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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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闫境华1，石先梅2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2.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摘 要]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零工经济新业态快速发展。零工经济的核心特征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工作时间、地点、形式高度灵活。零工经济中数字平台大资本、中小企业资本与劳动力自有资本交织在一起，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较传统经济模式更为复杂。零工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向大资本数字平台公司转移，中小企业与零工劳动力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一方面是大资本数字平台市场控制能力的增强、垄断利润的提高，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零工劳动力竞争压力的增强、收入的降低。应当提高对零工劳动力权益的保护力度，加强对平台企业经济活动的监管力度，协调零工经济劳资关系，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技术；零工经济；数字平台；剩余价值；竞争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人类生产生活领域的渗透，对传统的用工模式与劳资关系产生了冲击。零工经济这种新业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20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中国零工经济大概能够容纳2亿人就业，这种新业态正在蓬勃发展。亿欧智库发布的《2020年灵活用工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规模为7258.2亿元，测算出2016—2019年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为45%，预计2020—2022年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为30%，预计2022年将达到12246.95亿元的市场规模。但是，以数字平台为依托的灵活用工与传统用工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大资本数字平台公司高利润与零工劳动力低收入并存。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零工经济业态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为协调数字经济时代劳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

一、零工经济新业态的特点
“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中的“零工”（gig）一词，在20世纪初最早出现在美国，当时是指雇佣音乐家演奏的某一特定曲目或仅持续一晚的演出[1]（p171-188），后来指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量任务的非正式计件工作。这里的“零工”尽管体现了工作形式的灵活性，但并未呈现出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的特征，零工经济也并未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出现。

零工经济兴起的关键是数字技术在生产领域的渗透，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的建立与发展。在传统的产业部门，劳动力之间的分工比较明确，劳动力从一个行业部门转向另一个行业部门需要较高的培训成本。传统产业部门劳动力流动受地域与行业的限制较大，劳动力流动成本较高，当某一行业现有劳动力的供给饱和时，劳动力选择转入其他行业并倾向于长期固定下来，而不是同时从事多项工作。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批劳动复杂程度较低、劳动形式较为自由的行业，一个人同时掌握多项技能并从事多项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与此同时大资本数字平台的发展使得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匹配的成本大幅降低，零工经济这种新业态得以催生。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零工经济”这一概念2009年1月12日首次出现在美国新闻网站The Daily Beast上的一篇名为The Gig Economy的文章中，2015年《纽约时报》对“零工经济”下了这样的定义：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技能和时间，选择接受不同的工作，具有自我管理和多样性的优点，这类工作一般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时间，从业者一般是临时工、合同工、个体户或者兼职人员。这一定义突出了零工经济工作选择的多样性与工作形式的灵活性，但没有突出零工经济以数字平台为依托这一重要特征。

劳动者通过数字平台利用闲置的资源在某一时间段内提供某种特定的服务，这个资源可以是资本、时间或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数字平台大大提高了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是零工经济的核心特征[2](p25-35)。同为数字经济的新业态，分享经济与零工经济经常结合在一起，例如当劳动者利用自己的房间、车辆等闲置资产提供劳动与服务时，体现出分享经济的特征。对“零工经济”可以给出以下定义：劳动者借助数字平台，利用闲置的资源在某一时间段内提供某种特定的服务，不再长期受雇于某一组织或机构的经济模式。零工经济具有工作时间碎片化、交流远程化、合作管理平台化等特点，这些特征随着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不断显示出来，并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在运用零工经济术语时，集中体现用工模式的灵活性。

可以分别从劳动力与雇主双方来体现零工经济用工模式的灵活性。从劳动力一方的角度来看，在零工经济模式中，劳动力可以同时从事多份工作，成为“斜杠青年”。劳动力不再限定于与一家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劳动者甚至可能拥有自己的企业。劳动力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提供劳动服务的时间，有时去公司规定的地点工作，有时在家里提供劳务。一般说来，在零工经济模式中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工资待遇可能是固定的，也可能不是固定的，可能是事先规定好的，也可能视劳动力提供劳动生产出的成果而定。从雇主一方来看，在零工经济模式中，雇主不一定就是劳务关系的总负责人，雇主有可能只起着中间介绍人的作用，而且雇主可能本身就从事着零工经济服务。零工经济用工模式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自主协商，用工条件自由组合，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而是以劳务派遣以及业务外包为主要服务形态。雇主对雇员的管理方式非常灵活，一般不提供固定的工作场所，也不会对劳动力提供一系列的保障，因为劳动服务者并非本企业的正式员工，雇主不会选择为其承担风险，即使签订用工合同，也是以短期合同为主。

对于参与零工经济劳动服务的劳动力而言，在承担更大的失业风险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灵活的生活方式。零工经济模式通常是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对零工劳动的供给方与需求方进行匹配，“斜杠青年”通过微信、58同城等社交软件就能够找到许多兼职信息，大大提升了零工经济劳务提供者与企业达成协议的效率并降低了交易成本，加快了供需双方的匹配速度与拟合程度。尽管零工经济的出现挤掉了一些固定工作，但是与此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时间较短但是更为灵活的工作机会。在零工经济劳动关系中，劳动力面临着更大的失去原有兼职工作的风险，但是同时也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其他工作的机会。总的来说，零工经济模式避免了劳动力长期从事一份不称心工作的弊端，在固定用工模式中劳动力由于辞职后面临着长期失业的巨大风险以及高额的待业成本，不敢轻易更换工作，但是零工经济的出现大大降低了辞职的代价，使得劳动力有了更多的选择与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

二、相关文献综述
作为一种数字经济新业态，学者们对零工经济的特征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许多学者在研究零工经济特征时，注意到零工经济模式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同传统经济模式存在较大差异。

零工经济的特征，以及零工经济与分享经济、平台经济等其他经济业态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学者们做了较为充分的研究。郑祁、杨伟国认为可以以网络平台媒介的使用为节点，将零工经济分为传统零工经济和现代零工经济[3](p106-115)。谢富胜、吴越、王生升认为新经济形式是伴随着数字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兴起的，从新经济组织形式的范畴上看，主要有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分享经济、零工经济，而“数字经济”和“数字资本主义”逐渐成为基于数字技术体系日益庞大的新经济形式的总括概念[4](p62-18，200)。崔学东、曹樱凡认为以零工形式存在的民宿、网约车等虽然起到了充分利用社会闲置资产和能力的作用，但这种共享的实质是将家庭生活资料和劳动力再商品化或资本化，并且被平台控制从而为数字平台提取剩余价值的[5](p22-36)。韩文龙、刘璐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零工经济并没有更加自由，零工劳动力往往由于互联网平台招用零工门槛极低而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在劳动者就业机会增加以及自由安排工作时间的同时，零工之间的竞争力度加大，从而使劳动力的工作强度加大，资本家对零工劳动力的控制力度也就加大[6](p55-57)。有些学者尽管用的不是“零工经济”而是“分享经济”的概念，但是二者存在大量交叉部分，王利君通过研究分享经济的特征以及在我国的发展状况，指出制约我国分享经济发展的瓶颈，即结构不合理、从业者安全保障不足、消费者权益保障不足、法律法规滞后[7](p225-232，327)，这也是我国零工经济发展遇到的瓶颈。可见学者们在阐释零工经济的特征时，基本上都突出了互联网平台的作用。

在对零工经济新业态的研究中，零工经济模式下资本与资本、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重点。崔学东、曹樱凡认为实质上的雇佣劳动关系不会因为平台资本雇佣劳动形式的消失而消失，劳资矛盾更不会因此消失。临时向平台资本出卖劳动力的零工劳动形式与传统的在一定时期向资本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形式，本质上资本都占有了劳动力的剩余劳动[5](p22-36)。谢富胜从数字技术变革条件下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总体角度，对新经济组织形式中大平台与小平台之间的资本关系，以及平台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这种生产与再生产的新组织形式仍然是数字技术体系下因应资本积累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们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同时，也蕴含着其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4](p62-81)。初浩楠等认为在零工经济中劳动力雇佣与被雇佣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多元化劳动关系萌芽已经出现。接受多元化劳动关系既可以促进用工方式的创新与规范化，又促进了平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8](p95-99)。杨滨伊、孟泉认为零工经济雇佣形式的灵活性具有两面性，脱离传统雇佣形式工作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增强，零工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与此同时零工经济使得高技能者在利用零碎时间劳动的同时挤占了低技能者的岗位[9](p95-99)。闫境华、石先梅认为零工经济、分享经济这两种新业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资本数字平台对社会生产过程的控制力度，同时加剧了中小资本之间、零工劳动力之间的竞争程度[10](p26-28)。

以数字技术的运用为核心的新经济形式，无论是称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还是零工经济，资本结构都较传统经济模式更为复杂。数字经济多种新业态中的资本，作为资本一般兼具生产功能属性与生产关系属性。零工经济新业态中的资本，就其生产功能属性而言，由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水平而逐渐扩展开来；就其生产关系而言，生产集中必然导致一部分企业资本规模急剧扩张，使得不同资本在剩余价值索取中处于不同的地位[11](p39-47)。零工经济新业态中通常涉及以下四种资本：劳动力的自有资本、非数字企业资本、大资本数字平台资本以及跨国数字垄断公司资本。零工经济新业态中资本结构的多重性，使得其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多重性。

三、零工经济资本结构的多重性
零工经济的兴起与繁荣，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信息与资源在市场中的充分流动。在大资本数字平台的连接作用下，零工经济模式中至少包括三方，即需求方、供给方以及大资本数字平台。大资本数字平台在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起着关键的连接作用，极大地提高了供需匹配的效率，减少了供需匹配的成本。零工劳动力既可以作为需求方出现，又可以作为供给方出现，还可以作为联通供需之间的中介力量出现。当零工劳动力作为供给方出现时，网约车、民宿等经济模式中劳动力以自有闲置资本提供劳务，线上教育、线上心理咨询直接通过数字平台对接需求方提供劳务；当零工劳动力以需求方出现时，在各种招聘网站上他们是工作的需求者，在消费市场上他们是商品的需求者；当零工劳动力作为联通供需双方的中介力量出现时，快递员、外卖员、带货主播将商品以更快的速度传递到消费者手中，大资本数字平台对零工劳动力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

（一）零工经济中劳动力的自有资本
劳动者利用闲置的资源在某一时间段内提供某种特定的服务，这个资源可以是资产、时间甚至是自身的人力资本，当劳动者利用的闲置资源中包含房屋、车辆等固定资产时，这种自有资本以一定的形式与劳动者自身相结合。以大资本数字平台为依托，零工经济中劳动力的自有资本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零工经济业态中，与劳动力相结合的自有资本并非源于资本原始积累或资本积累，更多的是一种储蓄的积累。资本一般说来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产生，并通过资本积累过程进一步扩大，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造成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而资本家支付劳动力的报酬仅供劳动者满足生活消费，使得劳动者没有能力获取生产资料，那么劳动者可用于结合劳动力的自有资本从何而来呢？劳动者拥有一定的储蓄在经济实践中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储蓄既可以来源于意外的收入，例如中彩、接受馈赠、获得遗产等，也可以是通过消费资料的节约而来，毕竟现代社会中劳动者的工资不都是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这就使得绝大多数家庭都有积累储蓄的可能性。与劳动者自身结合的自有资本主要来源于储蓄的积累。

第二，零工经济业态中，劳动力与自有资本结合的关键条件是依托于大资本数字平台，这也是劳动力的闲置资产被称为资本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者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12](p722)生产规模的扩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劳动者的储蓄要想参与到大规模生产领域之中，通常只能通过购买股票、债券的形式，储蓄转化为独立的产业资本通常只是在小规模生产领域出现，例如餐饮以及传统的手工工艺。在互联网平台出现以前，储蓄向资本的转化并非以零工经济的模式出现，一方面一般居民对股票、债券的持有并不能形成对企业的控制权，这些资本并不能与自由劳动力结合从而像民宿、网约车那样受个人支配；另一方面资本在不同行业之间的进入退出仍然需要较高的交易成本，绝大多数资本进入一个行业就不再转出了。这种情况下，转入到新行业中的资本尽管可能处于金融垄断资本以及其他垄断资本的控制范围内，但并不需要依附于大资本数字平台。互联网平台的建立使得进入某些行业的初始资本以及成本极大降低，是储蓄转化为零工经济业态中的这种自有资本的关键条件，这一关键条件也造成了自有资本对平台资本的严重依赖。仍然以民宿与网约车为例，房子作为自有资产在较低的生活水平下，仅够满足劳动者家庭的居住，在积攒足够的储蓄之后可以换成较大的房子，这使得短期出租给他人居住有了一定的可能性，而互联网平台的建立使得房主能够以非常小的成本较为稳定匹配到租客，于是闲置的自有房间就成了能够带来收入的自有资本。同样地，只有有了一定的储蓄，劳动者才能够独立购买到网约车这种能够带来收入的自有资产，并在较低的交易成本下匹配到乘客。一旦离开了大资本数字平台，网约车、民宿就失去了运作赖以继续的条件，这就使得零工经济业态中闲置资产只有在平台资本的控制下才能成为运动中的资本。

第三，劳动力必须投入一定的零工劳动与这种自有资本相结合，这意味着劳动力实际上是在平台资本的控制下为平台企业创造利润。如果劳动者将储蓄转化为一定的资产而无须投入任何劳动，那么这种资产因为被他人管理而成了一种资本，这与购买股份从本质上没有差异，由于劳动者没有投入一定的劳动服务，这种闲置资源的利用不属于零工经济。仍以民宿、网约车为例，民宿订单的接受与处理，引导客户看房、入住，为租客提供必要的其他服务等都属于提供劳动服务。在产业资本领域，建造房屋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在商业资本领域，大量从事房屋出售业务的人员也投入了大量的劳动，零工经济业态中房主同样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务劳动，这种劳动服务以租客获得更好的住房体验为目的。有价值的劳动成果不局限于产品，还包括服务，民宿房主提供的劳动服务也创造了价值[13](p15-23)。同样地，网约车的所有者亲自提供载客服务，或者将车辆租给他人使用，而不是将车辆租给他人用于提供劳务。从表面上看，在这种资产与劳动结合的形式中，既不存在雇佣他人的劳动，也不存在受他人的雇佣，但实质上劳动者在运用自有资本的同时却在为平台企业创造利润，因为大资本数字平台最终必然会对民宿、网约车等的每一笔交易收取一定的提成。

（二）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平台资本
数字平台的建立需要高端先进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并且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通常只有在建成大资本数字平台之后才能在资本竞争中存续。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数字经济中，大资本数字平台的出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零工经济业态中亦是如此。在产业数字化领域，出资主体是原有的生产者，只是在数字化过程中受到大资本数字平台的影响；在数字产业化领域，大资本数字平台起主导作用，企业最为核心的资源就是数据生产要素。零工经济中的平台资本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大资本数字平台通常是互联网科技公司建立的。直播行业的主要出资者是建立并管理数字平台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例如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最早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移动互联网的企业之一，其旗下最早的数字平台是“今日头条”客户端，通过海量信息采集、深度数据挖掘和用户行为分析，为用户智能推荐个性化信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新闻阅读模式。字节跳动在2019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中排名第八，2020年1月9日字节跳动以市值5300亿元位列《2019年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第七位。但是人们对字节跳动的熟知度远远比不上今日头条、抖音、火山、西瓜视频等App，实际上后者都是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产品，此外Top Buzz、Vigo Video、Tik Tok、Hello等产品在海外则被广泛使用。抖音、火山、西瓜视频等都可以作为直播平台开展直播业务。仅就直播平台的建立而言，就需要消耗大量资本构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设备，投入使用并获益还需海量数据以及大量数字技术人才，这使得大资本数字平台往往只有处于高技术产业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才能做大做强。

第二，数字平台资本必须在不断地融资中扩张，才有可能占据优势地位。互联网科技公司通过不断地融资而得以发展，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2014年4月1日完成天使轮融资后，先后完成了A轮、B轮、C轮、C+轮、D轮以及E轮融资，其中E轮融资的投资方为腾讯，投资金额为40亿元，2019年7月17日斗鱼（DOYU）在纳斯达克上市。平台企业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这也使得平台资本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在竞争中存续，这种垄断倾向与数据生产要素的特点高度相关，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解释。一是数据生产要素具有典型的规模效应，少量的数据与用户无法起到盈利的效果，当数据规模逐渐增大时，加工、处理与管理数据的边际成本是递减的，甚至接近于零，但是数据的边际收益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是递增的。二是数据生产要素的通用性与范围经济。数据生产要素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至少在数据的收集上，平台企业不必局限于某一个行业的用户信息，而是汇集多个行业领域的一般数据，更大的消费者数据样本反过来提高了对消费者偏好进行捕捉的准确度，从而提升了对消费者的控制力度。这种跨行业、多种类的数据收集与加工，使得大数据生产要素甚至通用于数字经济全域产品的生产，大大扩张了范围经济的边界，提升了范围经济效果的强度。平台资本要想在竞争中充分发挥数据这种核心资源的规模效应、通用性与范围经济效应，关键的一条就是通过融资扩大资本规模。

第三，大资本数字平台通常并不与零工劳动力、中小企业签订长期固定合同。数字平台大资本广泛向各行各业渗透，涉及多个经济活动主体与经济领域，很难一一签订固定合同。以直播行业为例，除了少数主播与公会或平台签约之外，大部分主播都属于没有与公会或平台签订合约、直播时间非常零散的业余主播，签约的主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兼职主播，可以同时从事其他工作。对于兼职主播和业余主播来说，仅凭直播的收入一般不能满足主播的生活开支，主播还必须从事其他工作，兼职与业余直播是一种典型的零工经济，这种情况下很难将他们称为大资本数字平台公司的员工，也不可能签订固定的雇佣劳动合同。网约车、民宿等与数字平台之间的合同同样非常灵活，网约车、民宿本来就是想要通过数字平台进行宣传，这种合作关系类似厂商与广告公司之间的关系，网约车、民宿乃至中小企业完全有可能选择其他数字平台或者其他宣传模式，合同持续的时间通常取决于平台资本垄断实力的强弱。

第四，跨国数字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大型数字化设备以及大资本数字平台建立起来以后，数字公司总是不惜以巨大的代价形成垄断地位。谷歌2006年收购了油管网，2014年收购了筑巢实验室（NestLabs）；脸书（Facebook）2012年用7.15亿美元收购了13名员工的照片墙，2014年又以190亿美元收购了瓦次普（WhatApps）；微软2016年以262亿美元，超50%溢价收购了领英；亚马逊2017年以137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全食超市。起初这种垄断是在一国范围内形成的，后来则将数字垄断资本伸向全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巨型数字跨国垄断公司，将众多中小数字企业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企业变成自己的价值创造节点，榨取各个国家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数字资本不仅控制了劳动力，还将劳动力产生的数据转化为资本进一步形成剥削手段。巨型数字跨国垄断公司对数字技术落后国家造成了深远影响，在低成本乃至无偿占有落后国家数据资源的同时，也大量占有了零工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尤其是当跨国数字垄断资本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相结合时，这种影响更为明显，甚至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大决策。

（三）零工经济中的中小企业资本
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与数字平台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餐饮、小吃、生鲜以及零售店等通过美团、饿了么等互联网平台展开销售，催生了外卖行业；心理咨询、健康咨询以及教育机构等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疏导、引导以及辅导，催生了一系列线上服务行业。在平台经济发展起来以前，这些企业已经运营起来了，只不过只能进行线下销售或提供服务，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得快递员、外卖骑手、线上心理咨询师、线上辅导老师参与到这些企业的运作过程中来，形成零工经济。在零工经济业态中，这些中小企业资本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在这些行业中，企业的投资是核心，数字平台是作为第三方合作平台而存在的。例如，尽管推出美团外卖的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在2020年1月9日发布的《2019年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中以市值5500亿元位列第6，但是其资产与加盟美团的亿万家实体企业的资产规模总和不具有比拟性。在教育行业中，有些大型教育机构推出了自己建立的数字平台，如北京学而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了考研帮App，北京小船出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了作业帮App。这些教育类App与百度、58同城等通用型数字平台，成了众多补习机构、考研机构、考公机构发布招聘信息以及招生信息的重要场所，对于线上教育服务而言，投资的主体仍然是教育机构，而非数字平台。

第二，与这种资本构成相对应，零工劳动直接结合的主要是企业投入的资本，而非数字平台投入的资本。亿万家美团加盟店集中在产业资本部门，加盟美团外卖大大减小了产品销售环节耗费的流通费用，尽管外卖骑手的工资直接是由美团支付的，但是美团用于支付外卖骑手的工资来源于加盟企业销售额中的提成。因此，外卖骑手的零工劳动本质上是与加盟企业相结合，作用在了产品流通领域。教育机构聘请相关专业人才为学员授课，例如考研机构聘请在读研究生给考研学子辅导专业课，是一种典型的零工经济模式。在教育机构的零工化教学模式中，授课名师或研究生的劳动服务主要是与机构的资本相结合，数字平台虽然提供了关键信息与联络手段，但是真正使得学员与老师快速相匹配的是教育机构。老师的劳动报酬是由机构直接支付的，数字平台获得的只是机构支付的少量广告费。

第三，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对大资本数字平台让渡了自己的企业利润。短期来看，中小企业通过加盟大资本数字平台可以获得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维持企业的利润率，甚至高于原先的利润率。但是当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被纳入大资本数字平台中来时，中小企业之间在线上的竞争同样巨大，并在更大程度上挤压了线下消费。例如，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许多外卖的价格在加上配送费之后甚至低于堂食的价格。在较低的商品价格下，企业还要承担配送费这项成本，长期来看，绝大多数企业的利润率不会上调。根源就在于，尽管数字技术的发展大大减少了流通费用与交易成本，但是零工劳动力与企业员工创造的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转移到大资本数字平台公司，以至于平台企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企业获得较低的利润率，零工劳动力以及专职快递员、外卖员获得较低的工资收入。

四、零工经济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多重关系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资本更加自由地在各个部门之间流动以及竞争的充分展开，等量资本倾向于获得等量利润，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会受到垄断资本的阻碍。垄断资本在数字经济时代以新的形式存在，在小资本竞争加剧的同时，大资本的垄断也在加剧，零工经济中劳动力自有资本、中小企业资本与数字平台大资本处于不同的地位，获利能力存在明显的差异，使得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着多重关系。

第一，数字平台大资本有着天然的垄断倾向，甚至可以称为自然垄断。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大型互联网企业完全有能力同时占有多个数字平台，甚至这些数字平台涉及的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行业。扩大数字平台的成本远远小于重新建立起新的数字平台的成本，扩大互联网公司的成本也远远小于重新建立互联网公司的成本，这种边际成本极低的特征与自然垄断几乎无异，因此造成了少数互联网巨头企业占有大多数数字平台的局面。在近几年共享单车的角逐中这一点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16年底以来，成百上千的初创共享企业向各大城市投入共享单车抢占市场，共享单车的使用必须经过数字平台的管理，短短两年后只有哈罗单车、摩拜单车等数家企业存活，其余的或遭破产、或遭兼并。大型互联网公司通过建立具有垄断性质的大资本数字平台，在零工经济业态中具有最强大的获利能力。

第二，数字平台引起的资本、信息、员工等在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之间的充分流动，加剧了中小企业，尤其是以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为主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大资本数字平台虽然可以垄断数字的收集与处理，但平台组织仍需依赖非平台组织才能完成价值增值的过程，或者说数据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只有将数字收集、分析、处理得出的有用信息运用于生产性企业的运营决策之中，才能够创造出更强大的生产力，从而创造出价值。在大资本数字平台的控制之下，各个企业的运营需要迅速地运用数字技术以及数字分析技术，大平台可能缺乏足够的灵活性，这为小资本数字平台的创立和成长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大资本数字平台手中，大小平台始终处于动态的嵌套型层级结构和竞争中。零工经济业态中，各种餐饮业、微商、淘宝店家、家政服务、教辅机构以及小型数字平台处于激烈的竞争状态之中，同一行业各个企业的运营模式非常接近，产品存在细微的差别，资本在不同行业之间流动的障碍很小，企业的获利能力远不如大资本数字平台以及大型制造业企业。

第三，通过数字平台以自有资本进行经营的零工经济乃至一部分高度依赖于数字平台的中小企业接近于完全竞争状态，并且零工劳动力市场也接近于完全竞争状态。通过数字平台运营的民宿、网约车等，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具有较强影响价格的能力，客户的流动性非常大，而且只有通过数字平台对商家进行了解，民宿之间、网约车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商家只能尽力提高好评率。随着数字平台的不断升级与完善，民宿、网约车的数量急剧上涨，这也使得该种零工经济业态中商家之间的竞争更加剧烈。此外，零工经济中的劳动力无论是从事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对劳动报酬基本上没有任何议价能力。数字平台上有众多的零工劳动力供给，各项零工劳务的工资早已是约定俗成的了。例如，即使是像考研专业课一对一辅导这样的必须具备专业知识的劳动，在大数据平台的作用下，考研机构并不担心以这样的价格找不到专业课老师。这种接近于完全竞争的状态，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零工劳动者持久的低收入状态。

总结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的零工经济业态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多重关系存在以下特征。一是中小企业的雇佣员工不仅在为本企业创造剩余价值，还在为大资本数字平台创造剩余价值；二是零工劳动力在广泛利用社会闲置资源，减少产业资本流通费用的同时，也在为大资本数字平台创造剩余价值；三是大资本数字平台通过排挤、控制、并购小资本数字平台占据优势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除了平台企业内部员工创造的剩余价值之外，这些垄断利润主要来源于其他企业剩余价值的转移；四是跨国数字垄断资本趋向于建立数字霸权，获取数字弱国的剩余价值。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产业部门出现了零工化的现象。零工经济作为一种由数字技术发展兴起的新业态，在一定时期内仍有着继续发展的趋势，直到零工劳动大量被人工智能替代，这有赖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分层次分析零工经济业态中数字平台大资本、中小企业资本以及劳动者自有资本所处的地位，有利于进一步理清数字经济时代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过程，理清不同资本之间的垄断与竞争关系。就零工经济业态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而言，零工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更多地向大资本数字平台转移，中小企业与零工劳动力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一方面是大资本数字平台市场控制能力的增强，垄断利润的提高；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零工劳动力竞争压力的增强，收入的降低。这里从零工劳动力与大资本数字平台两个方面简要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对零工劳动力权益的保护力度。劳动者个人相对于企业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零工经济模式中的用人单位，尤其是大资本数字平台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其应当承担的部分责任，这时就应当更加提高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对于一些想要借助零工经济模式恶意规避用人单位必须承担的责任的行为，必须严格进行管制。必须切实保护兼职、自由职业者以及合同工这三类零工经济劳动服务提供者的合法利益，尤其是提高对零工经济从业者的个人保障，坚决打击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的行为。

第二，对大资本数字平台公司的监管要比对一般行业的监管严格，尤其是严格管制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控制地位以及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大资本数字平台公司有形成垄断的趋势，是市场监管的重点，但是不能过度限制数字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为了缓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劳资矛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政策的制定应当规范市场准入、企业合并并购、零工招聘条件等。在保障零工劳动力基本权益的同时，防止大资本数字平台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一些经营业绩优良的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尤其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让资源更加有效地流动。对于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而言，雇佣劳动不必通过固定的形式进行，零工经济雇佣劳动形式的灵活性不可否认地减少了交易成本，在提倡这种雇佣形式的同时，要清晰地认识到基于该种雇佣形式下资本与劳动的内在关系，并制定相应的市场规范，从而在发展零工经济的同时，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Friedmanan G.Workers Without Employers:Shadow Corporationsand the Riseof the Gig Economy[J].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Vol.2，No.2，2014.

[2]孙蚌珠，石先梅.数字经济劳资结合形式与劳资关系[J].上海经济研究，2021（5）.

[3]郑祁，杨伟国.零工经济前沿研究述评[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36（5）.

[4]谢富胜，吴越，等.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9（12）.

[5]崔学东，曹樱凡.“共享经济”还是“零工经济”?——后工业与金融资本主义下的积累与雇佣劳动关系[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10（1）.

[6]韩文龙，刘璐.数字劳动过程的四种表现形式及价值形成[J].社会科学文摘，2020（3）.

[7]王利君.我国分享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J].学术界，2016（12）.

[8]初浩楠，夏青云，等.零工经济中的劳动关系[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10（6）.

[9]杨滨伊，孟泉.多样选择与灵活的两面性:零工经济研究中的争论与悖论[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0，37（3）.

[10]闫境华，石先梅.数字经济时代竞争与垄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纵横，2021（3）.

[11]闫境华，朱巧玲，等.资本一般性与数字资本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江汉论坛，2021（7）.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石先梅.数字劳动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J].经济学家，2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