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表述与辛亥时期的革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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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表述与辛亥时期的革命意识
□郭 辉1，傅伟男2

（1.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记忆与社会意识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410081；2.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摘 要]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恰逢辛亥革命，给“二十世纪”表述增添不少偶然性，时人受内外情境影响竞相进行“二十世纪”表述，甚至成为“口头禅文字”。该时期的“二十世纪”表述既有世界语境，也有中国语境，并关涉二十世纪中国将何去何从的根本议题，最终归结于中国现状及其未来。时人对二十世纪不管饱含乐观抑或悲观，均尽其所能展开各种想象视之为“大舞台”。舞台上的中国面临机遇与挑战，若国人能奋发图强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则将更好地应对二十世纪获得独立自强。当时的想象皆立足中国未来地位展开，围绕中国如何改造以符合二十世纪的要求进行，其中自然包括革命意识的兴起。“二十世纪”表述的语境与未来的想象成为革命依据，“二十世纪”革命意识兴起，革命成为改造政体、改变社会以应对二十世纪想象的重要手段和理念。

[关键词]二十世纪；辛亥革命；革命意识；情景想象

时间与社会生活钩联后，即被赋予丰富内涵与意义，成为“历史时间”。古往今来人们颇为关注时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有“往者不可追”的感慨并道出时间的特性，所以“来者亦可思”倍显重要，未来满含希望也充满想象。人们真正开始关注“世纪之交”观念始于清末，后来的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也引无数关切与触动。清末世纪之交引起人们注视缘于“世纪”概念自日本翻译西方“Century”后传入中国，并机缘巧合受当时中国所处内外情势影响所致。若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观之，1911年武昌起义的思想酝酿与行动缘起恰恰在“世纪之交”，该次“世纪之交”被赋予非凡意义。

1900年前后的中国属变动不居的年代，时人即有“百年锐于千载”之说。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严昌洪先生发表文章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国人的“二十世纪”认知，恰也无意中成为新的世纪认知。他说：“跨进新世纪门槛的时候，中国先进人士对20世纪的认知是他们所从事的革命救亡运动必要的思想准备之一，它与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在以上对20世纪认知的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中国人民产生了忧患意识，爱国学生产生了使命感。于是，在三民主义旗帜的号召下，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起而为实现自己的使命——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为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所言虽有历史的回观，但其论断提供给笔者重要启示，即时间观念与辛亥革命的关联。具体而言，“二十世纪”表述与革命意识的发生和兴起是否有联系？时人在怎样的语境下使用“二十世纪”一词？鉴于此，本文从时人言论出发阐述革命兴起与时间观念的关系，展示出人们关于未来的想象中蕴藏的革命因子。

一、“二十世纪”的表述语境
“二十世纪”虽已为逝往，若回望却也不知所措无从说起，如此而言展望则能畅所欲言轻松自如。有论者已言及“世纪”一词的来龙去脉①参见王鸿.时间与历史：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纪”意识[J].人文杂志，2019（8）.，而“二十世纪”表述的兴起已然到1900年前后，并迅即发展为一场语词盛宴，乃至被人视为“口头禅文字”。若将“二十世纪”表述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观察，必然抑或偶然地恰逢辛亥革命，亦即清末民初社会变动之际。当然，最早使用“二十世纪”者未必即革命派人士，但该词的出现却饱含时人的“未来”想象与认知。当时“二十世纪”确已成为人们竞相表达的词汇，不仅诸多文章标题中有“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之支那》《二十世纪之妇女》《二十世纪大舞台》《二十世纪报》等报刊也陆续发行。诸方人士纷纷进行“二十世纪”表述，并与“未来”“革命”“历史”等意识关联，从一词演绎能窥见时人的各种思想文化观念，正有陈寅恪的“解释一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妙。

当人们开始关注与思考将在何种语境下使用“二十世纪”一词时，正表明该词的重要性。换言之，“二十世纪”本身只是时间观念，但当时人有意运用作为一个新词则能体现其“刻意”。1901年某天，梁启超颇自觉地说道：“二十世纪之开幕，至今凡三百日有奇。”[2](p1)就另一层面意思而言，并非每个世纪之交皆能引起时人留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如此自觉关注一个世纪的结束另一个世纪的开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应属绝无仅有。这也是国人时间观念渐入现代的表现，清末民初恰恰是诸多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转型时期，适当的想象或许能消泯时人对未来世纪即“二十世纪”的陌生感，用其填充内心以便更好地生活处世。今人所言社会转型在梁启超名为“过渡时代”，他自然注意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变动不居。二十世纪第一年，他即道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并对此满怀希望与期待，视其为“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2](p2)梁启超此处虽未见“二十世纪”表述的运用，但指出世纪之交“今日之中国”为“过渡时代”，从泛义角度理解“过渡时代”更符合当时现实情境。

梁启超“过渡时代”的表述出自他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归纳，内忧外患情境下社会处于剧烈转型中。他以《清议报》的创办为起点述说世纪之交中国的内外情势与诸种世态：“清议报起于戊戌十月，其时正值政变之后，今上皇帝百日维新之志事，忽大挫跌，举国失望，群情鼎沸。自兹以往，中国遂闭于沈沈妖雾之中，其反动力，一起再起而未有已。翌年己亥夏秋之间，刚毅下江南、岭南，搜括膏脂，民不堪命。其冬十二月，遂有议废君立伪储之事，本朝二百年来，内变之祸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既而臣民犯颜，友邦侧目，志不得逞，遂乃积羞成怒，大兴党狱，积怒成狂，自弄兵戎，奖群盗为义民，尸邻使于朝市。庚子八月，十国联兵，以群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举万乘，乘舆播荡，神京陆沉，天坛为刍牧之场，曹署充屯营之帐，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反动之潮，至斯而极，过此以往，而反动力之反动力起焉。”而自1901年“伪维新之诏书屡降，科举竟废，捐例竟停，动力微蠢于上；俄人密约，士民集议，日本游学，簦跻纷来，动力萌蘖于下”。他描述完世纪之交中国的现状后，发出“二十世纪之中国，有断不能以长睡终者”的呼声[3](p6-7)。从其叙述逻辑而言，内忧外患交织构成梁启超“二十世纪”表述的语境，所以二十世纪国人应“觉醒”而非“以长睡终”。

若细细考究当时的“二十世纪”表述，因现今欧洲强于中国，时人常将二十世纪中国与十九世纪欧洲相较，中国奋发有待于“二十世纪”。时人有如此感慨：“夫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欧洲数强国，其民之受压抑束缚奴隶牛马暴虐杀戮，固无异于中国之今日也。然卒不逾半世纪，而竟脱除压抑束缚之祸，奴隶牛马之役，暴虐杀戮之惨，皆成新造独立之雄邦者，岂非自一二杰士，昌明公理，大声疾呼，起通国之民心，勃然奋发而致之者乎？然则我国民可以兴矣。”[4](p7)人们在类似表述中获取熟悉感以应对时局。国人颇感“民之受压抑束缚奴隶牛马暴虐杀戮”，如此二十世纪中国类同于十九世纪欧洲，希望该世纪能竟脱压抑造新邦。当面对“二十世纪”这一新词也是新境时，或许仅此才能安抚内心对陌生事物和难以预料未来的焦虑与惶恐。时人也有言及“欧洲的贵族政治”时，以为已绝迹于十九世纪，但“二十世纪中，四万万之民族，二百万方里之领土，巍然为东亚一大国者，其政治犹为贵族之政治”。其实，论者在反思和痛斥中国贵族政治，视其“若鲠在喉，惨欲吐”[5](p2)。此皆为十九世纪欧洲弊病之方面存于二十世纪中国，自然唤起人们的思变与改造。

时人将二十世纪中国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相比较，希望以此为资源滋养二十世纪的中国，潜台词是中国应向欧洲学习。易言之，十八、十九世纪是欧洲的世纪，而二十世纪的中国将如何，自然引人深思。时人有言“民主政治风潮的传播”：“十九世纪欧洲民政风潮，奋张跳跃，激荡涌泳，浸播阿利安种族一般的国民。越二十世纪而渡太平洋，鼓大风浪，乘势疾趋，磅礴亚东诸大陆。天空一震，大地聆声，当其冲者，为和汉两民族。”其中和族的日本“既醒且跃”，只剩汉族待“急起直追”[6](p1)。民主政治风潮传播给二十世纪中国提供镜鉴。或许正是西方思想东传的持续发力，给当时革命人士准备了思想资源库。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指出：“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7](p1)冯自由也表露出类似意思：“民生主义（Socialism），日人译名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开幕以来，生产的兴盛，物质的发达，百年锐于千载，而斯主义遂因以吐露锋芒，光焰万丈。”[8](p97)民主政治、民生主义等将是二十世纪中国追寻的重要目标与内容，并关涉百姓幸福生活。

“二十世纪”表述不缺乏世界语境，同样也有世界的二十世纪。时人言：“十九世纪，为欧人内部竞争之时代；二十世纪，为欧人外部竞争之时代。其内部之竞争二：曰被治者与治者争而自由，曰被征服者与征服者争而独立，皆政治上之竞争也。外部之竞争二：曰觅无主权之地，曰夺有主权之地，皆经济上之竞争也。政治上之竞争，其在一、二国，或正当从事，其在世界，则可谓已过之陈迹也。故兹所论者，唯经济上之竞争。”[9](p53)且“欧人不于十九世纪中，大振民族国家之势力，则二十世纪中经济竞争，必不能强横至此。于经济竞争世界中争自存者，皆宜如此也”。所以“二十世纪之政治，非政治之政治，而经济之政治也”。概言之，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世界是从政治竞争到经济竞争，“经济之政治”的凸显实与“帝国主义”关联：“观帝国主义所由来，列国军备所由盛，则今日舍经济外，更无所谓政治也。”[9](p52)正是时人理性观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觉察到资本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更强调资本输出，才有“经济上之竞争”说法。时人即将二十世纪视为“实业竞争的时代”，为“商战时代”[10](p58，60)。经济竞争的重要性被格外凸显，有论者指出：“今则不然，即工商政策，足以墟其宗庙，收其版图，殄其种族而有余，且较兵事为尤烈。二十世纪亡国灭种之新机械，直非金戈铁马快枪利炮所可拟其万一。”[11](p9)世界经济竞争颇激烈，其形态不似赤裸裸“金戈铁马快枪利炮”的战争，却较之更具影响力和破坏力。

国人观察二十世纪世界大势最终落脚于中国。杨度强调：“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世界之大势，实由政治竞争入于生计竞争之界线也。”且各国竞争中心点将“麕集于我中国”[12](p9)。如此世界局势的体察确也符合历史发展实际趋势。“二十世纪”表述的语境显然与“竞争”一词密切相连。有论者将中国替换成太平洋，道出二十世纪将是竞争世纪的实质：“数千年来沉寂无聊之太平洋，而成为列国竞争之中心点”，“二十世纪之大舞台，舍太平洋其谁与归也”[13](p65-66)。中国正是“践十九世纪之阶级，登二十世纪之舞台，一竞争至烈之时代也”，如此时代“支那而不自立也，则波兰我、印度我；支那人而自立也，则美利坚我、德意志我”[14](p22-23)。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越发激烈且震荡广泛，世界既已入“二十世纪之舞台，则第二等国以下必不能于地球上有插立国旗之地”[15](p612-613)。二十世纪的焦点将在东亚、太平洋，也实即中国。时人有言：“怪哉，二十世纪之为物也，会五大洲之风云，匝合于东亚一隅，集五大洋之潮流，奔赴于黄海一线。黄海乎，东亚乎，其万矢注射之的乎。”[16](p1)所以，中国只有增强实力傲立于世界才有生存机会。

国人自然更关注中国所处具体情境与前途命运。梁启超颇乐观地称十九世纪为欧洲的世纪，而二十世纪为中国的世纪：“吾愿爱国之士，其勿以中国再造之业，望诸今日有名之维新党，彼真英雄国不可以名求也，抑所谓今日有名之维新党者，其勿自尊大，亦勿自暴弃，惟尽其责任，以为将来出世之拿破仑前驱先导，或者二十世纪之亚陆，其未必多让于十九世纪之欧陆耶。”[17](p3)他所关注者为未来主持亚陆的维新党，并寄希望于中国能诞生“拿破仑”。时人有言：“二十世纪之世有轰动全球之一大问题，为列强之政治家外交家咬脑筋耗心血，而不敢下一断定之解释者，非我中国之前途乎？东西各国或竞制新图以思宰割，或倡言保护以揽利权，或以我国民必逐渐衰亡，或以我国民必昂首独立，异论纷呶，莫衷一是。”如此情形下，则“吾以为我国民而听其亡也，则虽合地球之人类欲存我而不可得也；我国民而能自强也，则虽合地球之人类欲亡我而亦不可得也”[18](p1)。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挑战和危机，国民应负起责任才能应付外患。中国被外人宰割构成典型语境，所以当言及二十世纪之中国时，则说“必有振兴之一日，必有与白种不两立之一日”[19](p2)。二十世纪将是中国振兴之时。

辛亥革命时期“二十世纪”的表述既有世界语境，也有中国语境。不管是论述二十世纪中国将面临的内忧外患，抑或西方思想资源；亦不管是西方作为历史镜鉴，抑或中国将振兴于未来。其实，这些皆关涉二十世纪中国将何去何从的根本议题，“二十世纪”表述的语境即归结于中国现状及其未来。

二、“二十世纪”的情景想象
辛亥革命时期人们纷纷依据现实想象二十世纪的世界和中国，试图用熟稔的语言描述二十世纪的具体情形。“二十世纪”情景的想象根植于当时世界大势和国内情势，这些想象既是预言和展望未来，也是时人的紧张和内心期待。

二十世纪的世界被视为新舞台。辛亥时期革命派人士发行有名为《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刊物，呈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意象，该大舞台上各方人士尽情表演和欢唱。有人将视野置于当时美国政界，认为美国“今回之选举，国民党摧败，共和党获大得胜之地位，有名膨胀主义之麦坚尼大总统仍得再选，将二十世纪新舞台之上，不知又演何大剧矣”[20](p55)。该论者虽说无法得知美国二十世纪新舞台将“演何大剧”，但也简单呈现出当时美国政界情形。新舞台充满新希望，使人们“想望二十世纪之文明”，觉得“二十世纪乃精神的文明之时代，全是自由与公义之世界也；又战争之事，虽或不能绝迹，而亦必几希。此不过梦拟之想耳”。实际而言，则“二十世纪之自由与公义之腐败，必过于十九世纪之末”，如此“则人之想望也益渴，而提倡也益力，如中世君权之专压，实足以开近世之民权而已。故二十世纪末之自由与公义之发达，必与十九世纪之民权等焉”[20](p57)。二十世纪新舞台上自由与公义忧喜参半，但更应见其发达之状。确如所言，有人也说：“二十世纪之问题，国家间之问题也，自民族帝国主义之发展，于是国家间之竞争日以剧，其有民族的实力者，国家必日进于强盛，其无民族的实力者，其国家必日趋于灭亡。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有世界以来，实不能逃于此例。”[21](p193)该大舞台中的国家间竞争有强盛与灭亡之别，在新世纪将如何存在显得格外重要。

二十世纪新舞台上自由与公义的发达实即民权伸张，有论者说法兰西为革命产地，而今“我中国二十五倍于法，受祸之极亦数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日本既稍受其福，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斯醒，于二十世纪而效法人十九世纪之所为，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覆，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欧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22](p8-9)。论者所言起于欧洲终于中国。新舞台为自由与公义的发达即民权之伸张，既然是民权伸张，那“二十世纪之天地，盖断不容专制余威稍留其迹”[23](p27)。诸多人士均纷纷预言专制将不再存于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中决不容有专制之国权，人皆信之，即素操专制之权者，或素愿为专制国之忠臣者，亦莫不心知之。”[24](p57)甚至主张立宪的人士也说：“于是我政府有鉴于此，如梦初觉，知二十世纪之中，无复专制政体容足之余地，乃简亲贵，出洋游历，考察政治，将取列邦富强之精髓，以药我国垂危之痼疾。盛哉斯举，其我国自立之权欤，吾人莫大之幸福欤。”[25](p243)当然，立宪人士察及清政府改革举措，视立宪为民主而非专制。

国人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美好想象，若是中国“国民自有新国家思想，而后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将为菲立宾之阿圭拏度，将为杜兰斯哇之古鲁家，将为匈牙利之噶苏士”。国人将抵制专制从而获得独立，乃至“异种专制政体之下而脱其轭”[26](p21-22)，立于“二十世纪大舞台”，国家的建设和富强与国民思想紧密相联。时人有言“二十世纪之支那”者，即如此支那：“今之爱国观念，非昔之爱国观念；而今之支那，亦非昔之支那。盖其爱国观念一变，而支那亦因之而变”，如此演成“二十世纪之支那”[27](p6-7)，并呼喊出“二十世纪之支那万岁”的口号[28](p14)。国民具有爱国观念才能真正改变“支那”现状。二十世纪作为新世纪，其文明也将与十九世纪不同，且“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29](p17)。二十世纪国人将秉持“热心勇往，毅力底成”精神，废除自己作为奴隶的身份而登“春台”[30](p37)。二十世纪中国只有改造国民及其思想观念，塑造新国民，才能真正实现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立强盛。

当时社会对二十世纪各界情景均会展开或多或少的想象。有论者言二十世纪女界的女权将得以伸张：“吾国女子，正宜奋发其争存之能力，规复天赋之权利，以扫除依赖男子之劣根性，各自努力于学问，以成救国之女豪杰，夫而后中国或有可望也。异日有玛利侬、苏菲亚其人乎？庶几于二十世纪中遇之矣。”[31](p7)更有甚者，认为女子“对于男子而不亢不卑，对于国家而尽劳尽爱。推倒独夫椅，珍重千金躯，二十世纪大好之女儿国，莫谓雌风不竞焉”[32](p7)。巾帼须眉皆英雄，她们“将携手以上二十世纪之舞台，而演驱除异族光复河山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之活剧”[33](p7)。女界如此，政界也将演出一场大活剧：“中国不欲自兴则已，中国而欲自兴也，微民族自治主义，又焉有掀天揭地之动作，乘此过渡时代，演出二十世纪政界之大活剧，以壮大地万国之瞻听耶。”由此希望“二十世纪之新中国，其民族能铸成一特别之天性，光明于全球大陆，而不为人类馆参考玩具，不为演说家诋谇材料者”[34](p954-956)。二十世纪中国学界也将趋进化之潮，有人预言“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35](p1)。论者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复兴充满期待和想象。各界的二十世纪也将是全新世纪。

当然，时人的二十世纪想象并非完全美好，亦有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梁启超将十九、二十世纪形容为“新旧两世纪”，其“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且“二十世纪世界之大问题有三：一为处分中国之问题，二为扩张民权之问题，三为调和经济革命（因贫富不均所起之革命，日本人译为经济革命）之问题”[4](p7)。正因诸多问题的存在，解决问题自然需要寻找相应手段和措施。此外，也有人说二十世纪的一大问题是“今日之中国，有国民乎，无国民乎”。中国有无国民意味着二十世纪中国的两种不同情状。“中国而有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固可翘足而待也。中国而无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所谓万劫不复者也。故得之则存舍之则亡，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国民之不可少也如是。”[36](p5)现实中也有诸多问题留存至二十世纪，需要寻找解决之道。只有解决妥当才能真正实现二十世纪中国的强大，警示国人奋发努力建设新世纪。

甚至有人觉得“二十世纪之中国”将灭亡，提出“二十世纪之中国为何时乎”的问题，并回答：“美国未革命以前，其政治之教育与英人等；法国未革命以前，其政治之教育亦与欧洲各国等。此兴国者之往迹，而支那之所无也。”悲观地认为“若驱今日支那之英雄，而上二十世纪之演剧舞台上，未有不以其英雄而亡其国者。故以支那人对于支那无名之英雄，其令人畏惧之迹，未有不胜于英、俄、德、法者也。其亡，其亡，无可疑也”[37](p9-10)。当然，其所倡中国灭亡论的实质即希望激发国人忧患意识，豪杰之士救国于不亡。陈天华在《绝命书》中也呼喊道：“惟留学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矣，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38](p2)其警醒对象虽为留学生，实亦针对世人要能做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使中国继续存于二十世纪。时人颇有忧患意识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觉得“吾中国际兹二十世纪世界，列强环逼，内难迭兴，设无以振作之、治理之，恐不十年后，将变为波兰、印度、缅甸、安南之续耳”。虽有此忧患，但时人也充满希望地说：“从此文明进步，势力膨胀，吾中国将尊为二十世纪世界各国之主人翁。”[39](p481-482)国人面对危难的不同反应均指涉中国生死存亡与国际地位。

其实，当“二十世纪”与中国关联时即涉及民族主义，有时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力量影响颇巨。梁启超论述“二十世纪”的“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若展望二十世纪，欧洲“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九世纪之下半”[40](p1)。国家思想的变迁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以“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40](p3)。他所言二十世纪中国是民族主义兴盛的时代，而二十世纪欧美是民族帝国主义的兴盛。有人则颇为悲观地认为二十世纪的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21](p53)。虽然这只是想象未来，但也是基于现实世界的理解。国人有提倡民族主义为宗旨者，希望能独立于世界，甚至“压倒白人种于二十世纪之舞台”。二十世纪“我国民若不急行民族主义，其被淘汰于二十世纪民族帝国主义之潮流中乎”，且“二十世纪为我国民定未来运命之日，必决死以争自存，非可侥幸以图苟免”，如此“席二百余万方里之地，率四万万同种之民，一举而战胜于政治界，再举而战胜于经济界，使我国民自由独立之国旗，高飏于灿烂庄严之新世界，以压倒白人种于二十世纪之舞台，岂非支那民族史上空前绝后之光荣哉”[18](p11-12)。此实乃当时言说重点，希望二十世纪的世界是中国的世界，中国能独立自主，即寄希望于民族主义拯救中国。

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将极度兴盛，有人说“亘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有大怪物焉，一呼而全欧靡，而及于美，而及于澳，而及于非，犹以为未足，乃乘风破涛以入于亚”[41](p19)。这个“大怪物”即指民族主义，被视为振兴国家、提振国民的重要理念。不仅民族主义将兴起，包括“十九世纪欧洲民政之风潮，越二十世纪而入于亚洲”[42](p1)，且“二十世纪种族观念膨胀达于极点，玛志尼、噶苏士之流风，方将大行于中国”[42](p3)。中国只有自立才能畅行于世界。当时所言“二十世纪之世界，民政之世界也”成为潮流[43](p1)。效仿欧美之法将使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和平幸福文明之花，时人有言：“效欧美之良法，师日本之成规，订立宪法，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制限主治者之威权，以保护被治者之权利。国家保其安全，人民增进幸福，然后二十世纪之中国，匪惟不即于覆亡也，且也粲文明之花，揭独立之旗”[44](p147)。此言虽属改良派主张，但也希望中国能独立于世界。

不管时人对二十世纪是饱含乐观抑或悲观，均尽其所能展开各种想象视之为“大舞台”。舞台上的中国面临机遇与挑战，若国人能奋发图强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则将更好地应对二十世纪，获得独立自强。整体而言，当时的想象皆立足中国未来地位，围绕中国如何改造以符合二十世纪的要求展开，其中自然包括革命意识的兴起。

三、“二十世纪”的革命意识
国人面对二十世纪进行丰富想象和展望，中国将何以应对二十世纪成为想象的重要内容。正因需要应对二十世纪，革命意识渐趋繁兴。当然，此应特别说明除革命意识外，诸种应对之方层出不穷，危难之际“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被各界反复追问。时人面对辛亥时局发出如下深思：“哀我戢戢然，沅湘资澧圆颅方趾之民，不能自立于世界之人群，而二十世纪天演界奴隶牛马之奇厄，与各省瞑趋而乐附之求所以逃出二十世纪天演界奴隶牛马之术，则反不欲过问也。夫既不乐过问，则必其以奴隶牛马自甘者也。”[45](p88)论者痛惜于民众权利意识之淡薄，“奴隶牛马”形容当时国人处境似为时人较普遍认知，抑或以此刺激国人民权意识。当然，该论者的深层次蕴意即希望国人思考如何逃出“奴隶牛马”，并追问其术。但也有“不乐过问”者自甘牛马，反映出不少民众缺乏民主民权意识。

民众缺乏民权意识的前提下，有人觉得青年学生具有“武健果毅之气概，伟大磅礴之精神，恺切诚挚之肝胆，明敏活泼之脑浆”，往往“痛国势之日危，种族之将灭，四百兆黄帝之子孙将为奴隶，为牛马，供鬈发皙颜高颧隆准碧眼黄髯儿之蹂躏蹴踏，不复使亚洲大陆留吾同胞角逐之场。旦旦而哭之，夕夕而呼之，枯吾泪，渴吾沫，裂吾喉，焦吾舌，乃挺身拔剑而起”。而面对如此二十世纪的中国，“苟非具有武健果毅之气概，伟大磅礴之精神，恺切诚挚之肝胆，明敏活泼之脑浆者，不能使中国之国旗，仍翻飞于二十世纪竞争之大活动场也。今日中国之负此资格造此能力者，果谁属乎？吾得而断言之曰：学生哉，学生哉”[46](p1-2)。甚至有言“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46](p4)。青年学生被赋予极其重要的责任，中国若要在二十世纪的竞争世界占据优势，需要青年学生持续努力“从事于竞争之术”[46](p6)。青年学生因其知识水平、性格特征、气质精神等被赋予世纪大任，似也只有青年学生才能堪此大任。

时人正是面对如许境况的二十世纪，在反思的前提下甚至提出要行“死而后生”的举措，如此才能“登二十世纪之新舞台”。于是乎有激动人心的说法：“悲夫！悲夫！群天下之士，而率归于此类也，则欲其不亡也得乎？性根之毒，种之者二千年矣，一旦欲摧磨洗濯之，则非以毒攻毒不可。是故支那而亡也，则可谓以死亡其国者矣；国而以死亡也者，则必以死兴之。深沟横于前，猛虎跃于后，后顾无及也，虽儒夫一跃过之矣。举彼之保身家、保禄位、苟延残喘之心，一刀斩绝，身家已不保，禄位已不得，残喘不可延，以畏死之心处必死之地，楚歌四面无地可容，然后率之以登二十世纪之新舞台，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夫而后可与言竞争，夫而后可与谋改革。”[47](p2)其所言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才能面对竞争与改革，才能实现在“二十世纪之新舞台”上放声高歌。不过，有论者觉得改革是要实现“立宪政体”：“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而为立宪政体，今日有识之士，敢断然决之无疑义也。虽然，或以渐进，或以急进，或授之自上，或争之自民，何涂之从而达此目的，则不敢知也。”[48](p40)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改良派的君主立宪主张也可用“革命”概之。不过当时革命与改良两分，并且革命逐渐占据优势地位成为二十世纪主流形态。反观之，当时改良往往受贬抑且形象不佳。

革命意识的兴起与时人感知的“二十世纪之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密切关联。革命派人士愤慨于“中国者，吾黄帝子孙之国，非白种之国也。土地者，吾国人之土地，非满洲之土地也。然而今日之中国，为白种之国矣；今日之土地，为满洲之土地矣。阻国民之事业，夺国民之权利，以快一人之私欲，呜呼，吾同胞何不幸至于此极耶？窃为之痛心焉”。所以“吾等同为国家人民，各有救国之职，各有复我权利之本分，安可互相推委，以我生长之国，膏腴之土，拱手让诸外人耶？”于是“革命之象，一起再长”[20](p1)。或许只有靠革命才能拯救中国，才能“将为二十世纪之中国贺”。有人觉得需要以铁血为主义：“立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而不以铁血为主义，非脆虫泣虫，则谓之供解剖之雏形果”，此即“军人魂”[49](p5)，此为中国国民应具灵魂之一，“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49](p9)。只有依靠革命才能“光复汉土”，革命显然指流血暴力革命，并以驱除鞑虏为目的。于是，吴樾有相当直白的说法：“十九世纪下半期，为虚无党之暗杀时代；二十世纪上半期，则为虚无党之革命时代。”[50](p7)他将“虚无党”视为未来主流势力，显然受俄国“虚无党”影响而误解世界大势，但揭示出二十世纪为“革命时代”。

“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成为革命的重要理由之一。邹容《革命军》阐述“革命”理由时，指出几点：“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51](p1)中国只有进行革命才能“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革命将兴起于二十世纪中国”成为革命派人士的重要言论，有人提出“使有人决此藩篱，昌明大义，二十世纪之中国，何讵不如十九世纪之欧洲乎”。其所言“决此藩篱，昌明大义”即指革命，所以才有“无掀天揭地之革命军，则民族主义不伸；民族主义不伸，而欲吾四万万同胞，一其耳目，齐其手足，群其心力，以与耽耽列强，竞争于二十世纪之大舞台，吾未闻举国以从也”[52]。只有“革命”才能使中国具有在“二十世纪之大舞台”竞争的实力。甚至连立宪者也不得不说：“吾非不知革命之说将大表扬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也，然事当行其易。”[43]革命意识的兴起并非完全来自国人关于二十世纪的想象，其中也关涉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外民主思想传播等。所以才有“余以中国处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若人人甘为种民而不勉为国民，欲期国家之存立，是何异朽索之驭六马、一发之系千钧也”的感叹[53](p121)。危亡之际只有进行革命改造民族性才能获得生存机会。

革命派人士不仅提倡革命，而且视之为改造政体的唯一手段。胡汉民指出：“夫曰为革命活动者，犹有不知革命之虑。此其语甚奇。惟吾之所谓知，非有具体之观念之谓，必抽象研究各得其真确之知识之谓也。于二十世纪之中国为革命，诚不可以无意识之破坏，而邀天之幸。”[54](p2)进而言，二十世纪“苟创设新政体者，必思滌除专制惟恐不尽。中国前此屡起革命，而卒无大良果，则以政体之不能改造”[54](p9)。于是乎革命成为必要手段以根本改造政体，实现共和政体民主政治。有人将二十世纪的革命定义为“贫富界之革命”，但也是以欧洲为缘起：“欧洲十八世纪之末，及十九世纪之初，杀人遍地，流血成川者，非他，破贵贱之界，摧败君主贵族专制之政体而已矣。经此大革命，或由君主专制国而变为民主共和国，或由君主专制国而变为君主立宪国。自其表面上观之，若从此可以久安长治矣，而孰知贵贱界之革命，甫告厥成功，而贫富界之革命，又已胚胎萌蘖。近日社会主义，既已轰轰于东西洋，以意料之，二十世纪贫富界之革命，或者比十九世纪之革命而尤剧也，亦未可知。”[55](p50-51)其实，从根本上而言，革命乃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当时语境的革命即推翻清政府统治，如此才能使中国真正立于二十世纪。

无政府主义在某段时间里颇受吹捧，其思想主张难以分辨明晰。1903年马叙伦将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视为新主义，并凭此“俄之可以文明雄二十世纪之枢纽也”[56](p6)。马叙伦后入同盟会，但他此时显然误解了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提倡者自然倡言：“二十世纪局面又变，无政府主义大明。”[57](p2)有文章直接以“新世纪之革命”为题，指出：“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涨，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自然之公理。盖公理即革命所欲达之目的，而革命为求公理之作用。故舍公理无所谓为革命，舍革命无法以伸公理。”[58](p1)论者将二十世纪视为革命的世纪实有泛化革命的嫌疑，但同时也揭示出人们对革命的向往与追寻。二十世纪的革命到底如何？有论者说“社会革命为二十世纪之革命，为全世界之革命”[59](p1000)，亦即“二十世纪之革命，实万国之革命也”[59](p10002)。甚至提倡“无政府的革命”：“吾甚不解彼等何陴陋若此，何奴隶若此，何忍心若此，以主张此有政府的革命为也！今日已入二十世纪矣，二十世纪之革命固不可以二十世纪前之革命相混和也”[60](p4)。论者希望二十世纪的革命是无政府的革命，不难见其具有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意识，但其并不主张再成立新的政府，即便是民主共和政体。所以，“君主之应当铲除，先于道德上被认为无有尊贵之名分，复于政治上被认为无有责任之资格，故一经无政府党起而为彼等直接之对头，断然可望其绝迹于二十世纪之中。苟使中国人而洞知此义，则君主一层之理障，可以全撤。于是推倒满洲政府，固当毫无迟回，即建设共和民政，自必目为平常矣。所以欲坚决革命党之责任心者，莫若革命党皆兼播无政府主义”[61](p12)。无政府主义者希望二十世纪是无政府的世纪。

人们对未知往往期待与焦虑并存，此也表现于辛亥革命时期国人的二十世纪想象与应对。其实当时二十世纪已来临，只是尚未展开，充满未知。二十世纪的想象配合社会环境，革命意识由此而生并成主流意识且为不少人士的希望所在。

四、结语
“二十世纪”为辛亥革命时期创制的时间概念，但该时间背后有更为丰富的意涵，古人有古人的时间，西人有西人的时间，今人有今人的时间，而辛亥革命时期人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观念。时间又分物理时间、社会时间、日历时间等，但各方面研究皆表明有“现代时间”观念的产生。古今中外关于时间的研究与论述不计其数，但也无法确切道明时间为何这一基本问题。其虚无缥缈难以捉摸的性质并未减少人们对时间的关注和兴趣，辛亥革命时期国人利用新词“世纪”结合现代时间概念造出“二十世纪”这一表述，并成为人们竞相言说的一时风尚，人人似乎皆预言家、未来家。当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言说二十世纪时显有“未来”之感，预言未来似也能予人满足与充实，有时未来家、预言家是主导社会的重要力量。诸多重要思想与人物的产生皆与预言家有关，古今中外皆有类似传说与演义。

世纪之交恰逢辛亥革命，给“二十世纪”表述增添不少偶然性，“二十世纪”表述的语境与未来的想象成为革命依据，应对“二十世纪”表述兴起革命意识。当然，此处就“二十世纪”表述与革命意识问题而言，并非要回答孰先孰后。但时间与革命的关系通过具体考察定当有所呈现，这里要揭示一种相伴相生关系。换言之，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关于二十世纪的表述与展望，需要革命意识填充其中的某些空缺，毕竟当现实不如人意时只有通过变革才能迎接未来。同样，革命意识本身并非只有通过“二十世纪”这一时间才能表达，世纪之交国人革命意识的产生显然与时间概念的“二十世纪”无关，但“二十世纪”表述却成为传衍革命意识的词汇之一。“二十世纪”表述并非仅限于革命派人士，但其确实也成为“革命意识”观察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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