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嵌与嵌入：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从家庭养老到互助养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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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嵌与嵌入：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从家庭养老到互助养老的嬗变
——以陕西省凤翔县Z村为个案
□李亚雄，安连朋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摘 要] 在我国老龄化社会呈现中度特征的背景下，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环境及养老模式选择问题成为学者们的现实关照和学术旨向，以“嵌入性”为理论视角关注留守老人养老模式从家庭养老到乡村互助养老的嬗变逻辑尤为重要。生计模式转变及异地而居常态化、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父权权威弱化及“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使家庭养老模式供给主体脱嵌于乡土社会；宗族网络、邻里网络与政府主体通过“关系”和“制度”嵌入养老实践场域，乡村互助养老模式成为农村留守老人的另一种养老可能。

[关键词] 脱嵌；嵌入；留守老人；家庭养老；乡村互助养老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已从轻度老龄化社会迈向中度老龄化社会[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发布的数字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2]。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已经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在养老服务上，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更为严峻。一方面，农村留守老人数量众多，现有数据显示，农村留守老人的人口规模达1.4亿[3]](p152)；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并进的步伐下，农村留守老人的家庭养老模式日渐式微，养老困境凸显。在此背景下，对农村留守老人所处养老环境及其养老模式选择问题的研究成为学者们的现实关照和学术旨向。

现有研究指出，以孝文化或孝政治为载体的家庭养老模式是农村留守老人的主要养老模式[4](p34)，孝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尊老文化，这种尊老文化对农村家庭养老的行为起道德制约和规范作用。学者们对家庭养老模式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功能基本达成了共识：传统社会强化了家庭养老的功能[5](p73)，能够满足老年人日常照料的长期性、情感慰藉的舒适性和经济支持的稳定性。是故，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养老是适应农村乡土社会的必然选择，从而成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模式首选。但由于“农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变迁，家庭养老制度面临着传统的支持性资源逐步萎缩、流失”的问题[6](p73)，已出现“经济支持功能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功能相分离的现象”[7](p18)，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式微。

那么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路在何方，又有什么养老模式可供选择？部分学者认为在我国农村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远高于西方国家。在社会化养老中，机构养老是“解决当前流动人口家庭老年人养老问题，减轻流动人口负担的重要措施”[8](p121)。然而农村养老机构中多为集中供养的“五保”老人，囿于传统孝道观念，农村留守老人选择养老机构养老的比例较低。为此，有学者指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是我国农村养老服务治理的范本[9](p12)。建立在“乡土互助文化基础上的家庭、家族、邻里及村落成员之间的养老互助活动”[10](p42)以及形成的互助养老生活共同体，成为养老模式探索中的“第三条道路”[11](p73)。在互助类型和模式上，学者们按照乡村互助养老的运作类型大致分为“政府主导、民间支持和精英带动”型[12]](p74-75)、“群众自发、能人带动和干部领导”型[13](p51-52)以及“以集体建院、集中居住、互助服务为特征的‘互助幸福院’模式”、“以熟人介入、心理慰藉、精神养老为特征的‘守门人’模式”、“以时间储蓄、积分兑换、服务交换为特征的‘时间银行’模式”和“以合租居住、雇佣护理、费用分摊为特征的‘合租互助’模式”等[14](p124-126)，上述互助类型与模式的运作过程及运作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村集体的资源支持。在政府的有力推动下，乡村互助养老模式已经在很多农村地区实践和发展起来。由于该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社会资本流失”[15](p143)、参与主体间“中心—边缘”权力结构固化等[16](p68)服务效果不显著和服务定位不清晰的问题。但不可置否，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不失为适应目前留守老人养老环境，满足留守老人养老需求，契合留守老人养老观念较为行之有效的一种养老模式。

通过爬梳近些年来部分关于农村养老模式的文献，发现既有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如下问题：其一，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单一养老模式的内涵、养老服务内容、养老服务方式以及养老功能等问题，缺乏对不同养老模式之间的过渡性研究；其二，关于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是基于老年人养老需求的描述性研究，而从农村养老资源供给主体出发的解释性研究不多。老龄化背景下社会转型及其他因素不断向学者们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和完善养老服务领域。

鉴于此，本文借用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视角，以陕西省凤翔县Z村为田野调查基础，从农村养老供给主体出发，关注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从家庭养老模式到乡村互助养老模式何以嬗变的现实逻辑。尝试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农村留守老人的家庭养老模式供给主体何以脱嵌于养老实践场域；二是乡村互助养老模式供给主体又是何以嵌入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实践场域中从而继续发挥养老功能。

本文研究的田野个案源于2019年7月在陕西省凤翔县Z村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对该村留守老人养老实践场域进行的实地调研。基于研究需要，于2020年8月再次返村，并于2021年4月以电话访谈形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追踪和挖掘。Z村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横水镇，辖内20个行政村。Z村是典型的“空心村”，全村四个小组，共有389户，1276人，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在外地务工，留下630位留守老人。其中，70岁以上的老人173人，55岁至69岁之间的老人457人。本文的留守老人特指子女已成家，但本人具备农业生产劳动能力，能够实现生活自理的中低龄老人，高龄老人不在讨论范围内。由于这些留守老人故土难离，故本文探讨的乡村互助养老模式特指居家型乡村互助养老模式。

二、脱嵌：家庭养老供给主体的缺位
追问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从家庭养老模式到乡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嬗变，需要我们厘清家庭养老模式日渐式微的解释逻辑。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农村留守老人个体的养老诉求，缺少对家庭养老供给主体的观察。本文则从家庭养老供给主体切入，立足于家庭养老供给主体缺位这一关键要点来解释这一状况，并与当下农村由乡土社会向后乡土社会的转变的现实图景相结合。这一要点凸显了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的嬗变逻辑，一方面，造成家庭养老供需失衡；另一方面，为乡村互助养老模式提供嵌入契机。“脱嵌”与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概念相对应，指的是一事物脱离原有的社会结构、关系网络、文化观念等社会系统运行的状态，本文中的“脱嵌”与“嵌入”是对原有理论概念相近意义的移植。

（一）流动的村庄：生计模式、居住样态与乡土社会脱离
在传统乡土社会，土地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来源，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劳动，靠农业谋生。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资料为家庭所有，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消费方式决定了生活资料为家庭所享，这种共财合炊的农耕生计模式使子女成为家庭养老的供给主体。但到了后乡土社会，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并进式发展，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受到冲击，以耕为主的生计模式开始逐步向半工半耕和非农就业过渡、转变，家庭内部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镇寻求谋生机会，不在村庄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村落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与村落发生分离，“封闭稳定的村落共同体已转换为‘流动的村庄’”，演变为“空巢社会”[17](p111)，“流动性已成为后乡土社会的基本样态和核心特质”[18](p78)。Z村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地打工，城市流动偏向为本省的西安、宝鸡、榆林等城市，外省的北京、成都、杭州、广州、郑州、洛阳等城市；行业流动偏向涵盖餐饮业、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流动性是后乡土社会的典型表征，其意义不仅仅是乡—城之间的空间位移，而且还包含职业、社会地位的流动性”[19](p118)，流动结果偏向异地而居常态化，尤其是在城市获得和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地位之后。

“额们（我们）村的儿跟媳妇都去城里了，娃娃们基本上也跟大人在一哒（一块），额们（我们）村没有幼儿园和小学了，前两年西方小学也解散了。他们中间大部分都干得好嘞很，有进机关当公务员吃公家饭的，有进学校当老师的，有下部队的，有自己做点小生意的，还有在大房地产企业当副总的，基本上人都买房了，有的还不止一套。没有买房的，也在城里租房住，根本都不会回村发展。”——20190705WQX

异地而居常态化导致农村家庭养老供给主体的缺位，难以满足留守老人日常生活照料需求。

“额们（我们）村一年到头能看见的基本上都是额们（我们）这些个老年人，也就是逢年过节，年轻人会回来一下，平时也帮不上啥忙。”——20190706WD

但有学者指出尽管居住远近影响了老年人日常照料的满足程度，但并不影响给予父母经济资助的频繁程度[20](p165)，这在访谈中也印证了这一点。

“现在都不在父母跟前，父母连面都见不上，放长假了才回来。但钱还是给的。一个月多少给点，一年给苹果套袋子、给地里上肥；秋收、中秋都给钱。过年最热闹，儿给钱还多，又是礼物，又是新衣服。”——20190706WRG

“儿有钱了，还给额们（我们）修房子，盖房子。房子修的气派，额们（我们）在村子里也有面子，谁家的房子盖得好，就说谁的儿干成了，事儿干大了。”——20200816WEG

相比农耕生计模式，非农就业带来高收入、高收益成为Z村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动力，这种动力具有趋同效应和攀比效应，带动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不断向城市流动，最终异地而居常态化，这也是Z村留守老人占比近一半的原因所在。

（二）重心的下移：代际关系、“反馈模式”与后乡土社会脱离
代际关系是“具有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成员的纵向关系体现”[21](p13)，有别于西方的“接力模式”，我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反馈模式”[22](p7)是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基础。“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与子女赡养父母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23](p196)父母将家庭资源，包含抚养成本、教育成本以及婚姻成本等投给子女，以此为交换成本，接受子女赡养，满足生活照料、情感慰藉和经济支持等需求。养老是代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养儿防老”思想根深蒂固。在父系继嗣制度下，儿子作为家庭中宗祧、财产的继承者与赡养责任密不可分。随着“家庭宗教性的消失使得儿子‘嗣’的身份世俗化了，儿子养老的制度安排失去了价值基础”[24](p64)，男女性别角色在家庭养老责任上的差异性逐渐模糊，角色地位逐渐对等，“女儿与儿子同样甚至更多地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25](p94)，女儿养老现象普遍性增加。但到了后乡土社会，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和二胎政策的后续影响和逐渐放开，农村家庭的生育观念发生如下变化：一是在生育意愿上，农村独生子女或少子女的核心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较高，出现二胎生育率回升；二是在对二孩性别偏好上，从传宗接代的“生儿子”转为情感慰藉的“生个伴”[26](p2)。Z村第三小组122户人家中，大约有70多户生有二孩，即使还没有生二孩的，也会被家中老年人催生。

“额（我）说让人再要个，要两个，一个孩子三升糠，有钱了富养，没钱了穷养，孩子长大了，两个孩子就有个背头（靠山的意思），你帮额（我），额（我）帮你。”——20190710WR

“生了就好，男娃女娃，生了都行，等娃们长大了，人念书念成了，姐妹俩能有个帮手，他爸他妈就享福了，跟女娃娃（女儿）进城了。”——20190713WF

由此，乙代将家庭资源和家庭消费支出往丙代身上倾斜，使乙代对甲代赡养和照料义务的履行有所减少，责任功能有所弱化，赡养甲代明显力不从心。而在获得甲代赡养及照料程度逐渐弱化的同时，还要替乙代承担一部分抚育丙代的责任，这在Z村颇为常见，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抚育丙代的地点上，一般为乙代所在城市；在抚育丙代的责任上，大多由奶奶或姥姥承担，爷爷或姥爷则留守在村里。

“现在养娃压力大，儿想管额们（我们）都管不上了。一般老人都给儿哄娃，留老汉一个人在家。娃们大了，额（我）就回去了，老两口就回到一块了。”——20190713WYM

“额（我）给额（我）儿哄娃，他们忙了，额（我）也捎带着做做饭，额（我）主要是心疼额（我）儿，两个娃娃要养，额们（我们）两老也得养，城市花钱地方多了去了，啥都贵得很，额（我）一张嘴来就能行，老汉一个人在屋里（村里）赖活能上地，花销也少。”——20190716WSW

（三）权威的弱化：父权权威、“文化反哺”现象与乡土伦理的脱离
尊老养老的孝文化观是我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伦理基础，其文化根源源远流长，不仅是制约养老行为的价值规范，也是营造家庭养老环境的文化基因。尊卑有序的家庭宗法制度以及年长者“所获得的生产、生活经验及技能”的相对优势地位以及传统习俗[27](p93)确立了父亲居于家庭的核心地位以及父权权威，子女要对父权权威绝对服从。后乡土社会，劳动力的大量外流给父权制家庭带来巨大冲击，具有“解传统化作用”。流动否定了家庭制度中体现的等级秩序和固着于地方之上的社会习俗，并减弱了习俗对人的约束力，加剧了男性家长权力的衰微，削弱了父辈对个体、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控制能力[28](p154)。

“额（我）娃学嘞是计算机，毕业以后非得留在北京。处了个对象，都三年了，也不说结婚，也不说回来。额（我）跟他妈天天给他打电话说你回来寻下个工作，先把婚给结了，先成家再立业。但人不听，说北京这个专业好找工作，非得混出个名堂才结婚生娃。额（我）说话不顶事咧，不中咧。”——20190721WFD

向外流动和异地而居不仅加剧了从空间摆脱父辈的控制力度，也加剧了从精神上脱离父辈控制的速度。面对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亲子两代的适应吸收能力有所差别，“亲代受到传统和经验的束缚，加之文化程度和理解力的限制，其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相比之下，子代对新事物却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他们不会受制于既有知识的掣肘”[29](p80)，“在亲代丧失教化绝对权力的同时，子代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30](p52)，这种“文化反哺”现象“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30](p65)，重塑了农村的代际互动，削弱了传统层级制的家庭权威结构[31](p190)，在价值观、生活态度上出现代际冲突，造成农村留守老人在养老精神需求上的失落。

“过去不念书，都在家务农，额们（我们）说了算，给定个媳妇就结婚生娃了。现在念书，书念出来了，工作要自己寻，对象要自己瞅，不叫额们（我们）管，额们（我们）也管不上了，干着急，没用。”——20190721WQG

三、嵌入：乡村互助养老供给主体的补位
由波兰尼提出的“嵌入性”概念，经由格兰诺维特的重新表述，用于分析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其“嵌入性思想的要旨在于将人看作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并假设建立在亲属或朋友关系、信任或其他友好关系之上的社会网络维持着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32](p149)。本文借用格兰诺维特取向的“关系网络嵌入”和“制度嵌入”，分析乡村互助养老的三种供给主体，即宗族网络、邻里网络以及政府何以嵌入家庭养老模式的实践场域中，并承担何种养老功能。

（一）宗族网络嵌入：情感归属和医养照顾
聚族而居是农村传统乡土社会的显著特征。对宗族的理解上，存在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以满足一些需要和应对一些问题”的功能解释论、乡村社会的“亲属组织”的组织解释论和具有“象征符号”的文化解释论[33](p65-66)，宗族成员长幼尊卑有别，受宗法族规的影响和制约，很多宗法族规都对如何尊老敬上，实现养老互助作了规定。古代的宗族互助养老在机构上以义庄为载体；在互助方式上，以家族关系亲疏远近为标准，定期向宗族成员发放钱物补助和果金、袍帽金等老年补贴，从而弥补家庭养老的局限性，在制度性养老缺乏的情况下增强了农村老人抵抗老年风险的能力[34](p23)。后乡土社会，随着农村家庭内部成员异地而居常态化，故土难离的留守老人仍需可以满足情感需要的养老供给主体，而宗族网络一直以来奉行“血浓于水”的情感信条，重视宗族养老中所体现的情感慰藉功能。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双重叠加是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供给主体从家庭成员内部向宗族成员内部转移的先天催化剂，有助于实现养老模式从家庭养老向乡村互助养老的嬗变。那么宗族成员作为乡村互助养老供给主体能提供什么养老支持呢？

Z村的宗族以王氏宗族为主，王氏属姓占全村总人口的85%，在明末清初年间从山西洪洞县派迁到陕西省凤翔县，而后搬到Z村定居，属Z村大姓。Z村其他姓氏有刘姓、梁姓、杜姓、魏姓和唐姓，占比很少。王氏宗族成员在血缘关系上拥有共同的父系祖宗，同一姓氏让他们具备天然的认同感和亲近感。这种天然的认同感和亲近感能够使宗族成员在对待同族父辈的情感上与其他姓氏父辈内外有别，例如在对“爸”的称呼上。

“在额们（我们）村，称呼讲究得很。你比如，只要跟额（我）爸有血缘的，是额们（我们）家族的男的，不叫叔，统一都叫爸，如果额（我）爸弟弟多，就在爸字前面加上叔叔的名字，比如忠孝爸等，最小的那个弟弟，就叫岁爸（小爸的意思）。但是，不同姓氏的，就得叫叔。这不能弄乱。”——20210427WSB

如果说称呼是宗族成员彼此情感认同的一种形式表现，那么逢年过节回村孝敬自己父母的同时，以买礼物、给钱等物质形式孝敬其他“爸”们就是彼此情感认同的一种实质表现。

除了提供情感慰藉的支持外，也提供医养照顾的支持。农村留守老人身体机能逐年下降，再加上经年累月的农耕劳作方式使其老年疾病日益凸显。当家庭内部成员因种种原因无法照料父母时，宗族成员可以起到补位作用。

“额（我）大妈（父亲的嫂子）前段时间做了开颅手术，花费四十多万，但额（我）哥（堂哥）还得忙着工作赚钱付医药费，额（我）姐（堂姐）又刚怀孕不到三个月，人手缺得很，额（我）就每天来医院照顾额（我）大妈，给她熬点稀饭、粥啥的，喂额（我）大妈吃，也好消化。输液的时候得看着，输液瓶啥时候快空了得赶紧喊护士，还得看引流管啥时候满，满了就得倒掉，当自己妈伺候。这没啥，额（我）也希望以后，额（我）这些个兄弟姐妹们有一天也能在额（我）忙的时候替额（我）行孝，额（我）也相信他们会这样做。”——20200812WSP

也有学者提到宗族养老网络的形成还能通过过继和招赘等宗族互助养老活动来实现，“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建立起了父辈与子辈、父辈与宗族内部侄辈之间的养老互助关系，将孝文化拓展至宗族范围”[35](p156)。Z村也有招亲、过继这样的例子，大概有一两户，但都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事了，现在这种情况已不存在。

（二）邻里网络嵌入：劳动互助和日常生活
“邻里是空间上相邻并存在互动关系的初级群体”[36](p35)，这些群体因居住的近便形成互助的关系网络，其互助体现在劳动互助和日常生活上。劳动是农民的天性和底色，这种积淀于自身认知、内化于个体日常行动之中的惯习使Z村的留守老人不因年龄超过55岁就颐养天年而被标签化。在访谈的留守老人中，只要还具备劳动能力，大部分都会继续在地里劳动。

“额（我）儿每周末都给额（我）打电话，除了说他雾达（那里）的工作，总让额（我）啥都别干。也是为额（我）好，怕额（我）累着。但额（我）闲不下，一闲下浑身不婵合（不舒服）。额（我）没事，还能动弹，庄稼人，一辈子和地打交道惯了，娃大了，也不用额（我）操心，地现在种不多了。原来额（我）种八亩，现在就剩一两亩，粮食够自己吃就行，剩下的能存下就存下。要是啥都不让额（我）干，人就不婵合（不舒服）了。”——20200807WT

Z村的耕种作物主要包括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和苹果、辣椒等经济作物；耕种方式以手工为主，半机械化为辅。这种耕种方式为留守老人之间的劳动互助提供了实践场域，而乡土道义将这些故土难离的留守老人凝聚起来，充斥着乡土气息的人情观和脸面观的乡土道义使留守老人的劳动互助成为可能。在粮食作物的耕种过程中，灌溉是很重要的一环。

“原先给地里浇水是水渠浇水，需要人看着，不看水就淌不到地里。现在是管子浇水，管子在地头上，管子还得套到位，地宽得很，要到处都浇到，还不能浇到别人地头上。也得要人看着，得找人帮忙。”——20190718LF

在经济作物的耕种过程中，以苹果为例，Z村前几年五十来户留守老人种苹果，每户一到三亩，大约90至270棵苹果树。每年的5月和9月中旬是给苹果套袋子和卸袋子的时候，也是体现乡土道义、劳动互助的时候。

“苹果一次套，两次卸，五月套，九月卸。套上袋子的苹果吃着脆，颜色也红亮，农药也喷不到苹果上，就成了优质苹果，能卖上好价钱。所以说不管是套还是卸，都得寻人帮忙。但都是那个时间套袋子和抹袋子，所以还得靠平时关系，靠谁面子大，你给额（我）套，额（我）给你套，要操心套好。套够120天就要卸，卸袋子要分两回卸，先把外面的纸袋子抹掉，怕给苹果晒坏了，再等三天，才能把里面的蜡袋子抹掉。抹完袋子，四五天苹果就红了。红不了的，还得剪叶子，还得在地上铺反光膜让苹果红。一个星期后就得摘苹果，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有人摘苹果，有人拉苹果，苹果还不能受一点点伤，不然客商就不要了。所以帮忙的人都要把心操上，马达（麻烦）得很。”——20190715WSY

Z村留守老人主要是通过以工换工的形式实现劳动互助，但短时间内谁家能找来干活数量、质量既多又好的劳动力，这不仅体现了“个体之间的互惠关系”，“又具有社会评价、声望与地位的意涵”[37](p151)。这种互惠互利的乡土道义，不仅体现在劳动互助上，也涵盖邻里之间的日常互动。

“现在屋里（家里），基本上都是一个老汉，老伴去城里给儿哄娃娃了，今儿额（我）做的面给你挑一下（给你端一碗），明儿个你打哈的搅团给额（我）端点，一个人嘛，就不开火了。”——20210423LN

“额（我）今儿头发长咧，怕是你头发也长，你来，咱俩一哒（一块儿）理。”——20210425WH

在日常互动上，除农具、生活用品互借互助、赶集捎物外，最常见的现象就是留守老人们以开饭集的形式诉说家长里短，分享子女给孝顺的好东西，满足情感慰藉。

“你好着没，你有三高，吃不成甜东西，吃不成白面，你得吃荞麦面，荞麦面馍馍。他三妈腿好着没。”——20210421WN

“你儿人在北京去，好着没？工作咋想（咋样）？”——20200815WMJ

“你看你烟瘾大滴，你都戒了，额（我）也戒。你怎么戒的了滴，你撑不住了啃瓜子，你给你买些，给额（我）也捎点，额（我）也戒。”——20210420LM

“额（我）这有个好东西，额（我）儿给额（我）拿的月饼是另外的味道，你来尝哈。”——20190720DWX

“你看额（我）儿给装的空调，额（我）女子给买的洗脚盆，你试哈，看美不。”——20190721WCM

作为乡村互助养老供给主体，邻里网络嵌入乡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场域中，弥补了子女在满足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需求时的缺位，为留守老人养老选择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三）政府主体嵌入：法律保障与制度制定
在探讨乡村互助养老供给主体时，除了分析作为社会资本的宗族网络和邻里网络的“关系网络嵌入”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供给主体——国家。乡村互助养老有助于解决留守老人目前所处养老环境的现实困境，有助于形成爱老助老敬老孝老的文化环境，从而利于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为此国家高度重视留守老人的养老需求，为保障农村老年人的权益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关爱老年人的政策文本与规章制度。为此，也有学者提出格兰诺维特取向的另一种嵌入，即“制度嵌入”，“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是嵌入在更大的制度、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文化因素当中的”[38](p74)。

首先，维护老年人养老权益的法律保护。我国于1954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第四十九条第三款和第四款分别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以及禁止虐待老人。此规定对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很强的保障作用。1996年8月出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就保障老年人在家庭赡养、社会保障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和转型，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务院分别于2009年8月、2012年12月、2015年4月和2018年12月进行了四次修正，这些修正无不与农村家庭结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相适应，体现着政策制定的嵌入性。

其次，满足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制度保障。我们国家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始于建国后，1956年针对合作社中没有生活能力和依靠的鳏寡老人实施“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保教）”的“五保”供养制度，成为社会化养老的雏形。为实现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供养形式的自行选择权，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十七大后，“老有所养”成为战略目标，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开始进入“快车道”：为适应传统养老模式的转变，2011年国务院印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为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2014年国务院颁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扩大农村留守老人的基本照护服务供给，2017年民政部、公安部、全国老龄办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及养老满意度，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为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国家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上体现了政策文本与规章制度制定是嵌入在我国社会人口结构及经济社会结构之中的。诚然，仅考虑政策文本与规章制度制定的嵌入性还不够，在执行过程中也不能忽视所嵌入的社会结构脉络及农村老年人的具体养老场域。

最后，对乡村互助养老模式的支持。政府以政策引导、财政支持的方式在乡村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推行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政策引导上，打造的以社区为平台、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机制对于发展乡村互助养老服务具有指导意义；在财政支持上，自2013年起，民政部连续三年总计投入30亿元用以扶持乡村互助养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农村困难留守老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利用福利彩票公益金完善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同时，结合农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出台土地合理利用、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引导村集体、社会力量的资金注入，推动乡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农村养老供给主体的实证分析，本文探讨了农村养老模式从家庭养老到乡村互助养老的嬗变机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总体来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农村人口生计模式及居住样态的变化、代际关系重心下移和父权权威的弱化及“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使农村家庭养老供给主体脱嵌于留守老人生活场域的概率呈上升趋势，无法满足留守老人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的需求；第二，宗族网络、邻里网络和政府通过“关系”和“制度”嵌入居家型乡村互助养老模式中，契合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观念和伦理价值，满足并适应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需求，起到了对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作用。以上结论对本文探讨的中低龄、有劳动能力以及居家分散供养型的留守老人可能具有适用性。当然也有以集体供养为主的乡村互助养老模式，以河北肥乡模式为特色，其成功经验为其他地区农村养老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得到民政部的肯定后，肥乡模式在内蒙古、山东等二十多个省份被复制和推广，相继出现了崇州模式、榆林模式等互助养老模式。

但是乡村互助养老模式是不是能够起到替代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作用呢？一部分学者主张尽管家庭养老模式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但依然“承担着厚重的养老期望”[39](p161)，在提供经济支持方面仍发挥着主体作用；互助养老等对家庭养老服务功能具有承接、补充的作用，但不能“否定家庭养老的逆推力”[40](p108)，乡村互助养老模式对家庭养老模式的替代作用空间有限。

那么，仅靠家庭养老模式和乡村互助养老模式可以满足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需求吗？由于留守老人养老需求的多样化，乡村互助养老模式和家庭养老模式可能不能完全满足其养老需求。对于中低龄农村留守老人，因仍具备生活自理能力和部分农业生产劳动能力，似乎可以通过依靠乡村互助养老模式和家庭养老模式满足其基本养老需求。但对于高龄、养老消费需求不一的农村留守老人，社会化养老可能会以个性化和精准化的养老服务弥补上述缺憾。以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为主体的社会化养老模式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作用已逐渐嵌入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服务领域，缓解了一部分农村养老压力。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考虑养老模式的均衡发展，构建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以适应我国已呈中度特征的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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