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治理视域下农村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实践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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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治理视域下农村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实践路径研究
□许小玲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摘要]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理念和系统分析框架，对于推动脆弱且调节能力差的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韧性治理与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在价值取向、治理主体及治理机制上具有高度契合性。韧性治理视域下农村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实践路径，需要构建经济韧性、环境韧性、社会韧性和文化韧性相结合的有机韧性治理结构，以此为出发点，通过产业内涵发展、精细化生态治理、多元属地社会组织培育、繁荣乡村文化产业等举措，形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关键词]韧性治理；贫困地区；乡村文化产业；乡村振兴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为农村社会建设方向和发展目标做了精准规划，也对农村未来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作为关系中国农村发展甚至是中国改革发展的两大重要战略部署，具有基本目标的统一性和战略举措的互补性。前者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者立足于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农村贫困地区是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短板和农村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和乡村有效治理是提升我国乡村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如何在脱贫攻坚基础上提出乡村振兴的路径和策略，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对提升贫困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和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政策成果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对于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既有文献主要聚焦两个层面。一是围绕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目标及实现路径的研究。魏后凯认为乡村振兴是包括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在内的全面振兴，进行乡村振兴必须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从发展机会塑造和发展能力培养来培育贫困治理的内生动力[1](p2)。比较不同主体主导的振兴方式后，唐任伍等发现乡村集体主导的振兴方式比政府、市场资本主导的振兴方式更有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2](p64)。二是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视角出发，提出二者的衔接路径及未来工作方向。汪三贵等指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目标上相连、在推进上接续，二者在体制机制上具有共同性，在政策体系上具有互融性，但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上存在一定差异[3](p6)。郭晓鸣等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关键时期，要将聚焦个体发展转变为支持多元主体合作发展，将日常性帮扶措施转变为常态化民生政策，将福利性政策转变为提升乡村能力的发展性政策[4]。张琦提出，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交汇的特殊历史阶段，要坚持精准扶贫思想，分阶段、分地区有序推进，2020年以前着力在观念衔接、规划衔接、政策衔接三方面下功夫，继而在2020年以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5](p85)。龚冰等以全国第一个脱贫摘帽县兰考为研究个案，指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主要在巩固脱贫成果、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县域治理体系现代化等几方面下功夫[6](p59)。李静则认为在稳定脱贫质量、防止返贫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应该在工作体系、工作方法、工作内容和工作重心四个方面努力[7]。

上述回顾难免挂一漏万，但整体而言既有研究更多将关注点集中在现实和经验层面，为脱贫攻坚后乡村振兴提供了一定方向和借鉴。但与农村其他地区相比，现实中贫困地区往往表现出振兴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致贫原因复杂、现代社会组织缺乏、政府社会管理落后等特点[8](p112)，面临的风险和脆弱性更大，因此，需要从增强贫困地区风险抵御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出发，在系统化治理思维引导下，提出有针对性的乡村振兴实践路径。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理念和系统性分析框架，与传统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有较大区别，它将社会风险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致力于高风险社会中的韧性建设，不仅注重系统遭遇风险后的适应和调节过程，更注重系统生产生活能力的再造与可持续发展。韧性治理理念可以很好解释高度复杂、脆弱和调节能力差的乡村发展过程，能够为农村贫困地区风险应对和乡村振兴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新的治理思路，创新推进路径。因此，本文基于韧性治理的分析框架，着眼综合性和系统性，探讨农村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推进路径，分析贫困地区韧性治理逻辑，从贫困地区风险应对、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为提升贫困地区乡村治理能力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韧性治理的理论架构及实践演练
韧性治理早期主要运用于工程领域，后来逐渐扩展到生态学和社会领域，近些年来，公共管理视角下的韧性治理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秉承风险与发展共生共存的理念，要求治理体系在复杂多元的风险情境中实现结构调整和功能优化，这为乡村振兴中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我国农村地区贫困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理论。

（一）韧性的内涵及演进脉络
“韧性”概念源于19世纪50年代的机械学，用来表示物体受到外力作用变形后恢复到原来状态的一种特性[9](p1730)。英文“resilience”在中文中常用的翻译是“韧性”，通常也被称为弹性、抗逆力或恢复力，用以描述各类主体面对外界风险和干扰时所具有的抗压、恢复和持续发展的能力[10](p17-18)。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Homing）将这一概念引入到生态系统。生态视域下的韧性认为生态系统与工程系统的单一均衡性不同，呈现出多稳态行，着重强调系统应对干扰及其在阈值内的缓冲能力[11](p12)，这种能力是系统得以持续生存的自我适应和自我修复能力。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系统及其演化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韧性”概念也被重塑，开始进入社会领域。联合国国际减灾署认为，韧性是一个系统、社区或者社会暴露于危险时，能够及时通过有效方式进行抵抗、吸收、适应并从影响中恢复的一种能力[12](p120)。2000年以后，“韧性”概念进入演进韧性研究阶段。演进韧性摒弃了对平衡状态的追求，更多关注系统的混沌性和非均衡性，强调持续的适应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创新能力[13](p50)。由此可见，韧性研究经历了从物理韧性到生态韧性再到社会韧性的演变脉络，与此同时，韧性的概念和内涵也从有序单一的特征发展到非对称的复杂状态。综合来看，对韧性的界定多元复杂，这些见解虽有差别，但都强调系统受到干扰后通过基础设施、生态系统以及社会治理要素等建设，使系统恢复到原来状态或达到一种新状态的能力。

（二）韧性治理的实践演练
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全球峰会首次将“韧性”概念引入到城市公共治理领域。公共管理视域中的韧性治理强调“多中心”和多元主体的治理结构，指在社会系统中，通过多元主体合作，基于合作包容、政府协同的理念，共同应对内外风险，保持组织稳定，促进组织变革的一种治理方式[14](p140)。目前，用韧性理论对城市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韧性城市建设、韧性社区建设和城市公共物品脆弱性风险治理等方面。国外关于韧性社区治理的研究相对较早。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学者们将韧性治理引入社区环境和生态保护研究中[12](p121)。2012年，联合国减灾署启动了亚洲城市应对气候变化韧性网。2013年5月，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了致力于帮助全球城市增强韧性的“100韧性城市组织”，以抵御来自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威胁。2016年10月，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将“韧性城市构建”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城市新发展的核心议题。

比较来看，国内关于韧性治理的实践研究相对较晚，多以概念介绍、文献梳理为主，近年来主要以城市风险治理和公共物品风险治理为主。邵亦文、徐江从城市规划的视域出发，指出城市韧性是指城市系统和区域通过合理准备、缓冲和应对不确定性扰动，实现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等正常运行的能力[13](p51)。唐皇凤等从韧性城市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加强基础设施韧性、组织制度韧性、城市经济韧性和城市社会韧性四个维度勾画出新时代我国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15](p46)。何继新等以韧性治理效能为标准，以建立跨学科和包容性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体系为目标，提出从范围方式、主体结构、过程治理、法律规制和监督及能力等方面提升城市公共物品治理效能[16](p169)。近一两年来，韧性治理研究开始向贫困治理领域迈进。李博基于韧性治理的基本逻辑，从脱贫成果巩固中主体韧性、客体韧性、载体韧性三方面，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的巩固进行了研究，提出制定返贫预警机制和防贫政策体系，通过乡村振兴和社会综合治理巩固脱贫成果的韧性治理路径[17](p172)。既有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

三、韧性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多元契合
韧性治理强调系统在面对特定风险中回应和恢复的能力，而农村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实现后，在生计方面仍将会面临一定风险，只有增强其抵抗风险的能力，才能帮助贫困地区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最终走向乡村振兴。因此，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韧性治理之所以能为中国贫困治理机制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提升贫困地区风险应对能力，改善社会生态脆弱性指明方向，源于它与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在价值取向、治理主体以及治理机制等层面的高度契合性。

（一）价值契合：韧性治理积极响应取向，是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根本所在
基于弹性、活力、包容的韧性城市为目标提出的韧性治理，强调在多元风险治理情境中，主体对外界风险的预判能力和处置参与能力，积极参与矛盾解决和问题应对，从而保障系统的稳定性和适应性。韧性治理这种积极响应取向契合了复杂多变风险治理环境的现实要求，是治理取向由被动应对到积极预防的转变，也反映出多元主体通过风险和危机沟通，采取合适的响应策略，以提高系统应付外部变化和维系自身利益的适应性，从而保障社会公众的生命安全和幸福生活的目标取向。由此来看，关注人的生命健康和自由发展仍然是韧性治理积极响应的核心[18](p71)。而乡村振兴不仅需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也需要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这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需求，满足农民需要也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诉求。贫困地区基于生态脆弱性，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把提高贫困居民的生存能力作为主要任务，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提高贫困地区的风险应对能力和响应效率，维护稳定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由此可见，在价值取向上，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实践中关注群众的生命安全和根本利益与韧性治理的价值取向不谋而合，既是对传统风险治理方式的创新，也为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

（二）主体契合：韧性治理多元主体广泛协同参与，是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力量源泉
基于社会风险和灾害的不确定性因素，社会治理环境变得复杂多变，治理过程中内生风险和外在风险随机而来，会对环境中各主体功能有效发挥产生障碍，这些障碍极易以主体的脆弱性表现出来。因此，韧性治理强调关注多元主体需求，建立合作包容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保障风险发生时，能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整合更多资源，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协同更多目标策略，发挥主体自组织能力。同时，强调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协同合作，为未来风险应对和动态治理过程做好前瞻性准备，实现基于协同治理的聚合效应，共同抵御风险和灾害。这对于未来的风险治理具有长远意义。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凝聚各种力量来推动。长期以来，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人才、产业等各类要素密集向城市集中，造成贫困地区内生动力不足。当前，贫困地区目前处在脱贫攻坚决胜阶段和乡村振兴起步阶段，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农村内生力量虽有提高，但完全依靠贫困地区自身来实现乡村振兴并非易事。因此，贫困地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同样需要多元主体间相互协作，立足于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的系统思维，协调好内生力量和外来力量的关系，塑造贫困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和主体性，注重参与主体在乡村振兴中提高贫困地区自主治理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乡村振兴统合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力量的实践与当前网络化治理策略高度一致。

（三）机制契合：韧性治理强调综合长效机制，是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持续发展的关键
韧性治理视域下的风险应对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把地方风险治理与韧性治理有效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和建立能保持有效管理和实现韧性治理的运行机制，从而为抵御各种风险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而贫困地区通过产业扶贫、生态扶贫、社会保障兜底、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等措施基本实现了区域性整体脱贫，随后将在巩固脱贫成果基础上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可以说，贫困地区脱贫成果的巩固需要乡村振兴的措施来强化，而综合长效机制的建设是韧性治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中，也需要积极调动农村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从多学科、多领域以及多主体的协作中形成综合长效机制。同时，各地根据具体情境，围绕乡村振兴中的资金、劳动力、人才、土地等核心要素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从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农村治理格局。体制机制的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活力所在，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突破口。综上所述，韧性治理强调的综合长效机制与贫困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创新具有高度契合性，它为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中的风险治理提供制度支撑，是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持续发展的关键。

四、韧性治理导向下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对农村社会主要矛盾的积极回应，而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不仅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剂良药，也是对脱贫攻坚成果的进一步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重点解决了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但脱贫后的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外部机会，更依赖贫困地区内生动力的支撑。贫困地区在物理空间、自然资源禀赋、社会资本等方面的脆弱性是贫困地区韧性治理的逻辑起点。国外韧性城市和韧性社区的理论和实践表明，韧性城市和韧性社区建设的关键是重视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同时强调立足城市和社区资本，通过创新经济发展来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和群体福利。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是一个涵盖经济、文化、环境、社会基础以及民生目标辩证关系的有机体。因此，韧性治理视域下乡村振兴的目标就是建设韧性乡村。建设韧性乡村要在经济文化资源开发、社会组织建构、环境空间生态系统开发等方面下功夫[2](p70)。基于此，立足乡村振兴的总要求，结合贫困地区基础条件，以降低贫困地区脆弱性，提升贫困地区社会风险应对能力为韧性治理目标，构建经济韧性、环境韧性、社会韧性和文化韧性相结合的韧性治理框架（见图1）。以此为出发点，通过产业内涵发展，培育多元属地社会组织，繁荣乡村文化产业，培育乡村共同体意识等举措推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及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形成。

（一）实现产业内涵式发展，加强贫困地区经济韧性
农村产业实现规模化经营和内涵式发展是增强贫困地区经济韧性的根本。现代农业是产业兴旺的基本方向，但是产业兴旺也并非是发展所有产业，而需要根据贫困地区物理空间和基础条件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实现农村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融合性发展。首先，重点发展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形成规模化经营。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中，结合地方资源特色优势，通过特色产业，帮助贫困户等重点人群实现了脱贫。在脱贫攻坚结束后，仍需立足乡土本色，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在特色产业规模化上下功夫做文章。其次，依托地区资源禀赋和特色产业优势，探索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普通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都可以成为产业融合的参与主体，依托农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围绕地方某一农产品加工和种养，进行向上向下的产业链延伸，提高贫困地区资源利用率和产业资源的协调融合。最后，加强对农村产业各经营主体的培训，提升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随着农村产业发展，新业态、新产业不断出现，物联网资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贫困地区的应用，为提升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活力和产业创新能力提供了契机。通过持续培训，帮助农村经营主体掌握新技术新方法，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对于有效避免市场风险，加强贫困地区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推进生态环境精细化治理，增强贫困地区环境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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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农村贫困地区乡村振兴韧性治理框架

部分贫困地区的脆弱性源自生态环境的恶劣。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贫困地区环境的脆弱性导致“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岀：“要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突岀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由此可见，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支撑点，也是实现生态宜居的前提和基础，巩固贫困地区环境韧性为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和文化韧性提供了保障。当前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存在治理理念模糊、治理权责集中化、治理结构碎片化、治理过程粗放化的样态[19](p158)，亟须推进乡村生态环境精细化治理，增强贫困地区环境韧性。首先，提高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生态环境治理意识。相比经济收入问题，贫困地区农民对生态环境问题关注度明显不高，而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基层政府也常常会在刺激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做出选择，但乡村生态治理的根本力量还是农民群体。因此，需要引导和发挥农民在塑造环境韧性中的主体地位，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穿农村发展的全过程。其次，结合贫困地区特色，从顶层设计上对乡村空间进行合理布局，做好乡村生态发展规划。在对农村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还要关注地区生态环境韧性的培育，建设绿色农业与美丽乡村，将青山绿水作为乡村的最大财富。最后，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完善农村农田水利、电网、道路、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农村社区的硬件建设，提高农村社区风险响应和应对能力。

（三）培育多元属地社会组织，发展贫困地区社会韧性
社会韧性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20](p6)。它包括人与人之间合作关系在内的社会整合力、居民信任度、人们的获得感等。借鉴国外韧性社区建设中对人的关注，强调个体在参与公共事务中培养居民间信任的经验，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中，需要通过培育多元属地社会组织，加强农民主体性建构，发展社会韧性。虽然来自贫困地区之外的社会力量能解决贫困地区的一些问题，但长效性较弱且成本过高。因此，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从聚焦个体发展转变到支持多元化社会组织发展上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首先，发挥乡村能人、经济精英的核心作用，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拓宽集体经济组织收入来源，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凝聚农户利益、共享乡村发展红利的载体，提升贫困地区自身造血功能。其次，通过平等、互助、博爱、共享公益理念的宣传普及，营造有利于公益互助类组织发展的氛围。结合村民对互助组织的实际需求，发现热心公益的产业大户和地方精英，培育村民领袖和村民骨干，再通过支持村民骨干孵化本土公益互助服务组织。引导村民在参与互助服务过程中提升他们的地方认同感和村民间的凝聚力，培养新时代的乡土人才，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角，培育社区资本，帮助社区更好适应外在风险和冲击。

（四）繁荣乡村文化产业，提升贫困地区文化韧性
韧性治理下的社区建设认为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是韧性社区建设的核心[21](p14)。也就是说，韧性社区建设不仅要考虑物质空间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显性因素，更注重社区资本、居民凝聚力、信任度等隐性因素对韧性社区建设的深远意义。基于此，提升贫困地区社区韧性水平不仅要在物质层面的韧性建设上下功夫，还可以以民俗文化为抓手，增进居民对农村社区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共识，培育乡村共同体，从而提升贫困地区的文化韧性。首先，重塑传统民俗文化，构建良性乡村文化生态空间。在经济发展需求刺激下，社会流动加剧，农村剩余人口大规模外出，导致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空心化”的趋势，伴随而来的是村民组织涣散、社区认同感下降以及乡村文化衰落的出现。如何通过文化治理来达成社会协作显得日益重要。因此，各地基层政府以及社会组织要坚持创新思维，通过农村服务中心建设、广场文化、传统习俗活动的开展，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引导群众弘扬公序良俗，培育文明乡风。其次，开发农村民俗文化资源，推动民俗文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在重塑民俗文化的同时，还要盘活农村民俗文化资源，打造民俗文化精品，探索民俗文化与科技、旅游、互联网之间的有机结合，把它转化为独特的文化生产力。通过以上措施，提升贫困地区文化韧性，发挥文化对乡村振兴的支撑作用。

五、结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如何在贫困地区脱贫摘帽后做好乡村振兴工作，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显得尤为重要。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以贫困治理为前提，从而间接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贫困治理的根本目标。韧性治理将韧性建构与农村社区长期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为中国当前贫困治理机制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提升贫困地区风险应对能力，创新吸纳资源，改善社会生态脆弱性指明了方向。韧性治理视域下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需要探索整合性的、面向风险治理的实践路径，需要在经济韧性、环境韧性、社会韧性以及文化韧性上下功夫，通过产业内涵发展、精细化生态治理、多元属地社会组织培育、繁荣乡村文化产业等举措，提升和激发乡村主体内生活力，增强贫困地区面对复杂治理环境及自然和市场风险时，能保持定力和韧性，从容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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