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还是差异？——再论马克思与黑格尔贫困理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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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还是差异？
——再论马克思与黑格尔贫困理论的关系
□胡顺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200241）

[摘 要]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是近年来学术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尝试回溯性地解读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贫困问题上的思想关联，一致认为马克思批判性地超越了黑格尔。但这种解读有矮化黑格尔的倾向，二者之间与其说是批判性的超越关系，毋宁说是结构性的差异关系，这突出地体现在贫困主体、缘由及解决方案的异质性上。黑格尔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是最先将贫困视为社会问题的重要哲学家之一，并且预见到了其悖论性的特征；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系统地回答了作为劳动贫民的工人阶级何以劳而不富。以贫困理论为新切入点，我们可以深入到经济学—哲学的语境中再次审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传承关系。

[关键词] 贫困理论；工人阶级；市民社会

近年来，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成为学术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尝试回溯性地解读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贫困理论问题上的思想关系，一致认为马克思批判性地超越了黑格尔①参见夏少光：《消除现代社会的苦恼与超越黑格尔——对马克思贫困理论的一种解读》，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1期；周露平：《马克思对黑格尔贫困理论的批判性超越》，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但这种解读有矮化黑格尔的倾向，在贫困理论问题上，马克思自有其伟大之处，但黑格尔同样有天才之处，二者之间与其说是批判性的超越关系，毋宁说是结构性的差异关系。阐明马克思与黑格尔贫困理论的结构性差异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经济学—哲学语境，重新审视二者的思想传承关系，推动学界对此作进一步思考。

一、黑格尔论市民社会中的“贫困—贱民”难题
在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在剖析市民社会中贱民群体的产生时，公开感叹道：“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1]（p252）在市民社会即劳动和满足需要的体系中，每个人虽在主观上都追逐自己私利的最大化，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黑格尔将此称为“一种辩证运动”，结果就是“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正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在一切人相互信赖全面交织中所含有的必然性，现在对每个人说来，就是普遍而持久的财富”[1]（p210）。黑格尔关于主观利己之心的辩证运动的论述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实质上并无区别，只不过黑格尔用了哲学化的话语。但黑格尔超越斯密的地方在于：他观察到了财富分配之后产生的贫富分化（不是贫富差别）以及与之相伴的贱民难题，即市民社会“既提供了荒淫和贫困的景象，也提供了为两者所共同的生理和伦理上蜕化的景象”[1]（p199）。实际上，黑格尔主要阐述了市民社会中的两种贫困现象——贫富差别与贫富分化①国内外学者对黑格尔贫困理论的研究忽视了区分贫富差别与贫富分化，一般注重研究贫富分化问题。笔者认为，这一区分至关重要，贫富差别蜕变为贫富分化的标志就是市民社会中出现的“贱民”群体。黑格尔与自由主义者一样都认为市民社会是具有各种差别的有机整体，必然存在贫富差别，贫困人口的存在有其天然合法性。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指出，在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界都要经历这种情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5页）。。

就贫富差别而言，黑格尔说：“同任性一样，偶然的、自然界的、和外部关系中的各种情况（第200节），都可以使个人陷于贫困。”[1]（p243）黑格尔认为这种贫困现象出现在家庭解体、市民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市民社会解散了家庭，他们因此失去了自然的谋生手段，“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丧失了社会的一切好处：受教育和学技能的一般机会，以及司法、保健，有时甚至于宗教的慰藉等等”[1]（p243）。在第200节中，黑格尔说明了导致这种贫困的“各种情况”。个人分享普遍财富的可能性，“即特殊财富，一方面受到自己的直接基础（资本）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技能的制约，而技能本身又转而受到资本，而且也受到偶然情况的制约”，各种偶然情况“产生了原来不平等的禀赋和体质在发展上的差异”[1]（p211）。黑格尔随后总结道：“这种差异在特殊性的领域中表现在一切方面和一切阶段，并且连同其他偶然性和任性，产生了各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为其必然后果。”[1]（p211）黑格尔又在第237节强调了这一点：在市民社会的交换体系中，每个人都有分享到普遍财富的可能性，并得到市民社会的保证，这种可能性“总是受偶然性的支配的，何况它又以技能、健康、资本等等为其条件”[1]（p241）。

黑格尔认可了贫困差别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说，由于资本、技能、禀赋等各种偶然因素的制约，私人所能分享到的普遍财富必然会有所差别，并且市民社会承认和鼓励这种差别，因为它贯彻了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使得市民社会富有生气，“成为具有各种差别的有机整体”[1]（p211）。进一步说，黑格尔还用“精神特殊性的客观法”论证了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合理性，因为精神的发展处于无限的特殊性与差异性之中。这种法在市民社会中不但不扬弃人的自然不平等（自然不平等就是不平等的始基），反而从精神中产生它，并把它提高到技能和财富上的不平等。“提出平等的要求来对抗这种法，是空洞的理智的勾当，这种理智把它这种抽象的平等和它这种应然看做实在的和合理的东西。”[1]（p211）黑格尔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不平等扩大到了精神层面，他反对用空洞的理智即抽象的平等来反抗这种特殊性的客观法。简言之，市民社会必然会产生贫富差别，并且这种差别是合乎理性的。

就贫富分化而言，它是贫富差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市民社会高效运转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都得到了普遍化，这两重普遍化一方面产生了最大利润，促使财富增长；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与此相联系的是：这一阶级就没有能力感受和享受到更广泛的自由”[1]（p244）。黑格尔在这里虽然没有使用“相对贫困”的说法，但却体现出这一思想，他已经认识到这两重普遍化即分工的细化使财富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使人对他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因为每个人越是仅仅善于加工一个抽象的细节，他就必然越是无能于满足所有其他的需要”[2]（p361-362），匮乏便会逐渐蔓延，市民社会中的贫富差别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直至出现两极分化。

黑格尔严厉斥责了贫富分化，认为它是“恶的无限”。作为主观需要的特殊性没有节制与尺度。人的这种欲望像动物本能一样，属于恶的无限。同样如此的是，“匮乏和贫困也是没有尺度的。这种混乱状态只有通过有权控制它的国家才能达到调和”[1]（p200）。对财富数量的无限渴求与贫困程度的无限加深是相伴而生的，贫困并不是物质匮乏造成的，而是人的私欲的无限性造成的。换一种说法就是，“社会状况趋向于需要、手段和享受的无穷尽的殊多化和细致化。这一过程……是没有质的界限的。这就产生了奢侈。在同一过程中，依赖性和贫困也无限增长”[1]（p208）。黑格尔接着分析道：“贫困跟对它进行无限抵抗的物质有关，即跟成为自由意志所有物的那特殊种类的外部手段有关，因此，这种物质的抵抗是绝对顽强的。”[1]（p208）“自由意志所有物”即取得所有权，也就是财产权（法权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人把自己的意志体现于物内，使物成为我的所有物，而物的取得当然有许多手段。黑格尔在这里隐晦地揭示出财产权与贫困的内在关联，财产权对贫困的抵抗是绝对顽强的，富人正是以财产为中介合法地占有穷人的劳动产品。

贫富分化的后果之所以极其严重，就在于市民社会中会出现“贱民”这一群体。在第244节，黑格尔说：“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而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1]（p244）“贱民”的产生意味着财富已经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即贫富两极分化。与此同时，黑格尔又指出：“贫困自身并不使人就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跟贫困相结合的情绪，即决定于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反抗。”[1]（p244）实际上，穷人不一定是贱民，但“贱民”一定是穷人，“贱民”区别于穷人的关键在于其有由于贫困所导致的对富人、社会、政府等的反抗情绪，这种情绪使得贱民轻佻放浪，害怕劳动，不以自食其力为荣，反将求乞视为自己的权利。事实上，“贱民的反抗”不仅在于物质的匮乏，更在于以财产权的形式对人的自由的完全剥夺，其所针对的正是以财产权为基石的市民社会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3]。也正是在第244节补充的结尾处，黑格尔将贫困称为“现代社会的苦恼问题”。

二、“贫困—贱民”难题能在市民社会中解决吗？
在《法哲学原理》第244节之后的章节中，黑格尔要面对的就是如何解决市民社会中的“贫困—贱民”难题。必须指出的是，黑格尔想要解决的并不是贫富差别，而是贫富分化。黑格尔首先诉诸一种主观援助——道德高尚的人出于同情和爱心对穷人施以援手。但这种援助依赖于偶然性，并不具有必然性。其次是富有者阶级或公共财产的直接救济，把穷人维持在一定生活水平上，但这又“与市民社会的原则以及社会上个人对他独立自尊的感情是相违背的”[1]（p245）。如果不经劳动直接给予穷人生活资料，就会触碰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即劳动所有权原则这根红线。所以，那些害怕劳动，丧失廉耻和自尊心的贱民未经劳动而是凭借行乞获得生活资料，便对市民社会中其他成员构成了“不法”，即黑格尔所说的：“没有一个人能对自然界主张权利，但是在社会状态中，匮乏立即采取了不法的形式，这种不法是强加于这个或那个阶级的。”[1]（p245）如果直接提供劳动机会，问题又在于生产量随之提高的同时缺乏相应的消费者，导致生产过剩。黑格尔自己否决了这一方案。所以，无论是直接提供生活资料还是劳动机会，贫富分化只会越来越严重。黑格尔又感叹道：“尽管财富过剩，市民社会总是不够富足的，这就是说，它所占有而属于它所有的财产，如果用来防止过分贫困和贱民的产生，总是不够的。”[1]（p245）黑格尔其实在这里揭示了市民社会中的这种贫困是一种悖论性贫困：一方面，市民社会创造大量财富导致过剩；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占有的大量财富却不能防止贱民产生。当有人试图解决贫困问题时，就会陷入两难境遇之中，因为市民社会的大量财富就是导致贫困的首要原因①从第245节附释看，黑格尔是针对当时英国的现状才发出如此感慨，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是唯一一个认真研究英国工业革命，把英国古典经济学与哲学联系起来的德国思想家。笔者认为，1825年英国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彰显了黑格尔的天才之处。。最后是建立殖民地，将贱民推出自身之外，但这种外部诉求也只是权宜之计。

接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市民社会能解决“贫困—贱民”难题吗？在笔者看来，尽管黑格尔没有提出诸多具体措施，只是提出一些原则，但按照他的设想，“贫困—贱民”问题就是在市民社会领域内解决的，而非诉诸（伦理）国家②关于市民社会能否最终解决贫困—贱民难题，学界一般认为市民社会是不能解决这个难题的，依据是黑格尔所提出的具体方案是无效的。也有观点认为，黑格尔是把解决的希望寄托于市民社会下一个环节即国家，依据是贫困处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枢纽，国家必须克服这一难题，以此拯救市民社会。笔者认为，前者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尚存在探讨空间，而后者则是对黑格尔的误读。。

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在谈及特殊性和贫困都是没有节制和尺度时，说：“这种混乱状态只有通过有权控制它的国家才能达到调和。”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1）“国家”不是伦理国家，而是“作为社会正当防卫调节器的国家”，这个国家指代市民社会，对应于第183节所说的需要和理智的国家。这揭示出黑格尔的本意是在市民社会领域内解决“贫困—贱民”问题。（2）“调和”印证了黑格尔试图解决的是贫富分化，使贫富处于一种合理的差别界限内，而不是要彻底解决贫富差别，所以他将市民社会称为“调节器”。

那么为什么只有市民社会有权调节贫富分化，解决“贱民”问题？黑格尔的解释是：当人从家庭成员转变为市民社会成员时，他“就成为市民社会的子女，市民社会对他得提出要求，他对市民社会也可主张权利”[1]（p241）。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每个人都按要求参与到市民社会的交换体系中，不断劳动以获得生活资料，而市民社会就必须保护他。“问题不仅仅在于防止饿死而已，更远大的宗旨在于防止产生贱民。因为市民社会对每个人的给养负有责任，它就有权督促他自谋生活。”[1]（p242-243）这里清晰表明，黑格尔就是要在市民社会领域内解决“贫困—贱民”难题。这在第241节再次得到印证，“关于穷人的问题，普遍权力接替了家庭的地位，它不但顾到他们的直接匮乏，而且顾到他们嫌恶劳动的情绪，邪僻乖戾，以及从这种状况中和他们所受不法待遇的感情中产生出来的其他罪恶”[1]（p243）。

这里的“普遍权力”就是指市民社会的第三个环节，即同业公会，黑格尔寄希望于同业公会解决遗留在需要体系中的偶然性，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消除“贱民”这一群体。正如伍德所说：“有关贫困的讨论不是对市民社会之讨论的结尾，因此不像有关抽象法权讨论以对不法的讨论作结，或有关道德的讨论以对邪恶（伪善，引者注）的讨论作结。”[4]（p410）伍德的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黑格尔主要是在警察（又译为“福利行政”）部分（第231至249节）的结尾谈及贫困问题以及贱民现象，贫困是警察过渡到同业公会的中介。按照自我扬弃的辩证过程，贫困问题要在同业公会阶段解决。

在黑格尔看来，同业公会主要是由市民社会中的产业等级构成，产业等级依据其特殊技能成为同业公会的成员。一方面，同业公会的重要职能就是接纳会员，关心所属成员，以防止特殊偶然性，并负责给予成员教育培养，使其获得必要的能力。并且，它也十分尊重成员的职业选择自由，尊重劳动所有权原则。另一方面，同业公会这种普遍物的情绪就是正直和等级尊严，会员不再需要用外部方式即无尽地追求财富、与他人攀比、奢侈浪费等来获得承认，而是按自己的能力即技能获得认可[1]（p249）。所以在作为第二家庭的同业公会中，“对贫困的救济丧失了它的偶然性，同时也不会使人感到不当的耻辱”[1]（p250）。

但必须承认，黑格尔对于贫困难题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方案，而是使其消融在“客观精神”的逻辑运动中，他的贫困理论具有一定含混性，这也成为后世学者攻击黑格尔的一个靶标。但在笔者看来，这对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提出了过高要求，可以肯定的是，黑格尔的本意就是要在市民社会领域内解决贫困—贱民问题，他寄希望于市民社会的第三个环节即同业公会来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使贫富差距处于合理的界限内。

三、从贱民到工人阶级：马克思贫困理论视角的转换
在1842—1843年初的《莱茵报》时期，青年马克思在面对穷人因捡拾树枝而触犯法律，以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农民贫困状况时，“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5]（p588）。回溯地看，无论是黑格尔的“现代社会的苦恼问题”，还是青年马克思的“物质利益难事”，都揭示了当时普鲁士王国存在的普遍贫困问题。但此时马克思要追问的是，现存的普鲁士王国与黑格尔的伦理国家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反差，所以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在保存下来的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法哲学原理》中的第261至323节，“贱民”也只是出现在对这一文本的直接引用中，马克思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只是一笔带过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尽管马克思在1843年3月至9月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多次提及要对《法哲学原理》的“市民社会”这一章进行阐述，但马克思并没有对其进行专门研究。。这意味着马克思并没有批判过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中提及的“贫困—贱民”难题，所以那种认为马克思批判或超越了黑格尔贫困理论的观点缺乏直接的文本依据。这还意味着马克思对贫困的思考与其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并没有必然联系，其发生语境是当时正在大规模开展的工业革命。如果说黑格尔基于“贱民”这一群体活生生地呈现了市民社会中的贫富分化景象，那马克思则把目光转移到了“工人阶级”②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是一个意思，马克思直接使用过“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这样的表述方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页，本文也延续这一用法。实际上，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一定差别，进一步分析请参见笔者的另一篇论文《政治主体：黑格尔、马克思与齐泽克》，载《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3期。这一群体。贫困的主体是工人阶级，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有所揭示——“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的；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6]（p17）。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要从绝对、相对两方面论述了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必须指出的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只是工人阶级贫困的一体两面，两者本质上是同一的。

就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而言，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手稿》”）中分析劳动与所有权相互分离时指出：“劳动……是同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分离的，同劳动的全部客体性相分离的劳动……这是劳动的完全被剥夺，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是作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7]（p253）劳动如要现实化，就必须同时具备劳动力（工人）、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要素，但当作为“纯粹主体”的劳动力与其他两个要素分离时，劳动只是一种可能性，无法创造财富，这就是绝对的贫穷。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在的赤贫。”[7]（p607）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他说：“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穷……劳动能力由于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即被剥夺了通过劳动占有自然因素所需的对象条件，它就被剥夺了生活资料……因此，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穷本身。”[8]（p44）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生活资料”特指工人由于被剥夺了劳动资料而无法自行生产出所需的生活资料，但工人可以出卖劳动力，以工资的形式获得生活资料以维持其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所以马克思又说：“工人的绝对贫穷……无非是说，工人的劳动能力是他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对象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8]（p45）

简而言之，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贫困。从表面上看，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是缺乏生活资料，但根本原因却在于生产（劳动）资料的丧失。正是由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这一方面致使工人被剥夺了进行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迫使工人只能依靠出卖劳动（能）力为生，并且随时可能失业，无法稳定地获得生活资料。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所揭示的正是这种状态。青年马克思就曾指出，工人阶级表明了人的完全丧失，在工人阶级身上，“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实际上已完全被剥夺，甚至连属于人的东西的外观也已被剥夺”[6]（p262）。

就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而言，这种贫困无疑是与资产阶级相比较而言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手稿》”）中曾摘录过舒尔茨《生产运动》这一著作的第65至66页的内容，即“正是由于生产总量的增长，并且随着生产总量的增长，需要、欲望和要求也提高了，于是绝对的贫困减少，而相对的贫困可能增加……在一个前进着的国家，生产总量在大约十年内与社会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工人挣得的工资仍和十年前一样多，他们不但不能保持过去的收入水平，而且比过去穷三分之一”[6]（p125）。也就是说，1844年的马克思通过舒尔茨已经认识到了工人阶级贫困的相对性特征。毫无疑问，马克思当然也注意到了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整个社会的生产总量会迅速增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也会改善。而马克思看得更远：“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与一般的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6]（p729）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针对格莱斯特所说的“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这一观点，就指出这是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么，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9]（p751）

有学者将工人阶级的这种贫困解读为一种具有悖论性质的相对贫困，而非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相对贫困[10]。在笔者看来，这种解读十分精妙，指明了工人阶级贫困的本质特征，达到了马克思思想的深度。简单地说，通过所谓平等的市场交换，工人为了既定的工资而出卖作为“活劳动”的创造力，后者创造的价值始终大于前者，多余的即剩余价值则是属于资本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44手稿》中大谈：“工人的贫困同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成反比”[6]（p155），“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就越大，他就越贫穷”[6]（p156）。这导致的后果是社会中必然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恩格斯在1891年所写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新版单行本的导言中精准地概括了这一景象：“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6]（p709）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工人阶级相对贫困的悖论性质呢？其一，从19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来看，诚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工人阶级劳动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就越贫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贫富分化只会越来越大，并且没有界限。这种悖论性体现为劳动不是使工人致富，而是致贫，国民经济学家所宣称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这一观点或许对其他群体适用，但它对工人阶级来说就是谎言。其二，从前资本主义社会来看，历史上其他劳动者的贫困受自然等因素影响极大，或者说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贫困。但工人阶级的这种贫困与此相比，却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贫困，是生产相对过剩的贫困。这种悖论性体现为一方面是财富堆积如山，另一方面是绝大部分人无力消费，这是一种新型的贫困，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贫困。

严格来说，以上分析是针对工人阶级中的“现役劳动军”而言的，并未包括“产业后备军”，即相对过剩人口。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生产出不以自然限制为转移的超过资本增殖平均需要的工人人口，使其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确保随时都有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所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达成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9]（p733）。产业后备军正是以这种包容性排斥的方式而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这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却加重了对工人阶级整体的剥削。

四、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及其解决方案
马克思对于工人阶级何以贫困的诊断是多方面的。从经验直观意义上说，马克思亲身经历了19世纪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历程，对于工人阶级为何贫困有着切身的体会。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正是机器大工业造就的新型贫困者：“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6]（p123）工厂制度的确立必然引起分工的细化，而分工越细，劳动就越简单，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就越少。机器也产生同样的影响，当新机器不断取代旧机器时，它就会与工人之间产生竞争，将工人排挤出去，“在机器逐渐地占领某一生产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在过渡迅速进行的地方，机器的影响则是广泛的和急性的”[9]（p496）。而工人阶级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比如上文提及的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之间的竞争也会加剧工人的贫困。这里可以用马克思《57—58手稿》里的一句话加以总结：“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7]（p267）

但分工、机器、竞争等因素只是导致工人阶级贫困的表面原因，马克思显然不可能止步于此。必须承认的是，马克思对工人阶级何以贫困的深度分析是零散的，但我们仍可以揭示其内在的一致性。笔者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事实上已经把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归结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正如马克思在《44手稿》中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当前事实出发批判国民经济学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当前事实”就是雇佣劳动制。工人阶级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必然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才使得资本家雇佣工人成为可能。但对工人阶级来说，“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繁殖”[7]（p444）。在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的贫困正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制的基础上的，这一制度背后的逻辑就是基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增殖，所以工人阶级的贫困是一种制度性贫困。

而雇佣劳动制产生的前提就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进一步说，私有制是作为隐含的前提包含在雇佣劳动制中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制形态就是私有制，这使得工人阶级被剥夺了进行劳动的客观条件，只能依附于资本家。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到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11]（p226）。但马克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当下，而是将视角拓展至历史的维度，探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性生成，以揭示工人阶级的贫困是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在《57—58手稿》中分析劳动与所有权相分离时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工作，但直到1867年这项工作才真正完成。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原始积累这一部分，马克思以英国为例详细分析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指出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资本原始积累开始的。这种分离正是工人阶级贫困的历史起点。在这个意义上，作为“雇佣劳动制—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始积累”三者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性因素。

那么，如何解决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呢？马克思的方案是以工人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建个人所有制。事实上，马克思看到了深陷贫困境遇中的工人阶级身上所蕴含的革命潜能，他并没有将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仅视为纯经济学问题，而是将其政治化。换言之，工人阶级革命的正当性依据之一就是自身贫困的生存处境。马克思对此毫不隐瞒，工人阶级就是要求否定私有财产①实际上，马克思在早期还是立足于资产阶级法权意义而否定私有财产，即所有权；而在批判国民经济学之后，马克思则主要批判私有财产背后体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被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所逼迫而产生了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所以工人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6]（p262）。这种解放必然是以革命的形式展开，所以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只是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作贫困的幻想，“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11]（p20）。在工人阶级以革命打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按照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未来将会“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9]（p874）。而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核心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即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支配，以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必须承认，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提出了原则性见解，并没有回答诸多细节问题，这需要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五、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贫困问题上的差异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反思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贫困理论问题上的关系，可以发现，他们都观察到了现代社会中存在的悖论性贫困问题以及一部分人的贫困状态。黑格尔的贡献诚如霍尔盖特所说：“黑格尔是最先意识到以下这一点的重要哲学家之一：贫困问题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主要问题。”[12]（p323）当黑格尔将贫困视为“现代社会的苦恼问题”时，此时的贫困就已经上升为社会问题，而不是前现代社会的个人问题，即贫困不再归咎于个人的懒惰、天赋差异、自然灾荒等，而是与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性直接相关。进一步说，黑格尔是最先意识到市民社会中悖论性的贫困难题的重要哲学家之一，而这一悖论性的贫困现象在约30年后才会清晰地呈现出来，马克思继续对此作了深入分析，回答了作为劳动贫民的工人阶级何以劳而不富。具体而言，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贫困问题上的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贫困主体上，黑格尔贫困理论的主体是贱民，而马克思是工人阶级。贱民与工人阶级都是市民社会中生成的特定群体，但都被排斥在财产之外。必须强调的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贱民必然不会演变为工人阶级，关键原因在于：贱民是厌恶劳动的贫困私人，丧失了廉耻和自尊心，极其懒惰，以求乞为生；而工人阶级是劳动的贫困阶级，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两者之间具有质的差异。

其次，在对贫困缘由的剖析上，黑格尔不仅诉诸禀赋、技能等各种偶然的、自然的因素，也诉诸分工、财产所有权等必然的因素。与黑格尔明显不同的是，马克思不关注那种由于个人原因而导致的贫困。当马克思基于分工、机器、竞争等来诊断工人阶级的致贫缘由时，马克思与黑格尔无疑走到了一起：贫困是现代社会自身高速运行的结果，产生贫困的条件恰恰就是产生大量财富的条件。但马克思在黑格尔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进，他没有止步于从经验直观的具体因素层面分析工人阶级何以劳而不富，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导致工人阶级贫困的现实社会经济关系，落脚到对“雇佣劳动制—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始积累”三者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上。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这种差异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境遇不同，黑格尔身处19世纪初期，那时机器大工业还未完全展开，所以他会将贫困缘由诉诸个人因素，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前现代社会时期贫困理论的痕迹，但同时也将贫困视为社会难题；而马克思则说明了19世纪中期机器大工业充分发展的背景下，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特性的贫困现象。可以说，黑格尔构成了前现代社会时期贫困理论与马克思贫困理论的中介环节。

最后，在对贫困的解决方案上，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黑格尔鼓励贫富差别，虽然提出了包括主观援助、提供劳动机会等诸多措施来解决贫困—贱民难题，但都被自己否决了。实际上，黑格尔的思路是在保持现代社会正常运作的前提下依赖其公共机构——同业公会来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同业公会不仅要解决贱民的物质匮乏问题，还要杜绝他们产生厌恶劳动、反抗政府等的主观情绪，培育人的伦理意识，这样市民社会中的贫困—贱民难题就被扬弃了，消融在客观精神的逻辑运动中，法哲学体系就不会有崩溃的危险。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黑格尔所构想的同业公会在19世纪的欧洲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现实中的贫困问题依旧存在。马克思对于破解现代社会贫困难题提出了明确的行动方向，即通过工人阶级的暴力革命彻底打碎立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工资劳动等既定前提的现代社会运作机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敏锐地察觉到了贫困的工人阶级身上所具有的革命潜能，以及对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重构的可能性。在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社会将重建个人所有制，彻底消灭贫困，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重构了黑格尔的贫困问题，不将贫困视为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对立实际上是理性思辨逻辑与现实革命逻辑之间的对立。

六、结语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学术关系一直以来就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的研究大多聚焦到马克思批判性超越黑格尔上。在笔者看来，存在两种意义上的批判性超越：一是马克思的确批判性地超越了黑格尔，比如在辩证法领域，这有充足的文本依据；二是学者本身回溯性解读意义上的批判性超越，这就存在学术争鸣的空间。当我们以贫困理论这一新切入点为契机再审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学术关系时会发现，二者面对的都是现代社会特有的悖论性贫困难题，必然存在天然的思想关联，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将之解读为马克思又一次批判性地超越了黑格尔。这不仅是因为缺乏直接的文本依据来证明这一点，也是因为马克思并不是从黑格尔那里发展出自己的贫困理论的，马克思贫困理论的产生有其独立的历史语境，与其说两者是批判性的超越关系，不如说是结构性的差异关系，这突出地体现在两者关于贫困主体、缘由及解决方案的异质性上。正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黑格尔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是最先将贫困视为社会问题的重要哲学家之一，并且预见到了其悖论性特征。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系统地回答了作为劳动贫民的工人阶级何以劳而不富。而那种认为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批判性地超越黑格尔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近黑格尔式”的解读，即以马克思思想中对某一问题的论述反过来对比黑格尔思想中对同一问题的观点，以此论证马克思如何批判性地超越黑格尔。这种解读不仅容易产生矮化黑格尔的倾向，更容易忽视两位思想家之间质的差异。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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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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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英]斯蒂芬·霍尔盖特.黑格尔导论：自由、真理与历史[M].丁三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