）二是在空间维度上斗争具有普遍性，斗争存在于党领导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三是在现实维度上斗争具有紧迫性，当前部分党员干部存在贪图享乐、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他们在是非面前不敢亮剑，在矛盾面前知难而退，在危机面前畏首畏尾，助长了党内轻视斗争、消极对待斗争的歪风邪气。

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英雄主义的斗争意志。一方面须敢于斗争，大力发扬斗争精神、彰显磅礴精神伟力。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19]（p19）。一百年来，斗争精神熔铸于党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全过程，是党的百年历史实践的鲜明意志和显著品格。面向未来，弘扬英勇斗争的建党精神，要求党员干部在是非面前敢于亮剑，面对困难和挑战迎难而上，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在危难关头豁得出去，自觉同歪风邪气作斗争。另一方面须善于斗争，不断提高斗争本领，帮助党员干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26]（p32）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掌握斗争的方法和艺术，锻炼斗争的能力和本领，如坚持既斗争又合作的方式，做到雷厉风行与久久为功的统一，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一致，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斗争策略，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等，这些都是帮助党员干部提高斗争本领的方法论遵循。

（四）对党绝对忠诚，对民尽心负责，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忠诚于党是中国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担当，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她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故忠诚于党内在涵容了忠诚于人民、不负人民的价值规定。在我国，党性和人民性是始终一致、高度统一的。然而，误读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割裂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统一，一直是敌对势力诋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惯用伎俩。具言之，一是制造党性与人民性的对立。在一些人看来，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站在党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始终是一个“二元论”命题，它们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范畴，一方决不允许另一方的存在。二是宣扬党性高于人民性。一些人主张，因为党是我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所以党性优于人民性，党性在人民性之上。三是鼓吹人民性大于党性。一些人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党员仅占我国人口的一小部分，故人民性必然大于党性。这些错误的言论误读了党与人民的关系，严重侵损了党的执政根基，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的深刻注解。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不负人民是共产党人根本的价值归属，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新的征程上，继承和发扬“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政治伦理呈现。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参与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做到对党忠诚，忠诚于党的事业和路线方针政策，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等方面起到表率作用，不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和“伪忠诚”，驳斥各类“低级红”或“高级黑”现象。另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站稳与人民“一体同心、休戚与共、生死相依”[27]的价值立场，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观点，在实际工作中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真正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逻辑和胜利密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1）.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廖胜平.近代上海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关系探源[J].长白学刊，2011（4）.

[8]杨俊.共产国际确定上海为中国共产党建党首选之地的原因探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5）.

[9]高福进.建党精神：内涵界定和外延拓展[J].湖湘论坛，2021（4）.

[10]夏征农，陈至立.辞海（第六版彩图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11]吴海勇.中国共产党创建于上海的历史探究[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6）.

[12]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3][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M].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4]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02）.

[1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7]刘建军.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概念的形成史[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18]曲青山.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N].光明日报，2021-02-03（11）.

[19]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0]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1-09（02）.

[21]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N].人民日报，2021-09-02（01）.

[2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4]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6]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7]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N].人民日报，2021-08-2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