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走可持续减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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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走可持续减贫之路
□范建华，邓子璇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当前，我国已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步入以解决相对贫困为重心的“后减贫时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缓解相对贫困系列难题，实现脱贫减贫更可持续的重要方向和任务。作为扶贫的一线战场，乡村依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薄弱的板块，但与此同时，得天独厚的特色文化资源与原生态自然风貌是众多乡村最大的优势所在，探索特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和现代化转型之路，以特色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社会经济的协调有序发展和繁荣振兴，从根本上实现可持续减贫，成为新一轮减贫工作的重要路径选择。

[关键词]相对贫困；乡村振兴；可持续减贫；特色文化产业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式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十八洞村考察时创新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并将其作为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2015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将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深刻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大背景，党引领亿万人民攻坚克难，乘势而上，2020年底已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华民族存留千年的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局面得以历史性地扭转和破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然而贫困问题却是一个长期困扰和制约人类发展的世界性难题，现阶段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代表贫困将不复存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贫困问题在新的时代又会呈现出新的形式和新的特征。虽然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依旧没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矛盾依旧突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使命依旧艰巨，因此“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1]。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与理想诉求。我国减贫事业已步入以解决相对贫困为重心的“后减贫时代”，今后该如何缩减贫富差距，遏制返贫和新贫困滋生，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政府、社会各界、脱贫人群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具有强烈政策导向性的问题。

地域自然空间的分布差异，造就我国东中西部、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在生态风貌、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上的明显分化，并进一步导致中国贫富区隔的等级划分，作为扶贫脱贫的一线战场，乡村依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薄弱的板块。当前乡村发展的困境既体现在经济产出、就业、居住等方面的发展不充分，还表现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等层面的发展不平衡[2](p32-40)，而且乡村深层次不平衡不充分的表征呈现出向西部、老少边穷地区演进和集聚的态势。虽然地理区位偏隅、人口分布松散、抵御灾害能力弱是乡村天然的显性劣势，但依托于一方水土条件，乡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与生存环境长期调和过程中创造传承下来的凝结着乡土文化、民族文化、革命文化、生态文化等多元文化特质的在地资源，如人文生态景观、道德思想观念、精神生活传统、民间谋生技艺，则成为众多乡村最大的隐形优势，是极具地域审美个性和活态价值意蕴，区别城市和其他地区乡村的显著符号标识。面对群众“等靠要”的惯性思维制约自主脱贫和长效脱贫实现，产业结构失衡引致返贫致贫风险加剧，创新动能转换滞后减缓乡村振兴发展进程等复杂现实境遇，立足本土异质性资源禀赋，活化历史文脉，聚力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现实需要。一方面，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本身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特色文化产业承载着深厚的精神文明内涵、情感认同价值、传统文化基因，因此它又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以特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和现代化转型来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和乡村文化振兴，最终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解决贫困问题以实现减贫的可持续性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和鲜明的时代价值。

一、相对贫困是一个长期的话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2020年决胜脱贫攻坚战后，统计学意义上的绝对贫困问题虽已画上句号，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反贫困事业的终结，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前，相对贫困将成为贫困的主要形态并长期存在，新时代贫困的衡量标准也从单一的经济维度扩展至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面向，聚焦于缩小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p3](18-27)，破解各层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以增强人民生活的满足感、幸福感，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减贫实践是一个漫长、持续、渐进的过程。

（一）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中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若按照2010年我国设定的贫困标准（每人年均收入2300元）来计算，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农村贫困人口达7.7亿，贫困发生率为97.5%[4]，贫困广泛分布在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改革开放后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发式扶贫方针，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滴灌式的精准扶贫战略，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不懈奋斗，2020年底中国如期实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目标，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和绝对贫困的社会难题得以有效根除。经过四十余年的扶贫开发与建设实践，广大农村地区落后风貌显著改善，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大幅提升，从2013年的6079元增长至2020年的12588元，“两不愁三保障”已全面实现[5]；“水、路、电、网”等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水平提档升级，设立公共图书馆的国家贫困县占比98.1%，有综合文化站的乡镇占比99.4%[6]，不断补齐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短板；贫困群众精神风貌与文明水平焕然一新，求学求进意识、就业创业意识、文化自觉意识、现代创新意识保持向上向好态势；产业扶贫覆盖率大幅提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基础更稳固，内生可持续发展动力更强劲……从当代意义来看，这一反贫困的伟大实践，为从根本上消除贫富两极、城乡二元、阶层分化等社会症结，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新期待，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堆砌了坚实的根基。从世界贡献来看，我国脱贫攻坚成效加速了全球减贫进程，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显著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的版图，并积极开展国际减贫援助与交流合作项目，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与各国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5]。

（二）减贫的艰巨性与长期性
2020年后绝对贫困的消除意味着缓解相对贫困任务的接续，相对贫困并不必然反映在绝对收入上，而是具有相对性、多维性以及风险性等特征[7](p120-127)，与绝对贫困关注基本生存生活需求相比，相对贫困更关注区域、行业、群体间多维度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以及贫困主体的情感诉求和主观感受，体现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实现这一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之间的差距上[8](p16-19)。贫困的发展动态性、地域差异性就决定了破解相对贫困问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贫困的发展动态性主要体现在脱贫和返贫的动态化，一方面从我国制定的贫困线来看，我国现行贫困标准2.3美元/天仅略高于世界上15个收入最低国家贫困线均值的全球极端贫困线1.9美元/天[9]，若依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改善来提升贫困标准线，则意味着贫困人口的重新涌现和贫困问题的深化凸显；另一方面，受地理区位、要素禀赋、发展机遇等因素影响，众多贫困地区脱贫增收渠道依赖外出务工及政府扶持[10](p36-42)，自主产业根基尚浅，产业结构单一，加上农业本身具有天然的弱质性、低回报性，而发展特色产业“弱、小、散”的特征明显，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仍未充分激活，当遇到自然灾害、突发事故、市场波动等风险，尤其是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倍增、中美贸易关系恶化的严峻形势下，部分脱贫地区、脱贫人群因为自身条件制约、成长能力脆弱，很可能出现重返绝对贫困或拉大相对贫困的风险。

贫困的地域差异性体现在区域、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现象，收入差距和消费结构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最直观的指标体现。从区域居民收入差距来看，2019年隶属东部地区的北京市、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近7万元，10省市中仅有河北省和海南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3万元，中部6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万元至3万元之间，而西部12省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内蒙古自治区刚达3万元外，其他省区低于2万5千元，其中西藏自治区和甘肃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万元，东中西部居民收入呈现出阶梯式滑落态势；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从2014年到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6倍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向小幅度收窄；从城乡消费支出来看，从2014年到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倍以上；从居民人均支出结构占比来看，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对医疗保健、交通通信、食品烟酒的支出占比高于城市在这些消费层面的支出占比，而教育文化和娱乐上的支出占比低于城市[11]。根据2020年数字中国指数分析，我国数字文化消费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东部沿海省份数字文化消费保持领先，中部省份处于第二梯队，西部地区增速大幅跃升[12]。自然地理、历史背景、资源禀赋的不同，造就了城乡在经济发展方式和大众生活模式上的分野，尤其自工业化以来，城市成为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教育文化科技中心，是一个以要素集聚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社会形态，而乡村则是相对依附自然、结构分散的原生社会形态。市场体制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统筹发展在为乡村输送更广泛的市场资本和社会福利的同时，也加剧了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动，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涌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作，造成村落空心化、老龄化以及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系列社会问题。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长期客观存在，两者在现代产业体系、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文化传承创新等层面的鸿沟颇为明显，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明理念共契交融的冲突在乡村也更为集中。

（三）文化贫困是更为艰巨、更难解决的贫困
贫困的样态多元性决定了贫困内涵界定上的复杂性，在后减贫时代我国的贫困问题不仅仅聚焦于物质生活维度，还延展至社会公正、精神文化、教育培训、生态环境、信息科技重要维度，其他制约人全面自由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因素均可纳入贫困研究的范畴。相对贫困也表现为文化资本薄弱及长期处于贫困文化中的生存心态问题[13](p31-38)。作为物质贫困、代际贫困的深刻根源，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是社会经济变迁中长期沉积的复杂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也是阻滞社会生活前进的巨大力量。“贫困文化”的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首次提出，他认为贫困文化是一种拥有自己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14](p19-25)。贫困文化是一种精神贫困形态，长期生活在资源匮乏环境中的群体因难以跳脱自身低质僵化的生活境况，会形成安于现状、被动消极的心理趋向，并渗透和映射于他们的日常生产实践、行为习惯、思维认知、知识体系、信仰模式、道德观念中，在封闭小圈层的人际互动交往间沿袭和深化。这种生活方式一旦形成，人们便很难突破原有发展意识将自身融入当代社会主流活动和现代市场活动中，从而陷入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恶性循环的泥沼。脱贫攻坚时期接受政府输血式经济帮扶的贫困户虽短期内摘除了穷帽子，但部分群体潜意识中仍存在着对政策福利的依赖，“等靠要”“以逸待劳”的消极思想依旧存在，内心缺乏自主发展的奋斗精神和坚定信念。破除贫困文化的束缚，需要将外在制度改革与内在结构优化有机结合，通过重塑贫困群体的劳动自觉和文化自信来激发地方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力。“文化贫困”标示的是特定文化的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状态或特征[15](p133-135)，新时代的文化相对贫困突出体现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文化市场供给之间的结构性错位以及城乡文化发展不均衡、乡村文化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上。在人民生活从基本温饱迈入全面小康的美好图景下，大众的文化消费能力、意愿和理念发生了新的进阶，启迪心智、陶冶心性、浸润心灵成为衡量精神文化需求满足程度的重要标准，而当前我国低层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过剩，IP创意类、泛在智能类、诗意文旅类、民俗美学类的文化精品有效供给不足，如何打破文化产业常态化发展范式，以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创新实现供需高效对接和动态平衡成为缓解文化相对贫困的内在要求。此外，长期以来乡村建设的主基调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生产生活条件，文化建设则作为经济建设的附属伴生形态加以铺开和实施，是乡村发展的关键短板和薄弱环节。道德滑坡、盲目守旧、城市崇拜、人心涣散的精神疏离危机，城乡要素双向非均衡流动下特色文化遗产走向濒临失传边缘的乡土文化困境，场馆形式单一、数字资源匮乏、脱离实际需求引致的公共文化服务滞后，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意开发和现代转化能力薄弱制约特色文化产业升级成为乡村文化发展不充分的典型体现，文化贫困复杂性与在地文化多元性叠合交织的局面在乡村尤其明显。

从本质上来说，相对贫困的解决，根本上是解决人的精神风貌，培育人的精神气质，因此，这是一个比从物质需求保障上解决绝对贫困更加艰巨、更加漫长的世界性难题，充分认识其复杂性、艰巨性、长久性，是我们坚持可持续减贫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可持续减贫的有效路径选择
202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从政策层面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缓解相对贫困系列难题，实现脱贫减贫成果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新起点。乡村振兴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统筹协调和宏观引领的主导职能，但最关键的在于充分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产业动能，调动群众自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植根乡土大地的特色文化产业，正是提振乡民精气神、焕发乡村新活力的能量之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不仅可以拓宽乡村产业的发展半径，加快乡村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向，还可以助力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唤醒更广泛群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成为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路径，因此利用特色文化产业促进乡村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繁荣振兴，是新一轮减贫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特色文化资源与原生态自然风貌是众多乡村最大的优势所在
乡村是中华传统文明和民族灿烂文化的孕育之地，也是看得见青山绿水，离自然最近的田园栖息之地。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通过生产生活实践和社会往来互动积淀了丰厚的乡村文化资源，除了共性意义上的传统农耕文化资源，如“天人合一”“修齐治平”“和而不同”的生态哲学思想以及祈福祭祀仪式、节气农耕活动、农业文化景观外，还有因地貌地势、自然环境、族群迁徙、历史演进差异在各自社会空间和文化体系中形成的具有高度识别性的地域特色文化资源，包括物质形态的文物古迹、传统村落和非物质形态的民间信仰、村规民约、工艺美术、节庆礼仪、文学艺术、民俗歌舞、服饰饮食等，在传统农业资源和工业资源无法接续乡村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特色文化资源已然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和先进生产力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镶嵌着民众的巧思智慧和创意理念，是最易进行市场价值孵化与审美功能再造的活态文化资源，当前我国有近90万项非遗资源[16]，国家级非遗项目共1372项，其中42个非遗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7]，居世界第一，而大部分非遗文化发端于民间，根植于乡村沃土。我国农村幅员辽阔，南北不同，东西有别，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区的原住居民在长期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风格迥异、个性鲜明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凝结着深厚的集体智慧、情感与记忆，反映出世代民众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信仰，是乡村自身最具生命力和辐射力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本，更是践行乡村振兴这一重要战略的活水源泉。老少边穷地区是农村贫困人群的典型聚集地，但也由于偏远落后保留了原真完整、古朴神秘的生活形态和文化底色，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北部、西部的边疆地区，众多民族千百年来发展和传承了内容丰富、特色浓郁的文化风俗，在吉林，中国朝鲜族农月舞、伽倻琴弹唱、长白山满族剪纸、满族说唱艺术八角鼓等民间艺术瑰宝百花齐放；在新疆，柯尔克孜族的民间文学作品《玛纳斯》、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哈萨克族对唱曲艺“阿依特斯”、锡伯族西迁节等成为地方文化的艺术宝库；在云南，以“金木土布石”为核心元素的工艺美术、泼水节和桑康节等少数民族节庆活动、《云南印象》原生态歌舞演艺异彩纷呈；在青海、四川、西藏、甘肃等地，英雄史诗《格萨尔》仍以说唱和歌舞的形式广为流传，展现着藏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情怀[18](p69-76)。此外，闽西南、陕甘宁、湘鄂西、左右江、沂蒙山、大别山等革命老区蕴藏着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如革命历史遗址、红色民俗节庆、革命歌谣列传、革命道德传统、英雄主义精神，是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自由与解放光辉历程的深刻反映，也是感召新时代人民秉承革命信仰、赓续红色基因的鲜活力量，具有独特的精神形塑价值和产业开发价值，激活乡土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革命文化成为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原生动力。此外，大众潜意识里镌刻着对走出固有文化圈层和居住空间寻觅生活新体验的憧憬期待，在都市生活节奏紧绷、人心疏离氛围的遮罩下，乡村成为人们舒缓压力、陶冶心境、体验美好生活的理想之所。乡村清新醉人的空气、充满生机的原野、溪流环绕的山林……既是生态宜居的最佳选择，更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康养度假的极佳去处。原生态自然风貌与人居图景是乡村特色鲜明的核心吸引力，无论是黄土高坡沟壑雄奇的原始风貌、雪域草原牛羊欢腾的天然图画、海滨半岛水天一色的旖旎风光、江南水乡田园牧歌的诗意景致，还是乡野“耕读相伴、不争朝夕”的生活纹理、“亲邻和睦、淳朴温情”的传统民风都是对忙碌城市生活场景的有益互补与正向协调，能满足时下人们对返璞归真、生态栖息自然之境的追求，触发人们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乡村情怀和乡愁情结。地景和文脉的双重合璧和互嵌共生可以凝聚起强大的势能，为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源泉和内核动力。

（二）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乡村文化振兴和可持续减贫的内在现实要求
抛开经济发展的逻辑，离开大众生活的场域，再优秀的文化资源都极有可能遭遇闲置、废弃甚至消亡的风险，特色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运用创意、技术手段萃取地域特色文化的先进因子，通过现代化开发运营可以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自我革新和价值再造。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大批青壮年人群离土离乡进城务工，乡村社会呈现出“主体流散，村落空心，文化式微”循环流转的格局，乡村内部主体的积极离场与当代城市文化的强势进场，造成乡村原本脆弱的文化生态系统愈加失序失衡。大量人口的流出，阻滞了民间节庆、价值信仰、乡风礼俗、手工技艺等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延续之路，城市文化、西方文化的持续碾压，带来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的日渐式微和边缘化[19](p86-96)，与自然长期共处中形成的生态哲理、宗族集体仪式活动塑造的伦理哲思、因地制宜立寨建屋透射的审美倾向正经历被新兴外在力量重构更替的境遇，乡村传统文化的基因谱系面临着断裂进而断代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对乡村文化所处现实困境的积极应对与有效纾解，特色文化具备内生的溢价增值功能，通过创新文化生产方式获得显著的经济收益回报可以扭转乡民为求生存背井离乡的主流趋势，以在地就业和体面就业重塑群众的乡村振兴主体地位，凝聚乡村内源式发展的力量。此外在文化生产循环过程中，乡村文化本身也将去粗取精、推陈出新[20](p92-100)，剔除文化中封建糟粕、不合时宜的消极元素，存续传统优秀、开放包容的积极元素，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现代元素，在保留原真特色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吐故纳新和自我系统的迭代升级，以更强劲的生命力颠覆“乡村文化即为落后文化”以及国外对“中国文化贫瘠”的偏颇认知，融入全球化、数字化变革的新时代。从另一维度来看，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治愈乡民精神荒漠化、阻断贫困文化代际传递的根本要求。作为产业发展的主体，乡民通过文艺创作生产、特色小镇和传统村落保护性开发活动的参与，不仅能唤起内心深处的文化记忆、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强化对本土文化的守护依恋、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憧憬，形成更加自信的人生心态和文化自觉，还能将规模经营、品牌营销、市场管理等现代化发展理念注入脑海，实现群众思维模式从封闭保守到开放创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蜕变，以及自我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文化品位从低级向高级的进阶，更能以文化多元表达和多样式呈现满足乡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涵养出淳厚博雅的文化气质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姿态。在未来坚持走可持续减贫之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中，通过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使乡村吸纳更多的脱贫人口就地就业，可以预防返贫，增强反贫困力度，找到减贫的核心抓手。

（三）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乡村产业振兴和可持续减贫的重要实现路径
产业振兴是解决乡村一切问题，实现乡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长期可持续减贫的根本保证。当前广大乡村地区仍面临着产业基础薄弱、发展方式粗放、质量效益偏低、产品同质严重等产业发展瓶颈，在传统单一的种养殖业因抵抗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弱，周期长回报慢难以实现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深度挖掘乡村的多元价值，依托地方区域特色和本土资源禀赋拓展新的产业形态成为推动产业振兴、增收富民的正确方向。特色文化产业作为附加价值高、资源消耗少、发展潜力足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本身便是深化乡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引擎和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柔性力量，其保持自我调节、自我创新的动态特性能重构乡村传统的产业发展逻辑，引导乡村整体产业链和价值链向高端层次延伸递展，对乡村历史文脉的挖掘和阐释能提升乡村传统的产业发展风貌，构建乡土气息浓郁、地域特色鲜明的“一村一品”新版图，对网络、智能、数字技术的优先吸纳能更新乡村传统的产业生产模式，加速产业形态的深度变革和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特色文化产业也是一个具有较强渗透性和关联性的产业，与多个产业存在天然耦合关系，具有跨界融合的深厚基础和广阔空间[21](p42-48)，通过一二三产业间的要素多向流动和资源互补整合可以拓展乡村产业的功能边界，催生新兴的特色产业形态，推动乡村产业内部结构的持续优化。将乡村文化中极具民族民俗风情、农耕文明特色、绿色生态价值的元素植入田园景观、农事活动、农产品加工和包装、餐饮民宿等相关产业中，经过创意、人文符号的修饰，单一功能的传统农业生产可以转化为一二三产业互融互动的农业休闲旅游，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从而助力乡村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多维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说，特色文化产业不仅是重塑乡村产业特色化、品牌化、差异化发展格局的加速器，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乡村经济高质量、多样化发展的催化剂。从城乡一体化视角来看，作为乡村诸多产业中最易吸纳集聚城市优质资源和先进生产要素的产业类别，特色文化产业能够以其独特的产业增值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缓解城乡在资源配置、产业体系、文化供给等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进就地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与此同时，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还能遏制在城乡一体化浪潮中乡村被单一工业化覆盖侵蚀现象的产生，对在传承优秀文化、推动乡风文明、建设美丽家园基础上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具有高度的实践意义。

三、如何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以促进长期可持续减贫
虽然我们强调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在未来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减贫中的重要作用，但我们也要清晰认识到，目前我国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文化资源势能转化为文化资本动能的内在力量疲软，劳动力、土地、资金、数据、技术、文化IP等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进程滞后压缩产业发展空间；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审美艺术尚停留在浅层逻辑对接阶段，创意上乏善可陈难以将历史与当代、传承与创新、时尚与实用完美地糅合于一体；特色文化产业与旅游、数字、金融、制造、休闲、康养、餐饮、建筑等相关产业之间横纵联合、交叉渗透的广度和深度不足，由此催生的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成长缓慢、基础不坚实；产业地域局限性明显，多数乡村文化企业仍停留在“划地为界、各自为政、粗放运营”的家庭小作坊发展模式上，文化传播力、市场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不够；由老辈艺人支撑的民间非遗传承链条正逐步松动滑落，大批青年人才离乡居城后，知识面较为狭窄、商业实操技能短缺的本土乡民成为产业发展的单一主体等一系列问题，如何针对性地完善弥补从微观要素到顶层设计各环节的薄弱之处，破解掣肘产业升级的难题，成为推动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并在更广范围内助力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减贫的重要现实考量。

（一）以资源活化释放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减贫
文化资源的活化关键在于深度挖掘其内含的精神特质和符号意蕴，通过市场运作、创意转化、科技驱动实现文化资源的活态保护传承和当代价值再造。识别乡村特色文化资源的本底是推动资源活化的前提基础，时代审美风尚的变迁、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汇，使诸多传统文化资源正逐步脱离民众视线成为遗落在墙角边缘的闲置资源，在这种现实语境下，亟须建构一套涵盖数量统计、属性分类、价值评估、特质提炼、规划方略在内的文化资源大数据体系，采用田野勘测、乡民访谈、文献搜集等形式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归纳整理，挖掘乡村社会蕴含的物质、制度、知识、理念等更深层次的东西[22](p20-31)，循着自然肌理、历史脉络、文化记忆重新审视乡村特色文化的本真意蕴及其在新时代的多维价值。活化文化资源不仅要在回望中找寻陈列在广袤乡野大地上的文物古迹、民间习俗、文学歌舞、工艺美术，而且要在前行中探索文化资源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径，通过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推动资源功能的有序延伸和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对特色文化资源的生动演绎，一方面需要在采集和保留文化内涵特质、基因标识、身份符号的基础上，以现代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大众审美理想、艺术观念、价值取向融入生产性活动中，建立与时代精神之间的深切共鸣，从而成功实现文化资源的传统价值、内在价值向当代价值、现实价值的衔接转换；另一方面积极借助市场运作、创意设计和科技创新赋予文化资源新的生命活力，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文化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文化资源要素跨产业、跨区域的自由流动和重组聚合，又要通过创造性开发彰显资源的艺术特色，扩充资源的表达载体，引领特色文化资源向文化创意产业转化，更要依托信息科技将文化资源提炼成数字内容形态的生产要素，并在云端的文化数据服务平台进行市场流通和共享，以文化资源与其他关联产业的深度融合对接构建文化IP产业链，充分释放文化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增值空间。同时要特别注意，资源活化的内生动力来源于当地人民，他们是优秀文化资源的拥有者、传承者和保护者，更是资源活化和创新发展的原动力，一定要把资源活化与当地解决相对贫困这一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密切地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减贫的重要抓手。

（二）以文旅融合促进产业业态的创新升级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减贫
跨界融合是适应时代发展进步和社会多元化消费需要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自身寻求创新发展、推动产业结构提档升级的内在诉求。与一般文化产业相比，特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互动共振关系更为明显[23](p82-92)，无论是物质形态的历史遗迹、传统村寨还是非物质形态的民族民俗风情、民间手工技艺，这些特色文化标识都是旅游产品创意设计和生产的核心内容元素，是破解景点城市化翻新、同质化严重、旅游文创商品稀缺现象的重要砝码，同样旅游项目能为特色文化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对外传播及发挥特色文化的社会经济双重效益提供有效市场平台，功能互补的特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通过双向融合渗透能催生特色文化旅游新业态，从而引领特色文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强产业发展潜力和竞争优势。为此，一要推动传统文化元素与旅游消费业态的深度融合对接，开发设计历史遗产游、红色研学游、影视基地游、民族风情游、主题公园游、原始村落游、宗教朝觐游、文旅演艺游等一系列新业态，实现产业空间延伸和文旅形式创新。二要推动生态自然风貌与文化旅游业态的深度融合对接，充分发挥梯田、花卉、茶林、果蔬、桑蚕等农业资源及云海、草原、冰雪、雨林、戈壁等地域特色自然资源优势，借助于创意艺术思维打造休闲农业游、生态观光游、康养度假游等极具个性化、体验式的现代乡村休闲旅游业态。三要提取民族民间吉祥图案、图腾符号、神话传说、英雄人物、建筑装饰、服饰纹样等非遗文化符号移植到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的全环节中，采用传统手工技艺及现代生产工艺创作出表现形式多样、匠心意蕴深厚、契合时代审美的文创艺术精品。另外，以现代科技手段赋能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智慧化发展，运用VR/AR虚拟现实技术虚拟复原再现已经消亡或处在脆弱边缘的文物古迹、非遗技艺、歌舞节庆、服饰发饰、历史人物，通过沉浸立体式的场景体验让游客感知故事背后的历史情境，开启一段跨越时空的探秘之旅，消费者还可“身临其境”360度纵览景区景色[24](p51-60)，提前精准定位并确定自身感兴趣的景点所在地；运用AI技术进行实时客流预判、统计、监控和管理，增添景区智能导览系统、智能机器人，为游客提供智慧问答互动、线上购票、文化历史讲解、景点区位导航等高效、智慧化服务；将5G+AR、声光电、全息数字投影等前沿科技与山水实景、建筑古迹完美融合，通过创意设计提炼乡村特色文化的精髓，打造集观赏、互动、体验、巡游于一体的文旅沉浸式演艺项目，丰富传统舞台艺术的表现方式和呈现形态。文旅融合不仅能实现乡村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生态环境三者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还能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创新，促进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从而为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减贫汇聚起新动能和新机遇。

（三）以空间突破推动产业布局的辐射扩散
文化产业与地理空间不应当只停留于一一对应的线性决定机制，而更应该是网络化多元化的互动机制[25](p174-179)。打破行政区隔和地域桎梏，推动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从局限性的封闭环境中跳脱出来，进入信息共享、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形成“核心集聚、圈层扩散、轴带引领”的产业空间布局，是扩增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规模、市场边界及品牌影响力的客观要求。首先，将闭门造车的手工作业个体户、家庭作坊式散户集聚整合、连点成片形成新的空间组织形态，如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模式建立产业化联合体以及打造以“工艺美术、文创设计、文旅规划、数字媒体、智能科技”为重点内容，集“培训、研发、生产、营销、展示”为一体的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通过共享空间内资源、人才、资金、数据、技术等要素的有机联动不断释放产业规模效应和乘数效应。其次，推进特色文化产业在城市空间和海外空间中延展渗透。城市作为人气、财富、需求、资源、知识最为富集的中心之地，能为乡村特色文化承续传扬、品牌出圈以及市场价值兑现提供最便捷有效的通道，可以探索传统工艺、技艺、曲艺、游艺、舞蹈、音乐、美术等优秀非遗资源及产品与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剧院、音乐厅、电视台、主题乐园、休闲街区、商场等城市公共空间的融合对接，鼓励乡村非遗工坊、专业合作社、园区企业与城市文创功能区建立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等不同维度上的战略合作互惠关系，积极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向高端创意产业转型升级，从根本上扭转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与城市发展疏离的现象[26](p133-138)。另外，通过参与国际知名节会、文化交流活动展示和推广我国非遗相关产品，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团赴海外艺术展演，并借助官网、社交平台推出线上非遗展演活动，提升非遗等特色文化产品在海外的可见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再次，以“大文化”的定位、以“文化线路”的形式有效整合配置沿线区域的优势文化资源，将地缘相近、文脉相承区域的特色文化产业关联聚合起来，形成跨区域合作和带状化发展格局的特色文化产业带[27](p78-88)，如长江文化产业带、黄河文化产业带、大运河文化产业带、西北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西南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带、藏羌彝特色文化产业带等，促进特色文化产业跨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此外，突破所处的常态式现实物理空间，拓展特色文化产业与虚拟数字空间沉浸交织的新局面，例如经由微博、短视频、微信、今日头条等社交媒体的编码修饰，乡村诗意生活图景、田园旖旎风光、特色民居风貌、民族习俗风情等生态人文场景可以转化为实时新闻、图像、视频形态在数字平台广泛传播，唤起人们对文旅消费的潜在意识[28](p74-81)，还可探索非遗线上营销推广的商业盈利新模式，支持境内外电商开设非遗文创作品售卖专区，通过非遗专场直播分享非遗背后的传承故事并带货更多充满新意和惊喜的国风好物，让互联网时代的一切科技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和减贫脱贫的有力武器。

（四）以人才引培凝聚产业主体的多元力量
高精尖人才稀缺一直是制约乡村特色文化精神价值延续和经济价值叠升的核心问题，在代际隔阂、兴趣转移、收益浅薄诸多因素的交织下，传统手工艺血缘传承和师徒传承链条出现断裂消解的困顿，在许多地区老一辈乡村能人肩负重任成为非遗传承与开发的单一主体力量，而不少传统工匠受制于自身学历与阅历，对特色文化传承停留在技艺层面，创新与劳动之间出现了断层[29](p75-80)，难以用现代思维开拓市场空间。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亟须培育具备技能、知识、创新特质的复合型文化劳动者，构建“以本土能人为核心，以新乡贤和专业运营团队为两翼”三位一体协同发力的人才引培机制。本土文化能人生于乡村，长于乡村，不仅对乡土文化最熟悉，拥有较高艺术鉴赏素养和高超精湛的技艺，内心深处积蓄着传扬族群文化、参与社会公益、为乡村谋发展的澎湃热情，而且与乡民群众最贴近，具有广泛的人际交往和较强的领导管理能力，对召集广大乡民参与特色文化产业实践、成为自我发展主体起着先锋带头的示范作用。激活本土文化能人的领跑效应，最关键在于建构一种本土能人实现自我价值和理想身份的生产生活范式，给予本土能人更充分的参与权、话语权、资金扶持以及外出学习锻造的机会，支持非遗传承人以外聘导师的方式与国内外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长期教学合作关系，通过开展非遗专项研修班、工艺实操公开课为非遗传承与创新队伍源源不断输送后备青年人才。新乡贤既包括扎根乡土的贤人志士，还包括在外求学从商但依旧心系家乡，用嘉言懿行为家乡发展建设做贡献的精英人才，他们往往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城市阅历和技术特长，与家乡存续着深厚的情感联结[30](p105-110)。各地应弘扬乡贤文化，以乡情乡愁为纽带，鼓励新乡贤荣归故里，在乡投资兴业，为家乡文化建设、乡亲增收致富献策出力，如2018年3月在新乡贤、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支持下贵州省雷山县报德苗乡苗族艺术馆众筹项目正式启动筹办，从重建乡村文化空间入手，探索苗族特色文化向文化创意产业、文旅产业转化的新路径。受限于一方地域视野，乡村特色文化内涵价值的创意阐释除了需要本土能人、新乡贤引领带动外，也需要专业运营团队的配合协助，邀请具有先进规划理念和经验的专家顾问深入乡村，因地制宜开展整体战略布局、文旅指导规划和品牌设计，在三方人才的协同联动下促进民间优秀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减贫的核心要素和根本保障，只有发挥各类优秀人才的聪明才智，聚合各类人才的能力优势，才能为乡村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出力出智、出思想出成效。

四、结语
总之，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以后，我国减贫事业已进入缓解城乡相对贫困以及经济、文化、生态等多维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新阶段，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以乡村经济繁荣、文化赓续和社会进步保障减贫脱贫成果可持续，既是消弭城乡、区域发展鸿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条件，也是消除相对贫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需要。乡村拥有淳朴自然的原生态风光和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尤其在中西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潜藏着众多极富地域个性和民族色彩的特色文化资源，这些散落在乡土大地上的文化瑰宝正是乡村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本。乡村特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不仅可以在社会效益层面复兴绚丽多彩的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重塑乡魂乡情，还能发挥其联动辐射效应，激活农业多功能性，在经济效益层面带动乡民增收致富，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可以说，对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既是推动产业自身提质增效的本质要求，也是加快乡村产业结构迭代升级和文化内核创新裂变的重要抓手，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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