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下的“数据殖民”风险及数字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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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逻辑下的“数据殖民”风险及数字中国建设
□李梅敬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093）

[摘要] 数字时代，数字资本主义、数据垄断、数据殖民等一系列新的课题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新课题的背后始终不能绕过的就是资本逻辑。从资本逻辑和殖民主义发展的双重语境分析现时代的数据殖民风险，有利于看清数据殖民的时代特征，从而更好保障数据安全。资本逻辑下，当数据成为数据资本，就具有了逐利性，开辟了新的逐利场，带来了数据殖民的风险，这一风险包括：数据圈地获取殖民利益；数据垄断把控数据空间；数据获利殖民日常生活等。数字时代，中国积极建设数字中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消弭数字鸿沟；坚持党管数据，保障数据安全；超越资本逻辑，遵从人的逻辑；关注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积极防范数据殖民风险，努力保障数据安全，在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到心中有“数”。

[关键词] 资本逻辑；数据殖民主义；以人民为中心；数字中国

一、引言
2021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管理规定》三部法规文件正式施行，《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即将实行，这套法规“组合拳”，标志着我国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和数据安全领域的顶层设计基本建成，也是中国进行数字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数字时代已经来临，势不可挡，在蒂姆·梅的眼中，一盘普通的音乐数字带中可以藏下一个电脑硬盘中所有数据的编码信息，这意味着“要阻止信息的越界流动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1](p321)，因此我们需要正视这一问题，因为“从长远和根本上说，中国必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数字数据生产国与需求国”[2](p4)。伴随数字时代来临的还有数字资本主义、数据垄断、数据殖民等一系列新的风险。外媒显示，“数字帝国主义”[3]时代已经到来，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技术传播价值，通过高科技的数字产品和网络主动传播其文化，数字帝国主义相对于老式帝国主义而言，“圣经和枪是一起传播的”[4]，他们热衷于在数据空间推行数据殖民主义。2016年，Facebook在印度遭禁，安德烈森被批，麻省理工学院伊桑·朱克曼站出来说：“我认为，这个项目既有殖民主义色彩，又有欺骗性。”[5]埃默里大学教授迪皮卡·巴赫总结了脸书与殖民主义的相似之处：“1.像救世主一样驾临；2.漫不经心地使用平等、民主和基本权利等字眼；3.掩盖长远的利润动机；等等。”[5]可见，数据殖民塑造新型帝国主义，大数据时代，帝国主义的掠夺范围从现实世界扩张到虚拟世界，从物质领域扩张到数字领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面对当今世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要运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6]等，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中国建设不得不警惕“以资本为中心”的数据殖民风险，积极“消弭数字鸿沟”，让大数据彻底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

二、资本逻辑下的“数据”与“殖民”
数字时代，数据成为人类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大数据和信息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伴随物，人类每天产生的数据和信息保持爆炸式的持续增长，使得人类生活越来越数据化。数据体量的庞大在让人们意识到数据获取和数据分析重要性的同时，也对数据产生了信仰式的迷恋，“大数据正成为核武器，美国由黑客帝国走向数据殖民”[7]，“中国变成大数据殖民地的可能很近了”[8]……那么，殖民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现象的过去式，在大数据时代会重现吗？传统的殖民主义与资本逻辑密切相关，那么，大数据时代，资本逻辑会带来什么新的内容，会不会形成新形式的数据殖民？这个问题需要放到一个较长的时间线中来看待。

（一）殖民地的功能变迁
回顾殖民主义的历史，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殖民政策，因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作用不容置疑。我们知道，传统的殖民政策从奴隶制的罗马就开始了，列宁明确指出：“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9](p74)奴隶社会时期，殖民地主要是为宗主国提供贡纳和奴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地主要是为宗主国提供货币和黄金。随着产业革命的迅速发展，殖民地对于宗主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发生后，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本过剩问题，威克菲尔德提出把殖民地作为投资地的理论。这一时期，殖民地成为金融资本实现额外利润的场所和垄断利润的重要来源。在利益驱使下，各宗主国极力争夺更多的殖民地，不断加强殖民政策，并与殖民地一起组成殖民帝国。

传统的殖民主义从为宗主国提供贡纳、奴隶、货币和黄金，到从殖民地进口粮食、与殖民地进行自由贸易、通过殖民地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再到把殖民地作为投资地……殖民地功能的变迁，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世界分工的结果，更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派生物。恩格斯指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10](p562)而阶级差别的消除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二）殖民地的独立历程
1.殖民地政治形式上的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和非洲的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纷纷获得独立，摧毁了殖民帝国，至此，政治意义上的殖民地已经不存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国家都获得了独立，成为主权国家。但是马克思早就在《现代殖民理论》文章中指出，殖民地的政治独立不等于经济独立，因此美国在政治上宣布独立的时候，“从经济上来说，美国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10](p87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1866年以来，美国即使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也没有完全除掉它的殖民地性质。帝国主义国家修改殖民政策，采取隐蔽而具有迷惑性的方式来继续谋求殖民利益。他们在承认殖民地政治独立的同时，采取代理人制度、经济援助、军事援助、不平等贸易、文化侵略、科技垄断、跨国公司等手段，在经济上继续殖民落后国家，使其充当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除此之外，他们还最大限度地延长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过程，限制和阻碍落后国家的技术发展；当落后国家纷纷独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时，帝国主义国家却大肆宣扬世界主义和全球意识，认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已经过时了，为了全球利益，我们应建立世界政府。

2.殖民地经济形式上的独立。对于民族独立国家而言，他们在政治独立之后十分乐观。因为“政治独立后，殖民地就可以不再受那些旨在为宗主国及其在殖民地的臣民谋利的框框调调所束缚……国民政府可以调动殖民统治者无法利用的人力和物力来发展经济”[11](p23)。但实际上，他们政治独立之后的发展战略，无论是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出口替代战略，仍然是发达国家受益，落后国家受损。因为就进口替代战略而言，他们不得不高价进口工业品，最后又因机器、原料、技术、市场等原因，不得不放弃这一战略。而出口替代战略，虽然他们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的直接出口，而是将其加工之后再出口，但随着发达国家把传统工业或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转移到落后国家时，落后国家就成了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市场。那么，独立国家到底如何发展？刘易斯的观点不容忽视：“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是技术变化，国际贸易是润滑油而不是燃料。达到技术变化的途径是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如果我们能在国内进行这种变革，那么，国际经济新秩序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12](p52)实际上，历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刘易斯观点的正确性，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以及殖民国家和被殖民国家在经济发展差距上的逐渐缩小，意味着殖民主义在经济形式上也终结了。

（三）资本逻辑下的“数据”
1.数据成为数据资本。数据如同货币一般，并非天然就是资本。数据从数值到素材，从样本数据到大数据库，从技术到资本……日益成为“核心竞争力”，引发了生活、工作和思维的大变革。数据作为资本，与货币作为资本截然不同，数据涵盖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数据使得人类的日常生活变成了开放的资源，成为可以创造价值的资本，并且这种资本随取随用，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此可以任意取用，并且简单便捷，这就为金融资本主义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开启了数据资本主义的历程。数据资本是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取的价值，如果这些分析数据和结果可以被垄断平台无偿独自占有他们就会成为资本家抢夺的对象，因为对数据资本的占有会让数据资本家拥有云端的数字权力、数字力量和数字社会关系，从而开辟一片广阔的“云帝国”。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开启的新一轮数据圈地运动，使传统的殖民政策也摇身一变成为数据殖民政策。

2.数据资本不断逐利。当数据成为资本，便继承了资本的逐利性，数据成了获取利润的资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13](p230)，主要是为了实现价值增值，而资本的增值要通过资本的持续运动来实现，形成环环相扣的资本循环运动，其中任何一环停顿下来，都会影响资本周转和资本增值，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都无法持续。因此资本只能处于永不停歇的循环运动中，才能满足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当数据成为资本，同样会成为权力、力量、手段和生产关系；其特征也是对利润和价值的无限追求，帮助殖民方获取额外利润、垄断利润，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如果不对数据殖民进行有效应对，势必会出现剥削方不断加大剥削、被剥削方受剥削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从而造成数据贫困和生存价值贫困，进而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实现。

3.数据资本开启新的逐利场。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曾预言，网络空间所包裹着的巨大的电子网络正在工业世界的地下暗暗地扩张，就如同伸展开来的触手或者藤蔓。网络空间不仅是一个由数据库和网络构成的隐形帝国，也是一个包含任何无实体存在和所有数字信息的完整世界。数据驱动使得帝国主义得以通过纯数据手段实现全球统治。数据空间作为新的空间形态，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争抢的对象，为了获得数据空间的数据霸权，资本主义国家有意制造数字技术领域新的不平等，进而开启新的压迫和掠夺，进行数据殖民。数据空间作为新的逐利场地，既有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也有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和平演变。“利润报表显示，脸书2015年的广告收入超过58亿美元，其中有80%以上来自移动广告。”[5]除了把数据作为商品，开采新的数据进行获利外，数据殖民也把整个数据社会日益资本化。

三、资本逻辑下的“数据殖民”风险
（一）“数据殖民”的内涵
对于数字时代帝国主义的殖民风险，学界有着不同的提法，比如数字殖民、数据殖民、信息殖民等。数字最初的含义是数码，是用来计数的符号。数据可以有数字、图表、符号、文字、曲线等多种形式，在计算机科学中，数据是指所有能输入计算机并被计算机程序处理的符号的介质的总称，包括数字、字母、符号和模拟量等。可见，数字是数据的一种形式，数据包含数字数据，而数字数据的出现代表着真正的数据时代的开启；信息则与数据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相联系，在一个数字网中，将时间上或空间上分散的数据源的数据收集在一起进行分析就成为信息。因此，数字殖民、数据殖民、信息殖民是在不同层次上对数字时代的理解。本文主要使用“数据殖民”的提法，因为数字殖民、数据殖民、信息殖民事实上都是数据殖民，本质上都是数据垄断。

如前所述，从殖民地的功能变迁和独立历程可见，帝国主义任何时候都不会主动放弃殖民地的获利。如果说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证明了殖民地在物能时代的终结，那么，信息时代，数据空间的打开会不会使殖民主义出现反弹风险？数字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将如何继续夺取和瓜分外部市场和世界资源？换句话说，是否存在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数据殖民”会不会成为殖民政策在数据时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在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那里，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与尤利西斯·A.梅西亚斯（Ulises A.Mejias）在《连接的成本：数据是如何殖民人类生活并使其为资本主义所用的》一书中，把“殖民”这一历史概念重新拉回到现实中，并将其置于数据化的空间中提出了“数据殖民”[14]的概念。尼克·库尔德利将历史殖民主义的掠取行径与抽象的计算方式结合在一起，指出“随着当前对数据的收集、处理和提取价值的普遍化”，会形成“一种新的分配世界资源的方式，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资源获取方式”，“这种新的掠夺方式就是数据殖民主义”[15](p6)。并进一步指出，“数据殖民主义将带来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义的核心必定是通过数据控制人类”[15](p6)。中国学者认为：“垄断资本对数据的剥夺性占有，本质上就是一种数据殖民。”[16]广义而言，数字时代，对数据的剥夺性占有、剥削性垄断等都是数据殖民的表现，但需要注意的是，“殖民”概念在数据时代的重现不是简单的再现，而是内含着数据的独特性。如前所述，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占有和使用方式是不断变化的，从武力征服、直接统治的海盗式掠夺，到通过贸易方式把殖民地变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再到资本输出……都有着其独特性，“数据殖民”也是如此。可以说，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殖民”，主要表现为掌握数据技术或处于领先、垄断地位的各类主体，通过自身所掌握的数据资源，对数据技术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实行数据控制、数据渗透和数字产品倾销，目的是从中获得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的把控权。

（二）“数据殖民”风险
数字鸿沟的存在使“数据殖民”风险也一定是存在的。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曾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弱国对强国的依赖将进一步增强。“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达到的征服目的。”[17]数据伴随网络成为社会的中枢神经系统，每个国家作为全球互联网的子系统，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有了管理权和话语权。美国作为世界强国，很多方案都带有“全球”字眼，1995年提出“全球信息高速公路”方案，1997年提出《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数字平台为人类社会形成了虚拟空间的数字社会，人类生活在数字化中的同时也被商业化和市场化，这就为某些霸权主义大国提供了新的、更隐蔽、更富欺骗性的殖民手段。

具体而言，“数据殖民”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数据圈地获取殖民利益。如同资本主义初期的圈地运动一样，数字时代掀起的新一轮的数据圈地运动，将通过对数据的剥夺性占有和剥削性使用获得殖民利益。如同传统殖民对贡纳、土地、货币、黄金，新殖民主义对原料、市场、劳动力的攫取和使用一样，数据殖民主要是通过科技等手段对数据进行攫取、占有和使用，从而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和利益需要。与传统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不同的是，数据殖民不再局限于先进的工业化的宗主国和落后的农业化的殖民地之间，而是扩展到所有社会成员和社会关系中，这正是应引起我们重视的地方。目前，有些数字巨无霸经济体占有大量的数据信息，若形成垄断，势必会通过占领和扩张数据领地来提升竞争优势，因此让数据安全、可控的强监管时代已经到来。

2.数据垄断把控数据空间。数据垄断是个新词汇，数据却是个历史悠久的词汇，从人类用绳子打结记事就开始了。按照资本逻辑，当数据只有文化价值的时候，是不会被过度重视的，而当数据有了政治甚至经济价值的时候，资本逻辑就要大显身手了。随着物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从文化价值走向经济价值，甚至政治价值，拥有了生产和指导实践的能力，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承载的信息更成为竞相争夺的“现代石油”[18]，在这里我们看到，把数据比喻成石油，体现了数据的珍贵性、重要性、竞争性、有限性，但这些其实并非是数据本身的特质，数据本身是非竞争、不排他、非零和、不垄断的①为了反对把数据比喻为石油，有学者将数据比喻为阳光，实际上阳光作为自然之物还是不同于数据的。，因此数据殖民实质上背离了数据本身，在对数据进行垄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控数据空间，获取利润。所谓数据空间，即数字化空间，是由数据驱动的，以网络、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手段的人类数据库，是集数据搜集、数据分析、数据应用、数据服务为一体的特大虚拟空间。在数据空间，“所有的大数据都会搜集起来，你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组织，通过地理的实际方式去分布，就像现实的物理世界中，真实的地理位置分布一样”[19]。未来，“大数据会缔造大公司，十年、二十年之后，在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就是有最多数据，最大数据的公司。将来谁在数据方面能胜出，谁有最大的数据公司，谁就是最大的胜者”[19]。“随之而来的是垄断，这意味着大角色大企业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大，越做越大，越大越强。越多的人加入网络当中，网络就越值钱、越有价值。”[19]数据空间给了资本发挥作用的第二个空间，在这里所有的数据都可以被提取使用，并计算价值，产生新的价值，而且这种数据的攫取和使用不限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社会精英对弱势群体，而是针对所有掌握了数据资源的人和国家而言。

3.数据获利殖民日常生活。“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的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必将发生重大的变革。”[2]数据殖民不但会带来新的殖民形态，而且会渗透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个人数据不断被裹挟在大数据中持续滚动，“如果你拷问数据到一定程度，它会坦白一切”②，因此信息泄露、隐私保护等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日常生活之所以有被数据殖民的可能，一方面，人类的日常生活世界越来越数据化，数据就是对人类日常生活方式的抽象化处理，数字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甚至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模式和价值模式，当“个人的日常生活被视作数据资源，其日常生活流需要能够以数据的形式被重新调配与呈现”[15](p6)的时候，人类日常的数字化生活就有了被殖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数据从数据变为大数据、从大数据趋向全数据[20](p33)的过程中，数据的多维甚至全维性凸显，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越来越多可提取的价值，包括个人偏好、未知关联、发展趋势等，因此生活数据符合资本逻辑变得有利可图。当数据殖民者采用数据分析方式从人类的生活流中获取利益的时候，不知情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就被殖民化了。

四、建设数字中国，积极应对“数据殖民”风险
“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不均”[21]。当今世界，人类的生活是全面面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的数据世界，这个数据世界是自然与人类、人类与计算机、机械体与生物体共存的、无定形、无中心的数据世界，我们需要用新的数据思维方式积极应对“数据殖民”风险。

（一）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消弭数字鸿沟
200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数字福建”的科教兴省战略；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强调：“中国正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2018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把主题确定为“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建设数字中国，旨在“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22]；2020年，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明“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数字中国建设，是我们积极拥抱数字时代的重要举措，也是有效反对数据殖民的重要基础。

反对数据殖民，技术是破局的关键。习近平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我们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23]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数字技术，“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24]，消弭数字鸿沟，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链接；加强数字科技支撑，强化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智能教育，为数字中国培养专业人才。本·格尔茨（Ben Goertze）不无担忧地指出：“如果今天的年轻人没有受过新兴技术教育，那么未来极可能出现非常严重的‘数字殖民主义’问题。”[25]在数字中国建设方面，加强关键性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在数字世界既顺应时代发展，办好自己的事情，发展好自己，又不至于陷入资本逻辑的陷阱。

（二）坚持党管数据，保障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数据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以及具备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26]2020年，中央颁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已经把数据作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五大生产要素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数据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数据安全法》中明确指出，维护数据安全，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这一战略视域下，要保障数据安全，必须坚持党管数据。这是因为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具有公共属性，纵向上涉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横向上关涉世界范围的所有国家，只有坚持党管数据，才能“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27]。当“数据已经跟劳动力、跟资本一样，构成了基本的生产要素，数据已经跟石油、电力一样构成了基本的驱动社会运转的能源，数据已经跟物质和能量一样，成了某种事物的结构，数据已经跟枪杆子、笔杆子一样，成为重要的执政资源”[28]的时候，只有坚持党管数据，才能具有全局性、安全性和可控性。

（三）超越资本逻辑，遵从人的逻辑
马克思曾指出：“帝国主义是一切战争的根源。”资本逻辑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系统发生冲突和危机的根本。因此长期以来，资本与人的关系是我们着重思考的关系之一，“资本天生具有剥削、‘吃人’、扩张、掠夺的本性，资本扩张到哪里，资本就会在哪里‘吃人’，资本的战车也会开到哪里”[29]。资本逻辑已经为资本主义和人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麻烦”，但在中国，我们却可以很好地把资本逻辑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效抑制资本逻辑的发展空间。这是因为我们坚持了人的逻辑，超越了资本逻辑。我们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以此为奋斗目标，宣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在发展目的上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在发展主体上坚持一切依靠人民，在发展方法上坚持一切从人民的问题出发，在发展效果上坚持一切由人民检验，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一度是排斥资本的，直到邓小平确立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后，我们才开始在经济领域利用资本，这在当时对我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十分必要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资本逻辑在我国政治、民生等部分领域也有所表现，但在我们有为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并没有出现资本逻辑主导整个社会发展的现象。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0]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时指出：“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会走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更不会给世界造成混乱。”[31]目前的中国已经摆脱强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但中国摆脱强权不是为了加入新强权行列，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中国没有殖民基因，不会殖民他国，也不会称霸世界。大数据时代，面临数据殖民风险，我们依然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社会主义”这个定语，这是伴随新中国的重要定语，不能忘记人民主体地位，努力在实践中破解数据殖民风险，保障数据安全。

（四）关注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各国对数据安全、数字鸿沟、个人隐私、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关切，要秉持以人为中心、基于事实的政策导向，鼓励创新，建立互信……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32]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纠缠了数百年的历史，如今殖民主义虽然依旧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存在，资本逻辑也看似入侵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但实际上，资本逻辑在各个领域所能运作的层面都是浅层、表面化的层次。在资本逻辑下，生活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生活本身就是目的，而忽略了生活背后的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问题。人类对数据的获得，最初可能是动物出门觅食一般，主动去寻找；而现在却是诸多数据主动送上门来，让我们应接不暇，在这频繁的迎接数据过程中，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他者化（自我遗忘状态），这实际上更加凸显了人的生存意义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大数据时代，数据殖民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背道而驰，与智能时代人的解放构成悖论。网络和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全面渗透和影响已经有目共睹，互联网和大数据作为人类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必需品，已经远远超出了工具的范畴，而成为与人类水乳交融的伙伴，影响甚至改变着人类的运行轨迹。人类正在信息化、机器正在生物化、生物正在工程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技术的发展使生命与机器联姻，也恰恰是技术的局限性使生命与机器被迫联姻。而我们要时刻记住，中国大力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从人类视野上，是为了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在获得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解放的同时，也面临失业和生存价值缺失等问题，这在资本逻辑下是无解的，而在中国，我们坚持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样保障民生的制度安排让中国人民确认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一部分人的“获得感”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失落感”甚至“被剥夺感”的基础上，这样的民生保障在解放人民的同时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价值感，体现了中国对资本逻辑的摈弃，对人的逻辑的遵从。这个世界本来只有自然史，人类出现之后，在自然史之外有了人类史，人类运用自己强大的智力和治理能力，把人类世界发展得过于高级和复杂，以至于最后不得不向自然界寻求治理方法。在生物化大于机械化的人类早期，人们期盼机械化带来的美好和便利，在机械化大于生物化的未来，人类会越来越期盼或者需要回归生物化。生物世界的钢铁侠让人羡慕，钢铁时代的生物侠一定会更加珍贵并为人类带来新的生物文明。纯而又纯的技术只能制造简单的机械，如果让机器思考则必须遵循人的逻辑，即关注人的生存意义和全面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生命共同体，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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