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百年探索、基本经验及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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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百年探索、基本经验及新时代展望
□何卫平1，2，张广利1

（1.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237；2.西华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南充637000）

[摘要]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侧重“革命动员、民族解放”的乡村文化建设（1921—1949）；二是强化“除旧布新、培养新人”的乡村文化建设（1949—1978）；三是突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乡村文化建设（1978—2012）；四是倡导“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2012年至今）。在百年的乡村文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和改进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权，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文化主体性地位，合理定位乡村文化建设与其他建设关系，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在新时代，深入推进党领导下的乡村文化建设需要秉持文化公正发展价值，加快推进城乡文化融合性发展进程；拓展乡村文化场域，协同推进“线上+线下”文化建设；更新乡村文化建设理念，实现“乡村文化建设”到“乡村文化治理”转变；坚持农民利益中心导向，不断提高农民文化生活质量。

[关键词] 文化振兴；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文化治理；中国共产党

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产生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称。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文化系统是一个意义模式系统，它赋予社会系统合法性，在一个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模式维系功能。“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1](p612)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十分重视乡村文化的建设，尤其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脱贫时期提出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其中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凸显了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个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基本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乡村文化振兴实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探索历程
（一）侧重“革命动员、民族解放”的乡村文化建设（1921—1949年）
“改造中国社会必须改造其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的普遍共识。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重心逐渐向农村转移。为了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和教育，许多农运骨干和共产党员开始创办农民夜校。如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在1925年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在韶山创办了二十多所农民夜校，向农民传授知识，启发了农民的思想。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前这一段时期，乡村文化建设总的来讲是服务于战争需要，文化作为我们党革命动员的重要武器，借助于乡村文化建设我们党在力量较为薄弱的基础上壮大了革命队伍，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并强化了党在乡村中的有效领导权，实现了农民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翻身做主”，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和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借鉴。

为了强化广大农民的阶级意识，使他们能够挣脱传统的宗法束缚，积极地参与到党组织发动的革命运动中，我们党在乡村文化建设中非常重视和强化对广大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地动员他们参与到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中，唤起他们的民族意识，最终依靠他们取得了抗日战争及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在革命战争期间，我们党采取各种灵活多样的方式教育广大农民，动员他们积极投身革命中。为了增强革命动员效果，我们党充分地发挥文艺作品和文艺活动的积极作用，用农民看得懂、听得懂同时又贴近他们日常生活的文艺作品吸引他们，在满足农民精神需求的同时又有效地传播了我们党的革命文化，充分借助各种丰富的文化活动来展现这一时期农民积极参与革命的精神面貌，激发他们参与革命的内生动力。同时，我们党也较为重视榜样文化建设工作，积极培养和挖掘革命积极分子和运动骨干，充分发挥他们在广大农民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并充分借助歌谣、舞蹈、美术等形式广泛地传播这些榜样文化。由于较为贴近农民日常生活，榜样文化的传播能够很好地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增强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和参与革命的内生动力。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乡村开展的文化建设主要侧重于民主与抗日宣传，突出“革命动员、民族解放”的特征。党在各个根据地广泛地开展乡村文化建设运动，消除了日伪文化在农村的消极影响，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我们党在根据地广泛地开展扫盲运动，让广大农民学习文化基础知识，破除封建思想残余，从思想上解放了广大农民，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及新中国国家政权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强化“除旧布新、培养新人”的乡村文化建设（1949—1978年）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这一时期，我们党领导的乡村文化建设总体上讲是着眼于改造传统落后的封建文化遗留，提振农民的精神面貌，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新农民。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在完成经济上的“三大改造”之余，还积极在城乡之间进行广泛的文化改造运动。为了争取党对乡村文化的全面领导权，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以及巩固新生政权基础，国家不断将权力触角深入广大乡村腹地，积极破除旧社会影响甚广的封建宗法文化根基，完成了党对广大乡村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观念障碍。借助“三反”“五反”运动，我们党成功地帮助广大农民破除封建等级思想毒害，形成积极的爱国情怀和国家认同，初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新人的培养目标。“在该阶段政府用新的政治文化重塑了传统乡村社会生活，并用社会主义价值观逐渐消解着传统乡村文化的意识传统”[2]。

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我们党历来较为重视乡村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要在广大乡村建立和发展广播站，组织基层电影放映队在乡村流动放映。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农民贫瘠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是国家对农民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手段，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有助于形塑农民对新制度的政治认同及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新人。此外，为提高农民的科学素养和文化知识，培养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新农民，我们党积极地发展乡村教育，专门开设一些农业课程，满足广大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知识需求，同时将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融入乡村文化教育之中，广泛深入地开展扫盲活动及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当然，由于“左倾”思想路线影响，乡村文化建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一度遭遇较大挫折，偏离了正常的方向，乡村原本较为丰富的民间文化在“革命话语”的规训下而呈现单一特质，充满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破四旧”运动中，传统乡村中的寺庙、祠堂等公共文化空间遭到严重的破坏，偏离了党的文化方针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人的原初目标。

（三）突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乡村文化建设（1978—2012年）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始将工作重心聚焦在经济建设上。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我们党从战略的高度将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布局中，党的乡村文化建设在这时期主要还是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为保证乡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党在乡村广泛地开展各种乡村文化建设活动，从战略的高度将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为了提高乡村人力资本，促进乡村经济更好地发展，党和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乡村就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发展各类职业教育，推行一系列“科技下乡”活动，提高广大农民科技素养，为乡村经济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

为了更好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党和政府始终重视新农村中的文化建设工作，重点培养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各种新型农民。在税费改革之前，广大农民负担较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主要靠“三提五统”的方式从中抽取。由于经费缺乏，乡村文化服务站无法有效运转，“三农”问题在这时期尤为突出。随着农业税的终止，大量的国家公共文化资源开始借助于“三送工程”等形式下沉乡村，广泛地传播党的文化方针政策，引导广大农民开展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文化建设在整个乡村经济建设中的情感调节作用。

整体而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八大前这一时期，乡村的文化建设更多的是凸显文化的工具性价值，即文化主要扮演“搭台”角色，而经济才是幕后主角。不少地方政府习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去思考乡村文化建设。受发展主义思维支配，从农民到基层官员都深深地被市场经济的潮流所裹挟，市场经济极大地改变了农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及基层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为趋向。“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资源开放演变成各经济主体的逐利行为，一些古村落、古建筑在物质主义的追逐下不断消失，将乡村地方文化资源禀赋迅速兑现为经济资本是这一时期不少地方开展文化建设的主要考量。

（四）倡导“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2012年至今）
乡村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场域中的主体对自身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能够合理地处理和其他文化的关系。乡村文化自觉是对乡村文化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觉醒，构成了乡村文化自信的基础。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开始重视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建构，步入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强调了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作用，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立足乡村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同时，报告中还明确提出了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打开了乡村文化治理的社会空间，充分认识到作为一种治理资源同时也是治理目标的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价值。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充分肯定了乡村是中华文明载体的重要价值，从国家话语层面扭转了乡村长期以来被矮化贬损的命运，客观公正地重新审视了乡村的固有价值。在新的话语体系中，乡村不再仅仅承担着城市蓄水池的功能，而是承担着生产、生活、娱乐、休闲等多种功能。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挖掘乡村文化的多维价值，乡村文化主体性在乡村振兴实践场域中也日益得以体现，乡村文化的价值开始得到人们的重新审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进行调研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有助于让人们重新挖掘乡村的生态价值，实现乡村生态振兴。为了更好地传承乡村文明，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在政策的倡导下，全国各地开展了新乡贤培育活动，以乡贤带动乡风文明在各地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为了增强农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国家从战略的高度充分重视传统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工作，不断通过财政转移及各种惠农文化项目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动力，扭转乡村文化日趋衰败的态势。如通过各种文化下乡活动及在乡村建立文化服务站等方式重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挖掘传统乡村文化价值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重振乡村传统优秀文化；注重在乡村开展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充分认识乡村文化在整个文化强国中的价值作用。所有这些无不凸显出我们党的乡村文化建设开始步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新阶段。

二、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始终坚持和重视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
始终坚持和重视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乡村文化建设健康稳定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一旦我们党丧失了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权，一些庸俗糟粕的文化即会乘虚而入，乡村文化建设可能会因为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而陷入失范状态。“乡村文化建设要健康稳定发展，必须依靠党的领导，乡村文化建设要走在前面，更需要依靠党的领导。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会有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乡村文化建设才能有效和规范运行。”[3]二是由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领导，这种领导当然也包括城乡文化领域。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稳步前进，使得先进的文化始终能够占领乡村大舞台。三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文化的领导有助于化解党的执政风险。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意识形态，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意识形态。在社会思潮多元化的今天，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用先进的意识形态去占领乡村文化市场，让广大农民建立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党和国家的认同。否则，一些庸俗落后的意识形态就会乘虚而入，使我们党丧失在乡村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从而危及乡村社会的稳定，最终削弱和损害我党的执政地位。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的乡村文化建设历程，无论是在早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步入新时代之后，我们党始终牢牢抓住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这一关键原则，保障了乡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注重加强对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的全面领导，指出“要不断完善党管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和党内法规，保证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4](p6)。这其中当然包括党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为了更好地巩固和强化党在乡村文化中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始终注重加强乡村文化领域的基层党组织班子建设，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第一书记，积极推行各种文化下乡活动，注重日常生活中对农民的思想引领，用先进文化塑造新时代广大农民。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都较为重视对广大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而牢牢地把握着乡村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2019年6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民夜校等渠道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及新思想的宣传教育，励志要用先进文化、先进思想、崇高道德去占领乡村思想文化阵地[5](p8)。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和重视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重视发挥党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二）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文化主体性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将群众路线的方针政策贯彻在乡村文化领域中，充分尊重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地位，相信农民的文化智慧，保障农民的文化权益，始终坚持以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的文化主体地位，首先是获得农民文化认同的根本保障。只有充分地保障农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农民才能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才会增进农民对党在领导农村文化建设中的认同感，进而提高其主动参与度。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都始终注重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唤起他们的思想觉悟，在文化建设中以贴近广大农民生活的形式开展文化活动，从而赢得农民的认同。其次是坚持和贯彻党的文化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党的文化群众路线要求党必须紧紧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只有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文化主体地位，才能紧密团结群众，吸纳群众的力量。毛泽东在1944年的《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中就我们党的文化工作宗旨做了明确表述：“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6](p1012)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文化运动中的主体作用，“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6](p1078)事实上，我们党一直以来都较为尊重和重视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地位，充分发挥他们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认识到广大农民不仅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主体，同时也是乡村文化的建设主体。在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时，党始终广泛深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及时了解他们的文化需求，把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需求作为我们党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出台各种文化政策前充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尊重农民自身意愿，了解农民文化需求。此外，充分利用乡土文化人才及资源禀赋打造乡村特色文化，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自觉地突出其社会效益并着力打造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7]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党的百年乡村文化建设中，我们党始终相信农民，依靠农民，充分坚持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文化治理理念，尊重和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他们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无论是在早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乡村革命文化的传播上，还是在新时代乡村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乡风文明建设、文化产业打造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三）合理定位乡村文化建设与其他建设关系
乡村文化建设并非单兵突进的，也并非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我们党在推进乡村建设时始终重视和挖掘乡村文化的重要价值，积极巩固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发挥其积极作用。从之前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齐头并进，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协同推进，最终指向广大农民的美好生活目标。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8](p149)乡村建设是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及社会建设综合统一体。乡村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文化建设不是经济建设的附属品而应该拥有其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和乡村经济建设互相型构。一方面，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物质支撑，广大农民的生活富裕是乡村文化繁荣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完善乡村文化事业，做大乡村文化产业，办好农村教育，在农村发展中打好文化牌，既能提升农村居民整体素质，也能增强农村对现代人的吸引力，吸引人们前往农村消费，使文化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9]。总之，我们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科学，不断地根据时代发展的形势要求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合理定位乡村文化建设的角色关系。

（四）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推进乡村文化建设
我们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经验，始终根据农民群体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各种乡村文化建设活动，发展和创新各种贴近农民生活的优秀文化，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和边区政府大力创办中小学校，充分借助各种报纸、杂志、广播、书籍等载体搞好文化宣传工作，帮助广大农民提高识字率及解放农民封建落后的思想观念，广泛地宣传了党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觉悟。在陕甘宁边区，我们党通过组建文化社团，鼓励成员参与文化下乡活动，在广大农村开展各种文化服务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边区乡村文化的发展。为了促进根据地的文化建设，边区政府广泛采取各种方式推进文艺建设，如文学创作、歌谣传唱、剧组演出等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不仅注重从上而下地改造传统乡村文化，而且注重发动引导和发动农民自己进行文化创造活动，在“自己演、演自己”中增强了广大农民的文化自信及文化主体性。

为了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和抵制庸俗文化传播，更好地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我们党在百年的乡村文化建设中灵活地运用“典型治理”和“运动式治理”方式。“树典型”是我党在文化建设中较为常用的一种方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都非常重视榜样文化的引领作用，在城乡广泛地树立各种劳动模范、人民公仆、道德楷模、改革先锋等先进典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党通过树立各种先进典型，掀起了一股“比学赶帮”的热潮，极大地提升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繁荣和促进了乡村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同时，在文化建设中，为了消除一些消极落后文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影响，解决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党也灵活地采取了各种运动式治理方式。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集中开展的各种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严厉打击落后的宗族文化和封建迷信文化等活动，改革开放后在广大农村开展的各种扫黄打非及廉政文化建设活动。这些运动式治理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优势资源，能够迅速抑制一些落后、庸俗文化消极影响的扩散，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为了更好地推进乡村文化持续健康发展，除了充分利用农民夜校、报刊、广播等传统载体外，在数字化乡村建设的新时代，各种流动放映车、图书车和演出车也常被视为重要的文化载体，活跃在广大乡村场域中，有效地拓展了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的地域边界，满足了广大农民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同时，各地基层政府和党组织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加速推进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赋予了乡村文化新的形态，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水平，有效地拓展了乡村文化的服务领域和范围，使得广大农民能够方便快捷地共享城乡优质文化资源。此外，借助于微信、微博、直播及短视频等媒介，不断地将乡村文化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文化的内在价值，推进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协同发展以及线下文化与线上文化融合发展，从文化供给侧改革的理念出发打造高质量的乡村公共文化产品。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文化建设的新时代展望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始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现代化征程中，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源发地的乡村文化不断衰微。在后脱贫时代，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巩固脱贫成果，实现农民的物质生活富裕，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农民的精神生活富裕，乡村文化振兴在这其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重任。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人口流动造成乡村文化建设人才流失问题，基层党组织涣散与乡村文化引领问题，农民文化需求多样化与文化产品供给匹配问题，以及传统乡土文化流失与认同弱化问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秉持文化公正发展价值，加快推进城乡文化融合性发展进程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振兴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城乡之间文化的断裂阻碍了新型城乡关系的建构，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举措，也是彰显社会公正价值诉求的必然要求。在新时代，要加快推进城乡文化治理共同体建设，推进城乡文化融合性发展进程。其一，大力推进城乡三治文化融合性发展。激活自治文化，让乡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能够在基层落地生根。同时，充分发挥传统德治文化在城乡之间的积极作用，将德治文化和法治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降低城乡治理成本。其二，融合推进城乡文化产业发展，实现文化富民和文化自觉。推进传统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将现代城市文化的要素融入传统文化中，激活传统乡村文化，积极打造乡村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富民，建立起农民对传统乡村文化的自觉认同，进而达到文化自信。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相得益彰，现代城市消费文化过分地偏重于工具理性，一味地倡导消费主义文化，容易陷入低俗、庸俗的消费主义文化陷阱之中，而传统乡村文化则极度偏向价值理性，对市场竞争认识不足。通过城乡文化的有机融合发展能有效调适城乡文化建设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两种极端割裂状态，有助于城乡文化的良性发展。其三，积极地推动城乡文化发展要素的双向流动，改变乡村文化发展资源单向度地流向城市，合理配置城乡文化资源，实现城乡居民文化权利公平，加大城市对乡村文化的反哺力度，实现城乡文化发展的“美美与共。”

（二）拓展乡村文化场域，协同推进“线上+线下”文化建设
乡村传统文化不断地式微，乡村传统公共空间日趋萎缩与衰败，传统节日文化、宗族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再盛行。在新时代，一方面我们要积极传承和推进乡村的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乡村文化自觉和自信。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也应该合理吸收现代城市文化中的先进因子，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背景下积极推进乡村网络文化建设，利用现代数字和网络技术集中打造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在具有传统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乡村文化中融入现代化元素，使其在现代城乡文化场域中占据更有利的结构性位置，从而在注意力竞争中不至于处于被人遗忘的边缘地带。只有这样，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够得以传承下去，传统文化资源才能够适应时代要求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而不至于流失。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3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速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让农民共享城乡优质文化资源”。只有充分地利用现代数字技术，才能更有效地将传统的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增强乡村文化的传播力、创造力和表现力，如利用各种直播平台和短视频将乡村原生态的文化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增进更多的人对乡村文化的喜爱和认同。同时，也可以利用这种数字化技术打造乡村数字化文化产业，将传统的乡村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各种具有创意的数字化文化产品和服务，提高乡村文化附加值，充分挖掘乡村文化的产业价值，实现“文化富民”，进而增进广大农民的乡村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5月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明确提出“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开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网络展览，大力宣传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等重要内容。在数字下乡的背景下，乡村有着越来越多的网民，更多的人通过手机、电脑等渠道进入网络社会。因此，要充分重视乡村网络文化建设。大力鼓励乡村网络文化健康发展，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将乡村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同时，应该借助网络平台在群众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利用网络群众路线推进网络文化建设，协同推进乡村“线上+线下”文化建设。

（三）更新乡村文化建设理念，实现“乡村文化建设”到“乡村文化治理”转变
在新时代，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文化低质量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行政主导的单向度政府文化供给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广大农民多元化的文化诉求，需要及时转变观念，实现从“乡村文化建设”到“乡村文化治理”转变。虽然“文化治理”这一概念充满争议，众说纷纭，但一般而言，“文化治理”概念都融合了“治理”概念的要素特征，强调在文化发展中的多元合作而非单一的政府主体。同时，这一概念也较为注重发挥文化在国家中的治理功能，即认为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乡村社会流动性较低，农民同质性相对较强，阶层分化不明显，乡村文化建设依靠政府的宣传教育往往就能奏效。但伴随着乡村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和社会结构的巨变，乡村社会个体化趋势较为明显，传统的集体共识渐趋瓦解，农民文化需求的多元性消解了传统单一政府供给模式的有效性。为了更好地满足阶层分化下农民多元化的文化需求，精准地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就必须充分地激发广大农民的文化主体参与性，同时应将更多的供给主体纳入乡村文化治理中，即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农民等主体在文化建设中的协同作用，以此弥补传统乡村文化建设中单一主体的结构性缺陷，达成乡村文化善治目标。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中谈到农村文化建设时要求“加大农村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实施力度，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10](p530)。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破除一切桎梏农民手脚的不合理约束和歧视，要聚集全社会力量，深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支持社会各界人士投身农村文化建设”。当前，一些基层政府在乡村文化建设观念上还较为传统，未及时树立起“治理”思维，使得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精准度不高，文化建设中“内卷化”趋势较为明显，农民文化获得感欠佳。扭转这种格局需要基层政府及时转变观念，树立起“文化治理”思维，改变传统单向度的行政供给结构，充分发挥农民和广大社会组织在文化供给中的主体性作用。唯有如此，才能推动形成高质量和可持续性的乡村文化健康发展格局。

（四）坚持农民利益中心导向，不断提高农民文化生活质量
随着广大农民物质生活的日益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文化生活质量和文化权益保障问题提上日程，这些都是新时代我们党在引领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当前，一些乡村党组织还较为涣散或软弱，基层党组织未能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其核心领导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导致基层文化工作处于悬浮状态，形式主义严重，开展的文化活动往往脱离农民群众实际需求，政府下乡的各种文化公共产品同农民需求脱节，极大地挫伤了农民文化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坚持农民利益中心导向，提高农民的文化质量需要注意三方面问题。

一是加强乡村文化产品供给，满足农民圈层文化需求。随着大量国家文化资源的下乡，乡村的文化产品供给较之前有了较大进步，不断地趋向完善。目前，已经基本建立了覆盖县、乡、村的农村公共服务网络，在每个行政村基本上都建立有文化活动室，在乡镇设有综合文化站等。但同城市相比，乡村的文化基础设施远远还不够完善，远远不能满足农民阶层分化形势下的圈层文化需求，同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差距还较为明显。在数字化乡村时代，应该加大乡村的数字化网络建设，使广大农民能充分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捷，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

二是培育和发展农民文化自组织，为农民文化活动开展提供组织保障。借助于各种现代化的文化组织将分散的农民有机整合起来，调动他们参与公共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利用各地乡村农民自发组织的广场舞、秧歌队、乡村春晚、乡村运动会以及各种地方戏等，丰富农民的业余精神文化生活；鼓励知识分子下乡，有效利用新乡贤的力量，开展道德讲堂，办好农民夜校以及新时代的农民讲习所，让农家书屋有效运转起来。与此同时，积极重建乡村社区，营造农民精神共同体，保障他们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权益，提高他们的文化生活质量。

三是建立农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切实维护农民文化利益。只有建立完善的农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才能确保广大农民平等地享受各种文化权益和文化发展机会，增强其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农民的文化利益具体体现在农民生存性的文化需求以及发展性的文化需求上。为切实保障农民的文化利益，需要积极地借助法律制度为农民赋权，畅通农民公共文化参与渠道，积极促进文化立法，保障农民文化创造成果，合理引导和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乡村文化建设的法治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建立完善的农民文化需求表达机制和乡村公共服务反馈机制，强化农民对公共文化问责机制及监督评估机制，通过体制机制完善保障广大农民的文化权益得以实现。同时，政府需要积极转变职能，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和资金监管力度，不断创新乡村文化治理模式，改变传统社会单一的文化管理模式，扭转政绩驱动的乡村文化建设观念，实现文化服务和文化治理范式转变。为完成这种转变，基层政府在发挥自身主导作用之余还应充分尊重和利用市场及社会组织力量，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合理配置乡村文化公共资源，提升文化服务效能，畅通多元化的文化产品资金供给渠道，使更多的社会资金能够进入到乡村文化场域，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种文化类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方式让其参与到乡村文化产品供给当中，形成多元合作有效的乡村文化供给体系，精准地对接农民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需求，切实提高他们的文化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2]沈费伟.传统乡村文化重构：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J].人文杂志，2020（4）.

[3]罗志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1）.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5]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习近平.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01/c_1115153876.htm.

[8]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9]李美玲.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的多维审视[J].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5）.

[1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