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资本主义”的形成背景、核心观点与当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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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资本主义”的形成背景、核心观点与当代评价
孙亮洁，刘明明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50）

[摘 要]克莱恩、福斯特、齐泽克等“灾难资本主义”学者认为：不断积累“灾难因子”，利用、制造灾难乘机牟利的灾难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表现在自然灾难、政变、战争、经济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生态危机、意识形态灾难等多个方面；当资本主义发展到灾难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本身也成了一种灾难。对此，他们认为可以将“人民重建运动”“复兴社会主义理想”“穿越灾难资本主义幻象”作为应对灾难资本主义的对策。“灾难资本主义”理论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

[关键词]灾难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

“灾难资本主义”是由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最先提出，被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Žižek）等当代国外左翼思想家①娜奥米·克莱恩（1970—），加拿大左翼思想家、记者、作家，著有《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NO LOGO》《改变一切》等；福斯特（1956—），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旗手，著有《生态裂缝》《马克思的生态学》《生态革命》等；齐泽克（1949—），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高级研究员，著有《大流行》《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视差之见》等。进一步发挥，以研究“资本主义与灾难”的关系为切入点，批判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制造和利用灾难而大发横财的积累模式②为表述方便，本文以不带引号的灾难资本主义代指克莱恩、福斯特、齐泽克等人所批判的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利用、制造灾难以实现牟利的模式，以带引号的“灾难资本主义”表示克莱恩等人提出的批判灾难资本主义的理论思潮。，并思考对策，继而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辩护的一种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灾难资本主义”有两次理论高潮，第一次发生在东欧剧变到美国次贷危机（1989年—2008年）之间。克莱恩指出，由于失去苏联威慑和新自由主义影响，西方自由市场、政府和企业开始形成一种肆无忌惮地利用灾难（从飓风、洪水到战争、政权更迭）以获利的系统性方式。第二次发生在2019年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时期。克莱恩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是一场“完美灾难”，展现了灾难资本主义的成熟形态[1]。福斯特、齐泽克等思想家则明确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对灾难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到了灾难资本主义阶段，不仅导致人与社会的灾难，也带来整个生态自然的灾难[2]；齐泽克强调，只有在“马克思的幽灵”指导下，坚定地领导人民抗灾，实施公有制与国际联合，积极提供疫苗等公共用品的“灾难共产主义”才是灾难资本主义的解毒剂[3](p103)。目前国内学界对“灾难资本主义”的研究较为薄弱，对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形成背景和核心观点等重要问题的分析，描绘出关于“灾难资本主义”思潮的更为立体的学术画像。

一、“灾难资本主义”的形成背景
（一）“灾难资本主义”的理论背景
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对当代西方思想的借鉴构成了“灾难资本主义”主要的理论渊源。

1.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第一，对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的批判。克莱恩认为，“芝加哥学派”①“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典型表现，学术代表人物有弗里德曼、萨克斯等。在实践中为实现完全的自由市场，这种理论的拥护者往往采用政变、暴力乃至“休克主义”策略扫清障碍。东欧剧变前后这种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所主张的纯粹的新自由主义追求一种完全市场主导的、无监管的“原教旨资本主义”[4](p17)，企图将社会变回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纯净状态”。“这种意识形态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种大动乱来达成，因此是危险的意识形态。”[4](p16)该理论为实现“纯粹资本主义”，无视人民的群众利益以及社会现实的变化。第二，对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手段的批判。克莱恩认为，新自由主义利用灾难等因素达成目的会造成人民群众的恐慌。新自由主义以政变、“巫毒政治学”②“巫毒政治学”是一种背弃选举前承诺、说一套做一套的选举策略，也被称为“欺骗政治学”，代表案例是玻利维亚的梅内姆，他向选民承诺实行有利于底层工农阶层的政策，当选后背弃诺言，实施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暴政等方式，使社会陷入“休克状态”，从而乘机实行私有化、去监管化、消减公共支出等政策，这是一种趁火打劫的不道德之举。福斯特、齐泽克等人也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消极抗疫、积极敛财的实践策略。第三，对新自由主义实践恶果的批判。克莱恩指出，新自由主义教育出来的经济学家在担任智利、阿根廷、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管理官员或经济顾问时，推行“休克治疗”，最终造成了社会动荡、贫富差距拉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和对民主的破坏。克莱恩、福斯特、齐泽克等人还特别指出，新自由主义让国家与社会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免疫力”下降。第四，新自由主义让灾难普世化。克莱恩认为，东欧剧变前后，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流行。福斯特进而指出，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流行时期的“非预期影响”会造成“灾难的全方位积累”[5]，并且这种灾难因素会随着“商品链”传导到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典型[2]。齐泽克也指出，“我们的世界越紧密相连，一场局部灾难就越可能引发全球恐慌”[3](p55)，因此灾难普世化呼吁着对策的普世化，而共产主义是普世化对策的代表。

2.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启示。第一，阶级分析法为认识灾难资本主义提供了科学方法。克莱恩、福斯特、齐泽克等学者始终注意灾难资本主义对不同阶级、阶层的影响，探究各阶级在灾难中的获益及受损情况，从而分析出推动灾难资本主义的主使者和潜在的反抗者，他们一致认为：在灾难中“灾难资本家”或者说“政商财团”获益，普通民众受损。第二，“无产阶级”理论启示克莱恩等学者思考对抗灾难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克莱恩等学者认为，虽然在马克思的时代，“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完全重合，但当代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无产”。为此需要寻找新的时代的“无产阶级”作为对抗灾难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对此，克莱恩、福斯特、齐泽克分别将“人民中自发的灾难重建者”“环境无产阶级”“社会被排斥者”作为当代反抗灾难资本主义的“新无产阶级”。第三，社会主义理想启示“灾难资本主义”学者思考对策。克莱恩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很清楚要实现“完美和平衡的世界”需要通过“革命——推翻既有的体系，以社会主义取代”[4](p47)。她认同社会主义理想，赞赏南美洲国家管制资本、维护公有制、保障工人福利的发展主义政策。福斯特、齐泽克则直接将“复兴社会主义理想”和“灾难共产主义”作为对抗灾难资本主义的对策。第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灾难观启示他们反思资本主义自身矛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灾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可以表现为贫困、流行病、经济危机、战争、政治斗争等多个方面，但“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是“工人阶级的状况”[6](p385)，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城市化让“灾难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6](p434)。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灾难”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论述，直接启示了克莱恩、齐泽克、福斯特等学者反思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

3.对当代西方思想的借鉴。第一，军事学中的“震慑理论”。克莱恩参考了美军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震慑理论”，指出空袭、轰炸等不对称战争造成了伊拉克人民“过度休克”，从而不敢反抗美国对伊拉克国有资产的盗窃。克莱恩由此进一步思考，很多灾难是否也起到和战争一样的“震慑”作用。第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福斯特将生态马克思主义引入对灾难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指出了灾难资本主义对自然和生态的破坏。如灾难资本主义不断累积“灾难因子”，逾越“生态红线”，造成“新陈代谢断裂”，制造了一大批丧失生态存在条件的“环境无产阶级”等。这些论述扩展了“灾难资本主义”的批判维度。第三，精神分析学说。齐泽克将拉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等理论，尤其是“幻象”“实在界”等精神分析术语引入灾难资本主义批判，指出灾难资本主义是我们当代的“梦境”，“灾难”就是一次“例外事件”与“征兆”，一次“实在界的入侵”，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灾难催促我们及早觉醒，共产主义才是我们应当实现的“现实”。

（二）“灾难资本主义”的实践背景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p501)，世界局势的变化、大灾难的频繁冲击和西方抗灾不力构成了“灾难资本主义”的实践背景。

1.东欧剧变后世界局势的变化。一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使越来越多的国家统治集团了解或运用灾难资本主义这种理论范式。二是许多东欧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给了“灾难资本家”和“灾难理论家”们实践自己理论的机会。三是欧美发达国家经济“脱实向虚”“去工业化”等情况引发了学者们的思考。

2.经济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等大灾难的频繁冲击。大灾难不断摧毁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使生灵涂炭，财富化为乌有。对此情况，“灾难资本主义”学者开始思考一系列问题，诸如为什么灾难层出不穷，幕后推手是否是资本主义本身，我们该如何超越不断引发灾难的制度。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灾难资本主义”的“时代之问”。

3.当前资本主义体系应对灾难不力。“灾难资本主义”学者对此情况进行思考，并归纳了部分成因：一是部分西方掌权者担心灾难影响经济、破坏资本循环周期，转而选择忽视人民健康权和对灾难不作为。二是借灾难机会，部分西方掌权者乘机消减市场阻碍，创造有利于灾难资本主义生长的土壤，如大资本家希望灾难发展到一定限度，以迫使中小企业崩溃、工人接受更多剥削。三是某些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抗灾合作变成趁火打劫，如美国主导的疫苗援助计划往往带有苛刻的条件，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国际合作面临重重阻碍。

二、“灾难资本主义”的核心观点
（一）灾难资本主义的内涵与成因
第一，克莱恩的经典表述是：灾难资本主义是政治权力与私人财团勾结，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通过“休克主义”以及对社会施加恐惧等策略来利用或制造突发的、剧烈的灾难，并借灾难冲击造成的“社会休克状态”推动激进的私有化、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以及对公共福利进行消减的新型资本主义。克莱恩的主要批判对象是新自由主义。她指出，政商勾结、灾难资本家牟利欲望是灾难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因。

克莱恩用审讯学中的“酷刑”隐喻灾难资本主义的出场逻辑，认为“社会酷刑”会强化灾难对人民的震撼或减少抵触，主要包括：破坏民众的信息渠道的“感官剥夺”；编造别国或难民威胁，增强他者恐惧的“展示刑具”；毁坏文化历史场所、典籍以粉碎自我认知的“夺走安慰物品”；用消费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思想腐蚀心灵的“构筑爱舍”；施加集体恐惧的“战争”。

克莱恩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包括拥护公共福利的左翼与中下层、主权国家政府、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为了减少正面对抗的成本与风险，新自由主义者往往制造或利用灾难，借助灾难给社会民众、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和国家领导阶层带来的震撼、恐慌、迷茫与无能为力感[7]，乘机推动原先阻力很大的“休克疗法”，对内扩大私有化规模，对外减少主权国家限制并迫使其打开国门给国际资本。据此，她将“趁着灾难对公共领域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视灾难为激动人心的市场机会的观念”称为灾难资本主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克莱恩又说“我对灾难资本主义的定义相当直接：它形容的是私人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大规模危机中直接获利”[1]。

克莱恩还指出：“世界各地的精英们相信财富能使自身及子孙免于灾难影响”[8]，选举民主制度下政客想获得更多资助和票仓并撇开社会责任，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意识形态蒙蔽等因素都为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推波助澜。克莱恩对灾难资本主义的经典论述开创了这一思潮的先河，不过克莱恩的经典灾难资本主义批判仍存在浮于表面和对策绵软等弊端。

第二，福斯特的“新陈代谢断裂”式表述是：灾难资本主义是一种将渴望无限积累和增殖的资本逻辑置于其他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上的生产方式[5]，反映了灾难可能性的不断累积倾向，最终将会引发社会与生态系统恢复力小于资本破坏力的“新陈代谢断裂”式普遍灾难。福斯特将生态马克思主义引入灾难资本主义批判，开辟了不同于克莱恩的相对独立的批判路径。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将克莱恩的批判对象从新自由主义扩展到包括生态维度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同时觉察到灾难资本主义的根本成因是“无限的”“指数式增长”“僭越生态红线”的资本逻辑。

福斯特认为，克莱恩对灾难资本主义的经典描述很好地归纳了其外在表现，但灾难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对所有社会存在之基础的创造性破坏”[5]。福斯特指出，新自由主义“没有考虑到人类福祉或生态系统和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也没有认识到经济的基本生态基础，导致的不仅仅是对全球环境恶化的失察”[9](p73)。这种将资本效益放置于生态、社会等效益之上的资本逻辑造成了“像娜奥米·克莱恩所说的，灾难资本主义有些反常的‘自然’”[9](p73)而非简单的政商勾结、“社会酷刑”。资本逻辑造成了“新陈代谢断裂”，即社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力（自然恢复力）小于资本对其的破坏力，最终演化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灾难。灾难资本主义在当代的种种表现，如生态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危机、帝国主义极端剥削体系、政治极化等[5]，根本上是这种资本逻辑诱发的“新陈代谢断裂”的体现。为强调灾难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福斯特在有的场合还用Catastrophe Capitalism来代替克莱恩Disaster Capitalism的表述。

第三，齐泽克的“幻象”隐喻：灾难资本主义是“灾难共产主义”的反面，是我们正身处其中的“梦境”。虽然其根本成因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但在当代，直接成因却是“意识形态幻象”（Ideological Fantasy）。齐泽克的贡献在于强调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将“灾难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象由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扩展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维度。

虽然齐泽克并未直接描述灾难资本主义，但从他的“灾难共产主义”定义中可以反推其定义。齐泽克指出，“娜奥米·克莱恩式灾难资本主义这个漫长而悲伤的故事”引发我们思考和重新发明当代的共产主义[3](p93)，“我的共产主义概念的由来……更多的是作为灾难资本主义的解毒剂的灾难共产主义”[3](p103)。所谓灾难共产主义是指：其一，“国家不仅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组织生产急需的东西……而且通过放弃市场机制来完成所有这些工作”[3](p104)；其二，“卫生系统机构必须依靠当地社区的帮助来照顾弱者和老人”[3](p104)；其三，“组织某种有效的国际合作，以生产和共享资源”[3](p104)。我们可以据此反推出齐泽克所说的灾难资本主义：在克莱恩经典定义的基础上，更强调在灾难中依旧维持生产资料私有制以继续牟利、固守市场机制囤积居奇、以邻为壑、无法满足人民真实需求的一种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

与克莱恩、福斯特不同，齐泽克认为“幻象为我们所经历的现实提供了框架”，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时期的灾难资本主义是“幻象与现实的混合体”[10](p112)。其一，“天堂幻象”掩盖了灾难资本主义。齐泽克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为人民塑造了自己身在自由民主的“天堂”之中的幻象，这种幻象掩盖矛盾，缝合裂缝，隔绝主体与实在界，建构新的象征界秩序，使人民顺从甚至维护灾难资本主义。齐泽克举了“天堂里的死亡”例子：除了失业的威胁，美国普通民众无视病毒威胁，要求快速“回归正常生活”的呼声还受到了“过度自由”的意识形态幻象缠绕，这“掩盖了特朗普政府(和资本)犯罪的痕迹”。“意识形态找到了一种方法将之扭曲甚至崇高化：它可以迫使受害者，而不是罪犯，自愿抹去犯罪的痕迹，甚至把它作为一种自愿的行为来呈现。”[10](p86)其二，“‘屏幕新政’的不接触未来幻象”给了灾难资本主义信心。克莱恩批判灾难资本家们梦想着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靠纯粹线上交流、生活的“屏幕新政”独善其身，但“屏幕新政……并非将我们过去几周的隔离视为拯救生命的必要痛苦，而是视为一个永久的、高利润的、没有接触的未来的生活实验室”[11]。齐泽克进一步指出，“屏幕新政式不接触未来”是灾难资本主义编织给自己和他者的幻象，借此支撑起社会存在，是希望通过改良以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10](p66)。

（二）灾难资本主义的外在表现与类型
灾难资本主义的外在表现为自然灾难、政变、战争、经济危机、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生态危机、意识形态灾难等。

1.自然灾难，包括海啸、飓风等。克莱恩以“斯里兰卡遭受海啸的海滩”为例，指出2004年东南亚大海啸发生后，斯里兰卡为获得重建资金不得不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带有政治性条件的借款，同意土地私有化，开放金融和旅游业给国际资本。同时由于海啸冲毁了沿海居民的住房，资本很方便就以异地重建与搬迁的借口获得了“旅游业梦寐以求的东西……原始的海滩、清除掉所有人为障碍的度假胜地”[4](p349)。此外，为在被米契飓风横扫的“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海岸与山区”重建家园，当地政府也接受了类似的代价高昂的援助[4](p357)。

2.政变。克莱恩以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政变、1965年印尼苏哈托反左翼政变为例，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资本鼓动当地右翼势力发动政变，推翻原先的偏左翼政府，打破原有秩序，推行消减公民福利、出卖国家财富的灾难资本主义政策。

3.战争。战争对外可以打开受害国国门，扫清阻碍，输出灾难资本主义模式，对内则可以扫清国内的障碍，最终实现与灾难资本主义的互利共赢。例如英阿马岛战争后，撒切尔夫人挟胜利之余威压制国内工人运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发起反恐战争，在社会各界为了安全而自愿让渡部分权利的“窗口期”，将监狱、警察等国家部门私有化。“政府公开宣布的目标是要对抗恐怖主义，结果却创造出灾难资本主义体系。”[4](p262)克莱恩指出，当代以色列的“经济建立在战争持续不断、灾难继续加深的基础上”[4](p389)，其经济支柱就是“国土安全产品”，如反恐技术、“铁穹反火箭弹系统”等战争武器、网络监控技术。因此，以色列需要间歇性地发动对巴勒斯坦等中东国家的战争，以促进国内灾难经济的发展和向美欧等买主展示自己产品的质量，2021年6月以来以色列轰炸前打电话通知房主的“敲房顶”战术、铁穹“烟花秀”就是代表案例。对此，齐泽克指出，以色列应摆脱发动战争以牟利、牟利后再发动更多战争的灾难资本主义循环。

4.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国家领导阶层借紧急状态主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重要机会。克莱恩分析了三种灾难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一是利用危机，东欧剧变后俄罗斯出现经济危机，叶利钦政府乘机采用“休克疗法”，导致大量经济寡头窃取了苏联的巨额遗产，却给人民留下贫困；二是“趁火打劫”，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期，美国等国际资本主导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乘机提供带有苛刻政治条款的“援助”，低价收购亚洲本土企业；三是“伪造危机”，1993年加拿大政府伪造加拿大将会遭遇经济危机的信息，制造社会恐慌，乘机消减医疗卫生、社保等公共支出，推行私有化政策。

5.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方面的不足和乏力。“灾难资本主义”学者批判灾难资本主义消减了国家与社会应对疫情的能力，新冠肺炎疫情甚至也成为资本获利的新机遇。其一，灾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长期运作使西方应对灾难的能力下降。克莱恩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危机……这个系统为这场危机的加深创造了条件……它削弱了我们的集体免疫系统”[12](p10)。她批判灾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通过侵吞国有资产、私人外包、“将工人当作一次性产品”以及鼓吹资本自由化和经济利益至上，削弱了公共卫生和公共服务能力，使国家应对灾难的能力下降。福斯特指出，新自由主义式商品链的过于强调高流转、低库存的“准时制生产”和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缺乏储备、预防与人道主义精神，最终因无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而断裂，加剧了灾难。其二，在疫情中趁机推进右翼议程。克莱恩指出，“病毒本身即是引发休克的事件。它被用来将混乱极大化，同时尽可能减少保障”[1]。齐泽克也指出，“许多其他国家正在利用这一流行病来更加无情地推行他们惯常的激进政策”[10](p102)，与共产主义相对的灾难资本主义“正在以暴力的方式主张自己”[10](p29)。

6.生态危机。克莱恩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表明“这种流行病本身就是对自然战争的表现”[12](p10)。福斯特进而指出灾难资本主义还造成气候变化、物种灭绝、转基因失控等堪称“生态断裂”的恶果。由于“生态危机”愈发严重，为获得恢复生态所急需的资金、技术等，很多国家被迫出让大量利益、推行更多有利政策给灾难资本家们。另外，有的发达国家甚至还通过“转移污染”“制定不公平生态保护标准”等方式主动制造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灾难”，迫使其屈服[13]。因此“对气候危机和极端天气事件的认识……要求世界人民参与反对灾难资本主义”[5]。齐泽克则强调生态危机、知识私有化、科技异化以及被排斥者与被纳入者之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四种当代体现，无法被资本主义框架所克服。

7.意识形态灾难。齐泽克指出，长久以来敬畏生命、照顾弱者、社会团结是社会的共识，但是在灾难资本主义中人们受到巨大的苦痛，甚至不禁要问：“有人性的野蛮是我们的命运吗？”[3](p86-94)齐泽克认为灾难资本主义造成的意识形态灾难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无情的生存主义措施……被专家的意见合法化……我们将不得不削减我们社会道德的基石：照顾老人和弱者”[3](p86)。二是“赤裸生命和失去它的危险”破坏了“正常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工作，甚至友谊、感情、宗教和政治信仰”[3](p87)。主流意识形态的破坏，最终削减了人民的团结度，加剧了人民内部的竞争，强化了人民对周边环境的不信任感，削弱了人民反抗灾难资本主义的力量。

（三）应对灾难资本主义的对策
“灾难资本主义”学者提出“人民重建运动”“复兴社会主义理想”“穿越幻象”等方式，作为破除灾难资本主义的对策。

1.自发的“人民重建运动”。其一，以“人民重建运动”对抗自然灾难。“人民重建运动代表了与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特性对立的精神……他们正在建立适应能力，应付下一次来袭的休克。”[4](p424)如此，当人民再次遭遇灾难时，他们就会自觉认清和抵制灾难资本主义的伎俩，并且自己动手救灾抗灾。克莱恩认为，泰国海啸后灾民抵制政府和财团借口抗灾实则征收土地的政策，新奥尔良居民自发团结起来重建受灾家园和反抗资本主导下的拆迁，都代表了人民的觉醒。其二，以“新气候运动”对抗社会和生态领域的灾难。克莱恩将“人民重建运动”作为“一个连贯的愿景”贯穿到气候变化、政府改革、社会正义等领域，指出需要发起一个“同时解决贫困、不平等和气候变化问题”并且“不希望这些问题相互竞争”的社会运动[14]。总之，克莱恩将“和平表达公民不服从”的游行示威、广泛唤醒人民意识、人民联合运动、票选合理政府作为当前反对灾难资本主义的主要途径。

2.复兴社会主义理想。克莱恩认为要修复灾难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断裂，应该“重塑无休止的增长和将权力集中在1%的人手中的那种资本主义”[15]。福斯特认为在克莱恩的重塑和改良资本主义方案之上，我们更应该“复兴社会主义理想”以超越资本主义，因为“只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才能阻止其对社会和自然的整体性破坏”[5]。具体而言：一是要建立新型社会代谢再生产体系，即实行公有制、由工人领导社会生产和满足公共需求；二是建立实质民主和实质平等；三是通过“环境无产阶级”的团结抗争以实现新型国际联合。福斯特认为类似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写的饱受资本主义制造的糟糕生态环境压迫的“环境无产阶级”是实现革命和国际联合的当代“新无产阶级”，因为环境无产阶级“就像马克思的（工业）无产阶级一样，在避免（或适应）灾难所必需的根本性变革中，没有什么可失去的”[9](p440)，因此，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生态霸权的抗争，是反抗“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社会剥削”的行为[9](p47)。

3.穿越灾难资本主义“幻象”。齐泽克认为灾难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现代犬儒主义等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都包含着“幻象逻辑”。为了穿越幻象：一是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强化穿越幻象的理论功底。“在提出如何应对危机时，我们都必须成为哲学家”[10](p5)，“也许今天我们应该颠倒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在二十世纪，我们试图过快地改变世界……现在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世界”[10](p117)。二是发现“征兆”，打破幻象。所谓“征兆”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16](p284)，即打破普遍性的特殊性。以自由和平等为例，齐泽克指出新冠大流行灾难中劳动人民的“自由选择是指在饥饿和冒生命危险之间的选择……在那里，仅仅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有相当大的生命危险”[10](p18)，而谈到平等时“我们往往忘记，对有些人来说，新冠只是一个小问题”[10](p113)，“随着流行病的暴发，资本主义的牺牲性真相暴露了——我们现在被公开要求牺牲(至少部分)我们的生命，以保持经济运行”[10](p114)。征兆的发现为打破幻象提供了认识论前提。三是要关注幻象背后被遮蔽的群体。齐泽克指出灾难背后存在着以快递员、清洁工、看护者、难民为代表的大量的“看不到的被排除者”，这些“看不见的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同时还被病毒威胁，“新的阶级斗争形式将在这里爆发”[10](p66)。四是要敢于同实在界进行创伤性相遇。“在梦与现实的对立面，幻象站在现实的一边，我们在梦中遇到了创伤性的真实”[10](p136)，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这个噩梦般的景象使我们接近真正的觉醒”[10](p137)，我们应当重新反思灾难资本主义的不合理。五是避免错误的觉醒。齐泽克指出，人们应当从灾难资本主义的“梦境”中觉醒，回到“灾难共产主义”的现实[17]，而非倒向阴谋论、中国威胁论、种族主义、屏幕新政等。

（四）中国经验为世界提供了超越灾难资本主义的路径
“灾难资本主义”学者分析了有效防控灾难的“中国经验”，认为中国为世界展示了一种超越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1.中国能够正确认识与管控资本。克莱恩指出，中国愿意为了生态文明等长远利益放弃高污染发展模式和国际资本的诱惑，“政府为什么会拥抱这种快速、高污染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很多情况下（然而并不包含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所附带的条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8](p99)。克莱恩还指出，1997年一些亚洲国家由于放宽管控金融资本，最终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是“中国一向维持这种控制，因此是亚洲唯一未遭危机蹂躏的国家”[4](p234)。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体制优势。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克莱恩认为，“政变”是灾难资本主义重要类型，东欧剧变后很多东欧国家放弃共产党领导，失去抗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领导核心，最终发生“颜色革命”式政变。对此，齐泽克指出，中国成功应对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避免了东欧国家那样的“政变”灾难，“结论很清楚：今天的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在快速的改革和多变的条件下维持社会稳定”[19](p199)。齐泽克还将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归纳为：刺激生产力发展并为其创造有利环境，管控资本，避免极端思想引发的不稳定，缓和社会冲突以及搭建连接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之间的桥梁等[19](p190-199)。其二，中国民众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强，能够应对突发的灾难。齐泽克指出，美国的灾难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无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灾难，“在流行病的时候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大规模的隔离措施必须以军事纪律来执行”，但与之相反“中国能够隔离几千万人”[3](p10)。其三，中国政府具有高度理性，能够直面问题。齐泽克指出，面对流行病“中国早已在为这一时刻作准备”，当时美国政府却一直抱着“疫情将迅速消退”的幻想[3](p43)。

3.中国积累了大量处理灾难的正确经验。首先，中国采取将防灾控灾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克莱恩指出，中国的“替代能源方案”是解决生态灾难这个世界所共同面临的难题的典范，“面对采用更为可持续的发展路径的压力，中国政府将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削减到超过十年以来的最低值，并推出大规模的替代能源方案”[4](p434)。其次，传播真实信息。齐泽克指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在传播真实信息，而批评中国政府的国际媒体却“已经充斥着谣言”[3](p11)。再次，中国在实践中敢于采取“封城”等果断措施，保障人民生命健康。齐泽克指出，与西方的拖泥带水不同，“中国的冠状病毒封锁挽救了比病毒致死人数更多的生命”[3](p89-91)。最后，打防灾抗灾的人民战争。福斯特赞赏道，“中国政府与民众合作，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人民革命战争’的模式下自我动员”[20]。

三、对“灾难资本主义”理论的评价
（一）“灾难资本主义”的启示
1.“灾难资本主义”使我们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灾难资本主义”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新自由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影响，灾难资本主义的运作与类型，西方应对疫情等灾难乏力的原因，从而帮助我们更好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局势变化，同时也为中国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借鉴。

2.“灾难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批判。“灾难资本主义”理论深刻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利用、制造灾难以牟利的运作模式，批判了灾难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不道义，明确指出当资本主义到达灾难资本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本身也成为一种灾难。

3.“灾难资本主义”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灾难资本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对中国有效防控疫情、体制优势和管控资本等方面的赞誉，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从而坚定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二）“灾难资本主义”的局限
1.对策绵软无力。克莱恩寄希望于“人民自发的重建运动”，福斯特寄希望于“环境无产阶级的自发团结抗争”，齐泽克指望极度个体化的“社会被排除者”，认为通过社会运动、游行示威和民主选举可以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改革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但批判的武器无法代替武器的批判，他们忽视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强有力的革命行动的作用。而且，克莱恩是高级记者，福斯特和齐泽克是大学教授，他们本身就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身居高位，客观上都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受益者。种种原因导致他们提出的对策最终成为改良资本主义的幻想。

2.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理论的曲解。“灾难资本主义”学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工业无产阶级现在已不复存在或难堪重任，因而寻找其他革命主体。但实际上工人阶级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仍有庞大规模和强大力量。二是齐泽克用“意识形态幻象”曲解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夸大了幻象的作用，导致他误认为幻象支撑起了灾难资本主义的当代存在。三是克莱恩曲解了阶级分析法，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指的是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获取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人，克莱恩误将赞同灾难资本主义政策的政府官员、社会学者也纳入“灾难资本家”的范畴。四是克莱恩、福斯特、齐泽克曲解了社会主义斗争策略，用社会运动、自发联合、游行倡议代替革命斗争。

总之，“灾难资本主义”理论有利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世界局势，对于该理论思潮的观点、方法，我们要辩证看待，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将其精华部分运用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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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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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加]娜奥米·克莱恩.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M].李海默，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19]SlavojŽižek.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M].London，New York:VERSO，2008.

[20]John Bellamy Foster.The New Cold War on China[J].Monthly Review，2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