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历史内涵与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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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历史内涵与当代启示
□卢斌典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摘要] 马克思将物质变换作为理解劳动的关键，对劳动进行了新的和科学的阐释。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贪婪本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自然的异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物质变换裂缝，并提出了合理地控制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物质变换的方案。在此基础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构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回溯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有利于把握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理论资源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 物质变换；物质变换裂缝；生态危机；生态治理

近年来，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①学界对Stoftwechsel的翻译存在争论：王雨辰、郭剑仁、耿建新等学者主张译为“物质变换”；刘仁胜、肖峰等学者主张译为“新陈代谢”；韩立新等学者主张译为“物质代谢”。“新陈代谢”是生理性的、必然性的和周期性的，而“物质变换”是物质性的、偶然性的和能动性的。笔者认为，“物质变换”的译法能更好地体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并且在归还问题上，“物质变换”比“新陈代谢”更能体现马克思的本意。概念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已经成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逻辑进行生态批判的关键概念。比如，这个概念被一些学者用来解释当下气候恶化、海洋污染、物种多样性减少等问题的成因，甚至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涌现出了以福斯特、伯格特、克拉克为代表的“物质变换断裂学派”。物质变换断裂学派探究了马克思物质变换概念的来源、挖掘了马克思文本中的物质变换思想，重塑了物质变换思想的当代意义，并将其同当下生态危机联系起来，实现了学理与现实的紧密结合。那么，物质变换在马克思那里到底意味着什么？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究竟来自哪里？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对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究竟有什么意义？

一、物质变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位置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既是对自然意义上的物质变换的重视，又是对社会意义上的物质变换的揭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有力地反驳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以及虚无主义，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物质变换的质料是人与物，它的形式是转移和变异。它是必然的、永恒的，是不会因为任何社会形态而改变的。无论是以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为主的社会形态，还是未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都会存在物质变换的一般形式。可以说，物质变换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中“唯物”得以成立的根基，也是“新”的秘密所在。

日本学者玉野井芳郎认为：“能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置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基础之上的，在斯密以后的全部经济学史中，只有马克思一个。”[1](p242)马克思从生理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理解物质变换，并将物质变换与劳动紧密联系起来。从生理意义上来说，人需要摄入养分以维持身体的运转，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基本的吃、穿、住、行等生活需要以及可能的精神需要。因此，人就不得不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人处在共同体中，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个人必须为维持共同体而进行生产和物质交换。人作为类存在，既要在类之内进行协调，又要在类之外与外界斗争。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连接物质变换的生理意义和社会意义的重要纽带。劳动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生存样态，人只有与自然进行密切的、不间断的联系，才得以持存。这样，马克思就赋予物质变换以本体论意义。“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p207-208)他认为，物质变换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人的因素，另一个是物的因素。人的因素是指人本身和他的劳动，带有能动性、创造性和目的性的色彩，是推动潜能转化为现实的重要力量。物的因素主要是指自然界和一般物质，是物质变换的基础和条件。而连接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桥梁正是劳动。

马克思将物质变换看作理解劳动的重要手段，超越了亚当·斯密和黑格尔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并且使劳动具有了全新的和科学的含义。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普遍尺度，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标准，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来源。马克思对斯密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劳动并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来源，劳动与土地的有机结合才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劳动体现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土地及自然基础则为人自由自觉的类活动创造了物质基础。因此，他将自然纳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承认自然的基础性、物质性和客观实在性。而黑格尔是从思辨意义或精神意义上去理解劳动的，他认为劳动是“对象的消灭”，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中介”。他在《精神现象学》中用主奴辩证法来解释劳动的解放意义：劳动陶冶事物，奴隶在劳动中获得自我意识。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看不到劳动的消极方面，也就是劳动的异化现象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背景下工人阶级劳动的惨况。马克思反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的做法，主张哲学回归人的现实世界，探讨人的自由和解放。总的说来，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理解劳动的，马克思则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的立场上理解劳动，用劳动辩证法代替主奴辩证法，重建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拯救了感性的自然界。相比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异化劳动、物质劳动、精神劳动等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物质变换来理解劳动更具科学性。

二、《资本论》中的物质变换裂缝思想
《资本论》第一、二、三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和“艺术的整体”，马克思用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资本的逻辑是“抽象成为统治”，这使得社会性代替有用性。资本不断攫取剩余价值，不断突破自然和道德的极限。而《资本论》的逻辑是数理逻辑加哲学分析，系统揭示了生产、消费、流通和分配中资本积累和增殖的秘密，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矛盾的客观事实。马克思曾不断修改《资本论》第一册中各章节的顺序和内容，并在第一册中规划了第二、三册的基本内容。福斯特主要通过对第三册的研究推演出物质变换裂缝的内涵与机制，尤其重视城乡间物质交换的不平衡。但是，物质变换裂缝是贯穿整个《资本论》的隐性逻辑，马克思在第一、二册中早已涉及社会中物质变换的基本形态和裂缝出现的基本原因。马克思认为，物质变换裂缝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基本矛盾，是不可避免和无法弥补的，根本的解决方案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那是一条很长远的道路，需要重视归还、补偿原则，合理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以及重建个人所有制。在《资本论》第一册中，马克思富有洞见地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2](p97)

《资本论》中的“蛹”的隐喻是对物质变换最形象的表达。它指明了商品的孕育、积累和转化等历程，刻画了商品、劳动、价值以及资本由死到活、由不动到运动的转变过程，展现了内涵丰富、风格迥异的物质变换过程，是理解商品循环乃至资本循环的重要比喻。马克思关注社会中诸形态的变化（形态变化中物质本身没有发生改变），社会中的物质变换摆脱了自然的物质变换，形成了现实的或新的使用价值，这是一个由死变活的转变。1880年，马克思在其最后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瓦格纳所使用的财物变换概念剽窃了他的原创成果，“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3](p422)。马克思首先从商品及其价值形式出发展开探讨，揭示了内在于其中的商品二重性以及劳动二重性。商品交换打破了个人交换和时间空间的限制，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普遍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消费、流通和积累过程中，商品与货币相互对立、相互转化。马克思认为，从商品到商品（W—G—W）或以商品为中介的转换是真正的物质变换，而从货币到货币（G—W—G）的转换是虚假的转换。由于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剩余价值不会出现在流通领域，而是出现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出现在对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剥削中。

那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物质变换裂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资本由于其本性，不断突破自然、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导致物质变换裂缝。这种裂缝是自然的异化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一种表现，与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丰富程度，人生的生理极限，以及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密切相关。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支配自然为基本方式。然而，当消耗和浪费掉有限的自然资源后，原料的成本增加，生产的利润变低，这与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李比希等人描述的土地效益递减规律相比更加科学。而劳动资料（包含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是“物的综合体”“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和“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劳动资料的匮乏限制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第二，资本作为死劳动，不断以活劳动为养料，增殖自身，发展为“有灵性的怪物”或“吸血鬼”。它以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两种方式，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渴求剩余劳动时间。它不仅延长工作日，还在工作之外侵占劳动者的时间。其结果是劳动者寿命的减少，资本的循环需要新的劳动力，这样就增加了生产成本。第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严重破坏了空间或地域上的物质、资源和能量的平衡，是城乡之间物质变换裂缝产生的根本原因。粮食、能源和人口等都涌入城市，而这些人消费过的东西都没有回到农村，这违背了李比希意义上的“归还”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p579)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2](p178)。在资本主义方式下的物质变换变成了对部分人的赤裸裸的剥削，破坏了工人和土地这两大财富的源泉，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其结果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p874)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争论与重构
在对马克思的文本、思想进行关注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生态批判时，一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的重要性，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存在生态思想的理论空场”的片面说法，将物质变换裂缝的思想与当下的生态危机联系起来。以往学者对《资本论》物质变换思想的解读主要分为“一元论”“二元论”和“三元论”。一元论者将物质变换视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的迁移、联系和交换，或者将物质变换抽象为劳动概念，上升到本体论层面，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和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二元论者则将物质变换分裂为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认为既存在自然的物质变换，又存在社会的物质变换，二者是独立自在的。如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一是指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在他著作中这个词汇在通常背景下的用法）而进行的实际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二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用来描述一系列已经形成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是被异化地再生产出来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自由问题。”[4](p175)三元论者认为，可以从三层意义上理解物质变换——社会的物质变换、自然的物质变换，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其中社会层面的物质变换更为重要。岩佐茂、吉田文和就赞同这种观点。但是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涵盖着人本身的自然和人周围的自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体现的是劳动的自然维度，归根到底还是自然的物质变换。总而言之，一元论还停留在形而上学的维度，二元论割裂了自然与社会物质之间的相通性，容易导致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但是马克思是反对这些立场的，主张用辩证的思维看问题。

学界对马克思物质变换的来源也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摩尔肖特说”，即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的观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主要来自自然科学家摩尔肖特。第二种是“李比希说”，由福斯特提出。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以及《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指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思想主要来自李比希。第三种说法是“丹尼尔斯说”，由斋藤幸平提出。斋藤幸平基于MEGA2，深入分析了马克思的《生态学笔记》，用翔实的文本文献资料指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来自经济学家丹尼尔斯[5](p80-89)。虽然这三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和道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仅要明确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的渊源，还必须把握马克思本人物质变换思想的原创性和超越性。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他一直坚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他在阿多诺的指导下完成的题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博士论文一经出版便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施密特用政治经济学与人本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马克思的自然观，深入挖掘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思想。他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预备性研究是在1850—1860这十年当中进行的，而此期间，毕希纳、福格特以及摩莱肖特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德国广为蔓延……他熟悉地使用了唯物主义运动的代表人摩莱肖特的‘物质变换’这概念。”[6](p87-88)摩莱肖特不仅将自然的运作描绘为一个庞大的物质变换过程，还将这种变换的自然与社会的流通领域相比较。马克思深受其影响，发展出了成熟的物质变换思想。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为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了“全新的视角”，物质变换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他进一步指出，理解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要进一步参考费尔巴哈和谢林的思想。总之，他是从哲学维度上去理解物质变换的。但他仅仅从学理上阐释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的来源，缺乏对生态问题的关注。

福斯特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重要人物，多年来他钻研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剖析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的当代意义。他以《每月评论》为理论阵地，与奥康纳、本顿、摩尔等人展开对话，重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开创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的“物质变换断裂学派”。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指出：“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恢复马克思著作中的中心内容，也就是马克思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所进行的深刻批判，从而超越当代许多绿色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唯灵论和二元论。”[4](p23)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这种生态世界观来源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他回溯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以及伊壁鸠鲁、卢克莱修、费尔巴哈、黑格尔的思想，系统分析了达尔文、马尔萨斯等人对马克思的影响，并依据《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论述发现了李比希农业化学的闪光点。与此同时，福斯特指出，施密特未能领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批判，“摩莱肖特说”在逻辑上和证据上都缺乏现实基础。第一，在摩莱肖特以前早已存在物质变换理论。“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李比希，因此毫无疑问，他熟悉李比希对这个概念更早的、更具有影响力的使用。而且，他在《资本论》中对这个概念的用法总是接近于李比希的观点。”[4](p179)第二，虽然马克思听过摩莱肖特的演讲，但是没有直接证据说明马克思继承了摩莱肖特的思想。第三，摩莱肖特的思想游离于机械唯物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马克思恰恰反对这种游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福斯特注重李比希农业化学思想对马克思的重要性，但是福斯特也肯定了恩格斯的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7—1878）中指出了新陈代谢概念在这几十年中被普遍运用的事实——尽管李比希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不能把这个词的用法归功于任何一位思想家。”[4](p179)

斋藤幸平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者和研究专家，他系统研究了马克思的生态学笔记。他指出，如果沿着马克思未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前行，那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断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斋藤幸平认为，《资本论》不仅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还揭示了资本的增殖与积累同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逻辑关系。物质变换概念要讨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的原因与解决方案。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对自然的破坏是人类抵抗运动的导火线，因此，要废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劳动和个人劳动。斋藤幸平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笔记本中的记载，他对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的断裂特别感兴趣——新陈代谢断裂是为了资本的高效增殖而对物质世界进行无休止的形态转变的结果。这些新陈代谢断裂更加具有灾难性，因为它们逐渐破坏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生态理论非但不过时，而且对将自然科学知识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结合起来的诸多新可能性持有完全开放的态度。”[7](p47)在《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然和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斋藤幸平认为：“马克思使用的物质变换也不直接是自然科学术语，而是经过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领袖丹尼尔斯（R.Daniels）改造后的经济学术语，加上马克思首次使用物质变换的时间同阅读丹尼尔斯文本的时间吻合，故而将丹尼尔斯视为马克思物质变换概念的来源。”[5](p82)斋藤幸平指出，受丹尼尔斯的影响，马克思在《反思》篇中第一次使用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变换。这样，他便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接受其他思想家的理论时，从来都不是不加批判地全盘吸收，而是在肯定中有否定。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究竟来源于哪位思想家，而在于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针对的时代问题以及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创新性和超越性。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既吸收了能量守恒定律、进化论、细胞学说、生理学、农业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又容纳了辩证法、矛盾、否定之否定等哲学因素，还创造性地将物质变换概念应用于对社会的分析。这是马克思对整个时代精神的把握，也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四、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为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优化国土资源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修复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思想指南。

第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古往今来哲学家们思考的难题。他们不仅追问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还思考该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的工业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但是也加速了对资源的掠夺，造成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打破了原有的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在这种演变的过程中，人们对自然界的态度由恐惧自然到征服自然、由自然中心主义转向人类中心主义。但无论是自然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便摆脱了这种理论困境，既强调人的因素，又重视物的因素，将自然看作人的无机身体，坚持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统一。在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的境况下，我们应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第二，转变传统生产方式，以绿色生活方式倒逼生产方式改革。人类要消除生态危机，就要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稳定、和谐的物质变换方式。因此，我们要转变传统的生产方式，贯彻新发展理念，改善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减轻污染。同时，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注重消费的协调作用，这提示我们要树立绿色消费观，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以此倒逼技术革新和生产方式改革。

第三，优化国土资源布局，协调区域发展。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揭示了城市与乡村、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不平衡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存在“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8](p919)。这警示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空间正义，合理规划国土空间，营造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协调城乡发展，重视城乡一体化格局的构建。

第四，注重生态补偿和生态修复。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引入了李比希的归还原则，重视补偿正义。这提醒我们：应警惕生态红线、环境底线和资源上线，用市场化的多元的生态补偿代替政府的单一补偿机制。与此同时，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遵循有偿使用自然资源的原则，制定严格的生态补偿制度，落实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机制。对于已经被破坏和污染的环境，要因地制宜地采取生态修复策略，加强综合治理力度。

参考文献：

[1]韩立新.环境价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美]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王常冉，韩璞庚.马克思物质变换概念的来源之争及其生态启思[J].浙江学刊，2020（1）.

[6][德]阿尔弗雷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欧力同，吴仲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7][日]斋藤幸平.马克思的生态笔记[J].刘仁胜，赵伊琳，译.鄱阳湖学刊，2018（3）.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